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1937 · 查爾斯·斯圖爾特·巴涅爾[1]

查爾斯·斯圖爾特·巴涅爾$ National Gallery，Dublin$ by Sidney Prior Hall$ 對現在一代人來說，意識到巴涅爾先生在維多利亞女王統治後期發揮的深刻而巨大的影響相當困難，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可能。現在的年輕人將自治的愛爾蘭看成一群陰鬱、貧困的農業郡。他們過著自己的生活，遠離英國和不列顛帝國的發展進步，在國際舞台上獨立扮演的只能是幾個不和諧的小角色。但在我們寫到的那個時代，愛爾蘭和愛爾蘭事務占據了英國事務的中心，而英國本身則是世界羨慕的對象，被奉為一個進步和充滿希望的文明的領導者。在天主教徒解放運動（Catholic Emancipation）[2]讓英國政治走上正軌後的兩代人時間裡，愛爾蘭議會黨[3]靜靜地躺在威斯敏斯特膝上，只是偶爾尋求對局勢的影響。那些日子裡，艾薩克·巴特（Isaac Butt）先生[4]抱著他通過各方善意達成憲法自治的溫和學術思想，以令人欽佩但難有回報的莊重領導著愛爾蘭議員。「先做紳士，其次才是愛爾蘭人」據說是那時候的愛爾蘭代表的座右銘。 但到了19世紀70年代，一個新的人物出現在愛爾蘭人的長凳上。他的個性、態度和方法似乎與愛爾蘭人的所有通常特徵格格不入。這個人堅定、嚴峻、含蓄，不是演說家，不是理論家，不是玩弄辭藻的高手，而是一個似乎無意識地散發出一種沉靜的難以言表的力量感——一種待時而動的感覺——的人。當下院意識到巴涅爾對幾乎全部由天主教徒組成的愛爾蘭議會黨日益增長的影響時，眾人驚訝地注意到這位新的或未來的愛爾蘭領導人是新教徒，而且是愛爾蘭教會會議[5]的代表。還有個說法是「他是世上最像英國人的愛爾蘭人」。確實，在19世紀70年代，巴涅爾在威斯敏斯特主要從事的就是英國的政治活動。他成為當時飛速崛起的英國激進主義的盟友和某種程度上的排頭兵。對於殘忍而愚蠢的鞭打在英國軍隊的廢除，他做出的貢獻也許超過了任何人。這種懲罰當時被認為與有效的軍紀不可分割。在已經實現並且早已被超過的每一次改革運動中，巴涅爾都帶領著愛爾蘭議會黨幫助英國公共生活中最進步的挑戰力量。然而他自己卻天性保守，尤其是在與財產有關的方面。確實，他熱心而真誠的生活中的矛盾令人吃驚：一個領導天主教徒的新教徒；一個推動了一場「罷租」運動[6]的地主；一個激起反叛的遵守法律和秩序的人；一個控制著愛爾蘭常勝軍（Invincibles）[7]和恐怖分子而且喚起其希望的人道主義者和反恐怖主義者。 在愛爾蘭，民族主義領導人經常將自己表現成命中注定者和天命的工具。這個不幸的國家近乎迷信地將它的靈魂綁到每一個冉冉上升的首領的事業上。奧康奈爾（Daniel O』Connell）[8]和巴涅爾這樣的人不是以英國政治領導人，而是以指引以色列的先知面貌出現的。 從他在劍橋求學時起，一種神秘和傳奇的氣氛就圍繞著巴涅爾。他是煽動家和鼓動分子的反面。他修習了數學和冶金學。他是一個大地產莊園的繼承人。他是郡長[9]和敏捷的板球選手。他一成不變的野心是在威克洛山脈[10]發現金礦礦脈。在他經歷的全部政治成敗起伏中，他可以到有天平、曲頸瓶和試管的實驗室尋找安寧和消遣。他在這不同尋常的背景上延續和生長起來的愛爾蘭民族主義可以追溯到他母親和她對理想主義的芬尼亞兄弟會（Fenian）[11]會員的崇拜。他憎惡暗殺。他非常現實，不會懷有芬尼亞兄弟會那個起義反抗英國強權的夢想。隨著他權威的增長，因為害怕巴涅爾辭職，芬尼亞兄弟會與常勝軍暫時停止了血腥殺戮。 那是多麼大的權威啊！自有記錄以來，愛爾蘭從未見過這樣的權威。多年前，我還是個孩子，經歷了一場嚴重事故後正在布萊頓復原。在那裡，我每天見到後來成為「下院之父」的著名的「Tay Pay」（即T. P.，全名Thomas Power O』Connor）[12]的妻子奧康納夫人。從她那裡，我聽到了關於巴涅爾及其政治起伏的許多傳說和生動描繪。那些盲目追隨他的愛爾蘭議會黨成員幾乎不敢和他說話。議會大廳里的一個冷漠頷首，或者順著議會廳長凳輕聲給出的幾句簡短指示—— 秘密會議上的嚴格、清楚的指點——這些就是這個愛爾蘭政黨與其領導人的僅有聯繫。「你不能去見見他，弄清他對此是什麼想法嗎？」一位19世紀80年代的英國政治家這樣問一個愛爾蘭議員。「我還敢打擾巴涅爾先生？」則是回答。後面將會看到，這份謹慎的雙方都不無道理。 當1880年的格萊斯頓政府得意揚揚地入主內閣時，他們在西方地平線上看到愛爾蘭風暴的陰雲；一場得到勇氣支撐的土地運動；一場通過炸藥實施的民族運動；一個以妨礙議事為武器的愛爾蘭議會黨。所有這些過程齊頭並進，為首的就是巴涅爾！那些日子裡，現在似乎小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愛爾蘭問題很快占據了九成政治陣地，並且在接下來40年時間裡，它將一直是英國和英帝國政治的重要主題。它分裂了大不列顛，刺激了美利堅；歐洲各國饒有興趣地關注著這場爭論。外交政策、社會政策、國防和議會程序，所有這些都不斷牽涉其中。而且，它成了政黨據以收穫或失去對其權力不可或缺的多數選票的主要過程。 若沒有巴涅爾，格萊斯頓先生永遠不會嘗試《愛爾蘭自治法案》。這位全盛時期的元老形成了這樣的信念，即那是一個可以統治愛爾蘭的領導人，其他人沒一個做得到。那是一個能夠以不為舊制度所不容的方式引入新制度的人。不屈不撓，在追隨者眼中富有魅力的巴涅爾成為《愛爾蘭自治法案》這道拱門的拱心石。格萊斯頓試圖豎起它，卻和他的支持者倒在它的廢墟下。巴涅爾是能夠控制所有愛爾蘭人的最後一個偉大領導人。作為新教徒，他大概是唯一一個能夠最終安撫北愛爾蘭的人。考珀（Francis Thomas de Grey Cowper）伯爵曾說他既沒有愛爾蘭人的優點，也沒有他們的缺點。他是個極其溫和的政治家，將革命力量作為一件沒投出的武器控制在手裡。如果他接受了抵制，那也只是作為介於煽動破壞與合法之間的一個駐足之地。他的追隨者之一弗蘭克·奧唐納過去經常說，巴涅爾談論暴力，但從未用過。在1881年的第一階段，格萊斯頓先生逮捕了巴涅爾，將他投入凱勒梅堡監獄。但自由黨內發揮作用的力量大到迫使大不列顛首相與他的政治犯談判。雙方艱難地達成一項協議，巴涅爾獲釋，名聲大噪。 但這場鬥爭越發激烈。它毀掉了下院的老輩自由黨人。妨礙議事被作為一種議會技巧採用，古老的辯論自由為「終結辯論」（closure）——為了給它打上外國起源的印記，倫道夫·丘吉爾勳爵過去一直稱之為「Clôture」——和日益收緊的秩序規則所破壞。巴涅爾說他的策略以格蘭特將軍的策略為基礎，即通過正面進攻猛擊敵人。他以妨礙議事對抗英國的仇恨，以毀掉舊式議會辯論禮儀的激烈對抗高壓。在愛爾蘭，教會和革命者都不喜歡他，但兩者都不得不服從他的政策。他是個加里波第式的人物，後者在民族解放事業中同時迫使教皇和燒炭黨（Carbonari）[13]效忠他。當有人拿煽動仇恨甚至謀殺來嘲諷他時，他認為這樣回答就夠了，「我對愛爾蘭的意見負責，只對愛爾蘭的意見負責。」 這裡不是講述當時歷史的地方。最簡略的總結就夠了。一度偉大的輝格黨騎在方興未艾的民主浪峰走向滅亡，自由黨政府吸收了它的全部剩餘。輝格黨人與他們的托利黨對手一樣痛恨土地戰爭和對議會傳統的違背。格萊斯頓先生支持每個海外國家的自由和民族運動，與加富爾和馬志尼是朋友，擁護希臘和保加利亞的獨立。他毫不留情地（我們還可以說是廉價地）譴責過「轟炸國王」[14]和土耳其蘇丹的許多鎮壓做法，而現在，他被迫對愛爾蘭採用了其中許多。他自己的愛爾蘭事務大臣在鳳凰公園（Phoenix Park）被謀殺，下院為之震動。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在愛爾蘭大部分地區暫停執行。對驅逐、騷亂和偶爾猛烈批評的辯護占據了自由主義報紙的版面，取代了此前對外國暴政毫無保留的譴責。所有這一切都與格萊斯頓先生格格不入，為他帶來的新選民所不齒。他的腦海里一直孕育著某種大和解的希望，某種信任和諒解之舉的希望，那樣的舉動將把同胞島嶼的關係建立在一個輕鬆、自信和快樂的基礎上。雖然他譴責巴涅爾和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是「通過劫掠走向帝國的分裂」，但他心裡湧上一個很鄭重的想法。他後來在1886年一份最令人難忘的演講結語中體現了這個想法，「愛爾蘭站在審判席上等著。它請求一份赦免法案的福報，我們在那樣一份赦免法案中的利益甚至超過了他們」。 在這種氛圍下，自由黨政府在1885年的選舉中一路披荊斬棘，儘管這一次依靠了愛爾蘭的選票，但終歸成了勝利者。張伯倫、莫利、迪爾克等自由黨激進派，這些新時代的人物，全部盼著一個解決辦法。元老格萊斯頓雖然震驚於他們的無數教條，但也有此希望，這更加強烈地鼓舞了他們。還得補充一下，1885年的選舉之後，他領導一個政府的權力取決於一份與巴涅爾的協議。但保守黨或其中一些人也參與了市場出價。索爾茲伯里侯爵政府的愛爾蘭總督卡那封（Henry Howard Molyneux Herbert，4th Earl of Carnarvon）伯爵在倫敦的一所空房子裡會見了巴涅爾。保守黨在1885年的選舉中橫掃各大城市，以熱情的保守黨工人組成的龐大人群這種當時不敢想像的奇觀對抗自由黨人和自由黨激進派，其領導人倫道夫·丘吉爾勳爵與愛爾蘭領導人保持著親密深厚的關係。新激進主義咄咄逼人的擁護者約瑟夫·張伯倫有無數與愛爾蘭人交易的計劃。這些人中，巴涅爾大概更青睞保守黨這個追求者。他自己的保守天性，他的現實感，自由黨的壓迫激起的怒火，這些導致他大大偏向保守黨。畢竟，他們能提供實際利益。也許他們獨自就可以做到，因為那時候的上院這道障礙只有保守黨人能夠通過。1885年夏，索爾茲伯里侯爵短命的少數政府期間，當愛爾蘭議會黨主要支持保守黨人時，張伯倫先生和格萊斯頓先生都通過一條私人渠道與巴涅爾對話。 查爾斯·斯圖爾特·巴涅爾與基蒂·奧謝（Kitty O』Shea）的愛情在政治浪漫史上自有一席之地。從1880年起，巴涅爾就愛上了他稱作「奎尼」的基蒂。這位夫人是個迷人的冒險家，厭倦了丈夫——毫不奇怪！——渴望嘗一口政治的秘釀。她是一個英國元帥的妹妹，對愛爾蘭的事業並不是非常忠誠。巴涅爾獨自租住在倫敦時，她聽說他是冉冉上升的新人。她請他赴宴，試試運氣。她派人給下院的他送來名片。當他出現時，她丟下一朵玫瑰，他拾起玫瑰；多年後，它乾枯的花瓣被放入他的棺材，與他一起下葬。 如果世界上還有感情專一的人，那就是巴涅爾。他早年曾遭情人拋棄，從政只是作為一個安慰。基蒂成為他最重要最鍾情的人。她同時是情婦和護士、女王和伴侶。那個孤獨的人與不列顛的強權抗爭，受著病痛的折磨，從她的微笑和陪伴中汲取生命力。通過一種奇怪的心靈感應，只要她一進入下院女性旁聽席，他都能知道。在她那本奇怪的書里，她描繪了他們先是在埃爾特姆，後在布萊頓的同居生活。那是隱秘和不顧後果的混合。從一開始，基蒂丈夫的遷就就不可或缺。與奧謝上尉的衝突很快變成合謀。奧謝接受了這一地位，甚至從中受益，儘管不是以有人描述的卑鄙方式。他自己也對那個大人物著了迷。在巴涅爾的支持下，奧謝作為一名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回到戈爾韋，儘管所有其他支持自治的人都將他看成愛爾蘭事業的一個糟糕的擁護者。當推舉這個冷淡而不稱職的候選人的選舉出現一片反對聲音時，巴涅爾以一種專橫的姿態堵住他們的嘴，「我控制著一個支持愛爾蘭的議會，不要質疑我的意願」。 就這樣，我們看到巴涅爾和基蒂年復一年過著夫妻一樣的生活，他們的愛一點也沒有因為不正當而減少；追隨這位愛爾蘭領袖的上尉則有機會充當他與張伯倫、迪爾克和倫敦這個大世界的其他大人物的中間人。但他心裡一直隱藏著一股報復精神。他經常發火、詛咒，之後又平息下來。只要那至高無上的政治利益還在，他都忍受著。有這樣一次事件。在奧謝的三人之家裡，巴涅爾發現他在基蒂的臥室。這是一個為他們的不成文規矩所禁止的狀況。巴涅爾沒有趕走奧謝，而是將基蒂扛到肩上，扛到了另一個房間。據說巴涅爾本人就是一座覆著冰蓋的火山。他無疑生活在一架隨時可能會爆出滾燙熱水的鍋爐邊緣。公眾對這齣秘密戲劇一無所知，但早在《格萊斯頓-凱勒梅堡條約》（Kilmainham Treaty）簽署時，它已經在內閣眾所周知。巴涅爾匆匆從凱勒梅堡監獄趕去看她，親手抱過他們死去的孩子。身為內政大臣的威廉·哈考特爵士告訴內閣，說《格萊斯頓-凱勒梅堡條約》是巴涅爾的情婦的丈夫操縱的。基蒂在巴涅爾的行動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她在鳳凰公園謀殺事件後阻止了他放棄政治。她一直是他與格萊斯頓先生之間的中介。奧謝受到同胞譴責之激烈不亞於愛爾蘭歷史上任何一個人。看到妻子為國家大事周旋於巴涅爾與首相之間，他無疑非常興奮。他自己是張伯倫的跟屁蟲，與後者的關係極大地滿足了他的自負甚至自豪感。這個故事既非那麼簡單，也不似有人描繪的那麼不堪。 巴涅爾過早地與奧謝夫婦糾纏在一處，以至在19世紀80年代，他沒時間將自己解脫出來。在格萊斯頓將他投入凱勒梅堡監獄前，他已深陷在他們的羅網及誘惑中。奧謝夫人的書里假裝她一直在欺騙奧謝，但從1881年起，他無疑得知了全部情況。黨內密友在拆信過程中意識到這場陰謀，希利和比格（Joseph Gillis Biggar）屢次警告巴涅爾，說奧謝夫婦將會毀了他。對此巴涅爾毫不在意。他的愛比死還強烈，它蔑視每一個社會教條，不僅超越了世俗野心，甚至還超越了委託給他的事業。 與此同時，民族歷史正在展開。格萊斯頓先生支持《愛爾蘭自治法案》。他與自由黨人斷絕了關係。因為一股他一直覺得奇怪的令人費解的逆流，他與「激進喬」正面遭遇。倫道夫·丘吉爾勳爵領導伯明罕的保守黨人支持他們幾個月前還在反對的候選人。索爾茲伯里侯爵重新掌權。張伯倫成為聯合派政府的支柱。格萊斯頓與所有感情用事的勢力重新聯合起來。這些勢力使19世紀的自由主義成為歐洲歷史上一個非常強大但曇花一現的因素。出於一些與這個故事無關的原因，倫道夫·丘吉爾勳爵退出索爾茲伯里侯爵的政府。保守黨選民大為震驚和失望。聯合派政府沉悶而笨拙地艱難前行，雖然不夠出色，但目標很堅定。漸漸地，格萊斯頓先生捲土重來。這一過程得到一樁意外事件的推動。 1887年，《泰晤士報》開始刊出以《巴涅爾主義與犯罪》（「Parnellism and Crime」）為題的一系列文章。接著，為了證實其記者所做指控，它以莫利所稱的「出色的臨摹能力」炮製出一封巴涅爾筆跡的信，信上將這位愛爾蘭領導人與鳳凰公園謀殺行動直接聯繫起來。這封信的故事在出版史上無與倫比。1885年，都柏林住著一個窮困潦倒的記者，名叫理察·皮戈特（Richard Pigott）。多年來，他欺騙輕信的公眾。他募集捐款用於為芬尼亞兄弟會審判中的被告辯護及救濟他們的妻兒，然後貪污了接受的資金。失去那份收入來源後，他轉向撰寫請求捐助的信。但他的泵從基督教慈善機構的井裡沒打出多少水來。據傳言，約在這一時期，他通過出售下流圖書和照片來補充稀缺的資金流。即使那樣也滿足不了他微薄的需要。就在他命運的危急時刻，一位先生找上他。此人相信巴涅爾及其同事參與了極端分子的罪行。但他需要證據，因此他向皮戈特提供每天一個幾尼金幣及酒店和旅行費用，如果皮戈特能提供必要證據，他還提供獲取文件的巨額費用。皮戈特當然能提供。於是那封著名的巴涅爾的信和大量顯示有罪的文件出世了，並且輾轉到了《泰晤士報》辦公室。 不幸的是，《泰晤士報》經理沒有調查這些信件的來源。他為它們一共付了2500英鎊。但他沒問問題。他相信這些信是真的，因為他想要它們是真的。政府則出於完全一樣的原因採取了同樣的觀點。他們相信自己有了一件最重要的武器，不僅可以對付巴涅爾，還可以對付格萊斯頓。不顧倫道夫·丘吉爾勳爵寫在一篇秘密備忘錄中的重要建議，他們設立了一個由三名法官組成的特別委員會，來調查巴涅爾和同事及他們領導的政黨與土地政治謀殺間的聯繫。 這相當於一場政治審判，不過是一場沒有陪審團的政治審判。一年多的時間裡，法官們不辭辛勞地工作著。恐怖主義和反諜行動的許多秘密被揭開。像勒卡倫[15]這樣受英國政府僱傭潛伏的奇怪人物講述了他們在英國、愛爾蘭和美國的陰謀故事。整個政治世界入迷地關注著這個案件。自從薩謝弗雷爾[16]受控告以來，這樣的事見所未見。一名傑出的愛爾蘭辯護律師充當了其同胞的主要法律顧問，他後來成為基洛溫的拉塞爾（Charles Arthur Russell）男爵和最高法院王座庭庭長。協助他的是一個年輕的激進派律師，名叫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直到1889年2月，皮戈特被推上證人席並且在失敗的質證中崩潰時，這齣戲才達到高潮。拉塞爾將他揭得體無完膚。他被要求寫下單詞「likelihood」和「hesitancy」，他在偽造的信上拼錯了這兩個詞。他重複了他的拼寫錯誤。他寫下出現在那份指責文件上的「hesitency」。他寫過的請求捐助的信被宣讀，遭到法庭所有各方的嘲笑。證據確鑿的揭露第二天繼續進行。偽造的事實得以確立。第三天，叫到皮戈特的名字時，他沒有出現。他逃脫了審判。警探追蹤到馬德里的一家酒店，他打爆了自己的腦袋，逃脫了對他罪行的懲罰。 這些調查對英國選民產生了深刻影響。一場大選再也拖不下去了，而自由黨壓倒性勝利的前景似乎已成定局。巴涅爾在英國各地被普遍看成一個最終得以昭雪的蒙冤者。他洗脫了由政治惡意帶給他的一次可怕指控。《愛爾蘭自治法案》的前景前所未有地光明起來。除開國家間的差異，對巴涅爾的指控被賦予了法國賦予德雷福斯案的全部重要意義。所有政治勢力都為強烈的政治熱情所攪動。接著反擊來了。一些人引爆了奧謝這顆炸彈。龜息了十年的丈夫突然奮起，打出致命一擊。丈夫對妻子提起離婚訴訟，將巴涅爾列為共同被告。終有一天，歷史考查將揭示當時爭議事項的真相，即張伯倫是否鼓動過奧謝採取這次行動。別忘了，許多人真誠相信，英帝國的生命取決於《愛爾蘭自治法案》的失敗。 巴涅爾和奧謝夫人一開始對訴訟非常淡定。巴涅爾確定他可以控制愛爾蘭，甚至愛爾蘭保守勢力。對於基蒂，離婚將終結一種虛假和令人作嘔的局面和長期的憂慮，而且她看到了成為巴涅爾夫人的一條確實而迅捷的途徑。如果巴涅爾為案件辯護，按他那位著名律師喬治·劉易斯（George Henry Lewis）爵士的意見，他當然會通過證明那個長期共謀來贏得官司。但如果那樣，他和基蒂將永遠不能在全世界面前締結婚姻。必須承認，巴涅爾偏向這條路。但奧謝夫人的律師弗蘭克·洛克伍德這個極為出色的人物說服他不做抵抗，讓案子進行下去。後來，洛克伍德說，「巴涅爾受到各方面極不公正的對待。各方反應本來對他非常有利。我自己也不是完全沒有自責」。 19世紀90年代初的政治世界一片喧鬧。得知被告巴涅爾被判有錯，有人歡喜有人愁。一字不漏地刊登在每一份報紙上的案件細節滿足了公眾虛偽的好奇心。某個故事說，有一次，巴涅爾沿著防火梯逃出她的房間。這個故事招來幸災樂禍的嘲笑。但之後的反應與巴涅爾的預計大相徑庭。格萊斯頓先生乍看上去並沒有顯示出一個如此聖潔的人物該有的震驚。只是在認識到英國新教徒對一個被「被定罪的姦夫」的激烈反感時，他才看到他的政治利益受到多麼嚴重的傷害，他與巴涅爾斷絕關係變得多麼必要。他譴責了巴涅爾。愛爾蘭被迫在最偉大的議會政治家與那個驕傲的首領間做出選擇。前者為愛爾蘭人的事業做出全部犧牲，一個人就可以在那座大島上實現勝利；而在後者的領導下，愛爾蘭人民也許可以走向不列顛帝國內一個自由和真正的夥伴關係。這個選擇很艱難，但勢在必然。根據由31名成員簽署的申請書，愛爾蘭議會黨召集了一次會議。前一天剛剛再次當選領導人的巴涅爾主持會議。按一個與會者的說法，他看上去「似乎是別人犯了錯，他坐在那裡評判我們」。一份呼籲要求他暫時退隱，將黨的管理交給由他提名的委員會，等事態緩和後，他可以重新回到領導位置上。巴涅爾沒說什麼。但其他成員發出同樣強烈的不讓他退隱的呼籲。最終，會議暫時休會。 巴涅爾現在在爭取時間。他相信愛爾蘭支持他，只要他足夠久地推遲決定，他肯定會贏。但會議重新開始後，他的對手採取了更強硬的路線。T. M. 希利先生領導了這場反叛。「我要對巴涅爾先生說，他的權力沒了。」他聲稱，「他從人民那裡獲得那份權力。我們是人民的代表。」巴涅爾先生被激怒了。「希利先生受過這種戰鬥的訓練，」他說，「誰訓練了他？誰給了他第一次機會？誰為他獲得議會席位？希利先生能坐在這裡摧毀我，這要歸功於我本人。」辯論日復一日地進行著，巴涅爾日益絕望地避免就真正的問題投票表決。他依然抱著那個信念，即愛爾蘭人民會支持他對付一幫反叛的議員。但他知道形勢已經轉向他的反面。他的雙眼在蒼白的臉上更猛烈地燃燒著，只是靠了極大的努力，他才依然控制著自己。各方的情緒已經繃緊到破裂的程度。第五天，希利引用了巴涅爾六個月前的一次講話。他在那次講話中提到與自由黨的聯盟，「一個我敢說會持續下去的聯盟」。「誰打破了它？」希利質問道。「格萊斯頓的信。」巴涅爾說。「不，」希利反駁說，「它死在離婚法庭的惡臭里。」 1890年12月6日，會議第七天，結局來了。場面一片混亂。一直與巴涅爾甘苦與共的約翰·雷蒙德（John Redmond）用了「黨的主人」這個說法。「那誰將是黨的女主人呢？」愛爾蘭最尖刻的聲音叫道。巴涅爾站起身，眼神非常嚇人。有那麼一會兒，他似乎要打希利，一些反叛分子甚至希望他那樣做。但，「我向我的主席朋友請求。」其中一人說。「最好請求你自己的朋友，」巴涅爾說，「最好請求那邊那個怯懦的惡棍，那個在愛爾蘭人的會議上敢於污辱一個女人的傢伙。」接下來是更多無益的爭議，更多指責。最終，賈斯汀·麥卡錫（Justin McCarthy）站起來。「繼續一場除了責備、憤怒、爭議和侮辱外什麼都沒有的討論，我看不到還有什麼用。」他說，「因此我提議，在這場嚴重危機中與我一樣想法的人和我一起離開這個房間。」45名成員靜靜地魚貫而出，27人留下了。巴涅爾不久將發現，愛爾蘭站在那多數人一邊。 天主教會決定性地轉向他的反面。他徒勞地宣稱他消失了的權威，徒勞地以瘋狂的熱情投入嚴酷的愛爾蘭候補選舉。又一年機會渺茫的嚴酷鬥爭摧毀了一個一直很虛弱的身體。接著按莫利那感人的說法，「大幕的陰影悄然蓋上那個舞台。」查爾斯·斯圖爾特·巴涅爾最後一次掙扎著渡過愛爾蘭海峽，於1891年10月6日死在布萊頓，死在他無比鍾愛的女人懷裡。 距那個最後的舞台已經過去了45年。但透過逐漸濃密的歷史迷霧看去，巴涅爾現在的形象一點也不比他同代人看到的要小。他們看到那位政治家，他們不可避免地透過派系和黨派偏見的眼鏡看到他。我們看到那個人——走過世界舞台的最奇怪、最令人困惑的人物之一。他絕不忘記。他絕不原諒。他絕不動搖。他把自己獻給一個目標——愛爾蘭國家的目標；他毫不動搖地追求它，直到一朵丟在他路上的玫瑰開啟了一個新世界——愛的世界。與他之前為愛爾蘭奉獻了一切一樣，當選擇的時刻到來時，他為愛獻出了一切，甚至愛爾蘭。一個更平凡的人也許會更吝嗇地給予，更多地占有。那些拋棄他的愛爾蘭政治家大部分走得不情不願。要是他接受了暫時退隱，他也許會在一兩年後得回過去的權力。他還很年輕，被他本可輕易避免的掙扎耗盡心血而死時才46歲。儘管他會控制，但他不會妥協。因此，我們少了他可能作為第一任愛爾蘭首相而收穫的歡呼，但有了這個不死傳奇更暗淡但也許更久遠的名聲。我們少了一個成功的政治家，多了一個火與冰的人，那個強力控制著火熱的激情，但在毀滅他並且讓他不朽的壓倒性力量面前最終崩潰的人。「它會轟動九天。」在說出他不為離婚案辯護的決定時，他對一個同事說。「九個世紀，先生。」則是答覆。 這就是那個構成了一部希臘悲劇所有元素的故事。索福克勒斯或歐里庇得斯從中可以找到一個足以迎合他們陰鬱品味的主題。現代英國觀點討厭它的結局。當代外國觀點直接理解不了對巴涅爾的政治毀滅。它被歸因於英國人的虛偽。但它的結果是清楚的，毀滅性的。巴涅爾與基蒂·奧謝的愛讓愛爾蘭墮入一份淒涼的命運，使不列顛帝國痛苦地失去了它的和睦與力量。 注釋 [1]查爾斯·斯圖爾特·巴涅爾（1846—1891），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愛爾蘭自治派的領袖。1875年當選為英國下院議員，後成為下院中愛爾蘭議員集團的領袖。1879年任愛爾蘭農民爭取土地改革的土地聯盟主席。1881—1882年因抵制英國國會有關愛爾蘭土地的立法，被捕入獄。後在獄中與政府妥協，同意不採用暴力進行抵制運動，削弱了他在運動中的影響。⁑ [2]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法案》廢除了天主教徒擔任公職的絕大多數限制。⁑ [3]1882年建立的由英國下院中愛爾蘭民族主義議員組成的官方議會黨團。⁑ [4]艾薩克·巴特（1813—1879），辯護律師，議會議員，愛爾蘭民族主義組織的領導者。⁑ [5]愛爾蘭教會會議是愛爾蘭教會管理神職人員與平信徒的機構。愛爾蘭教會是新教教會，安立甘宗的一部分，覆蓋了愛爾蘭全境。⁑ [6]作為愛爾蘭土地同盟的主席，巴涅爾為合理地租、固定租期和自由出售（承租權）而鬥爭。他認為支持土地騷亂能幫助達成愛爾蘭自治的目標。他與其他人在言辭激烈地反對1881年《愛爾蘭土地法案》（Second Land Act）後，被關押囚禁。在獄中他們起草了一份《無租金宣言》（「No Rent Manifesto」），號召佃農給予一次全國性的地租打擊。巴涅爾與他的同仁被釋放，作為交換，他們撤回了這份宣言。⁑ [7]芬尼亞兄弟會的一個激進分支，1882年在都柏林鳳凰公園暗殺了愛爾蘭事務大臣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勳爵。⁑ [8]奧康奈爾（1175—1847），愛爾蘭民族主義者。1828年被選為下院議員，但他無法就任，因為作為天主教徒，他無法發誓反對教皇的精神權威。奧康奈爾領導了一場運動，結果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案》獲得通過。⁑ [9]巴涅爾1974年任威克洛郡郡長。⁑ [10]威克洛山脈起於都柏林以南不遠處，向南延伸約40英里（合64千米）。⁑ [11]芬尼亞兄弟會1858年在美國成立，起初的目標是占領被英國殖民統治的加拿大，以其為交換條件換取愛爾蘭的獨立。⁑ [12]托馬斯·鮑威爾·奧康納（1848—1929），愛爾蘭記者和巴涅爾的支持者。戈爾韋（Galway）選區的議員（1880—1885），擁有大量愛爾蘭人口的利物浦選區議員（1885—1929），唯一一位在愛爾蘭之外的選區當選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他經常被以姓名首字母稱為「T. P. 」，模仿愛爾蘭口音時發音為「Tay Pay」。「下院之父」指連續服務最長的下院議員，是一個榮譽頭銜。其唯一職責是主持下院議長選舉。奧康納因自1880年至1929年均在下院，而獲此榮譽。⁑ [13]19世紀義大利的秘密革命團體，特別是活躍在南部。⁑ [14]兩西西里國王費迪南多二世（1810—1859）因為對不同意見的殘酷鎮壓而聞名。他因1848年對墨西拿和1849年對巴勒莫的肆意炮擊而得到「轟炸國王」（King Bomba）的外號。⁑ [15]托馬斯·米勒·比奇（Thomas Miller Beach，1841—1894），化名亨利·勒卡倫（Henri le Caron），為英國政府刺探在美國的愛爾蘭民族主義極端分子動向的間諜。1889年，他向調查皮戈特對巴涅爾的指控的委員會透露了他的職業。英國政府為他的證據付給他1萬英鎊。他聲稱愛國主義是他當間諜的動機。⁑ [16]亨利·薩謝弗雷爾（Henry Sacheverell）是英國教士，1710年，因為兩份布道受審。他在布道中宣揚輝格黨大臣的玩忽職守危及到教會。布道和隨後的審判引發了政治激情；當薩謝弗雷爾被暫停布道三年，兩份有罪的布道被燒毀時，倫敦爆發了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