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1937 · 喀土穆的基欽納[1]

基欽納伯爵$ 東北風猛烈吹拂，但「漢普郡」號巡洋艦頑強地劈波斬浪，穿過波濤洶湧的大海。因為天氣原因，兩艘護航驅逐艦已經被打發回去。出於同樣的原因，這艘巡洋艦自己也在最後一刻改變了航線。 艦上，在自己的艙室休息的是基欽納伯爵。 俄國軍隊正在崩潰邊緣，彼得格勒陰謀橫行。對協約國事業構成重大威脅的形勢正在醞釀中。 基欽納伯爵的任務是看看搖搖欲墜的俄國巨人能不能扶起來。 他的名頭在涅瓦河[2]兩岸非常響亮——幾乎與在英國的城市街道和鄉村小屋或戰壕里一樣響亮。過去幾個月來，英國新軍隊的士兵一直在那些戰壕裡面對著戰爭的嚴峻現實。 然而這個形勢里有一絲諷刺意味。「K. of K.」（喀土穆的基欽納）本人就是一個疲憊的巨人。他已經66歲了。 他漫長的一生戎馬倥傯，因為辛苦取得的成就而閃亮，又獲得了一個英國臣民罕有行使的權力和英國及其帝國可以授予的所有尊敬和榮譽。現在，這個生命正在陰影中凋零。 他已經失去了內閣同僚的信任，他在1914年獲授的大權已經被剝奪，只是名字的魔力才為他保住了官印。 躺在自己的艙室里，他是不是在想所有這一切，想知道下場是什麼？答案很快到來——以一次撕開這條軍艦內臟的粉碎性碰撞到來。 就在巡洋艦沉沒前，有人看到基欽納伯爵在甲板上平靜地望著外面的風暴。接著黑夜一擁而上，深不見底的北海保存了他和他的名望。 寧願在猛擊下死去， 也不願在岩石上慢慢腐朽。[3] 在那些陰沉的日子裡，他作為「英國警官」（Constable of Britain）[4]站了出來，沒受過訓練的人民在他的領導下為戰爭做起了準備。現在，這些日子結束了。他恪盡職守的一生以武士之死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當消息通過電報飛速傳出時，寂靜籠罩了歐洲的中心並且迅速傳向它最遙遠的邊陲。 破壞第一個聯合政府的激烈紛爭靜了下來。他是這個政府的中心之一。 從海邊一直到索姆河，陸軍在悼念他；大炮的轟鳴混合著葬禮的號聲，向這位逝去的巨人告別。 東方民族驚呆了，似乎是震驚於一個神的死亡。 法國哀悼這個曾在1871年作為志願兵在盧瓦河為它戰鬥的男孩，哀悼這個43年後在它最需要的時刻動員起英國人力與法國士兵分擔艱苦戰鬥的老兵。 自「漢普郡」號消失在波濤下以來，近20年過去了。與戰爭年代有關的大量材料已經公開，許多我們還在為生存而戰時保守的秘密，現在也為人所知。 然而即使是今天，要得到一份對基欽納伯爵的中肯評論，要衡量他對國家的貢獻，要將這個人與傳說分割開來，這些依然很難。 戰爭爆發時，阿斯奎斯先生依然擔任陸軍大臣。顯然這個做法繼續不下去了。首相不可能承擔起連續不斷的部際工作的負擔，這些工作在陸軍部和海軍部之間進行，並且需要在大臣間協調。 他也不可能承擔起組織英國的陸上戰備的艱巨任務，它現在應該轉移給陸軍大臣。 因此他請基欽納伯爵負起陸軍部的大臣責任，那位元帥當然沒有以任何方式謀求這個職務，但除了接受外別無選擇。 我與基欽納伯爵的關係不溫不火。 我們第一次見面發生在恩圖曼[5]的戰場上。作為第21槍騎兵團的一名中尉，我被派回去向這位司令[6]口頭報告正在進軍的伊斯蘭軍隊的位置。 他極不贊同年輕時的我，曾竭力阻止我參加蘇丹的這場戰爭，對我得以前往蘇丹非常惱火。 這是尚未謀面就不喜歡的一個例子。 在我這邊，我曾在本著不偏不倚的忠實態度寫出的兩大卷書[7]里講述過他的個性和作戰。 再次見到他已是12年後。那是1910年，我們被正式介紹給對方，就陸軍演習做了一次短暫交談。[8] 我在1912年的馬耳他會議[9]上對他有了點了解，並且自此之後，我們經常在時不時的見面中談論帝國國防話題。 我在這些交談中發現，相比我根據早期印象的猜測，或聽來的關於他的一切所做的猜測，他更為平易近人。 在大戰前一周，我們一起吃過兩三次午餐或晚宴，討論了我們當時能夠預見的一切可能性。 他出任陸軍大臣時，我很高興。在戰爭初期那些日子裡，我們親密友好地合作共事。 他不斷向我討教與他工作有關的政治事項，在軍事事務上對我越來越信任。 海軍部和陸軍部的事務緊密交織，因此整整前10個月裡，我們幾乎每天都有私人探討。 我忘不了，我在1915年5月離開海軍部時，同事裡第一個和唯一（除一個例外）一個禮節性地看望我的是這位事務纏身的巨人，而他的非難是我年輕時寢食難安的體驗之一。 他絕對是事務纏身。關於那場戰爭中的基欽納伯爵，最突出的事實是他在成為陸軍大臣時，加在他身上的大量責任、工作和權力。 也許沒人曾處理過更加龐雜的事務，這些事務都至關重要，都直接關係到戰場上的艱難決策，堆到他身上，扔向他，像山一樣高高聳立在他寬闊的肩膀上。 他得將這場正處於最無法控制時期的戰爭繼續下去。他得從完全未經軍事訓練的居民中拉起一支強大的軍隊。他得裝備它，供應它，而他用來裝備供應它的機構只達到這支軍隊要求的1%。 這三項可怕而艱難的任務不斷地互相交織，互相依賴；此外，個人和政治問題無窮無盡的日常負擔也大費腦筋和時間，然而又不能置之不理或避開。 一個國家會將如此負擔丟給一個人，這令人驚訝；而一個人會如此勇敢，相信自己強到足以承擔它，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幾乎同樣驚人的是承擔這一無與倫比的任務過程中所受的個人和環境限制。 基欽納伯爵作為一個人比作為一個將軍更偉大。他一生幾乎完全在東方度過。 作為地區統治者，作為小到可以通過個人控制來指揮的軍隊的領導人，他表現出一個行政官員、一個外交家和一個指揮員的最高素質。 但基欽納伯爵沒有對最大規模的戰爭做過一次科學的專業研究，他也不像歐洲的龐大軍隊所理解的那樣理解與大規模戰爭相聯繫的參謀和組織。 他對英國陸軍組織的知識則更加籠統。 特別是，他完全誤解了英國地方自衛隊的特徵。這支隊伍被設計成在緊急狀態下將我們的小股部隊擴充為一支國防軍的唯一手段，但有那麼幾個月，基欽納伯爵傾向於將它看成與法國地方自衛軍站在同一類基礎上。他曾在普法戰爭中看到後者實際上沒什麼用。 在這些形勢下，他在陸軍部沒有一個由他支配的真正勝任的參謀部，這是災難性的。這樣一個參謀部存在於英國陸軍。 自南非戰爭以來，一套極高的參謀培訓和專業知識標準在英國陸軍建立起來，儘管人數不多，但在陸軍部組成和維持一個由能幹和訓練有素的軍官組成的高效集團，並且同時滿足戰場參謀部的需要，還是應該能做到的。 不管怎麼說，陸軍部的作用並不比陸軍總司令部小，最好的人才應該在兩部門間合理分配。但英國陸軍總參帶上所有最好的人才，火急火燎地趕去了法國戰場。 在陸軍部任職的軍官中，大多數被這位老元帥可怕的名聲嚇住，在他們的觀點和建議不斷被忽視時，沒有勇氣做出爭論或說服的嘗試。 預見未來，在腦海里描繪一個想像出的廣闊形勢，再穿透它，衡量它變幻而模糊的各種選擇，這樣的能力在人身上相當稀缺。 但看到大戰第一個最近的預想階段之外的能力在英軍參謀部里完全不存在，而且在歐洲各大參謀部幾乎都不存在。 每個國家的最高軍事圈子的一般印象是，假如大戰真的到來，它將在幾周後，頂多幾個月後，通過正在動員的龐大軍隊的大衝撞，決定性地分出勝敗。 那是信念，是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押在那上面，在巴黎、彼得格勒和柏林都是這樣。 英國軍方意見順應並且促成了思想和假設的這個主流趨向。 只有基欽納伯爵憑藉天生的智慧和對世界動向模糊但深刻的認識，在履職之初就宣布了這場浩劫，「三年後，或者仗打完後」。 我還記得，他在加入我們後的幾乎第一次內閣會議上，就勇敢地說出了那個預言般的真相。 人人都預計戰爭將會很短，但戰爭進程無法預料，我們現在必須為一場長期鬥爭做好準備。 這樣一場戰爭不可能在海上或僅僅通過海軍力量來結束。它只能通過歐洲大陸上的大戰役來結束。 在這些戰役中，英帝國必須在與其地位和力量相適應的規模上發揮它的作用。 我們必須準備將數百萬軍隊投入戰場並且維持數年。除此之外，我們沒有其他方式來履行對盟友或世界的責任。 在這個觀點所要求的計劃的詳細制訂中，在新軍隊的建設中，以及在戰爭的實際日常進行中，一個一流的陸軍部參謀部的服務將無比寶貴。 但那個參謀部沒了。所有人都要求或得到了戰地陸軍的任命，隨著他們準備好的動員和派遣遠征軍的計劃一天天得到執行，一個接一個房間，一張接一張桌子空了出來。 原先占據它們的人匆匆趕去前線，生怕遲了一步。 就這樣，在8月和9月的那些日子裡，基欽納很快發現自己根本沒有一部高效的參謀機器。他雖然生具遠見卓識，但對大規模戰爭或組織的技術方面所知有限。 最悲壯的景象之一是看到這個忠誠勇敢的巨人響應職責的召喚，努力解決各種問題，擔起與一個人的個人能力完全不相稱的重擔。 他被設定為做100個人的工作，他做了10個人的工作，擔起了所有人的責任。 在大戰早期的那幾個月里，我密切注視著他掙扎在一大堆無法克服、似懂非懂的難題間，同時懷著戒心牢牢掌握著他的權力和權威的整個王國，那幾行著名的詩句再一次浮上心頭： 陷身地峽，不上不下， 一點點聰明，還有些偉大…… 天生有起有伏， 萬物的偉大主宰，亦居萬物之下； 真理的唯一裁判，被投入無盡的謬誤， 世界的榮耀、笑柄和謎。[10] 與此同時，本來應該幫助他的參謀軍官卻給他增加了新的難題。 1914年9月，我訪問駐法英軍司令部時，發現所有各方都堅信並且大聲宣稱，如果立即派遣所有能用上的官兵來增援遠征軍，戰爭將在聖誕節前結束。 說陸軍部為了訓練龐大的軍隊，留著前線急需的軍官、教官和材料，而這些軍隊永遠來不及做好準備。這樣的指責異常激烈。 為應付眼前的饑荒而吃掉將來的種子是個誘惑，我完全相信基欽納伯爵在抵抗這份誘惑上的遠見卓識和智慧，盡力與那些觀點做鬥爭。 經過全面調查，現在我認為，面對各種呼籲和要求，留住可以打造新軍的關鍵人員，不讓他們參加前線軍隊。這個精明的做法是基欽納伯爵此刻能夠為國家做出的最大貢獻。這樣的貢獻，任何權威不及他的人都做不到。 他的戰爭組織的重大而致命的困境來自達達尼爾海峽。 1915年，基欽納和英國政府不得不在西方和東方軍事政策間做出選擇。他們被吸引到兩者間的一條中間路線上。 陸軍大臣夾在它們互相衝突的要求之間，左右為難，結果兩邊都滿足不了。 於是最終，1915年的作戰走向災難性的結局：在西方的盧斯、維米（Vimy）和香檳，在東方的達達尼爾海峽和整個巴爾幹地區。無疑，人們可以很容易地說——一如他們可以不負責任地說——「戰爭中沒有妥協的餘地。你必須打定主意，非東即西。坐在兩張凳子間，一張也坐不到。無論好壞，無論對錯，在戰爭中，你必須知道你的目標，你的意圖，投入你的全部生命和力量，接受與它不可分割的所有危險。」那就是從事名為「戰爭」的可怕活動應該具備的精神，唯一的精神。 但是另一面，下面這段話不得不說。 很少有人知道1915年間，東方和西方各執一詞的要求和力量帶給基欽納伯爵的壓力——精神、道德，甚至是身體上的。 理性、他自己的深刻本能和形勢的演進將他拉向東方。 他比任何協約國的士兵都更清楚，那裡的成敗對整個協約國特別是英帝國具有無限可能性。 但另一面還有霞飛元帥和約翰·弗倫奇爵士，他們或一天天派軍官飛速渡過英吉利海峽，或寫信，或發電報，或親自索要所能找到的每一個人、每一門炮、每一顆炮彈；一會兒斷言哪怕是扣下一個師，他們的防線也會崩潰，巴黎會失陷；一會兒聲稱他們自己有希望在西方通過一次宏大的決定性進攻，打破德軍防線，結束戰爭。 未來的軍事歷史學家既有來自英國，也有來自協約國和敵國來源的全面知識，假以一份不偏不倚的思想，他們很容易對這些事件的真正關係和重要性形成一個冷靜的結論。 但他們永遠不能全面意識到和描繪基欽納伯爵在1915年不得不經歷的考驗的可怕程度。即使是他那樣偉岸威嚴的人物也被這樣的考驗拖垮了。 達達尼爾海峽的失敗是對他的致命一擊。 整個1915年，他是英國軍事行動的唯一和全權負責人。直到11月，在每一個重大問題上，他的意志都得到了遵守。 新內閣對他的戰爭指揮失去了信心。他們無法衡量他承受的巨大壓力，或他不得不應付的難題。 但他們能看出他已經筋疲力盡。 承受著撤出加里波利（Gallipoli）的痛苦，他的意志力直接垮了，而且所有了解事實的人都能一眼看出，他在處理這個可怕的問題時做出了一連串互相矛盾的決定。 還有，他在法國採取攻勢的主張也被記錄在案。這些進攻在盧斯和香檳以大敗告終。 12月3日，戰爭委員會決定以一種高效的方式在陸軍部重建帝國參謀部。這個決定很突然。 任命一位元帥為陸軍大臣的試驗已經結束。 基欽納伯爵還可以掌著他的官印，但吸收和體現了大臣和軍事首長權威的至今無與倫比的權力現在受到了限制。很少有政治家在大臣職位上接受這樣的限制。 駐法參謀長威廉·羅伯遜爵士進入白廳。一紙委員會命令以既嚴格又寬泛的條款確立了他的權利和責任。 基欽納伯爵不僅同意取消他曾經擁有的極大個人權力，而且同意廢除他保留的職位一直就有的權力。 我相信，基欽納伯爵的權威被剝奪這一點無法避免，但為了提拔威廉·羅伯遜爵士而廢黜他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做法。 即使在這個失去權力、極其疲憊的時刻，陸軍大臣在各個方面都更強大。 根據陸軍部的這個新舉措來貶低基欽納在這場戰爭中的作用，這當然既不明智，也不公平。 傑出人物掉下顯赫位置是大戰中司空見慣的現象，在考慮這類事件時，警惕不恰當或過於嚴厲的判斷殊有必要。 大戰毫不留情地揮霍士兵的生命，也毫不留情摧毀或者恰當不恰當地拋棄各個領域的領導人。 即使在戰勝國，弗倫奇、基欽納、霞飛、尼維勒、卡多爾納、傑利科、阿斯奎斯、白里安、潘勒韋等許多人都做出過貢獻並且下了台。 不管這一刻對個人有多麼痛苦，在這樣的廢除中不存在恥辱。 只有那些成功的人，那些挺過這場震動，最終幸運走出的人，才知道他們依靠了多麼微小的機會的扭曲和轉折才免遭類似命運。 勝利和災難這兩個「騙子」從未像在大戰中那樣無恥地玩弄它們的花招。 如果一個人履行了他的職責，付出了最大努力，不辭辛勞，不迴避他的職責分內要做出的決定，那麼最終的個人失敗一點也不丟臉。 他們只是在一場進攻的早期階段倒下的好同志，其他人得益於他們的努力和經驗，最終取得了進攻的勝利。 還有一件事應該一提。在這場戰爭中先用後棄的傑出戰士和政治家裡，基欽納是唯一或者幾乎唯一本可保住權力的人——如果他選擇為私利而戰的話。 當時首相的地位危如累卵，[11]在他與陸軍大臣間的任何爭議中，民意的全部力量和動力都將站在這個士兵一邊。我相信基欽納還可以獲得強大的政治支持。 他在印度與寇松男爵的爭鬥顯示了他可以有多大的技巧、耐心和膽量，可以多麼熟練而巧妙地實施這樣一場鬥爭。 他從未嘗試過這種事。在這整個期間，在他可以夯實自身權威的時候，他將每一分精力都奉獻給了戰爭工作。 只要德軍的勝利還有可能，他就不會將時間或力氣浪費在對個人目標的追求上。 而且，他本人也意識到他已經過了黃金時期，對自己的能力也有了懷疑。 費希爾曾試圖要挾政府，但「K. of K.」（喀土穆的基欽納）在另一個更高的職責觀念面前，謙卑地估計了自己的價值。 從這個觀點來看，他對陸軍部新體制的接受不是軟弱，而是力量的標誌。 正是對這種無私奉獻的能力和控制力的本能承認造就了基欽納傳奇，給了基欽納伯爵在公共感情和尊敬中的獨特位置。沒人像他那樣不求名聲。英國沒有一個其他重要人物如此超然物外。 但這個民族有很大一部分人對他懷有一種近於崇拜的感情。 他成為一個象徵——英國品質的堅強力量的象徵，英帝國戰爭努力的象徵和頑強堅持的象徵。面對這份堅持，在法國，在比利時，灰衣德軍的浪潮一波接一波徒勞地衝上來，被砸得粉碎。 即使在他安息於冰冷的大海之後，人們依然從他的名字中汲取勇氣和鼓舞。千百萬人實際上不願相信他會死去。 他在大戰中作為軍事家、管理者和領導人的記錄將由後代而不是我們來評價。 讓我們希望，他們還會記得在他的同胞經歷最艱苦考驗的時刻，他的個性和品格給予他們的安慰。 但對此我們無須懷疑。 英國人心中珍藏著對基欽納伯爵一生的記憶，這樣的感激和感情永遠不會減弱。 經過許多他再也看不到的災難，犯下比他領導時期更難以原諒的錯誤之後，最終勝利的光輝回頭照亮了這個偉大的公民與國王和國家的忠實僕人，並且將永遠為他的名字增光添彩。 注釋 [1]基欽納（1850—1916），英國陸軍將領。愛爾蘭人。畢業於伍利奇皇家軍事學院。1886年任東蘇丹總督。1892年任埃及軍隊總司令。1896—1898年率軍鎮壓蘇丹馬赫迪起義。1898年在蘇丹與法軍對峙，引起法紹達事件。次年任蘇丹總督，後調任南非英軍參謀長，參加英布戰爭。1900年任南非英軍總司令。後轉任駐印度英軍總司令及駐埃及總領事。1909年晉升為陸軍元帥，1914年封為伯爵。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任陸軍大臣。1916年6月出使俄國途中，座艦被水雷炸沉身亡。⁑ [2]涅瓦河流經聖彼得堡（舊稱彼得格勒）。⁑ [3]拜倫《異教徒》（The Giaour），第969行。⁑ [4]這是丘吉爾的象徵說法，英國沒有這樣一個職位。⁑ [5]又稱烏姆杜爾曼，蘇丹馬赫迪起義者建立的國家的都城。1898年的恩圖曼戰役中，英軍成批使用了馬克沁機槍，以己方陣亡49人的代價，殲滅了近1.1萬名敵人。⁑ [6]1892年，基欽納被任命為埃及軍隊的薩達（總司令）。1868年至1899年，他帶領著龐大的英埃軍隊重新征服了蘇丹，為1885年喀土穆的戈登之死復了仇。⁑ [7]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 The River War: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Reconquest of the Soudan, 2 vols. （South Bend, IN: St. Augustine’s Press, 2012）.⁑本書有中譯本：《河戰》，溫斯頓·丘吉爾著，王冬冬譯，桂林：灕江出版社，2020年。⁑ [8]當時丘吉爾是內政大臣。⁑ [9]1912年6月，時任海軍大臣的丘吉爾陪同阿斯奎斯去往馬耳他，與駐埃及的英方代表、總領事基欽納協商地中海政策。⁑ [10]亞歷山大·蒲柏《論人》（Essay on Man），第二封信，「世界的謎」。⁑ [11]儘管阿斯奎斯在1915年5月的內閣變動中維持了首相地位，作為聯合內閣的領導人卻更脆弱了，尤其是在彈藥緊缺、達達尼爾海峽的失敗及其他戰爭挫折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