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1937 · 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1]

大戰後的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 Keystone View Company$ 在完全非同尋常的程度上，阿斯奎斯這個人知道他對於生活和事務上每一個問題的立場。在我最熟悉他的時候，學問、政治、哲學、法律、宗教，在所有這些領域，他似乎都形成了明確意見。總之需要的時候，他的思維如炮的後膛一般平滑而準確地開開合合。他一直留給我這樣的印象，即根據不變的標準和確實的信念衡量公共和議會生活中所有那些變幻不定的難解形勢——也許這對一個處於下屬地位的年輕人是很自然的。他還有一種輕微但並不總是完全掩蓋的對爭論、人物甚至事件的輕蔑感，那些事件不符合他憑藉淵博的知識和深入的思考堅決採用的模式。 在某些方面，這是一個局限。世界、自然、人類並非如機器一般運動。事物的邊緣絕非輪廓鮮明，而是永遠參差不齊的。自然畫出的線總會有髒污。條件千變萬化，事件出人意表，經驗矛盾衝突，以至判斷的靈活性和對外部現象採取某種謙虛態度的意願完全可以在一名現代首相的技能中發揮作用。但阿斯奎斯在他生命全盛期的意見已經固化。大量知識、忠實的努力、深思熟慮確實是他的天性；如果按生活的動盪起伏中不可避免的那樣，他被迫屈服於他人的意見，屈服於形勢的力量，屈服於一時的激情，那也經常帶著幾乎不加掩飾的牴觸和輕蔑。如果要選擇他的最大特徵，不論好壞，這種堅決的斷然態度都高居於其他特徵之上。 他有能力將他的知識財富和與生俱來的勇氣中的相當一部分傳給他兩次婚姻所生的孩子。他第二個倖存的兒子從少尉升到准將，在最險惡的戰鬥中多次負傷，獲得帶有兩隻銀質棒狀扣的傑出服務勳章和十字勳章。他的遺產極其完美地傳給了長子雷蒙德。雷蒙德對任何事似乎都輕而易舉。他無須多大努力就重複了父親在牛津大學的全部成功。與父親一樣，這個兒子無疑是同年中最優秀的學者和大學辯論會上最嫻熟的演講者。無論是詩還是散文，希臘語、拉丁語還是英語，法律、歷史還是哲學，像它們30年前為亨利·阿斯奎斯所掌握一樣輕鬆地為雷蒙德所掌握。聰明的短句、辛辣的諷刺作品、尖銳且不一定費力的答辯、某種謙和但相當正式的舉止，如同之前父親的表現一樣，年輕的兒子也在這些方面出類拔萃。對話時的談吐和魅力，對詞語的良好品味，刀筆和更犀利的嘴巴，誠實和獨立的清楚姿態以及從這些品質里生出的下意識的優越感，這些都似天生權利一般屬於這兩人。現在，我們在第三代里看到，雷蒙德的兒子，現在的牛津和阿斯奎斯伯爵，也在大學繼續著同樣成功的學術生涯。 當那個時刻到來時，直面死亡和犧牲對雷蒙德·阿斯奎斯似乎相當容易。1915年11月和12月，我在前線看到他時，他穿行在寒冷、骯髒和危險的冬季戰壕里的樣子，似乎已經超越和免除了肉體的尋常病痛，成為一個包裹在優雅的鎧甲里，泰然自若甚至刀槍不入的存在。大戰試出那麼多人的深淺，卻從未弄清他的底細。當擲彈兵近衛團（Grenadiers）大步踏進索姆河的激戰和隆隆炮聲中時，他冷靜、坦然、堅決、優雅地走向他的歸宿。並且我們深知，他那正承擔著國家最重大責任的父親會很自豪地與他並肩行進。 亨利·阿斯奎斯的女兒維奧萊特·伯翰-卡特夫人的政治活動當然廣為人知。她父親——年老，權力被架空，他的政黨分裂，權威遭蔑視，甚至長期的忠實支持者也疏遠了——在女兒身上發現了一個甚至在一流的政黨演說家裡都算得上厲害的支持者。自由黨群眾在聯合政府時期的軟弱和混亂中驚喜地看到一個耀眼的人物，她有能力以熱情、雄辯和刻薄的機智對付最重大的問題。在父親有需要的那兩三年里，她展示出英國政界女性無出其右的力量和才華。1922年的一次演講中一個迅速傳開的句子足以說明。當時被指令人不安和有好戰傾向的勞合·喬治政府已經倒台。博納·勞要求一個「穩定」授權。「我們不得不，」這位年輕的女士對著一大群聽眾說，「在一個患舞蹈病和一個得昏睡病的人里選擇。」看到他創造的這個精彩的人兒在身邊張牙舞爪，躍躍欲試，這對暮年的亨利·阿斯奎斯一定是人類最大的快樂。他的子女是他最好的紀念碑，他們的生命重現和復活了他的品質。 * * * * * 我最了解他的時候，他正在權力的頂峰。絕大部分人在議會和國家支持他。站在他對立面的是英國所有那些遲鈍的保守勢力。持續的衝突在國內年復一年地增長到危險的程度，而在國外，將要毀滅我們這一代的陰沉的颶風正在聚集。我們的日子花在從《愛爾蘭自治法案》和上院否決權法案生出的激烈黨爭上，同時在地平線上，致命的輪廓一直在增長或消退，甚至在陽光燦爛的時候，空氣中也飄蕩著奇怪的風聲。 他一直對我很好，看好我的思維方法；我寫的許多政論顯然打動了他，博得他的贊同。一份條分縷析的論證，清楚地列印出來，由他從容不迫地閱讀後，經常蒙他准許並此後得到他的堅定支持。他條理而嚴謹的思維鍾情於理性和構思。花上許多小時，以最簡潔有效的方式為首相闡明一件事總是物有所值。實際上我相信，他屢次三番給予我的高級職位提拔主要歸功於我關於政府事務的秘密著述，而不是對談話或講台或議會上的演講留下的任何印象。給人的感覺是案子呈到一個高級陪審團，重複、冗文、虛飾、虛假論證被冷淡而無情地丟棄。 在內閣，他的沉默引人注目。確實，在內閣會議上，如果可以不置一詞就達到目的，他一個字也不會說。他像個大法官一樣安坐著，無比耐心地聽著各方陳述情況，時不時插入一個問題或一段簡短評論。這些或銳利或意味深長的問題或評論將事態引向他希望達到的目標。最終，在巧妙而激烈表達意見的一片混亂和交鋒中，他做出總結，之後他至此可觀察到的沉默很少不轉為鴉雀無聲的。 他不喜歡在工作時間外談「業務」，絕不鼓勵或加入關於公共事務的零碎交談。我認識的大部分議員隨時準備談論政治，在想像中過一遍那飛速變幻的場面。貝爾福、張伯倫、莫利、勞合·喬治都會熱情地投入到當前事件的討論中。對於阿斯奎斯，「法庭」要麼開庭，要麼休庭。如果開庭，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案子上；如果休庭，你敲門也沒用。這在某些方面或許也是個局限。那些成天想著自己主要工作的人學到了很多；儘管同時懷有強烈興趣和能夠在更輕鬆的時刻擺脫它是很出色的才能，但有時候，阿斯奎斯似乎擺脫得太容易，太完全。他在工作與閒暇之間畫出如此嚴格的一條界線，以至你幾乎認為工作對他失去了吸引力。這個在忙碌的律師生活中養成的習慣一直延續下來。案子了結，扔過一邊；判決形成，送達，不需要再回顧。輪到下一個案子在合適的時間被調取。當然，他自己內心肯定有過深刻的檢視，但我相信不及大部分身處國務頂峰的人。他的思維敏捷清晰，知識豐富，訓練有素，一旦他聽到整個問題已經討論明白，結論倏然而至，而每個結論，只要是他的責任範圍，都是最終的。 在大事上，他也有一種為勢所迫的無情一面。1908年，向我提供他的政府內閣職位時，他對我重複了格萊斯頓先生的話：「首相的第一個基本要求是做個好屠夫。」接著他補充說：「有幾個人現在必須砍掉。」他們給砍了。雖然對同事忠義，但是當時機到來和公共需要要求時，他會毫不猶豫地拋開他們，不再起用。個人友誼能保留的還會保留著。政治關係斷就斷了。但除此還怎麼治理國家呢？ 他給同事的信類似於他對政府事務的處理。它們是他言辭的對應。他天生保守而傳統，不喜歡也不屑使用電話和打字機。他在公眾面前講話輕鬆自如，但從沒學會口授。所有的信都是他親筆寫下的。他的書寫漂亮而實用，快速，正確而清楚，用詞儘可能少而沒有誤解的可能。如果說理或警句或幽默出現在紙上，那也是因為它們在受到約束前就從筆下滑出。他也寫出不用這樣壓縮的信件。它們是給明亮的眼睛看而不是透過政客的眼鏡窺視的。 工作完成後，他就去放鬆。他熱烈地享受生活；他喜歡女性的陪伴；他對會見一個新的有魅力的人物總是很感興趣。各種年齡的女性都渴望與他共餐。她們迷戀他的快活和機智，以及他對她們各種活動的明顯興趣。每天晚上，他會以有限的賭注打上幾小時橋牌，不管屋子周圍如何電閃雷鳴，也不管明天的考驗會多快地強加在他身上。 * * * * * 我在最令人愉快的環境下與他有過最親密的接觸。大戰前的三個夏天裡，他和妻子、長女每次都來海軍部遊艇盤桓一個月。蔚藍的天空和閃亮的大海，地中海、亞得里亞海、愛琴海；威尼斯、錫拉庫薩、馬耳他、雅典、達爾馬提亞沿海；龐大的艦隊和船廠；皇家海軍的宏大排場；嚴肅的工作和快樂的巡航填滿了這些非常快樂的休閒時光。整整一個月里，在國內動盪不息、海外憂慮增長的時刻，在所有重大事務上，他對與他如此接近、隨時待命的我維持著一種打不破的保留態度。一次而且只有一次，他主動與我討論。重大的變化即將在政府發生。他問了我對人員和職務的意見，以最信任的態度表達了同意或分歧。他不偏不倚地權衡了相關人員，接著結束並且鎖上這個話題，將那把看不見的鑰匙放進口袋，重新仔細研究起一篇關於斯巴拉多（Spalato）的紀念碑和碑刻的專論來。我們的遊艇剛剛將錨拋在這座港口城市前。但數周后，那些任命完全根據這次討論的精神實施了。 其他時間裡，你會以為他什麼都不在乎。他是最肯下功夫的遊客。他對旅行指南相當熟悉，拿它考考女士，解釋和說明一番，顯然很享受這個時刻。他經常讓一整群人比賽誰能在五分鐘內寫下最多以「L」開頭的將軍名字，或「T」打頭的詩人名字，或以其他字母開頭的歷史學家名字。他有這些遊戲的無數個玩法，而且總是玩得非常好。他與船長和領航員大談船舶、航線和天氣。他在議會的反駁「閣下務必等等看」當時很出名。《笨拙》（Punch）雜誌上有幅漫畫描繪他問駕駛台的年輕軍官：「為什麼船今天上午晃得這麼厲害？」對此的答覆被說成：「嗯，要知道，先生，這完全是個重量和海[2]的問題。」雖然這只是個杜撰的雙關語，但值得流傳下去。 再有時間，他就曬日光浴，閱讀希臘文。他寫出思想深刻、韻律複雜的完美韻文，以更簡潔的方式改作他不喜歡的古典銘文。在這上面我插不上手。但我隨時關注我們每天收到的密碼電報，並且我們當然一直用艦隊的新電台。 一天下午，我們驅車走在卡塔羅——一個當時有特別意義而不僅僅是風景優美的港口——附近一條美麗的路上。突然，我們遇上長得望不到頭的騾和農用馬隊伍。我們問它們去哪裡，幹什麼。他們告訴我，「它們正在解散，演習取消了」。1913年的巴爾幹和歐洲危機結束了！ * * * * * 我沒法將斯彭德先生那本尚可接受的傳記[3]看成對我們時代最重要、最可靠、最正直人物之一的一份全面或最終的記憶。作者審慎的思維習慣和討人喜愛的理性（除先入為主的意見外）眾所周知。在我們歷史上最動盪可怕的時期之一，一個固執、野心勃勃、智力上自負的人以毫不留情的冷酷奮力前行，而作者在這幅巨大畫布上繪出的圖畫，風格如此克制，用色如此吝嗇，甚至都沒有再現出他的形象或個性。他的同胞要看到對這個偉大的政治家、法學家和民眾領袖更生動有力的描繪，恐怕還要等待來日。阿斯奎斯一生的道路一點也不像斯彭德先生字裡行間暗示的那般平淡坦然和輕鬆寧靜。他本該用更強烈的筆觸、更明亮的高光和更深的陰影來描繪阿斯奎斯及其時代的圖畫。它將更符合現實，而他的主人公形象在此過程中不會有任何損失。阿斯奎斯政治生涯的兩個主要事件——與上院在《愛爾蘭自治法案》上的爭鬥和宣布與發動對德戰爭——包含了褒貶人物的許多重要理由，它們在敘述中要麼被遺漏，要麼被大幅軟化，因而失去了特色。 所有大的爭議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事件的發端。阿斯奎斯先生和自由黨全心忠於《愛爾蘭自治法案》的路線，但不應忘記，他們上台依賴的80張愛爾蘭選票本身就是要求採取行動的激勵，並且1906年，當一個獨立的自由黨多數有望時，《愛爾蘭自治法案》被嚴格排除在黨的宣言和綱領之外。正是這80張愛爾蘭選票——現在令人高興地永遠退出了下院——的邪惡影響造就和毀滅了政府，影響了英國兩大政黨的命運，荼毒我們的公共生活近40年。北愛爾蘭新教徒認為，《愛爾蘭自治法案》不是英國信念的結果，而是由這股愛爾蘭選舉勢力的影響推動的；北愛爾蘭的非法抵抗將由歷史結合這一事實來做出評判。北愛的非法示威帶來許多重大不幸，這一點無可置疑，但如果北愛僅僅將自己局限於合憲的煽動，那它逃脫被強制併入都柏林議會的可能性極為渺小。 這些是冷冰冰的事實。大戰前的歲月里，阿斯奎斯先生懷著尊嚴和決心為愛爾蘭事業和自由黨而奮鬥，但他自己不可能意識不到，他為他們奮鬥的基礎在某種程度上被削弱了。首先，他對愛爾蘭選票的依賴削弱了這個基礎；其次，他的追隨者拒絕將給予北愛的自由同樣程度地適用於愛爾蘭南部的做法也削弱了它。記起這一點時，我們將看到，他作為領導在這場激戰中的經歷並非如斯彭德先生字裡行間所暗示的那樣是無辜長期受損害的例子。爭鬥雙方都有魯莽和錯誤之舉。與上院的衝突以議會法案的通過而告終，這一衝突不能拋開與之緊密交織的愛爾蘭爭議來評價。我當然不會停止對無法忍受的黨派偏見的譴責，因為這偏見，上院打破了自由黨在1906年重獲多數的功績。要不是愛爾蘭的長期爭端這份險惡的外來影響，事情絕不會陷入它們陷入的那種困境，英國的手足同胞也不會被帶到——至少在表面上——內戰邊緣。正是在這場雙方都有激烈和不公平做法的野蠻鬥爭中，阿斯奎斯通過力量和手腕占據著最突出的位置。 一般人沒意識到他在大戰爆發時的行事魄力。阿斯奎斯意在讓不列顛帝國團結一致地加入這場對抗德國侵略的戰爭，這是沒有疑問的。德國這場侵略不僅針對比利時，還針對法國。他對愛德華·格雷爵士的支持一刻也沒有動搖過，戰前八年里，也沒人比他更始終如一地呵護著海軍霸權。這份霸權確保了我們的安全和干涉能力。作為戰時領導人，他在幾個引人注目的時刻表現出精心策劃或粗暴行動的能力。7月30日，我只向他一個人吐露了將艦隊轉移到作戰位置的意圖。他嚴厲地瞪著我，算是給予了某種准許。我沒有其他任何要求。他幾乎揮手之間就打消了費希爾男爵對達達尼爾海峽的擔憂。在皇家海軍於1915年3月18日試圖強行通過達達尼爾海峽前的近一個月里，他沒有召集內閣會議。這當然不是因為健忘。他意在讓這件事經過一番檢驗。可惜對他自己和其他所有人，他沒有將他的信念貫徹到底。當費希爾男爵於5月辭職，反對黨威脅發起爭議辯論時，阿斯奎斯毫不猶豫地解散了內閣，要求所有大臣辭職，結束了一半同事的政治生命，將霍爾丹置於險地，讓我挑起達達尼爾海峽的重擔，[4]他則勝利地作為一個聯合政府的首腦繼續前進。不是「所有事都可以友好解決的」！不是所有事都可以用玫瑰香水解決的！這些是一個鐵腕處理事件的實幹家和野心家的劇烈掙扎。 從斯彭德先生對1916年12月的聯合政府破裂的描述中，你可以想像阿斯奎斯先生是某種聖塞巴斯蒂安（Saint Sebastian）式的聖人，被迫害者的箭射穿時還帶著天使般的笑容，毫不抵抗地站著。實際上，他用上他的強大武庫里的各種武器來保衛他的權威。從中產生的首相的權威地位和超脫姿態使他得以使用時間這個威力強大的工具，在國內事務方面頻繁取得優勢。通過拒絕允許一項決議的形成，他一次又一次防止了政府的破裂或重要大臣的辭職。「今日所聞發人深省；在下次會議前，讓我們都想想怎樣才能達成共識。」在和平時期，在處理空洞膚淺的黨派和個人爭論上，這一做法常常奏效。戰爭、不馴服者和不留情面的傢伙很快打破了這一策略。他在和平時期用過的「等等看」說法不是真的意在拖延，而是帶有一種威脅意味。它損害了他的名聲和政策，雖然冤枉，但也剛好真實到危險的程度。儘管在他判斷時機成熟的時候，他會毫不猶豫地做出每一個重大決定，但苦難中的國家並不滿意。它要求最高領導人有暴風雨般的精力，要求他努力推動而不是明智審慎地評判事件。「陸海軍將領給出了專家建議，根據那一證據，下述結論水到渠成」——不是他的原話，只是風格——被證明是一項不足以應付大災大難的政策。人民要求更多，要求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要求速戰速勝，政治家是通過無情的結果測試來評價的。熱情、巧妙、機智、敏捷的勞合·喬治似乎提供了一個更光明的前景，至少會做出更艱巨的努力。 對阿斯奎斯政府的倒台最全面權威的描述可見於比弗布魯克男爵（Sir Maxwell Aitken，1st Baron Beaverbrook）那些揭示真相的文字。[5]這是我們時代最有價值的歷史文獻之一，而且它的斷言基本上沒有爭議。在此我們看到，勞合·喬治時而憑著圓滑敏捷的技巧，時而藉助勇往直前的衝鋒，邁向他的目標。我們看到阿斯奎斯先生走投無路。他在這個關鍵時刻的做法又得到了新的闡釋。他當然不是對手認為和他的傳記作者描繪的那種無助的受害者。他誤解了博納·勞先生給他的關於各保守黨大臣態度的描述，犯下一個致命錯誤，與勞合·喬治先生達成實質上的和解。第二天上午，確信他在內閣擁有自由黨和保守黨壓倒性的支持，他迫不及待地開始與勞合·喬治一爭高下。發現自己處於弱勢時，他拖延和撤退；發現自己強勢時，他全力反擊；最終，當他決心在能組成一個政府還是完全喪失信任這方面試試對手時，他同時扮演了固執和詼諧的角色。他以鋼鐵般的鎮靜玩起這場豪賭，以堅毅和愛國精神承受了失敗。 * * * * * 我永遠也搞不明白，在1916年冬的危機中，有自由黨多數支持的阿斯奎斯先生為什麼沒有採用秘密會議這項權宜之計來尋求下院的幫助。那裡是首相身處危難時的最後堡壘。平時或戰時，他都有權將內閣、派別、社團和報紙的陰謀上訴到議會，並且只接受議會對他職務的解除。沒人否定他的那一權利。然而，1915年倒台的自由黨政府，1916年下台的阿斯奎斯聯合政府，1922年倒台的勞合·喬治聯合政府，所有這些都是通過秘密的令人費解的內部程序被推翻，公眾現在對此只知個大略。我認為，在每個例子裡，訴諸議會的信任的結果將是時任首相的勝利。 情況不會是那樣：議會茫然地聽著緊閉的門後那些衝突的議程隱隱約約的聲音，忠實地宣布最後湧現出的勝利者。勞合·喬治就這樣拿到了國家的權杖。作為不列顛帝國的最高警官，他開始了他的征程。 * * * * * 阿斯奎斯先生也許是我們歷史上最好的和平時期的首相之一。他的智力、洞察力、開闊的視野和勇氣讓他一直處在公共生活的最頂峰。但在戰時，他沒有執行官應有的謀略和精力、先見之明和勤勉的管理這些品質。勞合·喬治擁有他缺乏的所有品質。這個國家通過某種本能甚至近乎神秘的過程，發現了這一點。在拋棄阿斯奎斯，以旁人取而代之這件事上，博納·勞發揮了關鍵作用。阿斯奎斯在那個艱巨的任務只完成了一半的時刻下了台。他輸得有尊嚴。他坦然承受逆境。不管在不在台上，無私的愛國主義和剛正不阿是他的唯一原則。永遠不要忘記，他在國家的危急關頭一直和它站在一起，為了民族事業，他會毫不猶豫地犧牲他的個人或政治利益。在布爾戰爭期間，在大戰期間，不管是作為首相還是反對派領導人，在總罷工對憲法的大踐踏中——在所有這些重大危機中，他堅定不移地支持國王和國家。閃亮的獎章，國王在他晚年授予他的伯爵爵位和嘉德勛位，只是對他一生工作恰如其分的承認。整個民族用以照亮他晚年道路的榮耀和尊敬是對他所做貢獻，更是對他所具品格的評價。 注釋 [1]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1852—1928），英國政治家，自由黨領袖。曾任內政大臣及財政大臣，1908—1916年出任英國首相。限制上院權利的1911年議會改革法案的主要促成者，第一次世界大戰頭兩年的英國領導人，大戰爆發後兩年由勞合·喬治接任首相。1925年獲封伯爵，晚年遂以牛津勳爵通稱。⁑ [2]英文中的「等等看」（wait and see）與「重量和海」（weight and sea）諧音。⁑ [3]The Life of Lord Oxford and Asquith, by J. A. Spender and Cyril Asquith, 1934. † [4]儘管進攻達達尼爾海峽是內閣的集體決定，但大部分指責都落到丘吉爾身上。隨後達達尼爾海峽戰事調查委員會的調查既沒有證明他無罪，也沒有使他蒙羞，但他的名聲已經大大受損。⁑ [5]Politicans and the War, 1914—1916, Vol.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