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1937 · 約翰·弗倫奇爵士[1]

約翰·弗倫奇爵士$ 伊普爾伯爵（Lord Ypres）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約翰·弗倫奇（John French）爵士。他的一生奉獻給了一個單一目標，而這個目標實現的程度遠遠超出了他最狂野的夢想。然而世事往往如此，野心的實現帶來的是失望。在一場歐洲戰爭中指揮一支龐大的英國軍隊是他漫長而冒險的職業生涯所期盼並為之努力的工作。沒有哪個白日夢有這樣不現實。很少有任何事比馬爾博羅[2]和威靈頓[3]時代的重現更不可能，也很少有什麼事比19世紀那支小小的英國陸軍再次踏足歐洲大陸更不可能。這個大陸以普遍徵兵制召集的軍隊數量達到了數百萬之眾！這是那些直到發生才讓人相信的事件之一。 弗倫奇一開始想加入海軍，但在帆船依然常見的時代，恐高這個缺陷對海軍候補少尉的職業生涯是致命的。他很快轉到一支輕騎兵團。隨著歲月流逝，到南非戰爭前夕，他已經被看成英國陸軍最好的騎兵指揮官。當一支遠征軍被派到好望角時，他在一場幾乎一切都依賴騎兵的戰爭的開始指揮著騎兵部隊。 正是在這一時期，我第一次與他有了接觸。也許連「有了接觸」的說法都過了，因為我們在近十年時間裡都不會再碰面。與那時候的許多將軍一樣，弗倫奇不賞識我。我是那種下級軍官與讀者眾多的戰爭記者的混合，後一種人在軍方思維里天然招人厭惡。一名年輕中尉風風火火地穿梭於戰場間，信心滿滿地討論最宏大的政策和戰爭問題而且有人傾聽，褒貶經驗豐富的指揮官，顯然不受規則或慣例約束，從頭到尾都在收穫戰爭經歷和獎章——這可不是一種值得鼓勵或效仿的模式。 而這些一般偏見之外又加上了一層個人反感。我的老團長布拉巴宗（John Palmer Brabazon）將軍一度自認為是弗倫奇在騎兵界的競爭對手。雖然他在南非戰爭開始前幾年確確實實地被超過，1899年冬，在科爾斯伯格一帶艱難緊張的行動中，他得到一個旅，在弗倫奇手下工作。弗倫奇嚴格細緻。布拉巴宗年齡大得多，實際軍銜更高，任性而且口無遮攔。摩擦開始了，爭吵發生了，至少一部分布拉巴宗的刻薄話語被惡意傳到弗倫奇耳中。布拉巴宗被剝奪了正規旅的指揮權，被派去任一個指揮義勇騎兵隊的閒職。大家知道我同情我的前指揮官，是他的親密朋友。因此，我也捲入這個更大範圍的交戰區。 儘管我參加了弗倫奇所部的許多行軍和戰鬥，儘管我與他的幾名參謀過從甚密，弗倫奇完全忽視了我的存在，對我沒有任何禮節或好意的表示。對此我很遺憾，因為我聽過他的種種事跡，如在科爾斯伯格戰線巧妙防守，勇敢地衝過布爾人防線馳援金伯利等，我非常欽佩，而且這個籠罩著聲名鵲起的光芒的勇敢人物也吸引了我。但我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南非這層嚴霜造成的麻木直到1908年秋才消解。我當時在威爾特郡出席了弗倫奇指揮的一些重要的騎兵演習。他現在被視為我們在發生戰爭情況下的主要作戰指揮官。我是一個〔在議會〕占有較大多數和可靠任期的政府的內閣大臣。他派一名軍官向我提議見一次面。我們以大致平等的身份走到一起。一份友誼幾乎從我們第一次談話起就開始了。經歷了隨後十年的劇烈動盪，這份友誼依然可靠而溫暖。 日益緊張的歐洲局勢隱藏在和平的溫暖天空與老生常談之後，不為公眾所知。但德國海軍力量的穩定增長開始在不列顛帝國不斷擴大的圈子裡引發深深的不安。自1905年[4]的阿爾赫西拉斯會議以來，（聲稱不承擔政策義務的）技術關係就存在於弗倫奇和英國總參之間。我和約翰·弗倫奇爵士都得到這些秘密事務的全面通報。於是我們在完全信任的自由氛圍中討論了未來及其巨大危險。1911年的阿加迪爾危機之後，我被派到海軍部。此舉的明確目標是提升我們的海軍戒備到最高級別及——重要性僅稍次的——在特定情況下為了將整支陸軍運到法國，建立海軍部與陸軍部的有效合作。約一年後，當弗倫奇成為帝國參謀部參謀長時，我們在重大問題上的合作成為一份積極而快樂的私交的核心。我們交換了各自職務所能獲得的所有信息。他多次到我的海軍部遊艇「女巫」號（Enchantress）上做客，多次參觀了艦隊的演習、訓練和重要的炮擊演練。我們討論了當時能想到的關於法國和德國間的一場可能戰爭和英國通過海上或陸地干涉的每一個方面。 我還記得他說過在1913年的德國騎兵演習上受到的待遇。數十個中隊旋風般列隊行進，威風凜凜地展示。完成之後，威廉二世請他共進午餐。德國皇帝完全利用了他作為君主、元帥和主人的地位，大言不慚地說，「你看到了我的劍有多長，你還會發現它同樣鋒利！」弗倫奇這個議會政府的公僕只能默默接受這份發作。他是個性格暴躁的人，費了老大勁才克制住。 * * * * * 現在，愛爾蘭問題粗暴地闖入英國政治舞台。自由黨政府在激烈的政黨衝突中為愛爾蘭爭取該黨的《愛爾蘭自治法案》。新教的北愛爾蘭準備好用武力抵抗被排除出聯合王國。在某個時刻，北愛的各種兵站和彈藥庫被認為有落入橙帶黨人[5]之手的危險。有人提議用來自愛爾蘭南部的強大帝國部隊增強北愛衛戍部隊，結果導致所謂的卡拉兵變（Curragh Mutiny）。軍官們在私人感情和政治上同情橙帶黨人，錯誤地認為有人要命令他們率部對付後者。他們大批大批要求退役。士兵當然站在自己的軍官一邊。政府與陸軍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分裂。正全神貫注於歐洲事務的弗倫奇堅定地站在政府和陸軍大臣西利（John Edward Bernard Seely）上校一邊。隨著所有各方認識到這場危機的可怕特徵，事件很快平息。但捲入爭議細節的陸軍大臣辭了職，而帝國總參謀長在軍隊同僚眼中的形象大受打擊，感覺必須追隨陸軍大臣而去。這是1914年5月末的事。 弗倫奇的前途似乎完全終結。一個士兵在和平時期重新回到最高職位的事情不常發生。空缺被填補，小小的裂縫很快合上；一個新人上台；新的忠誠得以建立。另外，對一個在很大程度上將自己與自由黨政府聯繫起來的將軍，高級軍官中有一股強烈的軍事偏見的潮流。所有有影響力的團體間流傳著各種消息：他無意繼續指揮；他精疲力竭；他已經把握不了陸軍的意見。他此時已近60歲。這是他的低谷期。 約在這一時期，在一片政治紛爭中，我正在為定於1914年7月中的艦隊測試動員做準備。這支艦隊之前從未全面動員過，我說服了海軍部的顧問相信，對皇家海軍，一次實用的機械大修和程序革新比通常的海上大規模演習更有價值。我正在視察泰恩河上的大造船廠，請弗倫奇同行。7月初，我們乘船沿東海岸南下，在駛向朴次茅斯的路上視察了各種各樣的海軍設施。作戰艦隊8個中隊的64艘戰列艦及巡洋艦和小型艦艇已經在朴次茅斯集結。一周時間裡，除了幾名年輕軍官外，只有我們兩人在一起。將軍正深陷麻煩中。他確定他的軍旅生涯結束了。滿懷熱情和精力，他被迫面對退休和無所事事的漫長空虛的歲月。如果大戰終將到來，他只能作壁上觀！他對這一切安之若素，他個人極好的脾氣和率直平靜地表現出來。我記得一天早上破曉前，我們從一隻哨艇爬上岸，觀看一架環繞飛機的初次試飛。我的年輕朋友阿奇博爾德·辛克萊（Archibald Sinclair）爵士在這架飛機上花費了巨額資金。我還記得與將軍長時間在迪爾的海邊曠地上散步。雖然弗倫奇神態自若，留給我的印象卻是一個心碎的人。 現在，看看運氣是如何快速變換和打開大門的！這趟陰鬱的航行後的14天內，約翰·弗倫奇爵士實現了他最樂觀的夢想。在人類有史以來打過的最大戰爭開始時，他成為英國派往海外最優秀最龐大陸軍的總司令！我再次看到他是在1914年8月5日那次重要的戰爭委員會會議上。其時英國已經對德國宣戰，會議決定派整支英國遠征軍在他的指揮下進入法國。十天後，這次重大行動由海軍部安全地及時完成。登上等在多佛爾的快艇前，他嚴肅但兩眼閃著快活的光芒向我道別。但戰爭的結局卻是辛酸的！ * * * * 弗倫奇是天生的戰士。儘管他沒有黑格（Douglas Haig）的智力，也許還沒有黑格骨子裡的堅忍，但他有深刻的軍事洞察力。在細節的準確性上，他不是黑格的對手，但想像力更豐富，也絕不會將英國陸軍拖入長期持久的慘重傷亡。 這場戰爭的第一個震驚堪稱緊張程度最高的戲劇。約翰·弗倫奇爵士很早就與指揮第五集團軍和最左翼全部法軍的朗勒扎克（Charles Lanrezac）將軍鬧翻了。朗勒扎克是一名傑出的指揮官，是戰略軍事科學的大師，在法國軍事學院任教多年。出於多少個世紀的傳統，許多法國人幾乎是從生理上不喜歡英國人，他是其中之一。他瞧不起英軍司令部，似乎認為他們弱小的軍隊獲准來援助法國是他們的榮幸。不僅對盟友，對自己的參謀，他的舉止也令人討厭，這導致他的迅速毀滅。不過朗勒扎克從一開始就看出霞飛「第十七號計劃」的愚蠢。他看出德軍經由比利時的大規模右翼機動，看出它將成為這場戰爭的主旋律。他的情報地圖一天天表明了這場龐大的曲線作戰的發展。從8月的第一周起，他不斷地向法軍總司令部大聲呼籲，說他的集團軍應該轉移到桑布爾河和默茲河，說他應該得到最大程度的增援。最終，他獲准向北轉移他的集團軍。他們行軍了一個星期。他到達沙勒羅瓦一帶。在此，他將左翼讓給英軍，和他們一起以一比二的兵力對比守在德軍穿過比利時的入侵路線上。 約翰·弗倫奇爵士也通過強行軍到達該地區，除了與他合作別無選擇。當時只是一名中尉的斯皮爾斯（Edward Spears）將軍在他那本非凡的《聯絡官1914》（Liaison 1914）中為我們描繪了這個場面。英軍總司令去拜訪法國第五集團軍司令部。弗倫奇的法語是英國人在那一語言上努力的極限。與18世紀的英國傳統一致，他的法語單詞發音用的是最粗暴的英國方式。他經常說到「『Compiayny』在『Iny』和『Weeze』的會合處」。此際，一個戰略要點在默茲河於伊（Huy）段。約翰爵士開始了這場禮節性交談，問朗勒扎克是否認為德軍企圖在於伊強渡默茲河。於伊是他嘗試過發音的最糟糕的名字。斯皮爾斯指出這個音只能用口哨吹出來！約翰爵士則將於伊念成「Hoy」。朗勒扎克陷在他對總體形勢的深刻理解中，壓抑不住對如此笨拙無知的蔑視。當約翰爵士的問題最終用聽得懂的話翻譯給他時，他很無禮地回答，「哦，不，德國人只有打漁才會到默茲河！」約翰爵士服現役多年，是手握五個步兵師和一個騎兵師的職業士兵，立即明白自己受到了無禮對待。在這個基礎上，兩位司令官肩並肩打了沙勒羅瓦和蒙斯（Mons）的大規模慘烈戰役。 在林木縱橫、崎嶇不平的鄉間，弗倫奇的炮兵幾無用武之地。德國大軍的重壓摧毀了第五集團軍戰線。朗勒扎克洞若觀火，下令立即連續撤退。他通過撤退挽救了局面是無可置疑的，但英國遠征軍也很有可能被包圍或消滅。在蒙斯戰役中獨立堅持的英軍面臨兩翼受敵的危險。約翰·弗倫奇爵士在他的回憶錄中天真地告訴我們，說他一度想退入莫伯日（Maubeuge），等待希望中的收復戰線。那裡有圍繞著寬闊的鐵絲網和塹壕的堡壘。約翰爵士告訴我們，說他免於這一災難是因為記起了哈姆利（Edward Bruce Hamley）的名言：「一支撤退軍隊的指揮官躲進一座堡壘的舉動無異於沉船的人抱著錨。」當然，他從未認真考慮過如此荒謬的舉措。相反，他也以最快的速度撤向巴黎。來自國內的指示讓他可以獨立行事，支持他在不確定的情況下退向沿海。他感覺自己指揮著帝國僅有的訓練有素的主力部隊，如果這些人損失了，憑以組建新軍隊的核心就沒了。然而，他也盡力與法軍的撤退保持協調，在一片混亂中寄望殺一記回馬槍來挽救巴黎。他意在為這最後一搏保持英國遠征軍的戰鬥力。 到達巴黎一帶後，有感於這座都城即將到來的命運，他促請霞飛奮起一戰，承諾自己也不退後。這也是霞飛的意圖，但反擊的時間地點尚未確定。約翰爵士收到一份直白的拒絕，同時法國司令部提到塞納河以南很遠的各個城鎮是英國遠征軍應該撤到的地點，甚至沒人告訴他「我們正在尋找戰機」。接著，當霞飛選擇或巴黎軍區司令加列尼迫使霞飛接受的時刻到來時，英國遠征軍突然被要求回頭。確信法軍正向巴黎後方撤退的約翰·弗倫奇爵士沒有立即擺脫這個念頭，不想死守巴黎。我們只能說，「毫不奇怪」。到那時，朗勒扎克已經在人們所說的一致同意下被解除了指揮職務，此前他在吉斯打了一場硬仗，指揮了自己部隊巧妙神速的撤退。他帶著對戰略的深刻理解、他的粗暴舉止和怨恨回了家。 接著是法軍相當馬虎，但依然意義非凡的第二次艱巨努力。這就是決定性的所謂第一次馬恩河戰役，儘管它實際從巴黎一直延伸到凡爾登，再繞到南錫——一條超過250英里（約合400千米）的戰線。一旦確定了霞飛的決心，並且得到國內增援，約翰爵士轉身向前突進。結果，英國遠征軍直接插入德軍展開的右翼兩支集團軍之間張開的空隙。英軍渡過馬恩河並插入這條空隙的進軍決定了這場挽救巴黎的宏大戰役。經過相對小規模的戰鬥，德軍右翼被突破，入侵軍隊的整條戰線收縮了30英里（約合48千米），退到一個防守位置。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戰事之一，約翰·弗倫奇爵士有資格分享這份榮耀。 接下來是「奔向大海的賽跑」（race to the sea）[6]。我們的軍隊經過連續補充，現在有七八個師和大量騎兵。法國政府批准我們轉移到沿海側翼。一些最優秀的法國將軍（尤其是後來的法國陸軍參謀長比亞 [Edmond Buat] 將軍）告訴我，如果法軍左翼的推進再大膽一些，德軍將會被趕出其所占地區的很大一部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保有安特衛普變得極端重要；因為當時的戰線有可能穩定在安特衛普—根特—里爾。當然，約翰·弗倫奇爵士為此極力爭取。在聖奧梅爾附近下火車後，他向阿爾芒蒂耶爾和伊普爾推進。但德軍準備了他們的反擊。四個由年輕但經過訓練的志願者組成的預備役軍在強力監督下被投入到英軍的推進路線上。現在，約翰爵士在最真實的戰爭概念上冒了巨大危險。他將他的戰線延伸到鋌而走險的極端。右翼，他在阿爾芒蒂耶爾作戰；左翼，他奮力向梅嫩（Menin）進發。一系列殘酷悲壯的戰鬥隨之打響。有時候，我們只剩下一線由傷亡慘重的士兵堅守的散兵坑；炮台也彈盡糧絕。但戰線固若金湯，四個年輕的德國軍被打敗。這場苦戰肯定在英國陸軍史上占據了很高的位置。如果將軍可以給現代戰役帶來任何貢獻，沒人的貢獻會超過那位英國遠征軍司令。 仁慈的冬天降臨苦難深重的戰線，疲憊使雙方大軍陷入塹壕戰。弗倫奇一生的最高篇章結束了。他之後的指揮浪費在突破由鐵絲網、機槍和炮火組成的鋼鐵屏障的徒勞嘗試上，既沒有足夠兵力，也沒有必要的裝備發起一場攻勢。1915年3月，福煦在阿圖瓦損失了10萬法軍士兵。4月和5月，約翰爵士在新沙佩勒和費斯蒂貝爾損失了2萬英軍。但他最大的失敗是盧斯戰役（Battle of Loos）。這是霞飛迫使約翰·弗倫奇爵士打的。它將從北側協助50個法國師在香檳（Champagne）發起的攻擊。 那一整年，我都與弗倫奇過從甚密，而且一直努力在他和基欽納之間調解說和。我請求他不要同意1915年的這場秋季攻勢。他自己的判斷也是如此。我在內閣反對這次戰役，直至被其他意見壓倒。除非我們擁有壓倒性的重炮、大量炮彈、步兵的絕對優勢，當然還有適用於那一特定任務的機器——坦克，否則我們沒有任何突破德國堡壘防線的手段。但沒什麼能打破霞飛的意志力和法軍參謀部的看法。法軍在9月下半月承受了可能多達25萬傷亡的慘重損失，英軍也招致了相應比例的損失。我以微薄之力盡力阻止它。我警告約翰·弗倫奇爵士說，新的戰役對他將是致命的。它不可能成功，而他則會成為瘋狂的希望挫敗後的替罪羊。一語成讖。 * * * * * 1915年的這些災難之後，我們進入這場戰爭的低谷。英國政府已經決定放棄達達尼爾海峽。我已經辭去戰爭委員會的職務，啟程加入我在法國的義勇騎兵團。辭職的大臣總會遭到非難，那些解釋不了辭職原因的人無一例外地受到譴責。那一刻，我當然不會嘗試任何解釋。我乘著駛離英國的船渡過英吉利海峽，在船上打量各種各樣的人群。他們屬於英國陸軍的每一個團，和他們走出戰壕一樣，他們正返回部隊——滿不在乎的人物、快活的人物、憔悴的人物——一群熙熙攘攘的好脾氣的人。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聽到弗倫奇的消息了。我前面提到，我是盧斯戰役的強烈批評者。我在戰爭委員會極力反對法國司令部要求他執行的這項計劃，我知道他為此受到傷害。我不擔心。一個人的好運走到盡頭時，會有一種已經壞到底的輕鬆感覺。然而，當船靠上布洛涅碼頭，我們列隊走下跳板，踏上飽受苦難的法國土地時，港口接卸軍官告訴我：「我們接到命令，請你去見司令。司令部的車在這裡。」 幾小時後，我與約翰·弗倫奇爵士在布郎克莊園一起用餐。他當時住在那裡。那些沒在大戰中打過仗或至少在陸軍服過役的人很難理解，從一名團級軍官到指揮許多許多軍的總司令，一級一級要向上排列多麼巨大的高度。弗倫奇忽略了所有這一切。他對待我就好像我還是海軍大臣，再次與他探討戰爭的未來。 在那之後，他和我談到他自己的處境。他說，「我只能隨波逐流」。他描述了施加在他身上的各種各樣的壓力——這些是為了勸說他不吵不鬧地放棄指揮權。（在英國，為了在不引起爭吵的情況下完成已經決定好的事，人們通常會費上老大勁。）我在內閣的時候，還沒意識到這些程序已經走到這一步了，但從他告訴我的情況，我認識到這個形勢。 我最後要描繪的是他作為總司令的最後一天。他帶我從前線回來，一整個白晝，我們一起驅車從一個集團軍到另一個集團軍，從一個軍到另一個軍。我們走進各級司令部，和他的將軍道別。我這個非官方人物就在車裡等。我們在毀壞的村舍里用一隻設計精美的食品籃吃午飯。放棄高級指揮權的痛苦非常強烈。他寧願放棄生命。然而，他堅定地相信靈魂的不朽：他覺得，如果你從胸牆上探出頭，讓一顆子彈穿過你的頭，那也只是你再也不能與你的夥伴和同志交流。你還會在那裡；知道（或許只是看到）所有的事件；形成你的想法和希望，但根本不能交流。只要你還關注世事，它將會讓你擔心。一段時間後，你的興趣會轉移。他確信新的光芒將會照耀；最終對所有人都更好，更明亮，更遙遠。 然而，如果你故意從胸牆上探出頭，你在新世界的開局會很糟糕。 那天的雨下了整整一天，這段談話一直印在我的記憶里。 注釋 [1]約翰·弗倫奇爵士（1852—1925），英國陸軍元帥。第一代伊普爾伯爵。英布戰爭期間揚名。歷任騎兵旅長、師長、軍長等職。1912年任陸軍總參謀長。1913年晉升陸軍元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任英國遠征軍司令。在前兩次伊普爾戰役中損失11萬士兵，被認為不適應塹壕戰，1915年12月改任英國本土武裝部隊司令。1916年鎮壓了愛爾蘭的復活節起義。1918年5月，被授予愛爾蘭總督的頭銜。⁑ [2]約翰·丘吉爾，第一代馬爾博羅公爵（1650—1722），英國軍事家、政治家。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大展神威，是近代歐洲最出色的將領之一。本書作者是他的直系後裔。⁑ [3]阿瑟·威爾斯利（1769—1852），第一代威靈頓公爵，是歷代威靈頓公爵中最為人熟悉的一位，人稱鐵公爵。拿破崙戰爭時期的英國陸軍將領，19世紀最具影響力的軍事、政治人物之一。1815年聯合普魯士軍隊在滑鐵盧戰役中徹底擊敗拿破崙·波拿巴。⁑ [4]原文如此。阿爾赫西拉斯會議時間應為1906年。⁑ [5]Orangeman，橙帶黨（Orange）是主張北愛爾蘭繼續隸屬聯合王國的新教政治組織。⁑ [6]指一戰初期（大致在1914年9月17日—10月19日間），德國和英法軍隊間的一系列側翼迂迴運動及與之伴隨的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