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1937 · 約瑟夫·張伯倫[1]

約瑟夫·張伯倫$ Elliott & Fry，Ltd.$ 偉人的一個標誌是能夠給他遇到的人留下持久印象。另一個是他一生處理過的事務的後續進程持續受到他作為的影響。從張伯倫最後能發表公開演說至今已經30年過去了，從他進入墳墓至今也已經過去了近25年，他當然同時滿足了這兩條苛刻的標準。那些在他活力充沛的成功時期見過他的人，總能意識到他留下的稜角分明的印象；而我們英國今天的所有事務都為他的行動所糾纏，所偏向，所激勵。他點燃的燈塔火炬依然在燃燒，他吹響的號角的回聲還在召喚固執的士兵走向戰場。張伯倫重啟的財政爭議不僅在英國，在今天的世界政治中也是一個現實問題。在英國，甚至通過其影響在世界各地，他給予帝國意識的推動力都在歷史篇章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他的傳記作者加文先生將十年閒暇時間的思考花在為他作傳上。那位傑出人物將他的記錄託付給加文，而作為他的私人歷史學家，加文顯然敏感地注意到自己的責任。加文先生雖然是「喬」·張伯倫的狂熱崇拜者和張伯倫事業的鬥士，但他站到了黨派爭鬥和派系之上，帶著全部的真誠和善意，向我們呈現了關於他的主人公一生和時代的不朽描述。顯然他帶來了一部堪稱典範，每個學習維多利亞時代晚期歷史的學生不僅希望拜讀，而且希望擺上自己書架的作品。[2] 張伯倫在伯明罕長大的時期，世界政治還是輝格和托利派貴族及其在不同國家的對應人物的保留地。他作為第一個以新的民主人士身份進入這大範圍精英圈子的入侵者脫穎而出。他早年全部活動的背景都在故鄉城市。他需要謀生，需要建立他的商業王國，需要成功。他到40歲才進入下院。他沒有特權家族或階級提升的現成道路。他得在他居住的城市，在他的初步成功在當地招來的無數嫉妒中，一步步奮力向上。他選擇這種形勢下必需的戰場和武器。激進主義是他的戰馬，市政政策是他憑以跨上馬鞍的馬鐙。伯明罕市長、滿足地方需要的主人；一個關心煤氣和水、公共浴室和洗衣房、極早期的城鎮規劃改進方案的超級市長；遠比他的同行更有效率；對付所有與他衝突的人時堅強有力；一個相對小的池子裡一條顯然最大並且無疑最兇猛的魚。 這個卓越人物及世界趨勢的強力推動者的職業生涯可分為兩個時期，一是他走向世界舞台的時期，一是他影響它的時期。第一個時期，他是無情的自由黨激進派，如果你挑戰他，他就是共和主義者；第二個時期，他是沙文主義的保守黨人及帝國建設者。所有這些都是特定壓力和環境自然而然的結果。這些壓力和環境在一個獨特人物生命的一個或另一個階段影響著他。 於是我們有了張伯倫這個自由黨激進派的市長——遠比今天任何一個不聽話的社會主義者惡劣——在威爾斯親王（後來的愛德華七世）訪問伯明罕時，他質疑自己是否可以作為市長屈尊駕駛迎接他的馬車；一個推廣或宣揚主要以王權的金色圈子為中心的龐大帝國概念的張伯倫。於是我們有了張伯倫這個最能幹、最銳利、最堅信的自由貿易倡導者；一個點燃了關稅改革和食品稅火炬的張伯倫。在不同時期，他完全真誠地朝著相反方向發揮出巨大力量。於是我們有了一匹漂亮的花斑馬：先為黑色，後為白色；或者按政治術語，先為火紅，後轉為純藍[3]。 開始登上世界舞台之前，一流品質的男女在達到他們的真正位置前浪費的能量永遠無法估量。你可以說，他們不得不付出的全部精力中的60%甚至70%，花費在僅僅為了到達戰場而沒有其他目標的戰鬥中。才智卓著的保守黨鄉紳邁克爾·希克斯-比奇（Michael Hicks-Beach）爵士一生奉獻給了國家事務，當過30年的王國政府大臣。我記得曾聽他在1904年的關稅改革衝突中說，「在張伯倫先生的政治生涯還沒走出伯明罕的時候，我就是個帝國主義者。」確實，在那場爭論的背景下，它是中肯的，但他到晚年才達到居高臨下的角度，那不是張伯倫的錯。他一直想到達那裡，但路漫漫其修遠兮，每一步都得經過爭奪。 首先是「激進喬」的神話。我們看到這位孔武有力、咄咄逼人的改變與顛覆的鬥士挺身反對幾乎所有維多利亞時代神聖的既定製度。我們看到他時而舉起輕劍，時而揮舞大棒，為了給人民大眾確立嶄新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水平而戰鬥。他大踏步前進，毫不畏縮，不懼任何對手。王室、教會、貴族階層、上院、「農業黨」、倫敦上流社會、有限特許權、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和同業公會——所有這些都相繼成為他的目標。 但這不是一場只有煽動、叫囂、譴責、推搡與鬥毆的運動。它是一個人艱辛、冷靜，基於充分信息的努力。儘管此人因為良好的教育和足夠的收入而遠離大眾，但他理解他們的生活，理解他們承受的巨大壓力，理解他們胸中鬱積的不公不平，理解他們會做出反應的欲望和抱負；他全心全意要充當他們那個無所畏懼的領袖。 有意無意地，通過兩套互不相干的訓練和經驗，他為這次冒險做好了準備。這兩套訓練和經驗本身通常都足以安身立命。靠著商業競爭中的精明靈活，他建立了一個利潤豐厚的嶄新產業，即使沒有針對國內外競爭對手的偏袒和保護，它也足以自立。他的商業成功與它製造的螺釘一樣鋒利、牢固和耀眼。作為伯明罕的一個螺釘製造商工作了20年後，他得以揣著辛苦掙得的12萬英鎊資本從張伯倫與內特弗德公司（Chamberlain and Nettlefold）退休。金錢再也引不起他的興趣。他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了自由。自此他包裹在一整套自立的保護鎧甲內，能夠正面對抗這片土地上最強大的勢力。張伯倫的一生最為典型的做法是步步為營，向不斷擴大的目標前進。他總是自豪地回顧他製造螺釘的日子。在1900年的「卡其」大選（Khaki election）[4]白熱化期間，他在奧海姆（Oldham）發表支持我的演說時，詼諧地眨著眼對我說，「我第一次來這裡是向他們推銷螺釘」。 但是這第二階段也是準備性質的。他作為一個公民和製造商了解伯明罕，成了它的市政首腦。英國地方政府從來沒擁有過這樣偉大的市政官員。「有上帝之助，」他聲稱，「這個城市將認不出自己。」貧民區的清除、乾淨水源的恩惠和煤氣的光與溫暖很快對居民產生了影響。許多街道的人口死亡率在幾年內下降了一半。1876年6月，他得以寫出：「伯明罕市將會有公園、平整的道路、立法會、市場、煤氣和供水，城市將得到發展——所有這些都是三年努力工作的結果。」 一家高效英國製造廠的創立與伯明罕的重生，這些偉大成就是他到40歲時完成的。即使有商業爭奪和激烈改革免不了的各種衝突，他在這兩個不同領域審慎周密的工作還是給他鍾愛的城市留下了深刻印象。伯明罕追隨他經歷了所有那些政治變幻與起伏。它蔑視每一次對他前後不一的指控，在他的要求下改變它自己的政治立場和目標。 從他於1870年進入地方和國家政治到大戰前夕離世——一段超過40年的時期——伯明罕的忠誠從未間斷。他的話就是法律。在他身上——無論他是極端激進派還是極端沙文主義者，自由貿易派還是保護主義者，自由主義的鼓動者還是破壞者，是格萊斯頓先生還是其死對頭的同僚，在戰爭還是和平時期——伯明罕的市民只看到他們的市長。死後，他通過繼承將權力轉給兒子，他們以他的名義將忠誠保持至今。這在我們任何一座大城市的政治生活中是一項絕無僅有的記錄。它將此前只在蘇格蘭高地的逼仄峽谷興盛的忠誠帶到了伯明罕擁擠的街道、啪嗒作響的工廠和貧民窟。封建主義的浪漫和世襲原則重置了新裝，披到一個著手廢除這兩者的領導人身上。 41歲時，張伯倫站到一場徹底變革的門檻前。他對我們民族生活的觀點雖然一直很強烈，但直到那時還是狹隘和短視的，現在它開闊了，眼光長遠了；他明白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事件發展實際上與他青年和壯年時期的預期相反。他的餘生將花在與他自己大力鼓動起來的力量作鬥爭上。1870年，他大力猛攻《福斯特教育法案》。當時遭到教會和格萊斯頓先生的拒絕，最後他得到了支持——無疑不情願地——1902年的《貝爾福教育法案》，後者最終將教派教育確立為英國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他的早期階段，他相信英國君主統治必將結束；他活著看到它成為整個帝國體系的關鍵，將自己的晚年奉獻給這個體系的建設。作為英國貿易委員會主席，他發表了有記錄可查的對保護主義和食品稅最鞭辟入裡的抨擊；而對他的記憶將永遠與它們的適用聯繫起來。 在更廣泛的領域，他的政策導致了他沒預見到的結果。他是帶來南非戰爭的事件的主要動議人，一些人說那場戰爭開啟了一個軍備和暴力的時代，最終導致那場最重大的災難。他在拒絕《愛爾蘭自治法案》方面沖在最前，結果是一代人之後，一項協議在格萊斯頓先生本人都不敢接受的條款基礎上達成，而它的後續影響則是有記憶以來最為可怕的之一。 現在一代人很難理解《愛爾蘭自治法案》對他們的父親和祖父生活的巨大影響。桀驁不馴的愛爾蘭在現在我們的眼裡不過是無關英國事務發展的一群粗魯的農業郡，但在19世紀80年代，它支配著帝國議會。愛爾蘭激情、愛爾蘭思想、愛爾蘭領導人、愛爾蘭罪行影響了英國公共生活的整個結構。愛爾蘭議會黨憑智慧、雄辯和惡意摧毀了下院那古老的典型英國式的程序。他們用行動吸引了世界的關注。他們成就和毀滅了政府和政治家。如同古羅馬的禁衛軍一樣，他們將帝國擺上拍賣台，拍板賣給出價最高的人。因此在超過20年的時間裡，愛爾蘭問題是最高的問題。它是整個英國政治生活圍繞著旋轉的軸心，對它如何解決或避免的理解能力決定了人們權力或名望的浮沉。 在這場衝突中，格萊斯頓先生一腳踢走了作為自由黨和激進派選民領導人的張伯倫先生。這是最奇怪同時也是最重大的鬥爭之一。故事始於張伯倫這個自由黨激進派——或者按我們現在對他們的稱呼，社會主義群眾——的擁護者。在我們的現代歷史上，從來沒人向受凌辱、遭遺忘的千千萬人發出如此有力的呼籲。他1885年秋的「非法綱領」（Unauthorized Programme）[5]由一系列演講構成，它們的吸引力、知識、自信、權威和挑戰超過了我們的現代政治有記錄的任何制度煽動。萊姆豪斯（Limehouse）的勞合·喬治在一個旅行容易得多的時期走得更遠，[6]許多人將記住那給他們帶來了多大的震驚。但張伯倫擁有辯論時的韌勁、十足的幹勁、超越後者的銳利，是現代選舉制度下一個更富創造性的改革者。 格萊斯頓先生威嚴地統治著自由黨政府的英國。借著無與倫比的魅力、傳統和雄辯，77歲的他高高俯視著這疾風暴雨似的場面。他是一個逝去時代的巨人。他很少支持工人階級對改良的實際需求。所有那些社會改革、勞工、住房、健康、照明、淨水的問題只喚起他雖然善良但相當冷淡的興趣。他考慮世界層面的問題，知道攪動英國之心的是觀點而非自私，是原則而非利益。長期以來，他一直是偉大的自由黨的靈魂人物，這個黨就不該被一個來自伯明罕的新貴奪走它的擁躉，不管此人多能幹，多受人歡迎，多麼適應這個新時代。因此當張伯倫先生向工人階級大談麵包和黃油政治時，這位大長老想的是海外或愛爾蘭海峽另一邊的慷慨的改革運動，對事物的物質一面不屑一顧。 張伯倫的要求微不足道。他所有那些當時被認為相當驚人的改革已經實現並且被我們匆忙的步伐遠遠甩到身後。一旦國家的生存得以確保，人民的福祉、小家的快樂就成了統治者的首要職責，這現在已經成為保守黨的原則。但在1886年，格萊斯頓先生在「喬」自己的激進派戰場上打敗了他。他打敗了他，擊垮了他，將他趕下政治舞台。在這位長老的政治生命期間，張伯倫從未再擁有過公共職務。這場戰役非常殘酷，儘管格萊斯頓先生在他的黨內獲勝，但在帝國層面受到致命重創，自己也被趕下台。不到六個月時間內，張伯倫給稱雄一時的格萊斯頓和巴涅爾聯盟帶來了議會內的失敗和大選中的災難。那位大長老將這個競爭者逐出自由黨的門牆，卻付出了保守黨和自由黨聯合派實際長達20年統治的代價。[7] 張伯倫從沒搞明白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它的特性一直讓他反感。所有野心勃勃的政治家都想與巴涅爾建立聯繫。奧謝（William Henry O』Shea）上尉是一個默默無聞的愛爾蘭議員，他的家上演了那出名為「永恆三角」的景象。巴涅爾是奧謝夫人的情人，奧謝在威脅和默許間搖擺，那位愛爾蘭領導人的強笑和勉強的政治支持讓他沾光不少。張伯倫長期以來通過上尉與巴涅爾接觸。需要得到信息時，格萊斯頓有一個通過那位夫人的可靠通信手段。類似地，張伯倫向愛爾蘭提供了構想極好的與聯邦制度概念相關的地方政府計劃。格萊斯頓最終出手，否定了一個「學院綠地（College Green）[8]上的議會」。在兩次事件中，他都抓住了事件的關鍵。但格萊斯頓本人只看到了問題的一部分，對新教的北愛爾蘭的要求和路線視而不見。他拒絕面對北愛抵抗的事實。對於支配了自由黨思想整整一代的北愛居民的權利，他極力主張忽視。他將這種短視提升到學說原理的水平。最終，我們共同造就了一個分裂的愛爾蘭和一個分裂的英國。 不過反對《愛爾蘭自治法案》的鬥爭依然是張伯倫政治生涯的輝煌時刻。正如生活中常見的那樣，雙方都沒有一個清晰的立場。張伯倫曾努力嘗試得到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的支持，但遭到拒絕。格萊斯頓曾以強迫手段疏遠了愛爾蘭，又懷著對前後一致的完全蔑視再次贏回他們。對這兩人，奚落和嘲弄的理由數不勝數。然而經過了這麼長時間，故事經過了所有的加工重述，我們可以看出兩人都自然而真誠。他們的觀點永遠不可能被改變。按哈廷頓[9]那簡練的說法，他們「指的不是同一件事」。直到在這場致命格鬥中面對張伯倫，格萊斯頓才知道他的力量。「他從未這樣為我們說過話。」在張伯倫對《愛爾蘭自治法案》的一次無情攻擊之後，他抱怨說。格萊斯頓肯定經常責怪自己沒有親身花更多力氣將他這個反抗的副手帶在身邊。但我們現在可以看出，那也無濟於事。根子裡，那一分裂是斷然而徹底的。 1885年冬到1886年冬之間，張伯倫經歷了一連串令人難以置信的打擊。在我們國家，這樣的打擊很少落在一個公共人物頭上。他一生的政治成就被一掃而光。他對自由黨激進派選民的所有吸引力都被摧毀。他最親密的朋友和同志自此成為一生的對手。與約翰·莫利的政治決裂和查爾斯·迪爾克（Charles Dilke）的悲劇不僅打破了他的公共生活圈子，也打破了他的私人生活和思想圈子。他與莫利的友誼只得跨越政黨對抗的鴻溝來保持。他對迪爾克的友誼勇敢但徒勞地橫跨在個人災難的深淵上。他不得不在一個狹小的集團里，與同一個哈廷頓和他將要從議會舞台上趕跑的同一群自由黨人交朋友，共事許多陰暗的日月。他曾尋求喚起新選民反對保守黨人，現在不得不學習他們的語言。 愛爾蘭人是他最頑固的敵人。他們給英國政治注入一股仇恨的潮流。這仇恨完全屬於他們自己，屬於英國幸運避開的數個世紀。他們知道，正是他毀了格萊斯頓先生，挫敗了《愛爾蘭自治法案》。他們的怨恨之惡毒超越了我在這個混亂的世界上見過的一切。他回以輕蔑和不緊不慢的長期耐心對抗。他讓他們感覺到他們恨他是對的。 所有這些考驗展現出一個最佳狀態的張伯倫。他的熱心，他的堅定，他完美的自控，他的「交友天才」，按莫利多年後的說法，全都在這些壓力中大放異彩。他是個忠實的朋友。沒人比他的戰友和同事約翰·莫利與他更不相同，或者更一貫地反對他。《愛爾蘭自治法案》、自由貿易、南非戰爭為他們間的公開衝突提供了永遠新鮮的理由。然而他們保持了兩人的私交。從沒有哪一年，他們找不到會面的機會。會面時，他們的談話充滿了舊同盟的自由和熱情。政治動盪和政界彼此打擊與傷害的痛苦影響不了莫利對他的感情。這樣的感覺從未存在於張伯倫和格萊斯頓之間。格萊斯頓根深蒂固的托利天性和教養與這個來自英國中部和中產階級的挑戰者格格不入。那位大長老不喜歡有人超過他對工人階級的吸引力。他很不情願地讓張伯倫進入他的內閣；他信任其他更溫順的同事，與他們親密交往，但拒絕這樣對待張伯倫。直到他在水火不相容的鬥爭中與張伯倫遭遇，他才真正理解了「喬」的個人力量。也許這不是壞事。我首次進入下院時，常常坐在「吉姆」·勞瑟（James Lowther）先生旁邊。他曾與迪斯雷利一起進入內閣。他是舊時代的真正遺老，死硬保守黨的完美樣本，一個偉大的紳士，還是個運動愛好者。「謝天謝地，」一天他評論說，「如果那兩人聯手，他們早把我們的襯衫剝光了。」 當《愛爾蘭自治法案》胎死腹中，保守黨的長期統治開始時，張伯倫在冉冉上升的政權里只找到一個私交。在1885年的選舉中，倫道夫·丘吉爾勳爵領導了保守黨選民對抗伯明罕的全部七個議席。成群成群的工人譴責著「馬朱巴山」[10]和「謀殺戈登」，滿懷愛國熱情，對抗並且幾乎戰勝了張伯倫家鄉城市高效熟練的激進主義。但在1886年，這些敵對力量成為他的主要支持。倫道夫·丘吉爾勳爵在伯明罕保守黨人中的權威處於絕對危機中。他致信張伯倫（6月19日）：「我們會全力支持自由黨聯合派，不要求任何回報，不吹噓，也不嘲笑。我將保證你的聯合派所有候選人得到我們黨的全面支持。」這樣的紀律無懈可擊。整個伯明罕，保守黨選民遊行支持所有那些他們最憎惡的人，以可靠的多數回報了那些直到最近還是他們的政治存在壓制對象的人。 但一段漫長的嚴酷時期隨之而來。從1886年到1892年，在倒台的格萊斯頓派的低聲責備和愛爾蘭民族主義無法平息的仇恨中，張伯倫先與哈廷頓，後（哈廷頓成為德文郡公爵後）獨自坐在下院反對黨議席前排。他坐在下院，保持著聯合派在台上。他毫不動搖。幾乎發生在這個開端的倫道夫勳爵的辭職似乎剝奪了張伯倫與內閣的唯一聯繫。他是「光榮孤立」[11]的一個例子。索爾茲伯里（Robert GascoyneCecil，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政府跌跌撞撞地頑固堅持著。無比的耐心和自控必不可少。張伯倫不缺乏這些。直到1895年，他才作為殖民大臣和那個偉大的帝國主義者進入他那段最終及現在最為人所知的時期。 我留有關於這位著名的「喬」的許多生動回憶。他一直對我非常好。他曾是我父親的朋友、敵人，然後再次成為朋友。有時候，他在我父親成功的日子裡是敵人，有時候，他是父親身處逆境時的朋友，但他們間一直存在著一份爭吵不休的同志關係和個人喜愛。在我從我的軍隊搖籃看出去，為政治而激動的時期，張伯倫先生是英國公共事務中無與倫比的最活躍、最耀眼、最反叛、最有趣的人物。在他上面，不知多久前就當上首相的德高望重而威嚴的索爾茲伯里侯爵統治著上院。在他身旁的政府席位上，理智、謹慎、優雅、理解力強、輕率而無畏的亞瑟·貝爾福領導著下院。但「喬」是那個真正的掌權者。他是那個為群眾所知的人。是他擁有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是他在必要時手握刀劍，隨時準備撲向英國的敵人；是他的話語縈繞在帝國所有年輕人的耳中和許多人的心中。 我與他的真正交談肯定大大超過了與我自己那早逝的父親。他總是非常願意透露消息，同時驚人地坦率直接。我記得的第一次談話發生在南非戰爭爆發前那個夏天。聖赫利爾夫人（Lady St. Helier）在泰晤士河畔有一所宜人的屋子，我們都在她家做客；一整個下午，我們乘一艘汽艇在河上巡遊。他對我極為友好，拿我當一個平等的成人和我交談，之後——按奧斯丁（Austen Chamberlain）過去經常描述的——給了各種各樣的嘉許。與克魯格總統的談判當時正處於一個極端微妙的形勢。我無疑迫切希望採取強硬路線，並且記得他說，「吹響衝鋒號，轉身發現沒人跟著，那沒用」。後來我們經過一個端坐在河邊草地椅子上的老人。聖赫利爾夫人說，「看，拉布謝爾（Henry Labouchere）在那裡。」「一捆垃圾。」這是張伯倫將頭從他這個惡毒的政敵身上轉開時的評論。我注意到他臉上稍縱即逝但非常強烈的輕蔑和厭惡表情。我突然意識到，我這個令人愉快、禮貌、快活的同伴在他與自由黨和格萊斯頓先生的不和中招致和回報了多深的仇恨。他的前追隨者和同事什麼話都說出了口。「猶大」「叛徒」「忘恩負義的人」「變節者」——這些是自由黨激進派對他不斷攻擊中傷的常用說法。 六年後，在他分裂了保守黨及通過提出貿易保護主義問題震動了這個國家之後[12]，我和他有了最後一次重要談話。我正在記敘父親生平，寫信索要他手中信件的副本。那時候，我們正處於全面的政治鬥爭中。雖然人微言輕，但面對面在議會和整個國家前，我以一個年輕人的全部闖勁攻擊他。我是在反對他決心實施的政策和一生最後的努力方面最為突出的年輕保守派之一。出乎我的意料，他對我的信的答覆是建議我去海伯里（Highbury）和他待一晚上，看看那些文件。於是我懷著一絲忐忑不安去了。我們兩人一起吃飯。上甜點的時候，他開了一瓶1834年的波爾圖葡萄酒。我們只簡短提到當前的爭議。「我覺得你很對，」他說，「跟著你的感覺加入自由黨。你得預料到加在你身上的與我經歷的同樣詆毀。但如果一個人對自己有信心，它只會讓他更敏銳，更有力。」除此以外，我們的談話圍繞著20年前的爭議和人物進行。 我們一直談到夜裡兩點。「喬」拿出19世紀80年代的日記、信件和備忘錄。隨著每個片段喚起對那些逝去歲月的回憶，他話里有了令人開懷的興奮、同情和吸引力。我覺得這是老政治家的一幅令人愉快的畫面，在他職業生涯的頂峰，在他戰鬥最艱難的時刻，如此慷慨超脫地招待一個年輕、活躍、咄咄逼人，並且他深知是水火不容的政治對手。我懷疑英國這種不讓政治捲入私生活的傳統是不是經常發揮到比這更深的程度。 * * * * * 我們來到一個約瑟夫·張伯倫的主要努力獲得成功的時期。英國最終作為一個奉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國家加入了世界大家庭[13]。沒人可以設想我們會退出這一新制度，除非一次世界範圍內的財政政策改變；即使所有關稅和貿易壁壘經歷一次大修改，偏向不列顛帝國內部的觀點依然會維持它的全部效力。這確實是一個歷史性的和諧的事件，它讓張伯倫自己的兒子作為財政大臣去實現他的任務和使命。精心設計的社會改革措施，這個世紀在我們島上創立的養老金和保險制度，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程度執行但全都沒有英國這樣強度的高財富稅——所有這些都是以改善大眾物質條件為目的的最初衝動的發展。在「激進喬」的全盛時期，他非常有力地實現了這種大眾物質條件的改善。但他在保守黨內復興了迪斯雷利的夢想，讓不列顛帝國遍布世界各地的民族認識到他們是一家，認識到他們的未來在於依照這一觀念行動，認識到張伯倫一生的工作進入了它最廣闊、最崇高的領域，這些是在他作為一個帝國主義者的時期實現的。不列顛帝國的概念不是他的，他也不是它最早的倡導者，但在使它成為現實方面，沒人做得比他更多。這是沒人可以質疑的一份永恆名聲的基石。 注釋 [1]約瑟夫·張伯倫（1836—1914），英國擴張政策的倡導者。初為自由黨激進派，後為保守黨右翼。1895—1903年任殖民事務大臣，推行擴張政策，力圖加強控制各自治領的經濟，倡議帝國特惠制。⁑ [2]The Life of Joseph Chamberlain, Vols. I-III, J. L. Garvin.† [3]紅色是激進派的傳統顏色，藍色代表真正的保守派。⁑ [4]1900年大選的結果受到了正在進行的布爾戰爭（1899—1902）的極大影響。「卡其」大選即得名自軍隊制服的顏色。保守黨獲勝，索爾茲伯里侯爵繼續擔任首相。⁑後指在戰爭前、戰爭中或戰後召集的大選，目的是利用緊張局勢獲得最多選票。⁑ [5]1883年到1885年間，張伯倫和約翰·莫利以《自由黨激進派綱領》（「Radical Programme」）（1885）為名，組織在《雙周評論》（Fortnightly Review）上出版了一系列論述土地、住房、宗教、教育和稅收的文章。張伯倫在言辭激烈的序言中宣揚「激進黨的一個確實可行的綱領」。說這個綱領「非法」是因為它未經自由黨領導層批准。⁑ [6]1909年7月31日，勞合·喬治曾在倫敦萊姆豪斯發表激進演說。⁑ [7]1886年，格萊斯頓為了在大選中爭取愛爾蘭人的選票，滿足了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的要求，將《愛爾蘭自治法案》提交議會。堅定維護英國統一的張伯倫忍無可忍，辭去外貿大臣職務，帶領支持他的激進黨員另組自由黨聯合派，並與保守黨結盟反對格萊斯頓，終於迫使格萊斯頓下台。由張伯倫帶領他的激進黨（自由黨聯合派）與索爾茲伯里侯爵的保守黨組成聯合政府。⁑ [8]是都柏林市中心的一個三角形廣場。其北側建築物今天是愛爾蘭銀行，在1800年以前曾是愛爾蘭國會大廈。⁑ [9]斯賓塞·康普頓·卡文迪許，德文郡公爵八世（Spencer Compton Cavendish, 8th Duke of Devonshire）。德文郡公爵都有一個哈廷頓侯爵的副頭銜。⁑ [10]布爾人在第一次布爾戰爭的馬朱巴山戰役中大敗英軍。⁑ [11]以前的英國外交政策，表示不捲入歐洲政治旋渦，此處用作諷刺語，意為完全的孤立或隔絕。⁑ [12]張伯倫認為，自由帝國的政策再繼續下去，英國將回歸到與英倫三島的面積相稱的國際地位上去。要維持英國的大國地位，必須建立一個聯繫緊密、堅強有力的大英帝國實體。他主張建立一個「帝國聯邦」，用聯邦的形式使大英帝國聯結成一個真正的、統一的國家。但未獲各殖民地的響應。此後他轉而鼓吹帝國關稅同盟，想在經濟上先統一帝國，為政治統一打下基礎。然而，大多數英國政治家仍固守自由貿易政策傳統，張伯倫的主張遭到激烈反對。於是，1903年，張伯倫辭去殖民大臣職務，帶領支持者組織起「關稅改革同盟」，掀起聲勢浩大的關稅改革運動，此舉不但使得保守黨分裂，更造成了英國自17世紀的內戰以來最大的議會分裂。⁑ [13]1915年，英國議會通過了《馬克凱恩法案》，定出了33.333333%的關稅率，以保護它的汽車工業。1921年，又通過了《保護工業部門法案》，對進口的精密儀器、化學品、金屬製品課徵 50%的關稅。1923年，通過《進口關稅法案》，至此英國完全脫離了自由貿易原則，變成了一個貿易保護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