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沉思錄 · 第四章　歷史上的危機

我們在上文中探討了決定和影響世界歷史的三大潛能的逐漸和持續的變化以及三者之間相互交織的情況。現在，我們可以考察這三個潛能加速變化的過程。 這些發展變化過程一方面表現出極大的多樣性，另一方面，它們雖然表面上讓人感到陌生，但是在許多個別的特性上顯示出親緣關係，因為這些變化說起來都基於人之常情的原因。 不過，至少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應當特彆強調，關於古代的危機，其原因和影響我們知之甚少，我們至多只能從後來的社會狀態出發做出一些猜測。 屬於這類情況的包括早期民族遷徙和入侵。這些遷徙和入侵有時是出於無奈，比如從呂底亞（Lydien）遷徙到義大利的伊特魯里亞人（Etrusker），以及古代和中世紀中那些因為被人奉獻給了神靈而不得不離開家鄉的長子們（Ver Sacrum）；有時則源於內部時機和條件的突然成熟，比如遊牧部落因一個偉大人物的出現而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征服。這方面的典型例子當屬成吉思汗率領的蒙古人和穆罕默德領導下的阿拉伯人所進行的對外征服活動。 在上述情況下，一些天真的民族把外國看做自己所崇拜的民族之神的贈禮，從而把消滅原居住民作為神賦予自己的任務，如以色列人把消滅迦南的原住民作為神賦予自己的任務。 拉索克斯認為，這種侵略有其促進歷史發展的作用。這一觀點不能不說是充滿了過分的樂觀主義。〔1〕拉索克斯片面地從日耳曼人入侵羅馬帝國的例子看待所有類似的事件，他說：「對於每一個偉大的民族來說，假如她在整體上不具有一定數量的未被消耗的自然力量，那麼她離衰亡之日已經不遠了，因為這種自然力量能夠起到促進和更新的作用；喪失了這種自然力量，一個民族就無法完成再生的任務，其結果只能被淹沒在入侵的野蠻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 應當說，並不是所有的侵略都具有促進作用。只有當一個有發展文化能力的年輕民族侵略一個比較古老且擁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時候，我們才能談得上更新。 假如我們在這裡沒有犯邏輯錯誤的話（post hoc，ergo propter hoc），蒙古人對亞洲的伊斯蘭教完全起了扼殺的作用。結果，在蒙古人征服之後，伊斯蘭教在文化方面高度的創造性幾近停息。的確，成吉思汗的擴張行動完結之後不久還出現過幾個著名的波斯詩人，但這一事實與上面的論點並不相悖，因為這些詩人在成吉思汗征服之前就已經出生並接受了教育，而且那些泛神論神秘主義者並沒有受周邊世俗環境的影響。危機可能促使偉人的出現或者促使偉大時代的到來，不過這種偉大猶如天鵝絕唱。成吉思汗征服之後還出現過幾個完全伊斯蘭化的蒙古朝代，它們還建造了若干富麗堂皇的清真寺和宮殿，但這些都說明不了什麼問題。總的來說，蒙古人（如果不把土耳其人包括進去的話）屬於與我們不一樣的種族，而且在文化上沒有什麼建樹，與蒙古人屬於同一種族的中國人則創造了最輝煌的文化。 甚至文明程度很高的高加索地區的民族也無法融入更高的文化之中，因為它們具有遊動和好戰的本性。出於這個原因，它們信仰一種特殊的宗教並且停滯在半野蠻狀態之中。曾經統治過拜占庭帝國土地的奧士曼土耳其人也屬於這種情況。 伊斯蘭教本身就含有野蠻的成分，所以，談到伊斯蘭教的入侵就涉及到奴役性的宗教與被奴役的宗教之間的對立。此外，伊斯蘭教使得和平共處式的生活不大可能。不公正待遇成為尋常的事情，甚至種族滅絕的危險也不能排除。這些征服者表現出令人無法忍受的傲慢，他們完全蔑視人的生命，並且試圖把他們對別人諸如此類的統治方式看做是自己激情的表達形式。 其實，在上述情況下，兩個民族之間和平共處是唯一的出路。當然，屬於同一種族的兩個民族之間容易達成雙方均獲益的妥協；如果不能，一個進化程度差的種族乘虛而入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即使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相安無事，征服之後仍然難免顯出一片衰敗的景象。關於這一點，我們只需聯想日耳曼人使羅馬帝國大片土地荒蕪的情況。當時的生活條件肯定是糟糕透頂，我們可以從當時司空見慣的背信棄義事例中略見一斑。要知道，背信棄義與日耳曼人的性格背道而馳。初看上去，日耳曼人喪失了他們種族原有的品質，反過來從羅馬人那裡汲取了糟粕。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危機逐漸過去，新的、真正的民族在原來的土地上形成。一言以蔽之，歷史上有健康的野蠻，因為這種野蠻里包含能夠變善和創新的特性，同時也有純粹消極的和毀滅性的野蠻。 可以說，戰爭是民族危機最明顯的表現形式，它同時也代表了向更高階段發展的契機。〔2〕 作為一個個體，如果一個人通過與別人進行比較才充分意識到自己的價值，並且依據比較後結果的不同讓別人感受到他自己的這種價值觀，這不能不算是人間諸多悲劇中的一種。國家、法律、宗教和禮儀都試圖消除人們的這種趨向，也就是說，促使人們把這種自我感覺控制在內心中。對於個人來說，無所克制地表現這種趨向是可笑的，令人無法忍受的，乏味的，危險的，甚至是近乎有罪的。 一般來說，每個民族在一定的時候都有理由而且不可避免地以某種藉口對其他民族大動干戈。首先動武的國家最主要的藉口通常是，在諸多民族一起生活的這個世界裡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假如我們不這樣做，別人也會這麼幹」。毋庸置疑，每一場戰爭都有其獨特和複雜的發生過程，我們暫時把這個問題置之不理。 一個民族確實只能在戰爭中充分體驗到自身的力量，因為這一力量只有在與其他民族的較量中才真正體現出來。我們應當設法在這一點上確定一個民族的力量；不過，衡量這種力量的尺度現在變得越來越大了。 在哲學的表達形式上，人們喜歡引用赫拉克利烏斯（Heraklit）的一句名言「戰爭是一切事物之父」來試圖證明戰爭的好處。拉索克斯（第85頁）在此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說，敵對是所有事物產生的動因；從不同力量的對立中產生出和諧，即「有分歧的和諧」〔3〕或者「和諧的衝突」〔4〕。上述兩種表達法都指出了相關力量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各自的活躍性，但這裡涉及的並不是一個優勝的力量和被它踐踏在腳下的對手；事實上，戰爭是一種神聖的東西，它是屬於這個世界的一則法律，它蘊涵在整個自然界裡；古代印度人並非沒有道理地創造了一個叫做濕婆（Siwa）的戰神；戰士充滿了破壞的熱情；戰爭像一場暴風雨一樣清潔空氣，它使人們的神經更加堅強，它振作人們的情緒，然後確立英雄的品德。追本溯源，國家是建立在這些品德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神經質、虛假和怯懦之上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應當特別提到利奧（H.Leo）的話：「令人振奮和令人喜悅的戰爭，它把那些患有結核病的社會渣滓一掃而光。」 我們的結論是：人在和平時期是人，那麼他在戰時還是人；在兩種狀態下，他們身上表現出同樣的世俗的卑劣性。不過在我們看來，有些民族以及有些個人優於其他民族和個人，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那是因為他們的利益與我們自己的利益有關聯。 長久的和平不僅使我們的神經麻木，而且還促成了一大批可憐的、膽小如鼠的、不自食其力的人。這些人在單調的時光流逝中降生，高喊著「權利」，極力貼附在這種生存狀態上，從而奪走了人間真正的力量賴以存在的空間，使得空氣渾濁，最終使整個民族的血液變得不再純潔和高貴。戰爭使人間真正的力量重新得到尊重，它至少能夠讓那些不自食其力的人緘口不言。 此外，戰爭迫使生活的各個方面以及社會的所有財富都為眼前的目標服務，它像威嚴的風紀官一樣讓那些無聊卻又無所不做的自私的人有所收斂；戰爭把一切力量集中起來為公眾利益服務，而且是最高的公眾利益，並且在這樣一種原則的指導下，即促使最高貴的英雄品德脫穎而出。總之，只有戰爭才能讓人們看到把任何人的利益都置於公眾利益之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只有真正的權力才能保證持久的和平與安全，而戰爭則能讓人們辨認真正的權力。因此可以說，一場能夠催生真正權力的戰爭中蘊藏著未來的和平。 我們這裡說的是真正意義上的正義的和光榮的戰爭，比如一場衛國戰爭。我們可以拿波斯戰爭（指古希臘與古代波斯之間的戰爭——譯註）做例子，它使希臘在方方面面創造出光輝的力量。我們也可以把荷蘭人抗擊西班牙人的戰爭當做例證。 除了一場正義的戰爭以外，一場危及整個人類生存的戰爭也會促成真正權力的產生，因而也預示著未來的和平。沒完沒了的小規模爭鬥有時會替代戰爭，但是它們卻沒有真正的危機所包含的價值；15世紀的時候，德國眾多諸侯們爾虞我詐和爭鬥不止，其結果是，他們所爭得的權力只不過與胡斯信徒們要求的權利相當，到頭來弄得連他們自己也驚訝不已。 17世紀至18世紀，歐洲諸國為了爭奪王位和瓜分西里西亞而訴諸武力。雖然參戰的士兵們紀律嚴明，但是這場戰爭帶來的僅僅是災難而已。 現今的戰爭總體來說已經成為普遍危機中的一部分。但是就每一個單獨的戰爭而言，它又不具備一個真正的危機所應具備的意義和影響；民眾的生活同戰前一樣按部就班，連那些可憐的不食其力的人也得以苟延殘喘；這種戰爭只會造成巨大的財政赤字，換句話說，它把一場戰爭所能導致的最大的危機留給了未來。持續時間的短暫也使得這類戰爭失去了真正的戰爭所擁有的價值；人們沒有來得及從完全的絕望中培養出新的希望，在戰場上也沒有持久的勝利者。人們只有懷抱全新的希望才能真正開始新的生活，也就是說，他們應當以一種調和的方式，用真正活生生的新的生活來代替舊的。 最後，正如上面提到的蠻族的侵略一樣，許多遭到破壞的東西並不會促成新的生命的產生，這一點似乎沒有說明的必要。我們生活的地球也許已經老朽了（在這裡起關鍵作用的不是地球真正的年紀有多大，比如它圍繞太陽轉了多少圈；如果以此計算，地球可能還處於青年時代）；如果環顧我們周圍那些已經嚴重鈣化的大國，我們很難想像它們在失去了寶貴的植被以後何以獲得新綠。如同植物一樣，民族也可能遭到毀滅的厄運，有時甚至不能留下絲毫的余脈，以便它作為合成部分繼續生存在其他民族之中。 需要強調的是，最為正義的保衛戰爭經常顯得無濟於事。至於說到羅馬，它至少還繼續保持了紐曼提亞（Numantia，位於西班牙的一古代城市，公元前133年的起義失敗以後被羅馬人摧毀——譯註）的榮譽，換句話說，羅馬這個戰勝者至少還理解和尊重了戰敗者的偉大之處。 試圖以所謂更好的世界計劃來掩人耳目是不可饒恕的。一切得逞的暴行都至少是一項醜聞，是一件可恥的例證。我們不應當對人間生活做出比它實際情況更高的評價，這可能是我們從強者所做的壞事中吸取的唯一的教訓。 現在，讓我們總結一下歷史上諸多危機的一般特徵。 早在古代，特定的階級和階層就反對極權統治或者壓迫人的神聖法律，並且經常促使國家走向解體；在這個過程中，宗教不可避免地捲入其中，而且一些新的民族特點以及新的宗教就是由此產生的。不過，我們對其中精神活動的來龍去脈知之不多。 關於希臘諸城邦所經受的許多危機，我們了解得相對詳細。這些危機的結果是王政、貴族統治、僭主政治、民主政體和專制政體的更迭。事實雖然如此，但從地域上講，具有相當程度的局限性，而且各個地區的情況也有所不同。在古代希臘，許多歷史進程都是在地方層面上完成的，即使是伯羅奔尼撒戰爭也談不上是一場涉及整個民族存亡的重大危機。這種危機只有在由小城邦向大國轉化的過程中才可能出現。這種危機在馬其頓人統治下，甚至在羅馬帝國統治時期都未曾出現，因為羅馬人在希臘這塊荒蕪的土地上允許諸多的自治權，甚至還免除納稅義務，這使得希臘人以為自己仍舊生活在屬於自己的城邦中。 在羅馬，雖然發生過不少革命，但是最為重要同時最為根本的危機，即大眾行使權力的歷史過程並沒有來臨。在革命發生之前，羅馬已經是橫跨世界的大國。在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雅典這個占主導地位的城邦試圖對擁有1800萬人口的阿提卡行使霸主權力。 最終，阿提卡聯盟和雅典城雙雙走向衰亡，而在羅馬，國家的統治權一直掌握在權勢人物手中。羅馬當時的敵人只有它自己，而雅典則有斯巴達和波斯做對頭。羅馬鼎盛時期，不僅迦太基已經被毀，亞歷山大大帝的繼承者們也早已作古。羅馬人需要面對的僅僅是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一些危險的辛布里人（Zimbern，奧地利的一個古代民族——譯註）、條頓人（Teutonen）以及米特里達梯（Mithridat，小亞細亞一王國君主，曾前後三次領導抵抗羅馬人的戰爭——譯註）。 那麼，所謂的內戰又是一幅怎樣的畫面呢？那些獨自坐享其成，而且日益蛻變的顯貴當然要揭竿而起，參與者既有越來越多的市民，也有拉丁人（Latiner）、義大利人（Italiker）和奴隸。這些起義實際上是由個別貴族促成的，他們表面上當然以護民官的身份出現。此外，像馬略（Marius）這類人也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這些顯貴擁有巨大的財富或者還指望從帝國的行省中分得財產。結果，他們被這些利益束縛住手腳，只能在一些不疼不癢的事情上做出讓步。不僅如此，他們還受著像喀提林（Catilina）這樣寵壞了的兒子們的牽制。 正是在這個時候，愷撒篡奪了權力，並且拯救了羅馬，因為他不僅趕走了像喀提林那樣的人，而且還消除了未來產生這類人的可能性。愷撒本人並非想建立一個軍人獨裁政治，但他確實是依靠忠於他的士兵才得以成就他想做的事情。因此，由他的繼承者發動的所謂最後一次內戰也是以士兵為主。 愷撒及其繼任們此後輕鬆自如地把由馬略以及內戰引發的消滅顯貴的行動進行到底。相比之下，皇帝制度顯示出真正的和平。國內沒有什麼動盪，這幾乎令人感到驚奇。在帝國的行省中發生的起義和暴動，其根源都在其特定的有據可查的社會關係之中。高盧的一系列起義是因為沉重的債務負擔（aes alienum），例如提比略（Tiberes）統治時期，弗洛雷斯（Florus）和薩克羅維爾（Sakrovir）先後以此為緣由發動過起義。宗教上的不滿也會導致動亂，比如哈德良（Hadrian）在位時，巴爾·柯克巴（Bar Kochba）率領猶太人進行暴動。不過這些起義和動盪都局限在地方層面上。 羅馬面臨的唯一的危險是那些行政長官以及保衛邊境的軍團另立皇帝。所謂由尼祿和佩提納克斯的死引發的危機也只能說是一段充滿暴風驟雨的日子，而稱不上真正的危機，因為沒有人想改變帝國的格局。我們不得不說，偉大的皇帝們利用大規模的戰爭來讓他的軍隊有事可做。公元3世紀的篡權確實是具有救亡意義的行為；羅馬人想辦法把既成的事實維持下去。羅馬統治者即使身處邊疆省份，如在伊利里亞，他們也一直有能力保證龐大的帝國的完整性。 有些學者認為，當時的羅馬皇帝們應當採取一些結構性的改革措施，可惜的是，這個以及其他一些虔誠的願望來得太晚了。此外，假如我們身處當時的羅馬，我們也不會出於自願改變我們自己，何況這種改變於事無補，所以我們寧願依照我們的本性了此一生。 在君士坦丁及其繼任們的統治下，羅馬帝國還經受住了社會逐漸基督教化的過程，並且接受了教會涉足權力領域的事實。教會在搖搖欲墜的帝國的根基上為自己打下了得以立足的樁子。只要羅馬帝國存在，它就不得不藉助世俗的力量無情地迫害阿里烏教派信徒和異教徒，最終，當正統的基督教站穩了腳跟並且把古代世界傳統的一部分納入自己的翼翅之下的時候，羅馬帝國除了滅亡已經別無選擇。 真正的危機實在是百年不遇的稀罕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市民以及教會的爭執使得空氣中瀰漫了持續不斷的、刺耳的噪音，但是並沒有帶來任何具有生命力的改革。這些小打小鬧絲毫不能撼動政治和社會根基，或者根本就沒有想改變既有的政治和社會根基，因此不能稱為真正的危機。英國的玫瑰戰爭就是這方面的實例之一。在這場戰爭中，一個民族分裂為二，分別追隨一個貴族派別。法國的宗教戰爭也屬同一類。參與這場戰爭的人也都是貴族的追隨者，雙方爭鬥的核心是，國王應當獨立於兩個相關的貴族家族之外，還是應當屬於其中之一。 如果我們現在回到有關羅馬的話題上面，那麼民族大遷徙才構成了真正的危機。在這個危機過程中，一種新的物質力量與一種舊的相融合，而且這箇舊的物質力量形成一個精神的變體繼續生存下去，也就是由國家演變為教會。 這個危機不同於其他任何一個我們所了解的危機，因此它在本質上是獨一無二的。 我們一直把論述對象局限在那些有高度文化的民族所經歷的危機上，同時也把那些中途落空的危機也考慮在內，由此，我們可以歸納如下的一般現象： 在人類異常複雜的生活狀態中，國家、宗教和文化相互並存和交疊，並且逐漸發展到相當的程度，以至於許多東西已經變得今非昔比，它們失去了與其本源之間的必然聯繫，結果，國家、宗教和文化中的某一因素得以過度地擴充或者擴大自己的權力，並且以一切世間可能的形式濫用這個權力，而其他因素不得不遭受過分的限制。 那些受壓制的因素可能根據它的本性或者失去其彈性或者加強這種彈力。事實上，當受到壓制的時候，一個民族的意志變得格外敏感。假如遭受壓制的因素加強了自己的彈力，那麼一定會有什麼東西以一定的方式爆發出來，並且擾亂公共秩序。這時會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統治者會採取鎮壓措施，而且如果他們是明智的，他們隨後會找到補救性的方法。另一種是，上述小規模的事件可能會出人意料地引發大規模的危機，有時甚至持續一個時代，波及所有的民族，或者至少影響到那些與其有密切關係的民族；其實，對外進行的侵略以及遭受外來的侵略都與之前發生的事情相關。轉瞬之間，世界的進程變得如此迅速，快得有點讓人可怕；通常需要幾百年才能完成的變化猶如稍縱即逝的幻影一樣在幾個月甚至幾個星期之內登場和退場，然後便一去不復返。 有人可能要問，危機能否避免？假如能，那麼哪些危機可以避免，哪些又為什麼不能避免？〔5〕 羅馬帝國的危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它的起因是富有生氣的年輕民族決意占領位於南部的、人口逐漸變得稀少的土地；這好比是生理學上所說的平衡過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知不覺中發生的。 伊斯蘭教的傳播也是以類似的方式完成的。憑著薩珊王朝和拜占庭帝國這兩個地方人們的天性，他們根本無法抵抗伊斯蘭教的那種狂熱。伊斯蘭教許諾那些戰死的人進入天堂，許諾那些最終取勝的人享受統治整個世界的樂趣。 相比之下，宗教改革基本上是可以避免的，而法國大革命則完全可以在其激進程度上緩和許多。 在宗教改革中，只要人們改革教士制度，並且適當地減少落入統治階層手中的教會財富就足以解決問題。亨利八世以及他去世以後發生的反宗教改革明確說明，哪些問題可以早一些得到解決。宗教改革運動的起因是人們對教會的極度不滿，但是在改革過程中，人們雖然熱情很高，他們並沒有一個統一的關於一個新教會的比較成熟的概念。 相比之下，試圖在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中阻止暴行要困難得多，因為那些有教養的人憧憬著烏托邦，而大眾身上長期積聚的仇恨和報復的激情一觸即發。 法國古老的貴族制猶如種姓制度，雖然一些成員已經充分意識到這個制度所面臨的深淵，但是這種等級制簡直無藥可治。人性決定了我們不願承認現實，不願把眼前的問題與自己掛上鉤。加之可能早晚擺脫不了遭受厄運的結果，所以不如等到一場毀滅整個人類的大洪水的來臨。話說回來，即使毀滅性的大洪水不光顧人類，種性制也並不含有任何自我改善的福氣，因為它賴以生存的社會關係已經腐朽到了極點；或許我們可以相當清楚地預見，一旦這些制度內部有些許暗流涌動，那麼外來的因素就會乘機推波助瀾並逐漸占據主導地位。 是許多擁有相同思想的個體的總合構成了導致危機的時代精神，還是如拉索克斯（第24頁及以下）所說，一個終極的原因促使這種時代精神的形成？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無法給予確切的答案，正如自由與非自由這個根本的問題。 我們至少知道，人身上有一種要求周期性地大變的強烈願望。他能夠從這些變化中獲得多少內心的喜悅呢？恐怕不多，但這並不是問題的所在。到了一定時候（而且一定要到這個時候），他會不可避免地像拉馬丁一樣高喊：法國，你叫人煩惱不堪！ 一個比較完善的信息交流系統以及在一個大範圍內人們達成思想的一致，這兩點似乎是引導危機來臨的必要條件。 一旦時機成熟，促使人們行動的導火索便被點燃，接下來，幾千里之內不同的、平時彼此根本不認識的人猶如電流傳播般迅速受到感染。消息傳遍各地，事情原來只與個別人相關，但這時所有人都視之為己任，即使目標含糊不清也無關緊要：「關鍵是要有所變化。」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時候，發起者開始布道後僅僅幾個月，甚至幾個星期之內，人們便潮湧般地踏上了征途，有的是為了尋找那新的但是卻陌生的家園，有的則是頂著必死無疑的命運。 在農民戰爭中，情形也幾乎一致。雖然地域上波及無數小的自治區域，但是那些地方的農民在同一時間持有一致的意見。 1789年，法國的交通已經很便利，人們的出行也很頻繁，但是與現在的情況無法相比；不過在那個時候，受過教育的人已經在思想上達成了高度的一致。 我們現在的交通便捷到了空前的程度，不過這種狀況反倒不利於危機的產生。人們大量地閱讀、不斷地發牢騷、頻繁地旅行。這一切使得人們的感覺變得遲鈍。毋庸置疑，一旦危機真的來臨，鐵路當然會發揮它的作用，關於這個類似雙刃劍的工具，我們在下文裡還要詳細加以論述。 對城裡的居民來說，他們更加容易接觸到蠱惑人心的煽動者們，但是他們以更加理性的態度對待危機。根據危機的不同性質，只要能夠被發動起來，鄉村的民眾可能更加不可預測和可怕。 不管危機初期的表現形式如何，首先出現的是人們質疑和指控的一面。他們對過去的積蓄已久的不滿被發泄出來，其中還摻雜著對未知的、更令人髮指的壓迫所勾勒的恐怖景象。培根對這些恐怖景象有些誇張〔6〕，但是它們無疑在危機爆發的時候即公共秩序遭到干擾時，起到了不可低估的輔助作用。宿命論者能輕而易舉地左右那些情緒激動的人，因為這些人見風就是雨，動不動就歇斯底里。 危機的起因在開始的時候是一個特定的事件，不過用不了多久，它就像車輛行駛時產生的迎面風一樣把許多其他東西牽扯進去。對每個單獨的參與者來說，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將在整個危機過程中起到決定作用的力量。在危機中，個人也好還是民眾也好，他們把所有那些令他們不快的事情一概歸罪到最近的人和事。事實上，他們深惡痛絕的不過是我們作為非完人所無法避免的小毛病。其實，我們只需環顧人間貧瘠的狀態，看一看大自然提供給人類的物質〔7〕多麼有限，那麼我們就不會如此吹毛求疵；可惜的是，人類一直認為這一切過錯不在於自然，而在於我們所走的歷史路途有誤。 結果，所有的人都參與其中。他們的要求說起來很簡單，那就是換一個樣子，即與持續至今的狀況不一樣的樣子。 面對惡化到今天的糟糕境況，人們把罪過全推到眼前的相關人身上，因為他們要的不僅是變化，而且還要泄憤，再說，誰又能夠奈何得了那些已經作古的人呢？ 當那些被認為負有責任的人能夠抓獲並加以懲罰的時候，人們便常常顯示出那種並不稀罕的英雄氣概。此外，人們對一切既有的東西不合理地、令人可怕地加以反對，好像持續到今天的這一切有一半早已經腐爛頭頂，而另一半則急切地等待變革已有多時。 不過不得不承認，只有在所有渴望變化的人組成盲目的聯盟的情況下，舊的狀態才有可能從根本上得以改變；假如沒有這一聯盟，那麼那些舊的機構不管好還是壞，它們會一直苟延殘喘到整個民族衰亡為止。 需要提及的是，隨著危機的來臨，許多抱有不同目的的人形成一個令人驚異的聯盟，但是，即使人們預感到這場危機有可能在其過程中脫離原來的軌道，而且將來掌握危機主導權的人也不是那些從一開始就參加革命的人，但是對此已經無計可施。 為了取得點滴的結果，歷史不得不上演大規模的節目，而且所製造的噪音與收到的效果根本不成比例。人們因此不禁要問，那些獲得的結果在多大程度上是事先所期盼的或者說是值得的呢？這類現象即便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也屢見不鮮。我們滿懷激情地做出若干重大的決定，原本指望從中結出奇蹟般的果實，到頭來卻不過是再尋常不過的結局。這可能就是人無法逃避的命運吧。 現在讓我們來談論危機開始時積極和理想的方面。之所以有這一積極和理想的方面，其原因在於起頭的不是那些命運最悲慘的人，而是那些富有進取心的人；他們用演講以及其他個人才智賦予尚處在萌芽狀態的危機以理想的光彩。 緊隨而來的是充滿期待的類似狂歡節一樣的輝煌的演出，整個民族絕大多數人的命運都與此緊密相連。與那些起頭的人一樣，民眾也對以往的事表現出憤怒，同時對光輝的未來懷抱幻想。這使得冷靜的思考不大可能。有的時候，可以從中窺探到相關民族最為本性的東西；雖然煥發青春的許願試圖掩蓋衰老的跡象，但卻無法避免風濕病患者所遭受的周期性的陣痛。在美狄亞的說服下，佩雷亞斯（Peleas）的兒子們烹煮他們的父親，可是，他們無法掩蓋他已經死去的事實。 每當這種時候，一個民族犯罪的傾向也趨於減弱。看來，在如此緊要的關頭，那些原本邪惡的人也似乎受到了觸動。〔8〕 就連沙姆弗爾（Chamfort）也表現得判若兩人。在《格言錄》（Maximes）和《論人性》（Carateres）兩部著作中宏觀地談論人生的時候，他表現為徹頭徹尾的悲觀者，而當革命爆發的時候，他馬上又變成了控訴舊制度的樂觀者。 在談及雅典人向西西里派遣遠征軍之前的談判時，修昔底德（第4卷，第24章）描繪了一幅有關充滿希望和群情激昂的人群的畫面。雅典人希望占有這塊土地，攫取由埃格斯塔厄人（Egestaer）向他們透露的財富，從而贏得源源不斷的戰爭經費。那些年輕人積極響應，「因為他們想見識那個遙遠的國度，並且相信他們將能夠保全性命」。當時，年輕人只要聚在一起就免不了在地上勾勒西西里島的形狀。〔9〕除了這一切之外，還有那些暗藏的反對遠征西西里的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煽動人們的情緒，以至於許多人狂熱地要求審判那些據稱毀壞了界碑的人。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意義不同凡響，因為它在世界歷史上造成的真正的和持久的影響完全不在十字軍企圖拿下的巴勒斯坦上面。正如吉伯爾特所說，民眾中存在的關於人間天堂的奇特的幻想一定從中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我們可以聯想查理八世率軍去義大利的景象。起初，這次軍事行動被人誇張得像一場關乎整個世界命運的大危機，可到頭來不過是一連串干預舉措的開始。 相比之下，農民戰爭在開始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宏偉藍圖，而千禧年主義者的加入也只是起到了微不足道的作用。〔10〕 英國革命說起來更沒有什麼波瀾壯闊的地方。之所以沒有值得談及的東西，那是因為市民的生活根本沒有受到影響，國家內部最高的力量也沒有捲入其中。在最初的幾年裡，革命表現得像一場漫長的法律訴訟，而且從根本上說，它早在1644年就已經落入了受議會操縱的軍隊和類似拿破崙的人的手中。這個人讓英國免遭了1792年到1794年之間法國將要經歷的那一切。此外，真正的加爾文教教徒和新教教徒在本質上過於悲觀，因此他們不可能展示光輝的理想藍圖；也正因為如此，他們關於尋求獨立的小丑般的說教沒有影響到人們正常的生活。 相反，在法國大革命中，確切地說在1789年的《請願書》里〔11〕，人們起初的那種憧憬未來的幻景被描繪得淋漓盡致。很顯然，這些觀念受到了盧梭有關人性的善良以及良知作為道德保障理論的影響。這是一段沉浸在節日氣氛和旗幟海洋中的美好時光，它以1790年在練兵場（champ de Mar）舉行的慶祝活動告終。我們不得不承認，在這種非同尋常的時刻，人性以極其耀眼的方式表現出了它所有嚮往真、善、美的能力。 人們很容易把這種理想的情境理解成伴隨一場危機而來的人類特殊的精神。實際上，它不過是這一危機的富麗堂皇的盛裝而已。婚禮一旦結束，隨之而來的便是討厭的工作日。 人們可能永遠也無法做到在危機爆發之際就對它未來的程度和意義，特別是它的傳播能量有一個正確的估計；因為在這些方面起決定作用的不是革命發起者們起草的綱領，而是可供點燃的火藥究竟有多少，換句話說，除了那些受苦受難者以外，到底還有多少人早就嚮往著普遍的變革以及他們的素質如何。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真正的危機遇到經濟上的阻力的時候才達到其頂點，而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危機一旦遇到經濟上的阻力便擱淺，起初的喧鬧迅速變得鴉雀無聲。 假如在危機初期的某一個關鍵時刻，需要及時解決的問題被推延，要求變革的一方通常以為自己處於有利位置。事實上，敵對方多麼希望把這些要求變革的人斬盡殺絕。他們之所以沒有這樣做，只是因為他們當時沒有這個能力。我們都知道1534年發生在明斯特廣場上的那場危機。再洗禮派沒有費一槍一彈就獲得了勝利。在這種時候，人們要有比較清晰的設想，這對危機的結果至關重要。假如一場危機不想中途而廢，那麼它必須始終保持清晰的設想。示威是比較好的方式之一，因為簡單的示威可以成為權力的象徵，而且按照常理，它理應成為顯示權力的標誌；人們藉此可以看到，迄今為止占統治地位的權力究竟能抵抗到什麼時候。 危機出現時召開的大型國民會議不過是官方玩耍把戲的場所而已。這種會議通常不經多時就失去其效力，而且無法忍受一個真正強勢人物的存在（1815年的拿破崙就是這樣一個人物）。〔12〕俱樂部和交際花們代表了權力的晴雨計，因為他們準備隨時根據實際情況重新組合，而且他們的特性就是不錯過任何時機。 在危機的第一階段，那些令人窒息的舊的制度暫時被廢除，代表該制度的人也受到了懲罰。不過接下來的現象卻令人瞠目結舌，因為開始時的領導人被排擠到一邊，他們已經被他人取而代之，整個過程未免顯得愚蠢透頂。 一種情況是，這些新人物來自不同的團體。隨著危機的加深，起決定作用的只有一種力量，它把其他的力量加以消滅或者消化。比如在英國的內戰中，起頭的主要是那些紳士，但是最終把革命堅決進行下去的則是那些圓顱黨人。顯而易見，這場危機的主要動力不是主張立憲的法律意識，而是獨立意願。 另外一種情況是，這些人也許受頭腦中渾渾噩噩的自我意識支配或者受別人傳遞的幻象的引導，在人們的不知不覺之中藉助演講的才能登上權力的巔峰。 再一種情況是，這些人也有可能是一幫虛榮心強和野心大的人，如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初期的亞眠的彼得（Peter von Amiens）和孔索爾頓（Konsorten）這樣的人；他們自稱是遠征的發起者，實際上卻是可憐的附和者和隨從者，他們自稱是弄潮兒，事實上只是隨波逐流之輩而已。 色彩鮮艷且全部張開的船帆視自己為驅動船隻前進的動力，可它何曾想到，船隻之所以前行，完全是因為風的吹動，風不僅可以隨時讓它轉向，而且也可以迫使它拋錨。 那些有所懈怠的人，以及那些無法跟上加速運動的人都被取而代之，其速度之快令人驚訝；轉瞬間，自認為能夠擔負起領導職務的第二代已經成熟。這些人雖然構成這場危機的根本和特殊的推動力，但是他們與從前的狀態之間的關係相當薄弱，這一點使得他們與運動的第一代領導人形成鮮明的對照。恰恰在這種新舊交替的時候，人們最不能容忍的是權力出現中斷；只要一個人或者一個團體由於疲憊不堪而垂頭喪氣或走向滅亡，馬上會有人來頂替。即使這個新手與前任相比毫無出色之處，這些替代人物在這個關鍵時刻也能像呼風喚雨般地把人力和物力糾集在自己周圍；因為，人們在潛意識裡為權力確定了先決條件，那就是，任何權力只有到了其後期才會變得理性。換一種說法，每一種存在到了最後才能得到承認並受到尊重。所謂無政府狀態也會儘快地促成一種權力的確立，不管這種權力多麼粗野，但是它畢竟代表了普遍的權益；法國北部以及義大利北部的諾曼人起初不過是以強盜的身份進入上述兩個地區，可是不久之後，他們在兩個地區均建立了穩固的國家。 在危機過程中，桀驁不馴的人和唯命是從的人不時地向各自相反的方面轉變。任何一種附和和順從都必須以責任，以及與此相關聯的暈船一樣的感覺來做代價。 一場重大的危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它不可避免地導致窮困和貪慾這兩個社會問題突然變得尖銳起來；它們能夠讓那些理想化了的改革倡議者感到毛骨悚然。造成這種後果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市民之間形同陌路人；其二是可供搶劫的東西越來越多；其三是法律失去了它往日的威力。 根據不同的情況，危機會把宗教拉到自己的一邊，推向自己的對立面，或者讓宗教出現裂痕，使它分裂為兩個派別。其結果是，所有的爭鬥此後都擁有了宗教戰爭的特徵。 整個社會的其他方面也好像被丟進了發酵池一樣，它們或者以友好的或者以敵對的方式與危機糾纏在一起。看起來，危機之中包含了所有推動時代前進的潛力，猶如一種流行病發作時，其他疾病就有所減少。隨著危機中的不同動力起主導作用，我們可以看到歷史這個車輛不時地變換運動的方向和速度，它忽而飛躍向前，忽而停滯不前，忽而後退而後又重新向前飛躍。 當兩種危機重疊出現的時候，當時更為強烈的那一個就會遮蓋住稍弱的另一個。哈布斯堡王朝與法國之間的對立曾經先後兩次被宗教改革與反宗教改革之間的對立推擠到次要的位置，然後被遮掩過去。一次是1589年之前，另一次是從亨利四世死到黎塞留當權之間。 胡斯信徒與天主教徒之間的衝突後來被波希米亞人與德國人之間的戰爭所取代，正因為如此，在波希米亞人那裡，這場衝突才具有非常強烈的斯拉夫特徵。 現在，我們談一下危機中那些相互對立的力量之間的關係。這裡面包括所有業已建立起來的機構，它們實際上已經成為理所當然的力量，甚至可以說變成了一條公理。德行以及文化都以各種方式與它們相關聯。此外，這些機構的責任人藉助權力和好處把民眾拴起來。（這些結合依靠的是甜言蜜語，但是沒有什麼有效的黏合劑。） 因此，維護和反對既有體系的鬥爭就顯得異常可怕，雙方都釋放出相當的激情，每一方都顯示出誓死捍衛屬於自己的最神聖東西的姿態；一邊是抽象的忠誠與宗教，另一邊則是新的「世界原則」（Weltprinzip）。 接下來就出現了不擇手段的現象，各個派別都使用起他們未曾使用過的武器，換言之，人們聲稱的目標與他們的行動之間有巨大的差別。其結果是，那些隱藏的反動分子假裝成民主派，而「自由派」（Freiheitsmann）則精於各種暴力和突然襲擊。 這一點令我們想起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希臘城邦的正常生活所遭受的破壞。修昔底德對此作了記述（第3卷，第81—83章）。它的根源實際上是由平民和誣告者針對任何有身份的人所實施的恐怖行為。按照修昔底德的說法，考爾希拉（Kerkyra）的殘暴行為對希臘文化的根基產生了震撼性的後果。戰爭的功勞在於教會人們如何訴諸武力，人們同時也有各種藉口求助於未來的力量；戰爭在時間上經常顯得姍姍來遲，因為它在本質上只是報以往仇恨的手段而已。戰爭時期的語言也發生了變化，各種表達方式擁有了特殊的含義；敵對的雙方都想藉助更加惡毒的言語來壓倒對方。人們組成秘密團體，為的是不顧法律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實際上無異於集體犯法；和解和誓言變得一文不值；人們在相互交往中喜歡搞陰謀詭計，他們因此都顯得陰險和狡猾，沒有人再願意保持善良和純樸。人心中充斥了統治欲望、自私和野心；那些為了潔身自好而不參與任何黨派的人反倒遭到冷眼，結局只能是自我倒霉。各種罪惡層出不窮，誠實的人因為受到冷嘲熱諷而逐漸銷聲匿跡，整個社會瀰漫著濃烈的火藥味，大打出手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 在非常時期，人們為了把勝利果實據為己有可以不擇手段，他們把開始時定下的原則悉數拋到腦後。這種恐怖主義式的做法不可能換來真正的成果，也不可能為日後的事業打下基礎，結果，原來看上去像是一次機會的危機也付之東流。這種恐怖主義通常以外來威脅為藉口，實際上針對的是內部公開的或隱藏的敵人，有時，這類恐怖主義只不過是掌權者為了更好地行使權力而採用的一種手段，還有的時候，即當掌權者日益意識到自己失去多數人的支持的時刻，恐怖主義是唯一可以利用的工具。恐怖主義一經形成，它就會變本加厲，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因為它一旦有所鬆懈，它就有可能因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而遭到報復。正如1535年在明斯特上演的那一幕，人們在外來威脅降臨的時候不得不變本加厲。 對於盲目的人來說，消滅對手是唯一的自我解救方法，並且最好是讓對手斷子絕孫，「讓毒液與毒蛇一同消失」（colla biscia muore il veleno）。由於人們傾向於把自己的對手妖魔化，被認定符合妖魔定義的人就被推上斷頭台。儘管如此，這些急紅了眼而亂殺無辜的暴行收效甚微，因為這類大屠殺周期性地發生甚至連綿不斷。在古代希臘和古代羅馬的共和政體中，這種屠殺方式經常被運用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那個瘋狂的馬略把貴族作為一個階層加以流放（公元前87—86年）也是出於同樣的目的。做這種事情的人認為，假如有可能的話，他們的對手也會採用同樣的手段。這些人以此作為下毒手的藉口。 移民經常受到最為殘酷的迫害。人們喜歡過高地估計這些外來人的力量。當一個移民僥倖逃過一起迫害或者謀殺案的時候，許多人把它看做是一起搶劫案。當科西莫（Cosimo）大公和弗朗西斯·梅迪奇（Francesco Medici）大公用投毒的方式殘殺住在邊遠地區的移民的時候，整個世界為之震驚，但是，當共和政體把倖存的移民的眷屬們投進監獄甚至殺害他們的時候，人們把這個舉動看做是「政治措施」。 有時，帶有恐怖性質的措施所產生的後果影響到危機本身，真可謂「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La revolution devore ses enfants）；此外，隨著危機的加深，每個階段的代表人物在隨之而來的下一個階段的代表人物那裡一錢不值，因為前者在後者看來過分地溫和。 當危機逐漸影響到屬於同一文化區域的數個民族的時候（小國尤其容易被捲入其中），並且與那裡一直受到壓制的力量和狂熱結合起來，從而構成反映當地居民精神的獨特景象的時候；而在危機發源地的那個國家，危機已經導致了癱瘓和衰敗，危機初期的潮流開始調轉方向，換句話說，出現了人們常說的「倒行逆施」。這種所謂的「倒行逆施」有如下的原因： 1.經過了一系列過激的言行之後，人們自然而然地感到疲憊不堪。 2.一般說來，公眾容易在開始的時候發怒，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逐漸變得遲鈍甚至無動於衷。有的人可能已經在危機初期撈到了好處，因此想著坐享其成；有的人從來就沒有過非分的想法，只不過有人認為他們會有這種想法。說實在話，對於那些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鄉村百姓來說，從來沒有誰事先徵求他們的意見。〔13〕 3.隨著人們訴諸武力，原先潛伏著的各種力量受到了危機的刺激，它們開始對有機可乘的局面虎視眈眈，並且會突然提出參與分贓活動。整個運動漸漸被這些機會主義者蠶食，稱他們為機會主義者是因為他們對運動初期的理想毫無興趣。13世紀的時候，絕大多數的歸爾甫派（Guelfen）和吉伯林派（Ghibellinen）都曾採取過類似的態度。 4.在一場危機過程中，那些反應最強烈的人往往很早就被送上斷頭台，結果，最強有力的人便一去不復返；所謂的第二代已經顯示出衰弱的跡象，他們充其量只能試圖模仿他們的前一輩。 5.那些倖存的、運動草創時期的人物們的內心發生了變化；他們一方面想著享受付出的血汗換來的成果，另一方面試圖至少明哲保身。 即使鬥爭的理由依然有效，但這些理由已經落入他人之手，而且它們原有的不可抗拒性也早已大打折扣。德國的宗教改革一直到1524年為止一直是關乎全民的事情，並且它的宗旨是在短時間內對老朽的教會進行徹底的改革；在這個節骨眼上，情況發生了變化，農民戰爭似乎要把宗教改革的任務承擔下來，並且好像要把這場運動儘快進行到底。但是，農民戰爭的悲劇性結局對宗教改革貽害無窮。首先，只要宗教改革獲得了勝利，那麼其功勞就屬於政府以及那些教條地訂立制度的人；其次，由於天主教統治勢力變得強大，宗教改革運動未能打入德國的西北部地區。發生在明斯特的再洗禮派事件雖然只構成了整個運動的餘波，但它確實成為損害運動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後，人們變得異常地冷靜，即使面對悲慘的結局也似乎能泰然處之。對那些最不可饒恕的政府，人們也以極大的耐心忍氣吞聲；要知道，如果是在不久之前，這些人早已經氣炸了肺。舉個例子，英國的查理二世完全是依靠長老會教徒的支持登上王位的，可是上台以後，他卻無情地讓這些人充當犧牲品。〔14〕 像法國大革命所展示的那樣，假如人們清醒以後回首再看，這類革命表面上看上去似乎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而洞察內部，其結果無非是糟糕到極點的經濟狀況。人們這時的清醒與失敗所導致的怨恨之間有很大的區別，畢竟它們各自有截然不同的原因。 當然，運動中所倡導的一些東西終究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在法國，平等原則就是大革命的成果之一，革命者還曾經天真地聲稱讓所有的人生來就自由。革命在本質上是無自由可言，它好比一場森林火災，誰也別想處在游離的狀態。與人們在革命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所表現的熱情相比，看得見的成果則顯得多麼驚人地微不足道啊！毋庸諱言，只有在一場大危機過後很久，人們才有可能全面地看到危機的真正（應當說相對真正）結果（即成果和後果，因為根據不同的觀察者，他所贊同和不贊同的地方所有區別，這是永遠也避免不了的事情），而且危機越是嚴重，人們就需要越長的間隔時間。人們不禁要問，假如這種大危機再重複一次或者甚至重複第三次的話，那麼它將會以什麼樣的外形來表達它特定的內涵呢？〔15〕 假如一場危機最終不至於落入外來干涉者之手，或者避免被不共戴天的敵人利用的厄運，這不能不說是一件莫大的幸運之事。在這一點上最為異乎尋常的例子是胡斯信徒。在當時的法國，城市被控制在激進的恐怖派別，但是由比較溫和的胡斯信徒構成的派別（後來被稱作加里克斯丁［Calixtiner］）一直能夠控制局勢，而且在抵制外來敵人進攻的時候又與激進的恐怖派別並肩作戰。不久，趁這個激進的恐怖派別的實力有所減弱，胡斯信徒的溫和派別把它加以消滅。此後，他們得以填埋革命導致的深淵，並且按照自己的信念通知法國達一百年之久。 伯羅奔尼撒戰爭起初只是兩個霸主之間的糾紛，兩者都想率領，或者說教導所有的希臘人與波斯人戰鬥。在戰爭的初期，兩者之間的對立竟然顯得如此尖銳，以至於伯里克利以及其他的演說家把這種對立視為兩種世界之間的對立。雖然遭受了重創，斯巴達後來依靠來自波斯的錢主宰整個希臘的歷史達數十年之久，這恐怕是伯里克利之類的政客們所不能阻止的。〔16〕 接下來，我們還應當考察財產的重新分配所產生的反作用。首先需要確認的是一個生理學方面的事實，那就是說，在每一場危機過程中，能力很強、堅定不移和鐵石心腸的人都占據一定的比率。他們的目的僅僅是藉助危機獲取私利和出人頭地，因此，他們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擇手段，可以與任何派別結成聯盟。〔17〕這些鐵石心腸、不惜以搶奪的方式迅速獲益的人為了達到目的不顧一切代價，而且他們也不受任何更高動機的干擾。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當然會不可避免地被人發現，從而草草地結束自己的生涯。〔18〕但是，這一類人總是層出不窮，而能夠主導潮流的領袖人數本來就寥寥無幾，而且隨著危機的加重，他們變得越來越少。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卑鄙是永恆的。〔19〕在新的財產擁有者當中，定調子的正是上述那些卑鄙的人。 所有的財產，當然包括世俗的財產在內，它們都有可能背離人們一開始指望它們所達到的目標。關於德爾斐的財寶，伯里克利曾預言，只要有誰日後付出代價，那麼他就會得到這些財寶。當費雷的伊阿宋（Jason von Phera）和大狄奧尼修斯（alterer Dionysius）把目光盯在這些財寶的時候，一場神聖的戰爭便接踵而來。在宗教改革中，教會的財產也成為引發爭端的最重要的禍根。 新的財產產生以後，人們主要關心的是財產本身以及它的所屬關係，而促使它生成的危機則不再那麼受關注。說起來，人們不願意讓業已發生的危機回到原處，而情願它保持現狀，因為所有的財產都已經有了各自新的主人。在1794、1795年之交的法國，新的財產擁有者充滿了對以往局勢的恐懼，同時渴望一個專制政府保護他們獲得的財產，至於自由，它已經不關他們的事了。 阿爾比戰爭（Albigenserkrieg）以後，情況也是如此。對法國南部430個封地占有者們來說，他們唯一關心的是設法讓國王壓製土魯斯（Toulouse）伯爵的氣焰，而異教邪說問題則無關緊要；從他們的內心來說，租種他們領地的佃農是阿爾比派還是天主教徒，這不關他們的事。 在古代希臘的城邦中，那些被驅逐或者被暗殺的人們的財產經常以民主或者貴族利益的名義被人占有，這些占有者而後就向獨裁的方向發展，而民主政治也好還是貴族政治也好，他們早已把它忘到腦後去了。 戰爭以及軍隊黷武主義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視。這種作用表現在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面。克倫威爾（Cromwell）鎮壓了國內特別是愛爾蘭地區乘危機而揭竿起義的派別，以及法國的將軍們與聯邦派（Foderalisten）以及旺代人（Vendee）作戰，這些屬於針對國內進行的軍事行動。奧蘭治人（Oranier）抗擊西班牙人的進犯〔20〕，以及1792年以後法國人抵抗反法同盟（Koalitionen）的戰鬥，這些則屬於對付來自外國威脅的軍事行動。對內和對外採取措施，戰爭成為不可避免，而軍隊變得不可或缺。為了把危機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力量控制住，使用暴力已經是不得已的選擇。藉助這種暴力的人當然最怕有人反其道而行之〔21〕，所以他們經常對手下的將軍們採取恐怖措施，目的是讓後者識時務。阿基努塞戰役之後針對軍隊統帥的起訴，尤其是法國人1793年和1794年間的舉動，實際上都可以這樣理解。 不可思議的是，那個應當被繩之以法的人仍然逍遙法外，原因是人們還沒有認清誰是應當受到懲罰的人。 一旦危機接近尾聲，疲憊不堪的階段便如約而至。官僚機構、警察和軍隊等原來的權力機器重新運作起來，而且連舊瓶裝新酒也談不上，因為一切按照原來的模式。這個時候，那些精疲力竭的人不可避免地變成掌握局面的強權人物手中的獵物，而這些掌權的人不是新選舉的、溫和的議員，而是那些老兵。 接下來，人們需要面對的是政變。這種政變由軍隊發動，目的是清除危機過程中倖存下來的、按照憲法仍舊有效的國家代理機制，而國民對這類政變表示讚許或者顯出漠不關心的樣子。公元前49年的愷撒、1653年的克倫威爾以及兩個拿破崙都是在這種情況下才敢於發動政變。在政變過程中，憲法在名義上被保留下來，或者得以恢復，甚至得到擴充，比如愷撒增加了元老院的人數，拿破崙三世確立了全民選舉制。不過，1850年5月31日頒布的法律對全民選舉制進行了限制。 軍人統治只不過是一個過渡的過程，因為軍人的特性毫無疑問傾向於君主制，而且是專制的君主制。這些專橫的軍人按照自己的政權概念來重塑國家。 並非所有的軍隊都會像克倫威爾的軍隊那樣悄無聲息地退出舞台，何況克倫威爾的軍隊只是在英國革命過程中產生，所以它無法與此前的君主和軍人機構建立聯繫。再說，這支軍隊也沒有把王權讓給克倫威爾，而是自始至終保持了專制和共和的特徵；君主制之所以能夠復辟，原因不在於軍隊，而是因為蒙克（Monk）欺騙了軍隊。到了1660年，軍隊在私人生活中的影響也消失殆盡，美國軍隊在參加了最後一場戰爭以後也同樣退出了政治舞台。當然，這兩個例子可能都與兩個民族不好黷武的特性有關。 當一場危機以它特有的性質影響到其他國家的時候，那裡會出現與危機原發地相反的局面（儘管那兒的人試圖進行模仿）〔22〕；在危機的初始國家，形勢也開始向反面發展，因此，最終的結果只能在一場純粹的一個獨裁針對另一個獨裁的國與國之間的世界性戰爭中見分曉。 對危機之後形成的獨裁統治來說，它的當務之急是確立政令的實效性和國民的依從性。只有這樣，國家內部遭到破壞的聯繫才有可能恢復正常並且得到加強。產生專制的原因並非危機中形成的共識，即人們不能自治，而是因為，人們一想到那段什麼人都想坐上王位、而且由最肆無忌憚和最可怕的人行使統治權的日子，他們仍然感到毛骨悚然。人們要求統治者下台，他們針對的不是統治本身，而是那幫暴徒。 有時候，貴族們故意讓權，如在羅馬共和國時期，貴族們把權力交給一個獨裁者，因為，「一旦一個獨裁的人被任命為統治者，人們便對他懷抱無限的敬畏」（creato dictatore magnus pleben metus incessit）〔23〕。在威尼斯，十人議事會（Rat der Zehn）就像達摩克利斯劍（Damoklesschwert）一樣懸在貴族們以及民眾的頭上，給人的感覺是這些貴族似乎對自己信心不足。 主張民主的人尤其喜歡主動讓權。在古代希臘，那些主張民主的人把壓制或者驅逐貴族的人尊為暴君，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暴君能夠穩坐江山，從而可以使他們長期以來夢想著的民主理念成為現實。一旦形勢的發展出乎他們的設想，那麼這些主張民主的人物就只好自己給自己找台階，比如民眾領袖希布里斯（Hybreas）曾經在米拉薩（Mylasa）對僭主尤西狄莫斯（Euthydemos）說：「尤西狄莫斯，你對國家來說是必要的弊端；我們的生活既不能依靠你，也不能離開你。」〔24〕 一個專制的君主其實能夠行無數的善舉，只是不能確立受法律保護的自由；即使克倫威爾統治英國的時候也不得不把國家分成區域然後交給相關的將軍們去管理。假如一個專制的君主允許一個獨立的憲法產生，那麼他自己不久之後就會被剝奪權力，而且接替他的不可能是自由政治，卻只不過是一個程度差一點的專制君主而已。原因在於，人們至少在短時間內不想要所謂的自由政治，因為他們剛剛目睹過那些卑鄙者如何濫用自由。我們不會忘記，眼下的法國變得多麼謹小慎微，她甚至看見自己的影子都能受到驚嚇。 在專制君主的統治之下，接下來的現象就是物質上極大的繁榮，正是這種繁榮使得人們忘記了不久之前的危機。不過，專制制度自有它特殊的內部因果關係，它天生就不是很靠得住，按照個人的喜好行事，並且因為繼承了強大的權力而傾向於對外訴諸武力。一個專制的國家對其他國家動武的原因很多，即使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它至少可以把其他國家看做是迄今為止在自己國家內部引起動亂的病原體。 人們接下來看到的是復辟。但是，我們這裡所講的復辟與第三章第三節所論述過的復辟有所不同，因為那裡所說的復辟涉及的是恢復一個被征服的民族或國家的原來地位，而這裡所說的復辟指的是同一個民族內部被打敗的黨派重獲從前的權力，因此可以說是局部的政治復辟，並且經常藉助危機之後返回的流亡人士的力量。 對這些流亡人士來說，這些復辟無異於重建公正原則，或者甚至意味著恢復國家的完整和統一，但是事實上，這些復辟暗藏著危險的因素，而且其危險的程度與此前危機的廣度成正比。 早在古希臘時期，不少被驅逐出城邦的市民在適當時候紛紛回到原來的城市中。但是，因為他們的城市在此期間擁有了新的市民，這些流亡者的回歸無論是對相關的城市還是對回歸者本身並非總是意味著福氣。 在下苦功夫試圖在廢墟上進行重建並且恢復被終止的規章制度的過程中，那些老一輩的人還不得不面對危機之後成長起來、因此具有年輕優勢的新一代。對這個年輕的一代來說，他們的整個生活恰好建立在否定以往世界的基礎之上，而且他們對這一否定不負什麼責任。因此，他們把老一代人試圖恢復原有秩序的企圖視作是對他們業已獲得的權力的一種侵害。此外，在年輕一代的想像當中，老一代人的經歷被美化，從而變得令人神往，結果，翻天覆地的革命顯得易如反掌，而老一輩人所遭受的苦難則被淡忘。 一個比較理想的解決方案是那些流亡的人不再回到自己的家鄉，或者回歸以後至少不提出賠償的要求，而是把他們所受的苦難視為整個人類悲慘命運的一部分。也就是說，他們應當承認這樣一條法律，那就是在判斷他們的索賠要求是否得當的時候，不僅要強調時間期限，而且最好要把整個社會遭受損失的事實考慮進去。〔25〕 假如要求這個年輕的一代從他們的角度對過去的事情進行悔過，他們不僅不會聽從，而且可能會策劃一場新的革命，試圖以此來洗刷他們所蒙受的恥辱。如此說來，要求變革的精神是無法阻擋的，而且一個制度對這種精神的征服越頻繁、越殘酷，那麼這種精神的反抗也變得越不可避免，並且在接下來的第二次、第三次危機中終究會推翻那個制度。「所有的制度都無一例外地被它們所取得的勝利摧毀。」（雷南［Renan］） 在以上新舊交替的過程中不時出現充滿烏托邦思想的哲學家，他們試圖向人們解釋，通過什麼方式，並且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避免陷入所謂民主的騙局之中，避免伯羅奔尼撒戰爭那樣的內耗，避免遭受波斯人的干涉。我們可以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書中找到關於如何避免危機的學說。〔26〕但是，假如真的按照這些哲學家的學說來試圖避免危機，人們需要在多大程度上犧牲自己的自由呢！就算付出高昂的代價避免了危機，我們不得不承認，即使在烏托邦狀態中也可能會爆發革命。在柏拉圖的《理想國》里，這類革命顯得易如反掌，因為在柏拉圖看來，只要哲學家們之間產生矛盾，那麼其他受壓制的階層便會應聲而起。 在有些人看來，烏托邦早就存在，而且還幫助人們點燃了革命的火炬。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就持這種觀點。 危機值得讚頌的地方首先在於，激情是促成偉業的母親。我們這裡所說的激情是一種真正的激情，它的目標不僅在於摧毀舊的，而且還在於創造新的；每個人身上以及公眾身上都蘊藏著無法料到的巨大力量，甚至天空也好像顯出不同尋常的顏色。無論什麼人，不管他具有什麼樣的能力，他都能夠讓別人承認他的能力，因為所有的羈絆已經被清除或者正在被清除。 危機，甚至伴隨危機的那種狂熱也可以被看做是一個民族生命力的真正體現（當然要考慮到相關民族處在其生命的哪一個階段）。我們可以把危機比作自然界的應急手段，如高燒；而人們的狂熱說明，這個世界上還存在著一種令他們不顧自己的生命和財產而追求的東西。當然，人們不應當把這種狂熱僅僅用在反對別人或者謀私利上。 無論是對一個個體還是對一個群體來說，精神的發展總是具有跳躍性和間歇性的特徵。危機可以被看做是標誌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的節點。 在接下來的時間裡，危機像狂風掃落葉一樣清理舊的機制。首先成為清理對象的是許多早已失去生命力的機制，但是從歷史合理性的角度來說，這些機制其實不應當被從這個世界掃地出門。緊接著，一些假生命體被剝奪了生存空間。它們本來就未曾具有生存的權利，但是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依附在那些強有力的生命體上面，並且利用了人們偏好平庸的東西而討厭不同尋常的東西的習性。此外，危機打消了人們頭腦中長久以來形成的對「動亂」疾惡如仇的思想，從而為出類拔萃的人物們脫穎而出掃清了障礙。 危機與文學和藝術往往能夠結成特殊的關係，但是其前提是，這個危機對文學和藝術不只是起到破壞性的作用，對個人的精神力量不只是長期起到壓制性的作用。在伊斯蘭教統治下，雕塑、繪畫和史詩都失去了生存的空間。 一場小小的動亂對藝術和文學影響並不太大，或者可以說不損毫毛。長期以來一直潛伏著的偉大的精神力量隨著普遍的不安定狀態登上舞台，因此讓那些藉助危機謀私利的人目瞪口呆。喜歡誇誇其談的人在恐怖狀態中早就嚇破了膽。〔27〕 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作家和偉大的藝術家都喜歡充滿危險的環境，並且情願置身於能夠呼吸新鮮空氣的風口浪尖上，因為他們都具有普通人不可比擬的偉大人格。難忘的、悲壯的經歷會使他們的思想趨於成熟，並且促使他們用有別於常人的尺度來衡量事物，以更加獨立的觀點來看待世俗的東西。假如西羅馬帝國沒有滅亡，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一書就不可能成為如此偉大而獨立的著作，而但丁則是在流亡的狀態下寫成了《神曲》。〔28〕 置身一場危機中的藝術家和作家並非一定要描寫這個危機的具體內容，更不必像戴維和蒙蒂一樣對其加以美化，更加重要的是，人們的生活應當擁有新的內涵，而且藝術家和作家清楚地了解人們喜歡什麼、討厭什麼，以及什麼是生活的旁枝末節、什麼是生活的根本所在。 雷南說：「對哲學思想而言，它只有在歷史上的暴風驟雨期間才有自由可言。」在雅典，生活充滿了危險和緊張氣氛，從根本上說，人們生活在不斷的危機和恐怖之中：頻繁的戰爭，出於政治和宗教目的的各種審判，甚囂塵上的誹謗和諂媚行為，還有潛伏在大道和小路旁的危險，因為出行的人都冒著被人抓去當奴隸的風險。儘管有諸如此類的不利條件，哲學在雅典經歷了空前發展的階段。 與此相反，在和平安定的年月，人們沉浸在私人生活的安逸之中，他們本來趨於創新的精神淪為個人興趣的俘虜，從而不可能有任何壯舉。在這種情況下，擁有一些技能和技巧的人便成了風雲人物，他們把藝術和文學當做投機取巧的勾當，作為沽名釣譽的工具，而且很容易通過雕蟲小技來獲利，因為沒有富有天才的人阻止他們，有時甚至都不存在擁有些許智慧的人。 在這種平淡的時期被埋沒的偉大的獨創性只能等待狂飆突進時代的到來。到了那個時候，所有因出版商的要求而簽訂的合同以及禁止複印的法律統統自動失效。在狂飆突進時代，讀者群的構成也發生了變化，而且原先專門為特定的人群提供贊助和提攜的資助人也不見了蹤影。 有關我們這個時代的危機所表現出來的前所未有的特徵，讀者可以參閱以上第三章第四節。我們在那裡描述了當今社會中文化如何決定國家事務的情形。 當今社會的危機主要是因為受到了媒體和商業的影響，危機所涉及的內容不再是什麼異乎尋常的事情，而是與日常生活相關，因此，它們有時能夠讓人激動不已，有時則只能讓人索然無味。不過，現今的危機都具有世界性的性質。 正因為如此，我們這個時代有許多虛假的危機。它們源於一些人故意的煽動、別有用心的宣傳、捏造的事實，或者像接種疫苗一樣有意的灌輸。這樣的危機一旦爆發，它們所引發的後果與事先預計的或者預料的截然相反，因為它們點燃了長期潛伏著的火種。有些人可能早已辨認出這些潛藏的火種，但是，只有當權力有所轉移的時候，這些火種才浮出表面。 1848年，在法國出現了這類危機的一個典型的例子。當時有些出乎意料地形成的共和國不得不屈從於人們擁有財產和獲得利潤的意願，但是沒有誰對人們追求財富和利潤的意願將要達到的強烈程度有一個比較清楚的概念。 此外，許多能量在它還來不及變成危機因素的時候就已經在空談中消耗掉了。 在現代社會裡，對付危機的法律依據顯得非常蒼白無力，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嶄新的現象。在以往的年代裡，往往有神聖法律阻止危機的產生，而且一旦一場危機被神聖法律所控制，神聖法律便有充足的理由以極端的手段進行懲罰。現在，人們普遍擁有投票權以及公民的絕對平等權利，而且這個投票權從選舉延伸開來逐漸波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將來有一天，一定是從投票權和公民權派生出抵制我們這個時代的唯利是圖天性的力量，從而構成最為重要的危機。 鐵路與革命、反革命以及戰爭具有獨特的關係。誰一旦真正掌握了鐵路，或者僅僅把鐵軌線路控制在手中，那麼他就可以讓整個民族寸步難行。 目前的危機有一種與大規模的民族之間的戰爭交織在一起的趨向，這是非常令人擔憂的跡象。 從民族的衰弱和民族的滅亡中應當吸取什麼樣的教訓，這個問題不屬於我們在這裡談論的範圍。〔29〕作為參考，讀者可以參閱第二章第二節中所論述的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不盡相同的結局，尤其是弗萊辛根《編年史》第八卷以及弗朗克的《異教編年史》（Sebastian Franck，Ketzerchronik）。〔30〕德·康多爾則從人類世界將會發生變化的角度描述了各個民族將要經歷的生命歷程。〔31〕 對目前危機的起源和性質的補充論述 1815年以來的和平使人們產生了一種錯覺，好像權力的構成已經達到了一種均勢，而且這種均勢會永遠持續下去。不管怎麼說，人們一開始並不願意對蘊藏在各個民族中的趨於變化的思想給予足夠的重視。 法國革命之後的復辟以及伴隨它的所謂合法性的原則實際上是對這場革命的一種反作用，它以極其不平等的方式恢復了一系列從前的生活和法律形式以及許多邊界線。但是，完全把法國革命深遠的影響所導致的結果清除掉是根本不可能的，比如人們在法律上的平等（納稅方面的平等，晉升職務的資格，以及遺產繼承方面的平等），允許轉手不動產，允許工業自由支配各種產業，以及不同信仰之間的平等。 再說，國家自己也想利用革命帶來的結果，其中之一就是國家權力的極度擴張。這種擴張的起因一方面是此前出現的恐怖狀況，另一方面是許多掌權者競相模仿拿破崙所推行的君主專制主義。目前的強權國家主張平等，儘管它允許貴族們像獲取囊中獵物一樣獲得政府和軍隊中的職位。 民眾高漲的情緒正是針對這種現象。這種情緒在1812年到1815年的戰爭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民眾中間一種勇於提出批評的精神被喚醒了，雖然社會需要一個極度安寧的環境，具有這種批判精神的人卻不願息事寧人，而且喜歡對所有的人和事提出別樣的衡量標準。迄今為止，持這種批判態度的人還沒有觸及社會問題，而且來自北美的影響還相對有限。但是，國內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提出來的要求已經使各國政府焦慮不安。 在復辟後的國家中，假如沒有來自大國的干預的話，那些最為脆弱的政府不久之後可能就會又一次不復存在，比如1820到1821年的義大利和1823年的西班牙。在這些國家裡，接下來的大規模的迫害不可避免，社會中所有稍有理性的階層都逃脫不了被迫害的命運。 問題是，這些大國之間的協調一致能持續多久呢，換句話說，它們能夠把1815年的協議究竟保持到何時呢？在這個層面上，在東方提到議事日程的問題在我們這裡也顯得非常重要，那就是，不管各種權力之間存在著真正的還是名義上的平衡，這個平衡關係隨時可能因目前占統治地位的奧斯曼帝國內部發生部分或者根本性變化而遭到破壞，而且這種失衡引發的後果可能會令人無法接受。 希臘人的起義為這種失衡提供了誘因，而從深層次來說，希臘人起義的原因在於俄國的權力欲和它長期以來所推行的政策。此外，以坎寧（Canning）為代表的英國政府也難以推卸責任，因為英國慣於藉助外交問題和歐洲大陸的自由主義來大做生意。英國人顯然沒有意識到，這種策略從長遠的角度看很難行得通。 最早公開地違反1815年協議的行為是俄國與法國於1827年簽訂的關於解放希臘的條約。隨之而來的是1828年的俄國與土耳其之間的戰爭以及1829年在阿德里安堡簽訂的和約（Friede von Adrianopel）。 輿論顯得對這種結果並不滿足，人們都把目光投向了法國。 在法國，即使波旁王朝採取正確的策略，發生革命的可能性卻始終存在。人們試圖通過推翻這個政府，為1815年所受的侮辱出一口惡氣。正是為了這個原因，自由派和支持拿破崙式軍事獨裁統治的人們才走到了一起。波旁王朝的統治雖然具有一些可取的地方，但是它有意激發流亡人士們的仇恨，並且通過百般維護天主教的利益來激化天主教會與法國革命之間不共戴天的矛盾。 1830年的7月革命對整個歐洲產生了震撼性的作用，這次革命引起的普遍的影響遠遠大於它在純政治領域的影響。 奧地利、普魯士和俄國看上去仍然保持了原樣，而在其他地方，憲法被當做是救世的靈丹妙藥。在西歐，英國和法國試圖讓西班牙和葡萄牙也享受到憲法帶來的好處，由此形成了四國同盟（Quadrupelallianz）；在德國則相反，各個邦國自行頒布憲法並且主掌與憲法相關的事務，但是其中的兩個大國監督其他小國；在義大利，革命的烽火燃遍大地，但是這些革命以及建立共和國的努力都只是局限在地方層面，因此遭到了徹底的鎮壓，而正是作為對這種情況的回擊，隨後出現了稱為「青年義大利」（giovine Italia）的密謀，參加這個密謀的人的目的不是一個聯邦性質的義大利，而是一個完全統一的義大利。 在處於分裂狀態的德國和義大利，人們不得不以嫉妒的眼光仰望法國和英國這兩個大國。法國和英國不僅是民族國家而且也是立憲國家，而在德國和義大利，要麼憲法發育不全，要麼根本沒有憲法。在這期間，壓制波蘭境內的革命成為俄國政治的外部表現形式。這個時期發生的諸多領土變更的事例中，只有一個具有長久的效力，那就是比利時從尼德蘭王國中分離出來。 不過話還得說回來。同其他一切世俗的機制一樣，憲法也很難把已經激發起來的貪慾加以抑制。首先，法國的憲法在這方面顯得頗有欠缺。當政府在執政目標方面固執己見的時候，議會根本無法提供任何幫助，因為它的構成過於狹窄，因為它只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此外，政府的「不惜一切代價尋求和平」（la paix àtout prix）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人的仇恨；假如路易·菲利普當時把他尋求和平的政策建立在更加廣泛的基礎上面，即基於通過普選而產生的議會上面，那麼其結局可能就會大不一樣。 在19世紀40年代的西歐，政治上的激進主義成為普遍現象，這種激進主義把社會上所有的弊端歸結到當時的政治現狀以及掌權者的頭上，並且把推翻舊的體制，追求抽象的理想視為獲得解救的出路，而且越來越把北美的情況作為例證。 從40年代開始，有關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得到空前的發展，其部分原因在於英國和法國大工業城市的境況，它與極其便捷的交通不可分割，同時也是這種便捷條件的反作用。這種方便條件促使上述理論迅速傳播到居住在不同區域的人們那裡，按照雷南的觀點，這些理論日益成為公眾關注的問題。但是人們處在相當嚴重的盲目狀態，他們並不知道哪些力量和權利將形成對立，也不知道這種對立會嚴重到什麼程度。1848年2月的事件充分說明，人們即使在有充分的理由進行自衛的時候也有可能誤入歧途。 這種狀況在當時的文學和詩歌中得到了反映，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後拜倫時代人們刻薄的嘲弄、尖銳的抱怨以及希望破滅後的悲哀。 說到一直充當保守勢力的橋頭堡的奧地利，它日益變成一個外強中乾的龐然大物，這些非常危險的跡象包括首先出現在俄國官方媒體上的泛斯拉夫主義，以及義大利人從1846年開始進行的抵抗活動。1847年，英國站到義大利的一邊，這意味著英國已經下決心在削弱奧地利方面助一臂之力。在整個歐洲大陸，能夠單獨與英國抗衡的國家只有奧地利。坎寧為了迎合國內多數選民的意願而採取了擴張的外交政策，這種政策在帕麥斯頓（Palmerston）當政的時候得以繼續。 正當歐洲大陸瀰漫了革命的硝煙，而且社會大分裂的陰影日益逼近的時候，瑞士人則因為各自所在的州在聯邦中的地位問題發生衝突，因為這個爭端只是諸多矛盾中的一個典型例子，衝突雙方都表現得不同尋常地偏激。 恰好這時又爆發了二月革命。此前，歐洲不少地方處在天翻地覆的動盪之中，二月革命則像一場暴風一樣清理了歐洲大陸。儘管持續的時間並不太久，這場革命最為重要的結果就是促使德國和義大利走向統一。此外，事實也證明，主張社會主義的人們的力量遠沒有事先所想像的那樣強大；甚至奪取了政權的巴黎人也不得不隨即把權力交給原來的保皇派和立憲派。不僅如此，不久之後，人們以空前的熱情投入到積累財富和獲取利潤的活動中。 隨著在庫斯托扎打響的第一場戰役，形勢開始急轉直下。反革命的勢力逐漸占上風，接著，原來被廢除的和推翻的東西重新被恢復起來。反動的力量最終分別於1848年10月和11月在維也納和柏林獲得了勝利；而在匈牙利，它於1849年依靠俄國的幫助也獲得了勝利。 在法國，統治勢力卻又一次面臨令它頭痛不已的事情，社會主義陣營似乎已經從前一次失敗中恢復過來，而且對在未來的1852年5月選舉中獲勝也充滿了信心。但是，這個孕育在萌芽中的危機被1851年12月2日的政變扼殺了。早在1848年的時候，許多人已經認清了什麼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正確出路，因此他們積極擁護共和制，但是到了1851年，情況糟糕到如此程度，共和制根本稱不上是什麼靈丹妙藥。 在絕大多數國家，復舊的措施推行的並不徹底，因此出現了充滿矛盾的現狀。 不僅舊的王朝依舊存在，而且還有舊的官僚體制和軍國主義。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精神深處的危機也不可避免，而且需要自己來克服。無論在哪裡，占據主導地位的是輿論、媒體以及日益發達的交通，加上它們與人們掙錢獲益的天性交織在一起，限制它們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事情。各國的工廠主都在千方百計地奪得世界工業中的最大份額。 同時，各國的統治勢力在1848年的事件中對民眾的本性有了比較深刻的了解。因此，路易·拿破崙才敢於推行普選制，而且其他國家的當權者也極力仿效。另外，統治者還在廣大的農民群體中發現了保守的因素。但是，他們並不清楚這些農民除了選舉之外還在哪些方面可供利用（比如他們對政府機構以及納稅問題持什麼態度）。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從事生意的人認為，國家只需充當一個外殼，從而保護他的利益和他所掌握的知識，因為獲益和獲利已經成為這個世界理所當然的主要目標。一方面，他希望他所掌握的知識能夠藉助憲法機構對國家政策有所影響；另一方面，他又以極其不信任的眼光看待憲法賦予人的自由，因為這種自由極有可能被那些對他不利的人所利用。 此外，目前盛行的還有法國革命時期的理念以及時間上更晚一些的民主觀念。民主觀念的來源千差萬別，而且主張民主的人們也因各自不同的社會地位而擁有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但是在一個問題上，他們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他們極力主張把個人完全置於國家的權力之下，以至於模糊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界線。他們一方面指望由國家來承擔社會不願或者不可能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又強調，每個人都有權利對一切事情提出質疑和提出進行變化的要求，而且每個階層有權利從事特定的職業並保持自己的生存方式。〔32〕 在此期間，歐洲大地上危險的政治局勢進一步惡化，因為1848年的事件使所有的權力關係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些權力機制甚至受到了動搖。 大國的政府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向外擴張的政策上面。 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歐洲再這樣發展下去，那麼它的境況就會與東方沒有什麼區別，而且正因為歐洲正在向這個方向發展，東方那樣的結局似乎不可避免。 此外，德國以及（以加富爾為代表的）義大利人的不滿已經達到了空前的地步，那些大國在為自己打算盤的時候不得不把上述兩個民族的因素考慮進去。 如果歐洲各國政府不能達成一致，那麼持續到今天的邊界以及所謂的平衡就不可能保持下去。 克里米亞戰爭（Krimkrieg）應當說就是為了保持這個平衡。在這場戰爭中，路易·拿破崙牢牢地坐在了王座上，並且鞏固了其在政治、宗教和軍事方面的勢力。 奧地利犯下了最為致命的錯誤，假如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麼應當稱它為最大的不幸。這個錯誤就是，它因為長期受到內部動亂的牽累而不能拼出老本來與上述戰爭的任何一方結成同盟。不能否認，它很有可能通過參加這場戰爭，通過與西方大國或者與俄國結成同盟來消除國內的動盪局面。 在需要動員大量人力的歷次戰爭中，英國都暴露出了它的弱點。此外，英國除了戰爭負擔以外還要設法對付在印度這個殖民地發生的暴動。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比較理想的選擇可能應當是英國發動海戰，而奧地利代替英國完成地面的軍事行動。 因為加富爾的果斷決定，撒丁王國扮演了應當由奧地利來擔當的角色。如此一來，解決義大利問題就不可避免地成為1856年《巴黎和約》的重要內容。 無疑，《巴黎和約》意味著路易·拿破崙開始站到完全錯誤的立場上。他夥同英國對那不勒斯國王斐迪南進行威脅；他還強調民族性原則，而這個原則對他以及他所統治的法國來說都始終意味著潛在的危險。在民族意識不斷增強的環境下，路易·拿破崙應當意識到，一個強大的義大利和一個強大的德國可能只是早晚的事情。他甚至多次許諾普魯士，在分割德意志的過程中給它最大的一塊蛋糕。簡而言之，路易·拿破崙的這一切行為倒像一個學者，具體說像一個哲學家或者自然學家。哲學家或者自然學家的任務在於，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各種力量中判斷哪些對他有益，哪些對他無益。他當然沒有忘記他與義大利人簽訂的秘密的反奧軍事同盟，而暗殺奧西尼家族成員的事件似乎也提醒了他。事實上，他的當務之急是向法國的教會以及一切保守的勢力提供安全保障，但是在路易·拿破崙本人看來，重要的是對一切發生的事情都有權干預。他何曾想過，這種權利只是表面的而已。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1859年的義大利戰爭對路易·拿破崙來說都非常危險。這場戰爭進一步削弱了法國真正的盟友奧地利，換句話說，戰爭使德國變得更加強大。奧地利寧願讓出倫巴第也不願讓普魯士在德意志邦聯中眾多的邦國中起到領頭羊的作用。威尼斯和羅馬當時還在法國的勢力範圍之內，所以，路易·拿破崙還夢想著建立一個教皇領導下的聯邦制的義大利！1860年發生的事件並非路易·拿破崙所能阻止，但是輿論卻把這件事主要歸罪到他的頭上。事實上，事件的元兇是英國，正是英國為了換取義大利人的好感而不顧路易·拿破崙的反對促成事件的發生，而這個事件的發生徹底葬送了奧地利在義大利的利益，因為奧地利所希望的是一個四分五裂的義大利。 路易·拿破崙接下來所做的事情充分顯示了法國這個民族及其軍隊在遇到棘手問題時猶豫不決的特性。 至於在北美洲爆發的各種派別之間的戰爭，路易·拿破崙插手了墨西哥的事務。在美國，即使與英國聯起手來，他所能達到的無非是為促成美利堅合眾國的分裂而推波助瀾。英國沒有竭盡全力來促使美國分裂，這確實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而且路易·拿破崙一開始也確實不可能料到英國會如此行事。 作為一個篡權者，路易·拿破崙無法把國內主張改革的黨派拉到自己的一邊，更不可能與要求由憲法來保護個人自由的黨派結成聯盟，但是，假如他真的與這些黨派走到一起，它們可能會幫助他逃避或者阻止各種陰謀以及勞動階層的起義。路易·拿破崙不僅沒有得到上述集團的支持，而且他與教會之間的同盟關係自從1864年的9月協定以後開始日益惡化。遺憾的是，在普選中起決定作用的卻是教士和農民！ 在此期間，俄國陷入了動盪不安的狀態中，其根源是農奴解放、新聞自由以及1862年的波蘭人起義。這種動盪的局勢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表現為十足的泛斯拉夫主義。這一泛斯拉夫主義的傾向在多大程度上掌握在政府手中，或者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這個傾向的左右，對這個問題目前還很難做出回答。 美國南北兩個敵對勢力的和好意味著英國的沒落，這是無法隱瞞的事實。與此相關聯，愛爾蘭問題將會變得更加棘手，而且勞動階層發動的暴動也會變得更加具有危險性。 德國問題也終於發展到了如此的程度，兩個最大的邦國普魯士和奧地利都直接捲入其中。 事情的起因其實與憲法問題相關，而且主要是在普魯士。勞動階層試圖爭取在預算以及工作時間等問題上擁有決定權，並以此來掌握國家權力。不過，形勢的發展證明，國家統一的問題具有無與倫比的優先性和緊要性。這個問題不解決，那麼其他問題只能變得越來越糟糕。 1862年和1863年的慶祝活動之後，由於丹麥人極度的魯莽和草率，爆發了所謂的丹麥戰爭（danischer Krieg），因此，1862年和1863年的這段時間也被形容為充滿衝突的階段。在這場戰爭中，普魯士和奧地利這兩個德意志最大的邦國聯合起來與丹麥作戰。 到了這個時候，英國的弱點已經暴露無遺。人們清楚地看到，不管歐洲大陸出現什麼情況，英國已經沒有能力發動戰爭了，它甚至連比利時也顧不上了。對德國，路易·拿破崙這一次卻顯得特別大度。〔33〕 普魯士政府和軍隊終於引發了1866年的德國大革命。它其實是一場被攔腰截斷的大危機。假如沒有這場危機的話，普魯士原來的國家機器可能至今還毫髮未損，只不過受到來自憲法和反對派方面的限制和威脅。但是現在，有關國家和民族的問題把憲法問題排擠到非常次要的地位。 危機最後集中到了奧地利。它丟失了在義大利占據的最後一塊地盤。因為奧地利是由使用不同語言的多民族構成的國家，因此面對那些使用統一語言的國家，尤其是普魯士，它越來越陷入於己不利的境地。 在這種情況下，路易·拿破崙已經很難索要「賠償」；假如普魯士把比利時讓給他，那麼它一定會作為代價把荷蘭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值得懷疑的是，路易·拿破崙在國內所採取的重大的而且有風險的措施能否給他帶來一條出路，不管怎麼說，他是做出了讓步，但是這個讓步遠不足以解決問題。 1868年在西班牙爆發的革命很有可能與路易·拿破崙有某種關係，但是，形勢的進一步發展卻完全有悖於他的利益。 時鐘敲響1869年的時候，法國國內公開譏諷路易·拿破崙的聲音已經此起彼伏。 但是，路易·拿破崙藉助1870年進行的公民投票又一次化險為夷，再次成為合法的君主。但是人們不得不問，面對城鎮居民的不滿情緒，那些一直幫助路易·拿破崙保住權力的各種利益集團還能挺多久，並且能否為路易·拿破崙強化其政府權力提供必要的因素？ 在法國歷來令人擔憂的外交問題，即在向外擴大影響的問題上，如果路易·拿破崙想推行一項正確的政策，那麼他不得不與支持他的利益集團進行決裂。〔34〕 而在德國，緊張局勢已經發展到了一觸即發的關頭：南部諸邦國必須做出選擇，要麼積極地向普魯士靠攏，要麼再一次疏遠它。在民族國家問題提到議事日程的情況下，其他一切都顯得無足輕重。 正在這個時候，霍亨索倫家族的成員成為繼承西班牙王位的候選人，許多重大問題從而與這個王位繼承權聯繫在一起。 法國的宣戰促使德意志邦聯中的南部諸邦國與北部邦國結為一體，從而使戰爭變成了事實，換句話說，德國人從此時起把迎戰法國看做是關乎整個民族命運的大事。 戰爭使德國國內的政治危機中斷了許久。其結果是，統治階層可以隨自己的意願來系統地組織權力機器，以便對付來自國內和國外的雙重危險。 在這種情況下，原來看似驚天動地的宗教危機也幾乎消失得無影無蹤。沒有人知道，甚至身處羅馬的人也不知道，被賦予嶄新權力的教皇應當與這些突然出現的新格局建立怎樣的關係。〔35〕 法國變成了一片廢墟。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它無法再以大國的身份干預義大利和西班牙的事務，但是作為一個模範式的共和國，它的意義可能還會持續許久。 ［1873年的補充］ 1870年到1871年的戰爭結束以後，首先映入我們眼帘的重大現象就是人們掙錢獲利的欲望再一次極度膨脹，這種欲望遠遠超出了補充戰爭造成的空缺和損失的程度。許多戰前的價值觀念重新恢復，甚至一些早已變成殭屍的觀念也死灰復燃，其中不乏欺騙性的東西。 法國的支付能力則令專家以及業內人士大跌眼鏡。其原因在於，作為戰敗國，法國得到了任何一個大獲全勝的國家想都不敢想的巨額貸款。 與此相關聯，人們也注意到罷工的次數並未增多，而罷工者所提出的要求得到滿足的幾率也比從前高了。 戰爭對整個國民經濟產生的影響是，所有的價值和價格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一句話，生活普遍變得昂貴起來。 在精神方面已經出現以及即將出現的後果是，那些所謂「最有頭腦的人」投入到做生意中去，或者正在由他們的父母為此目標進行這方面的教育。在目前的情況下，沒有哪個國家的人把當官吏看做是飛黃騰達的途徑，而在普魯士，政府為了吸引人進入官僚體制不得不做出巨大的努力；在法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當兵也不再是發跡的捷徑。 追求藝術和科學的人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不然的話，藝術和科學就會淪為大城市贏利大機器的一個分支，不得不依賴於廣告和轟動效應，並且形勢稍有動盪便受到牽連。在這個新聞和報紙遍布大街小巷，交通四通八達，世界性的展覽層出不窮的時代，獻身藝術和科學的人確實要忘我地勞作且清心寡欲，只有這樣，他們才有可能在自己的追求方面保持獨立。另外不容忽視的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東西逐漸消亡，甚至具有民族特色的東西也大幅度地減少，這個趨勢既有其優點也有其缺點。 哪個階級和哪個階層將成為承載文化和教育的主體呢？哪個階級和哪個階層將為社會輸送那些富有創造性的人才即科學家、藝術家和詩人呢？ 難道我們這裡也應當像美國那樣一切成為純粹的生意嗎？ 至於政治方面的後果，最值得關注的莫過於各個民族在政治問題上的冒險性，這種冒險性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德國和義大利這兩個大國的誕生，它們的孕育和出生得益於激動不安的公眾輿論的參與並最終藉助了大規模的戰爭；另一方面，人們已經習慣了如同走馬燈一樣的新舊交替，那些被認為永恆不變的東西轉眼間變得面目皆非。與此相關聯，人們變得越來越喜新厭舊，他們誓死保護既有物質文明或者精神財富的信念空前薄弱。如今的政客們不再是設法與民主作鬥爭，而是想方設法依賴它，他們關心的是盡最大可能促使不可避免的東西變得不那麼危險。政客們根本沒有把精力放在維護國家的形象上，他們注重的只是國家的規模和勢力，而民主恰好在這個方面還能夠暫時助一臂之力。實際上，權力欲與民主理念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別。說實在話，有關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首次把對權力的追求放在次要的地位，卻把某些具體的目標擺到至高無上的位置。 對法國和西班牙這兩個國家來說，它們可能已經習慣了共和政體，而且也對轉向君主制的過程中所伴隨的可怕情景抱有恐懼心理，所以寧願保持共和政體；即使這種共和政體發生變化，那也不是朝著君主制，而是朝著愷撒式的專制獨裁。 人們不免要問，是不是過不了多久其他國家〔36〕也會競相仿效？ 這種躁動恰好與大多數人賺錢獲利、發財致富的意願相衝突，最終，對物質的追求一定會占據上風。普通百姓要的是安寧的生活和足夠的收入，不管共和制還是君主制，哪個滿足了他們的上述需求，他們就會贊同哪個。如果這兩個制度不能滿足他們的上述需求，那麼一旦有一個新的國家形式向他們做出許諾，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倒向它。當然，他們並非在非常理智的情況下做出這種倒戈的決定，每個人的情緒、個性以及他所處的社會地位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最近的講話當中，美國總統格蘭特闡述了他的施政綱領。對美國這樣一個重視物質利益的國家來說，這個綱領似乎是一個政府所能達到的最為實際的目標，那就是：保持和穩定一個國家、一種語言的狀態。 最後，我們還要提到教會問題。法國革命中誕生的世界觀與教會，尤其是天主教會之間的矛盾籠罩著整個西歐。從本質上說，這個矛盾的根源在於前者的過度樂觀和後者的過度悲觀。 在最近一段時間裡，由於天主教會頒布事項舉要、舉行教法會議和宣布教皇的不可懷疑性，上述矛盾進一步激化。不知什麼緣故，教會有意地在所有方面與任何新型的思想和理念針鋒相對。 為了把羅馬奪回來，義大利利用了這個矛盾。總的來說，義大利、西班牙和法國對那些理論上的分歧和爭論裝作視而不見，而在德國和瑞士，天主教會越來越受到國家的支配，國家不僅剝奪了教會以往所享受的許多豁免權，而且從不間斷地企圖讓教會變得對它不具任何危險性。 人性將向哪個方向發展，這個問題會成為最終起到決定作用的因素。以唯利是圖和權力至上為標誌的樂觀主義還能持續下去嗎？如果能的話，還能持續多久？眼下悲觀失望的哲學已經指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窘境，但是，人們的思想會不會出現一個如同3世紀和4世紀所經歷過的那種普遍的變化呢？ 注釋 〔1〕本書第104頁及以下，尤其是第122頁。 〔2〕請比較我在下面把戰爭作為政治危機之組成部分加以論述的段落。［布克哈特的手稿中還附加了這樣一句話：「需要明確提出的是，這裡還不是論及目前的這場戰爭的時候，我們只能把它留到這一章的結尾處。1871年。」請參看卡埃基，第253頁和396頁。——編者注］ 〔3〕賀拉斯：《書札》（Horaz，Epist.），第一卷，第12章，第19節。 〔4〕馬尼利烏斯：《天文學》（Manilius，Astron.），第一卷，第14章。 〔5〕布克哈特手稿中有：「關於被1864年以來的戰爭所阻斷的德國的危機，請參閱以下部分。」請比較卡埃基，第262頁和第396頁。——編者注 〔6〕培根：《箴言錄》，第15頁。 〔7〕布克哈特的手稿中還有：「自然經常讓我們人類的個體處於無法獨立生存的境地。」請比較斯塔德爾曼，第344頁。——編者注 〔8〕請參看吉伯爾特（Guibert）的著作（Novigent.ap.Bongars），第482頁。 〔9〕普魯塔克：《亞西比德》（Plutarch，Alkibiades），第17章。 〔10〕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參看蘭克：《宗教改革時期的德意志史》（Ranke，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第二卷，第185頁和第207頁及以下。 〔11〕薩善版本。 〔12〕參見弗勒里·德·薩布隆：《回憶錄》（Fleury de Chaboulon，Memoires）的著作，第二卷，第111頁。 〔13〕比如，在公元4世紀羅馬帝國的殖民地上，沒有人會問那些居民是不是想成為基督徒；同樣，在公元16世紀的波蘭，沒有人會問那些農民是不是想成為天主教徒。因為，對於這些處於依附地位的人來說，只要他們的主子信這樣的宗教，他們就沒有權利信那樣的宗教。 〔14〕關於德國宗教改革之後的失望情緒，讀者可參閱塞巴斯提安·弗朗克：《編年史》（Sebastian Franck，Buch der Chronik），前言部分。我們還可以聯繫1566年和1577年的時候尼德蘭地區仍舊保持天主教的那些人。 〔15〕請參閱本書第166頁。 〔16〕布克哈特的手稿中有如下的一段話：「法國在1814年、1815年以及1870年至1871年先後遭受了三次侵略，三次侵略的目的都是為了削弱那些具有革命意識的民眾的力量。」請比較卡埃基，第280頁和第396頁。——編者注 〔17〕請參閱本書第172頁。 〔18〕我們不會忘記法國大革命時期人們對法布赫·德格蘭汀這類人所表現出來的有些裝腔作勢的憤怒。到了1794年，人們對倫理道德上的一些瑕疵不再大驚小怪，但是對那些變節者的義憤卻始終不減。 〔19〕請參看歌德的短詩《卑鄙無恥之流》等。 〔20〕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形成了以莫里斯（Moritz）為首的軍人團體（Militarpartei），而莫里斯卻利用這個團體來達到他個人的政治目的。 〔21〕聖朱斯特（St.Just）曾經對巴萊爾（Barere）說：「你對我們所取得的勝利實在過獎了。」 〔22〕比如，法國大革命在約瑟夫二世（Joseph II）去世後的奧地利促成了嚴厲的警察政府的產生。 〔23〕李維（Livius）：第二卷，第十八章。 〔24〕斯特拉波，第十四卷，第二章。這個逸聞發生的時間相對很晚，應當在第二次三雄執政期間。 〔25〕關於如何賦予流亡者法律上的自由以及他們回歸的好處等問題，請參看奎內：《革命史》（Quinet，La Revolution），第二卷，第545頁。 〔26〕布克哈特在手稿的邊緣寫下了一個問句：「一位大師？」請參看斯塔德爾曼，第345頁。——編者注 〔27〕我們不得不補充說：「可惜那些傻瓜卻沒有被嚇破膽。」 〔28〕蒙古人統治時期的幾位波斯著名詩人也應當被納入這個範疇里，不過他們已經是關門成員了。薩迪（Saadi，波斯詩人——譯註）曾經說：「這個世界混亂得有點像黑人的頭髮。」 〔29〕請參閱拉索克斯，第93、101、107、139—153頁。 〔30〕第252張對開頁。 〔31〕德·康多爾：《科學和科學家簡史》，第411頁。 〔32〕請參閱本書第125頁以下，第181頁以下。 〔33〕西貝爾認為，路易·拿破崙做出這種讓步實際上是為了讓德國陷入一次政治冒險的遊戲中去。這種解釋聽起來未免太絕妙了。 〔34〕普萊沃斯—帕拉多爾（Prevost-Paradol）把這種情形比喻成兩列向相反的方向疾馳的火車。 〔35〕原文如此，此時為1871年初。 〔36〕布克哈特的手稿中沒有用「其他國家」這個措詞，而是寫下了「比如葡萄牙、義大利和瑞典」這樣一行字，並且用鉛筆在旁邊附加了「還有荷蘭？還有比利時？」兩個問句。請參看斯塔德爾曼，第343頁。——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