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1937 · 亞瑟·詹姆斯·貝爾福[1]

外交大臣亞瑟·詹姆斯·貝爾福$ Keystone View Company$ 拉姆齊·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2]作為首相講話時，說到亞瑟·貝爾福，「他遠看如煙世事。」這話里有事實真相，也有講話者情緒的辛辣。麥克唐納曾近看世事，他內心更願意遠望。一絲懷舊但不乏驕傲的下意識的嫉妒感導致他說出這恰當而含蓄的評論。麥克唐納一生都在工黨－社會主義者的漩渦里掙扎，有時被趕出議會，甚至因為他與反國家勢力的聯繫，幾乎被趕出這個國家；一直受到挑戰和騷擾，在大眾不滿的持續風暴中時不時冒出成功的光芒；今天來了，明天又走了；他支持的事業，有時連他自己都不願為之戰鬥；一時登上巔峰，一時落入低谷。這樣的麥克唐納只能對他那位幸運而失敗的前任漫長、寧靜、高傲的事業既敬佩，又不屑。 「他遠看如煙世事。」亞瑟·貝爾福沒有混入那片喧譁。他滑行在它的表面。他生而擁有巨富。為國家服務逾50年後，來自古老貴族頭銜的財產在他死時已經減少，但依然相當可觀。他從未真正擔心過金錢，他從不需要面臨謀生或支付生活必需品賬單的問題。他在蘇格蘭有個美麗的家，在卡爾頓排屋街（Carlton House Terrace）有一座舒適的宅第，都由可靠的資金自動維護。這就是他在世上的位置。他與他所屬的大地主階級一樣逐漸而穩定地失去財產。雖然他在晚年的不幸投機中失去了大量財富，他對此從未過度擔心。他的需要不多；他的生活習慣很樸素；他總是很富足，也有富足帶來的安全。 大人物的傳記作者傾向於忽略或淡化這些非常實際的考慮。然而，它們在任何公共人物的事業中自有其價值。已故的貝爾福伯爵一生都沒受到世俗需要的羈絆，這對他是幸運，對他的國家更是大幸。在現代條件下，對事務毫無偏見的看法與日常生活需要之間的妥協越來越多，他從來沒必要這樣做。這是他的一項巨大優勢和力量源泉。 他是個單身漢。維繫和撫養一個家庭的全部艱巨工作傾注了人類的主要心血，因為一個愛情悲劇，這些遠離了他的視野。自那以後，他自給自足，完全獨立。他考慮的是整個國家，興趣在全世界。英國應該強大繁榮，大英帝國應該更緊密地團結在英國周圍，而英國應該是權利與和平的捍衛者，它自己的志向與抱負應該與一個不斷擴大和鞏固的國際都市的要求和諧相融；而他應該在所有這一切中發揮重要作用，這些是他一生的目標。 他實際上是一個尋求世俗目標的業餘牧師。他在早年生活中獲得和擁有了深刻而明確的觀念；藉助不可思議的理解和感悟才能，他得以調整所有新現象和不斷變化的形勢，與他牢固形成的信念相適應。按麥克唐納的說法，到80歲時，他對生活、思想和事務的興趣還與20歲時一樣濃厚，但他的目標、原則和主題一直頑固不化，在他生活、扮演他的角色甚至統治的這段令人難忘的時間裡幾乎沒有改變。他是那種你可以毫不誇張地使用「政治家」一詞來形容的人。他對羅馬天主教信仰的背離是倔強的，根深蒂固的。除此之外，他似乎擁有一個偉大教皇的個人品質。他具有那種沉著、超脫、高尚的思想和道德眼光與靈巧和實際的管理藝術的結合。對那些影響一個穩定社會的進程的人，這樣的管理藝術不可或缺。為了捍衛他的原則和成見，他用上了每一種行動、言辭和辯論資源。但他知道何時改變，不僅知道何時改變，還知道如何依據形勢的壓力而改變。他堅持自己的信仰，總是對著同樣的星星改變方向，只在逆風的驅使下無法避免時才偏離航向，他與時俱進，活在近三代人的最前沿。他從未陷入困境，從不落伍。他喜愛年輕，接受並且鼓勵它的要求。在思想上，他永遠年輕，同時讓人感覺他擁有成熟的智慧。 最真實優雅的品味，綜合平衡的判斷，敏銳的洞察力，客觀、長久、沉悶、不屈的激情，所有這些都是他的。他無所畏懼，他沒有理由害怕。死亡遲早都會到來。它只是狀態的改變，最壞不過是一種平靜的忘卻。貧困從未進入他的腦海。因為他的品格和行為，恥辱與他無緣。他們帶他到前線觀戰，他平靜地透過夾鼻眼鏡看著爆炸的炮彈。所幸沒有一顆近到讓他跳起來。要是讓它們逮到機會，它們是會讓任何人蹦起來的。一次，我在下院看到一幕狂暴的場景，一名愛爾蘭議員瘋狂地衝過大廳，在距他的臉幾英寸遠的範圍內揮舞拳頭，揮了好幾分鐘。我們這些後面的年輕議員全都準備隨時衝上去，幫他對付一個威脅他人身的對手，但亞瑟·貝爾福這位下院領導人對這個瘋狂人物的興趣既不多於，也不少於一位透過顯微鏡查看一隻受到刺激的罕見昆蟲的扭曲姿態的生物學家。實際上，沒人有辦法讓他屈服。大戰期間，有一次，當我們對愛德華·格雷子爵的政策力度相當不滿時，我（向他表示歉意）對憤怒的勞合·喬治先生說：「唔，至少我們知道，要是德國人來了，對格雷說，『如果你不簽這份條約，我們就立即槍斃你。』他肯定會回答，『一個英國大臣屈服於威脅是最大的恥辱。那種事不合適。』」但勞合·喬治反駁說：「德國人不會對他說那樣的話。他們會說，『要是你不簽這項條約，我們就扭斷你在法羅頓（Fallodon）的所有松鼠的脖子。』那會讓他屈服。」亞瑟·貝爾福沒有松鼠。不管是重大危險還是很小的危險，不管是通過可怕的威脅還是利用其癖好，任何人都壓服不了他的中心意志或破壞他的責任感。 這就是這個不同尋常的人給我留下的主要印象。我認識他，而且在30年時間裡，經歷了政治的變遷沉浮，享受著他成熟的友誼。現在，我們要走近他一點，看看他在生活小事上的表現。 溫徹斯特學院有句格言：「人如其行。」如果真是這樣，亞瑟·貝爾福就是人中最完美的。他是我見過最有風度的人——在各個階層，與大小人物打交道，他都從容、禮貌、耐心、體貼。但這種在他身上完全自然不做作的溫文爾雅的態度卻是他舉止中最不值得一提的部分。他的舉止在無論愉快還是尷尬的各種場合都遊刃有餘。不僅他自己從未表現出尷尬或不知所措，而且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將這一才能灌輸給他置身的任何人群。他讓每個人都感到輕鬆自如，與他們一起安然度過最尷尬、最痛苦的局面。不管需要說什麼，他都知道如何說出來；別人口不擇言，冒出愚蠢或冒犯的評論，他知道如何自衛或回以切中要害、公正或嚴厲的反擊。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場合，他可以並且確實莊重而溫和地說出難以出口但必須說的話。這樣的情況很少見。他永遠是那個最愉快、最和藹、最有趣的客人或同伴，他的在場令人愉悅，他的談話讓人開心。 他總是對任何話題或任何與他交談的人表現得饒有興趣，他擁有並且積極運用這樣的技巧。他的談話里也許沒有約翰·莫利那樣生動鮮明的特色，也沒有羅斯伯里那常常令人不安的才華，但他予人的愉悅超過了這兩人。他在交談中不那麼主動。他讓談話按同伴的意願進行，以最恭維的態度重視好心說出的任何話，接受任何觀點，一步步推動討論——然而他自己經常說得很少。所有與他會面的人離開時，都感覺他們發揮了最佳狀態，他們找到了理解他們觀點的一個人，不管他是否同意。相比他對他們說過的話，他們常常更清楚地記得他們對他說過些什麼，而他也歡迎或者似乎同意他們所說的。他喜歡海闊天空的交談，非常清楚如何掌控它，這樣就沒人被忽略，談話也從未墮落到「令人討厭的獨白」。 政治、哲學、科學的各個分支、藝術、歷史，與閒談一樣，都是他信手拈來的話題。他似乎能引出同伴最拿手的話題。讓他和一個政治對手、一個不滿的支持者、一個十幾歲的小姑娘、一個學生、一名船長、一名探險家、一個發明家或任何專業的一位有學問的教授待在一起，幾分鐘後，你會看到一場熱烈的交談在雙方漸漸高漲的熱情和興趣中滔滔不絕。沒人逃得過他的吸引力。每個人都獻出他最寶貴的思想財富，並且因為它們得到一個如此地位的人如此慷慨的欣賞而自豪，而開心。然而他還是能通過一些頗有見地而令人不安的問題，留心到任何對他設想的真相、感覺或品味的偏離。如果蘇格拉底對他玩弄任何邏輯詭計，他會很快讓那個老傢伙知道自己的位置。如果我上了天堂，我會嘗試安排他們就某個對我不算太深奧的話題聊上一回。 他一生都生活在欣賞他的朋友圈子裡。許多年裡，他都是一個由傑出男女組成的名為「眾人」（The Souls）的社團里的主要人物。他們一起吃飯，一起旅行，一天接一天地互相住到對方令人愉快的屋子裡。另外，他接受各種各樣人的邀請，從未因為其他更誘人的事件爽約，在他身後留下的是滿意甚至快樂。 但在事關公共事務的地方，所有這一切之下卻是一種冷漠的無情。他很少讓政治對抗成為私生活的障礙，他也不會比阿斯奎斯更多地讓私人友誼妨礙他對國家問題的解決，不管那友誼多麼牢不可破。如果他生活在義大利文藝復興那迷宮似的陰謀詭計中，他將不需要學習馬基雅維利的作品。如果他生活在法國大革命中，他會在絕對必要的時候心安理得地將他的政府或政黨的危險敵人甚至一個犯錯的同事送上斷頭台。但他會極其禮貌和完全不含個人感情地這樣做。 許多政治學學生認為他個性的這一面在他對待喬治·溫德姆（George Wyndham）一事上體現出來。溫德姆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社會交往和政治夥伴關係可以造出一對忘年交，許多年來，所有這些聯繫將他們連在一起。但有一天，作為愛爾蘭事務大臣的溫德姆與《愛爾蘭自治法案》支持者打得火熱，甚至到了損害保守黨政治基礎的程度。在公眾看來，似乎貝爾福首相清楚地表明要求他辭職，並且眼也沒眨一下就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但第一手證據壓倒了這被廣泛接受的印象。與喬治·溫德姆最近最親的人聲稱，首相全力支持他，一次又一次地拒絕同意他辭職，只在溫德姆的健康和精神在各種壓力下最終崩潰，他妻子和家庭在醫生大力支持下懇求時，貝爾福才最終接受他辭職。溫德姆無疑到死都是貝爾福的忠實朋友，他敬愛的媽媽珀西·溫德姆夫人一刻也沒動過埋怨的念頭。 * * * * * 另一個為人廣泛討論的是發生在1903年秋的張伯倫先生辭職事件。張伯倫喚起了長期沉睡但一直存在的以帝國優先為偽裝的貿易保護問題，使保守黨陷入一場最激烈的分裂。貝爾福認為分裂他的黨是「不可原諒的罪惡」。他習慣於指責羅伯特·皮爾爵士在1846年和格萊斯頓先生40年後的做法，完全不提這些爭議的好處。他因此也和自那以後的其他領導人所做的那樣，努力維持保守黨在一些中心政策和原則上的一致，這使得保護主義者和保守黨的自由貿易支持者在一個組織內保持團結。他在一本名為《偏狹的自由貿易》（「Insular Free Trade」）的宣傳冊中擺出他的觀點。它總體上接受談判稅率和報復關稅，但如果黨內思想逐漸確認了採取更純粹的政策，它也沒有關上這樣做的大門。但人們熱情高漲，整個國家都在期待著。沒人願談及任何其他事。關於自由貿易的舊教科書被移下書架，一陣辯論的颶風掃過這片土地。自由黨人完全團結在他們的反對之下。一次選舉近在眼前，並且在這些形勢下，這很有可能是災難性的。 時任財政大臣里奇（Charles Thomson Ritchie）先生、喬治·漢密爾頓（George Hamilton）勳爵、伯利的貝爾福男爵（Alexander Hugh Bruce，6th Lord Balfour of Burleigh）等支持自由貿易的大臣覺得，他們正一點一點被引向與他們的信念相反的立場。他們一起商量，並且詳細研究了更換政府和首相的可能性。德文郡公爵的重要性超過所有其他人，是貝爾福唯一可能的繼任者，總體上與他們意見一致，但他天生行動緩慢，而且出於不願傷害感情的動機，避開了所有關於組閣的討論。貝爾福對所有持異議人各自的態度了如指掌。他認為除了德文郡公爵外，他們都「陰謀」反對他。 9月9日，張伯倫先生為了可以放手解釋和推廣他的保護主義政策，致信貝爾福，請求辭職。他在隨後幾天裡與首相有過幾次談話，雙方同意，出於維持保守黨團結的原因，他的辭職將被接受。因此在這個只有張伯倫和貝爾福知道的基礎上，內閣在9月14日和15日召集會議。好鬥的自由貿易支持者認為貝爾福肯定站在張伯倫一邊，一起提出辭職，並且他們知道辭職將會被接受。德文郡公爵沒發言，但他們認為他正與他們採取一致行動。 到目前為止，普遍的看法是，貝爾福故意向支持自由貿易的大臣們隱瞞了張伯倫先生「也已辭職」，並且他的辭職被明確接受的重大事實；他延遲了一整天沒有干預，以便讓參與陰謀的三個同事的辭職生效；並且只是在那之後，他才將德文郡公爵叫到他房間，告訴後者張伯倫已經離職，邀請他留下來。據認為，通過這種方法，他離間了德文郡公爵與同事，得以說服他留在政府內，幫助對抗張伯倫先生的全面保護主義政策。故事就是這樣。 這個版本在歷史上沒有一席之地。首先，張伯倫實際上是在內閣提出的辭職，即，他說出了某種類似「他還是離開的好」或「他必須離開」的話。他兒子奧斯丁給我的一個朋友寫下這樣一段話。「……在那次關鍵的內閣會議前一晚，我從國外休短假回來，直到我在內閣與父親會面才見到他。因此，我不知道他寫給貝爾福的信，也不知道他辭職的打算。我聽到他在內閣宣布了那個打算。[3] 內閣會議結束後，我和他一起乘車回到王子花園，怪他沒跟我說一聲就做出這個決定，但還是加了一句，說因為他要辭職，我當然該同樣做。」 沒人能懷疑這樣的證詞。然而，在男人間進行某些談話時，每個在場的人都會從中得到不同的印象，這種事經常發生。在一些人自然而然地滿腦子都是他們自己的立場時，這種情況尤為明顯。支持自由貿易的大臣們離開內閣會議室時，當然一點也不知道張伯倫已經辭職及他的辭職已被接受。 貝爾福認為讓貿易保護主義和自由貿易主義在同一天一起流點血對保守黨的團結非常必要。他相當清楚，要是支持自由貿易的大臣們知道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支持者自己即將下野，他們一個也不會辭職的。相反，他們會高興地留下來，把他趕出去。但這不是貝爾福的計劃。他認為他們已經聽到張伯倫的聲明，並在這個基本事實的基礎上提交了他們的辭呈。出於他自己的學識，張伯倫的話對他的重要性不同於對那些他不贊成的同事，他對這一事實沒有足夠的估計。他並不覺得一定要將自己的立場通知那些他認為陰謀反對他的人。按他的選擇處理對他構成威脅的各種辭職，這是他的權利，他把這項權利留給自己。他是否該嘗試說服任何人留下來，這完全取決於他一人的意見。但這樣就存在一個推遲告訴德文郡公爵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有一個完全說得通的解釋。 公爵離開內閣時也許懷著這樣的印象，即張伯倫不是真心提出辭職，而且他的辭呈已經被拒絕。我從當時還是斯坦利勳爵（Edward George Villiers Stanley）的德比男爵那裡得到下面的敘述。他當時還是個低級部長——陸軍部財政部長。他是德文郡公爵的繼女婿，與公爵很親密。他們一起驅車到倫敦近郊的君納士貝莉（Gunnersbury）與利奧波德·德·羅斯柴爾德（Leopold de Rothschild）先生一起吃飯。吃到半途，有人送來一隻內閣文件盒。公爵轉向斯坦利勳爵，說：「我的內閣鑰匙留在倫敦了，把你的借給我。」斯坦利當然還無權擁有一把內閣鑰匙，如實說了。文件盒因此一直關著，在夜裡晚些時候又返回倫敦。 第二天上午，斯坦利勳爵前往唐寧街12號的組織秘書房間，得知張伯倫已經辭職，首相已經接受了他的辭職。午飯時，斯坦利勳爵偶遇一個朋友，後者告訴他，公爵很孤單很焦慮，妻子不在身邊，他沒人可傾訴，盼著斯坦利去看看他。 我去了（德比男爵寫道）公爵家，發現他在房間裡踱來踱去。他說：「我當然寫了辭職信。」我問他給出的理由是什麼，他說他不能與喬·張伯倫留在同一個內閣。我的回答是：「但是因為喬已經辭職，那個根本不成其為藉口。」他像中槍一樣跳起來，說：「我對此一無所知。」這時我突然想到，前一夜的紅色盒子裡有這條信息，而他一如既往地從沒打開盒子。這時他打開盒子，如我所料，發現貝爾福寫來的一封信，信上告訴他喬已經辭職，希望他留下來。 他當時非常尷尬，因為他已經將辭呈親手交給貝爾福。我自願提出去見貝爾福。一開始他不肯見我，對於受到打擾非常惱火，告訴我說他正寫信給公爵，說他對他的辭職多麼遺憾，等等。我告訴他不需要寫那封信，因為公爵正要撤回因誤解而發出的辭呈。A. J. B.（貝爾福）這時叫我去喊公爵來見他。我去了。晚上，我和公爵一起吃飯，他告訴我，所有的事情都令人滿意地安排好了。 澄清之後，我相信這些事實第一次真實地展示了這場公案。 18日，張伯倫9日的信和貝爾福16日的答覆公開，支持自由貿易的大臣們認為自己受到首相和公爵的不公正對待。他們的辭職被默默接受，自那次內閣會議後沒聽到任何其他消息。那時的公眾意見普遍認為應該明確告知他們，說首相手裡有張伯倫的辭呈，而他也接受了。連《年鑑》里那中立而沒有感情色彩的描述也說到「一個普遍印象是內閣里的自由貿易成分陷入了互不信任的形勢，而互相信任被認為才應成為大臣同事間關係的特徵」。這無疑是真的，但也可以為貝爾福說句話：首先，他聽到張伯倫在內閣提到辭職，其次，他將德文郡公爵看成自由貿易集團的領導人。他在內閣會議後立即書面通知了公爵這個決定性事實，即張伯倫已經提出辭職，而且被接受；他將告訴其他人的事情交給了公爵，如果公爵覺得合適。然而公爵那天夜裡打不開那個紅色盒子，第二天上午還忘記了它，因此三名支持自由貿易的大臣的辭職生了效。這無疑是貝爾福所希望的，儘管他沒有策劃它，也不可能預見。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讓他們輕易撤回辭呈，即使他們有心這樣做。 通過手腕和巧合，首相暫時實現了他的全部目標。他一次性擺脫了內閣兩方面的極端主義者。他為所有信賴他事業的忠誠者維護了他的中央集結地，留住了令人敬畏而莊重的德文郡公爵。沒過多久，支持自由貿易的前大臣們在他們公開的辭職信上抱怨說，他們一點也不知道張伯倫辭職，而這實際上早在那次內閣會議前幾天就被接受。現在，他們當然怪公爵自己單獨做出和解，和解的條件卻沒有告訴那些與他同氣連枝的同事。對官職一點也不在乎，但對自己的名譽非常在意的公爵著了急。他已經被那個紅色盒子的問題弄得心神不寧，覺得那是他自己的責任。不過現在，他已經保證繼續為首相工作，與首相協商好了重組政府的人員和措施。他像高多芬過去常做的那樣躲到紐馬基特[4]。在那裡，他收到來自自由貿易支持者的一系列書信。他們很憤怒。他們有理有據地認為他騙了他們。德比男爵寫信給我： 他給我看了一封來自……的信。你一輩子都沒看到過這樣一封信。它以天底下能有的各種罪名——背信、不誠實，等等——來譴責他。它讓老公爵寢食難安。他對我說：「想想我活了一輩子，到最後還背上這種種罵名。」 受到如此攻擊的公爵不知所措。十天裡，他陷入嚴重焦慮。這時首相就財政問題發表了一次講話。一名宗教大裁判官對異端嫌疑分子言論的審查也絕對沒有這個能幹而單純的老人對其領導人講話的審查那麼詳盡；讓他如釋重負的是，他發現裡面有一段措辭至少在隱含的意義上超出了使他受到束縛的原則。他立即投出他的辭呈，幾乎高興得在紐馬基特的荒野上打起滾來。亞瑟·貝爾福那套用心良苦的計劃全盤落空，保守黨毫無希望地滑向一場慘敗。 * * * * * 1916年12月的危機中，一場複雜而且更為致命的內閣動盪導致勞合·喬治取代了阿斯奎斯。在這裡描述貝爾福在那場動盪中發揮的作用是不可能的。但沒什麼比關注貝爾福一步不差地穿過那座迷宮時的理性、冷靜、正確同時無情的舉止更予人以啟發的了。他像一隻矯健優雅的貓，腳不點地地巧妙穿過泥濘不堪的街道，從一個內閣通向另一個，從作為他支持者的首相到作為他最嚴厲批評者的首相。[5] 我必須從我的一捆貝爾福語錄里攫取幾片葉子。對一次講話的評論：「阿斯奎斯沒東西可說的時候，他清晰的風格成了一個明確的劣勢。」另一場合的一次反駁：「那篇演講中，有一些真實成分，有一些老生常談，但真實的是老生常談，不是老生常談的不真實。」還有：「它裡面一些幽默的東西本意是認真的，另一些認真的東西本意是幽默的。」這裡有一份我常常在悲觀主義者嘮叨不休的時候發現的很有幫助的評論：「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世界，但還沒糟糕到那種程度。」關於一個有點熱情過度的支持者，「他危險的忠誠困擾著我們」。在一次午宴上，弗蘭克·哈里斯（Frank Harris）先生[6]想表現表現，突然冒出一句，「世界上所有的罪惡都是因為基督教和新聞業」。亞瑟·貝爾福對這個主張考慮了一會，回道，「基督教，當然，但新聞業是為什麼？」我年輕的時候，有一次問他是否曾準備過他的演講結語。「沒有，」他說，「我想到什麼說什麼，在第一個語法正確的句子結尾時坐下。」 在他的政府於1905年下台後，他間或會赴他的年輕朋友和前下院同事的小型宴會。那些同事離開了他，其中一些曾在所有那些英國政治鬧劇中猛烈地攻擊過他。他曾被這個國家的一場大選趕下台。他在下院只有區區上百名追隨者，其中四分之三是對他不滿的狂熱的貿易保護主義者。他在這些情況下總是如魚得水。儘管外面刮著猛烈的政黨派系風暴，但隨著談話的進行，沒人會認為我們所有人不是同一個政黨的成員甚至同一個政府內的同事。一天夜裡，我們談到公共人物該不該閱讀關於他們自己的報紙評語，特別是該不該向一個剪報代理人訂閱的話題。我說我一直這樣做：一個人不需要讀奉承話，在我的經歷中這些從來都不多，但時不時瀏覽一堆剪報，通過看到一些流言蜚語或不滿，或一些他沒意識到的危險批評，一個人能看到一些對一個部門首長有用的信息。「我從不，」A. J. B. （貝爾福，用一個他常被稱呼的著名首字母縮略詞）說，「自找麻煩，在一大堆垃圾里翻找，指望發現一隻菸蒂的渺茫機會。」長期以來，他以從不讀報自誇；長期以來，這被說成是他的一個美德。但報紙笑到最後。後來，我們的社會幾乎只剩下報社這一個堅強自信的機構。他活到了那個時代。終於，他因為脫離公共意見受到責備；最終，他不得不讀報紙，但他儘可能地少讀。 他有許多保持活力的習慣。他從未用電報以外的形式回復邀請。大家因為很快得到回覆而開心，認為電報是體貼的一個標記。30年前，淺橙色信封的到達讓我們的父母精神一振；如果它包含的不是壞消息，他們將它看成一種恭維；所以在另一頭，一切都好。另一方面，你可以口授一封電報而不必親筆寫一封客套信。 他很少在午飯前起床。他躺在床上，不受打擾地處理事務，閱讀，寫作，思考；在周末下午的1點後出現。不管處於什麼危機下，他都表現得鎮靜而精力充沛。他一天的工作已經結束；即使領導著一個搖搖欲墜的政府，即使在大戰的最黑暗時刻，他似乎都無憂無慮。他會在午飯後坐下來快活地談論半個小時；他希望能夠打一輪高爾夫，晚年則希望打一場草地網球。在報紙以大字雙標題炮轟政治形勢的時候，若看到他過著這樣的日子，無知的人會感到意外甚至憤慨。他們認為他漠不關心或沒有顧慮，但他經常從黎明起就在工作了。他從不激動，在下院時很難被人激怒。我頻繁嘗試，只在那些我寧願忘記的少數情形下，在公開辯論中才成功地惹惱了他。 總體來說，下院是他的世界。他生命中的現實興趣和活動在那裡。逾四分之一的世紀裡，他領導著政府或反對黨。沒有哪個負責某項法案的大臣比他工作更努力，或更精通他提議的一項立法的所有要點。他從未在細節上出過差錯，因為他細緻耐心地研究過他負責執行的任何措施的每個方面和可能的困難。作為領導人，他的習慣是親自結束幾乎每一次重要辯論。他通常會講上一個小時，也許有四五個帶副標題的要點，每個要點用匆匆寫在兩隻長信封上的三四十個詞來具體闡述。在這些框框內，他讓自己的思想天馬行空。經常，他停下來選擇最適合他意思的詞。在這樣的時刻，與會者同情地加入他的尋找。那情形就像他在讀一份重要電報時丟了眼鏡。每個人，不管是朋友還是對手，都急於為他找回它。當他自己在馬甲的右上方口袋裡找到它時，人人都為他高興。那個正確的詞就在大聲歡呼或高聲怒叫和眾人的滿足中冒出來。這種在發表講話時吸引正反兩方全部觀眾的才能是極出眾的天分，就演講可以影響意見或選票這一點而言，他影響了下院。 很奇怪的是，這個最輕鬆、自信、流利的演講者也是那個最膽怯最吃力的寫作者。他會赴一個有上萬人參加的集會，當各種各樣的後果繫於他的話及其接受程度時，他的準備經常是在載他赴會的馬車上，通過一場關於這些要點的談話來完成的。一旦他在心裡想到一個有力的主張，他確信可以聰明而獨特地展示出來，但是一拿起筆，「他渾身發抖」，劃掉、改寫和重寫的次數到了驚人的程度。他會在一個句子上花上幾個小時，一篇文章上花上幾天。這是個奇怪的顛倒。在權力巔峰說出的收不回的話，他一點也不怕，但他懷著雙倍於適當的謙卑和敬畏進入文字的殿堂。他對自己的思維活動很自信，對自己筆的活動卻沒有信心。每個國家的歷史都充斥著聰明機敏的作者，他們被要求公開創作時會退縮猶豫，或乾脆避開這樣的煎熬。貝爾福是個相反的例子，這一點相當程度地揭示了他的個性。他考慮的是權衡與平衡，是看到事物的兩面，尤其是在他而言的所有缺點和不足。公共演講的緊急需要和強迫性迫使他以最快的速度闡述他的思想。他的思維空前活躍，每一秒鐘都需要在腦子裡做出決定，但在他的臥室里，稿紙放在膝上，鋼筆審慎地舉在白紙上，針對每種情況和每個句子乃至幾乎每個詞的無數爭論紛至沓來，在他深思默想的凝視前走來走去。他寫的每句話都建立在很高的水平上，但它的傑出是以難以置信的勞動換來的。 由此可以看出，在政治上，他對大事的決斷比對小事更容易。動盪期間，高級行政官員需要連續不斷的明確的行政決定，而他在重大一般問題上比在這種決定上更有效率。他不擅長發號施令，但有時候，發出許多表述清晰、和諧一致的命令是統治者很有用的才能。他害怕孤注一擲，但在戰時，不管怎麼說，長官經常不得不孤注一擲。他討厭在沒有全面徹底了解的情況下表態，但在劇烈變化的時代，許多最重要的事不得不基於不完全和不確定的信息完成，而以之前的研究為基礎的眼光經常是最安全的指導。1918年的一天，協約國最高委員會在凡爾賽宮開會，那裡能聽到德軍的炮火，並且幾乎處於射程之內。他就一個棘手的問題談了10分鐘。他說完後，老克列孟梭明亮的眼睛轉向他，突然問道，「Pour ou contre？」（法語，「支持還是反對？」）他的思維類型擅長於選擇基本原則，判斷世界事務的輕重緩急。他指望有一個能幹的手下，後者能夠將他幾乎總是很好的概念轉化成實際行動。 * * * * * 這裡不適合講述主要由他負責的眾多值得記住的政策行動，我僅擇其要者。他的早期職業生涯全花在抵制《愛爾蘭自治法案》上。作為愛爾蘭事務大臣和後來的下院領導人，他努力公正、有力和仁慈地統治著愛爾蘭。1905年，他的下台讓愛爾蘭在政治上比之前和之後都更馴服，它的人民在各個方面都更幸福。然而，從北愛爾蘭成立為一個自治地區那一刻起，他對南愛爾蘭的命運和前途的關心就少得多了。我倒認為，要是愛爾蘭自由邦被完全排除在不列顛帝國之外，他也不會傷心。他一直將這樣的排除看成大不列顛掌握的最後一著棋。 當美國就古巴的長期動亂向西班牙宣戰時，貝爾福碰巧臨時執掌外交部。大不列顛和西班牙的友誼久遠而珍貴。任何爭議都分不開這兩個曾並肩與拿破崙作戰的國家。貝爾福的根本信念——也許是他最強烈的信念——是所有說英語的民族應該團結一致。因此他在一夜之間逆轉了外交部對西班牙的溫和同情，將冷漠的中立轉為對美國的顯著友好態度。西班牙人不會忘記。當西班牙在大戰中顯示出對法、美、英聯合的極端冷漠時，我一點也不意外。法國人是拿破崙侵略者的後代，美國剝奪了西班牙殖民帝國的最後殘餘，英國似乎沒把西班牙的友誼當回事，而且他們還占著直布羅陀。即便如此，貝爾福的決定經受了時間的考驗。 在當時看來是一場嚴重危機的南非戰爭[7]的那個黑色星期里，貝爾福完全勝任那個形勢。當雷德弗斯·布勒（Redvers Buller）的電報到達時，他是唯一在倫敦的大臣。那封電報提議放棄解救萊迪史密斯（Ladysmith），說這個擁有重要駐軍的城市應該在打光彈藥後投降。他沒有等待徵詢他的首相舅舅或同事的意見，直截了當地叫布勒堅持解救萊迪史密斯，不然就交出軍隊指揮權，打道回府。萊迪史密斯最終獲救。 大戰中，一些事件將他帶到海軍部首腦的位置上，我在其中起了點作用。1911年，他不再是保守黨領袖之後，危險臨近的陰影籠罩在我們頭上之際，我建議首相阿斯奎斯先生任命他為帝國國防委員會的一名常任委員。我強烈地感覺到，在那緊張不安的幾年，我們需要他對生死攸關的海軍和軍事問題的判斷力。我希望能與他討論德國威脅的方方面面，而討論秘密事務的自由只能而且只應該來自公共的、官方的關係。大戰爆發時，我在海軍事務的進展上儘可能多地支持他，並且人所共知，他是達達尼爾海峽行動的堅定支持者。因此當我自己不得不離開海軍部時，我很高興這場當時正處於爭議中的行動將由他繼續下去。他很堅定地堅持下來。 然而，海軍部這樣的行政和直接執行職位並不是最適合他個性和思維習慣的領域。在這場戰爭中，他值得記住的貢獻開始於他轉到外交部之時。美國參戰時，他對華盛頓的訪問展現出他的最佳狀態。英國從未擁有過一個更有說服力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大使和全權代表。戰後，在威爾遜總統和勞合·喬治先生都因為國內政治的急迫需要被召回國的那幾個關鍵星期里，他拯救了巴黎和會免於陷入愚蠢的空談。這次和會上還有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聲明和關於協約國間債務的貝爾福照會的問題。至於嘗試對此做出一個最終的或不偏不倚的判斷，這些他一直堅持的決定依然處於很有爭議的領域。 他在一片祝福和愛戴聲中得意地慶祝了80歲生日。但在那之後，貧困時期開始向這個長期鄙視貧困威脅的人發起報復。他成了病人，他的身體受到損害，但直到幾乎最後一刻，他的思維都保持了對人類前景清晰、平靜的見解，在思考過程中保持了它的無盡愉悅。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我有幸看過他幾次。我痛苦地看到一個高居於普通人之上的人即將到來的離去和——所有人類意義上的——消失。看著他以冷靜、堅定和愉快的凝視注意死亡的到來，我覺得對人類那麼自然和必不可少的一個事件，斯多葛派會如此小題大做真是太愚蠢了。但我也能感覺到那出悲劇，它讓這個世界失去了聚集在一個偉人生命和經歷中的全部智慧和財富，而將那盞燈傳給了某個魯莽粗野的青年，或讓它顫抖著落到地上，摔成了碎片。 注釋 [1]亞瑟·詹姆斯·貝爾福（1848—1930），英國首相（1902—1905）、外交大臣（1916—1919）。保守黨領袖。1874年進入議會下院。歷任蘇格蘭事務大臣、愛爾蘭事務大臣、首席財政大臣等職。曾鎮壓愛爾蘭自治運動。首相任內通過《貝爾福教育法案》，成立帝國國防委員會，締結1902年《英日同盟條約》和1904年《英法協約》。1915年任海軍大臣。外交大臣任內，1917年發表《貝爾福宣言》，表示英國贊同「在巴勒斯坦為猶太人建立一個民族之家」。後又兩度入閣，任樞密院議長。1921年出席華盛頓會議。次年封為伯爵。⁑ [2]拉姆齊·麥克唐納（1866—1937），第一任工黨首相（1924，1929—1931，後一直擔任國民政府首相到1935年）。他於1930年3月20日在下院稱讚貝爾福。⁑ [3]作者寫成斜體。†（中文寫成黑體） [4]紐馬基特（Newmarket），位於薩福克，是純種馬賽事的發源地和世界中心。與18世紀的政治家、廷臣弗朗西斯·高多芬（Francis Godolphin）一樣，德文郡公爵也是成功的賽馬擁有人。高多芬的著名阿拉伯賽馬「高多芬阿拉伯」與另外兩匹同時代同種的馬被稱為後來所有被培育為純種馬的賽馬的祖先。⁑ [5]貝爾福在阿斯奎斯領導的自由黨內閣中擔任帝國國防委員會委員，後在阿斯奎斯領導的聯合政府中擔任海軍大臣。1916年12月，他成為勞合·喬治政府中的外交大臣。⁑ [6]弗蘭克·哈里斯（1856—1931），愛爾蘭裔美國作家、記者、編輯、出版家。其五卷本自傳《我的生活與愛情》（My Life and Loves）因內容過於色情在歐美被禁多年。⁑ [7]第二次布爾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