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1937 · 「F. E.」第一代伯肯黑德伯爵[1]

「F. E.」$ 100年前，托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是約克郡西賴丁區最好的跑手和最厲害的拳擊手。他以礦工為業。那時候，礦工是個獨立階級。他們通過契約「依附」於僱主，這些契約的條款讓人想起中世紀的農奴。他們大部分在自我管理的社區過著艱苦的生活，在境遇更好的工人眼中比野蠻人好不了多少。那是一個兇殘的世界。根據常情，礦坑、它暗藏的無數危險和礦工間的工友情誼會吞沒一個礦工家庭的兒子。 但托馬斯·史密斯打定主意，他的兒子作為其中一個要過上不同的生活。他費心勞力地讓兒子接受了教育，小伙子也抓住機會，得到一個教師的職位，先在韋克菲爾德，後在伯肯黑德。小托馬斯·史密斯是虔誠堅定的新教徒，屬於一個最嚴格、最狹隘的教派。他帶回家一個奇怪而狂野的傢伙作為新娘。她有變幻暴烈的情緒和不輸於他的意志。據說她有吉卜賽血統，她無疑擁有吉卜賽血統有時具有的那種棕黑但生動的美。一場奇怪的婚姻，但也是一場快樂而且帶來不尋常後果的婚姻；因為遺傳學學生也許注意到，托馬斯和芭謝巴·史密斯的孫子成了英國大法官。他就是第一代伯肯黑德伯爵弗雷德里克·埃德溫·史密斯（Frederick Edwin Smith）。 我們的國家從許多來源汲取力量。過去一個半世紀來，它從新的中產階級人士中找到新鮮的領導人儲備。繼工業革命而來的企業和財富的擴張創造出這個新階級。沒有名望或權力的幫助，金錢常常只有自己的雙手所掙的，而且所剩無幾，這些商人和工業家、醫生和律師、教士與作家、教師和店主的兒子僅僅通過天賦，一路打拚到公共生活的前列，打拚到幾乎所有大生意的領導地位。他們對政府的貢獻豐富多彩。回首往事，不能想像如果沒有他們，我們會是什麼樣子。將他們從紙上抹掉，19世紀和20世紀的政治歷史還剩下多少？皮爾（Robert Peel）、格萊斯頓、迪斯雷利、布賴特（John Bright）、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張伯倫父子、博納·勞和鮑德溫，所有這些人都將被掃出歷史舞台。 弗雷德里克·埃德溫·史密斯是這種人之一，儘管他來自一個更粗陋的類型。按為他作傳的兒子在一本令人愉快的有趣的書[2]里所述，埃德溫的父親，即托馬斯的兒子，在一次有關星期天滑冰話題的爭論之後，17歲的他匆匆離開了家。他參加了陸軍，在西北邊陲[3]服役，21歲時成了軍士長。回到英國後，他做了一段時間家族生意；之後學習法律，獲准成為律師。他進入政界，在43歲突然離世的時候，他似乎即將開啟一份成功的法律和議會事業。這意味著弗雷德里克·埃德溫需要獨自拼搏。那年他16歲。 一個叔叔願意幫他讀完牛津大學，但條件是他拿到公開獎學金。他拿到了。一通快樂的無所事事和全心全意地享受大學生活之後，他發現自己陷入債務，除非在學校取得優等成績，否則沒有可能從麻煩中脫身。他把自己關在寄宿屋裡，在六個月里每天學習14個小時。他得到優等，次年獲得瓦伊納（Vinerian）法律獎學金，成為默頓學院（Merton College）研究員。他於1899年獲准成為律師。到1904年，他每年掙到6000英鎊，1908年，他成為王室律師。他作為議員的聲譽那時已經牢牢建立起來。他憑著他的首次演講成為全國性人物。 那次演講是一場冒險的賭博。他知道會是這樣。預計會獲准發言的那天晚上，他和妻子驅車去議會，他告訴她，說他決心孤注一擲，而且計算了失敗的代價。 「如果輸了，」他說，「我將一無所有，只能蟄伏三年，直到我的恥辱被忘記。」 「你一定要冒那麼大險嗎？」她問。 演講大獲成功。我只聽到後半部分。但從我進門那一刻起，我能感覺到擁擠的議會正聽一個一流水平的新人演講。愛爾蘭民族主義者蒂姆·希利（Timothy Michael Healy）是抨擊大師和議會最傑出的辯論家。當那位年輕議員在如雷的喝彩聲中坐下時，他匆匆寫了張條子，從凳子間傳過去。「我老了，你還年輕，」紙條上寫道，「但你在我獨擅專長的遊戲裡打敗了我。」 我直到他34歲才結識他。他是個狂熱的保守黨人，對我因為貿易保護問題而離開保守黨非常生氣。他自己的父親在19世紀80年代是倫道夫·丘吉爾勳爵的熱心崇拜者，教導他不僅要接受保守黨的民主概念，還要愛護那些努力使之成為現代政治中一支重要力量的人。「F. E.」——借用他這個出了名的綽號——因為我打破了一個傳統而懷有很強的敵意。他不希望見我。直到1906年的議會正常運行幾個月後，我們在一場重要的爭議之前站在下院圍欄邊時，一個共同的友人介紹我們相識。但從那一刻起，我們的友誼無懈可擊。它是我最寶貴的財富之一。它從未受到最猛烈的黨派爭鬥干擾，也從沒有為最細小的個人分歧或誤解所損害。隨著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流逝，它越來越牢固，並且一直持續到他英年早逝。他的陪伴帶來的愉悅和啟迪無與倫比。政界和一般公眾在F. E. 史密斯身上看到一個頑強好鬥的人物，在生活的戰場上大踏步前進，一路攻城略地。他們為他的勇猛欣喜若狂。他們看到他的快活神氣。熟人和對手都感覺到他的嘲諷或在下院和法庭上的反駁的辛辣。許多人容易認為他只是個在法律的磨石上將機智磨得鋒快的煽動家。這是派系時代那些在工人階級觀眾面前玩弄通俗藝術的人可能形成的判斷。直到他生命的最後十年，那些藏在後面的品質才為國人所理解。 但他的親密朋友，當然還有我，稱道的是真實的他——一個真誠的愛國者；一位智慧、嚴肅、冷靜的政治家；一個偉大的法學家；一名造詣高深的學者；一個快活、聰明、忠誠、可愛的人。我們一起做過幾次相當重要的旅行。我們都在牛津郡輕騎兵團服役多年。我們多次一起待在布倫海姆宮（Blenheim）。我們在無數場合晤面交談；每次離開他時，我都能學到些東西，而且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時光。他總是非常風趣，而且還有可觀的常識和敏銳的理解力，這讓他的建議無論是在解決公共爭議，還是私人困境方面，都有無上價值。他在很大程度上擁有狗的全部美德——勇氣、忠誠、警覺、喜歡追逐。他在許多問題上形成了穩定並且稍顯陰暗的結論，許多人對這些問題滿足於不置可否。飽經世故，飽經風霜；法律大師；擅長辭令；身強力壯；書蟲——很少有他不感興趣的話題，任何吸引他的內容他都能詳細闡述和修飾一番。 儘管多才多藝，他卻是我見過的最始終如一的人之一。他經歷了我們時代所有動盪的政治活動即屬其一。它基於同一個標準，經歷同一個思維過程而走向同一個目標。一些保守黨人將對國家榮耀的自豪與對工薪階層和貧民住戶的真誠同情結合起來，他一直是其中之一。他驕傲地談論他的卑微出身，誇大它，吹噓它。一個自由和文明的社會為有才能的人開啟了廣闊空間，不管他們的財產和背景多麼缺乏，他為此而驕傲。從他的戰前演講體現出的無情力量和黨派偏見，有人推斷他是個僵化的政黨成員，其實他根本不是。一個國民政黨或政府的主意總是對他充滿吸引力，甚至讓他激動。他對勞合·喬治先生堅定不移的友誼和崇拜出自我們在1910年組成一個全國聯合政府的嘗試。組成這個政府的目的是解決當時非常兇險的愛爾蘭和憲法問題，為當時許多人已經看出的歐洲威脅做準備。只要北愛爾蘭的權利得到有效保護，他的思維從未真正固化於反對愛爾蘭自治政策。他的後半生看到許多他心儀已久或至少從未反對過的事業在他的協助下得以實現。 22年前，第一個聯合政府成立，我也再次開始與保守黨人在除貿易保護主義外的一切問題上合作，這時我們成了同事，起先在戰時，之後在和平時期。近十年時間裡，我們一起在內閣供職；我很難回憶起任何我們不是真心而自然地意見一致的問題，意見不一的重大問題當然一個也沒有。在我覺得印度的未來危如累卵的幾年裡，我尤其遺憾身邊沒有他。我相信在他的幫助下，我們可以找到另一些更好的解決方案。 * * * * * F. E. 擁有用於討論、辯論、闡述、呼籲或爭論等等所有目的的十八般兵器。大棒用於講台；輕劍用於個人爭論；一團亂麻的漁網和出其不意的魚叉用於法庭；一壺清泉用於一場緊張而糾纏的秘密會議。他的兒子舉出了許多他使用各種不同方法的例子。世上很難找到比他和威利斯（Willis）法官在薩瑟克區法庭的交鋒更持久、更無情的辯論了。 一個被撞的男孩起訴一家電車公司，要求損害賠償。F. E. 代理電車公司出庭。有利於男孩的理由是事故導致了失明。饒舌但好心腸的威利斯法官讓同情壓過了審慎。 「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孩子！」他大聲說。「瞎了！讓他坐到椅子上，好讓整個陪審團看到他。」 這是在偏轉公正的天平，F. E. 提出抗議。 「也許法官大人想讓男孩在陪審席傳看一圈。」他建議說。 「那是最不適宜的評論。」法官叫道。 「它是最不適宜的建議引來的。」是那個驚人的答覆。 威利斯法官試圖想出一個決定性的反駁，終於想到了。 「史密斯先生，你有沒有聽過培根——偉大的培根——的一句話，說年輕和審慎是不相配的搭檔？」 「是，聽過。」機智的反駁脫口而出。「你有沒有聽過培根——偉大的培根——的一句話，說饒舌的法官就像一隻走調的鈸？」 「你太無禮了，年輕人。」法官嚷道。 「實際上，」史密斯說，「我們都是，但我是主動這樣，而你是不由自主。」 在一部精心創作的戲劇里，這樣的對話會被看成機智，但這些精彩紛呈的連續反駁根據當時的情景脫口而出，這才是驚人的。 也許，幾乎同樣驚人的是威利斯法官繼續給F. E. 無情的機智創造機會。 「那你認為我坐到審判席上來幹什麼，史密斯先生？」 「法官大人，我沒有資格揣摩天意的神秘運行。」 在公共講台上，同樣的閃電從他身上發出——有時披著普通的偽裝。在一次選舉集會上，一個起鬨者正對F. E. 為之講話的候選人無禮。他聽得越來越不耐煩，最終插嘴建議那人在問問題時該脫下帽子。 「要是你願意，我會脫下靴子。」一個沙啞的聲音喊道。 「哦，我知道你是來找不自在的。」F. E. 評論說。 另一次是在他生命中最輝煌的時期，他正在他的老選區的一次會議上講話。某一刻，他說：「現在我告訴你們，政府到底為你們所有人做了什麼。」 「什麼也沒做！」走廊里的一個女人叫道。 「我親愛的女士，」伯肯黑德伯爵說，「走廊光線太暗，看不清你無可置疑的魅力，因此我無法確定你是未婚女士還是寡婦或者太太，但在任何情況下，我保證都能證明你錯了。如果你是未婚年輕女性，我們給了你選票；如果你是妻子，我們增加了就業，降低了生活成本；如果你是寡婦，我們給了你養老金——如果你這些都不是，而是蠢到喜歡喝茶，我們減少了糖的稅收。」 這裡令人驚奇的是，這些話是脫口而出的。我很想繼續引用這類錘打般的妙語。其中許多保存在他兒子寫的那本精彩的「生平」里。我可以作證，在任何環境下，F. E. 都能給出一句答覆，讓〔對手的〕嘲笑甚至在場的人轉而針對攻擊者。大家怕他，怕他一張刀嘴。連我這麼熟悉他的人，有別人在場的時候，都忍住不讓爭吵太過火，以免殃及友情。 關於他在法庭上的成功，我無法給出第一手描述，因為我只聽過一次他在法庭上的講話。我認為他在下院的表現不及在講壇或公共宴會上。他在下院只待了相對短的時間——10到12年——他的特點和風格是按其他模子形成的。不過依然沒人可以媲美他在議會的許多驚人成就。在我看來，他在上院似乎比在下院更如魚得水，在上院會議中占據了更大的主導地位。聽他在上院議長席位上總結一次辯論，不用筆記，不用手勢，幾乎沒有音調變化地一次談上一個小時，逐點分析，將它們織成條理分明的論證結構，旁敲側擊地衝擊一些報復性攻擊，但永遠明確而輕鬆地回到他的主題，沒有一點費力跡象地得到他的結論，所有這些構成了一種令人難忘和嫉妒的才能。他很滿意於這份才能，也很樂意使用它。「當我可以自由飛翔時，」他對我說，「我總是感覺良好。」 他在公共講壇上表現很好，因為他深知街頭的普通保守黨愛國者的觀點、感覺和偏見。同樣的品質幫助他說服陪審團。他能以無懈可擊的準確敲出那簡單的主音符，引來熱情的父親、丈夫或熱心青年的反響；以無比確信和最大的自由談論所有最微妙的關於生活和道德、體育精神和公平競爭的問題。 但我最喜歡聽到他在內閣講話。他是個非常沉默的成員。他在法律職業中養成了連續幾小時一動不動地靜靜聆聽的習慣，除非被問及他的意見，他難得開口。那時他的舉止如此安靜，如此恰當，如此一板一眼和理智，以至你能感覺到意見的改變。接著突然之間，他對話題的勁頭上來，本能的，無價的，構成真正雄辯的信念與感染力的光芒閃耀出來。我經常會想起皮特先生翻譯的著名拉丁警句：如果F. E.在這裡，他會告訴我——「雄辯就像火焰。它需要燃料來充實，行動來激發，而且越燒越亮。」在我的感受里，他和勞合·喬治先生都是在一二十人的聚會上表現最好，這些人里的每一個都非常熟悉爭論中的問題，各種各樣空話的任何形式對他們的效果都只能是災難性的。 我說過，他的意見始終如一，甚至是固執己見。在公共或私人的每個事務上，如果他周一與你意見一致，你會發現他周三還是一樣，到周五情況看上去不妙時，他還會以更強的信念前行。同志或盟友的相反形式是如此常見，以至我將這一點看成一個突出的特徵。他喜歡娛樂；他對生存這份天賜禮物充滿感激；他熱愛生命中的每一天。但沒人比他工作更努力。年輕時起，無論工作和遊戲，他都全力以赴。他集中注意力的能力非同尋常，對一個特定問題連續五六個小時的思考不在話下。他擁有拿破崙稱道的精神能力「de fixer les objets longtemps sans être fatigué」（法語，大意：長時間關注一個目標而不覺得累）。無疑，他在法律工作中經常將他的無比機敏用於掌握一個困難的領域和直達問題的根本。他從不糾纏在錯綜複雜的細節中。我記得在他獲准成為律師，成為個中佼佼者後，當時自由黨政府圈子的流行說法是他並沒有真正掌握法律原理。一些大法官闡釋了英國常識和正確感覺的奇妙結構，我活著看到他躋身他們之列。 他兒子向我們講述了他在1910年的加冕禮上成為樞密院成員的故事。我認為我與那事有點關係。我知道阿斯奎斯先生對他評價很高，在專業上欣賞他的思想。我催促將他作為樞密院成員列入非黨派榮譽名單。作者講述了阿斯奎斯首相提出這項建議時，它在當時的反對黨領導人貝爾福先生那兒引發的奇怪反應。我認為這不是出於嫉妒或對後果的擔心。對於賞賜和提拔如何在他和他叔叔統治了一代人的政黨成員間分配，貝爾福先生自有他長期形成的觀點。不管怎麼說，他反對它，並且為了實施這項提議，有必要將另一個樞密院成員位置授予博納·勞先生。這可能讓領導權的天平倒向博納·勞先生，同時也許可追溯地改變了歷史進程。不過，歷史總是為各種各樣的事件所改變。 事後回首，我認為聯合政府的戰後歲月應視為F. E. 一生的重大時期。艱難和危險的愛爾蘭爭議扭曲了英國政治逾30年，他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在它的最終解決中發揮的作用。普通公眾，尤其是支持保守黨原則的那部分人，依然記得他是「飛奔的史密斯」和大戰前最強烈最能幹的《愛爾蘭自治法案》的反對者之一。為了在排除北愛的基礎上獲得愛爾蘭問題的解決，他做出的努力要麼鮮為人知，要麼被人遺忘。自那以後，復活節起義（Easter Rebellion）揭示了愛爾蘭新芬黨人對英帝國的打擊的極致，之後就是暗殺和恐怖行動。 F. E. 自覺有義務協助做一次最終努力來結束這場長期、極端和過時的爭議。他在與新芬黨代表團的談判中發揮了主要作用，是《英愛條約》的簽字人之一。 「我今晚也許簽下了我的政治死刑令。」他放下筆時評論說。 「我也許簽下了我的真正死刑令。」邁克爾·科林斯（Michael Collins）[4]說。 伯肯黑德在上院就《婚姻訴訟法案》（Matrimonial Causes Bill）[5]的演說再次揭示了這個政治家和慷慨親切的人。他兒子認為它是「他一生最好的演講」，其他人也表達了類似評價。滔滔不絕的雄辯，感覺的深度，思考與論證的力度，這些讓人回想起議會演講和辯論巨人的偉大時代。 「各位大人，」他說，「過著高尚生活的人、商人、意見和經歷受到重視的人，會將通姦看成應當解除婚姻紐帶的一個事實，對此我只能表達我的詫異。通姦是對婚姻肉體義務的違反。對節慾和忠貞義務的堅持非常重要，它對社會不可或缺。但我一直秉持的觀點是，婚姻的那一方面被誇大了，並且在婚禮中有點粗魯地被誇大了。我今天認為很重要，並且將與之共進退的觀點是，婚姻的道德和精神方面比身體方面重要得多……如果你考慮婚姻對我們大部分人意味的一切——對年輕時如此漫不經心又如此自信地共同經歷的世界的記憶，溫情的陪伴，共為父母的甜蜜聯繫，所有這些比大自然為了獲得物種延續並使之令人愉快，以巧妙的心靈感應設計出來的紐帶要有意義得多。」 「什麼，」他問，「是對一個可憐女性的補救？結婚的時候，她放棄了婚前賴以謀生的微不足道的事業，最後一文不名，終其一生都無法認出她的丈夫，無法得到任何法律救濟。她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寡婦；她有一個冰冷的家；餘生都守著沒有父親的孩子……」 「我們被告知，我描述過的這樣一個女性將保持貞潔。我只能說，兩千年來，人類天性以年輕的熱忱抵抗了修道院的冷血告誡。我也不相信上帝設立了一個標準，而兩千年的基督教體驗已經表明正值青春年華的人類天性不能支持它。」 「那些發言反對當前提議的人懷著最好的動機，但帶來了最危險的結果：『我們拒絕給予你在這個世界上的任何希望。雖然一個誠實的男人愛著你，罪惡是你們結合的代價，私生子身份是你們孩子的命運。』我不能也不相信眼前這種結構的社會將長期默許一個如此殘忍的結論。」 他就這樣說服了上院。但下院卻在有組織的壓力下持有另外的看法。今天，經過了18年之後，這個深刻影響到公共道德和個人幸福的問題在他大膽描繪的路線上達成了解決方案。 * * * * * 從與F. E. 的談話中，我得到了從與貝爾福、莫利、阿斯奎斯、羅斯伯里和勞合·喬治等同代人的談話中得到的同樣愉悅和收穫。與這些人一番交談後，你確實感覺到事情簡單了，容易了，感覺到英國足夠強大，足以安然度過它的所有麻煩。他走了，在最迫切需要他的時候走了。但他的記錄留下了。他不是在每個方面都值得所有人效仿的榜樣，誰又是呢？他似乎擁有雙份的人性。他一生的蠟燭同時在兩頭燃燒。他的身材和體質似乎能夠無限期地支撐各種形式的腦力和體力活動。當它們垮掉時，終點來得很快。太陽下山到天黑之間只有很短的一段黃昏。這樣更好。若疾病遷延太久，他的生命賴以建立的所有活動被剝奪太久，這會成為他不堪承受的負擔。 從第一代伯肯黑德伯爵的職業生涯中，以及從這些記載中的其他人物身上，年輕人知道，我們島上沒有階級、特權或財富的障礙會阻止優秀能力的全面施展，這對他們肯定是一種鼓舞。 一些人度過了忙碌、辛勞和成功的一生後，留下了無數股票證券、土地工廠或大企業的商譽，F. E. 將他的財富存在朋友心中，他們將把對他的記憶珍藏到他們自己生命的終點。 注釋 [1]即弗雷德里克·埃德溫·史密斯（1872—1930），英國保守黨政治家、律師。1906年當選為下院議員。任檢察總長（1915—1919）期間，曾將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羅傑·凱斯門爵士定罪並處死（1916），因而聲名大振。任大法官（1919—1922）期間，進行了重大的土地法改革。協助了與新芬代表團的談判，是《英愛條約》的簽字人之一。1924—1928年任印度事務大臣。⁑ [2]Frederick Edwin, Earl of Birkenhead, Birkenhead.† [3]英屬印度的一片地區，大致相當於今巴基斯坦開伯爾-普赫圖赫瓦省，是印度次大陸最難征服的地區。⁑ [4]邁克爾·科林斯（1890—1922），愛爾蘭革命領導人，1921年簽訂《英愛條約》的愛爾蘭代表團成員之一。他於1922年愛爾蘭內戰中，被反條約者在一次伏擊中射殺。兇手聲稱通過簽訂這一條約，他出賣了愛爾蘭，因為此條約只將獨立賦予愛爾蘭32個郡中的26個郡。⁑ [5]這個1911年的法案尋求替代1857年《婚姻訴訟法案》，並尋求使女性得以按與男性相同的理由提出離婚。⁑1857年《婚姻訴訟法案》將離婚的法定理由局限於通姦一種，並要求原告自身沒有過錯以及原被告之間不存在合謀行為。且該法案對身處離婚糾紛中的夫妻適用不同的標準。如果妻子作為原告，她不僅需要證明被告丈夫通姦，還需證明丈夫存在諸如虐待、亂倫或雞姦等其他過錯；如果丈夫作為原告，那麼他的證明責任明顯要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