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1937 · 喬治·納撒尼爾·寇松[1]

喬治·納撒尼爾·寇松，1920$ Graphic Photo Union$ 英國現代政治中，很少有人的職業生涯比喬治·納撒尼爾·寇松的更值得審視，很少有記錄比他留下的更有參考意義。這是一個天賦遠超平均水平的人物：裝備有裝飾著思想和財富的華麗寶藏；被意志、勇氣和孜孜不倦的勤奮所驅動；沒有特別經歷過壞運氣；沒有被一個較大的計劃排除在外，然而他沒有實現他一生的中心目標。他為什麼會失敗，是如何失敗的？這個非常傑出的人物一直處於相當牢固的地位，什麼樣的個人和外部理由剝奪了他一生野心所系的獎賞？在這個有限的領域，無疑沒有一份探究比這更富教益。 喬治·寇松一出生就擁有了富裕和貴族門第的所有好處。一個富麗堂皇的家，環境優美，古樹圍繞，優渥的物質生活伴隨著他的青年時期。但與此同時，嚴格的女家庭教師帕拉曼小姐和嚴厲的私人教師坎貝爾先生採用了程度最嚴格甚至苛刻的紀律約束和糾正。嚴格而虔誠的養育在一種舊世界的高貴氛圍和充足資金的基礎上進行。如同從這門家庭大炮射出的遠程炮彈，這個年輕人在19世紀70年代初進入伊頓公學。不少於十年的時間慷慨地花在他的教育上。他將在伊頓公學度過的六年當成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寫了下來。它們當然是不斷的幾乎一個接一個成功的歲月。他很快作為一個擁有無窮力量的人在同代人中脫穎而出。他在伊頓公學快速成長，最終成為該校實際上的學生首領。他收穫了數量創紀錄的每一種獎項。拉丁文、法文、義大利文、歷史，特別是英語散文和韻文在他的筆下超乎尋常地流利。在伊頓，他是當時最好、最勤奮的學者。但在所有這些成就之上，他還加上了一種固執、叛逆和輕蔑的惡劣脾性，這讓老師們對他又愛又怕。憑著可怕的研究能力和輕鬆快速的接受能力，他拒絕了所有偏愛，喜歡在不受重視中成功。他退出法文、義大利文和歷史學教授的課程，以便通過個人努力從他們最珍愛的學生手裡贏得獎勵。 但即使有這麼多缺點，他的魅力、英俊外表、風趣和天生優勢無疑為他贏得同學的接受，獲得出醜的老師的尊敬。他當然不是模範學生，但學業優秀，遠遠超出常人。他以神奇的速度成熟起來。還沒到17歲，他就掌握了豐富的詞彙，寫出感人的句子，擁有了優雅的文字品味。他在「校外寄宿生班長」撰寫的事件記錄中的條目是供吹牛誇大的學校傳奇。他的思想和知識與他流利的口才和寫作齊頭並進。他激勵和啟發了伊頓辯論社團，使事業高峰期的格萊斯頓先生為它所折服，向它發表講話。人人都注意到他現在的卓越，預言他未來的聲名。 他在牛津大學的四年同樣醒目。他將主要注意力直接投向政治。他的學術研究屈居興趣之後，只為他在考試中爭得第二等成績。但他很快成為年輕保守黨人的意見領袖。他維持著查塔姆俱樂部（Chatham Club）和坎寧俱樂部（Canning Club）。他成為學生會主席。他大量寫作，不斷演講。他從事一切活動都全力以赴。他的早慧名聲傳到牛津之外，傳遍了當時主導政治舞台的貴族圈子。21歲的他成了臭名昭著的「未來之星」。 「臭名昭著」一詞是經過考慮的，因為所有這些早熟的光芒里混進了一個無辜但依然嚴重的污點。他嫻熟的口才讓他一舉達到囉唆的程度；他考究的措辭有一種浮誇的成分；他廣博的知識被指淺薄；他天生的優秀伴著一種優越神氣。然而，所有這些只不過是強勁而充滿希望的前進大潮下的一股暗流。 那時候，一個有如此才能和影響力的青年作為一個大選區自由選出的代表進入下院非常容易——實際上現在依然很幸運地容易。但他在此第一次遇到一場與他的天賦不完全適應的考驗。19世紀80年代末的下院在社會等級上與今天的議會大不相同。但與現在一樣，它也是對一個人最恰當最全面的評論。它發現了寇松的某些不足。它當然無關知識或努力，也無關說服力或舉止外表的吸引力。所有這些都在他的掌握中。你可以打開他的背包，一個項目一個項目地記下清單。這份清單什麼也不缺，然而不知為何，加起來卻不完整。全面考慮了他的年輕和出眾才華，下院認為剛當上議員的他無足輕重。他引來欣賞和嫉妒，但既沒有多少愛，也沒有多大恨。他可以準確地論述一樁事，發表一份有力的反駁。他優雅地揮舞著議會小刀；他工作、旅行、閱讀、寫作（僅一本關於波斯的書就有1300頁），做一切受委派的事，但沒有能力影響意見或改變事件。單純的人擁有粗野的力量和通過經驗獲得的信念，他們平平淡淡結結巴巴的講話比他精緻優雅的表現更有價值。他在下院遇到了對手；與那時候的議會大人物相比，他即使在全盛時期也從未被看成匹敵的鬥士或未來對手。理論上，只要事情可以通過一場考試來解決，他與小皮特就沒什麼不同。但實際上，他卻不值一提。 在他得到一個副大臣職位前，保守黨已經連續在台上五個年頭。索爾茲伯里侯爵在1892年的失敗給寇松提供了坐上下院反對黨前排的大好機會。可以保險地說，一名一流議員，擁有前大臣的全部優勢並且沒有明確的不合格，不可能在他的政黨三年後重新上台時拿不到一個內閣位置。然而在1895年，索爾茲伯里侯爵無疑即將提議，並且寇松先生無疑也即將接受那個雖然重要但稍遜一籌的外交部副大臣職位。我們肯定會得出結論，儘管有優雅的演講，不遺餘力的周到，對成語和警句的掌握，社會關係和完美的品格，他還是在下院一敗塗地。這是一個持久的結論。 說句公道話，他從未自願放棄這場鬥爭。他希望戰鬥，紮營，然後在下院繼續戰鬥。他懷著不滿和警惕看到即將到來的繼承貴族身份的陰影。為避免這不幸的命運，他嘗試過立法。與其他兩名貴族子弟一道，他在下院推動一項法律。它將給予議員自由，讓他們可以拒絕或推遲不受歡迎的向貴族的晉升。最終獲任印度總督時，為了使下院的大門在他回國時向他敞開，他接受了一個愛爾蘭貴族頭銜。因此沒人可以確定地說，他不會如迪斯雷利那樣最終獲得成功。不管怎麼說，他一直將最終被排除在下院之外看成一生最大的不幸。 在他第二次獲任次大臣的時候，我第一次用欣賞的目光打量他，並且立即為他談話中的快活、坦率和充實所吸引。1895年夏，德文郡公爵府上開招待會，慶祝保守黨重新掌權，我在那裡向他致意。一年後，他任印度總督期間，我數次作為一名少尉軍官在他府上做客。他擁有或至少養成了在交談中與年輕人完全平等的令人稱道的習慣。政治家在這方面做得很好。在加爾各答，他的飯桌上，他對密友韋爾登（James Edward Cowell Welldon）主教那俏皮而毫不留情的打趣逗得我非常開心。主教當時是印度都主教，是我在哈羅公學時的校長。「我覺得，」他對我說，「我們不久就會聽到你在下院侃侃而談。」我還沒有能力以公共演說所需的速度即興構思，儘管這是個巨大妨礙，我自己依然強烈地懷著同樣的看法。 許多人個性中都有矛盾的品質，但很少形成比喬治·寇松的品質更鮮明的對比。世人認為他的舉止和內心非常自負。這種廣為流傳的深刻印象來自許多評價者的經歷和報告，但在一個由親密朋友和地位相當的人或他看作地位相當者組成的小圈子裡，你看到的寇松立即打破了這種印象。這裡你能看到那個迷人、快活的同伴。他總是隨時準備自嘲，隨時可以表達同情和理解，讓每一個他以敏捷機智觸及的話題大放光彩。似乎難以置信，這顆溫暖的心和孩子氣的快活天性可以如此有效地瞞過他見過和共事的絕大多數人。他最不擅長所有的小事，在私生活的瑣碎細節上斤斤計較，甚至與足可信賴的朋友爭吵，然而在他各種宮殿般的宅邸里展現他的殷勤好客時，他又是最快樂，最如魚得水的。一方面，在他交遊廣闊的圈子裡，他在每一個疾病和不幸的場合都伸出安慰和同情之手；另一方面，他是嚴厲指責下屬的高手，在為他服務的人中很不得人心。他似乎用同樣慷慨的手一路撒下感激和怨恨的種子。儘管擁有各種迷惑人吸引人的品質，他從未有過一批追隨者。雖有莊重的言辭、外表和舉止，但他從未領導過。他常常盛氣凌人，但從未居於中心地位。 寇松的印度總督任期是他最輝煌的時期。近七年時間裡，他威嚴地統治著印度的廣袤地區。從未有繼任者超越他給這一工作注入的智慧力量。他對什麼都感興趣，經手的幾乎每件事都井井有條。對印度所有民族的真誠熱愛，對他們基本尊嚴和權利的堅持擁護，對他們的遺蹟和藝術的深刻了解，孜孜不倦的工作，處理沒完沒了的文件的一支不倦的刀筆，這些都是他在這段漫長歲月里對英印政府做出的貢獻。一份以和平主義為主，包含明確反軍閥觀點的邊境政策，龐大的建設性公共工程計劃，在政府每個部門體現出來的自由思想和人道主義傾向，這些合起來使寇松的總督任期成為英印歷史上一段難忘的時期。 然而它最終結束於悲傷和憤怒。一場高層不和在總督與總司令基欽納伯爵間發展起來。[2]事後就事論事，我相信寇松無疑是正確的。但在手腕、陰謀、個性力量、可疑而危險的花招方面，那個士兵每次都勝過了這位政治家。基欽納伯爵與國內政府和印度事務大臣建立了自己的秘密聯繫。他有自己的代理人和通信渠道。他以勞合·喬治般的技巧選擇作戰陣地。在爭議的最高潮，寇松自己的朋友組成的政府和幾乎是他鐵桿朋友的印度事務大臣布羅德里克（William St. John Fremantle Brodrick）先生宣布反對他，並且是錯誤地宣布反對他。[3] 他憤而辭職，回到英國，將鬥爭的矛頭對準了前同事，主要是他的兩個最親密的朋友貝爾福先生和布羅德里克先生。但這場可怕的衝突從未發生。寇松從印度回國後，發現保守黨的長期統治實際上已經瓦解。張伯倫先生的關稅改革運動吸引了公眾的注意力。保守黨政府在1906年的大選中被掃地出門，它所有知名的傑出人物都淪落到默默無聞的破落反對黨地位，只在九年後通過大戰的動盪才得脫身。他們的私人爭論因此不再有公共意義。他們轉入休眠，但火還沒熄滅。寇松直到多年後才與布羅德里克再次說上話。他們自學生時代起就結下的友誼永遠結束了。至於貝爾福，他的沉著是莊嚴的，他的禮貌和善意是可靠的，他留下的印象無法抹消。這是另一個對寇松侯爵的公共生涯極其重要的事實。 * * * * * 現在我們來到那場大戰。在這個階段，寇松接觸到一個個性幾乎與他完全相反的人物。你很難想像兩個像寇松和勞合·喬治這樣完全不同的人。性情、偏好、環境、成長、思維過程都完全不同而且顯著對立。當然，兩人的分量和力量從來都沒法相比。那個威爾斯村莊的後代整個年輕時代都在反抗貴族階層，他曾從駕駛四馬馬車的當地保守黨大佬的路上憤怒地跳下，在夜裡拿大佬的兔子發泄怒火。他有一種極寶貴的才能。這正是那位伊頓公學和牛津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的學生一直缺乏的才能——他的神仙教母拒絕賜予他的恩惠，沒有它，所有其他才能都廉價得驚人。喬治有「透視眼」。他有那種深刻的原始本能，能看透話語和事物的表面。這種視力雖然模糊，但肯定看到了磚牆的另一面，或距人群兩塊地遠就能找到目標。在這項才能面前，努力、知識、學問、雄辯、社會影響、財富、名聲、清醒的頭腦、無窮的勇氣都算不了什麼。將兩人放在任何機會平等的環境下，一個將吃掉另一個。勞合·喬治為自己的目的利用寇松，在自己方便的時候慷慨地回報他，頻繁地奉承他，但從未讓他進入他的決策核心。 * * * * * 喬治·寇松的信寫得很漂亮。寫一手好字的勞累對他是一種愉悅。他可以優雅地駕馭一支羽毛筆或鋼筆，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速度都快，時間都久。他一天肯定要寫上許多小時的信，寫到深夜。在支撐著脊椎的鋼製緊身衣的支持下，他會一直寫啊寫啊，寫出通常無關緊要的漂亮、嚴肅、華麗的書信。這對他是一种放松，也許在無意識中是對他幾乎持續的疼痛或不適的反向刺激。 我記得在他任印度總督期間的1903年我去看望第一任寇松夫人。她婚前叫萊特（Mary Victoria Leiter Curzon）小姐（詼諧者稱之為「亞洲的萊特」），是她那個時代最漂亮最迷人的女性之一。當時她在英國，正從最終致命的疾病的第一次發作中恢復。她給我看了正在印度的丈夫寫來的一封信。它有100頁長！她給我看了頁碼。全部用他優雅流暢、清楚易讀的筆跡寫成。整整100頁啊！ 1915年末，因為看到即將到來的事件，我離開內閣，去了法國。我和寇松在阻止從達達尼爾海峽撤退方面一直密切合作。他寫給我一封足有20頁長的信，生動地描述了內閣內部關於那個嚴重問題的全部爭鬥，反對我在這場討論中的缺席——「你一直領導了我們」。當這封相當極端的文件送到我手裡時，我正在部隊。一段時間後，他非常擔心，想收回它。雖然我一生幾乎都沒遺失過一封重要書信，但我永遠沒能找到它或知道它的下落。然而如果它現在出現，也已經不再重要了。 寇松個性中的弱點之一是對解釋自己立場的考慮太多，對做好事情的考慮太少。當他寫完令人信服的書信，或者憑他的全部力量和知識將一個問題以全面細緻的形式提交議會時，他通常會覺得他的任務已經完成了。他已經盡了力。形勢會自己發展。他過多關注對事件的說法，過少關注事件本身。 * * * * * 我與他只有過一次公開爭論。1922年，鮑德溫先生正計劃推翻勞合·喬治先生的聯合政府，這場危機於秋天到來，當時所有人家裡都開過幾次飯桌會議，我和勞合·喬治在會上討論了與奧斯丁·張伯倫、貝爾福、寇松和伯肯黑德日益加深的不和，嘗試找出個解決辦法。問題取決於，在沒有召集議會或等到即將到來的保守黨會議召開的情況下，要求解散議會是否恰當。大家認為，除非保守黨內的普遍感覺願意那樣，勞合·喬治先生將不會在大選後繼續任首相。我們這些聯合政府內的自由黨成員底氣很足，因為幾個月前，我們已經書面提出辭職和支持一個純保守黨的政府。我清楚地記得，寇松是如何在所有人面前起身離去時說出「好吧，我樂意」的。這意味著他將在一次對全國的呼籲中支持我們。 幾周後，在卡爾頓俱樂部（Carlton Club）那場重要會議召開時，我們有點驚訝地發現，寇松用他的勢力反對我們，而他保留了新政府的外交部職位，全力打擊我們。無疑他恨勞合·喬治。但是同時他還有對我們所有人的由衷承諾。這一背叛給我們的選舉演講加入了一絲苦澀色彩。寇松發起挑戰，聲稱發給自治領的電報是在沒有問過他這個外交大臣的情況下編造和公布的。那封電報請各自治領在查納克危機（Chanak [Crisis]）中支持我們，反對土耳其再次入侵歐洲。我幾天前做了一次大的闌尾炎手術，但我不會放過這件事。因此我詳細寫道，「不顧這一重大形勢，寇松侯爵於周五夜離開倫敦，前往他的一所鄉間別墅，並且提出要直到周二才返回。星期天，勞合·喬治先生和張伯倫先生（即首相和他自己的黨派領導人）明確要求寇松先生返回倫敦。他答覆說他留在鄉下，因為他在倫敦的房子還沒有為他入住做好準備。他最終被說服於周一返回。到今天為止，我還不知道侯爵閣下在倫敦的住處問題是如何最終得到解決的」。他不喜歡這個，他不會喜歡它。他在《泰晤士報》回復，說我的聲明漏洞百出，充滿了惡意，並且給出了他病得有多重的詳細解釋。我們之前沒聽說過他這場病。我聲稱他承認了對他不利的論點。 直到九個月後，我才再次見到他。我們在倫敦一次大的私人宴會上見了面。他是位重要的大臣，我們則下了台，因此我沒有刻意接近他。但在女士們離開宴會廳後，他走到我身邊，以最高貴最迷人的姿態伸出手，將以往的所有不和一掃而光。這是那個真正的人。 * * * * * 1923年春，博納·勞先生健康惡化。一次地中海巡航沒能恢復他的體力，他決定辭去首相職務。 幾個關於憲法慣例和禮節的問題出現了。當反對黨的領導人職位空缺時，它會在各種合適的人物中自由選擇。但一個政黨如果在台上，君主的選擇也許預先確定，並且在某種意義上預先限制了該黨的決定。這是絕對的君主特權。任何政黨都不可以向君主提出首相人選。一旦首相有了組閣的委任，他可以自由行事。然而，國王在選定任何特定的人之前讓執政黨選擇自己的領導人，這也許與憲法的精神更加協調。君主不應被捲入一個可能有爭議的決定，這是英國政治制度的固有傳統，除非在出現僵局或緊急情況下，這個傳統沒有例外。舉例來說，如果新首相不被擁有下院多數的政黨接受為領導人，國王會招致無謂的打擊。即使出於對王室決定的尊重，但有違執政黨的本身傾向，它接受被提名的首相為其領導人，很可能首相的地位會很尷尬，而政府也會很短命。等上幾天，讓有爭議的主張自己解決，這對王室沒有任何損失。王室這時將依據一項確定的事實，而不是不管對情況多麼了解的估計來行事。 當然，即將離職的首相作為多數黨和下院多數派領導人，向國王提出對繼任人選的建議是合乎慣例的。這樣，王室做出一項不被接受的選擇的風險大大降低了，而且在任何情況下，不管發生什麼，君主都受到他是依據負責任的建議來行事這一事實的保護。如果出了問題，即將離職的首相會承擔責任。大部分情況下，建議的內容都顯而易見。但也會出現形勢比較含糊的情況。這次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博納·勞先生只在幾周前才得出寇松不適合的結論。這裡必須提及促使他做出決定的事件。 英國與穆斯塔法·凱末爾的正式和約簽訂前，一個投資人希望到土耳其開辦一家企業，向博納·勞先生提出申請。首相即將為恢復健康開始他那悲觀到近乎絕望的航程，寫了封簡訊，將事情轉給外交部。寇松侯爵在這件事上找到一個嚴厲回擊的機會。他寫信毫不留情地批評了投資人的人品，以他最冗長的說教方式論述了其中的不便。這份不便是因為人們被誤導，認為他們可以就外交部職責範圍內的問題求助唐寧街10號。他評論說，這樣的做法只會恢復前政權最壞的傳統之一。首相什麼也沒做，卻無端遭此指責，要不是病得太重，早就發火了。但他無疑意識到，如果一個政府和政黨落到一個能寫出如此小題大做的文字的人手裡，這個政府和政黨會有很大麻煩。 博納·勞先生的病情日趨沉重，他覺得自己去表態不太恰當。他唯一確定的是不會推薦寇松。因此他在5月20日致信寇松，「我理解，在當前形勢下，國王讓首相推薦繼任不合慣例，我估計他不會這樣做，但如果他如我希望的那樣立即接受我的辭職，他將不得不就我的繼任問題立即採取行動」。當然，這是承認了寇松的優先權利，但沒有約束力。 博納·勞先生現在病到連親口向國王告別都做不到。他的兩個密友帶著他的辭呈趕到溫莎。喬治國王在表達了對這個消息的遺憾之後，問他會向自己推薦誰。兩位先生說，他病得太重，承擔不了建議之責；於是國王請首相向他推薦一個內閣大臣，他好徵詢這位大臣的意見。這個消息帶給博納·勞先生後，他起初想提議內維爾·張伯倫先生作為顧問。他對後者良好的判斷能力最為嘉許。但因為張伯倫先生只是郵政大臣，而且是內閣新人，他打消了這個想法，打發人回覆說，索爾茲伯里侯爵可以承擔這個任務。聽到這個消息的索爾茲伯里侯爵立即趕到倫敦。但與此同時，國王擔心自己也許會在和平時期被要求不僅為自己選個首相，還在實際上決定保守黨的領導人選，採取了其他步驟。為了讓王室的那一重要職能得以在與公眾情緒和利益相一致的基礎上履行，他尋求了其他擁有獨立地位的年長政治家的意見。 * * * * * 1923年5月21日，星期一，寇松侯爵在薩默塞特郡的蒙塔丘特莊園度過聖靈降臨周。上午的郵差送來了博納·勞先生的信。他一生追求的時刻來了。寇鬆通盤考慮了政治局面，沒找到一個真正的競爭對手。保守派的大人物里沒人有望對抗他的要求。貝爾福伯爵已經75歲。奧斯丁·張伯倫先生和伯肯黑德伯爵因他們對勞合·喬治先生的忠誠，還沒得到原諒。寇松在博納·勞政府的同事裡，只有一個人是可能的競爭者，而寇松有沒有把他放在眼裡都值得懷疑。這些都合情合理。在官場經歷、智力水平、議會地位和名聲方面，他都遠遠超過了唯一能想到的對手。 鮑德溫先生那時初出茅廬，還是一個幾乎默默無聞的人物。他只當了六個月的財政大臣，進內閣才剛剛三年。他從未在議會或其他地方發表過一次值得關注的演說。寇松則是上院領導人。他在公眾心目中占有突出地位已經有四分之一個世紀，此刻正以他一貫的盛名占據著外交部。星期一一整天，寇松都在等待那次必將到來的召見。它終於來了。至晚，斯坦福德姆男爵（Arthur John Bigge，1st Baron Stamfordham）的一紙電報召喚這位大臣去倫敦。星期二去倫敦的旅途是在制定計劃中度過的。對這次召見的含義，寇松心中沒有疑問——確實也不該有。 他將成為首相。 但隨著國王徵詢的進行，一開始可能似乎很明顯的選擇中又透出一絲新的懷疑的光芒。貝爾福伯爵的巨大影響被放入反對這位前總督的天平的另一端。他被從諾福克的謝靈厄姆特別招來。他得了靜脈炎，醫生反對說，旅行會帶來危險。貝爾福沒給嚇住。他覺得自己有義務要履行。到達王宮後，他堅定地表達了現在的首相必須從下院產生的觀點。他將自己嚴格限制在這一論點上，小心翼翼地不使用其他理由。這就夠了。當夜晚些時候，貝爾福結束這趟疲憊的旅程，回到謝靈厄姆的病床上時，一直陪著他的一些忠實朋友問他：「親愛的寇松會上選嗎？」「不，」他平靜地答道，「親愛的寇松不會。」 就在寇松正趕往倫敦，一路盤算著在唐寧街10號該幹些什麼的時候，國王派人去叫鮑德溫先生。那天下午，斯坦福德姆男爵造訪卡爾頓排屋街時，他只是為了告訴寇松，說鮑德溫先生已經在白金漢宮。這次打擊是痛苦的，那一刻也是異常沉重的。 歷史進程就這樣被王室的選擇突然改變。如果寇松得到國王的委任，保守黨當然會接受寇松作為其領導人。1923年的突然崩潰將得以避免。新選出的議會將度過其正常任期的大部分時間；社會黨人也不會在當年秋天以少數選票上台；給議會人員帶來極大壓力，給公共經濟和政府帶來傷害的1923年和1924年大選將得以避免。從上院選出首相的做法已經過時的原則事實上得到王室承認。實際上，這個問題只有議會在當事人在場及綜合考慮形勢後才可以決定。 既然這些事件可以在事後回顧，當時做出了正確選擇這一看法不言自明。更值得懷疑的是選擇是不是以正確的方式做出的。但如果寇松能預見到形勢，他的個人命運也許會改觀。新首相急於留住他。一接到委任，鮑德溫先生第一個就去拜訪寇松，請他留在外交部。寇松立即答應了。他無意放棄外交部。他不會讓痛苦扭曲他的行動。他不會讓怨恨支配他。他在新團隊里忠實地扮演了他的角色。這一正確並且具有公共精神的舉動儘管是他個性中值得稱道的部分，但最終對他的野心造成了致命損害。如果他遠離鮑德溫政府，在六個月後落到保守黨頭上的選舉災難之後，他將處於一個比以往遠遠有利的位置上，這是沒什麼疑問的。鮑德溫被認為犯下大錯。寇松沒受到那次誤算的損害，而且代表了現在保守黨不得已再次採用的自由貿易政策，也許會是那個不可或缺的人。因此他最終失敗也是因為他像個紳士一樣公平地參與了這場遊戲。這是那些求仁不得仁的例子之一。 寇松的最終醒悟來自命運之輪的下一次轉變：1924年的政府組成時，他將外交部讓給了別人。 經歷最初的打擊之後，他憑善意和尊嚴挺過了這些重大反轉。但是無疑，它們給他漫長緊張的一生帶來了最終的失望。他經歷了金色的早晨、青銅色的正午和鉛灰色的傍晚。但所有這些都是充實的，每一種都按它自己的風格打磨到閃閃發亮。 注釋 [1]喬治·納撒尼爾·寇松（1859—1925），英國外交大臣（1919—1924）。1886年作為保守黨人進入議會下院。初任印度事務次官、外交部次官。1898—1905年任印度總督，鎮壓印度民族解放運動，實行孟加拉分治。外交大臣任內參加策劃武裝干涉蘇俄。1920年紅軍反擊波蘭軍隊時，提出不得越過停火線（即寇松線）的要求。1921年封為凱德爾斯頓侯爵。1924年任樞密院議長。⁑ [2]基欽納1902年至1909年任印度陸軍總司令。寇松想要維持現有安排，即總司令僅有行政職能，同時一些高級軍官向總督提出關於政策、供給和花費等軍事事務的建議。而基欽納則想要對所有軍事事務的完全控制。⁑ [3]基欽納獲得了印度事務大臣布羅德里克的同情。1907年，寇松離開印度六個月後，基欽納的主張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