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1937 · 福煦元帥[1]
無比的正直與和諧貫穿了福煦元帥的一生。法國與德國這場衝突大戲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破壞了大片繁榮的法國領土。福煦元帥的一生正處於這場戲劇的中心。他也許比任何人都更強烈地感覺到它的狂怒與悲痛,他的最高權力運用於它的高潮和終局期間。在1870年的普法戰爭中,他年齡只夠當一名志願兵中尉,但他所在部隊太年輕,沒有經驗,因此他們從未暴露在敵軍炮火下。他見證,他承受痛苦,他理解,但無能為力。這個熱情的年輕人血管里流淌著加斯科涅人和武士的血液,敏銳的智慧揭示出更重要的問題,極度的敏感對每一次接觸做出反應,卻被迫無助地看著祖國的衰落。他能做的只是在很大程度上感覺到它的痛苦和自己的無能。
但作為痛苦的自然結果,他還能在自己身上培養那些深刻並且在某些方面顯得神秘的力量。簡單、實際但強烈的宗教信念讓他堅強,對祖國天生的愛讓他充滿活力,最高形式的職業軍事智慧讓他專注,從1870年起,福煦在一個凡人的大腦和身體內包含了法國人稱作「La Revanche」的精神。對這個詞差強人意的翻譯是「復仇」。這個翻譯不好,是因為這個「復仇」里沒有怨恨或殘酷的熱情,沒有物質收益或個人榮耀的貪婪,沒有羞辱或粗暴對待德國敵人的欲望——不管隱藏得多深——只有一個終生的願望、目標和努力,要看到終有一天,在1870年倒下的法國會恢復其尊貴地位。他開始職業生涯時,向著巴黎和勝利進軍的德軍對這個年輕人不屑一顧;他活著看到英勇的德國人的全部力量匍匐在他筆尖下哀求。人微言輕時,他與祖國經歷了最壞的境地;位高權重時,他指揮了它的絕對勝利。
讓我們先看看這個不平凡和上天註定的人物一些最可愛的特徵,雖然上天註定這一點頗有爭議。他的個人魅力和精彩演講對所有與他接觸的人都產生了持久的吸引力。無論祖國的政府或政府形式是什麼,不管他的宗教給他的軍旅生涯帶來多大妨礙,他對祖國和宗教的忠誠構成了他持久的力量源泉。作為一個接觸其他人物和應付無休止細節的人,作為指揮著一條在德軍攻擊下崩潰的戰線的司令官,他無所畏懼而且源源不斷的旺盛精力連大戰都沒能耗盡。他的忍耐力堪與精力媲美。他對祖國的憲法和部長們的職位維持著絕對尊重,即使那些部長出自一個顯然不屬於他的制度。我們必須承認,他對盟軍盟國的感受懷著一份不偏不倚的理解,最後還對那個古老而可怕的敵人保持了一份純屬一名士兵的騎士風度。他曾在那個敵人腳下掙扎,也曾勝利地騎到他們頭上。德國人接受了停戰協定的苛刻條件後,謹慎而警惕的平民意見強烈要求立即解除德國作戰部隊的武裝,這時福煦大聲說,「他們打得不錯,讓他們留著武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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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福煦的軍事水平還為時過早。我們離事件太近,它也迥異於之前所有的戰爭體驗。最高指揮權在這場戰爭中運用的條件與亞歷山大大帝、漢尼拔、愷撒、古斯塔夫二世、馬爾博羅和拿破崙證明其才能的條件沒有任何聯繫。所有的壓力和緊張都出現在這個現代時期,實際上,它們被大大延長,以至變得模糊不清,但它們還沒達到以往的宏大戰役中達到的那種強烈的行動性。相比坎尼會戰、布倫海姆戰役或奧斯特里茨戰役,1918年的世界大戰只是一部慢鏡頭電影。我們坐在寧靜、寬敞的房間裡欣賞陽光下環繞在樹木間的草坪,只有嘮叨和家務能打破這份平靜,但700萬人,其中任何1萬都可以消滅古代的大軍,陷在從阿爾卑斯山到大西洋的無休止戰役中。而且它不是持續一個或兩三個鐘頭,而是近一年。這些考驗顯然屬於一個不同的種類;說它們屬於一個更高的級別當然還太早。
我在戰前的軍事演習上結識了福煦;大戰期間,我和他有過三次接觸,這三個場合恰當地表明了他的命運沉浮。第一次是在1917年。雖然我自己當時沒有官職,但在潘勒韋部長的盛情邀請下,對法國戰線做了一次大範圍巡視。這是福煦的一段低谷期。繼索姆河戰役的可怕傷亡和失望而來的反應和指責擊垮了霞飛,福煦作為他的作戰副手也隨他受到冷落。1915年春,法軍在他那場固執而不幸的阿圖瓦攻勢中損失慘重,這一點掩蓋了他1914年在馬恩河和伊瑟河的戰役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法國震驚於男丁的急劇減少,轉向其他領導人和新的方法。福煦獲任巴黎的一個高級顧問職位,正是在那裡一間離榮軍院不遠的簡樸辦公室里,他會見了我。顯然沒人表現出一絲的情緒低落或意識到被輕視。他以無比的坦率和氣度談論了整個戰爭形勢,尤其是我非常感興趣的東線區域。他的姿態,他引人注目的舉止,他有力而且常顯得可笑的手勢——滑稽,甚至完全沒有表達力,他的興趣被喚起時的思維力量,所有這些都給我留下生動印象。無論是手握可以發動的軍隊,還是只剩下思想,他永遠在戰鬥。
我在其他地方描述過與他的第二次會面。那是1918年4月3日在博韋(Beauvais)。他當時是所有協約國軍隊的總司令。3月21日的災難和從杜朗會議(Doullens Conference)認識到的深刻教訓迫使黑格提議並由法軍司令貝當接受了福煦的最高領導權。他繼承了一份可怕的遺產。協約國戰線被撕開一道很寬的缺口;英國第五集團軍潰敗,大部被消滅;法國援軍尚未到達;只有一道由下馬的騎兵、臨時拼湊的軍校學員分隊和這場失敗中疲憊的倖存者組成的不規則的薄弱防線,擋在進攻的德軍和擁有鐵路生命線的亞眠之間。法國控制區再南邊一點,蒙迪迪耶剛剛失守。福煦只有少數參謀軍官——他的「軍事家庭」——和界定不清的權力,不得不要求英軍繼續奉獻和從貝當處抽調後備軍北上。貝當將軍一直認為,應該留這支後備軍保衛首都。這無疑是可怕的一刻。我現在可以見到他。他向克列孟梭和我描述了形勢,像老師在黑板前講課一樣,藉助地圖和筆解釋了他信心的理由。他顯示了入侵的衝擊波如何逐日減弱,最初的大規模推進如何逐漸停止。他當然不算沉著。他慷慨激昂,極盡說服之能事,但富有洞察力,特別是毫不氣餒。
直到秋初,當德軍攻勢被決定性地打敗,局勢最終轉向,一切進展順利並且無疑開始好轉時,我才再次見到他。現在,他處於權力頂峰。他的話就是法律。法國、英國、美國和比利時軍隊不折不扣地遵從了一位常勝將軍的指揮,德軍防線在他們面前不斷後退。
但他在4月到9月間經受了多麼嚴峻的考驗啊!北方戰役的長期危機期間,他將英軍司令部認為不公平的壓力加在英軍頭上,這當然是極其冒險的。面對久經沙場的將領對法軍援助這一合理措施的強烈要求,他有一套典型的說辭——「Cramponnez partout」(到處堅持)、「Jamais la relève pendant la bataille」(戰役期間絕不鬆懈)。至於他自己的貢獻——「On fait ce qu』on peut」(盡力而為)。這對「背水一戰」,被占據絕對優勢的德軍打得潰不成軍的英軍毫無用處。他很不情願地施以援手。他榨出陷入苦戰的黑格軍隊的每一滴生命力。那支軍隊經歷了殘酷考驗,沒有失敗。它贏了,但只是小勝。憑藉最可怕的犧牲和努力,它堅持了下來。結果,在保住英吉利海峽港口和保持英法軍隊的聯合之間做出選擇的可怕問題沒有出現,福煦的大話「兩邊都不放棄」(Ni l』un,ni l』autre)實際上是用英國人的血實現的。他將一匹駿馬騎到幾乎累死;幾乎,但沒真死。它活了下來,贏得了那場特別的比賽。誰還能說他錯了嗎?相反,雖然我們招致了可怕的損失,現在我們必須聲稱他是對的。但英軍司令部和這位總司令間的關係當時緊張到極點。北方戰役塵埃落定後,余怒保留下來。英國陸軍和政府最高層圈子認為,法國人正利用統一指揮權將不成比例的壓力加到主要盟友頭上。這個可怕的想法來自知識,來自巨大的損失和冰冷的經歷!
英國的頭頭腦腦還沉浸在這份情緒中時,一個更沉重的打擊落到頭上。5月27日,法軍中路在「貴婦小徑」(Chemin des Dames)遭到突襲,敵軍一場大規模攻擊隨之而來。福煦此前要求在北方的戰役中全部損失過半的四五個英國師填補一段戰事不緊的法軍戰線,使他們可以在那裡休整。結果這些殘缺不全的部隊正對著一場新攻勢的衝擊,幾乎被全殲。5月25日[2]的這場災難加劇了英軍司令部和福煦的緊張關係,令人遺憾地損害了他在巴黎的名聲。一直給予他精神支持的是貝當,這個靈巧、冷漠、有條有理的戰士完全控制了法軍參謀部這架絕妙的機器。據說貝當在重要問題上的觀點與福煦並不一致。
1918年6月1日到7月中旬的這六個星期肯定被記錄成對福煦的艱巨考驗的高潮。迄今為止,除了法軍一場超級大敗和英軍被人利用的深刻感覺外,他還沒什麼可炫耀的。在很大程度上,他持久的軍事名聲肯定建立在他在這場考驗中的作為上。如果他身後沒有一個不同身份、同等勇氣和個人力量更強大的人物,他決不可能成功。克列孟梭這個忠實可怖的法蘭西之虎潛行在法國首都,保護著這個總司令不被推翻。正是在這個消沉、危險、爭議和受到削弱的形勢下,福煦元帥面臨著德軍7月12日的新攻勢,毫不猶豫地否定了貝當的決定,撤出橫在巴黎與敵軍之間的後備軍,在芒然(Charles Mangin)的指揮下將他們投向德軍側翼。這個決定,從它的形勢和結果來判斷,肯定會被看成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戰爭舉動和堅韌精神的榜樣之一。
但所有這一切現在都結束了。盟軍團結一致,打敗了敵軍,福煦成為那個至高無上和必勝的人。一個宜人的秋日下午,我在他的莊園,對著一個嚴肅、安靜、彬彬有禮,對自己不可限量的成功和不朽的名聲深信不疑的紳士,試圖贏得他對一項於1919年開展的大規模坦克計劃的支持。
我與他還有一次會面。那是在戰爭結束後的1920年,在陸軍部。協約國盟軍當時守在萊茵河防線,占領著萊茵蘭地區。英軍規模現已大大縮減,駐紮在科隆。出於我無法理解,同時可能與某種萊茵蘭自治的謀劃有關的原因,法國人希望自己駐守科隆,將英軍調到防線一處不那麼重要的部分。他們打發福煦試探性地將這一變化首先通知我。德高望重的元帥吞吞吐吐地透露了他的立場。他將自己的意思限制在軍事便利方面的因素,但隨著他的進行,我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到背後的意圖,不由心生反感。在我們為到達科隆這座名城發揮了重要作用之後,將萊茵河上的英軍司令部搬出那裡的想法在我看來一點也不正當。因此在他完全表明意思後,我說:「難道你們不認為可以讓我們全部打道回府嗎?」
我記得陰影一層層罩上元帥那高貴、表情豐富而且一直很友善的面龐。關於這個話題,我們再沒提一個字。我們的談話愉快地繼續進行。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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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煦元帥主導的事件的重要性在戰爭史上當然無與倫比。但我相信,隨著時間流逝,世人會發現,他的英勇精神和精明準確的判斷都是第一流的。好運降臨到他頭上。在唯一的希望是不陷入絕望的時候,他頑強好戰的特殊才能為他在馬恩河和伊瑟河贏得殊榮。這一才能也將他引向阿圖瓦和索姆河進攻戰的巨大失敗。1914年,他通過拒絕認輸力挽狂瀾。1915年和1916年,他啃硬骨頭啃斷了牙。但1918是他的一年。在魯登道夫攻勢的第一階段,沒人比他更清楚如何用每一分力量來防守每一寸土地,從而積蓄後備力量。在第二階段,當主動權轉到協約國時,他們在這場戰爭中第一次不僅擁有了優勢兵力,還有更多的大炮、彈藥、坦克和飛機——簡言之,一次成功進軍不可或缺的裝備。這時才到了福煦的獨特天才得到全面和決定性發揮的時候。高喊著「Allez à la bataille」(去戰鬥)、「Tout le monde à la bataille」(人人奮勇),他掀起英國、法國、美國、比利時這些協約國軍隊的狂潮,發動了規模宏大、步調一致、勢不可擋的進攻。
注釋
[1]福煦(1851—1929),法國軍事家、統帥。炮兵學校畢業。曾任軍事學院教官、院長。1911年起任師長、軍長。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任集團軍、集團軍群司令,率部保衛邊境,指揮第一次馬恩河戰役和伊普爾、佛蘭德斯等戰役,後因索姆河戰役損失慘重而被解職。1917年任法軍總參謀長,翌年出任協約國最高軍事委員會執委會主席和協約國軍隊總司令,晉升為陸軍元帥。著有《戰爭原則》《戰爭回憶錄:1914—1918年》等。⁑
[2]5月25日沒有敗仗,丘吉爾提到的也許是一個月前的4月25日的一場大敗。用一個營據守一座重要山頭的一個法軍師陣地遭到德軍特別猛烈的攻擊。山兩側的法軍部隊打退三次進攻,遭到重大損失後放棄,撤向後方,那個營被切斷,孤立在山頂。法軍左翼一個英軍旅或死或俘,全軍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