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1937 · 費希爾男爵[1]和他的傳記作者

費希爾男爵$ Elliot & Fry，Ltd.$ 現如今，等待一位傑出人物的身後傳記，十年算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不止一位成名記者嘗試過撰寫費希爾男爵生平的工作。現在問世的兩大卷本是他的老友及信任的代理人培根海軍上將的作品。[2]我們將懷著對費希爾那奇特而富有活力的個性的濃厚興趣閱讀它們。可惜的是，培根海軍上將完成這項任務時，蓄意再現了圍繞在那個偉大的老水手身上的敵意和爭論。他同時代的大部分人都樂於坦然面對不快的事件，讓過去成為過去。在與費希爾男爵有關的難忘事件的討論中採用一種仇恨和爭議的方法，對於我們對他的緬懷沒有真正的益處。他的朋友只能希望，這些匆匆拼湊的記錄不是他自己的時代對「水手」費希爾的最終評價。 因為與這些事件有牽涉，我首先來說說培根海軍上將。培根是個精力充沛、野心勃勃和精明能幹的艦長。在本世紀初完成的英國海軍火炮技術的大復興中，他與費希爾男爵緊密聯繫在一起。費希爾男爵任第一海務大臣時，培根艦長正在地中海艦隊指揮一艘軍艦。他從駐地給時任第一海務大臣的密友及支持者寫了一系列書信，有力有利地描述了地中海艦隊對費希爾新改革的感受。因為地中海艦隊司令貝思福（Charles Beresford）男爵敵視這些改革，培根的描述雖然也許因其私人特徵而不為人所知，但如果公開，它們將被看成與直接上司的分歧和與第一海務大臣的特殊關係。 收到這些信，費希爾非常高興，認為它們很有力地表明了他正在發展和實施的政策相當正確，於是讓海軍部印刷廠用他自己那醒目的印刷格式印出來。過了一段時間後，他讓它們在專業和政治圈子裡相當自由地四處傳閱。一份副本傳到現已不發行的報紙《環球》（Globe）編輯手裡，培根立即因為對上級軍官的不忠誠和不專業的舉動受到譴責。我們在這裡不需要關心這次已經過去的爭議的細節。海軍部委員會認為培根沒有寫出任何不恰當的內容。他得到繼續工作的機會，但考慮到事件造成的影響，他決定退役；不久後，費希爾男爵本人也辭去第一海務大臣職務。培根時值盛年，擁有大量寶貴的技術知識。大戰前的皇家海軍擴張要求數量大大增長的工廠來製造戰列艦用的大炮和炮塔。培根出任剛剛轉向海軍生產的考文垂鐵廠的經理。從1907年到大戰爆發，他在那裡起勁地陰燃著。 現在，在他的文字中，他似乎受到一種個人不滿和對我深惡痛絕的強烈感覺的驅使。這很冤枉，我將簡單地談一談與他的關係。大戰爆發時，我有機會就他正在製造的大炮和炮塔去見他。當時他聲稱，可以運到戰場的重型榴彈炮能夠摧毀歐洲所有現存要塞。這還是在列日和那慕爾陷落前。看到現實事件證明了他的判斷和印象，我指示他製造10來門15英寸的榴彈炮。他答應在半年內完成。這些當然是當時曾設計出來的同類武器中最大的。為了激勵他的行動，我答應他，如果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合同，他可以自己在前線指揮他們。對一名在爭議中退役的軍官，這條回到作戰前線的道路當然是為他設置的最高獎賞。 1914年冬，在我的建議下，費希爾男爵被召回海軍部任第一海務大臣。1915年3月，培根艦長實現了他的承諾。他的巨型榴彈炮中的兩門已經由他親自指揮，在法國開火。我們的海戰前線最重要的關鍵職位之一多佛爾巡邏艦隊司令一職碰巧空缺。我知道費希爾男爵想讓他的老下級和替罪羊回到海軍。我還知道他自己不好意思提出這事，我覺得擁有非凡的機械天才和個人動力的培根將是多佛爾警戒線的不二人選，因此我向費希爾男爵提議任命他。老人對我深表感謝，培根艦長則成為負責多佛爾海峽的海軍上將。 在他的《費希爾男爵生平》中，培根屢次抱怨讓一個文官當上海軍大臣，抱怨一介政客卻擁有挑選最高級司令部海軍軍官的權力。他特別批判了我幾年前對貝蒂（David Beatty）伯爵的戰列巡洋艦中隊司令的任命。一想到這些神聖事務由一個純屬政治身份的人物來處理，該多令人震驚啊！但我必須謙恭地指出，正是因為這同樣的文官影響力，才有了他先重新進入作戰現役，再獲得他一生最大的機會。從嚴格的專業精神方面來判斷，海軍部委員會當時連一刻都不會考慮一個在海邊慢慢腐朽的退役軍官那點可憐的請求。在他們眼中，他對司令官的不忠已經玷污了他的記錄。 兩年時間裡，就我的估計，培根海軍上將的工作極其出色，但1917年，重啟的德國潛艇戰的全部力量壓向我們時，情況表明太多太多敵方潛艇正順利通過多佛爾海峽，來獵殺我們在英吉利海峽的運輸船和船隊。在形勢的急迫壓力下，培根被剝奪了指揮權，羅傑·凱斯（Roger Keyes）被任命接替他。這一改變後幾周內，英國恢復了對多佛爾海峽的控制，幾個月內，不少於九艘試圖通過海峽的德國潛艇被摧毀。此時，我早已不再負責海軍部。經歷了在法國服役或無官無職的近兩年時間後，我成為軍需大臣。我因而能夠了解到事實情況，並且能夠確定，不管培根在第一年發揮了多大作用，他都過深地陷入技術研究中，疏遠了在他職責中占據重要地位的軍事方面。然而，我知道他的研發能力，很樂意地在我包羅萬象的部門的技術機構為他找到工作。在此，他令我滿意地履行了職責，直到戰爭結束。就這樣，我連續三次向他提供了在國家最需要的時刻積極為國服務的寶貴機會。 既然我記下所有這些事，我意識到它們也許暗示了對我自己在選人用人上的某種批評。我認為這個批評並不公正，因為培根在他的每一份工作上都提供了最有價值的服務。他是技術專家而非戰術家，這一點使得解除他的多佛爾指揮權成為必要。那一點也沒有減損他在其他領域和職責上發揮的作用。但不管對平時或戰時海軍任命方面的文官影響可以做出什麼樣的指責，培根本人無疑是最不應該做出這些指責的人。我們可以讓他就這樣為一種引不起公眾興趣的委屈所毀滅，並且讓他在憂鬱中只能傷害到那些幫助過他的人。所幸他對此一無所知。 要想讓讀者理解費希爾男爵所處的環境和身邊聚集的能力出眾但同時別有用心的一群人，這些關於培根海軍上將的題外話是必要的。培根這面鏡子映出從那個老人自己身上放出的一道光亮。費希爾身上總有一種對海軍很陌生的東西。從沒人評價他是納爾遜傳統所指那種「生死兄弟」的一分子。費希爾為人嚴厲，反覆無常，報復心強，為憤怒帶來的仇恨所折磨。當情況需要時，他會用為一般英國紳士或公學畢業生受到的教育所厭惡和避免的方法秘密或粗暴地行事，一直被看成海軍部隊里的「黑暗天使」。這位老水手不會害怕甚至不討厭這個說法；相反，他引以為榮。他一直努力將自己與「無情、殘酷、殘忍」這些說法聯繫起來。「如果下級反對我，」他常常會說，「我會讓他的妻子成為寡婦，讓他的孩子失去父親，讓他的家成為糞堆。」他履行了這些殘忍的宣言。「偏袒，」他在「弗農」號（Vernon）的日誌簿上大言不慚地寫道，「是效率的秘密。」在他第一次掌權期間，成為一名「費希爾派」——按海軍的說法是在「魚塘」[3]里——是獲得晉升的必備條件。整體上，他的仇恨和手腕受到公眾熱情的驅使，我認為顯著有助於公共利益。但在他和他的專業成果之後，偵探犬一路嗅著走過，時不時發出深沉的吠叫。 1914年，讓費希爾重回海軍部是我在履行官方職責的過程中採取過的最冒險的步驟之一。當然，就我個人而言，那是最差的一步。然而，回首那悲慘的幾年，我感覺如果需要憑我當時擁有的信息再次做出決定，我還會那樣做。費希爾給海軍部帶來一大波對軍艦建造的熱情。他的天才主要在於建設、組織和激勵。他很少關心陸軍及其命運。那是陸軍部的事。只要關係到資金，他會很高興地凌駕於財政部之上。更多更快地建造各種軍艦是他在1914年那個陰鬱嚴峻的冬末帶給海軍部的信息，並且在我看來是唯一的信息。我關心的是戰爭整體及讓英國海軍的優勢在這場戰爭中完全發揮的需要，很高興地在主要海軍同事身上發現了力量強勁但主要限於物質領域的勢頭。因此我儘可能給予他最大的自由，並且盡我所能地協助他。1917年，我和他離開海軍部兩年後，當德國重啟大型潛艇戰，我們海軍力量的根基受到懷疑時，我們有理由高興的是，所有這些軍艦和大量小型艦艇正在湧向大海。這是費希爾的成就和貢獻。這是決定性的重大成就，就我的估計，它值得付出一切代價。 他的傳記作者不遺餘力地要證明他是個大膽的海軍戰略家和戰爭領導人。我們得知他有這樣一份絕妙的計劃：用英國艦隊強行進入波羅的海，奪取該水域的制海權，切斷德國的斯堪的納維亞補給線，用一次向柏林的兩棲進軍解救俄國軍隊。確實，費希爾男爵頻繁地談到和寫到這個計劃，而且我們一起批准了大量平底船的建造。這種船有鋼板保護，可供部隊冒著炮火強行登陸。但我相信，他從沒有形成過一份明確或連貫的作戰計劃。我更加相信，他在漫長和相對容易的準備階段完成後，沒有那份必然會需要的決心。他很老了。在與海軍作戰有關的所有事務上，他都不同尋常地謹慎。他忍受不了讓軍艦承擔戰役風險的想法。他形成了一個我們的高級海軍軍官普遍主張的教條，即英國海軍的任務是維持我們自己的運輸線暢通，封鎖敵方運輸線，並等待陸軍完成他們的工作。一次又一次，在口頭和書面上，我用這樣的問題來質問他，「進入波羅的海前，你首先要封鎖易北河。你要如何做到這一點？你是否做好了封鎖易北河所需的奪取島嶼和艦隊作戰的準備？在德軍可以用全部力量從基爾運河兩端自由出擊的時候，你能不能分割艦隊，用一部分進入波羅的海？」即使我們的關係很深，甚至非常密切，即使他的想法很勇敢，討論時極其坦率，但他從不會面對這個相當明顯的問題。我必須申明，我確信，他從未認真計劃過要冒波羅的海行動的長期而可怕的危險，但他含糊而顯眼地談論這個無論怎麼看都很遙遠的計劃，意在打消他明知我會向他提出的要求（事實上，這也是所有協約國政府，特別是威爾遜總統和美國政府向他們的海軍將領提出的要求）。這個要求就是將海軍力量更直接地用於這場戰爭的主戰場。 我曾在回憶錄里詳細描述過造成費希爾的短暫統治和1915年5月的辭職的事實。自我寫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The World Crisis）後，幾件重要的新事實曝光。例如，我不知道費希爾男爵在與我表面上親密無間地共事的同時，還與議會反對黨領導人暗通款曲。直到阿斯奎斯先生轉給我時，我才讀到費希爾離開海軍部之後交給國王陛下政府的那篇驚人的最後通牒[4]。我一直滿足於將他至此達到高潮的舉動看成整體上屬於精神崩潰的結果。我依然相信，這樣的精神和鬥志的崩潰是主要解釋，並且是對他最為有利的理由。 但培根海軍上將迫使我們想起他的實際舉動。他正與一位政治長官（丘吉爾）合作，雙方建立了值得尊敬的互信和熱烈宣稱的友誼。按他屢次三番的說法，他對此人有重大的個人義務。得到戰爭委員會的全面批准，他與那位長官同意實施進攻達達尼爾海峽的行動。三個多月時間裡，他簽署並且向進攻達達尼爾海峽的艦隊發送了每一道命令。他自作主張，為艦隊增加了重要艦艇。在摧毀海峽外圍堡壘，成功似乎有了可能，甚至大有希望時，他提出親自出馬，指揮強行通過海峽所必須採取的決定性行動。當形勢開始轉壞時，他開始縮減作戰資源，在行動路線上設置障礙。他抵制了大部分必要補給、裝備和增援的派遣。到此時，一支陸軍已經登陸，兩萬人已經或死或傷。陸軍正竭力堅守苦戰贏得的陣地。他曾主張派出這支陸軍，但推卸了與它的命運有關的一切責任。他的政治長官現在暴露在日益激烈的批評下，達達尼爾海峽行動遭到廣泛指責。 就在此刻，他不顧艦隊和陸軍的後果，否定自己對發動進攻這一路線的責任，以一個無關緊要的藉口提出立即辭去指揮職務。他的傳記作者向我們確認，提議中的對達達尼爾海峽艦隊的增援中包括了超出他期望的幾艘潛艇。他辭了職，拒絕履行最重要的職責，連指定一名繼任的事都懸著。他回到家裡，拉下窗簾，宣揚他已經在罷工這件事。他秘密與反對黨領導人通信。首相以國王的名義指示他回去履職，他依然不為所動。他說不出任何理由，拒絕一切討論。此時我們還在戰爭中，並且實際上處在它的轉折點之一。在法國，我們的軍隊被打退。在達達尼爾海峽，他們處境危險。德國潛艇威脅著地中海的艦隊；整個德國公海艦隊駛出基地，進入北海。一場可能至關重要的海軍戰役的所有準備工作都由我在沒有第一海務大臣的情況下完成。兩支艦隊正駛向對方，但負責的海軍軍官依然拒絕施予援手。幾天後，當一場嚴重的政治危機發生時，他給首相寄去一份最後通牒，傲慢地詳細列出他出任海軍獨裁官的條件，還說這些條件當然必須向艦隊公布。 這些不幸是無可辯駁的事實。培根海軍上將將它們全部大白於天下，並且努力不去為它們辯護，而是不惜代價地給它們找藉口。他承認辯護是不可能的。僅僅在他的字裡行間引用它們就足以毀掉費希爾的名聲。 對於我，如我所言，我一直採用了精神崩潰的假設。戰爭這一刻的壓力超過了他老邁的精神的承受力。他的舉動的真正解釋是歇斯底里而非陰謀。儘管他不遺餘力地破壞一次很可能將戰爭時間縮短一半的行動，儘管他不經意地毀掉了我決定性地影響其進程的權力，我一直努力採用一個寬容的觀點，給出儘可能合理的解釋。我知道他的弱點和優點。我欣賞他的才華，也理解他的放縱。他以絕對的智力從海軍同事中脫穎而出。我確信他沒有那位笨拙的傳記作者描繪的那般陰暗。常言說得好，人類事務中的無心之錯永遠多過刻意。在他逃避職責後遭到排斥的痛苦歲月里，我同情他。我甚至支持重新起用他。培根海軍上將迫使我先於歷史做出雖然是無意的嚴厲審判，對此我很遺憾。 注釋 [1]費希爾男爵（1941—1920），英國海軍將領。1854年加入英國皇家海軍。曾參加1853—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1859—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和1882年入侵埃及的戰爭。1899—1902年任地中海艦隊司令。1901年晉升為海軍上將。1904—1910年、1914—1915年兩度出任第一海務大臣，任內大力改革英國海軍，使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保持海上優勢。1909年被封為男爵。⁑ [2]Life of Lord Fisher, by Admiral Sir Reginald Bacon.† [3]費希爾的名字「Fisher」意為「漁夫」。⁑ [4]1915年5月19日，費希爾向首相阿斯奎斯送去了他「保證這場戰爭勝利終結」的六個條件：（1）丘吉爾必須離開內閣，他費希爾本人也不能在貝爾福之下任職；（2）海軍元帥亞瑟·尼維特·威爾遜爵士（1842—1921），當時非正式地在海軍部工作，必須離開；（3）應予任命一個全新的海軍部委員會；（4）費希爾必須擁有對海上戰爭的完全控制權；（5）海軍大臣的職責應被嚴格限制在政策和議會程序上；（6）費希爾必須對所有的新建設和造船廠工作及皇家海軍的文職編制擁有完全控制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