世界歷史沉思錄 · 第六章　世界歷史上的幸運和不幸

我們習慣於把生活中發生的一切用幸運和不幸兩個概念來加以區分，並且想當然地把這種劃分法強加到以往的時代上。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當我們評價與自己相關的人或事的時候，我們的年齡以及閱歷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只有到了生命的暮年時，我們才能夠對所接觸過的人和經歷過的事做出最終的判斷。此外，這個最終的判斷又依我們壽命的長短，即我們有生之年是四十還是五十歲，可能會截然不同。對我們來說，這個判斷性的結論只有一個主觀的而非客觀的真實性。相信每個人都一定有過這樣的經驗，他早年的願望過了若干年以後在他自己看來顯得多麼愚蠢。 儘管如此，人們在歷史的長河中一直對世界歷史中的事件以幸運和不幸的標準來進行評判；相比之下，現代的人們更願意使用這種評價方式。 當然，這種做法很久以前就已經存在，比如在《布希萊阿斯的輪唱曲》（Skolion des Hybreas）中，作者對那個以親民的方式行使統治權的階層表示了讚許；馬基雅維利（Macchiavelli）歌頌了1298年〔1〕，其目的無非是把這一年與隨之而來的突變進行對照。出於類似的目的，朱斯廷格（Justinger）以同樣的方式描寫了1350年前後伯爾尼的局勢。上面舉的兩個例子都有地域的局限性，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一些人的所謂的幸運是建立在另一些人的苦難之上，因此可以說，這種結論至少是幼稚的，而且也不是基於對整個世界歷史的考察角度。 我們習慣於用如下的口氣下結論： 希臘人戰勝波斯人，以及羅馬戰勝迦太基是幸運的事。 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敗給斯巴達是一場不幸。 不幸的是，愷撒沒有來得及在一定程度上鞏固羅馬帝國之前就被人謀殺。 不幸的是，在民族遷徙中，數不清的人類精神的高級創造物被毀壞。 幸運的是，在上述一系列的遷徙過程中，新的、健康的民族為人類注入了生命力。 幸運的是，歐洲在公元8世紀沒有完全被伊斯蘭教征服。 不幸的是，德國皇帝在與教皇較量的過程中敗北，以至於教會此後得以掌握如此令人可怕的權力。 不幸的是，宗教改革只波及到半個歐洲，並且新教而後又分裂為兩個教派。 幸運的是，西班牙以及後來的路易十四妄圖稱霸世界的計劃未能得逞。 毋庸置疑，越是接近現代，人們對以往的人和事做出的評判就變得越發多樣化。其實，這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因為，一旦有條件縱觀一個比較長的歷史時期，人們就能夠對事情的前因後果有更加詳細的了解，從而做出相對恰當的結論。 我們認為某個時代的人或者某個國家的人民幸運，其實，這可能是我們視覺上的一種錯誤。我們把這種幸運借用人生的青春時期，用春天以及日出等圖像來加以比喻和形容。這就好比我們想像自己處在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一個舒適的居室，好比看到傍晚時分遙遠的小屋煙筒中冒出炊煙的時候，我們就聯想到小屋的主人所享受的天倫之樂。 我們有時把整個時代看做是幸運的或者不幸的。屬於幸運的就是那些所謂人類歷史上的鼎盛時期，最好的例子當然是伯里克利時期，因為在這個時代，雅典無論在國家、社會、藝術、詩歌等方面都獲得了整個古典時代最高的成就。其他一些例子，如一個賢明的皇帝統治時期，未能得到人們普遍的承認，因為把它們看做是人類歷史上的頂峰時期未免有些片面。不過，雷南仍然認為1815年到1848年之間的三十多年是法國甚至整個人類經歷的最美好的年月。〔2〕 在某些時代，社會遭受了巨大的破壞。這樣的時代被看做是人類特別不幸的年月，而且當時的戰勝者們所感受到的喜悅通常不被考慮進去（這樣做是理所當然的）。 對以往的人和事作如此這般的評價是近來的事，只有在最近興起的歷史研究中才成為可能。在古典時代，人們相信在遠古時期存在過一個黃金時代，此後便江河日下。赫西奧德用灰暗的色彩描畫了他所處的那個鐵器時代（das eiserne Zeitalter）。目前，有一種肯定當代和未來的理論十分時髦，它認為時光越來越好（所謂的進步）。有關史前的考古發現說明，歷史之前的人們在渾渾噩噩之中，懷著動物特有的恐懼心理過著野蠻人的生活。對某一個民族來說，歷史上的一些年月相當於它的青春，但是對整個人類來說，到那個年月為止，時光已經流了許多且許久。 那麼，究竟是誰有責任或者有權利給已往的人和事下一個斷言呢？ 我們現在所持的許多觀點，其形成基礎有兩個：一個是文藝復興時期人們的願望和推斷，另一個則是那些被無數人反覆閱讀過的歷史學家的言論，其中有些是有據可查，而有些則是那些讀者的創造。 人們並非無所目的地傳播這類觀點。在大眾媒體中，他們把這類觀點用作贊成或者反對當代某些思潮的證據。它們實際上屬於輿論中迂腐的那一部分，並且很清楚地打上了相關時代的烙印（經常顯得很激烈和粗俗）。這些觀點無疑是阻礙我們真正認識世界歷史的死敵。 現在，讓我們具體地分析此類錯誤觀點的來龍去脈。 首先，有些錯誤觀點產生的原因是人們缺乏耐心。當我們現有的知識或者我們所下的工夫還不足以對過去某個時代做出一個評價的時候，如果寫歷史的人和讀歷史的人過久地因這個時代而絞盡腦汁，那麼他們就很容易因為不耐煩而下結論。我們有時希望歷史的流速快一些，比如我們寧願犧牲古代埃及第二十六王朝之前的某些朝代，以便讓開明的阿美西斯（Amasis）國王早一點登上舞台，並給埃及帶來進步。在米底（Medien）王國的歷史上，曾經先後有許多國王在位，但是對那些不太出名的國王我們無法耐下心來。我們有一種感覺，好像那個讓人充滿幻想的偉大的居魯士（Cyrus）已經在門口等候多時了。 總而言之，我們這些無知的人對那些能引起我們興趣的人和事有一種偏愛，而且還自以為這些是歷史上幸福的人和幸運的事，同時把那些無趣的人和事當做不幸的人和事。在那些遙遠的年代有許多美好的事情，只不過它們是我們超強想像力的結晶。 有時，我們感覺自己的觀點仿佛以從前的某一個說法為根據，而實際上，那只是我們進行回憶時過分倉促造成的。 我們同情以往為了更高的目標而長期作過鬥爭的某個時代、某個民族、某個黨派，某種信仰，我們覺得它們是不幸的。如今我們有這樣的傾向，即希望那些擁有不同思想的人不經過艱苦的鬥爭就能達到各自的目的，不僅如此，我們還把這樣的願望推廣到過去，希望從前的人也曾經擁有過這樣的好運。出於這個原因，我們同情古羅馬的平民和梭倫（Solon）之前的雅典人，因為他們曾經與貴族及其殘酷的債權進行了長達幾世紀的鬥爭。 只有經過長期不懈的鬥爭，勝利才成為可能，而且獲得勝利的人和事也才能有機會展示自身強烈的生命力和高貴的價值。 但是勝利的喜悅又是何等短暫，我們又多麼容易丟棄一個老朽的東西，卻死守住一個同樣老朽的東西不放！隨著民主獲得勝利，雅典在政治上陷入軟弱無能的狀態；羅馬得以征服義大利，並且直至世界，而代價是被征服民族不可名狀的苦難以及自己內部嚴重的腐敗。 見識了以往的宗教戰爭以後，很多人覺得那些鬥爭其實都可以免掉。令人氣憤的是，真理只能藉助外力才能站住腳，而一旦這個外力不夠強大的時候，它只能遭受被壓制的厄運。不可避免的是，在長期的鬥爭過程中，真理也會失去它內部的純潔性和莊嚴性，因為代表和擁護這個真理的人們所持的目標有其時間性。宗教改革運動得以在世俗的政治領域站住腳跟，而運動的支持者試圖以物質的形式與極端追求物質利益的敵人作鬥爭，為此，他們不得不讓各國政府充當代理人。殊不知，這些掌握世俗權力的人所關心的是教會的財產，而不是宗教事務。我們不能不說這種結局是一場悲劇。 至於從宗教爭端中生成的新的生命，它只有藉助鬥爭，而且不僅僅是口誅筆伐，才能成為全面的和充滿生機的生命；只有鬥爭才有可能讓雙方都保持清醒的頭腦。在世界歷史的各個時期和所有的問題上，只有通過鬥爭，相關的人才有可能清楚自己究竟要達到什麼目的，究竟能夠達到什麼目的。 首先，天主教經過鬥爭重新成為一種宗教，可以說它經歷了一場正本清源的洗禮。接著，人們的精神從許多方面得到了喚醒，宗教矛盾滲透到國家生活和文化中間，並且與它們構成了各種聯繫和對立。最終，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類精神也變得空前地豐富。假如一味地強調對新的宗教無條件地順服，那麼這些變化就不會出現。 我們接下來談如何從文化的角度進行評價。問題在於，人們以現今教育的普及程度、文化的大眾化程度以及生活的舒適程度來衡量以往民族的幸福程度和倫理道德水準。以往的民族哪個也不可能達到這樣的標準，如此苛求的人只好懷著極其或者些微的同情把他們打發掉。有那麼一陣子，「現代」這個詞成了進步的同義詞，人們非常可笑地表現出一種狂妄，好像這種前進步伐正在邁向人類精神的完滿，甚至人類倫理道德的完善。在評價這個所謂進步的時候，人們的安全感理應成為衡量一個社會的標尺，這個問題我們在下面還要詳細談到。如果沒有安全感，以及上面提到的文化，那麼我們的生活就無異於成了空中樓閣。從前的人過著純樸的和富有生氣的生活，他們尚保持了本種族體質上的高貴之處，並且共同對抗外敵。我們沒有理由不把他們的這種生存狀態稱為文化，何況他們的感情達到了更加純真的境界。說實話，人的精神很早就已經達到了完備的狀態！至於探尋人類道德的進步，我們可以把這項任務交給巴克爾。巴克爾很天真地道出了他的驚訝，說他沒能發現道德進步的跡象，不過，道德的進步所涉及的實際上是每個人的生活，而不是整個時代。即使在久遠的古代就已經有一個人為了另一個人而獻身的情況，從那以後，我們人類又取得了什麼進步呢？ 作為對以上內容的總結，下面我們將要談到人們在對以往的人和事進行評價時的口味問題。正因為人們在評論過去的時候講究特定的口味，所以他們一般把這樣的時代及其民族視為幸福，即那些強烈地展現某些特定因素的時代以及與其相關的民族，而這些特定的因素恰好是那些進行評論的人們看來最為珍貴的。一般來說，情感、想像力或者理智構成了人們生活中的主導因素，因此，以下的時代及其民族都有可能被冠以幸福的桂冠：占人口多數的人非常嚴肅地進行超驗性的活動的時代及其民族；藝術和詩歌占主導地位，並且許多人有時間和機會進行腦力勞動的時代及其民族；儘可能多的人收入豐厚，而且人們孜孜不倦地從事本職工作的時代及其民族。 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證明上述三個判斷都非常片面，它們都未能考慮當時生活的各個方面。此外，對於做出上述判斷的人說來，假如真的讓他們到他們認為幸福的那個時代去生活，他們會馬上發覺太多的不如意。 還有一些評價是出於政治方面的同情而做出的。有的人只是把歷史上共和制的那段時間看做是幸福的，而有的人只把君主制那段時間視為幸福；有的人認為只有出現激烈運動的那個時段才是幸福的，而有的人則把平靜的年月看做是幸福。作為典型的例子，我們很容易聯想到吉本（Gibbon）如何把一個好皇帝統治的年代視為人類最幸福的時段。 顯而易見，這些評價相互矛盾和牴觸。當人們從自己的信仰出發對以往的時代是否幸福進行衡量的時候，類似上面所說的針鋒相對的局面便會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從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人們在對歷史上的人和事進行評價的時候很注重安全問題，當涉及到文化的情況下尤其為甚。在強調安全感的情況下，所有的幸福需要三個前提條件。首先，要把個人的意志置於受警察保護的法制之下；其次，要根據具有客觀性的法律條款來處理所有的財產問題；再次，要盡最大可能地保證人們的收入和交易。我們現在的倫理道德其實主要建立在這種安全感上面，有了這個普遍的安全感，個人就不必為了自己的房子和財物而煩惱，至少從道理上可以這樣講。有些事情政府都做不到，但是保險公司卻能辦得到，那就是通過每年花上一些錢來把可能的不幸賣掉。當人們的生存狀態很理想或者他們的養老金很可觀的時候，一旦他們不參加保險，他們甚至會招來眾人的譴責。 在過去的許多時代里，上面所講到的安全根本無法保證。假如把這個安全問題忽略不計，那些時代會讓自己的光輝永遠四射，並且在人類歷史上一直占據一個極高的地位。 不僅在荷馬所描寫的那個時代，而且在荷馬所生活的時代，攔路打劫也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人們可以禮貌地且毫無顧忌地向陌生人諮詢有關搶劫的要領。那時候，出於自願的殺手和被逼無奈的殺人犯隨處可見，而且他們在國王們那裡成為座上客，甚至奧德修斯（Odysseus）在他虛構的人生經歷中也加進一個謀殺的情節。此外，那個時候的習俗多麼簡單，又多麼高貴啊！那時候，史詩是許多歌手的共同財富，他們隨處走隨處唱的歌謠成了整個民族可以毫不費力地享受到的樂趣，而且這些人永遠是人們羨慕的對象，因為他們擁有無窮的創作熱情，還有各種各樣的感受、超常的力量和可貴的天真。我們只需想一想瑙西凱厄（Nausikaa，荷馬史詩《奧德賽》中一個公主，曾幫助遭遇船難的奧德修斯——譯註）就可以了。 對於我們今天已經習慣於過安靜和謹慎的生活的市民來說，他們恐怕沒有一個願意生活在伯里克利掌權時期的雅典，生活在那個躁動不安的狀態之中；即使他們不屬於占人口多數的奴隸階層，也不是某個阿提卡同盟國的公民，而是自由的和擁有完全公民權的雅典市民，他們也會覺得死一般的不幸。在雅典，個人要對國家承擔各種義務。為了保證每個人完成他的義務，國家習慣性地採用搶劫和法庭審判等手段，而且雇用那些善於蠱惑人心的小人和告密者。儘管如此，當時的雅典人一定以為他們的生存狀態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好和更有安全保障。 現在很時興根據偉大這個標準來對歷史進行評價。〔3〕不可否認，占主導地位的民族和個人手中掌握了迅速膨脹和高度發展了的權力，但是，這種權力是以無數人受難為代價的。人們只知道盡力地把一個統治者以及他周圍人的身價抬高〔4〕，往他們身上貼各種偉大、寬容的標籤，其結果是，後來的人們真的以為那些偉大和寬容的美名是他用行動換取的。人們甚至還假定，一個民族即使看一眼屬於自己的天才，他們也會從他身上得到祝願和祝福。 至於上述那些數量巨大的受苦受難的人，人們會泰然處之，認為這只是暫時的不幸。這些人還以這樣的事實當做自己的藉口，即持久的和給人帶來好運的局面都是經過可怕的鬥爭以後才逐漸形成。通常說來，那些對歷史作評價的人都是上面所說的那種局面產生以後才出生的，並且生長在那種局面之中，所以，他們下結論時當然會持寬容的態度。 最後，我們還應當讓筆鋒觸及到所有的人在對歷史人物和事件作評論時都不能避免的問題，即每個人的結論裡面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一個因素，那就是自私！一些人下結論時說「我們認為」，而另一些持相反觀點的人也以「我們」來標榜自己。如果說得絕對一點，這種評價方式等於給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機會，就如同從事不同種植活動的農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讓上天降雨，或者讓它送來陽光。 我們在內心深處無比自私，而這種自私又極端可笑。我們首先把那些與我們自己有點兒相似的人視為幸福；那些與我們現在舒適的生存條件有關聯的力量和人則值得稱讚。 似乎整個世界以及世界歷史都是為了我們的緣故才存在。每個人都以為他所處的時代實現了人類長久以來的願望，他不願意承認他的時代不過是時間長河中轉瞬即逝的一個波浪而已。假如他有理由認為他基本實現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那麼他看重自己所處時代的態度不言而喻；假如他希望他所處的時代有所變化，那麼他就會相信這種變化不久會出現，而且他還能為此做些貢獻。 包括我們在內的每個人，他不僅是為了他所處那個時代的緣故而生存，他的存在也是為了整個過去和整個未來。 就這個巨大的和嚴肅的整體而言，某個民族、時代或者個人對永久的或者暫時的幸福和舒適的要求都顯得不足掛齒，因為所有人的生命構成了一個整體。這個整體在時間和地域上會出現一些波動，當波及到我們人類虛弱的器官的時候，我們的器官就把這些波動感受為上升和衰弱、裨益和危害，而事實上，這些波動都屬於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我們應當想辦法把「幸福」這個表達法從人類生活中剝離出去，然後用另外一個表達法加以替換，而「不幸」這個表達法則應當繼續使用，其原因我們將在下面進行說明。自然界的歷史告訴我們，要想生存就不能避免令人心驚膽跳的鬥爭，而這種鬥爭也延伸到了人類的生活和歷史中。 「幸福」這個詞已經遭受了玷污，由於人們的濫用，它已經變得模稜兩可。假如讓整個世界所有的人對幸福這個詞的定義問題進行投票表決，其結果會是什麼呢？ 首先，只有童話才把永遠不變的狀態當做一種幸福。在孩童天真無邪的觀念里，幸福就是永遠享受（在奧林匹斯山和極樂鄉那裡才有的）節日的歡快氣氛。不過話說回來，童話也並非自始至終把同一種狀態看做是幸福：當那個邪惡的魔術師倒地而死，那些可惡的女妖受到了懲罰，而且當阿卜杜拉（Abdallah）和法蒂姆（Fatime）這一對國王和王后在王位上幸福地生活到一百歲的時候，童話想像的翅膀離開了這對幸運的夫妻，並且把我們的興趣引向其他幸福的夫妻身上，比如哈桑（Hassan）和蘇雷卡（Suleika）或者雷娜（Leila）。這樣說來，《奧德賽》的結尾顯得真實多了，因為主人公所經歷的艱難險阻一個接著一個，他似乎面臨著沒有盡頭的考驗。 把幸福與特定的持續存在的狀態密切聯繫在一起，這種做法本身就有問題。我們必須說，保持一種狀態就意味著僵硬直至死亡；生命只能孕育在運動過程中，不管這種運動有多麼痛苦。當然，原始的或者自然的狀態除外，因為在歷史開始的那段時間裡，這一天與另一天，這個世紀與下一個世紀之間沒有多少差別。尤其是把幸福當做一種實實在在感覺的觀點值得質疑，幸福只不過是疼痛暫時缺席的結果，我們頂多可以把幸福與輕微的成長的感受聯繫起來。 無疑，有些民族靜止不前，他們幾百年保持同一個整體的形象。在外人看來，他們好像對自己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滿足。這種情況多數是專制所導致的。一般說來，剛剛（可能費盡了周折以後）建立起來的政權和社會不得不抵制反對勢力捲土重來，而且為了保護自身可能會不擇手段。在這個過程中，專制的形成是再自然不過的了。對第一代來說，這種生存環境無疑是不幸的，而第二代則生長在這個先決條件之下，不久之後，他們便把他們無法或者不想改變的狀態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直至把它當做一種幸福加以歌頌。當西班牙人在物質上極端貧窮的時候，他們只要想到卡斯蒂利亞這個崇高的名字，他們就禁不住激情滿懷。很多人意識不到，來自政府以及宗教審判的壓力根本未能讓民眾的內心屈從，西班牙最偉大的藝術家和詩人也是這個時期誕生的。 如此穩定不變的民族和靜止不動的時間，其存在的意義可能在於把先前時代的精神和物質財富加以保護，然後把它們完好地作為發酵劑傳給未來。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們的靜止並不是絕對的、致死的，而是可以比作能夠驅除疲勞和養精蓄銳的睡眠。 有些時代、民族和個人則截然相反，他們需要時不時地把他們的力量，甚至他們全部的力量，通過劇烈的運動釋放出去。這些劇烈運動的作用是把舊的毀壞，為新的開闢道路。在這些劇烈的運動中，他們除了偶爾感受到短暫的勝利的喜悅之外，他們甚至享受不到任何幸福，更不要說長久的幸福，因為那些勝利本身就是暫時的。他們層出不窮的力量的源泉在於永遠不滿足，他們新邁出的步子還沒有站穩，就已經迫不及待地想邁出下一步。 不管他們這種努力的結果有多麼重要，不管這些結果的歷史意義有多麼重大，實際上並且從時間上講，它總是披著人類最深不可測的自私這件外衣登場，那就是把自己的意願強加在別人身上，把自己的滿足建立在別人的順服上面，不僅如此，因為不可能贏得對方真正的順從和尊重，它會採用任何形式的暴力。〔5〕 無法否認的是，暴力這個邪惡的東西，即強者把自己的意願強加在弱者身上的權利，構成了世界歷史上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在原始的生存競爭中就已經形成，它充斥了整個自然，包括動物世界和植物世界，而且擴散到人類世界，其表現形式是謀殺和搶劫，排斥、滅絕或者奴役弱小的種族，抑或同一個種族內相對弱小的民族，排斥、滅絕或者奴役同一個國家和民族內相對弱的社會階層。〔6〕 比別人更強還遠遠不等於比別人更好（Der Starkere ist als solcher noch lange nicht der Bessere）。在植物世界裡，我們也經常可以看到品種差卻對周圍不管不顧的植物得以廣泛傳播。在人類歷史中，高貴的往往由於在數量上占少數而居下風，這種例子簡直舉不勝舉。但是，當一個比較低級的文化占上風，並且因為自己占絕對多數而肆無忌憚地使用各種權利的時候，情況就特別危險。那些被戰勝的民族或者國家更高貴、更優秀；而對那些勝利者來說，他們雖然只是受統治欲望驅使，但是卻促成一個新的未來。問題是，這些勝利者對即將來臨的未來絲毫沒有概念。在這種時候，只有讓國家免受一般道德準則的約束，而把個人置於這些道德準則的約束，那個逐漸逼近的未來才可能有一線希望。 羅馬帝國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一個最好的例子。薩莫奈戰爭結束以後不久，羅馬人就以最令人恐怖的手段開始征服東方和西方，並且以血流成河的代價完成了擴張活動。另外，從根本上講，薩莫奈戰爭是羅馬貴族與平面之間的鬥爭。 至少對我們來說，我們在羅馬帝國擴張活動中似乎能辨認出世界歷史潮流涌動的目的，那就是創造一個共同的世界文化，並且藉助這個文化讓一個新的世界性的宗教傳播開來。後來，這兩個元素傳給了捲入民族遷徙中的野蠻的日耳曼人，並且最終成為新的歐洲的黏合劑。 從一件以邪惡的目的開始的事情中能夠產生出好的結果，一件不幸的事情能夠轉變成一種幸運，但是我們絕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這種邪惡和不幸在開始的時候與其他邪惡和不幸的東西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所有付諸行動的暴力都是邪惡的，是一種不幸，或者最起碼是一個危險的例子。（Jede gelungene Gewalttat war bose und ein Ungluck und allermindestens ein gefahrliches Beispiel.）一旦暴力掌握了權力，那些掌權的人就會想方設法把原先純粹的權力轉變成秩序和法制，他們可以運用手中的權力治理暴力橫行的狀態。〔7〕 同樣不能否認，有些邪惡的政權以其邪惡的方式在這個世界統治很長時間，這樣的例子絕不僅僅是法蒂瑪王朝和暗殺十字軍成員的穆斯林秘密團體。按照基督教的說法，這個世界上有權勢的人就是撒旦。照此說來，最嚴重地違背基督教教義的事情莫過於把德行和權力嫁接在一起，莫過於許諾俗世的人們來自上帝的物質的獎勵，就像早期教會的作者們把上帝的祝福獻給基督教皇帝們一樣。但是，當邪惡的人掌握統治權的時候，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不得忽視，那就是說，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會出現無私和善良的人。假如善良的人不斷地得到獎勵，而邪惡的人不斷地遭到懲罰，最終導致那些邪惡的人抱著不可告人的目的假裝善良，其後果不可想像，因為，那些邪惡的人仍然是邪惡的人，他們在內心裡仍在策劃著邪惡的念頭。如果真的出現這樣的情況，人們可能不得不祈求上天，允許個別邪惡的人在人世逍遙法外，只是為了讓他們把自己的本性暴露給世人。其實，這個世界上虛假的東西太多太多。 現在，讓我們試著給世界歷史上出現過的最該受到控訴的事件尋找一些能夠聊以自慰的理由吧。 首先，並非每一次的破壞行動都促成了新的生命。正如毀壞珍貴的植物可能會導致一塊土地永遠成為荒漠一樣，有些備受蹂躪的民族確實再也沒有復甦過來。我們好像無法否認，有些力量只具備毀壞的性質，在它的鐵蹄下任何花草都無法生存。亞洲似乎一直未能從兩次蒙古人的統治下所遭受的創傷中恢復過來。帖木兒造成的破壞尤為嚴重，他殘殺了無數生命，並且用石頭、石灰和人的軀體建造了高牆。帖木兒為了自己和自己民族的私慾而東征西戰，把世界夷為平地。人們至少從這個破壞者的身上清楚地看到，一個邪惡的人有時能夠發泄出多麼大的衝擊力。在受到如此破壞的國度里，人們永遠無法相信公正和善良。也許，帖木兒使得歐洲免遭奧士曼人的蹂躪。試想，如果歷史上沒有他，再加上巴扎澤特（Bajazeth）和胡斯信徒湧向德國和義大利，後果會是什麼樣子。說起來，後來的奧士曼人，包括民眾和統治者，他們著實讓歐洲膽戰心驚，但是絕對沒有達到巴扎澤特一世（Bajareth I）在安哥拉（Angora）附近的戰役之前所聚集的那種不可估量的勢力。〔8〕 如果我們聯想到古時候人民的絕望和哀號的總和該有多少，那麼我們就無法否認那個時代就已經充斥了慘絕人寰的行為。古代稱霸世界的君主國都是建立在無數人的苦痛之上。值得我們特別同情的包括這樣的民族，即那些為了保衛民族的自主性而抵抗波斯國王，但是在絕望的戰鬥中被打敗的民族，還有更早一些在抵抗亞述和米底國王的戰鬥中遭受失敗的民族。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時，他一路上碰到了無數孤零零的王宮遺址，它們其實都記錄了不同的民族（敘加尼人［Hyrkanier］、巴克特里亞人［Baktrier］、索格狄亞那人［Sogdianer］、格杜羅基人［Gedrosier］等）所進行的慘烈的戰鬥，只不過我們對細節一無所知。難道他們所作的鬥爭是徒勞無益的嗎？ 至於其他一些民族，由於我們對他們所作的最後的鬥爭以及他們的滅亡有所了解，我們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樣。這樣的例子有：呂底亞諸城市抗擊哈爾帕古斯（Harpagus）的戰鬥，迦太基、紐曼提亞和耶路撒冷抵抗提圖斯（Titus）的戰鬥。這些例子已經成為值得人們學習的典範，因為在上述例子裡，一個人為了集體的利益而竭盡全力，為了民族最珍貴的財富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可以說，他的不幸促成了整個人類的幸運，這種幸運雖然略帶苦澀，但是無比崇高。 假如有一天我們能夠發現那些描寫波斯帝國東部的民族如何滅亡的波斯楔形文字，即便它們怎樣充滿了戰勝者浮誇和毫無生氣的詞彙，我們也能夠從中窺見被征服的民族所進行的偉大鬥爭的痕跡。 我們恐怕無法安慰自己說，假如沒有亞述和波斯那種排山倒海似的征戰，亞歷山大大帝也許不可能把希臘文化的種子帶到亞洲腹地中去。不管怎麼說，希臘的影響並沒有超出美索不達米亞的範圍很多。我們一定要謹慎加謹慎，以免我們把自己的歷史觀點想當然地當做世界歷史必然的結局。 至於任何滅絕人寰的暴行，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說，因為我們不了解世界歷史發展的整個趨勢，我們不可能得知，假如一件事情——不管它有多麼駭人聽聞——不曾發生的話，那麼會發生其他什麼事情。唯一可以猜測的是，我們所熟悉的那個歷史長河中的浪頭就會被另外一個我們無法知道的浪頭所代替；也許，代替那個可惡的壓迫者的可能是一個更加可恨的傢伙。 不過需要強調的是，任何有權勢的人都不應當以為他可以用如下的話為自己開脫：「假如我們不幹這件事，別人也會做。」假如真的如此，那麼任何罪行都有它的理由。很多幹了罪惡勾當的人根本不認為有必要道歉，而是理直氣壯地說：「我們這樣做，其結果終究是好的。」 或許，就那些遭受厄運的民族或國家來說，假如他們真的長期存在了的話，可能後來就變得不值得我們的同情。一個很早在光榮的戰鬥中滅亡的民族，假如它沒有滅亡，它後來也並不一定會幸福，也不一定能夠創造出輝煌的文化，它也許會因其內部的邪惡而不久就開始墮落，並且還把鄰近的民族也牽扯進去。這好比一個英年早逝的人，人們以為他如果再活下去的話一定會更幸福，也會變得更偉大，但是誰又能斷然否認，他那時其實已經達到了人生的頂峰或者甚至已經在走下坡路。 另外一個讓人聊以自慰的原因來自那條頗為神秘的所謂補償原理。這個補償原理至少在一個方面得到了印證，即一場大流行病或者戰爭以後，人口就開始增多。似乎人類生命總量是固定的，一旦它受到了損失，那麼它總會通過其他什麼方式得到補償。〔9〕 我們不敢肯定，但好像也無法否認，15世紀的時候，世界文化在地中海東部地區出現類似退潮的現象。但是從總體上說，西歐各民族向海外進行的擴張在形式和內涵上可以被看做是上述退潮的補償，只是世界的重心從一個地方移到了另外一個地方。 在上面所列舉的前一個例子中，假如沒有出現大流行病或者戰爭的話，其他天災人禍也會奪取人們的生命，換句話說，一種形式的死亡代替了另一種形式的死亡；在後一個例子中，人類世界強大的整體力量用其新的生命彌補了在局部區域業已消亡的生命。 這裡所說的補償不是對痛苦的補償，也就是說，不是造成痛苦的人對受傷害者有所補償，而只是遭受損毀的人類繼續生存，而且其中心有所移動。我們也不能認為那些受害者的後代或者他們的其他親屬得到了補償。對於奄奄一息的羅馬帝國來說，當時風起雲湧的民族遷徙無異於一針強心劑。但是，羅馬帝國東部那一部分未受遷徙民族波及的土地後來屬於康尼努斯家族（Komnene）的勢力範圍。假如有人向12世紀的拜占庭人問起他們的感受，那麼他們一定會極為驕傲地大談特談羅馬如何在博斯普魯斯海峽旁邊得以延續，並且以極端蔑視的態度看待那個「獲得新生和新生力量的」西方；甚至現今處在土耳其人統治下的希臘斯拉夫人也不認為自己比西方人低下，當然也不比他們更不幸。總而言之，一旦有人讓他們發表意見，那麼他們就對任何復興的理念表示反對，因為這意味著他們自身的衰亡以及大批蠻族的入侵。 說起來，所謂補償原理在很多時候不過是喬裝打扮的單向美好願望的表現形式而已。我們現在並且將來也應當謹慎地使用這個概念，因為人們依靠它所能獲得的真正的安慰實在有限。另外，我們對歷史上的得與失也無法做出十分令人信服的判斷。出生和死亡是地球上所有生命體的普遍命運，但是，只要一個生命被暴力（按照我們的觀點）提前奪取了生存的權利，那麼這條生命是無可替代的，即便用另一條同樣鮮活的生命也無法替代。 上面提到的補償不能達到完滿效果的原因還在於，有些看上去鐵板釘釘的事情不斷地被拖延。一件偉大的、讓人滿懷希望的事情遲遲不能實現，好像將來的某個時間會讓它變得更加美滿。在三十年戰爭中，德國曾經有過兩次統一的絕好機會，但是德國人都與它們失之交臂。第一次是1629年，華倫斯泰（Wallenstein，三十年戰爭期間任神聖羅馬帝國軍隊統帥——譯註）差一點完成了統一大業；另一次是1631年，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f）差點完成了未能完成的大業。需要補充的是，不管上述二人中哪一個促成了統一，民族內部互相之間強烈的、無法克服的敵意卻無法消除。統一的德國的誕生就這樣被推遲了240年。只有時光流逝了這樣久以後，民族內部的那種敵意才失去了往日的危險性。在藝術方面，我們同樣可以說，假如教皇尼古拉五世（Papst Nikolaus V）建造了新的聖彼得教堂的話，它會遠不如布拉曼特和米開朗琪羅參與建造的老聖彼得教堂。 這種補償的差異性還表現在文化的一個分支被另外一個分支代替的時候。18世紀前半葉，詩歌幾乎處在荒漠之中，繪畫也沒有值得稱道的潮流，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音樂達到了它的巔峰。當然，這裡也有許多說不清楚的因素，我們不應當在詩歌、繪畫和音樂之間輕率地斷言孰重孰輕。不可爭辯的事實是，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不可能同時占有一切，另外，一些猶豫不定的力量經常被正處在鼎盛期的勢力所吸引。 如果說我們有理由譴責命運的殘酷，那無疑是因為高超的藝術品和優秀的詩作的失傳。就古代的智慧以及分別坐落於帕加馬（Pergamus）和亞歷山大的兩個圖書館而言，即使它們完好地保存下來，我們可能有一天也不得不丟棄它們，因為層出不窮的新知識已經讓人喘不過氣來。那些早逝的一流詩人讓我們不禁黯然神傷；有些歷史學家死於非命所導致的損失也無法挽回，因為人類思想重在其連續性，而現在卻變得殘缺不全。這種連續性是我們人類存在所關注的焦點，同時也為我們人類存在的重要性提供了一種超驗的證據。我們不知道，精神的相互聯繫是否存在於一個我們所不認識的器官之中，對此，我們無論如何也做不出任何設想，所以我們最好還是希望我們的潛意識能夠意識到這種聯繫的存在。 我們對那些早已滅亡的文明或國家有一種渴望，雖然這是一種無法得到滿足的渴望，但是不能說它一點價值也沒有。正是在這種渴望的作用下，許多古物的殘片得到拯救，並且通過科學家們不懈的努力得以拼接；對流傳下來的殘缺不全的藝術品的敬仰，對傳統中的殘肢斷臂進行不知疲倦的接合，其實這兩者的結晶構成了我們今天宗教的一部分。 在這一點上，我們內心值得敬仰的力量同那些令人敬仰的物體一樣至關重要。 也許，當時那些高超的藝術品也不得不湮滅，以便後來人能夠不受任何拘束地創造一種新的藝術。假如在15世紀的時候保存完好的古希臘雕塑和繪畫作品大量出土了的話，達·芬奇、米開朗琪羅、拉斐爾、提香、柯勒喬（Correggio）等人所創作出的那些傑作可能就無法出現，當然，他們可能以特殊的方式把那些從羅馬人那裡繼承的藝術理念和手法與來自古希臘的東西進行比較。18世紀中葉以後，人們充滿熱情地投身於創新哲學研究和古典研究的活動中，假如恰好在這個時候，那些失傳多時的古希臘抒情詩突然出現的話，這些抒情詩可能會讓德國詩苑裡正在盛開的花朵受到影響。當然，這種影響過後幾十年，也就是人們從起初的目瞪口呆恢復過來以後，那些保存下來的古老的東西不可避免地與新的進行一番比拼，而且新的東西終究會找到適合自己的路。但是對那些新的東西來說，它們開花的最佳時間已經過去，而且它們盛開的最大能力也已經一去不復返。令人欣慰的是，對於15世紀的藝術和18世紀的詩歌來說，從古典時期流傳下來的作品足以激起人們的創作靈感和熱情，但是還不足以使人窒息。 談到這個地方，我們應當做一個了結。不知不覺中，我們的話題從幸運和不幸的問題轉到人類精神永存的問題上。從我們討論的結果看，人類精神類似於一個人的生命。它在歷史中而且通過歷史得到人們的感知，並且逐漸地吸引那些善於思維的人們的注意力，讓這些人不斷地探索和追尋它，以至於幸運和不幸的概念越來越喪失其原來的重要性。「一切都有其成熟的時候。」（Reif sein ist Alles.）對於那些有能力的人來說，不管是出於自願還是出於無奈，他們的目標已經不是幸福，而是認知新事物。這種轉變並不是因為他們對別人的哀號無動於衷——其實我們很容易因別人受難而受到觸動，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不能百分之百地保持客觀的原因——而是因為我們認識到我們的願望的盲目性。換句話說，各個民族的願望和每個人的願望時常可以互換、可能相互牴觸或者互相抵消。 假如我們每個人都能夠放棄自己的個體性，並且能夠同時以平靜和不安的心情看待不久的未來的話，如同我們觀看自然界的景象，比如在陸地上觀察海上的風暴一樣的話，那麼我們就有可能非常充分地體驗人類精神歷史上最偉大的篇章。 不久的未來會是這樣一個時代： 那時，三十年戰爭（我們這些人成長的那段時期）中的那種迷惑人的和平已經一去不復返，一系列新的戰爭迫在眉睫； 那時，幾個擁有人類最偉大文化的民族在採取何種政治模式的問題上搖擺不定，或者正準備採用一個新的政治模式； 那時，隨著教育的普及和交通的便利，人們對痛苦的感受程度以及他們的急躁情緒變得更加強烈； 那時，各種運動此起彼伏，社會機構變得搖搖欲墜，此外還有許多堆積如山和久而未決的危機。 對於生活在不久的未來的人們來說，作為身臨其境的人，同時作為世俗的人，他們可能無法掌握和領會整個局勢，但是，他們至少可以著手追尋和認識人類的精神。這將是一出多麼令人神往的劇情啊。說起來，雖然人類精神到了那個時候會建造屬於自己的居所，但是它仍會盤旋在上面所列舉的所有現象上面，同時又與它們盤根錯節。不管是誰，只要他意識到了這樣的遠景，那麼他就會全然忘記諸如幸運和不幸之類的事情，並且把自己的畢生精力投入到認識上述現象的追求之中。 注釋 〔1〕馬基雅維利：《佛羅倫薩史》（Stor.Fior.），第二卷。 〔2〕雷南：《當代問題》（Questions contemporaines），第44頁。 〔3〕施羅澤爾（Schlazer）在對米太亞德（Miltiades，古代希臘名將，曾在馬拉松戰役大敗波斯軍隊，但是後來在征討帕羅斯島的軍事行動中失利，回到雅典後受到處罰——譯註）這樣的歷史人物進行描述的時候，簡直把他們當成了如同一個鄉村村長一樣的人物。 〔4〕普羅塔克：《關於亞歷山大的命運》（de fortuna Alexandri）。 〔5〕請比較本書第30頁以下。 〔6〕哈特曼：《潛意識中的哲學》，第341—343頁。 〔7〕請參閱本書第32頁。 〔8〕布克哈特的手稿中有這樣一句話：「我們或許可以推斷，亞洲對歐洲來說已經是過去時了。」在接下來的第144頁，布克哈特再次提醒讀者關注他這一句「驚人的句子」。 〔9〕特別值得提及的是那些恆定的統計數字、人口理論等等。（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第5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