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沉思錄 · 第五章　個性與普遍性〔1〕（歷史上的偉人）

在以上的章節中，我們首先考察了世界歷史中幾個大潛能之間不斷地相互影響的情況，然後考察了世界歷史加速變化的過程，最後考察了以個人為中心的各種運動：現在，我們應當把注意力集中到偉人們的身上。 在著手進行這種考察之前，我們完全清楚偉大這個概念非常有爭議。因此，我們只好放棄一切系統和科學性的研究方式。 讓我們從我們的渺小、我們的漫不經心和我們的精神渙散說起。無論如何，我們人類談不上偉大，偉大其實正是我們人類所缺乏的品質。對於生活在草叢中的甲蟲來說，榛子樹可能會顯得像參天大樹一樣（假如它曾經注意到這種差別的話），因為它畢竟是小得可憐的甲蟲。 不過，我們仍然需要偉大這個概念，我們甚至有一種離不開它的感覺；它將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我們當然不能指望我們與偉大這個概念名副其實。 我們深陷於各種各樣的幻覺和困難當中。我們的判斷和我們的感覺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理解力的增強而變化；我們的判斷力和我們的感覺之間有時不一致，一個人的判斷力和感覺又與其他人的判斷力和感覺相衝突，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從渺小的自身出發對周圍的人和事進行判斷和評價。 此外，我們經常在自己身上覺察到最不真實的感受，即對他人卑躬屈膝和讚嘆不已的需求，那種迷醉於一個偉人，並且由此想入非非的渴望。〔2〕毫不奇怪，有時整個民族都順從地忍受奴役，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後來的民族和文化才能看得出，原來的那個民族實際上崇拜了一個並不值得崇拜的偶像。 我們已經養成了這樣的習慣，那就是把過去和當代合乎如下標準的人物看做是偉人：即他們的行為決定了我們特定的生存方式，沒有他們的橫空出世，我們很難想像我們的存在。有些人物的一生為我們今天的生活帶來了許多好處，這些人物的高大形象使我們神魂顛倒，比如受過教育的俄國人，雖然他們可能憎惡彼得大帝（現在有很多人對他的聲望提出了強烈的質疑），但是他們一般還是把他奉為偉人。對這些有教養的人來說，假如沒有彼得大帝的作用和影響，許多事情根本無法想像。另一方面，我們把那些在歷史上造成巨大破壞的人也視作偉人。簡而言之，我們似乎有這樣的傾向，即把權力和偉大混為一談，同時在衡量偉人的時候過分地把自身的立場和利益視為中心。 此外不可忽視的是，有證據表明，一些拙劣的作家由於真假不辨或者因為受到賄賂而對一些人物進行了不真實和不誠實的描寫。他們的所作所為就是討好權勢，把權力說成是偉大。 儘管在偉大這個概念上存在著諸多不確定性，所有文明程度比較高的民族都喜歡在自己的歷史中確定一些偉人，對他們加以推崇，並且視他們為最寶貴的遺產。 這些被視為偉大的人物是否有諸如「大帝」之類的頭銜，實際上無關緊要；有些人名字後面帶一個「大帝」之類的修飾詞，主要是因為有人與他們重名。 真正的偉大，實際上是一個說不清楚的謎。偉大這個頭銜給人的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而不是根據史實做出的判斷；另外，某個人是否偉大並非完全由行內的人做主，而是由多數人實際達成的共識來確定。因此可以說，以個人的聲望本身也不能決定他是否能夠被視為偉人。我們現在受過一般教育的人都知道，每個民族、每個時代的人都擁有一大批或多或少著名的人物；不過，一旦把他們單獨拿出來加以考察，我們就會產生疑慮，他們是否真的不愧於偉大這個稱呼呢？結果，沒有幾個人能經得起嚴格的審核。 那麼這種審核的標尺是什麼呢？不過是一個並不確定的、並不對等的和並非前後一致的標尺。一個人有時因為充滿智慧而被視為偉大，有時因為道德方面的完美而被視為偉大；對那些做出判斷的人們來說，他們有時受到流傳下來的文獻的影響，有時（應當說經常）更是憑著感覺。對於那些被視為偉人的人們來說，有時他們的人品起著關鍵作用，有時是他們死後留下來的影響左右後人的觀點；人們在做出判斷的時候會經常受到事先已經形成的偏見的影響。 我們終於可以明白，那些在我們看來了不起的人物經過許多民族和幾百年的時間仍然對我們起著神奇的作用，可他們實際上早已成為了傳說性的人物。 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點，我們不需要解釋什麼是偉大，而只需舉出幾個限定偉大這個概念的詞，比如獨一無二和不可替代。一個偉人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如果沒有他，這個世界在我們看來不完全，因為歷史上一些特定的偉大成就只有通過他以及他所處的時間和環境才成為可能，不然的話，那些成就不可想像；他與歷史上一連串重要的原因和結果息息相關。俗話說，「地球缺了誰都會照常轉」。但是，有那麼少數幾個人確實不愧於偉大這個名稱。 當然，證明一個偉人的不可替代和獨一無二並非很容易，因為我們現在無法確認，假如我們今天所知道的某個偉人在過去的某一個場合沒有出現的話，自然和歷史會把哪一個預備人物推向舞台。但是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可供使用的預備人物絕不會很多。 一個不可替代和獨一無二的人在才智和道德方面具備了不同尋常的力量，他的行為影響到普遍的利益，即整個民族、整個文化、甚至整個人類。值得順便加以說明的是，有些人被所有民族視為偉人，而有些人只是在局部或者暫時稱得上是偉人，這些人出現在特定的場合，並且為了普遍的利益把自己和自己的存在拋到腦後；在這種時候，他們已經擺脫了世俗的羈絆，達到了高尚的境界。 應當說，19世紀在評價以往所有年代的各種偉人方面具有特殊的條件。我們在文獻方面進行交流，並且我們的文獻相互關聯，交通變得日益便利，歐洲人遍布世界各地，我們在各個學科的研究工作在廣度和深度上不斷加強，這一切使得我們的文化能夠海納百川，這種容納性已經成為我們文化的一個主要特徵。我們能夠從不同的角度看待各種不同的人和事，能夠公正地對待哪怕是極度陌生和可怕的事物。 從前的時代只有一個或者並不很多的視角，而且局限於民族或者宗教的視角。伊斯蘭教眼裡只有它自己；在綿延千年的漫長時間裡，中世紀一直把整個古代世界看做是魔鬼橫行的歲月。如今，我們在評價歷史的時候對所有著名的個人以及事件做一次普遍的修正；在評論一個人的時候，我們首先從他當時所受的限制，他所處的時代著手；在這個過程中，有些假冒的偉人被打倒，新的真正的偉人得到提名。我們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不是出於冷漠的心態，而是本著對所有以往偉人一視同仁的原則。因此，我們對那些來自敵對宗教的偉人也予以承認。 那些以往藝術和詩歌方面的偉人也在我們中間得以復活，他們在我們這裡所受的待遇有別於他們在我們的前輩那裡所受的待遇。從溫克爾曼以及18世紀末的人文主義者開始，我們不再像以前偉大的學者和藝術家那樣看待古代世界。隨著18世紀的人們對莎士比亞重新認識，他們得以第一次見識但丁和尼伯龍根，並且掌握了衡量真正偉大詩人的具有普遍性的標準。 將來的人們將會不可避免地對我們今天所做出的判斷進行修正。因此，我們在這裡所能完成的絕對不是闡釋「歷史上的偉人」這個概念，而只是以舉例子的方式來探討「歷史上的偉人」，所以前後存在很大的不一致也是在所難免的。 我們在歷史中能夠看到如下不可思議的事情：只有一個社會的整體才對民族、文化、宗教等產生一定的意義，因為它們是整體活動的結果和整體顯現的方式，但是，它們偶爾在一個偉人身上找到新的創造力或者統治權的表達形式。 生活在時間中的人，以及通過人得到體現的時間，有許多讓我們琢磨不透的意外。 我們所生活的環境並非慷慨的施與者，從青年時代開始，偉人的生活中就充滿了各種危險，其中包括把偉人引向相反方向即促使他成為小人的誘惑；有的時候，一個人的意志只要再堅強一點點，他就有可能戰勝這些誘惑。 有時，假如生活終究不給一個本來有潛能的人提供成為偉人的機會，那麼他只能半途而廢，在默默無聞中死去，或者充其量在猶如兒童遊戲場地一樣的地方讓寥寥可數的人發一發愣。 真正的偉人從前不多，現在也不多見，以後可能會變得更少。 偉人們毫無疑問都很了不起，但是，他們各自的偉大之處則大不一樣，他們都有其特殊性。 首先讓我們觀察學者、發現者、藝術家和詩人，即那些主要從事精神活動的人。人們普遍認為，如果沒有這些傑出的個人，那麼進步就無從談起；藝術、詩歌、哲學以及所有偉大的精神活動都因為這些人物的存在而顯得豐富多彩，並且時不時地藉助他們在整體水平上得到提高。在其他領域，人們在以歷史的眼光看待問題時並非如此肯定和寬容，他們對以往的大人物提出質疑，認為他們弊大於利或者多餘，因為，假如他們沒有出現的話，人們可能把事情處理得更好。 藝術家、詩人、哲學家、學者和發現者的所作所為與公眾所關注的「目的」不發生衝突，換句話說，他們的活動不涉及公眾的生活，即不會對公眾構成有利或不利的因素。人們沒有必要了解他們在幹什麼，因此這些人也可以安心地施展他們的才華。 （不可否認，今天最優秀的藝術家和詩人靠著手藝吃飯。這說明，他們不得不迎合他們所處時代的特徵，並且把這些特徵加以描寫。其結果是，他們實際上完全處於依從的地位，根本不可能按照心靈的呼喚進行創作。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所獲得的報酬在於他們服務於那些「目的」。） 藝術家、詩人和哲學家可以起到兩種作用：把時代和社會的本質充分地表達出來，並且，把這些本質的東西作為不朽的信息傳遞給後世。 職業領域裡的發明家和發現者，如阿爾森（Althan）、雅克瓦爾（Jacquart）、德雷克（Drake）和丹尼爾（Daniel），雖然後人為他們立了數以百計的塑像，雖然他們曾經忠心耿耿地為別人付出汗水，雖然他們的發現對整個國家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是他們仍然算不上偉人，這是因為他們並沒有像藝術家、詩人和哲學家那樣關注整個世界。此外，我們也不能否認，那些職業領域裡的發明家和發現者並非不可替代；假如沒有他們的話，他們當時的發現早晚會落到其他人的頭上，而每一個藝術家、詩人和哲學家都是無法替代的，因為整個世界因他們個體的存在有所不同。這些人與世界的關係不盡相同，但是他們對整個世界都具有普遍的意義。 一言以蔽之，一個讓他所在地區的養老金有所增長的人還遠遠不能被稱為整個世界的行善者。人們不可能像在法國的沃克呂茲省那樣到處種植西洋茜草，而且即使在沃克呂茲省，當地人也沒有為開創西洋茜草種植業的人立一塊塑像來紀念他。 只有哥倫布因為發現了遙遠的國度而變得偉大，而且不同尋常地偉大，因為他用自己的生命以及巨大的意志力來證明了一種假設，這無異於使他上升到了與最偉大的哲學家相同的位置上。哥倫布證明了我們所居住的世界是球形的，這一點成為此後一切思維的先決條件之一；此後，所有一切因這個先決條件而成為可能的思維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獲益於哥倫布的發現。 儘管如此，並不等於說哥倫布不可或缺的說法無懈可擊。「即使哥倫布在搖籃里夭折，美洲不久之後也會被發現」〔3〕，相反，人們對埃斯庫羅斯、菲迪亞斯和柏拉圖則無法說這樣的話。假如拉斐爾（Rafael）在搖籃里夭折，那麼，他那幅著名的基督顯容畫就不會出現。 除了哥倫布之外，其他許多同樣發現了遙遠國度的人都沒有這樣幸運；他們的影響並不能超出哥倫布所開闢並且證明可行的範疇之外。科爾特斯（Cortez）和皮薩羅（Pizarro）可以被看做是那個未開化的新大陸上偉大的征服者和組織者，但是他們的動機本身與哥倫布相比就已經無比地微不足道。在亞歷山大大帝那裡我們還能找到更莊重一些的成分，因為他的征服欲實際上是受求知和開拓精神的役使。現今在非洲和澳大利亞遊歷的那些所謂大名鼎鼎的人物其實不過是局限在我們已知的範圍內轉來轉去罷了。 儘管如此，每當有一個重要發現的時候，人們習慣於在第一個發現者（如發現尼尼微的雷亞德［Layard］）的頭上放置名不副實的光圈，雖然我們知道，這些發現的偉大之處其實在於被發現的物，而不在於促成這個發現的人。人們這樣做是為了表達他們對那些不可多得的文物的欣喜若狂之情，而發現這些東西只是一次性的行為，因此很難說後世對那些偶然的發現者會保持多久的感激態度。 在科學研究領域，每個學科的歷史中都聳立著若干相對重要的人物，不過，哪些人稱得上重要，不是取決於整個世界的利益，而是根據他們為與自己相關的學科都做了什麼，因此人們提出的問題是：誰對這個學科的貢獻最大？ 在研究領域裡還有一種完全不同的評價體系，它以其獨特的方式給人授予偉大這個稱號。獲得這項殊榮的人不是因為他絕對的能力，不是因為他在道德方面的貢獻，也不是因為他對其事業的熱愛，因為這個評價體系關注的是一個人的偉大之處而不是他的身份。因此，被稱為偉人的是那些在某個領域內做出重大發現的人，即那些發現了涉及生命的重要法則的人。 初看上去，投身於歷史科學的人都被這個評價體系阻擋在大門大門之外。歷史學家所從事的工作無非是從歷史的角度分析文獻，他們雖然接觸最偉大的智慧和文獻，但是他們所完成的不是創立法則，而只是認識世界的一部分；說起來，「歷史的法則」是不精確的和有爭議的。國民經濟學倡導一些關乎國計民生的法則，但是它藉助這些法則是否已經贏得了無可爭議的重要性，對此恐怕還要畫一個問號。 相反，在數學和自然科學領域，被稱為偉人的都是得到普遍承認的人。 迄今為止，自由的思維都因哥白尼而成為可能。哥白尼證明，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處在太陽系中一個從屬的運行軌道上。17世紀的天文學家和自然研究者中，除了伽利略（Galilei）、克卜勒（Kepler）和少數幾個人以外，沒有誰可以被冠以偉大這個頭銜。基於伽利略和克卜勒等人的研究成果，人類後來對宇宙的進一步研究才成為可能，甚至可以說所有後世的思維也基於此。毫無疑問，伽利略等人走到了哲學家的行列。 談到偉大的哲學家，我們才踏入了真正稱得上偉人的人物們所在的領域。這些人是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他們擁有不同尋常的力量，他們對世界具有普遍的意義。 偉大的哲學家解開了人類生活中重大的謎團，而且每個人以其獨特的方式，每一次都更深一步地進入到人性內部；他們的目標是從各個角度考察整個世界，其中當然包括人類。只有他們能夠縱觀並駕馭每個個體與世界整體之間的關係，從而有能力為各個學科指出前進的方向和未來的景象。不管無意中還是不情願地，聽從他們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些分支學科有時根本意識不到它們是通過哪些線索與那些大哲學家們的思想相聯繫。 稱得上哲學家的應當是那些以高度客觀的態度高屋建瓴式地考察和分析生命的人，比如像蒙田（Montaigne）和拉布呂耶爾（Labruere）這樣的人。上述二人已經處在了哲學家和詩人的交界處。 詩歌位居哲學和各種藝術的中間偏上處。哲學家的職責是揭示真理，因此他們的聲望只能跟隨他們的死，但是他們充分地體驗了生活；相反，詩人和藝術家充滿了令人心醉和使人向上的美好的情趣，以便能夠戰勝這個麻木不仁的世界的抵抗；正因為他們自身的這種美麗，他們才有能力以象徵的手法表達自己。〔4〕詩歌在文字的應用以及實證方面與科學有許多相同的地方；與哲學一樣，詩歌也解讀整個世界；與藝術一樣，詩歌也強調語言的格式和形象性，與藝術一樣，詩歌也是創造者，是力量的化身。 我們應當在這裡大概地討論一下，為什麼詩人和藝術家稱得上是偉人。 對詩人和藝術家來說，他們並不滿足於追求單純的知識，因為單純的知識是專門科學學科的事情；他們也不滿足於認識世界，因為認識世界是哲學家的任務。他們充分意識到自身多才多藝和有些莫名其妙的特性，因此，他們能夠隱約感覺到這個世界上還存在著與他們自身的神秘力量相匹配的威力。這樣看來，詩人和藝術家周圍圍繞著更加寬廣的世界，這些世界以圖畫的形式與詩人和藝術家善於圖解的內心進行交流，這就是藝術世界。對於任何一個詩人和藝術家來說，他想成為一個偉大的人物，那麼它就無法離開藝術的手法，因為只有藉助這些藝術手法，他才能夠發展自己的特點、發揮自己的能力。只有藉助這些藝術手法，詩人和藝術家才能夠賦予自己所感受的東西以高尚的意義，從而使它不至於淹沒在日常的瑣碎之中。藉助這些藝術手法，一個詩人或藝術家能夠展現有關這個世界的一幅美好圖畫，一個沒有殘垣斷壁，而只有偉大的、重要的和美麗的東西的世界。這個美好的世界給人以幸福的感覺；即使悲劇也具有了撫慰人心的特性。 藝術是一種能力，是一種力量，是一項創造活動。藝術最為核心的動力是想像，而想像的能力向來都是神賦予的。 把內心深處的感受表達出來，把它描寫得如同坦誠的自白一樣，這是不可多得的才能。把外在的東西很膚淺地表述一遍，這一點許多人都能夠做到。只有能夠把內在的東西表達出來的人才能打動觀眾或者聽眾。他讓人們相信，只有他才具有這種能力，他的這種創造性的勞動是別人不能代替的。 我們也知道，藝術家和詩人與宗教和文化之間一直保持著非常莊重和不可忽視的關係，以往最強烈的意願和感受都是由藝術家和詩人表達出來的，他們成了轉達這些意願和感受的翻譯家。 只有藝術家和詩人才有能力解讀並掌握美的奧妙；有些東西在日常生活中一閃而過、難得一見或者不成比例，但是在藝術家和詩人那裡，這些東西以顏色、石頭和音調的形式重現在詩歌、圖畫和畫集中，好像是另外一個更高級的人間世界；因為有了藝術，我們才得以領會建築和音樂中的美妙，如果沒有藝術，我們可能根本意識不到它的存在。 在詩人和藝術家中，那些真正的偉人通過在世時對自己所從事的藝術駕輕就熟而獲得人們的承認。與其他領域一樣，在詩歌和藝術方面，人們同樣意識到或者堅信，偉大的天才的出現從來都是千載難逢的事情，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不同尋常的詩人和藝術家得到認可。人們相信，那些大師是絕對不可替代的，好像沒有他們這個世界就不完整，好像沒有他們整個世界就無法想像。 在藝術和詩歌方面，一流的人才極其罕見。幸運的是，除了他們之外還有稍遜一籌的偉人。一流的偉人們貢獻給世界的是獨創作品，而二流的偉人們則能夠藉助傳統，把那些獨創作品當做一種風格加以發揚。當然，除了個別情況以外，他們的作品是二流的，有些二流大師實際上具備了一流大師的資質，不過第一把交椅在他之前已經被人占據。 第三等級大師們的造詣比較膚淺。他們的相形見絀再一次證明，真正的大師曾經是多麼了不起；這種差距也讓人們清楚地看到，那些真正的大師們身上哪些東西特別值得學習、他們身上的哪些特長最有可能借鑑過來。 人們不斷地提到一流的大師。看起來，只有他們才在每一個字眼、每一個筆觸、每一個音符上表現出了原創性，即使他們有些時候重複自己（這個時候仍然把他們當做一流顯然是一種錯覺，而最可悲的是，有些一流的大師用自己的天才來製作大批的商品，以便換取更多的報酬）。 一流大師的另一個特點是，他們不是大量和快速地製造平庸的作品，而是創造大量題材無比廣泛的傑作。有時我們不得不想，他們大量地創作這些題材廣發的作品是不是他們當時已經預感到死亡提前來臨？比如拉斐爾、莫扎特（Mozart）和席勒都在糟糕的健康狀況下很早就創作了許多不同凡響的作品。如果一個曾經做出重要貢獻的藝術家後來成為快槍手，甚至是為了獲取暴利，那麼他從一開始就不是偉人。 一流大師們之所以能夠完成題材廣泛的作品，其原因在於他們具有巨大的和超人的力量，以及他們在獲得每一次進步以後把自己的才能加以推廣的能量和興趣，例如，拉斐爾在他藝術生涯的每一個階段都創造出了一系列聖母像和有關聖母家庭的畫像；對於席勒而言，1797年是他大量創作敘事詩的一年。最後，一流大師們能夠把業已確立的風格與自己民族強烈的要求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方面的典型人物是卡爾德龍（Calderon）和魯本斯（Rubens）。 人們不禁要問，那些偉大的詩人和藝術家都一定是具有非凡個性的人物吧？毫無疑問，他們至少要高度集中自己的意志，沒有這種能力偉大也就無從談起，也正是他們的這種能力像一種魔力一樣多少年以後仍然強烈地感染著我們。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們確實是不同尋常的人物，假如他們是常人，那麼他們即使有耀眼的天賦，他們也可能很早就隕落；或者說，沒有非凡的個性，「天才」到頭來可能會淪落為癟三。所有的一流大師們開始時都是如饑似渴地、爭分奪秒地學習，並且在達到一定的水平，即能夠輕易地創作優秀作品的時候，他們適時地做出重要的決斷。他們所有的成就都是在不斷地接受新的、巨大的挑戰的過程中獲得的，而且這些挑戰是他們向自己提出來的。米開朗琪羅（Michelangelo）六十歲的時候已經舉世聞名。正是在這個時候，他發現了一個全新的領域並且試圖掌握它，結果，他創作出了有關末日審判的傑出作品。同樣值得提及的是，莫扎特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顯示出了超人的意志力，許多人至今還以為莫扎特一生都未能擺脫稚氣。 人們習慣性地認為，一流大師們的生活一定比普通人更幸福、他們的人格一定比普通人更完美，起碼他們的精神和肉體的和諧程度一定比普通人更高。在這個問題上，許多說法都只是猜測；我們不能忘記，這些一流大師們在日常生活和職業生涯中自始至終面臨著巨大的危險。現在許多有關詩人和藝術家生活的生動的描寫並非基於有可靠來源的材料；說得具體一點，在人們所能讀到的書里，格魯克（Gluck）被描寫成一個擁有偉大的天賦和孤傲的氣質的人，而海頓（Haydn）則被塑造成一個享受幸福和心地善良的人。此外，即使在對一個時代的偉人們進行評價的時候，人們也表現出很強的傾向性；羅馬化之前的希臘世界造就了超一流的雕塑家，但是他們很少引起後人的注意，而當時的詩人和哲學家們則被推崇到了極點。 現在，讓我們討論一下，在每一個藝術領域裡，人們都以什麼樣的方式對偉人們進行認可。 一個偉大的詩人應當達到下面的標準：他應當有能力描繪寧靜安逸的田園生活，他同樣應當善於從日常生活的潮流中、從偶然的事件中、從平凡的和從不關痛癢的事情中提煉出人性普遍的東西，並賦予它最優雅的表現形式，從而使它沉澱為人類理想的景象，體現為人類同命運做不懈鬥爭的熱情。這種表現形式不是針對某一個偶然事件，而是因為達到了升華而具有無窮的力量。人們內心的秘密由詩人揭開，假如沒有詩人犀利的筆鋒，人們對這些秘密只能會有一種朦朧的感覺。當人們閱讀詩人的作品時，詩人美妙的語言猶如他們在哪個神界仙境曾經親自使用過的一樣，因為以往所有年代、所有的民族中每個人所經歷過的苦難和歡樂在詩人不朽的詩作中得到了提煉，正可謂spirat adhuc amor，從狄多（Dido，迦太基的建國者和女王——譯註）悲痛欲絕的哀號到被遺棄的情人所唱的催人淚下的民歌無一不是如此。當多少年以後出生的人讀到這樣的詩作的時候，字字句句都仍然令他們盪氣迴腸，好像那裡哀訴的是他們自己的憂愁。只有詩人才有能力抓住苦難深處那不易察覺的特質，而一旦詩人把這個特質用語言描寫出來，它已經超出了悲和喜的界限，因為它早已屬於宗教的範疇。這種對常人來說不可名狀的感受，即試圖超越世俗達到永恆的願望，成為每個宗教和所有認識活動產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在戲劇方面，這種感受在西班牙劇作家卡爾德隆的戲劇中涉及西普里安（Cyprian）和查斯丁（Justina）在監獄的場面中得到了最為刻骨銘心的表達；歌德的詩句「你這個來自天國的精靈啊！」也奇妙地讓人產生這樣的感受。當詩人的作品像一場狂風暴雨一樣讓整個民族感受到它的呼喚的時候，它絕不亞於先知們發出的預言，如《以賽亞書》（Jesaias）第60章中那一無可比擬的靈感的爆發。 對於曾經造就出偉大詩人的時代來說，那些詩人無異於象徵這個時代精神的最重要證據；作為一個整體，偉大的詩人們深入地剖析了人的內心世界，他們的詩作真可謂這個內心世界最偉大的和最相互關聯的自白。 至於涉及到每個詩人個人的偉大之處，它們決定於他的知名度或者被引用的情況，而這個知名度或者引用頻率取決於許多其他完全不同的因素。 在評價以往的詩人的時候，我們當然主要考慮他們的偉大之處在哪裡，但不可否認的是，一個詩人的價值還在於，他構成了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組成部分，為我們提供了了解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信息。這個價值其實遠遠超出了他單純作為詩人所能達到的程度，比如我們能夠從古典時期的詩人那裡得到許多有關當時社會的信息，而每一條來自那麼遙遠年代的信息都極其寶貴。 有人會問，難道歐里庇得斯（Euripides）的偉大之處敢於與埃斯庫羅斯和索福克勒斯的偉大之處比高低嗎？應當肯定的是，在了解雅典居民的思維方式所經歷的一個重大的轉折方面，歐里庇得斯的作品為我們提供了最為重要的資料來源，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從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三位劇作家的不同之處。歐里庇得斯揭示的是人類心路歷程中一時的東西，而埃斯庫羅斯和索福克勒斯揭示的則是永恆的東西。 此外，民族史詩、民謠和民歌毫無爭議地被看做是偉大和美妙的作品。這些民間作品的產生似乎並不依賴於那些偉人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一個民族相當於一個偉人；我們一般想當然地認為，這樣的民族一定處在一個特別幸福和天真的文化發展階段。 實際上，我們說一個民族代替了有名有姓的偉人，那是因為創作相關史詩、民謠或民歌的人的名字沒有流傳下來。我們不知道那些傳唱史詩的人的名字（我們只知道他們是一群人），但是他們當時無疑被視為偉大的人物，因為他們首次把自己民族的傳說用固定的格式確定下來；在那一時刻，他那個民族的民族精神就在他身上結晶。試想，這種事情只有在少數傑出的人那裡才有可能發生。從這個角度來看，頂級的民謠和民歌也只能由不同凡響的人在不同尋常的時刻創作出來；這個傑作實際上是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一個偉人身上結晶的結果。不然的話，一首詩或一首歌就不會持續太長時間。 人們一看到一部無名的悲劇就馬上聯想到某個劇作家，而讀到所謂史詩的時候就拒絕承認有過這樣一個作者，說起來，這只不過是我們現代人的觀點和習慣而已。有些戲劇的產生過程實際上與史詩沒有什麼兩樣，它們也是經過「眾人之手」而成形的。 下面輪到我們談論一下畫家和雕塑家。 起初，藝術家默默無聞地為宗教服務。在那些神聖的地方，人們開始創造崇高的作品；他們學會如何把偶然性排除掉，從而建立一個確定的格式。典型便如此應運而生，接下來便開始出現理想化的東西。 有些人的名字以及他們的名聲與他們漂亮的作品聯繫在一起。這些作品尚屬中流水準，它們在本質上還未完全擺脫神聖和高大的特徵，不過藝術家已經能夠自由地運用藝術手法，並且從中享受到樂趣。這時，人們在藝術的每個方面都確定了應當追求的目標，並且那些現實的東西也被塗以一層不可抗拒的神秘色彩。從此以後，藝術一而再、再而三地成為為實用目的效勞的奴隸，但是它又不斷地升華，從而形成對生活的反照，而且是一種更加光輝的反照。繪畫和雕塑與人類世界的接觸完全有別於詩歌與人類世界的接觸；畫家和雕塑家面對的幾乎無一例外地是事物的光明面，創造的是一個充滿美麗、強壯、真誠和幸福的世界，即使在那無聲無息的自然界，他們也看到了靈氣並且對它加以描畫。 完成了上述步驟的大師們不能不說是一些特殊的人物。應當承認，雖然我們知道一些來自古代希臘世界的這類人物的姓名，但是我們很少能把他們與具體的藝術作品掛上鉤；就中世紀鼎盛時期的歐洲北部而言，我們連這類藝術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是誰創作了沙特爾（Chartres）和蘭斯（Reims）這兩個地方教堂門口的雕像？我們或許可以憑空做這樣一個猜測，也就是說，一些非常優秀的作品其實不過是類似習作的東西，那些大師們在其中並未傾注太多的心血，正如民歌最終成形所經歷的過程那樣。我們在蘭斯教堂的北門口可以看到基督的形象，那個把基督的形象像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那樣確立下來的第一人不愧為非常偉大的藝術家，他一定還首次創作過其他輝煌的作品。 在人類歷史的近現代，我們能明白無誤地把一些作品與特定藝術家的名字聯繫在一起，因此，當某個藝術家被冠以「偉大」這一頭銜的時候，我們基本上可以肯定，這個人獲得了人們普遍的認可；每一個懂行的人都能夠看出，這個人具有無與倫比、不可多得的天賦。 大師們儘管耕耘不斷，但流傳下來的作品卻極其有限。一想到這些瑰寶能否長期保存下去，我們就不禁打起寒戰。 與詩人、畫家等專家不同，在眾多的建築師當中，恐怕沒有一個獲得過如此公認的「偉大」這個稱號。一般說來，建築師們不得不與別人分享一切榮譽，這些分享榮譽的人首先包括那些委託他們設計和建造建築物的人。在對任何建築物進行讚揚或者發出感嘆的時候，人們不可避免地要想到與這些建築物相關的人民、祭司以及統治者。同樣值得關注的是，人們通常認為，一座建築物之所以偉大，那不是因為這個或那個建築師，而是得益於該建築師所處的時代和他所屬的民族。因為評價標準不可靠，得出的結論也難得準確。通常來說，一座超大的或者富麗堂皇的建築更容易贏得人們的讚賞。 通行的觀點是，建築與繪畫和雕塑相比更加難以理解，因為它所表現的不是人的生活；但是作為一門藝術，它其實與繪畫和雕塑一樣難以理解，或者像它們一樣容易理解。 在建築這門藝術里，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很少有人被公認為一種風格的創立者，而在其他領域裡，這類潮流的引領者最容易贏得讚許。在建築方面，人們只知道誰是最後的完成者或者完善者。在古代希臘，出了名的不是那個創立神廟風格的人，而是像伊克蒂諾（Iktinos，雅典衛城帕特農神廟的建造者——譯註）和內西克利（Mnesikles）之類的人；在中世紀，受到稱許的不是巴黎聖母院的建築師，雖然他對哥德式建築風格的確立起到過決定性作用的人，而是從13世紀到15世紀一系列著名教堂的建築師。 就文藝復興時期而言，我們之所以詳細了解這一時期數量可觀的建築師，其原因不是因為他們所生活的時代離我們更近，也不是因為他們留下了更多和更確定無疑的作品，關鍵在於，他們沒有總是重複同一個主要的風格，而是不斷地把多種因素加以綜合。結果，在一個統一的但卻具有高度柔性的造型體系內，每個人都能夠創造出獨立的作品。那個時代給予這些建築師充分的信任，使得他們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自由地支配空間和材料。 要說真的偉大，無論如何，應當提到埃爾文·馮·斯坦巴赫（Erwin von Steinbach，德國建築師，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主要由他設計建造——譯註）和米開朗琪羅，接下來應該是布魯內萊斯基（Brunellesco，義大利文藝復興初期的著名建築師——譯註）和布拉曼特（Bramante，義大利文藝復興盛期建築風格的代表人物——譯註）。當然，後兩個人傑作的數量並不多；就米開朗琪羅而言，他為教會建造了最為重要的教堂。說明斯坦巴赫偉大之處的證據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高的尖塔，雖然這個尖塔本身沒有按照他的計劃建造，但是，如果沒有他的設計，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精美絕倫和透明的哥德式風格的牆面就不可能獲得如此絕無僅有的同時當之無愧的聲望。米開朗琪羅在羅馬聖彼得教堂里建造了地球上最漂亮的圓頂。對於他，人們的評價是一致的，無論是普通的大眾還是有藝術眼光的行家。 音樂處於各種藝術的邊緣，並且與建築有著一些無法說清楚的關聯。為了能夠深入到音樂的本質，我們在下面談論音樂時候，拋開音樂與歌詞、音樂與樂器之間的關係。 音樂的地位既有些神奇，也有些莫名其妙。假如我們把詩歌、雕塑和繪畫看做是表現理想化的人類生活的藝術，那麼音樂只是生活本身的寫照。音樂猶如一顆彗星，它在更高的層面上循著巨大的圓環圍繞著人類生活，但它有時比任何其他藝術都更接近人類生活，而且能夠解釋隱藏在人的內心最深處的秘密。從某種意義上說，音樂是奇妙的數學，但是它又擁有一群生龍活虎的精靈，它給人的感覺是如此遙不可及，但卻又讓人覺得與它如此親密無間。 音樂的作用（在正常的情況下）可以如此巨大和直接，人們會出於感激之情馬上問起它的創作者，並且情不自禁地傳頌這位了不起的作曲者。偉大的作曲家屬於最沒有爭議的偉人。一個偉大的作曲家的永恆性則是一件很難講的事情。他能否永遠偉大，首先需要後人的努力，需要他們不斷地演奏他的樂曲，而且不顧越來越多新的樂曲的競爭；對於其他藝術家來說，他們只需要把作品創作出來即可。其次，他能否保持其偉大性，還要看我們現在音樂的樂譜和節奏會不會保持不變，但這是值得懷疑的事情。對遙遠的未來的人群，莫扎特和貝多芬的音樂可能會變得無法理解，如同我們面對古代希臘人的音樂。要知道，當時的希臘人對這種音樂一定是讚不絕口。近現代的音樂家或許會靠著我們的貸款保留他們的英名，因為我們現在對他們的如醉如狂的讚譽可能會影響未來的人，正如我們現在仍然還推崇古典時代的畫家一樣，儘管他們的作品早已不見了蹤影。 最後還應當補充幾個字。受過教育的人觀賞或者閱讀從前的藝術品或詩作的時候，他們無法或者不願放棄這樣一種幻覺，即那些偉大的藝術家和詩人在創作他們的藝術品和詩歌的時候曾經多麼幸福。可是他們何曾想過，這些偉人為了理想做出了何等巨大的犧牲，並且在日常生活中同我們所有的人一樣為瑣事而奔波。對於我們今天僅僅接觸他們的作品的人來說，他們如同超然於世俗煩惱和可以永葆青春的幸運兒。 以上論述了藝術和詩歌，接下來，我們應當討論神話的形態。神話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離不開藝術和詩歌。讓我們首先考察那些理想的或者說理想化的人物。這些人物可能根本就沒有存在過，或者至少與流傳下來的版本有很大的差別。這些人物作為創立者和創始人位居一個民族的首位，或者被封為該民族遠古時期的英雄，成為民眾豐富想像中的寵兒。我們之所以關注這些人物，那是因為我們這一章的任務就是證明，每個民族都對自己歷史上存在過的人物作新的解釋，假如沒有可供作新解釋的人物，那麼這些民族就會創造這樣的人物。我們的結論是，每個民族都希望自己的歷史中曾經產生過偉大的代表性人物。 神話中的英雄就屬於這類代表人物。他們或者是失去了光澤的神，或者是神的兒子，或者是有關地理和政治的抽象概念。此外，每個民族都尊崇一些英雄人物，有些民族甚至把這些英雄的名字當做自己的名字，或者至少用這些英雄的名字來給某些地方或機構命名。早期的民族把這些英雄以及自己民族的先祖看做是完成了民族統一大業的神話性人物。 這些人物（尤其是那些讓自己的名字成為一個民族的名字或地名的英雄）幾乎沒有什麼任何頭銜，或者像諾亞（Noah）、以實瑪利（Ismael）、赫楞（Hellen）、圖伊斯科（Tuisko）和麥紐斯（Mannus）那樣只有若干個性特徵，但是被當做民族、國家或宗教的創始人；與他們相關的詩歌（如塔西陀在《日耳曼尼亞志》［Germania］提到的涉及圖伊斯科和麥紐斯的詩歌）則早已湮沒在歷史的海洋中。 有些人物的傳記裡面已經包含了象徵性的東西，如亞伯拉罕（Abraham）、詹姆西德（Dschemschid，波斯神話中的仙王——譯註）、忒修斯（Theseus，雅典國王——譯註）〔5〕、羅慕路斯（Romulus，又譯羅慕洛，傳說中羅馬城的創建者——譯註）及其幫手努馬（Numa）的身上都表現了相關民族歷史中的一些線索，諸如最重要的政治和宗教機制。 有些與其說是始祖不如說是純粹理想化的人物。這些人物並非反映一個城邦的歷史，而是綜合了一個民族最為高貴的品質。阿喀琉斯（Achill）不幸早亡，因為他所追求的目標過於莊嚴；奧德修斯（Odysseus）不得不長年面對來自某些神的仇恨，只有經過了多重考驗以後，他才最終獲得勝利。實際上，阿喀琉斯體現了遠古時期希臘人的某些真實的特性，如狡猾和堅定不移的性格。 即使後來的民族也免不了要把他們歷史上的人物加以提升和加以美化，甚至不惜用任意改頭換面的手法來使他們成為整個民眾所喜愛的人物。西班牙人對熙德（Cid，抗擊摩爾人的英雄——譯註），塞爾維亞人對馬爾克（Marco）就進行過這樣的加工和改編，最終成為各自民族的模範人物。 民間流傳的純想像的漫畫人物則以不同的方式產生。他們反映的是生活中的某些陰暗面，可以說他們正好與詩歌描繪生活的光明面而產生的人物成對比。這類漫畫性的人物的典型代表是奧伊倫斯彼格（Eulenspiegel，中世紀德國北部的一個滑稽人物——譯註）和現今義大利舞台上戴面具的人物如梅內廷（Meneking）、斯坦特萊羅（Stenterello）和普爾奇內拉（Pulcinella），以及代表某個城市的操著濃重方言的人。作為整個民族化身的人物也可以藉助圖畫生成，比如說約翰牛（John Bull，阿巴思諾特在其《約翰·布爾的身世》［John Bull］里刻畫了一個承租人的性格，此後，約翰·布爾［也稱約翰牛］就成了所有英國人的代稱——譯註）。 最後，我們也不應當忘記那些被構思在未來的人物，如《痴兒西木傳》（Der Abenteuerliche Simplicissimus Teutsch，德國小說家格里美爾豪森［Hans Jakob Christoffel von Grimmelshausen］的長篇小說——譯註）中的主人公，以及這類人物中最為不可思議的形象即敵基督。 在歷史初期偉人的隊伍中，宗教創始人占據非常奇特的位置。〔6〕這些人在真正意義上與偉人這一稱號名副其實，因為他們充滿了先驗的氣質；即使在數千年以後，這種氣質仍舊能主宰他們自己的民族的命運，甚至許多其他民族的命運，換句話說，用宗教和倫理的紐帶把這些民族聯繫在一起。他們能夠體會到別人無法體會的東西，並且能夠把一直隱藏的意願轉化為準則。在創建宗教的時候，他們並沒有把希望寄托在那些渾渾噩噩的普通人身上，也沒有抱著把把周圍的人看透的態度，而是讓所有的人受他們人格魅力的感染。即使在這方面最不盡如人意的穆罕默德也具有一定的人格魅力。 宗教改革時期的一些人物也具有這方面的品質。路德使得自己的追隨者樹立全新的倫理道德觀，或者可以說是全新的世界觀。〔7〕相反，加爾文的學說在他的祖國法國遇到了阻礙，他只是在荷蘭和英國贏得了多數民眾的認可。〔8〕 末了，讓我們討論曾經在歷史上領導過其他運動的偉大人物。 歷史似乎有這樣一個嗜好，那就是突然間濃縮到一個人身上，結果，幾乎整個世界都圍著他轉。 這些偉人在自己身上綜合了普遍性和特殊性、剛性和柔性的東西；在他們身上，體現了國家、宗教、文化以及危機。 尤其讓人驚訝不已的是那些讓整個民族突然間從一個文化發展狀態跨入另一個發展階段的偉人，如成吉思汗領導下的蒙古人從遊牧狀態轉向對世界的征服。值得提及的還有彼得大帝統治時期的俄國人，如果沒有彼得大帝，俄國人就不可能由屬於東方轉為屬於歐洲。更值得提及的是那些帶領一個已經處於文明階段的民族從一個低級階段走向更高一級的偉人。相反，那些把巨大的能量完全用在破壞已有文明的人絕對不能稱作偉人；帖木兒並沒有促進蒙古人的發展，他的統治時期結束以後，當時的蒙古人的處境還不如從前。他的渺小和成吉思汗的偉大正好成比例。 危機來臨時，已經確立的和新興的東西（即革命）都系在偉人們的身上。在世界歷史上，這些偉人的性格一直是一個謎。他們與他們所處時代之間的關係可以稱得上是一種「神聖的婚姻」，而這種婚姻只有在糟糕透頂的年月才可能締結，因為亂世能給予偉人發揮其才能的最大空間，而且亂世唯一需要的是偉人的橫空出現。 危機開始的時候，所謂的偉人層出不窮，而他們當中有些人確實具有天才並富有朝氣。儘管有些人藉助非常偶然的情況成為某個黨派的領導，人們還是友好地接納他們。人們還比較天真地認為，運動在開始的時候就應當有領導人，而且這個領導人應當自始至終地、全面地代表這項運動，完全不顧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運動本身在其發展過程中已經發生了人們始料未及的變化。 因此可以說，運動的創始者從來不會成為引導它走向結束的人。最初的參與者被淹沒在運動潮流之中，原因是他們對運動的設想還靜止在其初始階段。這些人不能跟隨運動發展的步伐，而進入新的階段的運動則已經孕育了符合它新的需要的領導人。在各個發展階段非常明了的法國大革命中，即使那些真正的偉人（如米拉波［Mirabeau］）也無法適應革命第二階段的發展情況。一旦一個新手能夠進一步地激起民眾的狂熱，那麼革命初期的絕大多數名人便像秋風掃落葉一樣輕而易舉地被掃地出門。為什麼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聖朱斯特（St.Just）和馬略不能被稱為偉人，儘管他們都曾很激進，並且在歷史上占據不可否認的重要位置？因為，他們當時所關注的僅僅是一個黨派的綱領以及癖好，而不是普遍的問題。他們的追隨者可能會把他們當做是類似宗教創始者的人物。 隨著運動的繼續，在險象叢生的環境中，往往能夠誕生一個真正的偉人，但是並沒有多少人認識到他的價值。事實上，他肩負著給已經過時的運動畫一個句號的使命，換一個說法，他要把運動引發的狂濤巨浪撫平，並且邁開雙腿橫跨在深淵之上。 關於運動初始時人們所面臨的危險，我們在遭受希律（Herod）王的手下人搜捕的耶穌身上看得非常清楚。還有，由於抗拒了蘇拉（Sulla）的勢力，愷撒受到了致命的威脅，因為前者在愷撒身上看到了無數「馬略」的影子；克倫威爾遭到指控，甚至在試圖移居海外的時候受到阻礙。關於這些歷史上不同尋常的人，我們可以說，他們的一些特殊的氣質在他們人生的早期階段就已經顯現了出來。 在終於有一個人穿過所有的階段到達終點之前，不知有多少各方面素質都很優秀的人遭受了厄運。看上去，遭到滅頂之災是許多重要人物不可逃避的共同命運。當然，這裡面也不能排除那些重要人物沽名釣譽的因素，因為這些人毫不掩飾自己的傲氣，以為自己是命運不得不嚴肅對待的人物。 對於一個大國的王儲來說，他能夠免遭開始時的諸多危險，而且從一開始就掌握大權，從而為藉助手中的權力大幹一場奠定了基礎。但是，正因為他如此早就可以為所欲為和無所不有，他距離成為偉人的目標就更加遙遠了。他從一開始就失去了鍛煉自己各種內功的動力。在這方面，歷史上最好的正面例子是亞歷山大大帝，接下來，我們可以列舉查理大帝、彼得大帝和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sse）。 在談到偉人的特徵的時候，我們應當考慮到「相對的偉大」，即一個人相對於其他人的愚蠢和卑鄙而表現出來的偉大之處。正是他們之間存在的差距才顯示出前者的偉大性。表現出這種偉大性的人一般都具有特殊的身份，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些王儲，而他們的偉大基本上類似於東方專制政體的君主們。我們無法對他們身世和權力的來龍去脈解釋清楚，其原因在於，他們並非在與周圍世界的矛盾和衝突中成長壯大，因此，他們沒有屬於自己的歷史，即發生和發展的過程。說起來，被冠以偉大頭銜的查士丁尼一世也應當算是這樣一個人，儘管人們一千多年來一直錯誤地把他當做偉大的、善良的和神聖的人。在有些平淡無奇的世紀中，人們只好把並非那麼傑出的人將就著當做偉人。從狄奧多里克（Theoderich）去世到穆罕默德登上歷史舞台，如同走馬燈一樣出現過不少這樣的人物，不過，真正稱得上偉大的只有教皇格里高利一世（Papst Gregor I）。 假如一個所謂的偉人與評論他的人們之間相隔一段時間，那麼這些人依據什麼標準，又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對這個偉人加以認可呢？這些人可能有點兒拿不定主意，或者漫不經心，並且輕易地下結論；他們也可能表現得有些妒忌或者完全漠不關心。那麼，當一位偉人逝去已久，他周圍同時代的人對他的欽佩也成為歷史的時候，他應當擁有什麼樣的品質或者做出過什麼壯舉，好讓多年之後的後來人對他普遍表示讚賞呢？ 因為我們在這裡談論的是偉人的本性問題，所以應當首先聲明，下面所描寫的絕不是合乎人類道德理想的品質，歸根結底，偉人們應當做為例外現象，而不是作為楷模載入史冊。下面就是我們所刻畫的偉人的輪廓。 偉人的才能完全與他的自信以及他所肩負的使命相關，一旦他失去了自信，這個使命不再存在，那麼他的才能也便完全消失。不管身處什麼樣的位置，偉人不僅能夠得心應手，而且讓人產生這樣一個印象，即他的能力未能充分得到發揮；他不僅能夠在這個位置上處之泰然，而且還有可能衝破這個位置對他形成的限制。 問題在於，他能否克制自己，假如能，又能持續多久？此外，別人能否忍受他的偉大，如果能，又能持續多久呢？ 在一切精神（甚至在肉體）活動方面，即在認識和創造、分析和綜合方面都表現出超凡的能力，而且表現得輕鬆自如。 他當然還有這樣的能力，即能夠隨意地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個事情上面，然後又同樣隨意地轉向另一件事情。在我們常人看來錯綜複雜或者相互矛盾的事情，在他看來卻易如反掌；有可能使我們焦頭爛額的事情，他卻能處理得井井有條。〔9〕 一個偉人能夠綜觀和透視各種關係，以便具體地和全面地掌握事情的前因後果。這是他頭腦諸多功能中必不可少的一項。即使最小的細節，偉人也不放過它，因為它有可能積累成為大問題，而普通人則對這些細節往往視而不見。 偉人能夠非常清楚地看到兩個關鍵問題：其一是看清事情的真正面目以及解決問題的手段，不讓任何假象搞得眼花繚亂，也不讓暫時的喧囂麻痹了頭腦。他從一開始就清楚，哪些有可能成為他未來權力的基礎。面對眾議院、參議院、民眾大會、媒體以及公眾意見，他總是能夠看清楚它們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著真正的力量，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嚇唬人的草包，從而能巧妙地利用它們。它們過後會驚奇地發現，它們原來自以為了不起，到頭來卻被這個偉人當做工具加以利用。 此外，偉人能夠預先掌握出手的時機，而普通人對這件事只能是過後才從報紙有所了解。正因為他了解了這個時機，他才能控制住自己的急躁情緒（如拿破崙1797年的表現）。同時，他也不知道什麼叫畏懼。在看問題的時候，他總是能考慮到哪些會對自己有利。只要做到了這一點，對他來說已經沒有什麼不可能達到。 這樣的偉人絕不是只知道沉思默想的人。最為重要的是，他具有控制局面的堅強意願，魔術般地說服別人的能力，以及掌握和控制所有權力和統治要素的超強的意志力。他能夠通觀全局，對事情的來龍去脈記憶猶新，對權力要素之間的平等性和從屬性了如指掌，就好像這些權力早已歸他私人專有。 通常說來，人們對掌握了權力的人唯命是從，他們對掌握權力的偉人自然也不例外。但是，明智的人都知道，一個真正的偉人只求完成可能和必要的事。假如有人企圖在這位偉人身旁進行抵抗，那顯然是徒勞無益的，誰真的想反對他，那麼他就應當離開他的勢力範圍到他的敵人那裡去，而且只能在戰場上與它比高低。 拿破崙說：「我是投擲到宇宙中的一塊岩石。」有了這樣的準備，在若干年內成就「千載之功」也毫不稀奇。 最後，作為一個偉人所應具備的最明顯和最必要的品質，這裡需要補充的是他要鎮定自若。正因為偉人們具有這種品質，他們才喜歡獨自頂風冒雨。這裡所說的鎮定自若並不是意志力的消極的一面，而是有別於後者。 許多時候，民族、國家的命運，甚至整個文明的走向都取決於一個至關重要的人在關鍵時刻能否經受住繃緊神經的考驗和高度的疲勞。 腓特烈大帝在1759年至1763年的時間裡非常出色地經受住了這樣的考驗，他的這一非凡的舉動從那時起一直在影響著整個中歐的歷史。 即使把當時所有人都加起來，他們也不可能勝任腓特烈大帝一個人所完成的重任。 正是在面對不斷的威脅（如暗殺），不停地磨鍊精神的過程中，一個偉人才得以超越世俗範疇的信念。這恰恰是威廉一世（沉默者［Oranien-Taciturnus］）和紅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曾經表現出來的偉大之處。後者無論如何稱不上是一個天使，而且他有關國家的概念也無法讓人叫好，但是在當時來說它確實是唯一可行的。無論是威廉一世（腓力曾經多次秘密地向他拋去橄欖枝）還是黎塞留當時都有可能與各自的敵人和好。 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和維多利亞（Victoria）也曾多次成為暗殺的對象，他們理應得到我們的同情，但是沒有資格被我們稱為偉人，因為他們的位置是世襲的。 在世界歷史上，最為罕見的還是具有偉大思想的人。他們能夠為了維護倫理而放棄有利的條件，他們能夠基於內心的善良而不是出於明智自願地限制自己。那些單純在政治上偉大的人一定會出於自私的考慮用盡所有的有利條件。我們當然不能苛求這些人，因為如上所說，我們只能把偉大的個人看做是例外現象，而不能把他們當做楷模。歷史上的偉人都無一例外從一開始就把確立和強化自己的權力當做最重要的任務，而且權力根本就不可能使人變善（Macht bessert den Menschen uberhaupt nicht.）。 正如普萊沃斯—帕拉多爾（Prevost-Paradol）在《新編法國史》（La France Nuvelle）所描述的那樣，霧月政變之後，法國變得動盪不安並亟待正常的國家生活，正是面對這一局面，人們希望拿破崙能表現出偉大的思想。不過，拿破崙（在1800年2月）對馬修·杜馬（Matthieu Dumas）說：「坐上王座以後不久（指路易十六的王位），我就意識到，我無論如何也不應當試圖盡我所能來做所謂的好事，因為未來的輿論必將把我忘記。」事實上，拿破崙也確實沒再把法國當做一個需要保護的人或者患者，而是把它看做是戰利品。 作為後人，我們現在很想對以往所謂的偉人有更加詳細的了解，換句話說，讓偉人的形象更豐滿一些。這無異於讓這些偉人接受非常嚴格的審核。 對於遠古的偉人來說，只有當後來的民眾對他們進行辨別性的想像的時候，他們才逐漸成為一個形象。 關於近代的偉人，只有那些有證可查的說法才可信，但是在許多時候，這種有力的證據並不存在。喜歡幻想的人可以隨意添枝加葉或添油加醋，歷史小說以它特有的方式要麼利用歷史上的偉人形象，要麼讓他們變得毫無價值。 有些偉人死後的境遇特別不幸。查理·馬特（Karl Martell，法蘭克王國墨洛溫王朝統治者——譯註）對世界歷史的影響可謂無與倫比，不管怎麼說，他在世時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但是他去世以後，他的後人沒有寫下一句有關他的值得一提的美言，也沒有留下描寫他個性的字句。口頭上流傳的有關他的片言隻語，後來還與他的孫子的形象融合在了一起。 假如有關一個偉人的文獻很多，那麼就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即他在世時有意與文人接觸並致力於精神活動，如同亞歷山大受教於亞里士多德。只有這樣的人才有可能擁有極強的原創性，從而在世時就已經在世界歷史上獲取了一個席位。我們認為愷撒就是這樣一個人物。 假如這樣一個人再擁有人格上的魅力，對死亡的威脅無所畏懼，並且像愷撒一樣能夠戰勝別人也能夠與人和解，那麼他稱得上達到了所有的標準，甚至可以說達到了善的地步！至少可以說，他的精神生活與感情強烈的亞歷山大大帝一樣豐富。 在重量級人物中，與偉人的標準有距離的主要人物就是普萊沃斯—帕拉多爾在其《新編法國史》中所描寫的拿破崙。拿破崙手中掌握了當時整個世界的一半權力，但是他卻把它全部用在自己的身上，人們根本就無法指望他這樣的人。與拿破崙形成最為鮮明對照的是威廉三世（Wilhelm III）。他把自己所有政治和軍事上的天才以及堅定不移的品德毫無保留地長期貢獻給荷蘭和英國的真正和長遠的利益。在分量上，一個人在沽名釣譽的過程中所獲得的成就無法與他在為公眾謀利益時獲得的成就相比；再說，一個人真正偉大的聲望只有在他死後才開始形成。作為一個君主，威廉三世具備了一切必要的天賦，而他又把這些天賦運用得恰到好處。 把一個人的偉大之處與他所擁有的純粹權力加以區別，這絕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當這個人剛剛獲得了這種權力，或者當他擁有多重權力的時候。我們一般傾向於把這類人視為偉大，即那些與我們的生存狀態密切相關的人。關於這一問題的詳細論述，讀者可以參閱本章的開頭部分。這種傾向的根源其實在於，我們需要用別人的偉大來為我們的依附性找藉口。 關於另外一個錯誤，即不假思索地把權力當做幸福，把幸福看做每個人都理應獲得的或者對每個人都適合的東西，我們在這裡最好不作贅述。每個民族都有一個有別於其他民族的特點，這些特點使世界變得豐富多彩。不過，這些民族並不顧及每一個個體的幸福，也不在意個體幸福總和的多少。 與戰爭相關的行為所產生的影響是其他一切行為無法比擬的。這些行為直接地讓無數人的命運發生變化。從長遠的意義上說，隨著戰後新的存在方式的確立，人們的命運繼續間接地受到其影響。 軍事方面的能力不應該成為衡量一個偉人的標準。純粹軍事上的名望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變得淡薄，最後僅僅在專門史和軍事史領域中得到一些認可。 上面所提到的戰後重新確立的社會關係，它們不應當只是權力易手的結果，而應當有助於大力振興國民的生活。如果真的如此，那麼後人就必然會認可戰爭發動者的動機，也就是說，在一定程度上把他看做是偉人。 革命將領應當算成一類特殊人物。在國民生活極其動盪的時候，這個國家在機體和精神方面還表現出活力，或者說正處於復興的過程之中，而在政治方面早已精疲力竭；往日的權力機器已經被廢除或者無法運轉，人們渴望建立一個與以往的國家機器類似的機構，這種願望遂變得不可阻擋。革命將領恰好出現在這種形勢之下。在這種時候，人們習慣性地認為或者希望，這樣一個出色的將領即將主導未來的活動，甚至相信他具有行使政治權力的才能，因為在正常情況下，國家生活的最主要構成部分就是命令和順從。在他們的眼裡，具有軍事才能的人完全能夠勝任所有的任務，他一定能果斷地做出決定、及時地採取行動。在許多人毫無主見、許多人犯罪、許多聞所未聞的事情不斷發生的時候，這樣的將領出現了。面對這樣一個人物，有些人同從前一樣膽戰心驚；有些期望過安寧日子的人變得焦躁不安（他們說「但願他能斬釘截鐵地出手！」）；有些人則不僅對他，對其他類似的人也心有餘悸。為了保全自己，上述幾類人很容易地開始對這位將領讚不絕口。人們對他充滿了幻想。因為這樣眾多的人對一個人抱有幻想，這個將領成為一個偉人的時機也基本成熟了。 但是，這樣的將領也有可能像霍赫（Hoche，法國革命時期的將領之一——譯註）一樣中途死掉，或者像莫羅（Moreau，法國革命時期的將領之一——譯註）一樣在政治上無法令人滿意。拿破崙在霍赫和莫羅之後才登上舞台。克倫威爾實際上從1644年開始藉助軍隊的力量成為一國之主，而且他所面臨的困境也比拿破崙嚴重得多。但是，他阻止了自己的國家陷入大動盪中，也沒有讓恐怖籠罩國家。 在古代世界，至少在希臘城邦中，屬於自由民的各個階層的人都想成為重要、強大和優秀的人物，所以，作為一個步兵統帥，一個人很難飛黃騰達。儘管僭主們當中確實不乏有趣和重要的人物，但是他們沒有一個成為歷史上的偉人。另外，希臘這塊土地過於擁擠，未曾有任何人把希臘民族相當大的一部分召集在自己的麾下，未曾有哪個人能夠適應全體的利益。在希臘這一整個的層面上，雖然土地範圍很有限，但是畢竟出現過一些真正獲得同時代人認可的偉人。說起來，這些偉人所決定的至多不過是幾十萬人的命運而已，但重要的是，不管在自己的祖國興旺的時候，還是在遭受厄運的時候，這些人都曾經擁有客觀地面對現實的能力。 首先出現在我們頭腦中的人是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kles）。他年輕的時候是一個靠不住的人。據說他的父親把他趕出家門，而他的母親則因為他的緣故上吊自殺，但是後來，整個歐洲和亞洲都把賭注押在他的身上，不管是充滿希望還是幾乎絕望的時候。〔10〕他與雅典之間一直處於相互較量的狀態。尤其與眾不同的是，他在希波戰爭中拯救了雅典，但是之後，他懂得如何保持距離，因為他在內心裡獨立於雅典。 對於那些登上權力頂峰的人來說，他們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一方面歸功於他們自己所具有的與眾不同的品質，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們處在巨大的危險之中。古代希臘這個社會能夠激起個人身上最強烈的野心，但是又不能容忍有這種野心的人掌握大權。在雅典，面對他的是放逐，而在斯巴達，他可能被迫成為隱蔽的敵人或者公開的罪犯。 這就是共和政體臭名昭著的忘恩負義的地方。因為位居雅典公民之上，也由於把雅典人的優點集於一身，伯里克利也差點遭受同樣的厄運。但是，沒有聽說他曾經因此而向眾神控訴這一聞所未聞的不公和不義。他一定會料到，雅典人會因此而更容不下他。 相反，亞西比得（Alkibiades）不論在什麼時候都能夠與雅典保持一致。他不是凌駕於雅典之上，而是與雅典融為一體。我們在這裡看到了一個城市與一個個體相輔相成的情形以及由此產生的另類的偉人。儘管亞西比得做出了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是雅典不計前嫌地重新投入了他的懷中，如同一個熱情奔放的女人重新摟住一個男人的脖子，其目的竟然是為了把他再次拋棄。 對於亞西比得而言，他從一開始並且一直試圖把同胞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愷撒年輕的時候，羅馬人的目光確實集中在他身上，但是，這並非天生高貴的他有意追求的目標。至於說到尋求官位，愷撒比其他任何一個競爭者都更加瘋狂地賄賂羅馬人，但是他只賄賂那些有投票權的人，而且只是為了這一目的。在其他方面，古代羅馬的偉人與古代希臘的偉人之間也不可同日而語。 就神職人員而言，對他們的偉大性一直難有定論，如格列高利七世、聖伯爾納（St.Bernhard，法國基督教神學家，明谷隱修院的創始人——譯註）、英諾森三世以及後來的一些人。 如果回想這些人的所作所為，那麼讓人首先想到的是他們不清楚自己的任務是什麼，他們試圖把自己的世界改造成世俗的世界。就算這種行為可以接受，這些人也稱不上偉大。他們的厚顏無恥確實令人瞠目結舌，他們試圖以這種態度討好世俗的世界，並以此來擴大他們的統治。但是，他們從一開始就不具備成為偉大統治者的條件。他們不是直接地統治他們的世界，而是試圖藉助那時已經遭到濫用並且受到貶低的世俗權力來進行統治。也就是說，他們並沒有想真正融入到任何一個民族中去，而是用禁止的形式，像警察一樣對待人類文化。 聖伯爾納沒有想當主教，更不要說當教皇，但是正因為這樣，他可以更加肆無忌憚地從外圍向教會和政府滲透。他是個預言者，並且參與鎮壓了12世紀的進步思想。他還是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的主要贊助者。由於這次遠征以失敗告終，他也沒有落下好下場。 這些神職人員甚至不需要把自己發展成一個真正的和全面的人，因為他們人格上的缺陷、他們的各種偏執以及不完滿之處都被他們的聖職遮蓋住了。 在與世俗的權力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們利用教會的權力工具來獲取赦免權和各種其他特權。 當後世以及歷史對這些人進行評價的時候，他們那些不合理的特權就一層一層地全部被剝掉。 他們這些人至少有一個有利條件，那就是他們能夠在遭受苦難的時候顯得高大，並且在遭遇失敗的時候不必像世俗的偉人們那樣承擔責任。問題是，他們必須利用這種有利條件，因為，假如遇到危險的時候，他們不是從容地當殉教者而是逃避這個危險，那麼他們就會留下壞名聲。 聖格列高利一世稱得上是一個真正的偉人和聖人。他使羅馬和義大利免遭倫巴第人的蹂躪；他領導下的教會當時仍然有別於世俗的世界；他非常積極地與西方世界的主教和教徒交往，但是他沒有能夠或者不願向他們施加壓力；他不是動輒處以絕罰或頒布禁令。他身處神聖的羅馬城，而且周圍儘是聖徒的陵墓，因此，他的身上充滿了天真的神聖氣息。 如果時間允許，我們還應當論述許多其他種類的偉人。我們以上的討論到此只好告一段落，接下來讓我們把話題轉到偉人的命運以及他們的使命上面。 當一個偉人行使權力的時候，有時整個人類的生活看上去好像從中找到了自己的聲音，而有的時候，又好像是他與由來已久的狀態做殊死的搏鬥，直到魚死網破。 如果一個偉人在這樣的搏鬥中倒下，例如威廉一世（愷撒在一定程度上也應當算作這樣的人）後人的情感中有時充滿了悔恨。他們試圖以全部的熱情來證明，那位偉人曾經代表了全體的利益，而且全體的意志在他個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無疑，這些後人這樣做，有時僅僅是為了表現自己，而有時則是為了讓某些同時代的人感到氣憤。 偉人的使命在於，把一個超出個人範疇的意願付諸實現。根據出發點的不同，我們可以把這個意願稱為上帝的意願，一個民族或者整個人類的意願，或者一個時代的意願。從這個角度來看，亞歷山大大帝的舉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是表達了一個特定時代的意願，即打開通向亞洲的大門並且對它進行希臘化。他的這一舉動促成了以後持續幾個世紀的局面和文化，如果沒有他，希臘民族的民族性，甚至整個希臘化時代就不會產生，或者至少可以說不大可能產生。如果沒有一個能夠把無數其他人的力量和才能集合在自己身邊的人，這樣一個壯舉確實不可想像。 一個偉人的意願實際上構成了他所屬群體全部成員共同意願的一部分。有的時候，這種全體意願非常明了。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偉人所進行的戰爭和懲罰性的行動只不過反映了整個民族或者整個時代的意願。這樣的例子有亞歷山大大帝征服波斯，俾斯麥（Bismarck）統一德國；有的時候，這種全體意願不是特別明了，換句話說，一個偉人意識到他的民族所必須採取的步驟，並且將其付諸實現，而他的民族則事後才認識到他的行動的正確性，並且承認他的偉大性。這方面的例子有愷撒征服高盧，查理大帝占領薩克森。 我們從以上的例子中也許能覺察到一些深奧莫測的巧合，即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的一致性；個人的利益被人們稱作自私，而集體的利益則被冠以偉大的稱號，因為它涉及的是全體的榮譽。 當我們討論到了這個程度的時候，就不能迴避有關免受道德準則約束的問題。通常說來，一個民族以及其他比較大的集體有權力不受道德準則的約束，那麼，從邏輯上講，為這些集體行事的個人也有權力不受那些道德準則的約束。事實上，迄今為止的權力沒有哪個不是伴隨著犯罪行為確立起來的。如果沒有受到權力保護的社會形態，一個民族最重要的物質和精神財富也就失去了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如大衛、君士坦丁和克洛維（Chlodwig，曾經大規模地擴大墨洛溫王朝版圖的法蘭克國王——譯註）那樣的「聽從神的旨意的人」才能應運而生。為了某一項宗教的使命，這些人被允許不擇手段，但有時也沒有什麼宗教性的目標。就理查三世（Richard III）而言，人們無法對他如此寬容，因為他所犯下的罪行都是為了獲取私利。 可以說，如果一個人使得他所屬的集體更偉大、更強大和更優秀，那麼他所犯的過錯就可以被原諒。比如，為了整個國家或者整個民族的利益絕對不受到損害，他撕毀被迫簽訂的政治條約。問題在於，他此後也應當繼續這樣特立獨行，他同時也應當知道，他這樣做無疑給後來的人留下了致命的遺產（das fatale Legat）。因為，為了保有這個強行獲得的利益，他的後人必須具備同樣的天才，一直到其他國家和民族把他們這個通過強制手段獲得的利益當做一種權利為止。 一切取決於一個人最後是否獲得成功。假如有一個人具備了像大衛等人那樣的個性，但是卻沒能獲得他們那樣的成就，那麼他就休想得到人們的寬容。只有當一個人成就了偉大的事業的時候，他才有可能得到人們的寬容，即便他犯下了罪行。 說到寬容和原諒，人們甚至能夠允許那些偉人自由地放縱自己的激情。人們知道，這些偉人的生命歷程中勢必會出現比普通人多得多的充滿激情甚至暴力的事情。世界上存在的各種各樣的誘惑以及無法無天的局面有時也被用來當做替他們開脫的藉口。另外需要補充的是，天才（Genius）與瘋狂（Wahnsinn）之間有著不可辯駁的姻緣關係。在哀悼赫菲斯提安（Hephastion）的時候，亞歷山大大帝試圖以物質的形式表達他的悲傷，如把所有的馬的尾巴剪短，把所有的城牆拆毀，其實，這是他精神不正常的先兆。 假如偉人們的行為確實是為了他們民族長久的和更好的生存狀態，即為了絕對必要的目的，那麼他們享受赦免權也無可厚非。但是，情況並非如此，因為一個民族助長某個所謂的偉人犯罪以後，它自己也不得不受牽連。並非所有這個偉人犯下的罪行都有益於他的民族。什麼經過深思熟慮以後才犯下的，所以應當受表揚的或者不得已的罪行，這不過是一個幌子而已。〔11〕從長遠的眼光來看，一個偉人所採用的手段早晚會反過來影響他自己，最終會使他對所謂大目標的看法產生變化。 人們還用以下的理由來為一個偉人所犯的罪行開脫，那就是，這個偉人的罪行阻止了其他無數人犯更多的罪行。這無異於由一個獨斷專行的大罪犯把犯罪的權利加以壟斷化，其結果當然是極大地保證整體的安全。在這樣一個人物出現之前，一個具有卓越才智的民族可能把精力消耗在長期而毀滅性的內訌上，結果，一個民族興旺發展所需的和平和安全成為空想。一個偉大的人物能夠消滅、克服或者利用人們瘋狂的自私自利傾向。於是，這些原本追求私利的動力頃刻間積聚成由他隨意支配的力量。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聯想斐迪南（Ferdinand，即斐迪南二世，亞拉岡國王——譯註）和伊薩伯拉（Isabel，即伊薩伯拉一世，卡斯提爾女王，斐迪南二世的王后——譯註），那麼有時會出現這樣一個令人驚奇的結果，即一直停滯不前的文化得到迅速而輝煌的發展。人們很自然地把這樣一個發展階段以那位偉人的名字命名，如把某一個世紀稱為「某某的世紀」。 就上面所講的犯罪而言，我們也不能忘記那個著名的信條：「如果我們不干，別人也會照樣干。」人們一般認為，一個人如果遵守道德規範，那麼他就會處於不利的地位。我們確實不能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即有的人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他卻藉此鞏固了自己的統治，擴大了自己的權力，或者甚至由此獲取了統治權和權力；為了逃脫被推翻下台的下場，許多政府也幹這種勾當。這就是喀德琳·美第奇（Katharina Medici，法國國王亨利二世王后，出身義大利美第奇家族——譯註）赤膊上陣，並且親自導演聖巴托羅繆慘案，而不是把這件事留給吉斯家族（die Guisen，法國宗教戰爭時期在巴黎極有勢力的家族，曾參與策劃聖巴托羅繆慘案——譯註）處理的原因。假如喀德琳·美第奇此後能夠證明自己的偉大和真正的統治才能，那麼法蘭西民族可能會完全原諒她所犯下的令人髮指的罪行。可是她後來不得不依賴吉斯家族，所以最終不僅徒勞無益，而且還成了眾人詛咒的對象。我們也可以藉機從這個角度對1851年的政變簡單地加以評論。 至於偉人內在的動力，人們通常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榮譽感，或者它的一般的表現形式即虛榮心。虛榮心就是一個人渴望在同時代的人那裡贏得聲譽，而所謂的聲譽與其說是人們對他真正的欽佩還不如說是對他的一種依賴感。〔12〕然而，虛榮心畢竟是第二位的，而試圖留給後人美好印象的想法則占據更加次要的地位。關於這一點有一些相當粗俗的說法，比如拿破崙曾經在厄爾巴島（Elba）上說過如下的話：「我的名字將會像神的名字一樣永恆。」〔13〕不過，在渴望贏得後人的讚譽方面，亞歷山大大帝可謂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其他的偉人並沒有像他那樣關注將會給後人留下什麼樣的名聲。對這些人來說，他們的所作所為如果能決定或改變同時代人的命運就已經令他們滿意。此外，許多有權有勢的人喜歡阿諛奉承勝過了聲譽。對這些人來說，聲譽只不過是人們對他們天才的尊重，而他們本人對自己的天才也早已心知肚明；阿諛奉承則不然，它能夠讓他們確信他們自己手中的權力。 對偉人具有決定意義的，使他們變得更加成熟的，從多方面起到培養作用的應當說是他們的權力欲。權力欲把這些偉人推上了角斗場，因為這種欲望是不可抗拒的。在權力欲的作用下，這些偉人考慮的不再是周圍人的評論，儘管這些評論是構成他們的聲望的基礎；相反，他們關注的是如何讓周圍的人臣服於他們，以及這些人對他們是否有用。 聲譽這個東西說起來奇怪，見到沽名釣譽的人時，它就跑開，而見到視它如浮雲的人，它又緊追不放。 這裡所說的聲譽與客觀的或者專業的評價沒有什麼關聯。在傳統的以及在民間的評價過程中，偉大這個概念所依據的並非完全是一個人為了整體的興旺而做出的貢獻，而且也不在於準確衡量一個人的能力，更不是根據他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最終起決定作用的是他的人格魅力，那種神奇地感染許多人的能力。關於這一點，霍亨斯陶芬家族（Hohenstaufen）應當說是一個非常生動的例子。在這個家族中，在世時非常重要的亨利六世（Henrich VI）後來乾脆被人忘掉了；至於康拉德三世（Konrad III）和康拉德四世（Konrad IV），恐怕連他們的名字也沒有多少人能記得起來；輪到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人們則常常把他與那個在遙遠的義大利度過大部分時光的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混為一人。人們一直等待腓特烈二世的歸來，但是他的主要人生目標就是征服義大利。遺憾的是，不僅他的這個計劃化為泡影，而且他創立的統治體系在帝國內部也不受重視。單憑他的人格魅力，他本應當獲得更好的結果。應當說明的是，人們說句話時指的是腓特烈一世，而不是腓特烈二世。 偉人們成名以後不斷地受到重塑和著色，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俗話說，「人們只把錢借給有錢人」（On ne prete qu』aux riches）。確實，人們願意給那些強勢人物借錢貸款，同樣，所有的民族以及那些擁戴者都喜歡給偉人們添加一些優秀品質、傳聞和趣事。這些添加部分實際上反映了這些偉人所屬民族的某些特徵。我們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亨利四世（Henri IV，布克哈特在這裡指的是英國的亨利四世，而不是德國的亨利四世——譯註）。雖然亨利四世在世的時間距離我們並不太久遠，但是，即使後來的歷史學家也辨不清有關他的材料當中哪些是事實，哪些是虛構。這些材料的來源本身可能就是虛構的，不過如此這般虛構的東西裡面畢竟還是含有一般的真實性。 與之截然相反，人們對那些在歷史上只因權力而出名的人顯得非常苛刻，比如對待路易十四就是如此。這些人物被刻畫得比實際上更加糟糕。 有些偉人被當做他們所屬民族的象徵性人物，有些被封為民族的典範，而有些偉人則被理想化。換一個表達法，隨著時間的推移，關於這些偉人的任何有爭議的評價都煙消雲散，原來受到過他們壓制的人們的仇恨也逐漸變得淡漠；對他們的理想化反倒在幾個層面同時進行，比如查理大帝作為英雄、諸侯和聖徒都得到了多方面的美化。 我們能夠透過朱拉州（Jura）南部茂密的冷杉看到遠處常年積雪的勃朗峰（Montblanc），我們同樣可以在許多其他地方用不同的角度看到這個著名的山峰，比如穿過葡萄葉、越過湖水來看它，從教堂的窗戶、從義大利東北部狹窄的巷子來看它。不管從哪裡看，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勃朗峰還是並將永遠是勃朗峰。 那些作為典範而永存人間的偉人對整個世界尤其是對他們各自的民族具有重要的價值。他們能夠讓人激情洋溢，讓人精神振奮，即使社會最下層的人也能受到感染，雖然這些社會最下層的人對他們的偉大並沒有確切的概念；他們促使人們此後以更高的標準來衡量人和事，他們幫助那些遭受侮辱的人重新振作起來。拿破崙曾經給法國人帶來了種種災難，儘管如此，他對他們來說無疑是價值不可估量的遺產。 時針到了我們生活的今天，有些人對偉人的觀念和態度已經發生了變化。他們認為自己已經從依靠偉人的需求中解放出來，並且這個時代也不再需要偉人。也就是說，他們要自己解決自己的事情，有些人甚至想，如果沒有那些偉人犯下的罪行，人們的生活中一定會包含更多的倫理和道德。按照他們的觀點，好像普通人遭到反對的時候不會變得惡毒，好像這些人就不會慾壑難填，就不會互相爭風吃醋！ 因為整個社會由平庸的人構成，有些人（主要限於知識階層）就可以藉助自己中等的天賦輕而易舉地獲得名不副實的聲譽，不過，他們身上的光環如同雨後彩虹一樣稍縱即逝。〔14〕此外，在警察的嚴密監視之下，任何不同尋常的出於本能的舉動都成為不可能，所有的偉人也就在萌芽之中被扼殺掉了。強權統治總是憎惡具有創造性的人物。如果這些人不經過最大限度的調整，那麼他們對國家來說簡直沒有什麼「用處」，因為在強權國家裡，一切要符合「可用性」這個標準。在生活的其他領域，人們也更喜歡那些心靈手巧的人，即那些有效地應用現有條件的人，而不是那些敢於和善於創新的人。 但是，有些時候渴望偉人的呼聲突然高漲起來，而且主要是在政府部門裡。因為在許多大國中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那些由來已久的朝代以及習慣於按部就班的高級官員們控制不了局勢，一些非同尋常的人物的出現已經成為萬不得已的事情。〔15〕 一個偉人出現以後會不會曇花一現，那主要看人們是不是對他風言風語甚至冷嘲熱諷，直到把他貶低到一無是處。我們這個時代特別充滿了把人磨蝕和拖垮的力量。 令人不解的是，我們這個時代又很喜歡讓那些富有冒險精神和滿腦子幻想的人偶爾拋頭露面。 我們還能清晰地記得，在1848那一年，人們多麼熱切地渴望一個偉人的出現；出現了這樣一個人物以後，人們也確實給予了肯定。 並不是每個時代都有幸發現屬於自己的偉人。同樣，並不是所有才華橫溢的人都能遇到可以施展自己才華的時代。不可否認，現在也許有許多能夠解決特殊問題的偉人，只不過那些他們能夠解決的問題已經不再存在。不管怎麼說，我們現今占主導地位的情感無疑是絕大多數人希望過更好的日子的願望，不管這種願望怎樣凝聚和濃縮，它也不可能會凝聚成或者濃縮為一個真正偉大的人物。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人們日益變得膚淺。我們好像可以斷言，偉大的人物不可能出現了，除非我們現在這種熱衷於「占有和獲取財產」的可悲局面有所改觀，除非「公正」一夜之間降臨，以便撥亂反正隨之而來。 說起來，我們的時代不能缺少偉人，只有他們的出現才能使世界歷史的車輪前進，並周期性地以猛烈的方式把那些殭屍腐肉以及無處不在的胡言亂語清除掉。 對於有頭腦、有思想的人來說，當他們回顧迄今為止的世界歷史的時候，他們都會不約而同地得出如下的結論：那就是，敞開胸懷接納一切偉大的人，這是為數不多的，能夠使人類進入幸福的精神境界的先決條件。 注釋 〔1〕在布克哈特的手稿里，這一章的標題為「個體與普遍性」（Die Individuen und das Allgemeine），請參看斯塔德爾曼，第339頁。——編者注 〔2〕當然，這裡所說的偉大人物只限於政治和軍事方面。至於那些精神上的偉人（詩人、藝術家、哲學家），他們在世的時候很難獲得人們的認可。 〔3〕拜爾：《科學發展史》（K.E.v.Baer，Blicke auf die Entwicklung der Wissenschaft），第118頁，轉引自拉索克斯，第116頁。 〔4〕請參看拉索克斯，第134頁以下有關討論荷馬地位的段落。關於詩人與哲學家的關係問題，請參照席勒於1795年1月7日寫給歌德的信：「就目前來說，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只有詩人才稱得上是真正的人，相比之下，最傑出的哲學家也頂多顯得像一個漫畫人物。」 〔5〕在普魯塔克的《忒修斯》中，作者特彆強調了任何一個奠基者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6〕請參閱拉索克斯，第125頁以下。 〔7〕布克哈特的手稿中有這樣的一個短語「通過取消原來所承擔的一些義務的方式」。請參看斯特德爾曼，第342頁。——編者注 〔8〕這裡還要提到那些偉大的立法者。 〔9〕拿破崙稱自己能夠把各種政務要事有條不紊地安排在頭腦里，如同把不同的東西分類裝在相應的抽屜里一樣：「當我想結束一件公務的時候，我就關閉那個抽屜，並且打開另外一個抽屜……。假如我想睡覺，那麼我就把所有的抽屜都關閉。瞧，我已經睡著了。」 〔10〕瓦勒里烏斯（Valer）：《馬克西姆斯》，第六卷，第十一章。 〔11〕被流放到聖赫勒拿島上的拿破崙把必要性作為衡量一切事情的標準：「不管是在涉及政治還是戰爭的問題上，我的座右銘一直是：無論什麼樣的邪惡——即使它是法律允許範圍內的——它只有在絕對無法避免的情況下才可以原諒，而任何超過其必要性的部分都是犯罪。」 〔12〕甚至一個人在後人那裡所享有的聲譽也免不了包含這種依賴的成分。人們敬仰一個早已作古的人，原因是他們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與他生前的所作所為密切相關。 〔13〕弗勒里·德·薩布隆：《回憶錄》，第一卷，第115頁。 〔14〕當然，根據不同的領域，有些人通過施展自己的天才在短時間內贏得了真正的聲譽。 〔15〕布克哈特在手稿的這個位置用括號加了如下的一段話：「比如，為了站穩腳跟，並且為了強化自己，普魯士現在可能需要一大批貨真價實的德國佬（Fritzen，外國人尤其是英國人對德國人的一種貶義的稱呼——譯註）。」請參看斯塔德爾曼，第364頁和第396頁。——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