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1937 · 蕭伯納[1]

蕭伯納$ Elliott & Fry，Ltd.$ 蕭伯納是我早期反感的人之一。實際上，我的差不多第一篇文學隨想就是對他和他一篇文章的猛烈抨擊。那是1897年，我在印度任陸軍中尉時寫下的（從未出版）。蕭伯納那篇文章貶低和嘲笑了某場小戰爭中的英國陸軍。四五年後，我認識了他。與藝術和戲劇圈子一直相處融洽的母親帶我和他一起吃飯。我立即為他充滿活力和歡快的談話所吸引，他只吃水果蔬菜與只喝水的習慣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打趣他的後一個習慣，問：「你是不是真的一點紅酒也不喝？」「我有足夠的決心維持這種狀況。」他回答說。也許他聽說了我年輕時對他的偏見。 在以後的年代裡，尤其是在大戰後，我可以回憶起幾次愉快和值得我記住的政治談論，尤其是關於愛爾蘭和社會主義的話題。我認為這些交鋒對他不可能是不愉快的，因為他很友好地送我一本他的代表作《給智慧女性的社會主義指南》（The Intelligent Woman’s Guide to Socialism），（緊接著錯誤地）評論說，「這是阻止你讀它的可靠方式。」不管怎麼說，我還存著這個聰明、機智、狂熱和體諒的人物的一副生動形象，我會痛惜失去這在陽光下閃閃發亮的冰霜。 * * * * * 他的傳記作家之一愛德華·尚克斯（Edward Shanks）說到蕭伯納：「更重要的是記住他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功成名就，而不是記住他生於愛爾蘭。」確實，只有那些一心要在他身上找到愛爾蘭影響的人才能發現它們。另一方面，19世紀90年代的影響非常強烈——不是頹廢分子的膚淺影響，而是新新聞主義、新政治運動和宗教運動的急切衝動。所有那些「新運動」的空想和別出心裁的措辭吸引了他。在貧困窘迫和與成功無緣的痛苦中，他在倫敦生活了九年。他的黃褐色西服、倒戴（因為某種無人知曉的經濟原因）的帽子、慢慢融為綠色的黑色外套，所有這些都漸漸為人所知。但所有這些年裡，他只掙到6英鎊，他說，其中5英鎊還是代寫廣告的。除此，他依賴母親，沒有報酬地寫了幾部平庸的小說。他依然默默無聞，不得不在文章一開頭就語出驚人，吸引讀者。工作慢慢找上門來——音樂評論、戲劇評論、政治小品和小報道，但直到1892年，他的第一部劇《鰥夫的房產》（Widowers』 Houses）才問世。 他在愛爾蘭的早年生活讓他對名望和宗教心生厭惡，部分因為它們是那時候的年輕人流行的嘲弄對象，而蕭伯納一直是那個時代的產物；部分因為他的家庭——他們要麼是為了努力配得上一個準男爵表親的地位，要麼是為了努力平衡他們的貧困，忠實地維持著這兩者。他被拉入低教會派（Low Church）和非國教教堂，被禁止和商人的孩子一起玩耍，這些給他帶來永遠難以平復的強烈情緒反應，讓他公開大聲反對「定製的道德」和對上流社會的馴服順從；一言以蔽之，反對如今被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先生稱作「事物的肥胖靈魂」所總結的一切。當他最終走出來時，是作為一個反叛的先驅，一個既有信念的擾亂者，一個提出最難解的斯芬克斯之謎的快活、調皮、反叛的小妖精。 30來歲的他精力充沛，上下求索，憤怒，貧窮，寫過一些不成功的小說和尖銳的評論，擁有大量音樂和繪畫知識，滿心憤憤不平。中年時，他遇上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立即滿腔熱情地加入了費邊社。他在旅社、街角演講。他克服了他的緊張不安。他給他的風格塗上了一層辯論色彩，這出現在他所有戲劇的開場白里。1889年，他第一次表現出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後來他背棄馬克思，倒向雪梨·韋伯（Sidney Webb）先生。他一直承認後者在形成他的意見方面的影響比任何人都大。但這些資源還不夠，他必須找些什麼來代替宗教作為約束和指南。尚克斯先生說：「終其一生，他都為一個障礙所困擾，那就是他羞於使用……上帝的名字，又找不到任何恰當的替代。」因此他必須想出那個「生命力」，必須將救世主扭曲成一個不夠熱心的社會主義者，並且將天堂建在他自己的政治幻想中。 「藝術，」我們的主人公在另一篇文章里聲稱，「是除折磨外唯一的老師。」然而和往常一樣，抱著他的信條，他沒有聽從這個導師的教誨。他從不涉足無利可圖的事務。幾年後，他寫道：「我的所有為藝術而藝術的嘗試都失敗了，它就像將『iod.』牌釘子釘進一沓紙里。」他反覆無常的興趣將自己與叔本華、雪萊、歌德、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各種不同的導師聯繫起來。在他的批判能力明顯沉睡的某個時刻，他甚至將威廉·莫里斯與歌德相提並論！ 與此同時，他繼續吸引能夠吸引到的所有關注。他在《魔鬼倫理》（Diabolonian Ethics）中寫道，「我將美妙的退休生活留給那些先為紳士，後為文學工人的人。板車和喇叭留給我。」而用於喚醒和激勵的喇叭則發出一片胡亂的嗡嗡聲，如（在《易卜生主義的精華》[Quintessence of Ibsenism]一書中）：「將異教徒架到火刑柱上燒死的理由不輸於拯救沉船船員；實際上，前者的理由更充足。」 直到19世紀90年代後期，真正耀眼的成功才姍姍來遲，並且自此長駐在蕭伯納先生身邊。他的戲劇以恰當的間隔，越來越有信心地一部接一部相繼推出。《念珠菌》（Candida）、《芭芭拉少校》（Major Barbara）和《人與超人》（Man and Superman）吸引了知識界的關注。帶著更機敏的風趣、更激烈的對白、更具挑戰性的主題、更緊湊的結構、更深刻更自然的理解，他踏入王爾德毀滅後留下的真空。蕭伯納戲劇的獨特特色舉世聞名。今天，不僅在英語語言的廣闊地域內，也在世界各地，他的戲劇是除莎士比亞戲劇外排演最頻繁的。每個國家，各個階級，所有人都關注著它們的到來，歡迎它們的回歸。 這些戲劇首演就引發轟動。易卜生通過構建比以往更好的戲劇來打破「佳構劇」，蕭伯納先生則通過根本不「構建」來打破它。他曾聽說，詹姆斯·巴里（James Barrie）爵士開始寫作《我們該加入女士那邊嗎》（Shall We Join the Ladies）之前，就完全構思出它的情節。蕭伯納先生震驚了。「想像一下，在你開始一部戲之前就知道它如何結束！我開始寫一部戲時，對後面要發生的事毫無概念。」他的另一個主要創新是他的戲劇不依賴人物與人物或人物與環境的相互作用，而是依賴討論與討論的相互作用。他的觀點成為角色，自己互相鬥爭，有時帶來強烈的戲劇效果，有時沒有。除少數例外外，他的人物不是因為他們是什麼或做了什麼，而是因為他們說了什麼而存在。然而他們存在著。 最近，我帶孩子去看《芭芭拉少校》。從我上次看它起，20年已經過去了。這是這個世界經歷的最可怕的20年。幾乎每一個人類機構都經歷了徹底改變。存在了多少世紀的標誌被一掃而光。科學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條件和城鄉面貌。靜悄悄的社會發展，劇烈的政治變革，社會基礎的急劇擴大，從傳統和限制中的大解放，民族和個人意見的深刻重塑，所有這些都跟上了這個偉大時代的滾滾車輪。但《芭芭拉少校》里沒有一個人物需要重新刻畫，沒有一個句子或意見陳舊過時。孩子們驚訝地得知，這部戲，這個現代性的最高點，居然寫於他們出生之前不止五年。 * * * * * 很少有人不是說一套做一套，蕭伯納先生更是如此。也很少有人比他更能左右逢源。他的精神家園無疑在俄國，他的故土是愛爾蘭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2]，但他舒服地生活在英國。他那些對生活和社會起削弱作用的理論，被堅決地阻攔在他的個人舉止和家庭之外。沒人過著比他更體面的生活，也沒人比他更脫離他自己顛覆性的空想。他嘲笑婚姻誓約，有時甚至嘲笑愛這種情感本身；然而沒有人的婚姻比他更快樂，更明智。他沉溺於一個不負責任的話匣子的全部自由中，口若懸河地從早說到晚，同時卻主張取消議會機構和建立鐵腕獨裁，而他則很可能成為獨裁的第一個受害者。這是約翰·莫利對卡萊爾（Thomas Carlyle）的評論的又一個例子：「囉唆先生的30卷沉默真理。」他與溫馴的英國社會主義者相談甚歡，史達林或墨索里尼的微笑顯然都令他感到滿足和榮幸。他宣揚制定嚴格的法令，規定所有收入都應該均等，任何占有物比別人更多的人就算不是騙子，也具有個人惡意——也許是無意識的。他一直鼓吹各種形式的財富為國家所有；然而當勞合·喬治的人民預算案首次開始徵收微薄的額外稅時，抗議聲音最大的莫過於這位已經富有的費邊主義者。他同時是一個貪婪的資本主義者和真誠的共產主義者。他讓他的人物快活地談論為一種思想而殺人，卻不厭其煩地避免傷害一隻蒼蠅。 他似乎從所有這些對立的習慣、立場和態度中得到同樣的愉悅。他嬉笑怒罵，活潑機智，他用自己的言行戳穿他曾用於任何問題兩面的每一個論調，取笑和迷惑每一群曾聽他講話的聽眾，在自己的嘲弄中加入他曾支持過的每一項事業。世界長時間耐心而饒有興趣地看著這條獨特的雙頭變色龍靈活滑稽地轉來轉去，在此期間，這個生物則一直渴望得到重視。 * * * * * 我猜想，在中世紀的宮廷里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弄臣靠了不偏不倚，才免於被打得皮開肉綻，免於脖子被擰斷。這些不偏不倚的氣球（bladder）[3]打向各個方面，一體打向所有人。一個君主或大人物還沒來得及拔劍報復一份尖刻的諷刺，他的對手或夥伴的際遇就已經讓他笑得渾身發抖。每個人都忙著按揉自己的小腿，沒人有空去踢那個踢人的人。於是弄臣活了下來，於是他得以進入最令人生畏的圈子，在野蠻和專橫者目瞪口呆的注視下沉溺於隨心所欲的滑稽舉動。 蕭伯納式的奶牛——換個例子——剛產出創紀錄的奶量，就將奶桶踢到饑渴和讚賞的擠奶工身上。他對救世軍的工作給予無上的讚揚，轉身就讓它顯得荒謬而無助。在《英國佬的另一個島》（John Bull’s Other Island）里，我們剛剛迷上愛爾蘭的魅力和情調，就看到愛爾蘭民族穿上了騙子的外套，為意志的薄弱所限制。自由黨地方自治官滿心指望從蕭伯納那裡得到對他事業的辯護和贊同，卻在瞬間發現自己成為舞台上罕有匹敵的諷刺對象。聖女貞德的受審和犧牲在我們心中喚起的強烈情緒立即被構成最後一幕的丑角表演一筆抹消。工黨的國際歌《紅旗》（「The Red Flag」）被這個最耀眼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稱作「炸鰻魚的葬禮進行曲」。他論述社會主義的最嚴肅作品是一部論理傑作，是蕭伯納漫長豐富的經歷所形成的最堅定信仰的體現，是對人類思想的貢獻，為此他花費了足以創作六部名劇的整整三年時間。就是這部作品，資本主義社會讀得興致勃勃，收穫頗豐，工黨政治家則禁止了它。 每個人都遭受過痛斥，每種觀點都被撼動過，然而一切如常。我們面對著一位富於獨創性、啟發性的深刻思想家，但這位思想家依賴矛盾，想到什麼說什麼，而不費心考慮它與他過往言論的關係，或它對別人信仰的後果。然而，這是矛盾的精髓，沒人可以說蕭伯納不是發自內心地真誠，或者他一生髮出的信息前後不一。 當然，在我們中間有個弄臣反倒是一件好事。 * * * * * 若干年前，蕭伯納遠遊俄國的描述出版，吸引了我的注意。他選擇阿斯特夫人（Lady Astor）為共同代表或旅伴。這是個愉快而恰當的選擇。與蕭伯納先生一樣，阿斯特夫人擁有世界上最好的一切。同時作為時尚社會和現代女性民主的領袖，她在橫跨新舊世界的大西洋兩岸風光一時。她將一顆善心與一條搖擺不定的毒舌結合起來。她是第一個下院女議員這種歷史奇觀的化身。她以無可比擬的詞彙譴責賭博惡習，又與一個無與倫比的賽馬飼養場關係密切。她接受了共產主義的款待和奉承，同時又維持著普利茅斯保守黨員的身份。她把所有這些對立的事情做得如此圓滑自然，疲於批判的公眾只有乾瞪眼的份。 「那是十六七年前，」模仿柏克（Edmund Burke）的名句，「我第一次在倫敦上流社會見到現在的阿斯特子爵夫人，並且肯定從未在這些她似乎難得涉足的地方見過更喜人的場景。」她衣冠楚楚地從美國走來，為的是激勵和吸引這個快活但依然莊重的圈子，緊接著，她就在其中活躍起來。每扇大門都為她打開。保守的男性偏見被掃除，自古就對婦女封閉並且外國出生的人一直難以進入的下院入口立即敞開來接受她。轉眼間，她由貝爾福先生和勞合·喬治先生引到她的座位上，並且很快發表了她的第一次演講，提供了一幅將保存在威斯敏斯特宮的難忘場景的畫面。這些確實是驚人的成就。 當那裡的領導人等著在他們嚴酷的領土上上演一出快樂的滑稽戲時，內心一定惴惴不安。俄國人一直喜歡馬戲團和巡迴表演。因為他們監禁、槍斃或餓死了大多數優秀的喜劇演員，他們的來訪者也許會給一個明顯的真空填上一塊。兩人分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知識分子小丑和老丑角的合體，及資本主義啞劇里那個迷人的科隆比納（Columbine）[4]。於是人群聚集起來。眾多訓練有素的遊行人員戴著紅圍巾，扛著紅旗擺出陣勢。集結的樂隊奏出震耳欲聾的音樂。強壯的產業工人的喝彩聲響徹雲霄。國有鐵路提供了最好的食宿。盧那察爾斯基委員發表了華麗的長篇演說。李維諾夫委員不顧小巷裡購買食物的長隊，準備了奢侈的宴會；那個擁有「鋼鐵意志」的最高委員史達林大開嚴密守衛的克里姆林宮聖殿，以充滿同志情誼的微笑迎接他的客人。 啊！但我們別忘了，這次訪問的目的是教育和調查性的。親身調查關於俄國的真相，通過個人體驗發現五年計劃如何進行，這對我們的公共人物該有多重要。知道共產主義是否真的比資本主義好，知道新政權統治下的俄國大眾在「生命、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方面做得如何，這該多麼必要啊。誰會對致力於這些艱巨任務的幾天時間心生不願呢？對這個有著冷漠的微笑和保險的投資的年老弄臣，這是對著他的熱心東道主的老套把戲投下一連串令人尷尬的磚塊的絕好機會。至於阿斯特夫人，根據報紙上的說法，美國法院前一周剛剛判給她丈夫300萬英鎊退稅，對她而言，所有這些不同社會制度間的兄弟姐妹般的交往一定是一場愉快的盛典。但最明亮的時刻正是消逝最快的。 如果我詳細描述這些場面的滑稽神態，那會引出一段嚴肅的道德說教。有句話說得好，喜劇天才和悲劇天才基本上是一回事。在俄國，有這樣一個沉默的龐大民族生活在一支戰時徵召的軍隊般的紀律之下：一個在和平年代承受著最壞戰役的嚴酷和剝奪的民族；一個恐怖、狂熱和秘密統治下的民族。有這樣一個制度，它的社會成就將五六個人擠在一個房間裡；它的工資在購買力上幾乎比不上英國的失業救濟金；那裡生活不安全；自由聞所未聞；優雅和文化正在消亡；那裡充斥著武裝和對戰爭的準備。有這樣一片上帝遭褻瀆的土地，而陷入現世苦難中的人在墳墓兩邊都指望不上一絲憐憫——按羅伯斯庇爾那句表達抗議的驚人說法，他的靈魂「只不過是消失在墳墓入口的一陣微風」！有這樣一個大國，它積極地、持續地通過秘密行動、宣傳，有膽的時候通過血腥的力量，努力從事推翻現存文明的活動。有這樣一個國家，它數以百萬計的公民在北極圈的黑夜裡腐爛、凍僵，在森林、礦井和採石場勞累至死，而許多人的罪過只是沉溺於那個讓人逐漸超越動物的思想自由。 體面善良的英國男女不該如此輕率地超脫於現實，以致他們對如此故意而無情地施加的痛苦沒有一句誠實的憤慨之辭。 * * * * * 如果真相必須說出，那麼我們的不列顛島在遇到麻煩時，沒得到蕭伯納先生多少幫助。當各民族為生存而戰，當那個弄臣舒舒服服居住的宮殿本身受到攻擊，從王子到侍從的所有人都在城牆上戰鬥時，弄臣的笑話只迴蕩在空空的大廳里，他的妙語和讚揚在朋友和敵人間一體均分，震傷了匆忙的信差、服喪的婦女和受傷的男人的耳朵。這竊笑與警報，或小丑的雜色彩衣與繃帶格格不入。但這些考驗結束了，不列顛島安全了，世界安靜下來並且再次開始獲得自由。自我懷疑的時刻回來了，穿著繡花披風的風趣和幽默在修補過的舞台上重新找到座位。廢墟得到重建，又有一些莊稼歸了倉。想像力脫出了牢籠，感謝上帝，我們又可以笑出聲來。[5]而且，我們可以為我們著名的弄臣驕傲，並且在重新獲得的安全中，為我們與許多土地上的許多人一起歡笑，從而繼續人類親切單純的夥伴關係。因為歸根到底，戰爭不是那個弄臣的錯。要是我們都沉醉在他的思考和俏皮話里，世界該多麼美好！多少面孔我們還能見到！對於任何民族，養育出那些記錄人世的精靈之一都值得驕傲。這些精靈可以向遙遠的後代展示我們所生活時代的方方面面。聖人、智者和小丑；德高望重的、深刻的和勁頭十足的，蕭伯納收到的，就算不是一代人的敬意，至少也是掌聲。他們將他譽為各民族的另一個人性紐帶，英語世界在世最偉大的文字大師。 注釋 [1]蕭伯納（1856—1950），愛爾蘭劇作家、小說家。生於都柏林。1876年移居英國倫敦，從事新聞工作。1879年起開始文學活動。1884年參加組織費邊社，1889年參與寫作並編輯「費邊論叢」，成為費邊社會主義的主要代表之一。一生共寫有劇本51部、小說5部和其他著作多種。1925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2]1922年至1937年的南愛爾蘭。⁑ [3]滑稽戲裡用來打人腦袋的氣球。⁑ [4]在滑稽表演和類似的啞劇中，老丑角是配角，是小丑的笑柄。科隆比納是一個漂亮的婦人，經常是老丑角的僕人，為丑角提供愛情上的關注點。⁑ [5]唉，我們笑得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