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史綱要 · 第一章 總論——中國與世界
一、世界史的分期及其意義
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按其生產方式的不同，亦即社會性質的不同來劃分其各個歷史階段，則有五個不同歷史階段，即氏族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但世界史的分期卻不能完全按照社會發展史的五個階段來劃分，因為學習歷史除了應具有這種科學的社會階段的觀念外，同時還需要具有嚴格的時代與年代觀念，否則就不可能清楚理解歷史上所發生的重要事變的內在聯繫及其前因後果。如就某一個個別的地區和民族的歷史分期來說，則應在其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依其標誌著生產方式發生根本變革的重大歷史事件所發生的年代來分期。但世界史要講授世界上所有地區和所有民族的歷史，而這些地區和這些民族的歷史發展過程不是平衡的，它們並不是在同一個時間內發生同樣性質的社會根本變革的。所以世界史的分期只能參照社會發展的五個階段而實際上則嚴格地按照年代劃分成下列五個時期：
（一）氏族社會（公元前三〇〇〇年以前）。這個時期是人對自然進行鬥爭的時期，也就是階級出現以前的氏族社會時期。不過，在某些條件具備，發展較快的地區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以前已開始出現了階級，有了階級壓迫和階級鬥爭，逐漸出現了國家。
（二）上古（公元前三〇〇〇年至公元五六世紀間）。在這個時期中，世界上幾個歷史發展較快、文明發生較早的地區都已進入了奴隸社會。階級鬥爭主要是奴隸主與奴隸的鬥爭。但這些地區之轉入封建社會，在時間上則有早遲之不同，其中以中國進入封建社會最早，而羅馬最晚。不過到公元五六世紀間，世界上各主要地區都已先後進入了封建社會。
（三）中古（公元五六世紀間至十七世紀）。在此時期中，世界上各重要地區都已進入了封建社會，但很多落後地區仍停留在氏族社會階段。
（四）近代（公元一六四〇年至一九一八年）。近代的特徵是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統治與支配。但這並不是說，在此時期中所有的地區都能由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而是有的地區最早發生了資本主義，然後依照資本主義的規律向全世界進行擴張。資本主義擴張對世界各地區所引起的結果不外兩個：一個是有些地區受到資本主義影響後，結合自己的社會條件也成長了資本主義；一個是有些地區在資本主義侵入時，其內部產生資本主義的條件還不夠成熟或還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條件，因而一部或全部受到了外來資本的控制和支配，淪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所以這個歷史時期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某一個地區中開始取得支配地位開始的。其標誌是某一個地區中資產階級革命的完全勝利。資產階級革命首先在西歐特別是在英國最早取得了勝利，故今日乃以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開始——一六四〇年作為近代史的開端。近代史終結於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因為就在這次世界大戰末尾爆發了宣告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統治結束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
（五）現代（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至現在）。這是如日初升的社會主義與日趨沒落的資本主義二者之間的鬥爭的時期。總的趨勢是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的發展並將取得最後勝利，資本主義在世界各地區統治的削弱與走向最後滅亡。在這個時期中說明上述問題的兩個重要標誌就是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與中國革命的勝利。
二、世界上的人種和語言
人種不能決定甚至也不能影響歷史的發展。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歷史發展的快慢，是與形成這個民族及組成這個國家的人種的血統無關的。任何一種人種都沒有被賦予較其他人種更能創造歷史和文明的先天優越性。同樣地，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的落後，其中也沒有人種差別上的原因。但人種卻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必需的表現形式，因為歷史是以「人」的活動為主體的，所以必須知道在歷史發展的長期過程中曾有多少種族在活動，然後才能對世界歷史有一個具體的概念。而某一個獨特地區的歷史過程又是通過這個地區中所居住的種族表現出來的，因此每個國家的歷史除了社會性質的科學內容具有其一致性外，在其形式上還都具有自己獨特的風貌。所以要想具體了解世界上每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歷史，不能不先弄清楚它的人種的來源和系統。
從古至今世界上存在著許許多多的種族，但如果從人種上來分，則除了一些到今日為止還未能弄清的種族以外，歸納起來共有四大人種，即蒙古利亞種、澳大利亞種、尼革羅種和高加索種。換言之，世界上的許許多多種族都是由這四大人種中一次又一次地分化出來的。如果要想從血族上來判斷哪些小種族屬於同一大種族是不可能的，因為任何一個種族都不曾一直保持著遠古以來的純血統，都是經過混血的。我們只能從語言系統來分別出哪些小種族基本上是由哪一大種族分化出來的。現將世界上的人種與語言表列於下：
（一）蒙古利亞種
（A）漢藏族——漢藏語系
（1）漢族
（2）藏緬族（a）藏族（b）緬族，今日除緬甸以外，有許多居於中國境內。
（3）苗瑤族（a）苗族（b）瑤族
（4）傣族（a）僮族（b）撣族（c）黎族（d）越族（e）寮族（f）暹羅族
（B）阿爾泰族—阿爾泰語系
（1）突厥族（a）唐努烏梁海族，現居於蒙古人民共和國和蘇聯之間。（b）維吾爾族（c）柯爾柯孜族（d）哈薩克族（e）土耳其族
（2）蒙族（a）匈奴族（i）匈牙利族（ii）芬蘭族（iii）愛沙尼亞族（iv）韃靼族（b）蒙古族
（C）通古斯族——通古斯語系
（1）女真族（a）滿族，今居中國與蘇聯境內。（b）鄂倫春族（c）索倫族（d）達呼爾族（e）或說中古時期中國史上的鮮卑族亦屬於通古斯族，但今日鮮卑族已不存在，故不能肯定此說。
（2）朝鮮族
（3）大和族
（D）印第安族，即今日居於新大陸之印第安人，就其血統上來講是蒙古利亞種，他們最早在公元前二萬年至一萬年間才開始進入新大陸，但就其語言上來講，印第安語卻與任何一種語系沒有聯繫。
（二）澳大利亞種 關於澳大利亞種的材料，今日所知不多，且其彼此間的聯繫也不能知。
（A）達羅毗荼族，今居印度南部和錫蘭島。
（B）馬來族，今居馬來半島、南洋群島。
（C）印度尼西亞族，絕大多數居於南洋群島。
（D）澳大利亞族。
（E）中西非洲各族。
（三）尼革羅種
（A）中非各族
（B）南非各族
（四）高加索種
（A）閃族——閃語系
（1）巴比倫族
（2）亞述族
（3）腓尼基族
（4）亞蘭米族
（5）猶太族
（6）阿比西尼亞族
（7）阿拉伯族
（B）含族——含語系
（1）埃及族
（2）利比亞族
（3）索馬利族，埃及南部之人，自稱索馬利。
（C）雅弗族（語系）—印度歐羅巴族（語系）
（1）雅利安族（a）印度族（b）瑪代族，今居波斯北部。（c）波斯族，波斯族到近代在東部的一部分人又分化出來為阿富汗人。
（2）西亞各古族
（3）希臘拉丁族（a）希臘族（b）拉丁族—羅馬族（i）義大利族（ii）羅馬尼亞族（iii）法蘭西族（iv）西班牙族，到近代經過了向新大陸的殖民又分化出現在除巴西以外的拉丁美洲各族。（v）葡萄牙族，到近代經過了向新大陸的殖民，又分化出現在拉丁美洲的巴西族。
（4）科爾提族（a）高盧族，今日法國之主要人種。（b）不列顛族，今日英國之主要人種。（c）蘇革蘭族，今日蘇革蘭島上仍殘留有一部分，其他大部分已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與英人同化。（d）威爾斯族（e）愛爾蘭族
（5）斯拉夫族（a）東斯拉夫族（i）大俄羅斯族，即今日所稱之俄羅斯人。（ii）白俄羅斯族（iii）烏克蘭族：小俄羅斯族（b）南斯拉夫族，今絕大部分居於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境內。（i）塞爾維亞族（ii）克羅阿提亞族（iii）斯洛文族（iv）保加利亞族（c）西斯拉夫族（i）波蘭族（ii）捷克族
（6）日耳曼族（a）東日耳曼族（i）哥特族（ii）汪達里族（b）西日耳曼族（i）德意志族（ii）荷蘭族（iii）英吉利族——美利堅族（c）北日耳曼族（i）丹麥族（ii）瑞典族（iii）挪威族（iv）冰島族
（7）其他（大約屬於高加索種，但又不屬於以上六種者）（a）亞美尼亞族，今大部居於蘇聯，土耳其、波斯境內亦有。（b）喬治亞族（c）拉脫維亞族（d）立陶宛族
（五）不詳之種族及語系
（A）倭奴族，今居於日本境內北部北海道地方。一般意見認為此族屬高加索種。倭奴族在日本早期歷史上居相當重要之地位，後其地位為大和族所取代。
（B）蘇摩族
（C）阿爾巴尼亞族
（D）瓦斯康族，今日所留者不到一百萬人，居於西班牙與法國交界地方的山嶺中，大部仍在西班牙。這種人在上古時經常與羅馬帝國發生衝突，中古時也不斷反對西班牙和法國對他們的入侵。
三、上古世界之文明古國
上古世界有五個重要的文明地區，即中國、印度、巴比倫、埃及與希臘羅馬。
其中前四個地區又有幾個共同的特徵而有別於希臘羅馬。其一是這些地區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左右大致同時進入了階級社會，並出現了國家機構。其二是這些地區都是「河流文化」，它們的文明都是在一個或兩個大河流域之內發展起來的。
但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以前，全世界都還處在氏族社會階段之時，這些河流地帶並不是人口聚居最多的地方。因為這些河流附近有很多沼澤，不易開發，同時這些河流在夏末秋初之際經常決口，給當地居民帶來了生命的威脅。因而在生產力還很低落之時，在這些地方進行農業生產是很困難的。直到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左右，始有外來的大量人口集中到這些地方，並大規模地開發這些地方。河流地帶的大規模的開發起來，表現出當時在生產工具與生產技術上已有了很大進步，這又是與人類當時已開始使用金屬——紅銅工具分不開的。紅銅工具之出現，引起了社會性質上的根本變化。生產提高的結果，有了剩餘生產品，因而出現了階級、國家。隨著工具的進步，人對這些河流地帶——最肥沃的地區的開發更迅速、順利了。同時在國家出現後，奴隸主階級有可能以政治強力來聯合或強迫其他部族與本國人民集中勞動，築堤修堰，防治洪水，並積極興修水利、利用河水來灌溉。而統一管理用水和組織勞動力共同治水的結果又使國家機構強化了。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使這些河流地帶的肥沃土地得以充分為人所利用，農業生產因之大大提高。故自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前後起，在黃河、印度河、兩河與尼羅河流域出現了四個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中心。
由以上事實，我們可以明白這樣一個道理：決定社會歷史發展的絕不是自然環境，自然環境僅只是在一定限度之內影響著社會歷史的發展，加速或延緩歷史發展的過程。但這種影響又隨著社會生產的提高和人對自然控制、利用能力的增強而逐漸減弱。推動社會歷史向前發展的唯一決定力量是社會生產方式。
四、上古的中國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國之一，在古代世界歷史上，中國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們在學習世界史的過程中要注意兩個問題：第一要注意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繫和彼此間的相互影響；第二要注意中國對世界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同時，我們中國人學習世界歷史，則必須要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世界，這樣就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糾正過去把「世界史」看成「西洋史」的錯誤看法。
甲、地理環境
中國地域廣大，各地區自有其特異的地理形勢，自成系統。上古中國的地理環境可以三條大河作中心來分別講述：
一是黃河流域。在古代中國人對河流的一般稱謂是「水」，「河」則是黃河的專名。就自然區域的區劃看，黃河流域應包括遼水流域，這兩個地區自新石器時代晚期起，發展已有其一致性。黃河流域是黃土地帶，這是由幾萬年以來從北方吹來的黃沙積累而成的。整個的華北平原至今還幾乎都是黃土，這個黃土地帶的特點就是沒有森林，甚至「樹林」也不多見。只有今日的山東地區由於山多，在山的周圍地方才有較多的林木。此外，這片地區不過覆蓋著極深的茂草，開發這裡是比較容易的。但是由於黃河時常決口，造成嚴重的水災，並在河兩岸留下了許多淺湖。同時華北平原一帶缺乏雨水，常致旱災以及與旱災同來的蝗禍，這就造成了不利於開發、生產的條件。
黃河流域很早就發展起了農業，不過在這個地區種植要受到氣候的很大限制。這個地區雖然不是太往北的溫帶（北京所在的緯度在羅馬之南），但屬於大陸性氣候，因此一方面雨量較少，一方面氣候又較寒冷，農作物的生產季節只有四個月至六個月，一般的收穫季節就在秋季，並且每年只能有一次收成。所以在古代「秋」字有兩種用法：一是秋季；一是收成。古代黃河流域所種植的農作物主要是麥、黍、稷，另外也有稻。
一是長江流域。古代稱長江為「江」。長江流域包括淮水流域與漢水流域。這個地區是茂林修竹地帶，淮水以南地方直到南朝時還生長著叢密的茂林。所以古代中國人開發這個地區較黃河流域為晚，並曾付出比開發黃河流域更大的勞動力。
就這個地區的氣候和自然環境講，要比黃河流域更有利於農業生產。這裡土地肥沃、長江的水災又不像黃河那樣嚴重。同時，由長江口直到武漢這一帶地區的氣候都受到海洋氣候影響，每年有自太平洋吹來的季節風雨，因此少旱災和蝗災。農作物的生長季節也較長，有六個月至九個月的期間，每年可以收成兩次，甚至三次。在這些有利條件下，農民很早就發現了穀物中收穫量最大的是稻，所以這個地區的種植物主要是稻。
最南是珠江流域。這裡已近半熱帶地區，森林很多，開發這裡比較困難。所以這個地區的徹底開發是利用上述兩個地區已開發後所發展了的社會生產力來進行的。從中國方面看，這裡是開發最晚地區，但如就全世界來看，這裡卻是世界上所有近半熱帶地區中開發最早的地區（埃及情況特殊，不能作比較）。
這幾個地區所構成的中國有一個特點，即中國是一內陸國家，而非海洋國家。中國的這種地理特點影響了古代中國人海上活動的發展和對海的認識。在古代中國人所活動的地方——當時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可以稱為中國的地方，海岸線一般是平直的，沒有什麼港灣，同時在沿海一帶，特別是華北沿海一帶在古代滿布著淺湖，阻礙了人與海的直接接近。加以中國內地能供給人們豐饒的物產，不需要以海產作為副食品。這種情況就造成了古代中國人對海的一種看法：他們認為海是沒有用處的，是阻礙交通的（這點與希臘、羅馬人的看法正相反）。如《山海經》中就反映出這種觀念，把海看如喜馬拉雅山，認為它是不能逾越的，並且也不想去逾越。因而有兩個名詞出現，稱離中國很遠的地方人類所能到達的最邊遠到海的地方為「四海」，「四海之內」是人所居住的整個地方；「海外」則是鬼神所棲止的地方。但這並不是說古代中國人當社會經濟發展已有可能和需要之時，仍然不能航海。在秦漢時候，港灣較多的今福建、廣東沿海一帶已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的時候，中國人即開始到海上去活動。此後儘管因為內地物產豐富，中國人對利用克服海洋一事始終不太積極，然而就航海技術上講，中國人自唐宋以後，就已經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海上活動家。到元代（公元一三五〇年前後），由於國內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不僅已與南洋建立了密切的商業關係，並向南洋大量移民。由此而後直到明代，中國的航海技術始終遠在歐洲人之上，海船的建造也比歐洲人更科學、更巨大。今日中國的海員也還是第一流的卓越的航海家。
乙、民族和文化
舊石器時代的全部時期直到新石器時代初期（約兩萬年前）這一段原始人類活動時期中，種族的分化和固定的分布在某一地區的現象還不甚顯著。因人類在此時尚未從事農業，所有的人都是「獵戶」，任何地區的人都還沒有定居生活和土地、房屋等財產，只有一些衣服、武器等類的動產。所以當時整箇舊大陸人類的流動性很大，人數不多，分化不大的原始人群，不斷地由一個地區移向另一個地區，然後經過一段時期（可能是幾千幾百年）又流動到別處去，其中也或有一部分人被留下來。因此在舊大陸發掘出來的舊石器時代的石器的種類和形式基本上都是一樣的，只能靠出土的地方來區分它們。但到新石器時代初期以後，這種情況就改變了。由於農業的出現，人類逐漸分別地在一些地區上定居下來。在此以後，各地區和諸種族乃在原來新石器時代初期以前的共同文化的基礎上各自獨立發展，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所以今日在舊大陸上發掘出來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和晚期的石器、陶器形式，雖然基本上仍相似，但已各有其獨具的特徵。
中國人—漢族的直系祖先就是最初定居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獨立地創造了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發展了社會生產，從而把氏族社會推向階級社會，創造了中國古代文明的人。但在十九世紀晚期，當西方資本主義已進入帝國主義時期之後，一些西方的江湖學者寫出了一些牽強附會、別有用心的書籍來，他們宣稱在中國地方最早建立起國家創造了文字和曆法的是自西方（巴比倫、埃及等地）來的種族，企圖令人相信只有「西洋」人才能創造出高度的文化。因為在古代五大文明古國中，除中國外其他四個都是高加索種人——即「西方」人所建立的國家，否定了中國古代種族和文化的獨立性，就最後為所謂西方種族的優越性奠定了理論基礎，從而得出了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統治的「合法」藉口。這種荒謬言論自然是無中生有的。我們可以從下列三件事實證明這種說法之不可信。第一從所有中國古代傳說和史書記載上找不出任何「中國人種西來」的痕跡。這種現象並不是偶然的，將之與印度對比一下即可明了。印度在上古時代沒有歷史記載，但是他們卻流傳下來關於雅利安人進入印度的傳說。而中國的史學自古就是很發達的，傳說的歷史故事非常豐富，如果真有西方來的種族在此創造了高度文化的話，決不會沒有一點痕跡保留下來。第二從地下發掘出來的中國的新石器時代的器物看，其中有一些土鬲、土鼎是中國獨有的東西，足證當世界各地還處在原始社會階段之時，中國已有了自己的獨特創造。第三漢族是世界上所有重要種族中唯一不食獸乳的人。其原因推測有以下兩種可能：其一就是當人類尚未知道馴畜或剛開始馴畜，還不知獸乳可食之時，就已經有一支人分離出來獨立發展了，這支很早分化出來的人就是漢族的祖先。其二就是當人類知食獸乳以前就分出去的一支人，後來在別的地方開始發現了獸乳可食，而留居在原地的人，即漢族的祖先，始終不知此事。由上述事實可證「中國人種、文化西來」說完全是帝國主義御用學者故意製造出來的便利其侵略的謬論。
所以，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是土生土長的，中國的文化是土生土長的。」但這樣講並不等於說古代中國是與世隔絕的，恰恰相反，中國自古以來就與外界有交通，因此也必然和其他種族有過文化上的交流，從而彼此豐富了自己的文化。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三條對外交通的大道。其一是天山北路，即阿爾泰山與天山之間的大孔道，這條路在漢以後才稱為天山北路，自北路向西可到中亞、巴比倫，更西直到地中海東部，向南可到印度。這條路線所經之地多山，在多雨的年份，山林茂密，很難通行，只有在乾旱的年份，較易通行。其二是天山南路，自天山以南沿塔里木河向西，越過帕米爾高原即可到達中亞，然後再西進至巴比倫及地中海東部，向南則可到印度。這條路線經過之地多沙漠，但沙漠中有許多綠洲，雨多的年份，反易通行。其三是南方大道。這條道路在現在中國的西南地區，主要是雲南地區，自此經過崇山峻岭和半熱帶的森林，可至現在的緬甸，然後轉往印度。這條路雖極難通行，但很早就為古代中國南方，特別是西南地區的人所利用。
這三大通路在古代中國歷史上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天山南北路一向是中亞遊牧民族侵入中國西北地區——甘肅一帶，漢以後所稱的河西之地——的兩條大路。反之，也是中國通過河西走廊向西發展和對外交通的兩大幹線。這種交通在中國方面來說，政治和文化上的意義較大，而商業要求則是次要的。中國的絲很早就經過這兩條大道輸往亞洲西部，甚至輾轉到了希臘，相當於中國戰國時代的希臘記載中已有關於中國絲的記載，當時希臘人稱絲為「sericon」，而稱中國人為「Seres」，即「絲人」。今日世界上各國文字中之絲字皆來自中國之「絲」字。當時西方人且將這兩條大道，特別是天山南路稱為「絲路」。但中國方面卻無此記載。關於南方大道，歷史上記載很不清楚，在漢初張騫通西域時始知已有商人經由此路通往印度，利用此路來往的時間當更早許多。同時由中國和印度都是世界上最早種稻和馴象作戰的國家來看，可能兩地之間很早就有文化上的交流。
丙、上古中國歷史的概述
上古中國歷史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是氏族社會轉入階級時期，約當「虞」夏兩代。第二階段是統一形式下封建分裂時期——商殷至戰國，第三階段是大一統時期——秦至南北朝。
在中國古書上並沒有「虞」這樣一個朝代的名字，這個名詞是戰國時代的一派哲學家把夏以前一段歷史時期附會出來的一個獨立的朝代的名稱，我們姑且將它作為夏以前的一千年左右的一段歷史時期的代名詞。這一階段的中國歷史頗具有其特點。從生產上看，此時基本上還處於氏族社會晚期階段，生產工具是石制的，日用器物為石器、陶器和土器。一般器物與世界各地區約當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前後所用的器物形式大致相似，但已具有顯著的特徵，以陶鬲、陶鼎為代表，這兩種器物到青銅時代更成為中國的獨立文化系統中最有代表性的東西。在這個時期，推測已當有紅銅器了。雖然直到今日中國出土文物中仍無紅銅器物出現，但相信各地進行大規模發掘後，一定會出現。因為按照人類進行生產的過程來說，在能製造青銅器之前，必然是先會製造紅銅器（其原因在第五章中再講）。
由於金屬工具之出現，可以假定此時氏族社會已處於崩潰狀態，而開始轉入階級社會。這一轉化過程是很長的，中國古代傳說中堯舜禪讓至禹而後傳子的這一個時期可能就是全部轉化完成的時期。而所謂「虞」代就正是這樣一個由氏族社會轉向奴隸社會的過程。與此同時，許多部族也就轉化為許多初期的小國家，傳說中此時的政治景象是「天下萬國」。而國家出現後國與國之間的掠奪性的征服戰爭也就開始了。互相征服的結果，在古代中國這塊地區上逐漸出現了一個有限度的統一政治形式。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中國初次出現了統一的形式，即夏。
據傳說夏代約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至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其主要控制地區為今日陝西、山西、河南交界的地方。最初是由許多小國中的一個征服了其他的許多小國，在這許多小國仍然存在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有限度的統一，夏國的王可以號令其他諸國並迫使他們負擔一定的經濟上的貢納。這種有限度的統一的出現，一定是由於這個領袖小國的社會生產的發展已達到了相當高度，具有了相當的經濟實力。就工具上講，此時應當是青銅器出現的時代了。
到商殷時代（約公元前一五〇〇—公元前一〇二七年）政治上的統一趨勢更加強起來。就今日所知的各方面材料看來，殷代實已處於奴隸社會的末期，而封建制度的萌芽也就在此時。
殷代冶煉青銅的技術已經很高，青銅工具製作非常精良，故而到此時生產已大大提高，交換和交通也大大發展起來。生產的提高，使殷代統治階級有可能剝削更多的剩餘生產物，從而以之加強了國家機構的效能，具有了維持比較強化的統一政治局面的可能。而統一的加強又影響到社會性質的改變。因為統一加強後，戰爭減少了，戰爭減少後影響了奴隸的來源和補充，奴隸制度的發展乃受到很大的限制，這就促使了封建制度較快的萌芽。
但封建制度在中國較早的出現，並不能完全以上述說法來解釋。就上古世界的一些文明地區來看，奴隸制度的高度發展都是在工商業發達的地區，而以農業生產為社會主要生產的地區，大量使用奴隸勞動的情況則不多見。這是因為在工業生產和商業活動中更需要集中的勞動，而也只有需要集中勞動的場合下，使用奴隸勞動才是必要與合算的。一方面是便於監督，一方面是由於在工業生產和商業運輸的勞動上只要多增加一些奴隸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就能多創造出一些價值。因此在殘酷地監督下無限地強迫奴隸進行勞動才是有意義的。而在農業生產上，恰正與此相反，農業生產中並不需要許多人同時集中在一小塊土地上勞動，在一塊相當大的土地上只要一個人就夠了，這樣，對奴隸勞動的監督就比較困難。同時由於農業生產的性質，一年四季無限制的勞動，並不能絕對增加收穫量，因農產品收穫量的增加，主要是靠生產技術的改進。而生產技術的改進在古代農業生產條件下，主要靠直接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提高，如對自然災害的主動克服、細緻的日常勞動等。因而在這種場合下，強迫奴隸增加勞動時間並不可能達到增加產量的目的。然而，在由氏族社會剛轉入階級社會之初，社會生產力還很低的時候，奴隸主只能儘量地減少勞動者的必需的生活資料來榨取當時所能取得的最多的剩餘生產品，故在此時在農業生產上使用奴隸勞動對奴隸主來講是有利的。但隨著生產力逐步提高後，奴隸主很快就發現了如把土地分散給勞動者耕種，用「地租」的剝削方式來剝削要比無限制地榨取奴隸的勞動對他更有利一些，因為當農民看到自己有可能占有一部分自己的生產物後，便提高了生產積極性，努力想辦法改進生產技術來提高產量，以便有可能使自己占有更多的生產物，而同時剝削者也就能從中剝削到更多的剩餘生產品了。所以在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生產的地區中，奴隸制度的發展都不是很高、很長期的。就中國來說也是如此。在殷代，當奴隸制度還未發展到很高的時候，封建的剝削制度就已經開始萌芽，且日益擴大其統治範圍了。
從殷商文化上也可以看出殷代已是一個長期發展了的階級社會，而非初期的階級社會。這一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殷代的青銅器製造得非常精美，就其質量和製作的技術上看，當是青銅器晚期時代的器物，是長期發展的結果，推想開始製造和使用最晚當在夏代。二、今日所發現之殷代文字——甲骨文已很複雜，已有各種指事、會意、形聲的字，可見已是經過相當長期的發展過程了。三、蠶桑業最晚到此時已發展起來。而世界上其他地區之經營蠶桑業還要遲兩千年左右，並且都是學自中國的。四、殷代已有發展得很高的曆法，曆法的發展是和農業分不開的，有農業後，人們才開始觀察自然，了解季節變化，以便及時耕作，從這裡逐漸建立了一套制度，即是曆法。曆法中主要要解決的問題是年和月的配合問題，殷代已有置閏的制度，年與月基本上已能配合。以之與埃及、巴比倫的曆法比較，可知置閏的制度是較晚的發展，曆法當不是自殷代開始的。傳說中夏代就已有曆法，雖然我們不能確知夏代已有曆法，但由殷歷的發展程度上看，推想夏代應已有曆法，可能後來所謂的「夏曆」即是夏代的曆法，由於農民的保守習慣，在殷代改歷後沿用「夏曆」，得以流傳至今。
到西周時代（公元前一〇二七—公元前七七一年），中國已確入了封建社會。此時在政治、社會上基本上可分為兩大階級—「士」與「庶」，「士」就是占有土地的整個的統治階級——封建貴族。「庶」，廣義講是一切非「士」之人，狹義講就是指農民。封建土地占有與分配製度是從周王開始的金字塔式的分封制度，從周王起領有土地的貴族除保留相當一部分土地歸自己直接控制外，皆層層地向下分封，直到最下層貴族為止。實際上，在周的王畿之內與各諸侯國中都平行地實行著這種制度。不過從理論上說，這種制度是由周天子——中央來領導的，因為全天下的土地都是由周王的名義分封下去，而諸侯國的土地也是受自周王的。因此周王對各諸侯國，在理論上存在有一定的控制權力。而事實上在西周時代，周王對各諸侯的控制力也是相當強的，能夠維持一個比較穩定的形式上的統一局面。但這種力量不是由於封建理論——禮的作用，而是因為周王所直接控制的王畿的實力比起各諸侯國來要強大多倍。王畿不但是各國中最大的，而且是自古以來經濟和文化發展最高的地區。如今日所發現的西周銅器多是王畿之內的，諸侯國的則罕見。《詩經》中認為可靠的作品也多是王畿之內的。各諸侯國之詩則多是西周以後出現的作品。所以到春秋時代，各諸侯國的經濟實力和文化發展起來之後，王室的衰微以及封建割據局面與封建戰爭的出現，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春秋時代（公元前七七一—公元前四七三年）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的情況雖然基本上仍與西周相似，但已在西周時代舊的社會基礎上孕育出了許多新的因素。總的原因是由於中國當時封建經濟的發展趨勢所致。
就全國的政治局面來說，由於西周時代約二百五十年間各諸侯國經濟的發展，主要是耕地面積的不斷擴大，許多諸侯國的實力現在已經與經過一次大動亂後喪失了王畿西部土地的東周王室相抗衡，甚至超過了周王室。因此各國不再服從周王室。實際上已是走向了獨立，各國之間的戰爭頻繁起來。不過，在理論上周王的政治領袖地位還未被否定，故還能維持著一定限度的統一，只是這種統一的局面已不是靠周王室的實力來維持，而是靠一些「霸主」與周王的名義來維持。
就社會經濟方面來說，各國內部都發生了重要變化，出現了新的經濟因素。此時各國周圍的大量荒地都被開發出來，出現了相當大的一部分不屬於舊的直接的封建系統之內的新墾土地，不管它的實際占有者是舊的封建貴族，或是平民，但它在名義上總是屬於個人的，不是受封而來。因此這些土地不受舊的封建義務所限制，是可以自由買賣的。所以就這些土地占有者的社會身份來說，這是在對農民進行封建剝削制度範疇之內新興的一個階層，即所謂的地主階級。這個新的土地制度和新興階級對舊的金字塔式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形成一種壓力，它們想把舊的封建土地也兼併掉，完全建立起一種新的土地占有制度。這種新的土地制度可給予當時生產力條件下農業生產發展的最大可能性。其次是與農業發展的同時，手工業也發展起來，交換的要求增加了，交換的範圍擴大了，商業就發展起來，這時社會上乃興起了一個在庶人階級中有自己獨特要求的商人階層。他們具有一般平民所沒有的龐大財富，並且因其經濟上的勢力而其社會地位也逐漸重要起來。尤其是在當時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的條件下，他們可以利用其財富購買土地，這樣他們又具有了新興地主階級的身份。所以在此時這些商人和地主階級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這些新興地主和商人代表著春秋時代開始出現並發展起來的新的社會經濟因素，而與舊的貴族領主經濟對立起來。
新興地主、商人和舊貴族在經濟和社會地位上的對抗也反映到社會意識形態上，開始出現了系統的新的哲學體系。其中最重要的有兩大哲學體系，代表新意識的是鄧析（卒於公元前五〇一年），他是當時商業最發達的鄭國人，從新興階層的利益出發，他對現存的社會制度提出許多批評。代表舊意識的是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公元前四七九年）。他的思想在當時基本上從舊的貴族利益出發，要求維持舊法——禮，也就是舊的社會制度，但他又主張舊制度必須合理化，認為在按舊制度辦事情的情況下，必須作得合情合理才不會遭到一般人的反對。孔丘思想是在維持舊制度的前提下要求進行適當改良的思想。
春秋時代所產生的社會矛盾到戰國時代已劇烈化，已面臨必須最後解決的時機，而戰國期間也果然逐漸地最後把它解決了。
戰國時代（公元前四七三—公元前二二一年）總的趨勢是新興地主、商人在社會上逐漸得勢並取得勝利的時期。這時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詞叫作「素封」，意即無封建的爵級，而其勢力與財富卻有如王侯者。這些「素封」在各國內部提出了他們的政治要求，並開始用實際行動來貫徹它。他們的政治要求總起來說有兩方面。其一是要求社會政治上的改革—變法。主要是廢除舊的「封建」土地占有制，要求全部的土地都能自由買賣，以根除領主經濟，廢除貴族的特殊社會身份和政治特權，要求所有人在法律上的平等，以打倒領主階級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的勢力，從而奪取國家政權，使得國家的全部機構和社會制度完全按照他們的要求來進行改造。其二是要求國家的統一和集權，集權對地主階級來說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地主階級雖然占有土地，但是他不像領主那樣在占有土地的同時又具有對農民進行直接統治的政治權力，因此地主階級要求能有一個代表全體地主階級來對農民進行壓迫的集中政治機構，這就是郡縣制度在戰國時代出現的原因。統一對商人說來有特殊的意義，商人要求國家對商業活動能給予便利，要求改變不利於商業活動的國內封建割據局面，統一度量衡等，而這些措施必須在統一的政權之下才能實行。可是新興地主、商人依靠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勢力並不能從根本上打倒舊的領主階級。他們的手段是利用國內最大領主—國君與國內其他領主之間的矛盾，支持國君來消滅國內封建割據的領主勢力，使國君成為一個真正專制的集權的王。使得新制度首先能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取得全部勝利，從而向外發展，爭取全天下的最後統一。戰國時代變法之議在各國都發生了，郡縣制在各國都逐漸推行，王權愈來愈集中，各國間的兼併戰爭愈來愈激烈，因而統一的趨勢也日益加強，最後七個大國之間，不斷爆發著爭奪天下最後統一的大規模的戰爭，這些情況都是反映了新興地主商人的這種歷史要求。然而這些工作的進行在各國內部卻不是平均發展的，這些工作只是在秦國進行得比較徹底，這就是秦在最後統一中國的根本原因。
此時思想上的鬥爭隨著社會矛盾的尖銳化而日趨激烈起來。由於一向占統治地位的封建領主此時已威風掃地，新的統治階級未取得絕對的統治地位，所以社會上各階層的人物都有機會來自己表述他們自己的意見了，因而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但這些紛紜的諸子學說，歸納起來也不外是代表著新舊兩派的思想，或者擁護舊制度的存在，或者主張變革。並且兩派的壁壘日漸明顯。其中完全代表舊意識的是「儒家」思想，他們主張返回各國「變法」之前的社會狀態中去。戰國時代儒家思想之仍然存在，是因為它在各國中還具有或多或少的社會基礎。而魯國則是儒家思想的大本營，因舊的勢力在魯國始終未被打倒，其國內政治、經濟各方面的情況，基本上仍停留在春秋時代的狀態中，故當時人稱儒家為「鄒魯之士。」
自秦（公元前二二一—公元前二〇七年）開始中國出現了封建大統一的局面。秦之能夠統一中國是因為它最早地全部貫徹了新興地主商人的要求，所以在秦統一後，新制度乃開始在全中國範圍內徹底推行，因而出現了一個全新的局面。這是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極端重要的階段。秦以後的中國封建社會完全是在此基之上向前發展的。和秦以前初期的中國封建社會不同，其主要特徵就在於從此之後中國國家的統一和集權的「大一統」局面成了一種常態。
就國內民族關係來說，秦的統一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
秦以前的中國基本上是漢族的中國，秦統一後的中國就開始成為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許多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開始成為中國統一國家之內的一個成員。當然這個加入的過程是通過內部統一後的漢族中國統治者的征服來完成的，並且是以被壓迫的地位而存在的。秦時中國東北邊疆的通古斯族，西北邊疆的當時蔥嶺以東諸族，主要是突厥族、北方的東胡（可能是蒙古族或通古斯族的一種）和匈奴人、南方的百粵（苗、瑤、傣等族），皆開始入居中國。秦漢時代（公元前二二一—公元一八四年）是「大一統」中國的第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中，戰國以來存在著的兩種社會矛盾繼續以不同的形式進行著鬥爭。一個是新興勢力取得統治地位後對舊的殘餘勢力的鬥爭，一個是由於新興勢力內部地主和商人之間的固有矛盾隨著舊勢力的消滅和社會的發展日益擴大而展開的鬥爭。
對舊勢力的繼續鬥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為秦的統一是暴風雨式的，而六國原來舊勢力的社會基礎不可能在統一戰爭中一下子被消滅掉，所以統一後進行消滅舊社會基礎的措施以及舊勢力之反抗，在一個相當時期內仍然是不可避免的。這個鬥爭由秦始皇開始，到漢武帝時最後以新興制度的徹底勝利和舊的社會基礎的徹底消滅而告終。
意識形態上的繼續鬥爭，以及這個時期中統治者文化政策的發展最好地說明了這個矛盾的鬥爭過程。秦始皇時候「焚書坑儒」的意義，可以從當時秦太子的話中看出：即「諸生皆誦法孔子」，可見所坑之人都是主張儒家學說的。戰國時代以魯國作為基礎的儒家學說，此時所以聲勢浩大起來，以至於必須用國家力量來進行鎮壓的原因，就是由於此時六國的王孫遺臣以及社會上舊的殘餘勢力都聯合起來利用儒家學說作為其反對大一統和維持分裂局面的武器，因而引起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既然如此，那麼這種用國家力量來抑壓舊意識的手段，也一定要等到舊的社會基礎已經消失不再成為新制度的威脅時方可停止。由六國的舊勢力在秦末農民起義中還曾經有過劇烈的活動以求恢復舊局面這一點上看，這種舊社會基礎到秦末還是存在的。所以漢統一後仍繼續禁看古書和禁止根據古書來批評當時政治的政策，直到公元前一九一年漢惠帝時始廢「挾書令」，這個措施標誌著「據古非今」的思想已經沒落了，舊的分裂勢力已不再能起作用了。於是到漢武帝時候，才出現了「尊儒」的問題，「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當然這並不是因為舊的勢力和舊的局面在漢武帝時又復活了，而是因為作為一種政治思想來說的儒家學說在此時又改變了它的論點，由反對中央集權轉為擁護中央集權。西漢的儒家學者硬說孔子一直就是主張「大一統」的，並說孔子在當時就應該實現他的大一統思想，因而尊孔子為「素王」。他們頌揚漢王朝，說漢朝才是真正在現實政治上實現了孔子的主張。顯然他們是企圖把孔子當時所尊重的西周和春秋時代那個按舊封建系統存在的「周王」和現在中央集權的這個「皇帝」的性質等同起來。按照這種企圖來解釋《春秋》的書——《公羊傳》《穀梁傳》出現於這個時候。而第一個把這種思想系統化的是漢武帝時的大儒董仲舒，他曾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認為人類社會當然是要大一統的。儒家學說在此時的轉變，正好說明了它最初所代表的社會勢力已徹底消滅，因此已經取得了最後勝利的新興勢力才不怕公開把它提出來，並將之改造成為適合自己需要的一種學說。孔子所建的儒家學說，作為一種哲學思想來看，首先它能夠在整個封建主義範疇之內最好地解釋了社會上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勞心」者與「勞力」者，「君子」與「小人」——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在根本的觀點上，作為一個封建剝削者的新興的地主階級意識和孔子的哲學思想並不是對立的，而是一致的。只是孔子哲學的另一個重要觀點，即從現存的統治秩序出發，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觀點，在新興勢力要求摧毀舊勢力的時期是不能被新興勢力所接受的，可是當舊的社會基礎已被徹底消滅，新興勢力已經成為最後統治者而不怕被別的勢力所推翻的時候，這種鞏固現存統治秩序的觀點又是為新興勢力所歡迎不及的了。所以，儒家的哲學體系從漢武帝時開始就被定為了官方哲學。而出現在戰國時代因反對舊勢力而多少帶有一些反抗或不滿現存統治秩序的其他諸子哲學都被新統治者摒棄了。這就證明了此時新興勢力的完全鞏固。此後兩千年間，中國歷代取得統治地位後的封建統治者都尊奉孔子，就是基於孔子哲學體系的這兩項重要內容。至於孔子的反映自己時代要求的具體政治思想，從漢代開始歷代大儒則都不客氣地按照歷代的實際情況來或「傳」或「注」，以使孔子來符合自己主觀的要求。
至於新興勢力內部，地主階級和商人的矛盾，自戰國以來就存在著，但戰國時代因社會生產條件限制，地主經濟在社會生產上占優勢，而商業資本的活動則受有一定限制。所以在新政權內部地主較商人在政治上居於優勢。至秦以後，冶鐵技術的發展使得鐵器在生產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手工業獲得了大規模發展的條件，因而促進了商業的發展，社會上的商業金融活動興起了。這時有所謂「子錢家」出現，可見商業資本之活躍。但秦代和西漢初年，政權仍多反映地主階級利益，對商人活動雖給予便利，但對日益增長的商人勢力則採取壓抑政策。如秦始皇琅玡台刻石：「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本除末，黔首是富。」漢初的土地稅是十五分之一，後又改為三十分之一，這都是優待大地主階級的政策。所以隨著經濟的發展，尤其是舊勢力的日趨消滅，新勢力內部地主和商人的矛盾也就日益表面化了。到漢武帝時候，正是漢初經濟經過長期休養和恢復後發展到高峰的時候，也就是舊勢力完全消滅之時，因此也是這種矛盾表面化之時。漢武帝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實行了一種均衡二者勢力的政策。取消對商人的壓抑政策，使商人參加到政權中來，為國家經營商業，這樣政權內部有了代表商人利益的人，商人的活動也可以和地主階級一樣用政權力量來支持了。從而皇帝就可以高踞地主和商人的矛盾之上，利用兩者彼此牽制，造成皇權的最高地位。在漢武帝這種新政策下，國家的經濟實力大大增強起來，由於放任商業的發展及國家使用大商人代之經營商業，國家的財政收入大大增加了，因此有力量來解決百年以來的邊疆問題，擴大了疆域，奠定了今日中國之版圖，使漢族成為百年來和周圍外族鬥爭中的勝利者。這種政策此後百年中也為西漢王朝的歷代皇權勢力所仿效，但在這方面能如漢武帝那樣成功的卻不多見。地主和商人的矛盾始終存在著，就在漢武帝死後不久，漢昭帝時，因商人勢力的日盛，地主階級曾展開過一次反攻，企圖仍像漢初那樣把商人壓在地主之下，因而有過一次辯論，其記錄清楚地留到現在，即《鹽鐵論》。雖然這次辯論未對當時國家政策有什麼直接影響，但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並未獲得解決。至於它的發展方向，皇權則能起決定性的作用。如果說漢武帝是處理這個矛盾的成功例子，那麼王莽便是處理這個矛盾的失敗例子。王莽的主觀企圖與武帝相同，也想用皇權來影響兩者，但王莽所用的辦法卻正與武帝相反，武帝是採取放任二者而從中操縱利用之，而王莽則是用皇權生硬地同時對二者進行干涉。他想限制地主和商人都只在一定範圍內活動，故他限制土地占有的數量，限制高利貸。以阻止經濟的發展來鞏固皇權的空想企圖終於引起了這兩個階層和農民群眾的同時反對。農民首先起義推翻了王莽的政權，而在農民起義發展過程中，地主集團也乘機出來組織武裝反對王莽政權，並最後奪取了農民的勝利果實，而建立起了完全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東漢政權。
故東漢政權建立後，「門閥」開始萌芽，所謂「門閥」就是一個為國家政權和社會所承認的具有巨大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的大地主集團。東漢時代，商人已經失去了他們在西漢時代所具有的顯赫勢力。就這一點來說，此時地主階級已在長期與商人的鬥爭中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東漢政權完全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政權，因此對農民的剝削很重，而且具有種種特權的門閥大地主，比起國家政權和一般地主來對農民的直接壓榨又要厲害得多，故在東漢時代敵對階級的矛盾特別尖銳，階級鬥爭自東漢初年起就很激烈，從公元八〇年以後不斷爆發著農民起義。公元一八四年更爆發了全國性的黃巾大起義，各地門閥大地主乃組織地方武裝來鎮壓農民起義。他們在鎮壓了農民起義之後，就公然在各地進行割據，對農民進行直接統治。雖然不久後，又有統一政權形式出現，但它並無力控制門閥。魏晉時代的政治局面基本上就是這樣一種形勢。
由於地主集團對農民取得了直接統治的權力，對農民就剝削和壓榨得更多了，因此地主階級的生活乃日趨窮奢極侈。門閥政治與地主階級對農民之極度剝削所造成的直接惡果就是引起了所謂的「五胡亂華」。
五胡亂華就其開始的時期來說，可以說是一個反抗封建剝削的階級鬥爭，而不是因外族入侵所引起的種族鬥爭。因為最先發動的是匈奴人。這些匈奴人在中國邊疆本已定居了二百年左右，多集中在并州一帶（今內蒙古南部和西北部、西部），此時只是由於受到漢族地主過度的剝削才發動了起義。但當匈奴人發動起來之後，中國統一的國家政權因門閥存在的原故，非常軟弱無力，匈奴人很快就進到了中國的腹地，這時國內和國外的北方諸遊牧民族也乘機侵入了內地的農業地區，乃形成了遊牧民族對農業人口漢族的侵掠，到了此時鬥爭才具有了種族鬥爭的性質。而西晉政權在面臨這樣一個情況時，更加無力抵禦。公元三一六年，西晉政權為「胡人」所顛覆。
「五胡」打敗漢族後，彼此間又進行了一個時期的鬥爭，最後鮮卑人取得了勝利，統一了黃河流域。之後這些胡人就都在黃河流域定居下來。開始了南北朝時代。
南北朝時代的南朝仍是門閥當權，由地主集團決定政府官吏人選的九品中正制（自曹丕開始推行）依然存在，皇帝不過是傀儡。北朝方面，經過了拓跋宏的「漢化」之後，胡族完全接受了中國的整套制度和文化，胡族的統治者也就轉變為和漢族大地主一樣的胡族門閥大地主。但北朝的中央集權卻始終比較強大，對胡族和漢族的門閥大地主還能夠控制，所以國家力量比較集中，最後終能戰勝南朝政權，統一了中國。
五、上古時代的中國與世界
上古世界史的一個基本情況，就是各地的分別發展。當時生產力低下，交通工具簡單，世界歷史發展尚無打成一片的可能，直到中古時代基本上仍然如此。到近代資本主義出現，世界歷史才有走向一元化的趨勢。但各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仍是不斷發生：例如到上古晚期中國的絲綢已輸往西亞及歐洲，印度的佛教及一部分自然科學知識傳入中國，張騫輸入了多種西方植物。另外，間接的商品交換，在亞歐大陸的大部相當普遍地存在。
這一段歷史中，中國有它特殊的地位，在某些重要方面中國的發展程度特高。早在殷周時代，中國內部各區的發展已顯特殊。例如齊國，殷代已有，前後大概維持了一千年以上；楚國是否殷代已有，尚難確定，但由周初到戰國，最少也維持了八百年。這都是逐漸擴大而始終有一個政治中心的列國，都是內部有統一的經濟生活的大單位，經濟政治的發展千年上下一線相傳，始終不斷，乃是經濟不斷上揚，政治比較穩定的徵兆。齊國或楚國一國，最後都大過上古時代中國地區以外的任何較為持久的國家，例如埃及或巴比倫。上古時代中國內部的列國，其中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已超過世界任何一個整個地區。
再進一步，整個的中國在上古時代已成為世界上唯一基本上統一且永久統一的大國，自公元前二二一年秦並六國後，中國即基本上永久統一。這在經濟上必有它的強固條件，農業技術及農業生產必占特高的地位，否則如此宏大的「長治久安」是不可想像的。具體的數字，當然不可能舉出，但長期的統一必有經濟條件為基礎。反之，在廣土眾民的基礎上長期不斷的較為穩定的政治局面，必使生產力及生產技術可不中斷，可不臨時倒流（中國以外的世界各地多有中斷及倒流的現象），這反過來又推進政治的穩定及統一。經濟政治如此互為因果，發展不斷向上。這是中國所特有的現象。
其次，除生產力的特殊發展外，中國又很早就有了全國性的交通網。先秦列國，至遲到戰國時代必已有內部的交通幹線；秦統一後，修建了普遍天下的馳道。這種官道系統，後代所謂「驛站」，歷朝始終維持。這是經濟統一體及政治統一體的神經系統，反轉來又增進經濟的流通及政治的統一。中國可說是近代資本主義出現前，世界上範圍最大及時間最久的統一市場。因中國基本上是農業國，交換當然不像資本主義國家的那樣重要，但自秦統一後的兩千年中，全國性的交換始終存在，較大的商業資本活動始終活躍。
如此重大的基本情況，當然要反映到政治上和文化上。政治的反映，就是永久性的統一，不似印度、兩河流域、波斯、西亞各國、羅馬的統一之倏起倏滅。只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才能保證如此長久的政治統一。在語文上，在漢語的範圍內，也是長期的基本統一。淵源於甲骨文字體系的文字（根源可能更早），秦以下更是完全統一。語言也基本統一。某些地方的漢語因地理或歷史的關係而有方言的分化，但這是面積較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同有的現象：其大凡抵中國一省的，無不有方言的分化，甚至其小隻抵中國數縣的國家，也間或出現方言。實際在全國範圍內漢語在語法、結構及絕大部分語彙方面，完全一致。較大資本主義國家，基本上也不過如此。
在思想意識及生活習慣上，秦以下的中國也是基本上統一的。統治階級的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不分地域，不分階層，大家都宗仰經漢儒解釋過的孔子。但人民另外又有對立的階級思想，就是大眾化的道家思想，其中後來又間或夾入佛教及摩尼教一部分有革命意義的思想意識。除了比較根本的思想意識外，在風俗習慣及生活方式上，全國各地可說是呈顯一種在基本一致基礎上多樣化的豐富場面。
這樣的一個中國，在古代的世界，唯一可與它比擬的就是埃及。在經濟、民族、文化、政治的早期統一上，埃及絕似中國。但埃及面積極小，實際面積（沙漠除外）尚不抵中國先秦時代一個中等國家。埃及的自然條件單純，開發條件特殊，很早就可以說使它不得不統一。這與中國在廣闊的複雜的自然條件下統一之代表高度的複雜的生產力發展及政治發展，除形式上相同外，實質上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並且到最後埃及仍不免滅亡：民族滅亡、語言滅亡。上古晚期被希臘征服後，埃及就開始希臘化，最後到中古初期而完全阿拉伯化。
中國的特殊發展，產生了中國的歷史特徵，就是人民性和民族性的突出表現。在封建範疇內，中國發展最高，經濟最富裕，政治最統一。在這種較高的基礎上，人民也有較高的組織力和鬥爭性。所以農民起義，中國在世界上占第一位：次數多、規模大，在封建範疇內推動生產、發展文化的影響也大。
其次，關於民族性。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全部世界歷史中，愛國主義在中國發展最高。歷代遊牧部族乘中國內部階級矛盾尖銳時入侵中國，中國各階層均起而反抗。統治階級往往不久就為本階級的利益而與侵略者妥協，但人民卻繼續鬥爭，可以堅持數百年而不斷。最後的結果，入侵的部族不是被驅逐，就是被同化。中國為唯一在封建社會階段即已發展為民族的特例。封建社會只有發展到一定的高度，方能產生民族。世界各地在封建範疇內均發展較低，所以沒有民族出現，它們成為民族一般為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過程中的事。所謂「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實際並非停滯，而是在封建範圍內長期發展及高度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