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簡史 · 第四十六章 「十字軍」與教皇統治

十分有趣的是，查理曼曾與一位哈里發有過書信來往，這位哈里發就是《一千零一夜》里的哈倫·拉希德。據記載，哈倫·拉希德派遣使節從巴格達（已取代大馬士革成為阿拉伯帝國的首都）奔赴羅馬，給查理曼送去一頂華麗的帳篷、一座水鍾、一頭大象，還有聖墓教堂的鑰匙。哈倫·拉希德送出聖墓教堂的鑰匙其實頗具深意，目的是引起拜占庭帝國與新興的神聖羅馬帝國之間的矛盾，讓他們為爭奪耶路撒冷基督徒真正保護者的身份而相互廝殺。 這些禮物告訴我們一個事實，那就是在9世紀，當歐洲還處於混亂不堪、戰爭與掠奪並發的局面時，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就已經出現了一個阿拉伯帝國，其文明程度遠超歐洲各國。在那裡，文學與科學領域高度繁榮，藝術、文化蓬勃發展，人們的思想完全不受恐懼與迷信的支配。薩拉森人統治的西班牙和北非雖然深陷政治混亂，但那裡的學術思想仍舊十分活躍。當歐洲處於長達幾個世紀的黑暗中時，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卻在閱讀、研究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正是他們一直在守護著被忽視的科學與哲學的種子。 在哈里發統治區域的東北部，生活著許多土耳其部落。他們都是伊斯蘭教徒，與南方活躍的知識分子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相比，他們的信仰更加淳樸、強烈。到了10世紀，當阿拉伯人正面臨國家分裂、國力衰敗的困難處境時，土耳其人卻日益強大。土耳其人與阿拉伯帝國的關係，猶如14世紀以前米底人與晚期巴比倫帝國之間的關係。11世紀時，來自塞爾柱王朝的土耳其人來到了美索不達米亞，名義上他們擁戴哈里發為君主，實際上卻將他變成自己的俘虜與傀儡。他們征服了亞美尼亞，清除了拜占庭帝國在小亞細亞的殘餘勢力。公元1071年，拜占庭的軍隊在曼齊刻爾特戰役中被徹底擊潰，土耳其人借勢大舉進攻，最終摧毀了拜占庭帝國在亞洲的統治。隨後，他們占領了與君士坦丁堡隔海相望的尼西亞要塞，準備攻下君士坦丁堡這座城市。 面對強悍敵人的入侵，拜占庭帝國皇帝邁克爾七世被嚇得手足無措。他剛剛在與諾曼人的戰爭中失去了都拉佐，還與突襲多瑙河的土耳其佩切涅格人進行了正面交鋒。走投無路的他四處尋求幫助，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並沒有求助於西方國家的皇帝，而是向拉丁基督教的領袖羅馬教皇發出了求救信號，他給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寫了一封求援信。之後他的繼任者阿萊克修斯·科穆寧則給教皇烏爾班二世寫了求救信，而且這次情況更為緊急。 而此時距離拉丁教廷與希臘教廷徹底決裂還不到25年，人們對於此前發生的爭議仍然記憶猶新。但是，拜占庭經歷的這場災難在羅馬教皇看來卻是一個絕佳的機會，他們可以藉此向希臘人證明，拉丁教廷的地位遠比希臘教廷的要高得多。此外，這件事也給了教皇一個機會，那就是可以去解決另外兩件令西方基督教世界非常困擾的事情。其中一件是私鬥風氣盛行，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另外一件則是低地日耳曼人和基督化的北方日耳曼人（尤其是法蘭克人和諾曼人）戰鬥力過剩，必須為其找到發泄的出口。於是，公元1096年，「十字軍」第一次出發。這是一場針對身為耶路撒冷統治者的土耳其人的宗教戰爭，也是教廷號召結束基督教內部戰爭的指令。戰爭的發動者們宣稱這場戰爭的目標是從異教徒手中奪回聖墓教堂。據說，一個叫彼得的隱士四處遊走於法蘭西與德意志，以遊說的方式廣泛宣揚「十字軍」行動的意義。他穿著粗布衣服，赤腳騎驢，身上背著一個巨大的十字架，常常在街頭、集市和教堂里對著人群高談闊論。他譴責土耳其人對基督教朝聖者的殘酷行徑，聲稱聖墓教堂只能由基督教徒掌管，否則就是基督教世界的恥辱。後來，基督教教義在經過幾個世紀的傳播之後，終於得到熱烈的反響，一股巨大的崇尚基督教的熱潮席捲了整個西方世界。 這種僅靠單一的思想即在民眾間掀起波瀾的現象，在人類歷史上尚屬首次。無論是羅馬帝國還是印度或中國，在其早期歷史發展進程中，都沒有可與之比擬的情形。然而，即便曾出現過類似的現象，那也是小範圍內發生的運動，比如猶太人從巴比倫的囚禁中重獲自由之後的行為，以及後來伊斯蘭教表現出的集體情感。當然，這種運動與布道傳教的過程中發展出來的新精神緊密聯繫在一起。希伯來的先知、耶穌和他的門徒、摩尼以及穆罕默德，都是人類靈魂的規勸者，勸導人們敞開心靈直面上帝。實際上，在此之前，宗教更多地被視為一種迷信、一種偽科學，並不能打動人們的心靈。古老的宗教以神殿為中心，對祭司和神秘的獻祭有著極大的依賴性，利用人們內心的恐懼把他們像奴隸一樣控制起來，而這種新的宗教卻使人們成為真正的個體。 然而，這次宗教運動的結果是非常悲慘、可悲的。「十字軍」隊伍中絕大多數是平民百姓，不是軍人，他們為了儘早「解救」聖墓教堂，等不及統帥和武器裝備的到來，便從法蘭西、萊茵蘭和中歐地區一路向東進發。兩大隊人馬闖入匈牙利境內，將新近皈依基督教的馬扎爾人誤認作異教徒，大開殺戒，犯下滔天罪行，自己最後也慘遭屠殺。第三支大隊在萊茵蘭同樣稀里糊塗地屠殺了猶太人之後，繼續向東前行，最後在匈牙利慘遭滅亡。隱士彼得率領的兩支軍隊到達君士坦丁堡之後，越過博斯普魯斯海峽，最後慘死在塞爾柱王朝的土耳其人手下。於是，這次宗教運動就這樣結束了。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097年，「十字軍」隊伍中真正的戰鬥部隊終於越過了博斯普魯斯海峽。從本質上看，諾曼人其實是這支軍隊的領導者和主力，他們攻占了尼西亞，並沿著14個世紀以前亞歷山大所走的路線一路前進到達了安提阿，直到1年之後才攻陷了安提阿。公元1099年6月，這支軍隊圍攻了耶路撒冷，一個月之後這座城市徹底淪陷。當時，屠城場面十分慘烈，鮮血四濺，就連騎馬經過都會被濺得滿身是血。7月15日傍晚，「十字軍」開進了聖墓教堂，打敗了那裡所有的反抗勢力。他們渾身是血，疲憊不堪，各個興奮異常，全都跪地虔誠祈禱。 不久之後，拉丁人與希臘人的敵對情緒再次爆發。「十字軍」是拉丁教廷的力量，所以耶路撒冷的主教認為，與其讓驕奢的拉丁人統治耶路撒冷，不如繼續由希臘人統治。如此一來，「十字軍」面對的是拜占庭和土耳其兩個敵人，隨即便與雙方交戰。最後，拜占庭帝國收復了小亞細亞的大部分地區，拉丁各諸侯只剩下耶路撒冷和一些小國，它們成了土耳其和拉丁人之間的一個緩衝地帶。在這其中，埃德薩是最主要的城市之一。但是，拉丁人還是沒能守住剩下的領土。公元1144年，埃德薩落入土耳其人之手，這直接造成了第二次「十字軍」行動的開始，但遺憾的是，這次行動並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成果，他們最終沒有收復埃德薩，不過卻避免了讓安提阿重蹈覆轍。 公元1169年，庫爾德冒險家薩拉丁掌握了埃及的統治權，他召集了一批軍隊，發動了一場反對基督教徒的戰爭，並於公元1187年占領了耶路撒冷，由此引發了第三次「十字軍」行動，但是這次行動依舊未能收回耶路撒冷。拉丁教廷在公元1202年至1204年進行了第四次「十字軍」行動，這次他們把矛頭對準了拜占庭帝國，而不再找任何藉口與土耳其人開戰。這次行動從威尼斯城出發，公元1204年，他們占領了君士坦丁堡。在這次行動中，新崛起的貿易城市威尼斯是主導者，拜占庭帝國的大部分海岸與島嶼都被威尼斯納入自己的版圖。在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後，鮑德溫建立起了拉丁帝國，拉丁教廷與希臘教廷又一次統一起來。於是，從公元1204年起，君士坦丁堡一直被拉丁裔皇帝統治，直到公元1261年希臘人重新從羅馬人手中奪了回去。 如果說公元10世紀是諾曼人的統治時代，公元11世紀是塞爾柱土耳其人的稱霸時期，那麼公元12世紀到13世紀初期則是教皇權力達到頂峰的時期。教皇統治下的統一的基督教國家，比之前和之後的任何時期都運行得更有效率。 在幾個世紀的歲月里，一種真實存在且簡單淳樸的基督教信仰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廣泛傳播。但是，羅馬卻經歷了黑暗與恥辱。很少有作家會為10世紀的教皇約翰十一世和約翰十二世辯解，他們著實令人憎惡。但是，拉丁基督教教徒的身心仍保持著誠摯與單純，普通的神父、修道士和修女們都過著規範且虔誠的生活，而正是這種對於生活的信心使得教廷依然保持著自身的權力。歷史上曾出現過一些著名的教皇，比如格里高利大教皇，即格里高利一世（在位時間為公元590年至604年），以及利奧三世（在位時間為公元795年至816年），即為查理曼加冕的那一位。到了11世紀末，又出現了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位時間為公元1073年至1085年），俗名希爾德布蘭德，是一位政治家和聖職者，緊隨其後的是第一次「十字軍」行動時代的教皇烏爾班二世（在位時間為公元1087年至1099年）。格里高利七世和烏爾班二世正是教皇時代的奠基人，彼時教皇的權力在皇帝之上，無論是從保加利亞到愛爾蘭，還是從挪威到西西里再到耶路撒冷，教皇都是至高無上的存在。格里高利七世曾要求亨利四世前往卡諾薩向他懺悔，還讓亨利四世穿著麻布衣，赤腳在城堡的庭院之中等待三天三夜，以求得寬恕。公元1176年，腓特烈（也就是腓特烈·巴巴羅薩）前往威尼斯，跪在教皇亞歷山大三世面前，宣誓效忠教皇。 11世紀初期，教廷的權力來自人們的意志和良知。但是，教廷卻未能保持其權力的來源——道德威望。在14世紀的前幾十年，教皇的權力已經消失殆盡。那麼，究竟是什麼摧毀了普通民眾對基督教廷的信心，使他們不再響應教廷的號召、聽從教廷的旨意呢？ 首要原因是教廷貪戀財富。教廷不會消亡，會永續存在，那些無兒無女的孤寡老人在臨終前都會把自己的土地贈送給教廷；那些誠心懺悔自己罪過的人，也是如此。因此，在歐洲許多國家，1/4的土地都成了教廷的財產。然而，教廷對財產的欲望絲毫沒有減弱，反而越發強烈。早在13世紀，民間就流傳著一種說法，即神父、牧師絕非善輩，他們對金錢和遺產有著無限的貪慾。 國王和王侯都十分反對這種形式的財產轉讓，他們發現那些用於維持軍事力量的封建領土都被用來給僧尼修建修道院了。而且，這些土地實際上由外國人支配。其實，早在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之前，王侯與教皇之間就已為由誰來任命主教爭論不休。如果這種任命權由教皇而非國王行使，那麼國王失去的不僅是對臣民的威信，還有對絕大部分領土的控制權。此外，神職人員還可以免稅，他們只需要向羅馬繳稅。不僅如此，教廷還有權對平民的財產收取1/10的稅，平民在向王侯納稅後須另外繳納稅費。 11世紀時，幾乎所有拉丁基督教國家的歷史都一樣，都關乎君主與教皇在聖職任命權上的鬥爭，而且通常最後取得勝利的都是教皇。教皇聲稱他有權將王侯逐出教廷，有權免除臣民對王室的義務，有權決定是否承認繼任者的地位。教皇還聲稱他有權禁罰一個國家，如若發生這種情況，那麼除了洗禮、堅振和苦修這幾項聖禮外，所有的宗教職能都必須停止。牧師不得主持日常宗教儀式和婚禮儀式，也不得主持葬禮。手握這兩件利器，12世紀時的教皇就可以遏制最桀驁不馴的王侯和震懾最狂放不羈的民眾。這些都是非比尋常的權力，只能在特殊情形下使用。然而，教皇卻無視傳統，頻繁地使用這些權力，最終導致權力失效。在12世紀的最後30年里，教廷依次禁罰了蘇格蘭、法蘭西和英格蘭。此外，教皇還禁不住利用「十字軍」的力量來威懾那些對自己有敵意的王侯，一直到「十字軍」精神滅亡。 如果羅馬教廷只與那些反對他們的王侯鬥爭，花心思籠絡普通大眾的心，或許他們對基督教世界的統治會永久存在。但是，教皇擁有的這些至高無上的權力，卻反映出了神職人員內心的驕橫、傲慢。在11世紀以前，羅馬教士可以成家立室，與四鄰關係密切，當時他們確實屬於人民的一部分。但是，到了格里高利七世時期，他要求教士保持獨身，這種做法切斷了教士與俗人之間的密切關係，從而讓教士與羅馬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同時也使教廷與平民之間產生了裂痕。當時的教廷有自己的審判法庭，所有涉及神父、修道士、學生、「十字軍」、孤兒、寡婦以及無助之人的案件都由宗教法庭處理。此外，那些有關遺囑、婚姻、誓約、巫術、異端和褻瀆的案件也在宗教法庭的管轄範圍之內。一旦平民與教士發生了糾紛，那麼必須由宗教法庭進行審理。無論是戰時還是平時，所有的責任、義務都由平民承擔，教士無須承擔任何責任。這也就難怪在基督教世界裡，平民對教士的嫉妒、憎恨與日俱增。 然而，羅馬教廷似乎沒有意識到，教廷至高無上的權力正是來源於平民的信仰。它抑制民眾對宗教的熱情，用正統教義壓制民眾的困惑與異見。當教廷干涉道德問題時，民眾選擇與它站在一起；但是當教廷干預教義問題時，情況則大不相同。法國南部基督教的新教派瓦勒度派號召人們回歸質樸的信仰與生活，但是教派及其追隨者卻遭到了教皇英諾森三世的鎮壓，教皇下令「十字軍」對瓦勒度派燒殺擄掠，鎮壓手段極其殘酷惡劣。亞西西的聖方濟各（公元1182年—1226年）呼籲人們像基督一樣過艱苦樸素的生活，但他的信徒組成的方濟各會卻慘遭迫害、鞭笞和監禁，甚至被驅逐出境。公元1318年，方濟各會的4名成員在馬賽被活活燒死。不過，聖多明我（公元1170年—1221年）創辦的多明我會卻得到了教皇英諾森三世的大力支持，這是一個正統的教派。教皇英諾森三世在多明我會的幫助下建立了一個宗教裁判所，旨在鎮壓一切反教廷的異端人士以及有異端思想的人。 就這樣，教廷無限擴張的權力、神職人員的特權以及對異己的排斥，最終摧毀了普通民眾的自由信仰，而這種信仰正是教廷權力的源泉。教廷的衰落讓我們明白，即使沒有外部強大的敵人，內部持續的腐朽也足以讓任何一種勢力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