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沉思錄 · 編後記

一 在布克哈特誕生的19世紀前半葉，歌德已是耄耋之年，黑格爾則已經不在人世。那時，歌德《西方和東方詩集》中的一句名言被認為道出了人生和人類社會的真諦： 假如一個人不知歷史長河流淌了三千年， 不能夠從中找出自己的解釋， 那麼他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白天與黑夜類似。 在歌德以前的一百年，人們根據《聖經》里有關人類先祖的記錄得出結論，自創世以來，世界歷史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相比之下，歌德所提出的了解人類歷史三千年的定額不算很多。鮑修哀（Bossuet）這位為法國王位繼承人撰寫全球通史的前輩，在其著作的正文旁邊做了一個注釋，寫明［公元前］4004為上帝造人的年份，並且附加道：假如運用其他計算方式的話，［公元前］4963將會是人類誕生的那一年。現在，情況已經大不一樣了。自然科學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獲得的成果對認識人類史前史也至關重要。布克哈特在蘇黎世擔任教職的第二年，也就是在1856年，人們在位於杜塞道夫（Dusseldorf）與埃爾勃菲爾德（Elberfeld）之間的尼安德特地方一個石灰石岩洞裡發現了一個人類祖先，即尼安德特人（Neandertaler）的頭蓋骨，他生活的時間距今已經十萬年之久。 編後記世界歷史沉思錄按照《聖經》的記述，上帝之國（指古代以色列人的國家——譯註）的擴大是貫穿世界歷史的最為重要的線條，與這個上帝之國平行的先後有埃及帝國、亞述—波斯帝國、馬其頓—希臘帝國和羅馬帝國。人們把現代的國家看做是羅馬帝國的後來者，如法國、德國和西班牙等。 與上述世界級的帝國以及戰爭史相反，伏爾泰提出了「文明」史的概念。法國大革命期間，人們引用了伏爾泰關於文明的想法。拿破崙建立的國家差一點成為人類文明中的又一個帝國，不過，不同的民族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拿破崙的世界級帝國。蘭克說：「民族是上帝思想的反映。」（Volker sind Gedanken Gottes.）蘭克在學術生涯中也確實身體力行這個觀點，他用畢生的精力撰寫了一系列的民族史。到了他生命的晚期，這些民族史綜合起來也只能勉強稱為一部「世界史」。 布克哈特終於打破了這一從人類起源開始，並且以統一的順序描述世界歷史的傳統。他很清楚，我們無法知道世界歷史的開頭。沒有誰像他那樣對人類三千年歷史有全面的了解，因此，他深知這三千年只不過是一條曲線當中的一小段，而這條曲線的源頭則被淹沒在無盡的宇宙之中。在一封寫給尼采（Nietzsche）的信中，布克哈特說：「我所講授的歷史從來不是人們通常充滿激情地稱之為『世界歷史』的東西。」布克哈特從來沒有使用過「世界歷史沉思錄」這個題目。它出自雅各布·奧利（Jacob Oeri）之手。不得不承認，正是這個題目幫助布克哈特的書走進了世界各地讀者的視野中。同樣不可否認，有關世界歷史的整體問題一直受人們的關注。布克哈特並沒有以尋常的形式回答這個問題，也就是說，他不是以神話的形式回答這個問題，他並沒有敘述有關世界起源和世界末日的神話、有關上帝之國的神話、有關民族精神的神話、有關由神授人以自由和人文的神話，以及有關進步的神話。在布克哈特看來，這種形式的歷史思維於事無補。他以世界歷史片斷的觀察者身份來回答有關世界歷史本質的老問題，這個片斷只是歌德所說的三千年歷史當中的小碎塊，但是正因為它是一個片斷，人們可以確確實實地認知它。他從眾多的碎塊中體會到了整體。他所採用的方法無異於先觀察橫切面，然後再端詳縱剖面。他從中找到的並不是一種統一的基本思想，而是多元的潛能。布克哈特的《世界歷史沉思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 二 1868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布克哈特在康斯坦茨（Konstanz）度過了為期4個星期的暑假，同時為他在大學講授的歷史課程草擬大綱，他稱這門課為《關於歷史學習》（Uber das Studium der Geschichte），也就是我們現在稱呼的《世界歷史沉思錄》。布克哈特準備在秋季的時候對大綱進行修改，並且到了冬天每次一個小時的講座正式開始的時候，他還要對講義進行再一次的修訂。現在出版的這本書即以後一次的修訂講義為基礎。除了1870年至1871年的冬季學期外，布克哈特曾經有兩次以報告的形式宣講過這份講稿。此外，關於「歷史上的偉人」一章曾經成為布克哈特三次公開講座的主題，這些講座於1871年11月在巴塞爾（Basel）博物館的大禮堂舉行；1871年11月7日，他在同一個地方就「世界歷史中的幸運和不幸」也作了一場報告。 以上一段引文選自雅各布·奧利為1905年夏季出版的《世界歷史沉思錄》第一版所寫的序言。奧利是古典語言學家，他為自己的叔叔出版這本書的時候，後者已經去世八年。事實上，奧利的上述描述經常被人轉述，不過其中有一處小錯誤需要更正。布克哈特曾經先後三次而不是兩次講授《世界歷史沉思錄》。他第三次開這門課的時間是1872年至1873年的冬季；當時的課程表、布克哈特親筆寫的學期報告以及奧利手中的布克哈特講義手稿都明了這一點。在為「對目前危機的起源和性質的補充說明」所加的附註中，有一段文字下標註的時間是1873年3月。布克哈特並沒有為了出版而附加上述額外的材料，因為他在世的時候從來沒有考慮過把講義公開發表，顯然，他所進行的加工是為了第三次講授這門課。 有關布克哈特的其他著作如《嚮導：義大利藝術品鑑賞導論》（Der Cicerone.Eine Anleitung zum Genuβder Kunstwerke Italiens）或者《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是怎樣成型和成熟的情況，我們現在了解的很多。與之相反，我們對布克哈特撰寫《世界歷史沉思錄》的詳情知之甚少。在由衷地感謝奧利的同時，我們不能忘記如下的事實，即在布克哈特編寫這部講義的那些年裡，奧利並非生活在他叔叔的身邊。奧利在巴塞爾開始古典語言的學習，然後在波恩（Bonn）畢業。獲得普魯士高級教師證書以後，奧利在西里西亞（Schlesien）的一個小城市任教職，直到1871年，他才應聘回到瑞士任教，不過不是在巴塞爾，而是在沙夫豪森（Schaffhausen）的一所市立中學。奧利在那裡成家立業。1882年，他終於返回他出生和成長的巴塞爾。他先是在一所高級中學講授古典語言，並且擔任州議會議員直到去世。在64年短暫的生涯當中，他除了教學工作以外仍然能夠余出時間和精力整理叔叔的手稿，並且把它們出版為《世界歷史沉思錄》和《希臘文化史》（Griechische Kulturgeschichte）兩部著作，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奇蹟。 值得驚嘆的是，布克哈特唯一一次提及《世界歷史沉思錄》的成稿，恰巧是在他寫給奧利的一封信中。當時他這位24歲的侄子正在普魯士的克羅伊茨堡（Creutzburg，即今天波蘭的克盧奇堡，Kluczbork）教書。在這封寫於1868年10月末的信中，布克哈特說：「在即將到來的冬季學期，除了講授1450年至1598年的歷史外，我還將開設每星期一個學時的類似歷史導論的課程，為此，我今年夏天在博登湖（Bodensee）畔編寫了大綱。」假如我們能夠找到哪怕是一封布克哈特在那次為期4個星期在康斯坦茨度過的暑假裡所寫的信，情況就會大不一樣了！在保存下來的布克哈特書信中，有20封寫於1868年，有10封來自1869年；但是，除了上面提到的給奧利的信中的那句話，再沒有任何一句話涉及《世界歷史沉思錄》的寫作過程。 並非在書信中，而是在後來的回憶中，布克哈特提到了那次在康斯坦茨度過的愜意的暑假以及他所體驗到的寫作樂趣。大概是在1890年與海因里希·沃夫林（Heinrich Wolfflin）進行的一次談話中，布克哈特補充說：「我經常是在晚上，在我結束白天的工作以後的時間裡獲得最好的念頭。」據說他還曾經說過大致如下的話：在短暫居住康斯坦茨期間，每天晚上工作結束以後，他會花費一個小時的時間去一家酒店，然後坐在能夠看見珊蒂（Santis）山的地方，端著半升裝的酒杯慢慢喝。這樣的事情只能發生在1868年的夏季。 不過，我們從布克哈特的信件里也可以對當時一些不同尋常的背景情況有所了解。在1868年新年的那一天，布克哈特以一種莊重的口吻說他「已經完全放棄了對藝術的研究，因為我的教職占用了我所有的精力」。這就是說，他可以用來撰寫著作的時間並不多。因此，他無法確定他「能否在1868這一年有半周的時間從巴塞爾逃出去」。兩個星期以後，他稱那一個學期為「我職業生涯中最辛勞的一個」。在那年夏天，他第一次講授了有關羅馬史的課。康斯坦茨這個城市的名字早在4月份的時候就已經提及，不過那是因為布克哈特建議他一個年輕的朋友寫一本有關康斯坦茨宗教會議的書。令人驚訝不已的是，從那個夏天，即布克哈特應當在博登湖度假的時間段里，沒有一封信存留下來。這段杳無音信的時間從4月20日一直持續到9月2日。布克哈特的個人生活好像完全停止，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著作上。 布克哈特的遺稿包括《世界歷史沉思錄》的三個稿本，每個文稿都用工整的筆跡寫在漂亮的對開本上。除了這三個稿本以外，我們還可以看到他年輕時用隨意的筆跡寫在20張四開本稿紙上的講義。這個講義是他33歲的時候，即1854年和1855年之交的冬天，為他最早開設的課程而編寫的。課程的名稱是《歷史學習導論》（Einleitung in das Studium der Geschichte）。講義只是在開頭幾頁比較詳細，它的開頭如下： 這門課與下面兩個方面沒有關係： 首先，這門課與歷史知識理論（Historik）毫不相干（換句話說，這門課不是以思辨的方式探討歷史的本質），更不是歷史編纂學（Historiographie）的入門課； 其次，這門課不可能成為歷史科學（historische Wissenschaften）的百科全書。 歷史知識理論和歷史編纂學都有其各自的輔助讀物，關於歷史知識理論，應當關注思辨者所持的不同的立場；關於歷史科學，既有大部頭的也有簡明扼要的書，既有專著也有文集。我們在課程中也要附帶地提到它們。 我們的目的是介紹研究歷史和考察歷史的方法，解決歷史學習初期的一些困難，給初學者指出一些方向，並且儘可能地了解史料。 歷史學習不僅僅是某個歷史學家的專利，相反， 1.每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有可能因職務和職業的緣故不得不以某種方式研究歷史或者考察歷史，簡言之，他必須了解他所處的那個地方的歷史。針對許多現實情況，我們只有到歷史那裡才可能找到解釋它們的鑰匙和它們發生的緣由； 2.現在，歷史以及歷史地看待世界和時間的觀念正在滲透到我們的整個教育之中。歷史研究是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它能夠客觀地看待過去以及當今的許多事情。歷史研究試圖充分認識過去所發生事情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即便在那些幾個世紀前極其有爭議的問題上也是如此，甚至在人類文化衰落以及蠻族入侵等事件中看到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這樣更客觀地看待問題的功勞（不屬於最新的哲學，而）應當歸結到我們最近看待一些世界性事件的角度，尤其是法國大革命，或者可以說，那些不屬於任何系統的思想家如赫爾德就已經開始用這樣的態度看待歷史。 在我們以上所引的這個四開本講義中，我們可以看出布克哈特後來的《世界歷史沉思錄》這部著作的影子。不過，雖然這部著作的一些內容已經依稀可見，但是它真正成為一部獨立的著作還要等17年，而且在完全不同的外界因素影響之下形成。從《世界歷史沉思錄》的原型所產生的1851年，到他連續幾次修改手稿的1868年和1869年之交，布克哈特完成了多部著作。《君士坦丁大帝時代》（Die Zeit Constantins des Groβen）於1853年完稿並出版。布克哈特從1853年春至1854年春到義大利遊歷，他終於有機會深入了解並密切接觸義大利。這次遊歷的成果就是那部「小而厚」的《嚮導：義大利藝術品鑑賞導論》。依靠這部書，布克哈特於1855年晚秋謀得了蘇黎世技術大學的教職。三年以後，他回到了巴塞爾，並獲得了世界歷史教授席位。不久，他的義大利之行的第二項成果也宣告瓜熟蒂落，它就是1860年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此外，布克哈特還撰寫了多篇探討文藝復興時期藝術的論文。到了1867年，這些論文至少在建築史角度已經成為一部書。它後來作為由弗朗茨·庫格勒（Franz Kugler）主編的《建築史》（Geschichte der Baukunst）叢書之一出版發行。此後，布克哈特決定忘掉其他的任務，對他有關世界歷史的講義進行全面的修改和潤色。此時，另一個計劃又出現在他的頭腦中，正如他在1868年10月24日的信中所說，他感受到了完成這個計劃的一種使命感：「我要把時間安排好，以便一步一步地把所有古羅馬和古希臘作家有關古典時期精神的論著加以通讀。」這實際上是對《希臘文化史》一書的最早構思。 不過話得說回來，這部書離它的終點還有很長的距離，因為布克哈特首先要對整個世界歷史的總的格局勾勒出一個概要。也就是說，他要開設每周4至5個小時的大課，以便讓學生對三千年的歷史，即所謂「世界歷史」的概貌有所了解；其次，他要讓學生對這段歷史的內部結構以及它的流程有一個概念。這門課開始時取名《歷史學習導論》，後來改名為《世界歷史沉思錄》。 三 在梅特涅（Metternich）掌握大權的時候，歐洲開始脫離原來比較幸運的力量平衡狀態，步入了富有帝國色彩的民族國家時代。聯起手來戰勝拿破崙以後，歐洲的當時幾大勢力建立了歐洲和平體系。關於這個體系內部的敵對關係，起初只有幾個知情人才有所了解。但是，在革命力量的壓力下，這個和平體系逐漸產生裂痕，其敵對關係也變得愈加明顯，並且最終導致了第一次席捲全歐洲的衝突——克里米亞戰爭。戰爭期間，布克哈特仍然帶著一絲年輕人氣盛的口氣在給愛瑪·布萊娜—科隆恩的信中寫道：「現在確實是一個富有詩意的時刻，不僅對您開朗的內心來說，我最尊敬的人，而是對整個世界都是如此。我們可以看到頂天立地的勇氣，可以與古代任何一場戰爭所表現的勇敢相媲美。這些英勇無畏的人服務於那些在外交上笨拙和一事無成的傢伙們，人們把這些傢伙加起來稱作勢力集團……說不準將來會有哪個詩人從這個角度把這場戰爭作一個總結。我們不能不說偉人為小人效勞，這無異於赫拉克勒斯（Herakles）為尤利西修斯（Eurystheus）服務。」 克里米亞戰爭本身只是震動了歐洲的邊緣，但是在以後的幾年裡，歐洲中心地區出現了敵對的兩極，而且緊張局勢日益加劇。伴隨著強烈的陣痛，並且藉助奧地利與法國之間在倫巴第地區的戰爭，義大利的民族君主制才得以問世。在19世紀前半葉，多瑙河邊的帝國都城雖然不能說統治整個歐洲，它至少操縱和監督歐洲。但是，鑒於義大利人所獲得的成功，法國人試圖在巴黎建立新的帝位，並以此贏得對歐洲的霸權。第三個帝位則建立在法蘭克福，它雖然未能在政治上得到實現，卻在人們察覺之前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德國的主要力量。在義大利和德國，小國一個接一個地死亡。歐洲的局勢發展得如此之快，沒有人知道能否對此予以制止。1864年的丹麥戰爭以及1866年的德國戰爭結束以後，即使目光最敏銳的觀察者也感到大惑不解，因為德法之間的戰爭一直沒有爆發，以至於他甚至開始懷疑戰爭會來臨的可能性。面對這種事態，沒有人會預料1871年開始的和平能夠持續很久，更沒有人想到這段和平時期長得足以讓一代人死去，另一代人成長。1870年普法戰爭前夕，人人都意識到了一場急不可耐的權力鬥爭不可避免，他們同時也有一種預感，在爭奪非洲和亞洲的屬地的矛盾日益尖銳的情況下，美國即將登上世界政治舞台。 決定歐洲命運的眼前的力量和遠方的力量都清晰可見，如同在大晴天觀看景色一樣，而且顯得比此後40年期間的任何時候都更清楚。正是在這個時候，布克哈特決定把他對社會現實的真知灼見與他用50年的時間收集的關於以往的人和事的豐富知識結合起來，然後總結出有關世界歷史的最基本的理論，目的是為自己和聽眾在觀察當今世界和未來世界方面指點方向。 在他生命的晚期，布克哈特不止一次差一點放棄自己考察問題時的自由立場，而後投靠德國境內相互鬥爭的某一個派別。他在巴塞爾的講台上一直享受了這種自由，但是來自蒂賓根（Tubingen）、海德堡（Heidelberg）和卡爾斯魯厄（Karlsruhe）的聘書相繼到達他的手中。收到這些聘書的時候，布克哈特當然想不到若干年之後他還要收到一封邀請他接替蘭克教職的信。在這些早期的聘書里，德國人直接或者間接地暗示了布克哈特喜歡德國南部性格的事實。不過，這時的布克哈特對自己所持的態度非常自信，他不會受別人的影響而使得自己的視線模糊。「對那些圍繞在我們生命周圍的危險，我儘量不去想它們……我不相信，一個人可以通過死死地盯著看混亂的局面而變得更聰明和更善良。我所站立著的由五塊木板構成的講台起碼讓我做主，我既不需要宣講大德國也不需要宣講小德國，不需要一定講這個或者講那個，我可以用任何方式把我的觀點說出來。」 在《世界歷史沉思錄》這部著作中，中心思想和附屬思想，主建築和輔建築並存。我們能夠很容易地看出這本書的「導論」以及最後兩章「歷史上的偉人」和「世界歷史上的幸運和不幸」屬於側翼建築。「導論」的形成甚至可以追溯到1851年的書稿原型。這些篇章原來並不在講義的框架之內，而是作者在巴塞爾博物館的大禮堂針對特別關聯的問題所作的報告。這部著作的核心是中間的三章：「關於三個潛能」、「對六種相互制約關係的考察」、「歷史上的危機」。這三章具體形成的過程也充分證明了它們是該書的核心。三章之間有著緊密的邏輯上的關聯，關於這一點，布克哈特在書的第一頁有所暗示：「我們將以引言的形式闡述包含在我們所做的考察範圍內的內容。然後，我們將論述國家、宗教和文化這三個大潛能。接下來，我們將論述這三大潛能之間的相互影響……在此基礎上，我們將轉而考察整個世界進程中一些驟變的問題，即有關危機和革命的學說。」 不可否認，《世界歷史沉思錄》中的某些部分是臨時湊成的，它們其實是作者像念主禱文一樣應景而寫的東西，而不屬於一部經過長時間和系統的準備之後撰寫的著作。無論如何，關於三個大潛能的基本構想是經過了深思熟慮之後才形成的。有人曾經指出，布克哈特在1868年的夏天和秋天對這三章進行了深入的修改。在1868年夏天的那個有點像關鍵詞式的手稿中，布克哈特探討的問題比較多，好像想到哪裡寫到哪裡，比如其中有這樣一個標題——「對國家、法制、宗教、哲學、科學、詩歌和藝術的一種歷史的考察」。一直到了1868年和1869年冬季，除了夏季手稿中單獨論述的國家和宗教兩個大潛能以外，布克哈特的修改稿里只剩下了文化這個自成一體的第三個大潛能。當然，布克哈特做這些刪改也有格式方面的考慮，在某種意義上，作者把《世界歷史沉思錄》看做是自己的寵兒、一個秘密。他很想把它寫成一部擁有三個形象的、一部能夠在學術界起到復興作用的著作。同樣不可否認的是，這部書目前的結構有其內在的必要性。國家與宗教是蘭克這位大師畢生著作的最基本論題，而布克哈特則是前者的高足。在《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一書的第一頁，蘭克就觸及到國家與宗教之間的緊張關係，並且在他一生的著述中不斷地加以論述。布克哈特給蘭克的國家與宗教的二元構想中增添了文化這個第三大潛能，並且以畢生的精力研究它。在他看來，文化恰好相對於國家和宗教而形成一個整體。在《世界歷史沉思錄》中，布克哈特把文化與國家和宗教作為對照加以論述。他認為，文化是精神發展的總和，而這裡所說的精神是出於本能發生的，因而它不要求普遍的和強迫的認可。在他的上述著作里，布克哈特把文化看做是「對國家和宗教的批判」；在他看來，文化猶如「一塊表，它之所以向人透露時間，那是因為它無論在外形還是在內涵上都沒有辦法掩蓋時間」。有人曾經不無道理地指出，在貌似三元的大潛能後面，在不易看透的區域內藏匿著文化針對國家和宗教的二元性，而且文化與其他兩個潛能之間的對立具有強迫的性質。文化與國家和宗教之間的對立可以說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潛能與兩個穩定的潛能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自由與權力之間的矛盾。 如果我們做進一步的分析的話，那麼我們就能夠發現，布克哈特所嚮往的只是文化這個大潛能。在他所描繪的世界歷史圖畫上，唯有涉及自由的成分和以自發的形式盡最大能力、盡最大可能得到發展的那些地方才顯得光彩奪目，從這個意義上說，《世界歷史沉思錄》這個題目並非非常切題。其實，即使布克哈特沒有寫《世界歷史沉思錄》這本書，我們也知道，真正讓他心馳神往的是古希臘的城邦、中世紀義大利的城邦以及那些人類精神的創造物和藝術品，而不是亞洲的專制、那些新興的大國，也不是那些宗教創立者和教堂的建造者。文化吸引布克哈特的地方在於它可以自由自在地蓬勃發展。但是，布克哈特撰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在於，把文化受限制的要素以及它與國家和宗教這兩個大潛能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指出來。不可否認，作為評判者，布克哈特經常站到文化那一邊，好像只有文化才有資格享受他的明確表白。作為一個目光敏銳的學者，布克哈特在晚年的時候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另外兩個大潛能上面。在他看來，這兩個潛能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有強迫別人接受的特性，這也正是權力讓人不安和讓人感到窒息的地方。從某種意義上說，《世界歷史沉思錄》是贊成自由的一項聲明，這部書試圖竭盡全力認知權力這個東西，而在布克哈特撰寫這本書之前的若干年裡，人們經歷了許多與權力相關的驚心動魄的事件。以他最新的經驗判斷，最為重要的潛能掩藏在權力之中，而且未來的走向也會決定於此。布克哈特認為，認清權力的法則，認清它的力量所在，認清它的局限性，這幾項是當時最為迫在眉睫的任務，因為： 現在成問題的不是文化，而是存在本身。過了許多年以後，假如有人提出一些所謂改進的建議，那些當權者將會指給他們看人類曾經遭受的痛苦和損失，並以此作為回答。 國家將把文化嚴密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並且按照自己的口味對後者進行新的和全面的調整。說不定，後者可能還會主動詢問前者，以便弄清前者的意願是什麼。 首先需要嚴正地並且不厭其煩地向人們提出警告，勞作和賺錢不應當成為我們生活的主體。 將來，那些需要驚人的開銷的科學研究和交流，還有藝術創造活動可能要部分地停止，而那些得以倖免的，它們為了繼續存在而不得不加倍地努力。典型的生活模式就是：沒有用處就被廢除。 四 如果想寫有關《世界歷史沉思錄》這本書引起的反應、得到的評價以及對後世產生的影響，我們能夠極其輕鬆地找到可以寫成一本大部頭書的材料。下面只是有關這個話題的一些摘記。 一談到與《世界歷史沉思錄》相關的事情，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布克哈特一個年輕的同事。1870年和1871年之交的冬天，這位同事旁聽了布克哈特每周一小時的《關於歷史學習》這門課，他同時也聆聽了布克哈特所作的報告《歷史上的偉人》。這位同事就是帶著病從戰爭前線歸來的尼采。在大禮堂聽了布克哈特首場報告以後的第二天，尼採給他的朋友格爾斯道夫（Gersdorf）寫信，他在信中說：「昨天晚上對我來說是一次享受，我多麼希望你能夠分享。雅各布·布克哈特作了題為「歷史上的偉人」的演講，他確實把我們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說出來了。他是個看上去有些老，而且極其不同尋常的人。他雖然不歪曲事實，但是很喜歡隱瞞事實。他以很親密卻很隨意的口吻稱呼叔本華為『我們的哲學家』。我每周在他那裡聽一個小時的課——《關於歷史學習》。我相信，雖然聽課者達六十人之多，但只有我才能夠領會他深邃的思想，因為他的思路每當遇到令人憂慮的事情的時候便停頓或者轉彎。」 當時的尼采只有26歲。他的言辭里已經包含了此後他與布克哈特之間那種特殊友誼的所有成分，之所以說是特殊的友誼，那是因為它由敬仰、共同性、天真和誤會等成分奇怪地摻和而成。對尼采來說，他與布克哈特之間的關係成為他人生中一個傷感和沉重的篇章，而對布克哈特來說，他的餘生中根本就沒有尼采這一章。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不對等的。不過，這裡不是講述有關尼采與布克哈特之間的友誼的地方，雖然他們之間的友誼確實應當稱作友誼。我們每個人都知道尼採在精神錯亂時對布克哈特所說的最後一句話：「好吧，您是，你是我們偉大的，最偉大的老師。」（Nun sind Sie-bist du unser grosser，grosster Lehrer.） 有一個叫薩里思（Arnold von Salis）的人也聆聽了布克哈特於1870年和1871年之交的冬天所作的演講，並且給我們留下了非常珍貴的文獻。他不僅記錄了布克哈特的演講內容，而且又對記錄進行了仔細的加工。他的筆記在檔案館裡被貼上了「一個無名氏的書面記錄」的標籤。齊格勒（Ernst Ziegler）通過字跡比較證明這個記錄的書寫者不是別人，而是聽演講的時候才23歲的薩里思。薩里思來自布恩德（Bunden）的山區，因此是一個純粹的野孩子。雖然他的母親來自巴塞爾，但是他把義大利語看做是自己的母語。他在勃蓋爾（Bergell）長大，到巴塞爾上學之前，他主要接觸的還只是鷹和熊。同尼采一樣，薩里思不僅選修了布克哈特《關於歷史學習》這門課，而且也聆聽了他關於「歷史上的偉人」的三次講座。有一次去拜訪布克哈特的時候，薩里思講述了他是如何在大禮堂里費力地把筆記本放在膝蓋上作記錄的。布克哈特一直仔細傾聽，然後說：「真的嗎？您是這樣做的筆記嗎？那麼您現在把我的本子拿去吧！」說著，布克哈特從書架上取下自己的演講稿，把它交給了自己的學生。 薩里思的筆記從兩個方面值得重視。首先，他的筆記反映了布克哈特《世界歷史沉思錄》這部著作在1870年和1871年之交的冬天的進展情況。事實證明，布克哈特當時已經謄寫了這部著作，後來成書時包括的主要內容當時幾乎都有，只缺少1871年才加進去的「世界歷史上的幸運和不幸」一章。可以看出，在開設《關於歷史學習》這門課的那三年里，布克哈特已經完成了「世界歷史上的危機」一章。薩里思在他1871年3月22日的筆記結尾處寫道：「布克哈特教授講述了幾個大潛能之間持續不斷地相互影響的情況，然後，他把重點放在了世界歷史潮流中個人，即那些偉人們的作用。由於時間關係，他無法把課程結尾部分的內容按計劃結束，因此，他把這些內容分三次在博物館大禮堂里向公眾講述，講座的題目是『歷史上的偉人』。」 薩里思筆記的另外一個優點在於，他的措辭在許多地方能夠讓人很容易地聽出布克哈特的語音和語調。薩里思並沒有速記，但是他學會了如何把布克哈特特有的那種簡單明了的神奇風格表現出來。我們可以拿他筆記的一段話作為例子。關於1815年至1870年之間的歷史，薩里思作了如下的記錄： 英國將成為人類的楷模。可以自由地擁有地產，不受限制的工業以及信仰自由……人們可以無所不做……可以去挖煤，可以去煉鐵，機器投入到工業和交通。化學和物理得到長足的發展，還有棉花生意，大量資本的積攢以及向世界各個角落的擴張。甚至中國和日本也不得不打開門戶。這個趨勢能否繼續下去，其關鍵在於這個世紀末等待我們的是和平還是戰爭……60年代的形勢其實也曾經是這個樣子，但是，不可迴避的是，1870年爆發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戰爭。兩個強國相互比試自己最基本的力量，而文化則處在從屬地位，試圖幫助強化國家的力量……在這個過程中，人民被剝奪了他們的權利，他們只剩下了履行義務的選擇。如此這般，國家一夜之間成了文化的主宰者，文化學會了如何通過國家來展現自己的實力，所以也願意為後者服務。隨之而來的只能是進一步的和新的戰爭。國家與文化似乎成了一個整體，但是，這種聯合的動機只是為了達到眼前的目的。兩種宗教信仰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明確地站到國家和文化一邊。其結果是，國家再一次相信，它全面地利用宗教來實現自己目標的機會到來了。人們理想中的那個勝利也許有一天會來臨，誰能夠等到那一天，他真是有幸之至！ 關於戰爭本身，薩里思以簡單扼要的語言複述了布克哈特的想法。應當說，他又一次成功地轉達了布克哈特特有的思路。布克哈特引用了拉索克斯的一段話來作為結尾：「那些墮落的人即使在戰爭中也不會變成好人，就因為這一點，我們也不應當容忍理想主義變成戰爭的犧牲品。」 與尼采一樣，薩里思本人也曾在那個冬季學期開始前的幾個星期里經歷了那場戰爭，他在梅斯（Metz）和蓬塔穆松（Pont-à-Mousson）一帶的戰場上當救護員，因此親眼目睹了戰爭的一些真實面目。 從長遠的角度看，雅各布·奧利所作的艱苦的工作更為重要。他把布克哈特提綱挈領式的講稿改寫成連貫的文稿，《世界歷史沉思錄》迄今為止的所有版本都以他的文稿作為藍本。 在對布克哈特的講義進行編輯的時候，奧利並沒有很嚴格地修改他的文字。那個時候沒有人會想到這麼做，當時的人只是想閱讀布克哈特的報告，而奧利的功勞就在於，人們能夠很容易地讀懂那些講稿。對於我們更有啟發意義的是他所做的刪減，而不是他為了語法上的需要進行的小小的補充。那時，人們處在占據霸主地位的德國的高壓之下，奧利認為有必要對布克哈特文本的個別地方進行「稀釋」。他也許是為了避免惹惱柏林那邊持批評態度的人，也許是他好心地認為，他的尊敬的伯父有點過度悲觀地看待我們這個世界。舉一個例子，布克哈特的一大段文字被奧利刪掉了，多虧薩里思在他的筆記中仔細地把那一段話記錄下來：「一場大戰就要來臨……國家又可以把文化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心裡……文化此後的下落只有在接下來更多的戰爭中才能見分曉。」顯然，在付梓前的最後一刻，奧利把布克哈特的這一段話扔進了紙簍。在目前的版本里，被奧利刪掉的那一段話又被放回到了原處。 五 第一次看到《世界歷史沉思錄》這本書的時候，梅涅克（Friedrich Meinecke）已經出版了他早期的幾本書。作為斯特拉斯堡大學的歷史學教授，梅涅克當時44歲。他那時已經完成了描寫陸軍元帥波伊恩（Hermann von Boyen）的兩卷本專著，並且編寫了描述德國1795年至1815年間起義的專著。在他為《歷史雜誌》撰寫的評論布克哈特《世界歷史沉思錄》的文章中，人們感覺到他對布克哈特有點陌生和猶豫不決。梅涅克當時對德國以外的學界了解甚少，並且沉浸在威廉二世麾下的德意志帝國所帶給他的亢奮之中。但是他不得不承認，讀者可以在布克哈特的著作里領略到宏偉的歷史視野，而且能夠以不同尋常的方式親身體驗當今的世界。不過他補充道：「讀者會馬上發現，他的歷史觀點與其德國同行的觀點之間橫著一條鴻溝。」隨著文章內容的深入，梅涅克對布克哈特的態度也變得愈發肯定：「布克哈特關於文化的定義有其獨到之處，不同於由來已久的那種空洞的議論。即使所謂的現代文明，布克哈特也以相當悲觀的角度加以審視。」可以看出，梅涅克在內心深處與布克哈特持相同的觀點。在書評的末尾，梅涅克出其不意地用非常明快的語氣寫道：「我們在作者的每一種判斷和每一個觀點中都能夠體會到新鮮和直截了當的氣息，它們沒有學院派的呆板，不受條條框框的限制。面對激盪的時代潮流，他能夠保持自身的獨立；蘭克以後，我們再也沒有在任何德國歷史學家身上看到這種獨立性。」 貢多爾夫（Friedrich Gundolf）比梅涅克年輕16歲，而且不屬於蘭克學派。他對具有高度思想性的著作嗅覺特別靈敏。布克哈特的著作出版以後不久，他寫下了如下的評論：「《世界歷史沉思錄》是布克哈特著作中最具有個人風格的一部，不僅因為他在書中以對話的形式講述了世界歷史，對現實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而且還因為我們在這本書里能夠感覺到他的人格的氣息，因為這本書直接反映了他全部著作的最基本的音調，展現了他如何高超地掌握和運用文獻的手法。在這本書里，他在我們的眼前施展他的才能……」 貢多爾夫把蘭克、蒙森（Mommsen）和布克哈特三個人加以比較，他認為布克哈特最具「從藝術的角度領會現象」的能力。貢多爾夫在這裡使用了一個非常危險的字眼，因為他把布克哈特與藝術聯繫在一起，無疑是把布克哈特引入到那種極端重視從政治的角度寫歷史、而輕視從藝術和美學的角度寫歷史的評價體系，況且布克哈特的整個歷史觀遠遠超出了藝術史的範疇。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世界歷史沉思錄》這本書早已售罄。在德國，紙張本來有限，而且他們在其他方面更需要紙張，所以他們不可能重印這本在他們看來怪異的書。只有那些研究藝術史的專家學者們還會想起布克哈特，屬於這個圈子的韋爾夫林（Heinrich Wolfflin）先是在柏林，從1912年開始則是在慕尼黑精心地管理布克哈特的遺產。在1918年以前的那段黑暗的年月里，竟然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萊赫（Georg Leyh），這個後來為圖書館事業做出貢獻的年輕人，戰時是一個德國士兵。他曾經利用短暫的探親假把《世界歷史沉思錄》這本書抄寫下來，目的是此後在戰壕里能夠隨時閱讀它。 1918年，當德國人開始惶恐不安地詢問德國在政治和精神上遭受重挫的原因的時候，這本書釋放出了新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斯賓格勒（Spengler）的影響下，德國人把自己失敗的原因與文化衰落這個普遍的問題聯繫起來。關於這個問題，戰前的歷史研究顯然無法提供答案。為了滿足更大的讀者群的需要而第一次出版《世界歷史沉思錄》的袖珍版的時候，馬爾克思（Rudolf Marx）在後記里稱該書為「一本簡直不可思議的書」（ein ungeheures Buch）。里特爾（Gerhard Ritter）在骨子裡疏遠布克哈特，但是，當談及政治以及戰爭所擁有的那種魔鬼般的威力的時候，他對布克哈特作了如下的總結：「在德國處在自由民主氣氛的年代，雅各布·布克哈特是唯一透過理想主義的外衣審視這股魔鬼威力的人。他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那是因為他不僅固執而且強烈地把自己看做是德意志瑞士人（Deutschschweizer），從而能夠置身於德國民族主義運動之外。」 布克哈特晚年的兩個學生特羅格（Hans Trog）和馬爾科瓦特（Otto Markwart）分別為自己的老師編寫了傳記。在那兩本傳記里，《世界歷史沉思錄》並沒有占據重要位置。至於布克哈特在巴塞爾大學的兩個繼任者——巴赫托爾德（Hermann Bachtold）和迪爾（Emil Durr），他們二人均把《世界歷史沉思錄》當做各自研究的中心。兩個人雖然沒有能夠親耳聆聽布克哈特所講授的課程，但是他們充分地意識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那段特別的年月里，布克哈特在其著作里表述的見解擁有了往日無法比擬的輻射力。迪爾還領導了為出版布克哈特全集而作的前期準備工作。在1929年至1934年那段更大的災難即將來臨的非常年代，迪爾率領手下的人終於讓布克哈特全集面世。《世界歷史沉思錄》雖然包括在這套全集裡，但是它卻有一個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它的出版人是雅各布·奧利的兒子阿爾貝特·奧利（Albert Oeri）。他起初想對其父留下來的版本進行全面的校勘，但是，他那時已經被接連不斷的政治性事務纏身，他唯一的選擇是把父親的版本原封不動地重印。 此前，布克哈特大量的信件已經與讀者見面。布克哈特給埃利奧特（Max Alioth）寫的信於1913年結集出版；他寫給海澤（Paul Heyse）信於1916年出版；他寫給自己學生布萊納（Albert Brenner）的信於1918年出版；他給普利恩（Friedrich von Preen）寫的信於1922年得以出版。在上述信件中，布克哈特給普利恩的信尤為重要。20年代後期開始，在德國開始出現以文化衰落為主題的博士論文，其中有克呂格爾（Paul Wilhelm Kruger）的《布克哈特眼中的衰落問題》（Dekadenzproblem bei Jacob Burckhardt）、溫奈爾（Richard Winner）的《布克哈特的世界觀和歷史觀》（Weltanschauung und Geschichtsauffassung Jacob Burckhardts）、道伊布勒（Richard Dauble）的《論布克哈特歷史書寫中的政治本質》（Die politische Natur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Jacob Burckhardts）。在上述博士論文的撰寫者中，溫奈爾值得我們在這裡特別加以紀念。由於受研究布克哈特著作的影響，他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對政治不聞不問，但是畢業以後，他極力反對當局的高壓政策，終於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大約在1929年與1930年之交的時候，德國輿論界的一部分人已經開始轉向，他們對待布克哈特的調子有了明顯的變化。有人從布克哈特的《世界歷史沉思錄》以及他的一些信件中斷章取義，聲稱這些字句與納粹黨的觀念不謀而合。有人則企圖把布克哈特的論著作為證明自己正確性的論據。但是蓋過所有這一切的是乾脆拒絕和反對布克哈特本人及其著作的呼聲。在上面提到的博士論文中，道伊布勒譴責布克哈特與巴塞爾這個小國過從甚密。在他看來，布克哈特與巴塞爾之間這種特殊的關係使得他的思想中根本沒有外交活動這個概念。道伊布勒所不知道或者不願承認的是，促使布克哈特撰寫《世界歷史沉思錄》的主要因素不是他與巴塞爾之間的特殊關係，而是他對權力，特別是新興大國的體驗。隨著「缺乏外交體驗」這頂帽子被扣在布克哈特的頭上，納粹分子針對布克哈特的口誅筆伐宣告開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詆毀布克哈特的激進分子施特丁格（Christoph Steding）獲得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最後寫就了一本八百頁的厚書。他認為，俾斯麥苦心經營的德意志帝國之所以在上層建築層面上出現坍塌的現象，主要根源在於布克哈特和尼采、施皮特勒（Spitteler）和赫伊津哈（Huizinga）、巴霍芬（Bachofen）和克爾愷郭爾（Kierkegaard）等人的所作所為。施特丁格於1932年在巴塞爾開始職業生涯，他在萊頓度過了1933年的夏天，後來又去奧斯陸、斯德哥爾摩和哥本哈根收集資料。赫伊津哈與施特丁格曾經有過一次簡短的會談，此後，他再也不願接見施特丁格。施特丁格並不是正式的納粹黨成員，但是他頗為自豪地說，他從1930年起在所有的選舉中一直把選票投給納粹黨。他內心裡並不相信納粹主義，他的目的是「要向那些即將掌權的人靠攏」。不過，他於1938年還很年輕的時候就死掉了。施特丁格的書出版的時候，為納粹黨宣傳機構效勞的歷史學家弗蘭克（Walter Frank）特地寫了充滿了阿諛奉承詞句的前言。施特丁格來自威斯伐倫（Westfalen）的一個農民家庭，他在巴塞爾、萊頓、哥本哈根和斯德哥爾摩充分體驗了文雅的社會氣氛，但是他又嚮往著成為普魯斯的一名輕騎兵。在這種神魂顛倒的狀態下，他有些時候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在寫些什麼，比如在論述「經濟的資本主義思維模式」的時候，他說：「布克哈特的文化史迎合了經濟的資本主義思維模式。他忽略了國家這個因素，然而對每個時代私人的和個體的東西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施特丁格應當很清楚，在探討世界歷史中三大潛能的時候，布克哈特毫不猶豫地把國家放在了第一位。 六 布克哈特著作所放射的火花從歐洲大陸首先是傳到了英國，然後又繼續跨海越洋到達了大西洋另一邊的美國。在向東方傳播的方向上，是一些孤獨的德國士兵把《世界歷史沉思錄》帶到了史達林格勒的戰壕和高加索山脈的腳下，他們隨身帶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暫時從軍事的和民族主義的氣氛中解脫出來。 流亡人士中的重要人物之一，當時暫居紐西蘭的詩人沃爾夫凱爾（Karl Wolfskehl）在寫給一位在紐約的朋友的信中說：「布克哈特對任何時代來說都合時宜，因為他的著作包含了一切。」在那個不同尋常的年月里，一個居住在蘇黎世的名叫霍廷格爾（Mary Donald Hottinger）的蘇格蘭女士翻譯了《世界歷史沉思錄》。這本語言優美的英文譯本於1943年在倫敦出版發行，此後又重印了幾次。 在美國，兩個流亡的德國人——出版家沃爾夫（Kurt Wolff）和歷史學家霍爾本（Hajo Holborn）——準備聯手出版比較特別的美國版的《世界歷史沉思錄》。霍爾本的職業生涯是在海德堡以大學講師的身份開始的，後來到耶魯大學授課。作為一個研究布克哈特著作的專家，他當時不可能不知道，巴塞爾第一位分析布克哈特《世界歷史沉思錄》這本書的學者是迪爾，他的專著的標題為《雅各布·布克哈特視野中的自由與權力》（Freihei und Macht bei Jacob Burckhardt）。顯然，通過把1943年美國版的《世界歷史沉思錄》起名為《權力與自由——對歷史的考察》（Force and Freedom，Reflections on History），霍爾本意在積極地回應迪爾所選取的關鍵詞。 如何把古老歐洲的歷史知識與美國人全新的提問題的方式聯繫起來，霍爾本在這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針對布克哈特的《世界歷史沉思錄》，霍爾本說：「19世紀的思想家中，誰也沒有像布克哈特那樣在迅速增長的現代大眾文化中清楚地預見了未來極權主義的政治危險。」霍爾本的一個美國學生——尼科爾斯（Hastings Nichols）為上面提到的《權利與自由——對歷史的考察》寫了序言，這個序言是迄今為止對布克哈特最好的介紹文章之一。我們能夠從他的語言中感受到大洋彼岸的讀者對布克哈特著作的驚嘆。在當時人們的印象中，一本20年或者30年之前的歷史著作早已過時。當時的美國讀者與布克哈特的著作之間橫亘著70年的時間，他們像發現新大陸一樣看到了這部著作的重要意義。尼科爾斯說：「我們現在才有能力理解這部著作。我們無法否認，對於1941年的局勢，布克哈特在1871年的時候就已經比我們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在此之前，美國人對布克哈特知之甚少，《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這本書雖然已經出版，但是卻遭到了曲解。美國人一直對布克哈特抱著一種勉強地有所包涵的態度，尼科爾斯這段充滿膽識的話無異於與這種態度進行了決裂。他意識到，已經到了重新以新的眼光學習布克哈特的時候。他所做出的努力讓當時廣為流傳的說法破滅，即布克哈特是一個只知道享受的伊壁鳩魯學派的信徒，一個不願承擔任何責任的自私自利的人。 美國版本的《世界歷史沉思錄》有一個美中不足的地方，當然，這也是構成一齣喜劇所必不可少的成分。原來，有人把布克哈特也列入了1942年的戰時審查機關受審查的名單中。不可否認，布克哈特的《世界歷史沉思錄》1943年在美國的出版還算是順利，而在德國，有關當局拒絕為此書的出版批准紙張。據說美國那位審查官曾經像德國審查官一樣把頭搖得如同撥浪鼓。當他讀到第4章末尾的附加部分《對目前危機的起源和性質的補充論述》的時候，1870年的「目前」與1940年的「目前」在他頭腦中奇妙地產生了聯想，而在他看來，這種聯繫非常值得憂慮。當他讀到布克哈特談論所謂「強大的俄國」，俄國所推行的「泛斯拉夫主義」以及「英國的弱點」的時候，他突然回憶起了他手中審查官職責小冊子中的一個準則：「不可侮辱我們的盟友。」這位審查官甚至在拿破崙三世的身上捕捉到了影射美國的影子。讀完了這幾頁，他認為最好的辦法是把相關的那幾段大刀闊斧地刪除。結果，原來長達18頁的《對目前危機的起源和性質的補充論述》只剩下了7頁。好在這一段是那位紐約的審查官運用手中權力的唯一一個犧牲品，而且也沒有阻礙這本書產生巨大的影響。 《世界歷史沉思錄》這樣的書其實永遠不可能成為暢銷書。在那段各種力量相互交織和神經繃緊的年代裡，布克哈特的《世界歷史沉思錄》能夠受到廣泛的注意，這一點已經讓人驚訝不已。在那段時間裡，美國的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他們必須修改美國政治傳統中的一些基本思路，因為正是這種思路促使美國搞孤立主義，並且使美國陷入了1940年那樣的極端危險的境地。在盎格魯撒克遜讀者看來，布克哈特有點像「真誠和理智的化身」（Inkarnation von Ehrlichkeit und Vernunft）。《新政治家與國家》（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這份雜誌高度評價了《世界歷史沉思錄》在美國的出版，稱該書是「西方歷史思想的巔峰之作，迄今為止最透徹、最有見識的書」（Das teifgrundigste und weiseste Buch，das westliches historisches Denken hervorgebracht hat）。施威那頓（Frank Swinnerton）在廣播節目中介紹說：「這是一部偉大的書。任何一個想理解今天的人，他不應當忽略這本書。它能夠激發我們思考。在許多其他歷史學家的著作里，我們看到的只是散落各地的樹，但是卻看不到林，而布克哈特則有這樣一種能力，那就是以看上去極其輕鬆的手法把國家的產生、壯大和作用，把宗教和文化在國家內所產生的反作用和相互作用解釋到讓我們茅塞頓開的程度。」 對於自我意識很強的美國人來講，把布克哈特看做是他們的支持者，這並不是很容易邁出去的一步。飛機以及大型的運兵車使得英國和美國已經無法再走孤立主義這步棋了，他們曾經在過去的一百多年時間裡通過這個方法隔岸觀火。美國人和英國人認識到自己捲入了一場新的政治較量之中，想袖手旁觀已經不可能。他們一直以為對權力的著魔是歐洲大陸落後的政治氣候的必然結果，並且對此不屑一顧，而現在，這種情況突然間也變成了他們自己的政治氣候。布克哈特的著作為他們總結了歐洲大陸的經歷。這本書描述了權力如何產生和衰落、宗教如何興起和消亡、文化如何誕生並且陷入危機和變異的情形。尼科爾斯用如下的一段話總結了他閱讀布克哈特的著作之後產生的一些想法： 就文化而言，並非像黑格爾和蘭克相信的那樣，它的輝煌時代並不是它能夠享受強大的國家保護的那些年月。相反，輝煌的文化來自人們組成的共同體，而這種共同體幾乎不具有什麼政治意義。此外，布克哈特的特殊之處在於，他所推崇的反軍國主義、個人主義以及道德主義在盎格魯—撒克遜讀者中很容易地找到知音，而對德國的思維模式來說，他無疑是一個不合群的怪癖的人。他為我們架起了通向屬於康德（Kant）和席勒的那個古老德國的橋樑……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讓美國和英國第一次看見了一些活生生的場景，這些場景也正是布克哈特早在那個時候所希望和擔憂的，他同時也從這些預想的場景中得出了他在其著作中所敘述的結論。 在德國，武器沉默下來以後，人們對布克哈特的興趣就馬上開始高漲起來。早在1943年，在蘇黎世擁有教席的德國哲學家格里斯巴赫（Eberhard Griesbach）出版了一本書。在這本書中，格里斯巴赫譴責布克哈特逃避現實的做法，並要求年輕的一代勇敢地與傳統進行決裂。我們不能忘記，早在約一百年前，不少德國人也曾經以同樣的方式責備過布克哈特。當有人向《新瑞士評論》（Neue Schweizer Rundschau）的編輯詢問，為什麼他們一直沒有刊登評論格里斯巴赫這本書的文章的時候，這位編輯回答道：「我們保持沉默到現在，並不說明我們有所疏忽，而只是說明我們非常客氣。」馬丁（Alfred von Martin）於1941年出版了《尼采與布克哈特》（Nietzsche und Burckhardt），並且於1942年出版了論述布克哈特宗教思想的專著。他為人們正確理解布克哈特的著作以及布克哈特與尼采之間的關係做出了貢獻。不過，因為納粹政府嚴厲的審查制度，他反駁格里斯巴赫、替布克哈特辯護的文章無法與讀者見面。出版《世界歷史沉思錄》新版本的努力也受挫，因為有關當局不批准所需的紙張。無奈之下，本文的作者於1941年急如星火地在伯爾尼重印了奧利版本，為的是讓年輕的一代有機會接觸到這本書。另外值得提及的是，我在這次重印時把原來被奧利刪減的部分補充了進去。 此後，情況急轉直下。僅僅從1947年到1949年的兩年時間裡，有4個不同版本的《世界歷史沉思錄》在德國面世，而且每個版本都附有一個內容詳盡的序言。這4個版本分別由漢森（Wilhelm Hansen）於1947年在代特莫爾德（Detmold）、由克瑙烏斯（Bernhard Knauss）於1948年在伍珀塔爾（Wuppertal）、由馬丁於1948年在克雷菲爾德（Krefeld），由斯塔德爾曼（Rudolf Stadelmann）於1949年在蒂賓根出版。此外，還有一個以科羅內的舊版本為底版進行的重印本也值得一提。在這些序言裡，作序的人所談論的主題已經不再是「躲進過去以逃避今天」（Flucht in die Vergangenheit），而是「對當今世界的透射」（Erleuchtung der Gegenwart）。現在，馬丁也終於可以把他批駁格里斯巴赫的文章予以發表。他原本想跟格里斯巴赫這個納粹的御用文人算一個總賬，後者曾經用「審判布克哈特的開庭日到來了嗎？」這樣廉價的口號式語言來解釋布克哈特。不過，格里斯巴赫已經死了，他未能熬過1945年的夏天。 當時，里特爾和梅涅克發表的言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事實上，里特爾是一個只關心政治的人，文化史是一個獨立的學科，他也並不想對此有很多了解。但是，在那個大崩潰的緊要關頭，他認為自己有責任為知識、為布克哈特說一句公道話：「我們曾經使得國家這個概念超負荷，或者說，我們曾經把國家這個概念加以絕對化。我們把整個生活政治化，甚至生活中最細小和最偏僻的角落也沒有放過，但是其結果是極端的失望和深深的醒悟。相反，布克哈特許多關於文化的見解得到了充分的印證。他認為，文化是自發的和獨立於外來暴力的精神生活的化身，它才是世界歷史上真正重要的因素。」至於里特爾的這段話是否正確地轉達了布克哈特的真正意思，那是另外一回事。很明顯，里特爾內心裡對布克哈特持非常肯定的態度。他說：「在我看來，我們真的有必要極其認真地傾聽這位偉大的瑞士人的聲音，以一種比從前更加嚴肅的態度對《世界歷史沉思錄》進行思考。」 與里特爾的措辭相比，梅涅克對布克哈特及其著作所進行的反思更加令人難忘。梅涅克早在戰爭結束之前就對布克哈特作了不同尋常的評論。20世紀初，當《世界歷史沉思錄》第一次出版的時候，梅涅克就表達了他對此書的肯定態度。人們對梅涅克並不生疏。從他的信件中，我們可以領略他在此前幾十年的時間裡深入研究布克哈特著作的進程。起初，他對布克哈特及其著作發表的言論很少，從1942年開始逐漸增多，而到了1943年，這種情況更是達到了令人矚目的程度。就在那一年的5月18日，他給格茨（Walther Goetz）寫信，勸他務必讀一下布克哈特於1872年4月21日寫給薩里斯的信，因為布克哈特在那封信里已經預見到了一種「新的、偉大的和讓人獲得自由的東西」將要出現，它必將代替「權力、財富和生意」。梅涅克認為，布克哈特預言變成了事實。梅涅克在信中繼續說：「只要我逐漸衰退的精力允許我，只要我的老骨頭還能吃得消，我打算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布克哈特身上。我經常與卡法罕（Fritz Kaphahn）以及那個很有主見的德希奧（Ludwig Dehio）談論布克哈特。我有時問自己：『布克哈特的名聲會超過蘭克嗎？』」 梅涅克當時已經是81歲高齡的老人。幾個月以後，在一次空襲中，有4個燃燒彈落在他的房子上。卡法罕在那次事件中被奪去了生命。他曾經編輯出版過布克哈特的書信選集，此書後來一再重印。他還留下了主題與布克哈特相關的一份手稿。一個外交信使受委託把那份手稿帶到了巴塞爾，但是在那個血腥的年月，手稿的一半在轟炸機的低空襲擊中丟失。那一次發生在1943年3月24日的空襲之後，梅涅克此後仍筆耕不輟，他勸告格茨，在準備出版的《新版德國傳記》（Neue Deutsche Biographien）中應當把布克哈特放在頭等位置上，說他有權利獲得同黑格爾和蘭克一樣多的版面。1944年初，梅涅克閱讀了布克哈特的《歷史斷想》（Historische Fragmente），並且發現布克哈特在這部著作里沒有像在《世界歷史沉思錄》中那樣惜墨如金。但是，從他的字裡行間不難看出他仍然懷著既贊同又懷疑的態度。在3月份寫給凱勒（Siegfried Kaehler）的信中，梅涅克對布克哈特的評價變得更加肯定，他說他第三次、第四次閱讀了《歷史殘篇》這本書，認為該書對學習歷史的學生們產生一種刺激，因為「他們可以從書中了解到，在世界歷史漂亮的正面牆的後面就是那些醜惡的內幕。有些描述顯得過分粗魯和尖刻，比如敘述宗教改革原因的那一部分，但是不管怎麼說，我們應當斟酌他的話。」 即使在1944年9月份的時候，梅涅克仍然以非常複雜的心情閱讀布克哈特的著作。他原來很容易地被蘭克所描畫的世界美景所征服，而現在，他已經從那種夢境中醒過來；他逐漸傾向於像布克哈特那樣，用一種些微自我為中心的態度欣賞文化，而對世界歷史的其他部分則做出相對尖酸的判決。在1945年1月寫給凱勒的信中，梅涅克的口氣有了很大的變化，看上去，他好像已經得到了解脫，或者說已經找到了答案：「你和我都在經歷一場轉變，即我們現在對歷史的基本興趣與從前不一樣，而這種轉變是由布克哈特引起的。我們以前主要關注的是人類的行為和成就，而我們現在提出的問題是：人類歷史上的行為和成就對他們的靈魂會產生什麼作用？換句話說，假如歷史真的可以被研究的話，研究人類歷史就是為了解決未來的重大問題。」 梅涅克對那段恐怖年月的認識逐漸深入。他不僅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表達了自己的感受，而且還把這種感受公之於眾。有一次，他因為身體特別虛弱而住進醫院，並且住了很長一段時間才被允許出院。隨著體力有所恢復，他就開始為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作準備。1947年5月22日，已經85歲高齡的梅涅克在柏林科學院作了題為「蘭克與布克哈特」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提出了一個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梅涅克本人在此之前幾年的書信中不斷地與人進行探討並且逐步形成了一個比較成熟的答案。這個問題就是：「對我們，還有對我們之後進行歷史研究的人來說，難道布克哈特不會變得比蘭克更加重要嗎？」（Wird uns und den nach uns historisch Forschenden nicht Burckhardt am Ende wichtiger werden als Ranke？）其實，梅涅克真正要表達的不僅僅是這些，因為這時的他不僅不再把蘭克看得像原來那樣高大，而且還把蘭克與布克哈特進行了比較，以只有他才能做到的非常鮮明的色彩對照、以極其深思熟慮的傾向性表達了蘭克在與布克哈特的對決中只能甘拜下風的意思，並且以此作為報告的結尾。他同時還補充說：「現在，布克哈特比蘭克更接近我們的內心深處。」對梅涅克來來說，布克哈特猶如在茫茫黑夜看清周圍事物和前進方向的人，「畢竟，世界歷史在夜間還是世界歷史。」（Aber auch in der Nacht bleibt Weltgeschichte eben Weltgeschichte.） 赫伊津哈這位屬於本世紀最重要歷史學家行列的荷蘭人未能活到戰爭結束。他於1945年3月死在戰火紛飛的斯德格（Steeg），那個離阿納姆（Arnhem）不遠的流放地。在他生前撰寫的最後一部著作里，赫伊津哈多次對布克哈特進行了回憶。他說布克哈特是「最偉大的瑞士人，我在自言自語的時候經常稱之為19世紀最充滿智慧的人」。可以說，布克哈特的著作曾經伴隨他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七 從那時起，除了德文版和英文版的《世界歷史沉思錄》以外，其他語言的譯本也開始出現。在拉丁語區域裡，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布克哈特的影響全部來自其著作《嚮導：義大利藝術品鑑賞導論》和《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由斯德林—密薩烏（Sven Stelling-Michaud）譯成法語的《世界歷史沉思錄》於1938年由巴黎的菲利柯斯—阿爾康出版社出版。但是，這本書還沒來得及引起讀者的注意就被1940年的戰火所吞噬。一直到了1965年，日內瓦的德洛茲出版社才出版了斯德林—密薩烏譯本的修訂版。隨著1971年袖珍版的問世，《世界歷史沉思錄》得以走進更多讀者的視野。動手翻譯《世界歷史沉思錄》的時候，斯德林—密薩烏已經預感到災難的來臨。在1971年的版本中，布克哈特被看做是文化比較研究的創始人和以社會學的角度考察文化的大師。出版者請求讀者對布克哈特書中的某些缺點持寬容的態度，比如他未能足夠地重視經濟對文化的制約作用，還有他對伊斯蘭教和中國的評價有失公允。 《世界歷史沉思錄》在義大利的遭遇比其他在法國的命運顯得更為有趣。這個有趣的經過是由一個名叫洛維特（Karl Lowith）的德國人引發的。作為一個編制外哲學講師，洛維特於1936年剛剛完成了一部研究布克哈特的專著，並且準備離開德國到羅馬暫居，然後經日本去美國定居。實際上，洛維特出走德國意味著他宣布自己是對政治不聞不問的人，而且他把布克哈特看成漠視政治的典範。洛維特這樣做並不是非常明智。原來，克羅齊（Benedetto Croce）閱讀了洛維特的書以後打算為他寫一篇述評。但是，克羅齊不久之後變成了一個十足的政治動物和樂觀主義者，所以他不僅對洛維特，而且對布克哈特本人也充滿了敵意。他原來寫一篇書評的計劃也改頭換面最後變成了那部洋洋灑灑的題為《歷史學的理論與實踐》（La storia come pensiero e come azione）一書中的一章。克羅齊給布克哈特和蘭克兩個人戴上了相同的帽子，說他們搞的是「沒有歷史問題的歷史書寫」（die geschichtsschreibung ohne historisches Problem）。布克哈特最後一次遊歷羅馬的時候，克羅齊曾經有過拜會布克哈特並且與他進行對話的可能，但是這個可能終究沒有變成事實。這個沒有進行的對話在上面提到的克羅齊晚年的著作里轉化為他的一個獨白：「布克哈特起初抱著展開一場大戰的幻想，不過這個幻想不久便煙消雲散。此後，他把悲觀主義這個一錢不值的東西當做了自己的朋友。他不是一個真正愛哲學的人。」克羅齊當時是否讀過《世界歷史沉思錄》，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克羅齊自己也承認，他所引用的許多布克哈特的觀點都來自洛維特的轉述。 上面的事情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此後，《世界歷史沉思錄》在義大利引起了與此前完全不同的反響。這種反響主要反映在兩個新出的版本中，一個是1945年的米蘭版本，另一個是1946年的羅馬版本。由巴恩費（Antonio Banfi）翻譯的米蘭版本是第一個義大利文譯本。巴恩費在序言中沿用了克羅齊使用過的那種充滿概念的語言，即黑格爾式的方言。不過，他已經認識到布克哈特其實有意採用了一種與豪澤爾（Hausser）、西貝爾（Sybel）、德羅伊森（Droysen）和特萊齊克（Treitschke）不同的寫史方式，因為這些人都從政治的角度書寫歷史。他指出了布克哈特與法國道德主義者蒙田（Montaigne）、拉羅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和拉布呂耶爾（La Bruyere）等人之間的共同之處。對於巴恩費來說，布克哈特已經不是克羅齊眼中「不探討問題的歷史學家」，而是關心許多問題的學者；在他看來，布克哈特繼承了伏爾泰和赫爾德以來從文化角度書寫歷史的傳統。 1945年和1946年的兩個版本問世以後不久，在50年代末期，又出現了《世界歷史沉思錄》的兩個新版義大利譯本。其中一個由蒙提納瑞（Mazzino Montinari）翻譯，伯靈埃瑞（Paolo Boringhieri）出版，另一個由坎提摩瑞（Delio Cantimori）翻譯並附有他撰寫的非常權威性的序言和獨具特色的圖片。伯靈埃瑞為他出版的書取了一個頗具匠心的名字《關於歷史的研究》（Sullo studio della Storia），這個意思其實在布克哈特的手稿中依稀可見，而且聽起來比《世界歷史沉思錄》更富有人文主義的味道。 坎提摩瑞給自己的譯作取名為《對世界歷史的思考》（Meditazioni sulla Storia universale），這個名字顯然與奧利所用的書名相似。在德語地區以外，沒有哪個人能夠像坎提摩瑞那樣準確和全面地把握布克哈特的語言，並且用非常精細入微的筆觸討論布克哈特的著作。坎提摩瑞當時已經從事布克哈特研究達十多年之久，後來又成為主編六卷本布克哈特全集的編輯之一。他向讀者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人們一直以尼采的眼光看待布克哈特，這種狀況不應當再繼續下去。布克哈特措辭確實非常謹慎，但那不是像尼采所說的那樣是出於膽怯，而是因為他對事實的真相有所憂慮。坎提摩瑞告誡義大利讀者，克羅齊有關布克哈特的評論文章並不能成為定論。在他看來，布克哈特對大民族國家的否定並不意味他反對國家本身。坎提摩瑞真正領會了布克哈特關於三大潛能的理論，他認為，布克哈特是在充分意識到國家、宗教和文化本原的驅動力的基礎上才提出了這個理論。 如上所述，只有在英語和義大利語地區，讀者除了《世界歷史沉思錄》之外還能夠閱讀布克哈特的許多其他著作，以及豐富的討論布克哈特著作的文章和專著。在日本，評論布克哈特的文獻也很多。不過，我不得不承認，我面對日文版的布克哈特著作，如同彼特拉克（Petrarca）面對荷馬史詩。我雖然能夠輕輕地撫摸裝幀精良的圖書，但是一個字也讀不懂。我與一些研究布克哈特的日本學者有過交談和通信往來，因此我很清楚，日本國內對布克哈特著作的介紹以及研究呈現出多層次和多方面的景象。因此，有必要由一個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對此進行仔細的考察。對許多來歐洲的日本人來說，他們很容易出於對藝術的衝動而特別醉心於拉丁語世界；很多日本人是為了理解義大利藝術才開始接觸布克哈特著作的。這其實就是日本人研究布克哈特的基礎。在過去的40年中，情況有了一些變化，他們已經開始關注布克哈特的書信以及他的《世界歷史沉思錄》。這個過程有點類似布克哈特及其著作在美國的經歷。同美國人一樣，在經歷了百餘年實行孤立主義和隔岸觀火的時代之後，日本人也投入到了險象叢生的全球政治權力角逐中，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把布克哈特看做是一個領港員。當然，他們一會兒把布克哈特視為基督教世界的代表人物，一會兒把他當做基督教世界的反叛者，一會兒又把他當做批判那個令人無法滿意的現代西方世界的先驅。 關於其他語種的《世界歷史沉思錄》譯本，我在過去幾年中能夠收集到的有以下幾種：德維特（Rob de Wit）翻譯，1936年在比瑟姆（Bussum）出版的荷蘭文譯本；羅切斯（Wenceslao Roces）翻譯、賴伊斯（Alfonso Reyes）作序，在墨西哥城和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版的西班牙文譯本，它的第一版於1943年問世，並於1961年再版；里貝羅（Leo Gilson Ribeiro）翻譯，1961年在里約熱內盧出版的葡萄牙文譯本；以撒克（Ch.Isaak）翻譯、塔爾蒙（Jacob Talmon）作序，1960年在耶路撒冷出版的希伯來文譯本；羅澤（Jiri Loser）翻譯、雅雷克（Jaroslaw Jarek）撰寫後記，1971年在布拉格出版的捷克文譯本。 毫無疑問，上面列出的單子只能是掛一漏萬，但是它卻足以證明，布克哈特的著作在世界許多意想不到的地方已經跨越了語言的障礙。 維爾納·卡埃基 1978年於巴塞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