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1937 · 克列孟梭[1]

丘吉爾 《世界1937》
退休的喬治·克列孟梭$ Central Press Photos, Ltd.$ 關於克列孟梭與福煦間的爭論出版過許多無益的哀嘆之詞。這兩位在危難時期拯救了法國的人互相指責,讀者被請來聲討對方。爭論雙方都是老人,都頂著輝煌的光環,都行將就木。他們屬於過去,歷史不朽的一頁屬於他們。他們為什麼要撕掉那一頁?即使克列孟梭確實粗暴地對待了福煦,確實在贏得勝利後立即將他趕出政治舞台,即使福煦早前曾將自己的半身石膏像送給克列孟梭,希望獲得支持,我們無疑也該主張,這些故事還是留著不說的好。一切都該體面地呈現給後輩。紀念碑周圍不該堆滿垃圾,上面只能刻上人的豐功偉績。 我不這麼看。歷史女神不該是挑剔的。她必須看到一切,觸及一切,如果可能,察覺一切。她不用害怕這些個人細節會讓她失去浪漫和英雄崇拜。記錄下的瑣事和閒聊可能會——也確實應該——抹去小人物。他們不可能持久地影響那些在大風大浪中光榮地占據最重要地位的人。一兩代人的時間——當然,一個世紀——將呈現這兩人的真實面貌。後代人的判斷將不會為他們的最終紛爭所擾亂。要是福煦從墳墓那邊將投槍扔向克列孟梭,而克列孟梭進入墳墓那一刻,在最後的掙扎中將投槍扔回去,我們對兩人的了解反而更多。 有了克列孟梭那本非凡的《勝利的輝煌與悲壯》(Grandeurs et Misères de la Victoire),我們的知識當然更豐富了。浮躁淺薄的作者傾向於將這部作品當成一個老人陰鬱的胡言亂語。他們急急忙忙地為它道歉。我們被告知,說常識和公正禁止我們看重一個耄耋之年的垂死者激烈的胡話。相反,我把這本書看成對那個時代和那場衝突的歷史的重大貢獻。它不僅在字裡行間向後來者展示和闡明了克列孟梭的品格,還講述了這場大戰及其起因。福煦躋身世界最偉大將領的地位也許還有爭議,但克列孟梭是世界偉人之一已有定論。在此我們有了他自己刻出的形象——一部粗獷的傑作,沒有完成並且部分扭曲,但永遠予人以啟示。 真相是克列孟梭體現和代表了法國。如果一個人可以奇蹟般地放大到成為一個國家,那他就是法國。世人在想像中用象徵性的動物來描繪民族——不列顛獅子、美國鷹、俄國雙頭鷹、高盧雄雞。但這隻戴著精巧時髦的帽子,留著白色八字鬍,雙目灼灼的年邁老虎,將比任何家禽更像法國吉祥物。被恐怖分子的骯髒屠場壓倒之前,法國大革命經歷過輝煌的一刻,他就是它那一刻的幽靈。他代表了起而反對專制者的法國人民。思想的專制、靈魂的專制、身體的專制;外國暴君、國內暴君、騙子、偽君子、貪污受賄者、叛徒、侵略者、失敗主義者,所有這些都在這隻老虎的勢力範圍內,它則對他們發動了無情的戰爭。反教權、反君主、反共產、反德國,他在所有這些方面代表了法國精神的主流。 還有另一種情緒,另一個法國。它就是福煦的法國——古老、高貴;這個法國的優雅和文化、禮儀是它贈給世界的禮物。還有騎士的法國、凡爾賽的法國,以及貞德的法國。福煦喚起的正是這個次要的和隱性的民族特徵。從這兩人在大戰最後一年的結合中,法國人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高盧的全部榮耀和生命力。這兩人各自體現了他們的古老和現代歷史。法國大革命的血河流淌在這水火不容的一對人之間。他們間聳立著基督教高舉起來反對不可知論的屏障。但是當他們凝視著貞德金色雕像上的銘文「La pitié qu』elle avait pour le royaume de France」(法語,大意:她的心與法國同在),看到聖女沒舉起的劍的閃光時,他們的兩顆心是一樣的。法國人擁有雙重特徵的程度沒有任何偉大民族可比。英國或美國,甚至德國,都沒有任何類似的這種雙重性。這是一種不僅在一個接一個的議會,而且在法國每個街道和村莊及幾乎每個法國人的心中持續進行的沒有盡頭的鬥爭。只有在法國面臨生死存亡時,這種鬥爭才會暫停。福煦和克列孟梭的同志情誼如浮雕般演繹了法國歷史。 * * * * * 我們大部分人都熟悉克列孟梭的故事。自始至終狂風暴雨的一生;一路鬥爭、鬥爭;從不止步,從不停戰,從不休息。他的刀在半個世紀的火與冰中鍛造和淬火。他是風口浪尖上的蒙馬特區長[2]。他對分崩離析的帝國[3]的抨擊,對革命者過激行動的抵制,拯救克萊門特·托馬斯和勒孔特將軍[4]生命——差點付出他自己生命的代價——的徒勞努力,所有這些導致極端分子和保守分子都將怨恨集中到他身上。極端分子是因為他們的暴行受到抵抗,獲勝的保守分子則尋求懲罰那些煽動起民眾,又不能再領導他們的人。很長時間裡,他艱難謀生,做過醫生、教師、記者。所有這些考驗只是他長期受到威脅的一生的開始。他進入議會後,另外一系列的衝突開始了。堅定的激進共和主義者、摧毀部長和內閣的人、令所有政治家膽寒的議會惡霸、反對偶像崇拜者、決鬥者、無情攻擊法國新殖民帝國建設者的人,所有這些敵人從四面八方聯合起來反對他。他追隨甘必大[5],又與他決裂。他受到布朗熱[6]愚弄,成為後者的死敵。共和國的存在由一條細線維繫多年,但這條線至少有克列孟梭這個不眠不休的守護人。 但他身後留下多少怨恨啊!每個人都感受過他的毒舌刀筆,面對過他刀槍的也不在少數。深厚的勢力、普遍的利益、神聖的傳統都遭到對抗——而且受到傷害、損毀、妨礙。十來位名聲顯赫的政治家記得是他毀了他們的野心和計劃。這些有時候還是很好的計劃。作為「那個北越人」(the Tonkinner)受到指責並且被趕下台的朱爾·費里通過他的辛苦努力和奉獻將法國殖民地的範圍擴大了兩倍。[7]克列孟梭在他下台中發揮的作用超過了任何人。另一個古老的歷史性領域為法國而開啟。英國人在恢復埃及的償付能力和秩序方面邀請法國人合作。促使法國艦隊從即將轟炸亞歷山大港的現場撤出,轉而北上的重大決定中,對克列孟梭的畏懼就是個明顯的因素。克列孟梭沒能阻止法國奪取突尼西亞、北越(印度支那),但他毀了那個成事者;而且實際上,他沒讓法國染指埃及。法國的新殖民地貢獻了1914年戰線上的兵力。對於控制或阻止取得那些殖民地,沒人做得比克列孟梭更多。可以肯定,在後來的歲月中,對這一點的反思給他帶來不少痛苦。它無疑讓他飽受責備。 法國政治中有一種英國政治無法比擬的緊張、複雜和暴力。它在19世紀80—90年代達到極致。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戲劇中的所有元素都有了現實表現。法國議會生活忙亂、激烈、邪惡,經歷了連續不斷的醜聞、欺騙、揭露、偽證與謀殺、陰謀、個人野心與報復、詭計與背叛,這些只有在芝加哥的地下世界裡才能找到類似的現代做法。但在這裡,它們在萬眾矚目的舞台上呈現在全世界觀眾面前。它們的演員都是最能幹的人,是知識分子和演說家,他們有名望,有權力;他們有最高貴的情感;他們生活在公眾視線中;他們控制著軍隊、外交和財政。這是個可怕的社會,優雅得冷峻,充滿了火藥味,到處拉著通了電的電線。克列孟梭無情地、好鬥地、得意揚揚地大步流星,穿過它的中心,時不時在此在彼轉身開闢一條戰線,用他的權杖打倒對手。 讓我稍稍提及19世紀最後25年里震動了法國的四次大醜聞。在格雷維事件中,格雷維(Francois Paul Jules Grévy)總統的女婿因為大量出售榮譽勳章被定罪,付出了總統的地位和名聲的代價;白費力氣的布朗熱狂熱差點以淨化和恢復共和國為藉口摧毀了它。這是前兩個。更大更惡劣的還在後面:巴拿馬的污水坑必須抽乾;[8]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的痛苦必須經歷完。[9]請讀者記住,所有這些驚人事件與活生生的戲劇都發生在一個國家,而它已經被革命和內戰的記憶從內部分裂成勢不兩立的保皇派、波拿巴主義者、共和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等派系:發生在一個一切都不安全,都有爭議的國家;發生在一個剛剛在戰場上被打敗,一直生活在德國勢力陰影下的國家。這個民族一個世紀的歷史是以失敗告終的外部戰爭和以屠殺與剝奪為高潮的內部不和的歷史,那些事件就發生在這個民族中。外國軍隊三次進入巴黎來規定議和條件。四五次政變或革命建立或推翻了國王、憲法、政府和法律。晚至1871年,對巴黎公社的鎮壓還伴隨著成千上萬的處決。在各黨各派,鮮血和血跡清晰可見——優雅的舉止、文化或智力的輝煌也掩蓋不了。大戰前的現代歐洲無處尋覓這樣的景象。從來沒有一個如此優雅文明的社會需要撫平這樣可怕的傷口。 克列孟梭不會憐憫,也不指望別人的憐憫。他不擇手段地推翻了一系列政府。他在格雷維醜聞中毫不留情。他的門上釘著十來位部長的政治頭皮。他隨時準備採取一切手段——包括武裝行動——對付布朗熱將軍和盲目聚集在那個稻草人身後的愛國力量。到目前為止,他還是那個無情的進攻者。但在巴拿馬事件上,形勢似乎發生了逆轉。懷疑的瘟疫那有毒的氣息污染了他。巴拿馬騙局的兩個最大惡棍——公共人物中的兩個主要腐敗者——是科爾內留斯·赫茨(Cornelius Herz)[10]和雷納克(Jacques Reinach)男爵[11]。克列孟梭與這兩人關係密切。赫茨曾向他的《正義報》(Justice)提供財務幫助;一貫無所畏懼的克列孟梭曾在雷納克暴死那天夜裡領他去見內務部長。140名代理人的作為受到質疑。許多人據稱牽涉到那盤根錯節的腐敗中。每一方都聲名掃地,或者名聲遭到質疑。每個倒下的人都拚命拉別人下水。在這些日子的譫妄中,與有罪者最微不足道的接觸都被認為有損一個公共人物的名聲。克列孟梭的接觸可不算小,他給出的解釋也不算特別詳盡。那麼,他——對別人毫不留情的他——能脫身嗎?這難道不是他的敵人團結起來,一舉摧毀他的機會嗎? 眾議院全體會議上,激動的德魯萊德(Paul Déroulède)聲稱赫茨在法國的影響力和榮譽的快速上升只能歸因於某個權勢熏天的人。「這個有用的、忠實的、不知疲倦的中間人——如此活躍,如此危險——你們都認識。他的名字掛在每個人嘴上,但你們中沒有一個人會說出他;因為他有三樣讓你們害怕的東西——他的刀,他的槍,他的嘴。我一樣也不怕,我要說出他的名字。他就是克列孟梭先生!」 還有: 「科爾內留斯·赫茨是敵國特工。他的共犯完全應該受到處罰。同時,讓我們為了伸張正義,指出那些幫助他的人中罪大惡極的。」 [12] 任何國家都免不了發生這樣的事件。節儉人的儲蓄被揮霍,公共資金被盜取或可恥地濫用。立法機構成員甚至部長們收受賄賂或好處,或得到巨大利益的承諾。公眾可以假定或聲稱他們的投票或講話被腐蝕了。與這些真正有罪的人混在一起的是許多雖非罪犯,但為舉止不慎和交友不良所損害的人。與這些人混在一起還有一些人,他們完全清白的交易或友誼似乎將他們與這些有罪的人歸到一類。一旦指責的聲音高上去,一旦動機受到懷疑,一旦名單通過謠言傳開,懷疑向各方蔓延,完全合法的行動或關係對公共人物可以是極端危險的。但對於正直誠實一直有一個可靠的辯護:簡樸的生活方式、可以向世人公開的家庭賬目、高傲地隨時展示所有收入來源的意願。這就是克列孟梭能夠做出的辯護。「我的生活中沒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對選民說,「除了一匹我每天花費5法郎養的馬和一家狩獵場的500法郎股份外,我請任何人找到我生活中的其他奢侈享受。」 但更多的指責還在後面。在巴拿馬問題上被擊退後,克列孟梭的眾多敵人帶著新的武器再次發起攻擊。為了證明他收受英國資金,他們在法國內閣默許下拿出聲稱來自英國外交部的文件。這些文件顯然是編造的,在眾議院的攻擊下灰頭土臉地敗下陣來,但謠言傳向四面八方。「現在,」有人說,「我們知道他為什麼反對我們的殖民擴張了;現在,我們知道他為什麼不讓我們染指埃及並且差點讓我們退出突尼西亞了。」每次會議上,迎接他的都是「啊,噢,是!」和「說英語!」這類難聽的喊叫。他在自己的瓦爾(Var)選區被打敗,在人群的奚落和侮辱中退出它的邊界。很少有公眾人物在和平時期受到過比這更殘酷的逼迫。這確實是黑暗的日子,是曾經被踩在腳下的對手陰險的勝利! 害人者,被人害; 勝利者,被打敗; 主宰他人命運的人啊, 成了自己命運的求懇者。[13] 不,不是求懇者,絕對不是。他絕不屈服,獨自面對全體憤怒的法國人。 離開了眾議院,他的聲音再沒人聽到。沒關係!他還有另一件武器。他有筆。他的傳記作者說克列孟梭的新聞稿加起來不止100大卷。他為麵包和生活,為生活和榮譽而寫!他的作品廣為流傳。他就這樣活了下來。他活下來不光是為了恢復,還為了攻擊;不光是攻擊,還要征服。最大的醜聞還在後面。克列孟梭成為德雷福斯的支持者。這一次,他不得不對抗他眼中最神聖的組織——法國陸軍。教會、上流社會、大金融家、媒體,這些都和以前一樣站到他的對立面。但現在還加上那個龐大的組織。不久之後,歐洲的自由將有賴於它的刺刀。「破壞對陸軍將領的信任,你會危及國家安全!」眾將軍異口同聲地大喊。「你希望我們領著你們的兒子走向屠場嗎?」德佩利厄將軍在一次德雷福斯案審判中大聲質問。但歸根到底,爭議的問題是德雷福斯是不是叛徒,而他是無辜的。整個民族分為兩派。友誼為此決裂,家庭因它而分裂。但法國的才能還沒黯淡下去。真相和公正滾滾向前,沿著他幫它們清理出來的道路,克列孟梭恢復了自己的榮譽。他甚至當了一段時間的總理。 * * * * * 在大戰最艱難的時期,這個經驗豐富,胸懷半個世紀仇恨的人被招來指引法國的前進方向。許多法國將軍聲名掃地,他們的計劃全都失敗了。四處蔓延的兵變在前線被艱難地鎮壓下去。巴黎陷入各種重大而複雜的陰謀中。英軍在帕森達勒流光了鮮血,俄國人倒下了,義大利人只剩下最後一口氣,美軍遠水難解近渴。敵人大兵壓境,勇猛頑強,而且就我們所見,似乎無堅不摧。正是在此刻,在所有其他能想到的組合都試過後,這個好鬥的老人被要求登上那個實際上的法國獨裁者寶座。他像馬略回到羅馬一樣重掌大權;雖然許多人懷疑他,所有人害怕他,但命中注定,勢為必然。 正是在這個時候,我開始了解他。我之前見過他幾次,但只是泛泛之交。身為軍需大臣,我頻繁前往巴黎,與法國部長們交往不斷。我與勞合·喬治先生的緊密關係讓我有了額外的密切聯繫人。克列孟梭組閣那天上午,我與他待了半個小時。我聆聽了他在眾議院的開場演講。我的朋友、同事及在法國的對應人物艾伯特·托馬斯(Albert Thomas)只剩下一兩天就將在這場高層地震中失去職位。[14]我們倆在業務細節上合作非常緊密,因此我斗膽請求法蘭西之虎不要干擾正運行順暢的海峽兩岸的合作。我覺得我打動了他,但與此同時,托馬斯在社會主義者的支持下,宣稱克列孟梭作為總理「對國防是個威脅」。這當然是致命的。 我還聽到了克列孟梭在眾議院的答覆。對一個只有膚淺的法語知識和對氣氛的間接感受的外國人,要評價這樣的演講表現相當困難。當然,克列孟梭比我聽過的任何法國議員都更好地再現了英國下院的辯論方法。英國下院辯論的實質和基礎是正式談話。事先準備的演說、在戶外對選民或大眾的長篇大論,這些在我們建造巧妙的小議會廳里從未大獲成功。要獲得良好效果,你得毫不馬虎地緊扣主題,與聽眾建立起緊密聯繫。顯然克列孟梭像是在這麼做:不用筆記或書本或紙片,他從論壇的一頭踱到另一頭,隨著想法在腦海里出現,大聲地斷斷續續喊出尖刻的句子。他像一頭咆哮的野獸,在籠子裡跑來跑去,怒目而視;他身邊圍繞的全體議員願意做任何事來避免他出現在那裡,但一旦讓他到了那裡,又覺得他們必須順從他。這確實不是言辭或說理的問題。痛苦凝結成的強烈激情,步步緊逼的嚴重危險,可怕的疲乏和內心深處的預感,所有這些牢牢抓住了聽眾。最後一把絕望的賭注必須投下。法國已經決心打開籠子,讓它的老虎撲向戰壕對面或法國內部的敵人。描述這個形勢不需要語言、雄辯、論證。咆哮著,嗥叫著,這隻兇猛、年邁、無所畏懼的食肉動物投入了戰鬥。 與德國的生死搏鬥就以這樣的方式開始了。它將持續整整一年。知名法國人物遭到無情的誹謗中傷。對證明為賣國者的處決只是潛在恐怖統治的一個象徵,如果需要或心情使然,它會將僅有異想天開的思想或占據國家最高職位的人送到萬塞訥去面對行刑隊。僅僅意見不合或與之前被認為熱情不足或失敗主義的朋友交往即足以將地位最高的政治家暴露在至少被捕的危險中。克列孟梭喚起了各派心中的恐懼,但沒人有德國人那樣多的理由來抱怨它。 作為外國人,我有時候可以對他說一些他很少容忍法國人說的話。「現在將他們聚到你身邊,忘記既往不和無疑是明智的。傑出人物會陷入自身走不出的境地。在英國,我們經常幫他們走出泥沼。我們製造了許多混亂,但我們總是或多或少保持了團結。」他眼睛發亮,搖著頭,心照不宣的滑稽微笑照亮了他曬黑了的蒙古人似的臉龐。 一天,他對我說:「我沒有政治體系,我放棄了所有政治原則。我是個在事情出現時憑經驗處理的人。」或者那句話是「根據我看到的事情發生方式」。我想起德卡莫爾先生給兒子的信:「根據情況,所有原則都同樣真實,同樣虛假。」克列孟梭說得很對。唯一重要的事是打敗德國人。 接下來是那場重大危機。德軍再次打到馬恩河。從蒙馬特爾的高地上可以看到遠處地平線上的炮火閃光。美軍硬生生插入蒂耶里堡。我在巴黎周邊有重要的軍火和戰機工廠,我得做好工廠南遷和搭建臨時工廠的準備,因此有很多時間待在法國首都。一場戰爭開始前,你永遠應該說,「我很強大,但敵人也強大」。戰爭打起來時,你應該說,「我筋疲力盡,但敵人也很疲憊」。你幾乎不可能在這兩句話很有用的時候說出其中一句。直到崩潰,德國人似乎都是不可戰勝的,但克列孟梭也是如此。他在他的陸軍部房間對我說出他後來在論壇上重複過的那番話:「我將在巴黎城前戰鬥;我將在巴黎戰鬥;我將在巴黎城後戰鬥。」人人都知道這不是信口開河的吹噓。巴黎也許會變成伊普爾或阿拉斯(Arras)那樣的廢墟。那也不會影響到克列孟梭的決心。他打算坐在安全閥上,直到取勝或他的世界炸成碎片。他對生不抱任何希望;對死不屑一顧,他已經77歲了。在命運顫抖時能找到這樣一個專制統治者和捍衛者,這個國家是快樂的。 * * * * * 獲勝時,法國在外國眼中似乎是忘恩負義的。它把他扔到一邊,以最快的速度回到過去政黨政治的混亂中。大體而言,你不能責怪法國人,但他們也許可以表現得更禮貌些。贏得和平的克列孟梭是個偉大的政治家。他面臨著巨大困難。他為法國爭得協約國(也是整個世界)所能忍受的最好協議。法國大失所望;福煦不僅失望,還為個人摩擦所苦。克列孟梭死不改悔,繼續聲討教會。總統職位傳給一個默默無聞的溫和人物,此人不久後從一節火車車廂里掉了下來。法蘭西之虎回到家,人人都以為他回去等死。但他生龍活虎地過了一年又一年。他隨時都有能力抓起舵把,指揮法國這艘巨輪。當然他感覺到了。他如撒旦般驕傲地將自己包裹在他的長壽紀錄和令人敬畏的聲望中。「你接下來做什麼?」他從印度旅行返回後,他們問他。「我要活到死。」他頑固地答道。 無論何時,無論在台上的是哪個政府,只要因公去巴黎,我都會特地去拜訪他。「我不請人來這裡,」他說,「但是你來,我隨時歡迎。」他的長女告訴我,有一次,他甚至以「一種令人難忘的方式」對她說,「溫斯頓·丘吉爾先生絕對不可能與法國為敵。」他去世前一年,我最後一次見到他。弗朗索瓦大街一所小房子,一間小小的書房兼客廳。當時是冬天,房間似乎沒加熱。房間裡有一架大壁爐,但堆滿了書。顯然這一年不會生火了!我後悔沒把大衣穿過來。老人戴著顯眼的黑色無邊便帽、手套,包裹得嚴嚴實實地露面了。見不到一絲拿破崙的俊美,但我指望一些聖赫勒拿島君主的尊嚴;而比拿破崙更久遠的羅馬人物出現在眼前。兇猛,驕傲,高官下台後的貧困,下台後的莊嚴,給予這個和下一個世界的堅毅外表,所有這些都屬於那些古代人物。 「丘吉爾先生,我一直欣賞英國人對馬的熱愛。我發現了他們為什麼愛馬。看看他們騎兵的馬,再看看他們炮兵的馬。從未有這類馬養育得如此漂亮。我會告訴你英國人為什麼愛馬。他們是水手,他們生活在海上,在船上。他們只在假期才回到陸地。他們在陸地上喜歡動物,尤其是馬,因為他們在海上的時候根本看不到。」還有: 「我在印度的時候,看到你們民族看不到的一些事。我經常去市場,去爬山。我找到一個好翻譯,許多人來和我交談。你們英國官員對印度人很粗暴,一點也沒有融入印度人中。但他們尊重印度人的政治意見。這是本末倒置。法國人會親切得多,但我們不會讓他們質疑我們的政府原則。」 「勞合·喬治先生現在是法國的敵人。他親口告訴我,說英國永遠不會是法國的朋友,除非它很軟弱或處於危險中。我對他很惱火,但在那些事情進行之際,有他在那裡,我還是很高興。」 我提到一名法國政治家的名字。「不,我不能與外國人討論法國政治。請原諒,有些名字我是不會說的。隨時過來,(在門口)再見。」 * * * * * 我收到他女兒這樣一封信: 關於我父親的記憶有這樣一個傳說,這已經與我的祖父班傑明·克列孟梭聯繫在一起了。它說他希望站著入土。如果他希望這樣,我們會懷著對他留下的一切——他觸摸過的一切——的無比尊敬,滿足他的遺願。我自己身為他的長女,曾與他如此密切地共事過,在長期的每日接觸中,知道他最內心的想法,更加應該這樣做。總之他自己巨細靡遺地安排了與最終歸宿有關的一切。如果有一天,你去看這個沒有任何銘文的無名墳墓,我想你會為那個簡單孤獨的地方所打動。在那裡,你只聽到風颳過樹叢,聽到谷底小溪的低語。但他曾希望回到他父親身邊,回到幾個世紀前,位於旺代林木深處的祖先土地,科隆比耶的克列孟梭(les Clemenceau du Colombier)。 注釋 [1]克列孟梭(1841—1929),法國總理(1906—1909,1917—1920)。1876年入選眾議院,屬左翼,綽號「老虎」。力主對德進行復仇戰爭。1906年任內政部長,同年出任總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主張將戰爭進行到底。組織協約國對蘇俄進行武裝干涉。曾為巴黎和會主席,參加起草《凡爾賽和約》。1920年競選總統失敗,退出政界。⁑ [2]1871年3月,法國在普法戰爭中戰敗後,勞工階級在巴黎蒙馬特高地起義,成立了巴黎公社,它存在了兩個月。⁑ [3]法蘭西第二帝國由拿破崙三世統治(1852—1870年統治)。皇帝與帝國都在普法戰爭中被推翻。⁑ [4]克萊門特·托馬斯,國民自衛軍將領,曾帶著大炮到蒙馬特爾高地,防止普魯士人攻占它。在1871年3月,勒孔特將軍,指揮常備軍,從國民自衛軍手中奪取了大炮。但雙方的士兵都加入了公社的起義。在兵變中,兩位將軍都被囚禁、槍斃。⁑ [5]甘必大(1838—1882),法國政治家,反對拿破崙三世的第二帝國,幫助建立了第三共和國。1870年10月7日,因害怕革命,乘熱氣球逃離巴黎。他曾任共和國的內政部長(1870—1871)和總理(1881—1882)。⁑ [6]布朗熱(1837—1891),19世紀80年代法國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在法國掀起民族沙文主義運動,並聯合保王黨謀取政權,後失敗自殺。⁑ [7]朱爾·費里(1832—1893),法國總理(1880—1881,1883—1885)。任內積極推行對外殖民擴張政策,在非洲,先後入侵占領突尼西亞、馬達加斯加、剛果河和尼日河地區;在亞洲,侵占越南東京地區,並挑起中法戰爭,因戰爭失敗被迫辭職。⁑ [8]法國於1880年開始在巴拿馬開鑿與海平面齊平的運河(無船閘),但在約2.2萬工人死亡(絕大部分死於瘧疾和黃熱病)後,於1893年被迫放棄此計劃。⁑ [9]德雷福斯上校(1859—1935),阿爾薩斯猶太裔,法國軍官。因被宣稱在巴黎將法國軍隊機密透漏給德國大使館,被判終身監禁。1896年,指向一個不同的罪犯的證據被封鎖,而之後德雷福斯則基於錯誤的記錄而被指控。面對這種不公,作家左拉在克列孟梭編輯的《震旦報》(L』 Aurore [The Dawn])發表頭條文章《我控訴》,並在1898年的巴黎引發了一場公共抗議。德雷福斯於1899年獲得總統特赦。⁑ [10]科爾內留斯·赫茨(1848—1898),法國電學家,後成為美國公民。在1892年至1893年的醜聞中被牽連。許多法國部長,包括克列孟梭,被指控從巴拿馬運河公司收受賄賂。他被認為是運河公司與受賄官員之間的中間人。他逃往英國,被缺席審判為五年監禁,但英國拒絕將他遣返法國。⁑ [11]雷納克男爵(1840—1929),銀行家,法蘭克福比利時領事之子。是巴拿馬運河公司的財務顧問,被懷疑參與了有組織的行賄。據說他為了避免欺詐罪和詐騙罪的指控而自殺。⁑ [12]The Tiger, Georges Clemenceau, 1841—1929, by George Adam.† [13]拜倫《拿破崙頌》,寫於1814年拿破崙退位並被流放到厄爾巴島時。⁑ [14]艾伯特·托馬斯(1872—1932),法國軍需部長。但在1917年11月被迫離任,就在克列孟梭的開場演講之前兩個月,而非丘吉爾所說的「一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