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史綱要 · 第二章 印度
一、自然環境
印度是亞洲南部的一個大半島，突出在阿拉伯海與孟加拉灣之間，半島北面又有喜馬拉雅山阻隔了它與大陸的聯繫，因此，西北角的山隘乃成為古代印度與外界交通的孔道，同時也是外來遊牧民族入侵的通路。
半島南部為德干高原，高原北面橫亘著文底耶山，半島中部及北部的一部分地區為平原，有恆河和印度河流貫於其間，恆河、印度河皆發源於喜馬拉雅山，分東西向流入孟加拉灣與阿拉伯海，兩河流域地方土地肥沃，特別是印度河上游五大支流的地方，這塊地方在印度歷史上稱之為「旁遮普」（Puujab），意即「五河之地」，是古代各小國爭戰最激烈的歷史舞台，也是外族侵入後最先攻占的地方。
印度處在熱帶半熱帶的有季節風雨的地區，全年可分為兩大季節，每年六月至十一月為雨季，在這時期，帶雨的風從西南海上吹向半島，半島南部、中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區因之皆有大雨；自十二月至五月又為一季，此時風向已轉為東北風，半島大部分地區亦隨之轉趨涼爽乾燥。但是半島西北部卻比較特殊，那裡不受季節風雨的影響，因此冬季多雨，夏季反而燥熱無雨。
在印度古代的文學作品中，流露著一種對自然的恐懼意識，因為古代印度居民所感受到的大自然的可怖的威力，比較其他地區的人更為深刻。印度地方在雨季當中常有熱帶風暴發生，當此之時，狂風暴雨數日不停。同時，洪水經常暴發，引起河決，水災乃遍及於整個平原地帶，雨季過後，旱災蝗災又相繼而來。此外，印度在古代是個遍布熱帶森林的地方，這種熱帶森林生長得非常迅速，林木密結成為一個整體，在遠古時代，這裡曾經進行著人與森林爭奪土地的鬥爭，森林中的毒蛇猛獸又始終是繞林而居的古代印度人的最大威脅，加以熱帶疫病在這裡非常流行，特別是惡性瘧疾，在印度古代的文學作品中，很多就是祈禱瘧神不要光臨的詩篇。
大自然的毀滅力量給予古代印度居民以不可磨滅的印象，在人還無力戰勝自然控制自然之時，這種恐懼情緒自然地表現為宗教性的崇拜，將各種自然現象人格化、神奇化起來，想像它為各種的神，於是出現了各種神話和傳說。到進入階級社會後，這種恐懼意識首先為統治階級中的教士所利用，故意製造出種種的鬼神故事和解免災禍的辦法，以求達到他們在經濟上剝削人民，在精神上統治人民的目的。宗教迷信一向是統治階級控制人民的有力武器，而在印度又因人們對自然現象的特殊恐懼，使得印度的統治者有可能將這種由恐懼而發生的迷信崇拜有意識地發展得特別高，以致影響到以後印度的意識形態中。
二、國名
印度從古至今始終沒有一個概括整個印度半島的名稱，「印度」這個名字是波斯人首先稱呼起來的，因為印度河鄰近波斯，波斯人乃以河的名字稱印度北部和中部地方為「印度斯坦」（Hindustan）這個名稱後又傳至希臘、羅馬和中國。希臘文和拉丁文中寫作「印度」（India），歐洲各國文字亦沿用此名。中國在漢時譯為「身毒」，隋唐作「天竺」，宋時始作「印度」。
在印度古代神話傳說中有一名王名婆羅多，因此也有人稱印度為「婆羅多」國（Bharata-varsha）。一九四九年印度獨立後，正式規定以印地語為國語，正式國名稱為「婆羅多」。但十五年間印度官方使用的語言和外交上使用的語言仍為英語，而在用英語時，國名仍稱為「印度」。
三、身毒時代
根據印度古代的傳說和地下發現的材料來推斷，最早在印度北部活動的有三種人，這三種人我們分別稱之為土人、達羅毗荼人（Dravida）和蒙古利亞人。
土人和達羅毗荼人都屬於澳大利亞種。不過，土人開始進入印度的時間較早，而且人數很少，文化程度很低，始終停留在氏族社會階段。達羅毗荼人約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也可能在四〇〇〇年）左右自西北方進入了印度，以後又逐漸從印度西北部繁衍到印度北部的全部地區。蒙古利亞人與達羅毗荼人先後同時，亦從東北方進入了印度，他們人數不多，可能是自現在西藏地方越過喜馬拉雅山進來的。這三種人進入印度後系以達羅毗荼人為主在印度北部建立了國家。身毒時代的歷史，實際就是達羅毗荼人的歷史。
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在印度河流域發掘出這個時代的三座古城：在印度河上游，今旁遮普地方發現了古城哈拉伯（Harappa），在印度河下游，今信地（Sind）地方發現了古城謀痕猶達婁（Mohenjo-Daro）與旃都達婁（Chandhu-Daro）。根據三城所在的地層情況可以推斷其存在的年代約為公元前二五〇〇年左右，不過，城市遺址及城中發現之器物、工具、文字顯示當時的生活方式已相當複雜，文化已達到相當高度，這種現象必然是長期發展的結果，推論可能在公元前三五〇〇年左右他們已出現了階級國家。
這三座古城在各方面都很相似，是屬於同一文化的。並且三城都是經過設計的城市，街道方正，建築整齊，顯然在建造時有通盤計劃，當是身毒時代晚期的城市。建築材料主要是用窯磚（這是今日所發現的最早的窯磚），極少用木料和石料。
三城中以謀痕猶達婁保存得最完整。全城面積約一平方英里，城內有兩條正街，寬度皆在三十英尺以上，旁街寬度平均也有十五英尺，路面皆為泥土壓成。城內最大的建築物是一座大浴室，長一百七十英尺，寬達九十英尺，猜想此浴室可能有宗教上的用途。一般住宅都是樓房，高三層或五層，其中大者都有浴室，小者則無浴室。居宅建築上的特點是無窗。宅內都有磚徹的水井，並有系統完備的排水設備。值得注意的是正街兩旁的房屋，就其建築形式看來，顯然是許多商店。
城內未發現人的骨骸。就發掘出的各種器物看，其中有各式農具，可見農業在當時已占很重要的地位；有手工業製造方面所需用之各類工具，可見已有從事各種手工業製造的工人；此外，還有一些與商業有關的度量衡，以之與商店建築互相印證，可見當時商業已相當發達，城市已成為交換的中心，聚集了許多商人。
在種植物方面：發現有麥、棗以及各種瓜類，並且發現了棉花，由此證實了印度是世界上最早植棉的國家。牲畜發現有牛、水牛、綿羊、山羊、豬和象。家禽有雞，手工藝品中有陶器，其中有素陶與彩陶；紡織品發現有紗，也有布；各種金屬器物，有紅銅、錫、鉛、金、銀製品，此外，還有青銅器。由其製作技術之精良可看出是青銅器晚期的產物；並發現有河船與海船，可見當時已能至海上航行。
發掘出的器物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璽印，這些璽印上刻有各種動物形象及文字，文字可惜今日還無人能讀，另外還發現了許多賭具—骰子和賭盤，這兩種發現足以證明當時文化水平已達到了相當高度。
當時已出現了宗教組織和教士，因為就發現的許多青銅與石的雕像看來，其中有些人像形體頗為怪異，是一種想像之作，顯然是各種神像。
以上各種發現，反映了當時人生活的各個方面的情況。從商店數量之多、手工藝品製作之精美以及文字與賭具之發現來看，可以想見當時生產已相當發展，已有許多可供交換的剩餘生產品。大城市既然是當時交換的中心，地方性的交換當更為發達。同時，從居宅建築的種種差別上也可以看出階級分別已確立了，複雜的政治組織也已建立。結合以後印度歷史的發展情況來推斷，此時印度當是奴隸社會。
這些城市到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都被毀滅了，毀滅的原因尚不可知。不過，從其遺址上並不能看出有自然災害侵襲的痕跡，一定是因為受到外來的人為的暴力摧毀之故，而這個外來的暴力就是雅利安人。
雅利安人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自西北部侵入了印度，當時他們還是一些文化很低的部族，其生活還是以畜牧為主，農業為副，自公元前二〇〇〇年至一〇〇〇年間，先後共有五批雅利安人分別進入了印度，他們自印度西北部逐漸向東發展，最後分布於北部的全部地方。
「雅利安人」一字在古代印度歐羅巴語中意為「貴者」（統治者），這是那些侵入印度的印度歐羅巴人在其征服了印度當地的居民之後用以自稱的名字。由於他們進入印度時，已從亞洲西部文化較高的印度歐羅巴人那裡接受了鐵制兵器和騎馬作戰的技術，因此能夠很快地戰勝並征服了達羅毗荼人。雅利安人的征服手段是異常殘酷的，在早期梵文中達羅毗荼人寫作「dasa」（陽性字），意為「敵人」；或是「dasi」（陰性字），意為「奴隸」。由此可見在其進行征服的過程中，達羅毗荼人的男子皆被雅利安人當作敵人殺死了，女子則被變為奴隸。達羅毗荼人在當時雖曾經激烈地抗拒這些入侵的「野蠻人」，但最後還是失敗了。結果，一部分達羅毗荼人被雅利安人征服了，其餘未被征服的也被迫向南逃遷。因此，直到今日達羅毗荼人仍集中於印度的中部和南部。
四、吠陀時代（公元前一五〇〇—公元前八五〇年）
雅利安人進入印度後，逐漸改變了他們原有的生活方式。到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的時候，最先進入印度的一批雅利安人已開始定居下來，已以農業為其主要生產。他們在達羅毗荼人的文化基礎上重建了奴隸社會。
從雅利安人最早的文學作品（也是他們的宗教經典）——《吠陀經》中看出，此時在雅利安人的社會中已出現了嚴格的階級差別，出現了四個種姓：第一種姓稱為剎帝利（武士），他們是政治上的貴族；第二種姓稱為婆羅門（僧侶），他們是宗教上的貴族，利用他們在宗教上所具有的勢力與剎帝利合作，共同統治人民；第三種姓稱為吠舍（庶民），包括農民、商人、手工業者；第四種姓稱為首陀羅（奴隸）其具體身份不清楚，還不能斷定他們是屬於國家的奴隸，抑是屬於個人的奴隸。四種姓中的前兩種姓都是雅利安人，吠舍種姓就理論上講也是雅利安人，不過實際上包括有投降雅利安人或未被雅利安人殺死的達羅毗荼人。首陀羅則全部為達羅毗荼人。種姓之間的人固然身份上有高低，但還有許多不在種姓之內的人，這些人被稱為「賤民」，他們的社會地位比首陀羅還要低下，從事一些極為卑賤的工作。這些賤民最初可能是一些文化很低的土著部族，雅利安人進入印度後未把他們包括在種姓之內。種姓的分別，實際就是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分別：剎帝利和婆羅門是統治者，吠舍、首陀羅和賤民則是被統治者，「種姓」（varna）一字，梵文原意為「顏色」，因雅利安人膚色較白，達羅毗荼人膚色較黑。所以，最初是按皮膚的顏色來分別種姓的。而皮膚顏色的分別實際就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分別。
在吠陀時代初期，種姓之間的劃分並不太嚴格，在剎帝利和婆羅門種姓中也有混血的情形。之後，隨著階級社會的發展，階級鬥爭的逐漸尖銳化，種姓制度遂日益嚴格起來，形成了一個不可逾越的社會階級制度。
在吠陀時代的六百多年中，我們既不知道一個歷史人物，也不清楚任何事故發生的年份，僅能自《吠陀經》中大致了解到當時雅利安人的政治社會發展過程：在雅利安人初入印度之時，還維持著原有的氏族組織形式，以氏族和部族為單位，各自征服當地的人民，占有當地人民的土地。到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後，雅利安人始成為土著，定居於一定的地區，開始對當地人民進行統治與剝削，他們原有的氏族組織也就逐漸複雜化變成維持其政治與剝削的國家組織。在此時，原來雅利安人的氏族成員也開始分化，一小部分變成統治者——剎帝利與婆羅門，而絕大部分成為被統治的勞動者——農民（吠舍）。雅利安人新建立的許多小國出現了。這些小國間並不斷發生混戰，彼此攻並。
與此同時，在生產力方面也起了很大的變化，農業已成為雅利安人的重要生產，畜牧業漸居於不重要的地位。根據《吠陀經》的記載，最遲到公元前一〇〇〇年，雅利安人已知使用鐵制農具，有了鐵犁。鐵犁的出現必然會引起生產上的長足進展。
此時，雅利安的宗教為婆羅門教。婆羅門教最早的經典是《吠陀經》。《吠陀經》共有四種：《黎俱吠陀》（Rig-veda），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以前已完成；《娑摩吠陀》（Sama-veda）、《夜珠吠陀》（Yajur-veda）與《阿闥婆吠陀》（Atharva-veda）都是讚頌祈禱神明的詩歌。《夜珠吠陀》中除詩歌外還有部分記述宗教典禮的散文。《阿闥婆吠陀》則全為巫術咒語。
婆羅門教中最重要的神祇為「天神」（Varuna）、「大力神」（Indra）、「火神」（Agni）和「酒神」（Soma）。其中大力神和火神是在雅利安人進入印度後才開始重要起來的。因為印度的可怖的風暴與森林自燃景象都是雅利安人所未經的，於是象徵著暴風雨和火的大力神和火神乃變為最受尊崇的對象。
五、列國時代（公元前八五〇—公元前五五〇年）
在列國時代的三百年當中，印度的政治局面與前一個時代基本上是相似的，仍繼續著列國並立、互相混戰的局面，其間勝負經過雖皆不可知，但是，總的趨勢是由分散走向統一，因此就在混戰和兼併中小國逐漸被吞併，而出現了幾個較大的國家。
這種局面出現的根本因素是經濟向上發展的結果。首先，由於鐵制農具——特別是鐵犁的使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時期開始使用），生產向前躍進了一大步，伴隨著生產的提高而來的是交換的增加，商業交通亦因之發展起來，各地區在經濟上的聯繫加強了，因而在政治上也開始要求走向統一，以求適應這種日益發展的經濟趨勢。最初，這種統一還是通過了軍事征服來實現，也就是在上述的兼併戰爭的過程中逐漸實現的。但是，這種局面之能以固定下來，除了上述的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之外，直接的政治上的原因就是因為隨著生產的提高，統治者的剝削所得也增加了，他們以剝削所得的一部分作為維持其統治的用費，使得任何一個在兼併戰爭中取得了勝利的小國的國家統治工具加強了，有可能統治日益廣袤的領土，因而，軍事征服的成果也就被鞏固下來。
傳說此時在印度中部、北部和西北部曾有過十六個比較重要的國家，這十六個國家有些是君主國，也有些是共和國，到列國時代晚期則有四個國家先後強大起來。先是恆河上游的科娑臘（Kosala）強大起來，繼而在恆河下游又有摩揭佗（Magadha）興起，滅科娑臘，最後統一了印度北部。同時，在印度西北部也有犍馱羅（Gandhara）興起，當其極盛之時，勢力曾超出今日印度的疆界，直達到阿富汗的南部。在印度中部，阿宛提（Avanti）亦開始強大起來。
列國時代晚期，印度第二次有了文字。因為雅利安人進入印度後，摧毀了達羅毗荼人的文化，達羅毗荼人的文字亦隨之湮沒，此後，印度曾有一千餘年沒有文字。到公元前七世紀左右，始有達羅毗荼人自巴比倫學來流行於當地的一種閃族的字母，以之拼寫出達羅毗荼語。最初這種文字只應用於吠舍種姓之中，又經過數百年，這種字母才為雅利安人所接受，以之拼寫出雅利安人的語言，即早期的梵文。再後，這種字母又通過佛教而傳入錫蘭、緬甸、暹羅與西藏。
同時，在列國時代晚期印度開始有了哲學。印度早期的哲學思想最先出現在兩類宗教書籍中：一類是《梵典》（Bramana），這是婆羅門人所寫的注釋《吠陀經》的書；一類是《烏帕尼娑》（Upani-shad），這是一種依據《吠陀經》來解釋自然現象及社會事物的神學推理的書。這兩種類書出現於公元前六〇〇—公元前五〇〇年間。其中心思想是「輪迴」與「業緣」，就是說一切生物包括神在內都要不斷地生死輪迴，而其所以要輪迴則是因為有「業緣」之故，這就是說一切生物在今生所造下的善惡因素（業），將決定其來生的結果（緣）。今生結下的「業緣」，經過「輪迴」報應於來生。
宣揚這種思想，目的就是要令人安分守己，安於天命，不行非分之事，不作非分之想，無視今生的一切痛苦，因為所謂「善」「惡」的標準，就是已經成為事實的階級統治的秩序。這純粹是統治階級進一步麻痹人民的精神武器，企圖以這種思想來加強他們對被壓迫階級的統治。
六、大戰時代（公元前五五〇—公元前三二一年）
到大戰時代，印度政治上走向統一的趨勢更加顯著，各國之間的兼併戰爭也日趨激烈，小國多已被吞併。不過由於印度缺乏歷史記載，因此，各國之間所發生的戰爭的前後關係尚無法了解。
根據其他國家的記載知道印度在此時除內部進行著混戰外，還曾發生過兩次外族入侵的事件。第一次波斯王達拉雅夫一世（Darayarus I）的入侵。波斯軍隊一度占據了印度河上游犍馱羅地方，並曾派人自印度河上游下航至海中探測。但不久，即因其國內發生內亂而撤軍。這次入侵的經過，僅見於波斯史書中，時間約為公元前五一七——公元前五〇九年。印度對此事並無任何記載。
第二次是馬其頓王亞歷山大（Alexander）的入侵（公元前三二七—公元前三二五年），此次入侵始末也只見於希臘記載。亞歷山大曾經征服了印度的西北部，占領了整個旁遮普地方。公元前三二五年亞歷山大撤退出印度後，仍留有少數軍隊駐守。
亞歷山大大軍於公元前三二六年二月渡過印度河，這是印度史上知道確切年月的第一次事件。
亞歷山大侵入印度之時，摩揭陀國仍很強大，但因其國在印度東北境，所以未曾與亞歷山大發生正面衝突。到亞歷山大大軍撤退後，摩揭陀國內新興起的孔雀王朝組織了一支大軍與希臘駐軍作戰，結果將希臘軍隊全部逐出印度，並在公元前三二一年統一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建立了摩揭陀帝國。
在這個時期，印度哲學繼續向前發展，在發展過程中初次出現了各種反映人民意識的哲學思想體系。但是，由於當時時代條件的限制，各種哲學思想的派別都不免要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所以它們往往以各種宗教派別的形式出現。在各派之中以耆教和佛教這兩派對後世的影響較大，特別是佛教，其影響之地區又遠超出於印度以外。
耆教，或稱「耆那教」（Jaina，耆那意為聖人），其創始人為大雄氏（Vardhamana Mahavira，？—公元前四七五）。耆教的教義主要是從反對《吠陀經》和婆羅門出發的。它否認《吠陀經》的神聖性，認為人人都可以研讀《吠陀經》。同時，它否認種姓上的差別，認為任何種姓，即任何階層的人都有可能在個人進行自我人格修養的基礎上，修行成為聖人（耆那）。這種說法，實際上等於否認了婆羅門人在宗教上的特殊優越地位，並企圖從理論上推翻婆羅門人對人民精神上的控制。但是，在另方面，耆教徒卻認為在一切行業中只有工商業才是最高尚的工作。因此，他們特別提倡工商業。由此可以看出，耆教運動是代表城市中上層工商業者的一種運動，這個運動的群眾基礎狹窄，所以發生的影響不大。到以後這個運動更為城市中的大商人所把持過去，其信徒漸漸地不屑於從事生產勞動，而專以放債為生，變成一些高利貸者。
佛教（Buddha），亦稱浮屠教，其創造人為喬答摩（Gautama），又稱釋迦牟尼（Sakyamuni，公元前五六三—公元前四八三年）。「釋迦」為其氏族之姓，「喬答摩」為其家族之氏，「牟尼」意為「修道成功之人」。他原來出身於統治階級，為喜馬拉雅山麓一個小城的城守之子，在其青年時忽然放棄了自己的貴族地位出家去求真理。其間經過許多波折，最後在森林中苦修了幾年後，宣稱了解了人生的真諦。他自己曾在中下層種姓中宣傳他的教義，並且組織了許多團體—僧迦（sangha）到各地傳道。
釋迦牟尼所建立的思想體系，也就是佛教的思想體系，是從當時存在著的嚴格的「種姓」制度出發來提出和解決問題的。從這種思想中可以看出：在消極方面，他否認了存在著的種姓制度，提出「眾生平等」的口號，就是認為任何人都有可能修執成為「阿羅漢」（arhat）—佛教最高理想的人格，這就意味著種姓制度並不是決定人們貴賤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同時，修執成為「阿羅漢」又完全要靠自己個人的努力，而不能依靠任何神的幫助，這也就是說求神的幫助並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因為他雖然沒有直接否認了神的存在，但是他卻認為「阿羅漢」是比神更高的人格。這樣，等於否定了當時為統治者用來威脅人的各種神的可怖威力的不可克服的至高無上性。在積極方面，他以為任何人在今生都有可能成為「阿羅漢」，也就是都有可能修行成「佛」而進入佛教最高理想的境界—涅槃（Nibbana）。進入涅槃的人，就可以超脫輪迴，不再像一般人死後那樣，要經過輪迴，重新去經歷人生的痛苦，這是針對原來占統治地位的婆羅門教教義而提出來的主張。它否定了原來依照統治階級的「善」「惡」標準來進行輪迴的不可避免性，在當時的印度社會中，這是一種具有革命意識的思想，它不能不取得當時社會多數被統治階級的信仰，並成為他們推翻原有統治者的有力的理論根據。
佛教思想產生的社會意義是什麼呢？從佛教思想產生後印度的歷史發展情況看來，佛教思想所代表的是當時社會上新興起的一個階層的思想，這個階層就是那些自吠舍種姓中分化出來的新興的地主商人。他們在雅利安人統治印度的一千年間，已逐漸在經濟上具有了相當勢力，因此他們要求取得政治上的地位。佛教思想正是反映了這些新興地主商人的這種要求，從理論上否定了原來統治階級的不可動搖的地位。佛教思想與耆教思想的不同，就在於佛教的全部思想不僅只反映了當時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新興地主商人的一時要求。而且，它那些一般性的口號和主張，在一定程度上還符合了其他所有當時或以後在政治上沒有地位的人，也就是被統治階級的願望。因此，當時它的群眾基礎比較耆教寬廣得多，並且也是它能夠流行久遠的一個根本原因。
當佛教思想興起之際，摩揭陀正是印度北部的一個最強大的國家，摩揭陀王曾抱有統一的野心，但是，為了擊敗各國中的舊的統治者——剎帝利與婆羅門人的勢力，摩揭陀王就必須爭取各國中其他的勢力來支持他，各國中出身於吠舍種姓的新興地主商人階層，正是這樣一個能夠為他所利用的具有實力的新的實力集團，而當時這個代表新的經濟形態——封建的經濟形態的新興地主商人也正要求推翻原有統治者以取得政權，並通過政權來擴大其經濟上的利益，因此，他們也願意支持摩揭陀王來統一全印度，從而實現他們的要求。
在這樣的社會和政治的歷史條件下，代表新興階層反對舊統治者的佛教思想，乃成為這個時期中反對各國原有統治階級的政治鬥爭的有力武器，因而大大的幫助了摩揭陀王的統一事業的進行。佛教思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摩揭陀王和其他新興的政治勢力所提倡和宣傳，而逐漸走上了它的極盛時代。
到摩揭陀王實現了統一全印度的事業，建立起了一個印度史上空前強大的帝國之後，佛教乃在實際上成為了帝國的國教，並且在新的統治者有意識地利用之下，在印度國內逐漸變質，失去了它原有的革命意義，而成為帝國向外擴張及對內進行剝削的護身符。
七、帝國時代（公元前三二一—公元前二六年）
公元前三二一年，摩揭陀王國孔雀王朝創業王旃陀羅笈多（Chandragupta，公元前三二一—公元前二九七年）取得了國內和各國中新興地主商人的支持，驅逐了希臘駐軍，並且摧毀了社會上原來占統治地位的奴隸主階級，也就是摧毀了原來雅利安人所建立的許多小型的奴隸主國家，統一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建立起了一個封建大帝國。帝國首都仍建立在其舊都波吒厘子城（Pataliputra）——今帕特那（Patna）。
帝國在軍事上非常強大，它擁有一支包括有九千頭象組成的象隊，和三萬騎兵，六十萬步兵的大軍。
帝國創業王的首相旃那迦（Chanakya，或名廓提臘Kautilya）曾經寫過一本書——《政務書》（Arthasastra）。這本書雖然經過後人加以增刪，但是存留於後世的這本書的核心思想仍然是旃那迦的根本思想。根據這本書，我們大致可以了解帝國初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
印度在佛教開始興起到摩揭陀帝國成立這一段時期中，社會性質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從《政務書》中所記載的帝國初期政治經濟上的一些情況中，可以看出印度到此時已進入了封建社會。因為《政務書》中所講到的各種剝削人民的方法（主要是對農民的剝削方法）完全是封建式的一種剝削方法。同時，《政務書》中也沒有一個字提到怎樣來榨取壓迫奴隸，由此可見從佛教開始興起到帝國成立的二百年間，是印度從一個不是高度發展的奴隸社會轉化為封建社會的這樣一個向上發展的過程。帝國成立同時也就表明了封建社會的確立。
可以這樣說，印度的封建社會萌芽於公元前五〇〇年前後，而到公元前三二一年已完全確立。
《政務書》中講到國家的最高目的有四個：（一）征服鄰國，擴充領土；（二）保有已經征服的領土；（三）增加國內的財富；（四）享受國內的財富。根據以上四個目的，政府制訂並實行它的對外和對內的政策，在對外方面主要是用戰爭和外交來達到其擴充領土的目的。它提倡在外交上使用高度的陰謀與欺詐的手段。在對內方面也採取各種辦法來剝削人民，搜刮財富。政府設立各種行政機關，管理監督各地人民的經濟活動。因為農業生產是財富收入的根本泉源，所以政府在人民的各項經濟活動中特別注意到農業，對於每個農民的收入都有精確的調查，結合其他方面的記載知道當時一般農民要以其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一來納稅。此外，政府還採用了許多特別的「徵收」方式來占有人民的財富，在《政務書》中講到有幾種辦法：第一種辦法是對法律習慣不予保護的異端者和無家人保護的富孀平時多加監視，以便相機掠奪其財產。第二種辦法是鼓勵盜寇搶劫商人和富戶，待其滿載而歸的時候再下手將其捕捉，沒收其全部贓物。第三種辦法是利用宗教迷信，製造各種神道顯靈的謠言，引誘善男信女對寺廟多加布施和貢獻，然後，政府與寺廟平分所得利益。其他方法還有使用偵探來刺探人民的秘密；或是利用人的弱點，故意布置圈套，或是派人在人民中間挑撥是非，造成糾紛，然後由政府對之加以罪名，沒收其財產。
《政務書》中所講到的各種方法，都曾經為帝國中央政府官吏和地方政府官吏所奉行。
《政務書》中所顯示出的明目張胆的不加任何掩飾的壓榨人民的統治方法赤裸裸地暴露了統治階級的本質，暴露了統治階級的各種設施和國家工具的最後目的就是剝削。在這方面，印度只不過是一個突出的典型而已，其他各國從古至今的統治階級其本質也無不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在帝國時代開始大盛。帝國的王公貴族幾乎人人都信佛教。他們同時也宣傳鼓勵人民信仰佛教。佛教在當時等於是帝國的國教。從這點，我們可以了解印度統治階級有兩套統治方法，一套是在他們自己內部運用的，就是《政務書》中所講的那一套政術。另一套是在人民中間運用的，就是宗教——佛教，統治階級有意識地有作用地在帝國內部推行佛教，因為佛教不但有利於帝國內部的統一及帝國的內外發展，而且他們還可以利用佛教中出世思想的一面轉移人民當前的視線，從而掩飾了統治階級的猙獰面目，更便利了他們對人民的榨取。
關於帝國的工商業方面的情況，《政務書》中記載不多，只知當時主要的輸出品有藥草、毒藥、香料、珠寶、織繡品和各種金屬（銅鐵金銀）器具，並且有很好的鋼鐵製成品輸往波斯以西各國，雖然在此書中沒有關於工業的技術發展情況的記載，但從這點也可以看出當時手工業已相當發達，手工生產技術已相當高，並且已經能夠製造比較大量的鋼鐵了。關於印度在帝國時代已能生產較大量而且較精良的鋼鐵的事實，在中國、希臘及西方各國的史書中也有記載。
關於商業方面沒有具體記載，但可以看出當時已有一種對商人不利的宗教政策開始萌芽。統治階級中有一些人假借宗教上的某種說法為根據，宣傳印度人特別是屬於前三個種姓的人不能出海，如若出海，即將喪失其種姓身份。這種說法的出現反映出來帝國內部統治階級——新興的地主階級與商人之間的鬥爭。在摩揭陀統一印度的過程中，新興的地主商人曾一度聯合起來，支持了摩揭陀王的統一，推翻了舊的統治階級，建立起代表新興地主商人利益的摩揭陀帝國。但是，在帝國基礎已經鞏固之後，新興的地主與商人之間卻又發生了鬥爭，由於地主階級勢力比較強大，以及在封建經濟形態確立後，由於地主在經濟上要求鞏固穩定的小農生產，乃利用宗教迷信製造出這種說法來限制海外商業的活動，也就是限制了商人勢力的發展，在這次鬥爭中，商人勢力終於被壓抑下去。此後，新興地主階級乃成為帝國最主要的當權階級。
印度本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商業手工業一向不太發展，因此，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地主階級在國內社會上和政治上的勢力大大地勝過了商人，所以地主能戰勝了商人。但從這時起，由於這種符合於封建地主經濟要求的宗教禁忌的影響和當權的地主階級的公開壓抑，以致更加阻礙了印度的商業與手工業的向前發展。
在摩揭陀統一印度建立起帝國的過程中，佛教曾發生過一定的作用。因為種姓制度在國家出現後已有的社會階級之上又加上了一種人為的劃分，以致造成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日趨分裂。佛教的「眾生平等」觀念則便利於社會各階層的聯合，也就是便利於摩揭陀的統一，並鞏固其統一。因此在帝國成立後，孔雀王朝更加提倡佛教。此時佛教不但成為帝國加強其內部統一的有力工具，而且又成為其向外擴張，征服其他地區的有效的精神武器。
孔雀王朝各王中提倡佛教最久的是阿育王（Asoka，公元前二七四—公元前二三六）。他在位時間是帝國的最盛時期，當時帝國的疆域曾包括有德干高原北部，阿育王最初實行以武力征服的政策，但是施行的結果，並未收到顯著的效果。因此他很快地就改變了原來的政策，開始以佛教來補償武力之不足。阿育王自己曾捨身出家，以示提倡佛教。他在各地建豎佛塔碑石，並派大批僧侶到帝國以外各地方去宣傳。這些僧侶傳道所至的地方範圍極廣，向南，不僅到達了印度南部全部地區，並且過海到了錫蘭島；向西，過印度河進入了伊朗高原及兩河流域，甚至到達了敘利亞；向北，到達了中亞和今日中國的新疆，後來傳入中國內地的佛教就是自中亞一帶傳入的。這樣，帝國武力所不能及的鄰國和帝國控制力量薄弱的邊區，都得以借佛教的思想傳播滲入了它的發源地國家的政治影響。因此，阿育王時代是佛教的極盛時代，而佛教的極盛時代，也就是帝國勢力最穩定的時代。
但是，佛教在帝國時代逐漸發展到極盛的過程，也就是佛教逐漸變質，成為新政權的統治工具的過程。在佛教初興起的時候，它雖然是代表當時新興的地主商人要求在政治上取得地位的一種運動，不過它也符合於當時在政治上毫無地位的廣大人民的要求，因此它還不失為是一個人民運動。但在新興地主商人支持摩揭陀王國統一印度的過程中，隨著新興地主商人之掌握了政權，如前所述，佛教的作用也就開始變質。因此，在其教義方面也開始有了改變。
釋迦牟尼創始佛教時雖未否認「輪迴」「業緣」的說法，但重要的卻是以為任何人都能依靠自己的修持達到超脫「輪迴」與宇宙化為一體的境界。佛教思想最初反對婆羅門教教義的革命意義就在此，而到此時，「輪迴」說又開始被提倡起來，如在阿育王所豎立的碑石上刻的經文多是勸人安分守己，多積善業，以求來世的內容。佛教到此時在印度境內已完全喪失了它的積極意義，而成為了麻痹人民思想意識的統治工具。
八、帝國時代的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在摩揭陀帝國成立之時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在此以前，當有一相當發展階段。但由於缺乏文字記載，因而無法推測其具體的發展過程。不過，根據帝國時代的煉鋼情況及其他自然科學所已達到的水平，可以推知這些成就當是長期發展的結果。
帝國時代最重要的科學是數學。根據最早的記載，知道在公元前二世紀時印度已經有了幾何學和四則，不過在四則中，只有加減乘三則特別發達，印度數學對以後世界數學的發展貢獻很大，重要的有下幾種發明：
（一）數目字。在公元前三世紀時，印度已發明了一種很簡便的數目字，這種數目字以後愈益簡化，到公元後三世紀已經近似現代數學上所用的數目字了。到中古時代，阿拉伯人建立了伊回帝國，勢力向東發展與印度接觸後，印度的數目字為阿拉伯人學去，經由中古回教世界而傳至歐洲，而歐洲又最早發展了資本主義，這種數目字又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展而普遍到全世界，即現在所謂的阿拉伯數碼。
（二）數字位。數目字的發明只解決了書寫數字及簡單計算方面的困難，但在較大數字計算方面仍存在著很大的技術問題。到公元前二世紀以後印度又發明了數字位，解決了進位問題，能夠把孤立的數字結合起來運用了。這樣，數學向前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才被解決。
（三）零。公元前二世紀時印度數學創造了代表「無」的數目字—零。最初零寫為一點，後始寫作「0」。在數字位發明後，又以零來解決補位問題，數學上的最大技術問題至此完全解決了。此後，印度的數學乃有了長足的發展，並且也促進了世界數學的發展。以上三種發明是印度數學對世界的最重要的貢獻，自公元前後直至十四世紀，印度的數學始終聞名於世界。
今日所能知道的印度古代的大數學家是雅利亞波陀（Aryab-hata，活動時期為公元四七五—五〇〇年），今日所知的印度數學，都是由他一脈相承下來的。
至於數學以外的自然科學，如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等多自巴比倫、希臘等地傳來，印度自己獨創的見解不多。
九、帝國的衰亡
繼摩揭陀帝國孔雀王朝之後的王朝是珊珈王朝（Sanga，公元前一八四—公元前七二年）。關於這個時期，我們所知的事只有兩件：其一是珊珈王朝統治時代一反孔雀王朝之宗教政策，排斥佛教而提倡婆羅門教。就印度歷史發展之前後關係上看，佛教所代表的是要求統一的勢力，因此它適合於當時政治上逐漸走上統一的客觀趨勢，以及大一統的封建專制制度的建立，因此在帝國成立前後，佛教能以大盛。而婆羅門教所代表的則是統治階級內部主張分裂局面的一部分勢力，這個帝國統一後所出現的分裂勢力並不就是統一前的舊勢力，而是在封建經濟條件下，主張地方割據的新的分裂勢力。由於在這個時期中婆羅門教的復興，可以看出此時帝國已開始衰落，因而這種主張分裂的勢力乃得逐漸抬頭。
其二是塞族的入侵，公元前一五〇—公元前一四〇年間，塞族開始侵入印度，曾經攻占了旁遮普地方。
公元前七二年珊珈王朝為堪瓦王朝（Kanva，公元前七二—公元前二六年）所代。堪瓦王朝是統一帝國最後的一個王朝。當其時帝國內部實際已無力維持統一的局面。同時，帝國邊疆仍不斷的受到塞族的侵擾。王朝勉強維持了四十餘年，至公元前二六年即滅亡。
十、印度之分裂
公元前二六年堪瓦王朝之後，統一的帝國滅亡。此後印度北部和中部有數十年陷於混亂局面。隨後又有外來勢力進入印度北部建立了外族的貴霜王朝。
在公元前二六年至公元二三六年間，印度境內有兩個小王朝存在。先是在印度南部——德干高原的中東部地區出現了一個小王朝——安度羅王朝（Andhara，公元前二六—公元二三年）。此王朝提倡婆羅門教。不久，在印度西北部，以前犍馱羅地方出現了另一小王朝，即貴霜王朝（Kushan，公元四五—二二五年）。貴霜王朝是中國史上所稱的大月氏人所建立的王朝，大月氏人原居住在中國的西北邊疆，在公元前二世紀時為匈奴人所迫，向西遷徙，進入中亞，征服了大夏。此時大夏已經「希臘化」，因而，大月氏也從這裡接受了希臘文化的影響，成為一個「希臘化」的民族。大月氏人當其在大夏的勢力已鞏固後，開始向南發展，攻占了今日之克什米爾，並渡印度河占領了犍馱羅地方，建立了貴霜王朝，但其根據地仍在大夏。貴霜王朝最盛時期領土曾包括有印度西部及北部之一部分。
貴霜王朝各王也多信奉佛教，其中尤以迦膩色迦王二世（Kanishka，一二〇—一六二年）提倡最久。迦膩色迦曾經想憑藉政治力量來否認種姓制度，想在現實生活中徹底地實現佛教的「眾生平等」理想，但是實際並未能做到。因為，就在二世紀中《摩法經》（Dharmasastra）出現了，這是一本以婆羅門教的理論來肯定了種姓制度，並且具體而繁瑣地規定了種姓制度各個方面的細節的書，從這點可以看出這時婆羅門教又已抬頭，而佛教與婆羅門教的鬥爭正在進行著，不過佛教憑藉著政治勢力暫時獲得了勝利。但佛教到此時內部已發生變化，開始分裂為兩個派別。新起的一派自稱為大乘派（Mahayana），而原有的佛教思想則被稱為小乘派（Hinayana）。貴霜王朝所提倡的是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與大乘佛教的基本不同點在於小乘的最高理想人格是阿羅漢，而大乘的最高理想是成為菩提薩埵（Bodhisattva），或稱菩薩。菩薩與阿羅漢不同，菩薩是已經修執成道，本可以超脫輪迴進入涅槃的人，但卻自動的不入涅槃，而繼續輪迴，再生入世以普渡眾生。此外，小乘派認為修行只能靠個人自己，大乘派認為這種修執成道又自動入世的菩薩可以靠助別人來修行，人得到他的幫助在個人修執方面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後來，大乘教派中的又一派別—淨土宗的思想更進了一步，認為只要誠心信仰菩薩，菩薩就能度人成佛。佛教發展到了大乘教派，尤其是到了淨土宗之時，實際上已完全成為一種宗教迷信，已失去了最初釋迦牟尼所創立的佛教思想中的哲學思想，失去了那種促使人們進行自我的深刻修養的人生哲學意義。印度各種哲學思想雖都帶有宗教迷信的色彩，但佛教思想之完全成為宗教，則系大乘興起以後的事。
大乘佛教又分有許多派別。淨土宗這一派，在印度本土勢力並不大，但後傳入了中國，自唐以後在中國下層社會卻非常流行。淨土宗信仰的菩薩阿彌陀佛（Amitabha），也稱無量壽佛（Amitayus），據說阿彌陀佛居住在西方極樂世界（Sukhavati），信他的人只要念一聲阿彌陀佛，死後即會被他接往極樂世界。後來在淨土宗中又附會出來一位觀世音菩薩（Avalokitesvara），說觀世音是阿彌陀佛的使者，專門到人世來作度脫信徒的工作。
大乘佛教的一些派別傳入中國後所造成的重要影響有兩方面。一方面就是宗教迷信——淨土宗的發展；另方面，則是保存佛教原來的哲學思想較深的禪宗，禪宗在唐以後流行於中國上層社會之中，佛教的主張自我修養的思想與中國原有的儒家思想相結合而形成了中國宋明兩代的主張「格物」「致知」的唯心的哲學思想——理學。
同時，在貴霜王朝時代，印度經大月氏人那裡接受了希臘文化的影響，結合了當地佛教的發展，在犍馱羅地方出現了所謂「犍馱羅美術」，其中特別是雕塑的藝術，在技術方面完全接受了希臘雕塑技術的影響，如釋迦牟尼之頭像即系摹仿希臘亞波郎神之作。以後，犍馱羅美術隨佛教而傳播到中國來，引起了中國繪畫藝術上的革新，同時中國到南北朝時也開始雕塑佛像。
貴霜王朝之提倡佛教，一方面固然是要愚民，一方面也是要剷除舊的勢力—婆羅門人存在的影響，要打破因種姓制度而造成的社會上的分裂趨勢，並企圖借佛教的勢力來統一印度。但是這個目的並未能實現。
安度羅王朝與貴霜王朝先後滅亡後，印度又一度陷於混亂狀態。到三一九年始有另一個統一的勢力出現，即笈多王朝（Gupta，三一九—五三五年）。笈多王朝統一了印度北部中部的大部地區，仍建都於摩揭陀舊都波吒厘子城。其創業王為娑穆陀羅笈多（Samudragupta，三三〇—三七五年）。
笈多王朝第二代王旃陀羅笈多二世（ChandraguptaⅡ，三七五—四一三年），中國史上稱之為超日王，當其在位時為笈多王朝最盛時代，其時印度社會又形安定，由於生產漸趨恢復，故人民生活也比較安定了。正在此時，中國僧人法顯到達印度來求佛法，歸國後寫了一本《佛國記》，記述自己在印度的經歷。這是有關五世紀初期印度內部情況的最重要的史料。《佛國記》中曾經提到印度中部某些地區的富庶情況，但也記述了印度北部一些地方的荒涼與殘破的景象，甚至這些地方的城市居民不過數十戶，有些交通大道也成為了虎狼出沒的地方。這種荒涼殘破的情況必然是由於在摩揭陀分裂後印度長期陷於混亂局面下造成的，戰亂結果使印度的社會生產都遭到了破壞。
印度大部地區的生產在戰亂中遭到破壞，生產停頓，個別地區的生產到此時又形恢復與繁榮，這就造成了笈多王朝時代印度各地區在經濟上的發展不平衡的狀態，其結果必然導向政治上的分裂。笈多王朝時代雖然暫時仍維持著統一的局面，但分裂的趨向已很明顯，從《佛國記》中所記佛教至此已開始衰敗，有九十六種外道皆甚興盛，各自擁有信徒。可以看出，由於印度的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狀態及政治上之分裂趨勢，使婆羅門教在此時又開始興起。
五三五年笈多王朝亡，印度又長期處於分裂狀態，在此後一千年間始終未再統一。
十一、印度教之成立
在笈多王朝時，婆羅門教又逐漸恢復了它的勢力。但此時的婆羅門教與佛教興起以前時的婆羅門教在性質上有所不同，它是古代的婆羅門教的一種新的發展，為區別兩者起見，歷史上稱後期的婆羅門教為印度教。
印度教可說是古代婆羅門教與大乘佛教的混合體。它是在最嚴格的維持種姓制度的基礎之上，加入了大乘佛教的消極厭世接受現狀的思想而形成的，並為婆羅門人所控制的一種宗教。印度教不但將種姓制度重建起來，而且更將它嚴格化繁瑣化，在四大種姓之內，又分記出許多小種姓。故此後在印度社會上發生作用的種姓制度不再是原來的四個大的種姓，而是分記出來的無數個小種姓了。
印度教約在五〇〇年成立，它的成立代表著婆羅門種姓在政治上的勝利。因為從形式上看，印度教與古代婆羅門教最大的不同就在婆羅門與剎帝利這兩個種姓的地位互相調換了。婆羅門種姓壓倒了剎帝利種姓，變成四種姓中的第一種姓。這種變化是在婆羅門教與佛教的鬥爭中發生的，而這種變化又因下層種姓的接受而成為事實，婆羅門人在對佛教的鬥爭中為爭取廣大群眾的擁護使用了一種策略，他們到各地去向賤民進行宣傳，假託神的意旨宣稱，凡是擁護婆羅門人的人，神都可以使之進入種姓之門，並且進入種姓之門後，仍允許保持其原有的信仰。同時，婆羅門人又乘機宣揚婆羅門種姓應高於剎帝利種姓。大批賤民因此進入了種姓之門，而給予他們種姓地位並保障其地位的婆羅門人自然也受到了他們的擁護。婆羅門人即以這種手段戰勝了佛教，在宗教上建立起印度教的絕對優勢，並且使社會上承認了他們是第一種姓，在政治上取代了剎帝利的地位。印度教成立的過程，實即婆羅門種姓與剎帝利種姓進行鬥爭，並取得勝利的過程。
印度教特別尊崇的神祇有三個：即梵王（Brahma）是開發（創造）的神，濕婆（Siva）是破壞神；毘濕紐（Vishnu）是保存的神，三神所代表的是一種循環的思想，這種思想企圖說明宇宙萬物的變化不過是這三個階段的循環往復，並沒有本質上的變化。這樣，就肯定了一切現存的社會制度雖也不斷的發生演變，但其根本的性質是不可變易的，使人民安於接受現狀。這是印度社會經過幾度動亂後，其最後取得勝利的統治者所建立的思想體系。除以上三大神外，印度教對其他宗教迷信一概兼容並包，因此它所包容的神祇的數目多到無法計算，有人說印度教的神比印度人還多，這種說法當然不符事實，不過印度教的神的數目的確為世界上一切宗教之冠。
印度教的經典共有三種：一種是史詩，有《摩阿婆羅多》（Mahabharata）與《羅摩耶那》（Ramayana）兩篇長詩，這兩篇史詩最早出現於公元前二世紀時，但在笈多王朝時開始完成初步的定本。詩中包括有許多歷史故事和古代的神話傳說，而更重要的是包括有印度教的許多神祇和印度教的中心信仰。其中尤以《摩訶婆羅多》史詩的「婆戛瓦基闥」（Bhagarad-gita）神頌，充分表達了印度教的全部思想。第二種是《原神記》（Purana），它是一本神譜，其中歷述了各種神的來歷與其所掌管的職務，以及印度教的教義與禮拜儀式等。
第三種是《摩拏法經》（Manava Dharmasastra）。摩拏是印度古代神話中的一位半人半神的英雄。婆羅門人假託此書是他所寫的，《摩拏法經》制訂的形式頗似近代國家的法典，但宗教色彩非常的濃厚，它的目的就是用宗教的名義，而以法典的形式具體而繁瑣地規定了每一個人的地位身份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規定了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摩拏法經》對印度人民的現實生活和思想發生了極大的影響。
《摩拏法經》主要的內容是對種姓制度應有的根本認識。認為種姓是與生俱來的，不但在原則上不能更改，就是在施行細節上也絲毫不能變動。種姓不能變更，只能分化。因此，印度各小種姓不斷分化的結果，其總數達到兩三千之多。而種姓又是與各種職業相聯繫的，同一大種姓之內分散於各地方從事同一種職業的人又各自組成一個小種姓。婚姻也只能限制在同一小種姓之內，並且個人的社交生活也不能越出自己種姓的範圍，不同種姓的人不得互相接觸，不得在同一個房頂下居住或同桌而食。各種姓皆設有種姓公會，監督各種姓中人的活動，使之嚴格遵守種姓制度的各種規則，如有觸禁章者，輕則由婆羅門人代其「清洗」「罪行」，重則逐出種姓之門。除此之外，法經還規定了其他許多重要條例：如種姓中人不能與賤民接觸，甚至賤民的影子碰到婆羅門人身上，婆羅門人即刻要洗滌身體；如對母牛的崇拜，印度人認為母牛是神聖的，不能強迫它工作或干涉它的行動，當然更不能宰食。因此，直到今日印度所有的母牛比任何國家都多。
《摩拏法經》的根本精神是要人從思想上接受和承認一切現存的社會制度是合理的。個人生活上的痛苦都是前生所種下的「因」所致，因此要認識今生的痛苦乃是不可避免，並且也不當求免的。如果有意避免今生的痛苦，那只有加深自己的罪惡，種下惡因，而來生將遭到更多的痛苦。一個人最高的道德即是接受忍受一切現狀，等待因果轉回來解決自己的一切問題。這樣，以因果輪迴的宗教說法來解決現世社會所存在的一切問題的結果，就是避免對現存的極端不平等的社會制度懷疑與動搖，因而大大的加強了它。
《摩拏法經》最早出現於一世紀，至笈多王朝時代始有初步定本，它是在婆羅門教與佛教鬥爭時間完成的。在《摩拏法經》中剎帝利種姓被降到第二位。所以，印度教的成立從統治階級方面的關係來看就是剎帝利種姓與婆羅門種姓之間的鬥爭。在婆羅門人爭取了廣大賤民戰勝了佛教，並在政治上壓倒了剎帝利種姓，強迫他們承認現成事實而取得了第一種姓的地位後，印度社會從此變成了為婆羅門控制下的社會。婆羅門人施行的是一種純粹的宗教性的統治。《摩拏法經》就是最有權威的法律，印度教教士就是實際社會政治生活的支配者。教士們的整個思想體系就是迷信，他們反對一切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因此在教士統治下的印度，可說是愚民政策施行得最徹底的地方，社會上所存在的一切問題很少能解決或改善。因而印度社會此後乃成為了最典型的由教士所支配的社會，也就是成為了世界上一切封建國家中進步最慢的一個。
在另方面，印度教的成立標誌了耆教與佛教勢力在印度的最後削弱。在今日印度的耆教徒和佛教徒不過只有幾十萬人，六世紀以後，佛教只能在印度以外地區繼續發展，並且還有了新的發展，如大乘佛教之在中國，小乘佛教之在尼伯爾、錫蘭，佛教所以能在尼伯爾、錫蘭發展下去，是因為這兩個地方在佛教初傳入時還很落後，還沒有完全脫離氏族社會階段——比較平等的社會，雖然已經有了階級分化，階級統治並不嚴酷。因此在佛教傳入後，眾生平等的原則基本上還符合其社會現狀，以後，階級分化日益深刻後，佛教則又成為當地統治者的統治工具。當然，隨著佛教在這些地區所起作用的不同，它的教義的各方面也曾不斷的分別在不同時間內被突出的強調或閹割。
自摩揭陀帝國成立起，到印度開始分裂止，前後約八百年的期間，印度社會上一直存在著的一個問題即為婆羅門教與佛教的鬥爭。如前所述，兩教在社會和政治上所起具體影響不同。佛教利於統一，而婆羅門教則利於分裂。因為佛教所提倡的「眾生平等」的口號，不會使社會上因生產關係所必然會出現的階級區別以外再有任何人為的更深的種姓階層區別的存在。而婆羅門教不但把一般的階級區別正式規定下來，而且把種姓制度所引起的社會分裂現象也維持了下來，使這種分裂日益加深。而兩教鬥爭的結果，最後是繼承婆羅門教衣缽的印度教取得了勝利，這就決定了印度社會在此後必然長期地走向分裂。
當然，印度社會之走向長期分裂是有其更深的經濟根源的。印度在公元前五世紀以後，社會生產曾一度發展，因而使得社會上出現了一批新興的地主和商人，就是在這個新興階層的力量推動下，憑藉著佛教這個武器，印度曾一度達到了統一。但是當時印度經濟上的發展仍是有一定的限度的。當時無論農業手工業或是在農業手工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商業，其發展程度都不夠高，生產技術也還幼稚，整個的社會生產還未提高到使印度全部成為一個大的經濟單位的程度，所以摩揭陀統一後的經濟發展速度不足以克服封建經濟所必然存在的分散因素，使統一成為常態，像中國秦漢以後那樣，從而也就使得任何封建社會都必然具有的分裂趨勢占了上風，使得分裂的局面成為了常態。
印度教的勝利不過是印度長期分裂的一個標誌而已。
笈多王朝之後的一千年之間，印度始終未再統一。同時，印度社會在教士統治之下始終處於癱瘓狀態。社會的分裂狀態，又促成了國內政治力量的削弱，使印度無力抵抗外來的侵略，故此後印度不斷遭到外來勢力的侵擾和統治。而轉過來，外力的侵入更加深了印度社會的分裂，因為這些外族只能征服一個小區域，並且最後都同化於印度社會中，自成一個或數個種姓。因此，五〇〇—一五〇〇年之間的印度比以前時期還要混亂和分散。這一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歷史材料，除有關回教民族部分外，更加漫無頭緒，所以對後人來說，這一時期中的印度歷史情況也就更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