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 第二十章 「我們必須撤出——就現在」
1945—1946年
由於機敏的史迪威的運氣，他最終得以如願地在戰場上結束這場戰爭。不過，在他回來的頭幾個月里，好像他註定要在案牘中干到戰爭結束。1月23日他被任命為美國國內陸軍地面部隊司令，負責訓練。在海外戰事正酣的時候，這份工作對他沒有吸引力。「我會先儘量忍受，然後爆發。」他在給溫妮的信中寫道。馬歇爾沒有確切表明會讓他在太平洋地區擔任什麼指揮任務，同時史迪威認為總統沒有接見他是個不祥之兆。
陸軍地面部隊的總部設在華盛頓，但是史迪威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各個營地之間走動，以視察訓練情況並解決回國士兵問題。跟其他視察的將軍不同的是，他不去看營房，而是像在藍姆伽一樣立即查看訓練和射擊操練。在視察的間隙他發現自己成了名人，證據便是有警察開道把他從奧爾巴尼一直帶到華盛頓，飛機就地等著他。有各種講演，會議，聽證；在一次公開晚宴上大家對他報以熱烈的鼓掌。他還曾經應邀在西點軍校畢業典禮上演講，跟「想讓他談談」的副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談話，此外，根據後來的司法部長文森（Vinson）法官提供的說法：「美國人民把我視為一種典範。天哪！」
當利多公路終於推進到中國並以他的名字命名時，他對這種榮譽感到悲喜交集。Y軍和緬甸部隊在1月會合。後面緊跟著的道路穿越過來在八莫跟老滇緬公路連接，並在1月25日通車。負責築路的皮可將軍向接替史迪威在緬甸的指揮任務的薩爾坦將軍表示說：「我成立了一支車隊。我請求你准許車隊開往中國。」當第一批卡車經過24天艱難跋涉從阿薩姆邦到達昆明的時候，近千名欣喜異常的民眾揮動著彩色橫幅，上面用中國字寫著：「歡迎第一支車隊通過史迪威公路。」慶祝時史迪威的畫像跟蔣介石和羅斯福的一道被人們舉著。蔣委員長宣告說：「我們衝破了對中國的封鎖。請允許我以約瑟夫·史迪威將軍的名字命名這條公路，以紀念他所做出的卓越貢獻以及在他指揮下盟軍與中國軍隊在緬甸戰役和築路過程中發揮的巨大作用。」「我想知道是誰讓他這樣說的？」主角史迪威這樣想。
印緬戰區美軍總部正式發文同意了這個命名。此時陸軍電台播送了史迪威自己的聲明。他感謝所有的戰士——步兵、工兵、醫務人員、空勤人員、卡車司機以及勞工，是「他們為之奮鬥並最終建成」了這條道路。他對自己的作用不置一詞，就好像他從來沒有去過那裡似的。薩爾坦的一封私人來信要比這種種官方榮譽都更好地概括了實情；他在信中說，開通到中國的道路的是「你頑強的意志」。
不管史迪威對總統對待他的態度怎麼心懷不滿，他無論在私下還是公開場合均無表露，哪怕是意味深長的微笑或者皺皺眉頭都沒有。一位朋友說：「幕布是嚴嚴實實地拉上了。」他內心裡卻在痛苦地思索，這體現在他就自己指揮時的情況和中國的問題所進行的反省以及就此所做的筆記。他在陸軍部長史汀生家裡的晚餐上做出了無可迴避的結論，對此，根據他所做的記錄是：「在中國除非除掉蔣介石，否則毫無辦法。」反面也同樣無可迴避：其他的選擇是什麼？因為對此並無現實的答案，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共產黨正在奮力改變，因此史迪威認為，作為中國的「農民自由主義者」，共產黨也許會為美國提供一種支點。在另一番談話中莫斯（Wayne Morse）參議員發現他對共產黨和對蔣介石「同樣持批評態度」。他說中國正在陷入「長期內戰，對此我們毫無辦法」。我們只能等著中國走出混亂。史迪威在筆記中寫道，只要蔣介石還在掌權，那就不會在統一，甚至是在可行的聯合方面有任何進步。由於支持反動的重慶政府，美國在中國遭受重創並跟舊有的殖民體系聯繫到了一起。「除非我們立場堅定，否則我們將與法國、英國、荷蘭和重慶歸入一類。」
史迪威主要的精力用於為僚屬們正在編纂的他指揮地區的大規模記錄《中緬印戰區史》（History of the CBI Theater）編輯和撰稿。這些包括戰鬥報告、政治工作報告、各分支機構專述以及綜述的報告在內的資料，整理完成後裝滿了一隻箱子，並在3月7日提交陸軍部。當他幫著在五角大樓的過道里搬運這隻箱子的時候，有人問他裡面裝的是什麼，他回答說：「給漢迪將軍的一封信。」這份材料最後一章在對中心論點的總結中指出，由於在支持中國的同時並未對租借物資要求在作戰方面做出承諾，美國是在執行一種「搖擺不定的政策，在一種徒勞的輸血中耗盡了公共資金」。就他自己的作戰指揮而言，史迪威的結論是，由於無權「指揮」自己的部隊，他的指揮被削弱，結果他無從制定戰略或者直接戰術。在批評自己的國家和職業時，他認為美國的軍事教育是有缺陷的，由於對外國的做法和特點缺少認識，我們的士兵「只知道按美國方式行事，但是一旦這行不通便會變得困惑並失去耐心」。他認為，如果美國想在未來各國軍隊中立於前列，那麼美國的教育體系必須考慮到這個問題。
報告公然對抗美國政策，在最後譴責了蔣介石政府，不贊同美國對中國政府的支持，並預言這個政府將會倒台。在總參謀部的授意下，這個報告的內容縮減到了700頁以內，以便於處理和保管。但是即便如此，史迪威還是被告知，如果他想讓這份報告發表的話，就必須剔除那些對蔣介石和英國的無情批評。他拒絕了，這也就意味著報告肯定無法發表。
史迪威的見解還是值得聽取的。「在當時的中國，也許是永遠，再也不會有美國人能處在更好的位置觀察蔣介石優點和缺點了。」A·T·斯提爾（A·T·Steel）寫道。此人從1932年到1950年是《芝加哥每日新聞》（Chicago Daily News）以及其他報紙的駐華記者。
還有其他人的建議也同樣未被採納。出於對政策的不滿，大使館的政治官員在2月發出了一份史無前例的聯合電報，電報是赫爾利不在時由艾奇遜以代辦身份簽名的。他們警告說，繼續支持蔣介石的政策正在使蔣不願意做出任何妥協；與此同時，正如他們當中有人曾經對北方地區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參觀後所見證的那樣，共產黨正在增加實力，這樣，一種不可避免的困境便日益臨近了，那就是美國一旦在中國登陸將不得不做出決定，是選擇接受還是拒絕跟共產黨合作。魏德邁的指揮部所擬訂的計劃準備將美國傘兵部隊空投在共產黨地區——報告既天真又傲慢地認為——以「組織、領導並指揮」共產黨游擊隊對日抗戰。然而，除非蔣介石已經確定了共產黨參與政府的條件，否則無法做出任何可行的安排。使館官員爭辯說，迫使蔣介石和談的唯一方式是命令他，而不是請求他。他們還建議說，不管蔣介石同意與否，現在都應該做出是否與共產黨合作的決定，並將決定如實告訴蔣介石。電報由副國務卿格魯在表示讚許後於3月2日轉呈白宮，這跟史迪威提交報告給五角大樓是在同一個星期。
駐外人員趁赫爾利在華盛頓的時候提交此報告並非偶然，因為他們的提議在效果和意圖上都是對大使的不信任投票。赫爾利受命支持並承認政府，避免其崩潰，並敦促國共部隊立即聯合起來。他試圖居間斡旋使兩黨能夠達成某種協議。他一開始志得意滿，志在必得，但是儘管他天生精明，還是很快發現這是他力所不及的。國民黨的曲意逢迎讓他得意，但由於對中國背景缺乏了解，同時又對問題的深度沒有概念，結果他聽信了蔣介石周圍人的說法，並接受了他們的保證，以為凡事皆有可能。然而，儘管有會談和休戰，有提議以及對方的回應，在聯合政府方面並未取得實質性進展，而他的政府一直想促成此事。華盛頓越來越感到迫切。中國正處於內戰邊緣，無法填充未來日本戰敗後所留下的空白。此外人們還擔心，如果這種分裂無法彌合，那麼蘇聯可能跟共產黨就控制東北達成某種協議。
種種挫折和困難讓赫爾利惱火。他開始出現一些暴躁的舉止，發怒罵人，中斷了使館所有的常規事務並疏遠了其他工作人員，幾乎到了相互之間完全不信任的程度。赫爾利認為謝偉思、拉頓以及其他敦促採取更獨立於國民黨，並更多考慮共產黨的現實政策的人是在破壞他的努力。他相信有針對他的陰謀存在，因此跟中國人展開複雜談判時只有一名上士充當書記員，並不徵求自己同事的意見便向華盛頓報告。他的同事們則深信他的報告之偏頗和誤導已經到了危險的地步，這導致他們未經作為使館負責人的赫爾利過目便提交了自己的報告，最後在2月以聯合電報的形式發給了華盛頓政府。
總統維護赫爾利並反對其同僚的意見，認定除非得到蔣介石的同意，美國不能支援共產黨。這個決定同樣是取決於主權問題，正是出於這個理由召回了史迪威。美國政策在立場上仍然確定無疑地在一個主權國家的內部爭鬥中拒絕跟當權政府的對立集團單獨交涉或者對之提供援助。這個立場儘管正確，但是不現實。中央政府的主權只是一種表象，正如其民主不過是一種幻象一樣。共產黨其實並不像赫爾利向周恩來所申明的那樣，僅僅是中國的一個政治黨派，與其他黨派的唯一區別是它是武裝的；它實際上是個獨立體，有國家的各種特徵——政治組織，領土控制以及自己的軍隊。共產黨目前聲稱他們只是國家的一個因素，並願意在某種條件下商談統一問題，這使人混淆了這個問題，但是並不能改變事實。他們充滿活力，正在成長，而國民黨則正被侵蝕。
華盛頓對此並非一無所知。斯特汀紐斯國務卿（他於1944年11月接替了生病的赫爾）在1945年告訴總統說，蔣介石之所以抵制聯合政府，是因為這意味著國民黨主宰的結束並為「更加雄壯、更加受歡迎……並日益壯大的共產黨」開闢了擴張其影響的新天地，最終共產黨可能控制國民政府。然而，如果未能跟共產黨達成協議，這又會招致「最終推翻國民黨的危險」。
委員長並沒有這樣的擔心，美國對他的一貫支持讓他感覺自己很強大。對美國來說，這種支持事與願違，讓蔣介石變得更加頑固，而不是讓他傾向於退讓。他低估了共產黨的力量，同時也誤解了自己的現狀，因為正像史迪威經常抱怨的，沒有人告訴他實情——也沒有人會承認這一點。何應欽對共產黨實力的「可笑」估計顯示了他「完全無視事實」，對一位負責中國事務的官員來說，這表明了「只要這類人仍然在發揮重要影響，想在中國實現統一的努力就是無望的」。
美國政府本性上對新事物充滿戒備，無法調動足夠的決心減少對蔣介石的支持，不敢面對他倒台的危險。在做出支持赫爾利的決定後，出於對大使地位的考慮，那些有異議的外交官都改任他職。共產黨得出的結論是，美國的政策並不會有利於他們。他們開始有了猜忌，而隨著事態的發展又產生了敵意。不過，透過表象不遠就可以看出他們對「帝國主義」國家在根本上的排外主義和意識形態上的敵視。對美國來說，他們把共產黨看成「搶奪財產的人」，因此對他們存有近乎本能的恐懼，這顯然是形成政策的一個因素。不管羅斯福是否也有這種想法，他無疑明白這種恐懼情緒在美國國內政治中的危險性。也許現在超越其他所有因素的決定性原因是他已經無法承受蔣介石的崩潰，儘管他本人已經不抱多大幻想來指望蔣介石政府領導下的中國能夠扮演他計劃中的大國角色。
毛澤東復電接受蔣介石邀請，赴重慶「商討和平建國大計」
在雅爾達會議上，羅斯福在蔣介石不知情也未必同意的情況下就向蘇聯出讓中國的某些利益，這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1945年2月簽訂的《雅爾達協議》是一場艱難的談判，是在沒有中國人參加的情況下試圖說服蘇聯對日作戰。對史達林所做出的讓步除了波蘭問題外，還包括蘇聯繼承老沙皇在大連的特權以及中國的中東鐵路。相應地，蘇聯將承認中國在東北擁有「完全主權」，並願意同被承認的政府元首蔣介石締結友好條約並結盟。後來讓雅爾達會議成為爭端導火索的並不是這些讓步，而是邀請蘇聯再次現身東北。
毛澤東和赫爾利
蔣介石與毛澤東
之所以有這種需要，是因為中國政府管理的真空。一種被認為不爭的事實是，需要由蘇聯地面部隊來擊敗東北的關東軍。這是個公認的事實，對此總統只能聽取軍方的意見。此時還沒有試爆原子彈，歐洲戰爭尚未獲勝，而根據軍事情報部門對日本延續戰爭能力的錯誤估計，對日戰爭在擊敗德國後還會持續18個月。儘管也有人對此表示不同意，但是戰略家們流行的看法是必須攻入日本本土，因此美軍的傷亡可能多達100萬。此外，還擔心幾乎是一支獨立部隊的日本關東軍可能跟中國大陸的日軍匯合併繼續抵抗；也許正如駐莫斯科軍事使團團長迪恩（Deane）將軍所預計的，他們會「建立一個新的日本國」。
羅斯福在雅爾達的讓步是出於考慮美國人的生命。他只能給出一些東西，否則正如史達林所坦言的，如果蘇聯什麼也得不到，它為什麼要參加對日作戰？如果中國人在軍事方面能夠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那麼讓蘇聯人參戰的必要性就會小一些。假如史迪威創建90個有戰鬥力的師的計劃得以完成，那麼也就不會有雅爾達會議了。
1945年2月10日，史迪威被授予了遲來的榮譽軍團勳章，表彰他「意志專一和無盡的熱忱」，同時還被授予卓越服務勳章橡樹葉勳章（Oak Leaf cluster of the DSM），以表彰在開闢史迪威公路時他的具有「極端重要性和複雜性」的功績。陸軍部長史汀生為他佩戴勳章的時候，說自己從來沒有像給史迪威授獎這樣感到高興。對於錯過了在其他地方進行的戰鬥的史迪威來說，這兩枚勳章還談不上補償。他憎惡華盛頓，在他看來那裡「跟重慶一樣是一堆大糞」。他在給溫妮的信中說：「除非能讓我做什麼帶勁的事，否則我就會照我告訴過你的事做（要求帶一個團）並讓陸軍部受到羞辱。」
史迪威心中還希望最終率軍在中國沿海登陸。呂宋——台灣——華南這個三角地帶在戰略計劃中仍然是重要的。2月7日，他注意到合眾社的一篇推測性的文章認為，指揮進軍中國的總司令是他自己、麥克阿瑟和尼米茲，而且優先順序也是如此。史迪威從來不是滿足於等待天上掉餡餅的人。當尼米茲來到華盛頓的時候史迪威去拜訪了他；不管他們是否談及此事，根據史迪威的記錄，會晤「很熱烈」。3月8日，他陪同一群軍人去白宮，結果沒有發現總統可能會在這個問題上對他造成妨礙的跡象。「羅斯福在會見後跟我攀談，談到了缺少士兵以及對日進攻的嚴重性。說他很高興利多公路以我命名。他看上去很糟，但是不像雅爾達的照片上那樣糟。」出去時史迪威甚至向自己的副官表達了稍許讚許，似乎在疲倦地邁向終結的時候，他短暫地感到了羅斯福的一絲魅力。再過一個月稍多一點兒，即4月12日，總統去世了。羅斯福是把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最持久的支持者，而且不管他有怎樣的幻想，他也是最堅定地把中國的未來放在美國一邊的人；他去世得太早，結果沒有來得及知道——除非他有一點點預感——他付出努力的結果。
重回中國在史迪威看來並非不可能。梅里爾從戰區回來時報告說人們都想念他，說「在我的事上站在蔣介石一邊的還不到10個人」，還說孫立人提議中國軍官請求羅斯福讓他回去。據報告說，魏德邁和他的同僚「現在的說法是，由於我們把事情弄得一團糟，即使他們來也無法糾正了」。然而，當日軍似乎即將進攻昆明的時候，委員長和魏德邁的辦法便是要求把緬甸最初的第二十二師和第三十八師調出，而史迪威曾經跟這兩個師一道訓練和作戰。第二十二師和另外一個在藍姆伽訓練的師被空運回中國以應付危機，結果發現無此必要。由於美國加強了空襲，同時也出於保護粵漢鐵路和防備美軍可能在中國沿海登陸，日軍沒有在華南再次發動攻勢。
正像史迪威之前曾經謀划過的，魏德邁準備讓中國師對廣州海岸發動攻勢，而他可以支配的資源要遠遠超過當時史迪威可以得到的。駝峰航線的運輸量在1945年1月達到了史無前例的4.6噸，同時還輔以史迪威通過發動戰役開通的公路和輸油管的運輸量。委員長同意發動戰役，但是，儘管跟重慶達成了和睦，軍隊的表現卻跟史迪威在時一樣捉摸不定。魏德邁擅長搞好與委員長的關係並能夠輕鬆應對各種禮節，這贏得了蔣介石的配合，但是他給馬歇爾的報告有點似曾相識。「要是中國人能合作就好了！」他這樣哀嘆道。委員長及其親信「無能又糊塗」，最高司令部的「政治陰謀和自高自大」荒謬可笑，指揮官「無法發布指令」，中國的後勤保障「可怕地低效」。
擺脫了這些煩惱的史迪威密切注意著爭奪太平洋指揮權而發生的鬥爭。史迪威在陸軍部的一位朋友在一次長談後「說指揮權最後將歸結於我。當局無法用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然而麥克阿瑟卻像橫亘的喜馬拉雅山一般無法迴避。麥克阿瑟認為自己是指揮整個太平洋戰爭的不二選擇，但是目前的指揮權是根據地理位置由他和尼米茲分開指揮的。4月份當焦點聚在日本的時候，指揮權重新調整，由麥克阿瑟擔任太平洋美國陸軍總司令，而尼米茲則平起平坐地擔任太平洋地區整個海軍的總司令。
4月1日開始攻入台灣和日本南端之間的琉球群島中最大的沖繩島，為了爭奪這個島嶼，展開了所有島嶼戰中最為激烈、代價最大、防守最為頑固的戰鬥。占領這個距離日本中心350英里（約563千米）的島嶼，可以使B-29轟炸機對日本工業和通往中國大陸的交通線發動更猛烈的襲擊，這是從馬里亞納的關島和塞班島發起進攻所無法比擬的。由於日本人的戰艦已經處於下風，他們拿出了最後一種致命武器——神風敢死隊駕駛的自殺飛機。日復一日，這些飛行員駕駛著飛機呼嘯著向集結起來支援這次進攻的美國戰艦俯衝過去，造成了令人恐懼的破壞。在島嶼的岸上日軍守軍集結了他們所能夠調動的所有炮火，以與美國第十集團軍的大炮、飛機和燃燒彈抗衡，這使得島上到處泥濘不堪，一片廢墟，但是無法擺脫進攻者。由於日軍無法進行增援，結果已經沒有懸念了。
5月8日，歐戰勝利。就對日戰爭的最後階段而言，跟那些認為轟炸、封鎖和包圍就足以讓其投降的人相比，提議直接攻打日本本土的人占了上風。擬採用的進攻計劃分兩個階段。首先是進攻日本本島最南端的九州，日期定在1945年11月1日，四個月後開始進攻本州。代號「奧林匹克」（OLYMPIC）的第一階段由包括12個師的第六集團軍完成，代號為「王冠」（CORONET）的第二階段總攻由第八和第十集團軍完成，總計25個師。從歐洲調來的第一集團軍將作為預備隊。麥克阿瑟負責指揮島上作戰，而尼米茲則負責海戰和兩棲登陸階段。
《下一個目標：日本》，美國戰爭債券海報
蘇聯參戰並牽制住中國大陸的日軍，是麥克阿瑟認為的發起進攻的先決條件，不過在後來的冷戰年代中，狂熱掩蓋了這個情況。對進攻難度的評估反映在官方估計中：儘管陸軍部中有些人的看法更加樂觀一些，但是官方認為，即使在歐戰勝利後，打敗日本仍然需要十五個月之久。
攻克沖繩使得不再需要利用中國沿海。估計在華東和華南的日軍可能會撤出去防守長江谷地或者增援日本本土島嶼，這樣就可以不受抵抗地進入華南港口。沒有制訂在中國強行登陸的計劃。史迪威在華期間地平線上閃爍不定、期盼多時的高潮退去了。之後在6月，日本開始撤出1944年進攻中占領的華東地區。日軍在撤出桂林、柳州、南寧以及其他城市前先是進行焚燒和破壞，然後撤到沿海和北方。中國軍隊未經戰鬥便進入了這些歷經浩劫的地方。
史迪威在西點軍校時就認識麥克阿瑟，他們當時只差一個年級。如果有什麼機會的話，他認為機會將來自麥克格雷格那裡，因此史迪威決定如果可能的話就到源頭去看看。馬歇爾給他了方便。他專門安排了一個代表團去太平洋前線視察，以確定軍級指揮官在陸軍地面部隊的作用方面的需求。在5月10日進行的最後一次談話中，馬歇爾「沒有提出任何意見，只是說我可以去並自己安排……道格拉斯顯然已經控制不住了，陸軍部害怕他。所以我準備自己去看看。跟多恩、貝爾金和瓊斯談了此事。他們都贊成我去」。由於沒有正式命令，為了預防萬一，多恩和貝爾金是作為史迪威參謀團隊的核心成員參加的。他5月21日離開，在巡視途中島嶼後於5月25日到達馬尼拉。麥克阿瑟親切接待了他，接待方式也很合乎其個性：麥克阿瑟發表了一番演講，說想讓一個朋友替自己說說話。他鼓勵史迪威到各處看看，見見大家，跟第六和第八集團軍的指揮官克魯格和埃其爾貝爾格（Dwight David Eichelberger）談談話，提些建議並給他出出主意。
就這樣一個月過去了，在此期間史迪威還訪問了沖繩。史迪威在奧德堡時帶過的第七師也隸屬於第十集團軍在沖繩作戰。到處都是日本人曾經占據過的山洞、地窟和墳墓，現在他們已經被火焰噴射器趕出來了。「這些可憐的沖繩人甚至連祖先都被炸成碎片。」美軍士兵由於遭遇不間斷射擊，有時竟然連續幾天站在2英尺（約60厘米）深的泥濘中。雙方都在死亡和痛苦中奮戰。最終這個60英里（約96千米）長的小島上的傷亡情況是：美軍1.2萬人死亡，3.6萬人受傷；日軍超過10萬人死亡，並有8000人被俘。
6月18日，也就是史迪威準備離開的前一天，麥克阿瑟問他願不願意做他的總參謀長。「我告訴他不，說我認為自己是位作戰指揮官。」麥克阿瑟問，儘管他是四星上將，他願不願意帶一個集團軍。史迪威回答說只要能跟部隊在一起，哪怕一個師也行。「哦，哦，」麥克阿瑟說，「如果你願意帶一個集團軍，那麼我當然最希望由你來帶了。」他談及他和尼米茲一直在爭奪的第十集團軍，尼米茲當時仍然在指揮沖繩戰役。第十集團軍的指揮官西蒙·玻利瓦爾·巴克納（Simon Bolivar Buckner）將軍是偏向尼米茲的。麥克阿瑟說，要是他能把第十集團軍從海軍那裡弄過來的話，如果馬歇爾同意，他希望能由史迪威來指揮它。史迪威第二天啟程回去。在他到達第一站關島時得知巴克納將軍已經在沖繩被彈片擊中身亡。他給麥克阿瑟發了一封電報，告訴他在哪裡能聯繫到自己，然後繼續往東去。到達火奴魯魯時他接到了期盼的電報：「指揮第十集團軍。即回關島。」
6月23日，史迪威接過了第十集團軍的指揮權，準備率先對日本發動總攻。十天前參謀長聯席會議命令制訂計劃，以防備日本突然崩潰或者投降。在新墨西哥，「曼哈頓工程」幾乎做好了試驗第一顆原子彈的準備。結果怎樣不得而知，而戰地指揮官也並不知道有此項計劃。沖繩戰役已經到了掃尾階段。將島嶼發展成為一個基地並讓第十集團軍休整和備戰的任務依然存在。史迪威發現這是個壓力甚大的24小時工作，由於缺乏協調和主動性，工作受到妨礙。「我只能要麼是個刻薄鬼，要麼就面臨災難。」他後來說，自己所得到的最大讚揚便是，當他開著吉普車經過，一些第七師的戰士從掩體裡往外看到他時欣喜地喊道：「嘿夥計，喬回來了！」
他的筆記中寫滿了有關進攻的各種計劃和想法，其中包括增加戰術航空的運用；同時，他顯然同一位老同事說好，希望由地面部隊控制戰術航空兵，「如果能協調妥當」，則可以保證有比過去更好的團隊合作，取得更有價值的結果。7月6日，就在史迪威等人制訂上述計劃的時候，他們的對手陳納德將軍憤然辭去了第十四航空隊的指揮職務。他受到了馬歇爾和阿諾德的排斥；他們在重組的過程中把斯特拉梅耶任命為駐華空軍總司令，位居陳納德之上。陳納德有著奮力作戰的經歷，但是這不足以消除他訴諸軍隊以外的渠道和壓力的做法而在其上司那裡引起的不信任。在一封由艾爾索普（此人的過分活躍也是促使陳辭職的部分原因）為他起草的冗長的辭職信中，陳納德「帶著憤懣」結束了其軍事生涯，並將在中國的所有失誤歸咎於史迪威。
陳納德離開中國
6月16日，原子彈秘密在新墨西哥州成功試爆。從7月17日到8月2日，杜魯門和丘吉爾在波茨坦會議上會晤了史達林；他們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否則將面臨「迅速而徹底的毀滅」。日本軍界統治者拒絕了最後通牒，不過文官政府已經開始通過蘇聯商談和平，並得到了天皇的許可。與此同時，參謀長聯席會議告誡麥克阿瑟和尼米茲說，準備應對日本可能投降已成「當務之急」。應對投降的行動計劃代號為「黑名單」（BLACKLIST），8月3日該計劃送交史迪威；計劃要求第十集團軍占領朝鮮。他寫道：「馬尼拉對此表示樂觀。」與此同時，進攻計劃仍在繼續。他得知英軍也將參與「王冠」行動，其中包括一個加拿大師、一個澳大利亞師以及一個印度師。「他們要受我指揮。天哪！」這一安排已經得到英國國防部批准。「他們說這些部隊知道在哪裡他們應該跟我站在一起……蒙巴頓為了此次戰役不得不讓出一些部隊！生活真是有趣。」
8月6日，美國向廣島投下了原子彈。8月7日，蘇聯參戰。8月9日，第二顆原子彈投向長崎。「真是革命性的。人類文明快速走向自殺。我現在只能承認日本佬可能投降。蘇聯加上原子彈應該夠了。」原子彈所產生的一個未曾預料的結果是，給日本迅速投降提供了一種保住面子的理由，結果事態的發展比預計的更快。經過就天皇的地位展開的激烈爭執，最終美國同意保留天皇，之後日本於8月14日投降。
「就這樣一切都結束了。」史迪威像在1918年時那樣記上了一筆。儘管這意味著率領美軍作戰的機會一去不復返了，但是他跟所有人一樣如釋重負。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不想進攻日本本土。史迪威首先想到的是剛剛18歲的小兒子。「我很感激我們不必把本也弄進來了，因此我對怎麼處置那個該死的天皇並不在乎……謝天謝地！我們活下來了。我們家沒有人傷亡，算是很幸運的人家。」他在給溫妮的信中說。
他當下的前途讓人失望。由於「道格——尼米茲之爭」，第十集團軍最終被拆開，就像所羅門判案時那個嬰兒似的。除了個別團被分派調遣外，這個集團軍基本上未能參加占領。史迪威從麥克阿瑟那裡還了解到另一個麻煩的問題：蔣介石曾經向華盛頓求證一個傳言，即史迪威將軍將統率美軍在中國海岸登陸；杜魯門答覆說，史迪威將軍不會在中國海岸登陸。麥克阿瑟宣稱，他認為，如果問華盛頓是否把朝鮮也包括在中國海岸之內的話，那麼答覆毫無疑問將是確定的。他不想冒耽擱占領軍調動工作的風險。他答應如果可以安排妥當的話，以後將把第十集團軍派駐日本。史迪威很憤怒：「看來他們又一次卡住了我的脖子」——為了照顧蔣介石。
日本投降，戰爭結束了
前去訪問的記者發來了中國大陸的消息。「中國一片混亂。美國面臨捲入旋渦的危險。共產黨正跟蘇聯人聯繫。」如何安排好在中國本土的100多萬日軍以及「滿洲」幾乎同樣數目的日軍的投降，這是個大問題。由於沒有預料到這麼快就面臨重新接管從廣州到北京等大城市的艱巨任務，更別說曾被日本統治了十五年的東北和統治了五十年的台灣，因此中央政府並沒有相應的計劃、組織和資源。交通問題一直是中國最大的阻礙，現在交通更是支離破碎，90%的鐵路無法運行，機車和內河運輸都遭到破壞，而公路則跟過去一樣糟。為了最終控制這個國家，最急切的問題是要由國民政府軍趕在共產黨之前回到華北和東北。美國空軍和海軍幫助將國民黨部隊運到上海、北京、天津、青島和其他地方。在華北，由於共產黨部隊也趕往同樣一些港口和城市，衝突變得不可避免。美國在這場競爭中幫助一方而不幫助另一方，這很可能使自己捲入內戰，並肯定招致未得到幫助一方的仇視。史迪威只能看到一種解決方式。他在8月19日堅定地寫道：「我們必須撤出——就現在。」
史迪威很高興地得知自己將參與接受敵人的正式投降，這即便不是因為他在緬甸的戰功，也至少是因為在琉球的貢獻。他還準備參加計劃9月2日在東京灣舉行的日本正式投降儀式。他跟其他軍官在儀式前兩天抵達戰敗國日本，在參觀橫濱那些被徹底炸毀燒毀的街區時他有些幸災樂禍，並直直盯著那些曾經不可一世的「獠牙雜種」；現在這些人都住在廢木板和破鐵皮搭成的簡易棚子裡，並在骯髒的地里種洋蔥。他在20世紀30年代看到日本對中國施加的暴行以及侮辱外國人時所感受的未消之恨都了結了。「我們對日本遭到的破壞幸災樂禍，感覺很痛快。」
根據史迪威所看到的在「密蘇里」號上的受降儀式跟教科書上描寫的有所不同。他作為受降代表團中的美國陸軍高級軍官登上戰列艦，第一個走上後甲板，然後所有人各就各位開始等待。日方共有11位代表，文職官員為首的是重光葵外相，軍方為首的是梅津美治郎大將；史迪威他們也爬上甲板就位；「我們在瞪著他們看的時候，這些冷酷又可憎的面孔上透出無限屈辱」；史迪威他們靜靜地立正站立，目視前方。「誰都沒有說話。我們只是看著他們……整整十幾分鐘。可能這對他們相當於十年。」麥克阿瑟是整個盟軍的指定代表；他從艦長艙出來，走到自己的位置上開始講話；他的手和腳都明顯在顫動：「克魯格說這不是因為緊張，可是看上去抖得太厲害了。」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在投降書上籤了字，然後是麥克阿瑟簽字；麥克阿瑟旁邊站著的是溫賴特和珀西瓦（Authur Percival）將軍；這兩位曾經分別在巴丹和新加坡向日軍投降，之後一直待在日軍戰俘營。史迪威對珀西瓦的評論一開始就是：「我所見過的最虛弱的小妞，哪怕是在英國軍隊里也未見過。」然後又闡釋了一番——其實這種苛刻並無必要。當他有了某種偏見的時候，他的酸醋性真是讓人招架不住。
在代表美國的尼米茲率領下，盟軍代表依次簽了字。除了這位美國海軍上將和中國代表以外，在史迪威看來，其他盟國代表都是「一群烏合之眾」：那個英國人是個「肥胖的紅糰子」；那個澳大利亞人仿佛是「一桶雜碎」；那個加拿大人仿佛是「一個又老又糟的舞男」；法國代表「穿著整齊」，但是兩個助手很醜陋；丹麥代表是個肥禿子；而紐西蘭代表看上去很業餘。「在日本佬看來這些人多麼滑稽可笑啊，他們並非人類的最佳代表。」
9月7日，他親自主持了琉球的受降儀式。日方代表為兩名將軍和一名海軍上將。先讓日軍代表經歷了十分鐘痛苦的立正等待，史迪威才露面，大家的目光才重新聚焦。美國大兵喊道：「幹得好，喬，讓他們等著。讓他們一直等著，喬！」樂隊開始奏將軍進行曲，史迪威在桌旁坐下，簽署受降文件，然後通過一名第二代美籍日裔上士發布指令，讓三名日本代表簽字，隨著由100架海軍戰鬥機和60架B-29轟炸機組成的龐大機群飛過，儀式宣布結束。「真是些冷酷無情的事。」他的戰爭結束了。
後來他聽說第十集團軍將不參與占領，而是要在10月15日回美國，此時他再次試圖回中國看看。在第二次去日本視察的時候，史迪威於9月26日給馬歇爾發報，要求去北平探望老朋友。在一周的等待中，斯特拉梅耶試探了蔣介石對此的反應。顯然蔣介石對史迪威的影響力或意圖感到擔心，因此他回答說，由於共產黨和日軍部隊都在北平，局勢「很混亂」，因此在國民黨軍隊進駐之前（投降六周後他們還未到達北平），史迪威將軍的來訪可能會被共產黨所利用。他答應「一旦國家局勢安定下來」，就會正式邀請史迪威訪問中國。不幸的是，局勢並沒有朝穩定的方向發展。史迪威認為這是對自己的恭維：「我在亞洲大陸上不受歡迎……也許蔣介石認為我會發動一場革命……如果可以，我想做的倒正是這個。」史迪威沒有來的情況下，中國發生了革命。而史迪威後來也再沒有到過中國。
1945年10月18日史迪威回到家裡的時候，他的生命只剩下一年差一個星期。按照通常情況，他應該在1945年3月64歲時退休。由於第十集團軍被解散，他臨時受命到華盛頓任戰爭裝備委員會（War Equipment Board）會長，結果引起了他這番評論：「我顯然更適合做些其他的事情。我完全願意滾開。」《陸軍時報》（Army Times）的說法更加恰當；該報把他選為和平談判的軍方代表，認為他「在這場戰爭中所經歷的前線戰鬥比任何高級軍官都要多」。另一場世界性的和平會議沒有開成，而史迪威的華盛頓使命幸運地只持續了幾個星期。在1月份的時候他高興地受命擔任第六集團軍司令，負責西部防禦，總部在舊金山的普來西多（Presidio），這裡距離他在卡梅爾的家只有幾小時路程。
在史迪威離開華盛頓之前，美國在中國問題上的捲入又爆發了另一場爭執，其激烈程度跟他被召回時的那場爭吵不相上下。11月25日，赫爾利辭去了駐華大使職務；他公開指責「我們的國務院總體來說在相當程度上是在竭力支持共產黨，特別是在中國」。這種指責引起了震動。日本投降後，美國繼續援助中國，這是通過維持魏德邁的指揮同時繼續將租借法案延長半年進行的，直到日軍被遣返，中國內戰的威脅被消除為止。在各種性質的美國機構的敦促下，重慶和延安的談判仍然在繼續，但是他們的軍隊已經對峙並發生零星交火了。毛澤東同他的主要將領周恩來和朱德已經多次抗議美國用飛機和戰艦將蔣介石的部隊運到華北，同時也反對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國民黨到來之前替它駐防一些城市，並抗議美國繼續向重慶提供軍火。美國提供這種援助的理由是考慮到有大批武裝的日軍還待在中國這種危險因素。對於正在試圖加強對華北的控制並想掌控東北的共產黨來說，這不啻是一種干涉。援助激發了他們的仇視並削弱了美國作為斡旋者的影響，因為美國在斡旋中似乎偏向一方。
在各個方面都顯現出美國捲入內戰的危險，而有些爆炸性事件更是一觸即發。一隊美軍在靠近大連對面的戰略性港口煙臺的時候，共產黨警告他們不要靠岸，因為八路軍已經控制了這個港口和地區。指揮這支艦隊的美軍上將和海軍陸戰隊將軍核實後發現情況的確如此；當地秩序井然，且沒有日軍或者戰俘，因此他們明智地報告說「軍事上沒有理由讓美軍此刻登陸」，然後就撤回了部隊。然而冷靜和常識並不總是占上風的。與此同時，蔣介石對增援的要求在增加，其中包括通過租借物資裝備90個師，正如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上隨便允諾的。蔣介石在組織和物資方面都明白無誤地表明他無力對此進行控制。由於他用人考慮更多的是對他的忠誠而不是能力，他的總參謀部和一群軍官面對他們面前的眾多問題不知所措。很快，伴隨著從前傀儡政權手中接管各個城市，他們很快就汲汲於隨之而來的各種交易和貪污行為中了。在政府缺少民眾支持的華北，情況尤其不好。早在8月15日，延安軍事觀察團的新任團長伊頓（Yeaton）上校就警告說，儘管共產黨在數量上處於劣勢，但是「長期來說，即便是有美國幫助，國民黨作為占領軍也無法支撐下去」。
面對這種令人痛苦的前景，成立了國家——陸軍——海軍協調委員會［SWNCC，華盛頓稱之為「苦役」（Swink）］ 以制定政策。該委員會提出的最好方案便是10月22日發布的總體指示，申明美國的目標是視中國為友好、統一和獨立的國家，「在可行的情況下有穩定的政府，該政府受到中國人民自由表達意願的支持」。在這種幌子掩護下，美國在中國的做法和決定，繼續將美國跟一個各方面都不符合上述標準的政府聯繫在一起。
通過美軍運送到北方省份的國民黨部隊自然跟共產黨部隊對峙並發生衝突。11月11日美國駐重慶武官報告說：「戰鬥正在變得猛烈，大批士兵已經投入進去了。」在不捲入內戰的情況下完成對日軍繳械和遣散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渺茫。是否按計劃在年底撤消魏德邁在中國的指揮部並終止租借法案，是個亟待解決的問題。美國是準備停止對委員長的援助並任由局勢自行發展——這意味著內戰以及美國的意圖落空——還是繼續幫助一個江河日下的政府，並將其統治延伸到那些會遭到有力挑戰的地區？
做出繼續支持的決定是由新的世界格局所確立的。法西斯剛剛被擊敗，共產主義便成了新的敵人。儘管蘇聯人已經跟蔣介石簽訂正式盟約，但是蘇軍出現在東北，而且他們可能跟中國共產黨結盟，這已經成了美國的心腹大患。美國在中國的窘境在加劇。國家——陸軍——海軍委員會和總統進行過各種真摯和急切的磋商，但是他們的建議不過是繼續支持蔣介石，同時向國共雙方施加壓力，讓他們都做出讓步以建立代議制政府。
這種局勢讓赫爾利大使難以應付。儘管現在美國是新政府當政，他又一次認為自己是一場陰謀的犧牲品，杜魯門總統、國務卿貝爾納斯（James Byrnes）以及副國務卿艾奇遜都在聽信他的批評者的意見，並準備讓一位「稱職的民主黨人」接替他。他11月回到華盛頓時跟先前一樣威脅辭職，但是杜魯門和貝爾納斯勸他回到中國再試一試。但是次日，他突然變卦。在沒有通知總統也未通知國務卿的情況下，赫爾利直接向報界戲劇性地宣布了他的辭職聲明。
他的指責反映了當時的時代風氣。自從解除了戰時同蘇聯達成的聯盟後，在美國，對共產主義的固有恐懼和憎惡再次抬頭。在這種黑色酵母的滋養下，猜忌、野心和報復心理都得以發展，而教條主義者也趁勢而上。赫爾利開了庸俗的恐怖統治的先河，不久喬·麥卡錫（Joe McCarthy）參議員更加輕而易舉地將它施行下去了。歇斯底里的時代到來了。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其核心問題，蔣介石的支持者（通稱為中國遊說者）是其推動者。1945年6月已經採取了第一個步驟，當時突然搜查了親共雜誌《美亞》（Amerasia），並最終導致謝偉思和其他五人一道被捕。在《美亞》的文檔中發現了謝偉思從延安發出的報告的副本。在前一年秋天史迪威把報告送到華盛頓的時候，謝偉思不慎重地將這些報告的草稿借給了該雜誌總編，為的是讓媒體了解情況。大陪審團沒有發現可以起訴謝偉思的證據，後在史迪威的推薦下，他改任麥克阿瑟駐東京的參謀。但是通過不斷擴大的忠誠調查以及防顛覆搜查活動，對駐華外交官的迫害剛剛開始；其後不久，對美國對華政策甚囂塵上的攻擊和詆毀毀了很多人的前程，敗壞了一批人的聲譽，並通過最終解除戴維斯、謝偉思等人的職務，而使得後來的外交機構中的人不敢再獨立行使判斷力。
對美國政府來說，中國問題目前導致了一種外交危機和國內的危險局面，兩者都達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杜魯門總統迅速行動起來，為了消除赫爾利突然辭職所造成的影響，他請求馬歇爾將軍這位超脫政治、並受到國人尊敬的人出面，擔當促成在中國的國共雙方停火併成立聯合政府的使命。一周以前，馬歇爾剛剛從陸軍總參謀長的職位上退休；他正期望在經歷了不間斷的六年重負之後，跟夫人一起好好休息一下；但他和史迪威一樣有很強的責任感，因此當總司令召喚他的時候只可能有一種回答：他接受了。由於他跟史迪威在中國的經歷有密切聯繫，他也許曾經猶豫過，但是他又迫切地感到，必須挽救美國在遠東一直為之奮鬥的目標。作為對日戰爭勝利的主要締造者，他可能格外希望捍衛這種成果。
為迫使國共雙方達成協議，馬歇爾受命可以把部隊往華北調遣作為自己的籌碼。在確認這個指令的時候，馬歇爾掌握了關鍵的地方。他對杜魯門和貝爾納斯說，如果共產黨拒絕做出合理讓步，他就會把國民黨部隊運到華北。另一方面，即便委員長拒絕做出讓步，而且最後導致無法達成統一的話，美國也不能拋棄他，因為「這將會造成悲劇的結果，使中國分裂以及蘇聯可能重新在中國東北掌權……從而造成我們在太平洋戰爭中的主要意圖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明白他必須「前去幫助委員長將部隊運至華北」，至少要到日軍遣返完畢以前。杜魯門和貝爾納斯都對此表示同意。
這本質上是一個反革命的決定。美國在過去的殖民地地區也做出過同樣的選擇。跟前總統的意圖相反，在那些地方，美軍積極幫助對抗印度支那的強大獨立運動以恢復法國統治。美國的憲章和宣言是傾向於民主的，但實際上執行者選擇了舊政權。在中國問題上，美國的這種決定非但徒勞，而且在中國民眾眼中美國還跟壓迫者、地主和稅吏聯繫在了一起，這讓自由力量感到失望，並大大增加了中國未來統治者的對立情緒。雖然很多人都懷疑這種努力是誤入歧途了，但是美國的政策無法進行調整。它傾向於維持現政權，哪怕這個現政權已經搖搖欲墜。似乎沒有其他可行的選擇。拋棄中國的合法政府轉向共產黨是美國所不能做的，這可能意味著在美國國內政治上的自殺。另一個唯一可能的辦法便是史迪威所建議的「撤出——就現在」；他提出這個建議比實際上這樣做早了一年半。
當史迪威從拜羅德將軍那裡了解到馬歇爾使命的內情時很是對之不屑。拜羅德是作為馬歇爾的主要助手陪同馬歇爾去的。由於在出發前最後一刻還被珍珠港事件聽證會所耽擱，馬歇爾派了過去曾在中緬印戰區工作的拜羅德來徵求史迪威的意見。史迪威問他，馬歇爾接到了什麼指示，然後得出結論說這個使命不會成功。一旦蔣介石察覺了真實情況，他只會變得更加頑固。「你難道沒有意識到中國人只尊崇權力？」他在談話中曾經數次這樣問拜羅德。後來當史迪威看到麻煩越來越多的時候，他用一句話恰當而犀利地總結了馬歇爾的使命：「可是他們還能指望什麼？喬治·馬歇爾不可能在水面上行走。」
史迪威的這句評論寫在1946年4月6日的一封信中，由於信中的另一句話，這封信後來變得十分有名。史迪威寫道：「中國東北難道不是一場好戲嗎？」接著是對馬歇爾的評論，然後便是這句話：「這讓我恨不得放下鐵鏟，到中國去跟著朱德扛槍去。」[1]跟其他人一樣，史迪威的這種衝動代表了親共產黨傾向，而這只是他憎惡國民黨的逆反心理罷了。極端左翼和右翼勢力都緊緊抓住他在私信中的這句閒來之筆，並以此為基礎營造了他的意識形態結構，試圖證明他對延安的忠誠。在艾爾索普的推動下，這種對史迪威思想的隨意捏造在陳納德將軍於1952年對國會調查委員會做證時達到了巔峰。陳納德說，在1945年7月時史迪威提出率第十集團軍（該軍按計劃擬進攻日本本土）去「上海以北沿海，陝西河（原話如此）以北」，史迪威可以在那裡武裝20萬至30萬的共產黨軍隊並率領他們南下奪取上海。總之，在規模最大、最令人恐懼的戰役中，陳納德指稱史迪威計劃把進攻日本本土的一半美軍部隊引向別方，看來他是打算讓八路軍獨自擔當進攻日本的任務。只有麥卡錫時代的無窮責難跟艾爾索普和陳納德他們的無情敵意相結合，才可能炮製出這樣的虛妄之辭。
在舊金山擔任指揮任務時史迪威仍然保持跟武器委員會（Weapons Board）的聯繫。由於這種身份，1946年7月在馬紹爾群島比基尼島的兩次原子彈效果試驗中他被派去擔任觀察員。一個月不見，他回來後溫妮發現他變化很大：他顯得消瘦，很不舒服，自己也說沒有力氣。在這個夏天剩下的時間裡他時常發冷，偶爾頭暈，經常有筋疲力盡的感覺，還有好幾次在椅子上就睡著了。醫療檢查發現「我的肝部有些可疑的東西」。次日，仿佛是為了顯示不服輸，他步行了好幾英里——這是他生前最後一次散步了。9月28日他住進賴特曼總醫院(Letterman General Hospital)並在10月3日經歷了一次腹腔手術，結果發現胃癌已經擴散到肝臟，其進展比原先預計的還要嚴重。顯然他發病已經很久了。他沒有感到過疼痛，這讓醫生很不解。
眾所周知，儘管他得過優異服務十字勳章、卓越服務勳章和榮譽軍團勳章勳章，他仍有一個願望是希望想得到戰鬥步兵勳章（Combat Infantryman Badge）；這只是一枚刻有步槍圖案的紀念章，通常授予那些在戰火中經受了考驗的在役步兵。10月11日，國防部副部長羅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宣布授予史迪威將軍這枚獎章，並親自把獎章送到舊金山。然而，為了避免讓史迪威意識到他已經是將死之人，沒有在病床邊舉行儀式為他別上獎章。在生命的最後兩天中，史迪威大部分時間都是睡著的，有一小會兒他短暫醒來並問護士：「哎，今天是不是周六？」（的確是的）。1946年10月12日，午後不久，史迪威在睡眠中去世了。
根據他的遺願，沒有為他舉行公葬；他的遺體被火化，骨灰撒在太平洋中。在如潮的評論和悼念中，各種評論都反覆提及他說過的「我認為我們被狠狠揍了一頓」，認為這證明了史迪威的「頑強」和拒絕虛飾。他們重點談到了「酸醋喬」，據《亞特蘭大憲章報》(Altlanta Constitution）報道說，在這個國家的歷史上只有少數幾個軍人能夠像他那樣激發公眾的想像力。梅里爾將軍言簡意賅地總結道：「想要再找到他那樣的人可要費盡周折了。」
很少有人評價他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那裡的混亂和事態的快速發展使人無暇回顧。最確當的評語是卡爾森上校那富於特色的極致說法：「在歷史的長河中，從來沒有再出現一個像他那樣對中國人民忠心耿耿的朋友。」蔣介石在南京一座私人宅邸舉行了很小的基督教紀念儀式，悼念這位一直不遺餘力攻擊他的人的過世，事前沒有進行任何報道或者公告，在場的只有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和少數幾位受邀的美國人，沒有邀請任何中國人參加。在參加悼念的人看來，對一位美國在華戰爭努力過的統帥來說，這種儀式未免過於卑微，令人傷感；但是，這種不恰當反而表明史迪威有關軍隊的想法已經深得人心，這讓委員長深感不安。
馬歇爾與蔣介石夫婦
史迪威走得太早，沒能親眼看到他「撤出」的建議已經被採納了。馬歇爾的努力是徒勞的。他無法讓國共雙方達成和解，在這種努力失敗時，也無法為中央政府注入足夠的活力以使其支撐下去。在對日作戰勝利後的一年中，共有40萬至50萬的國民黨部隊在美國的幫助下，被運到上海、南京以及東北和華北的主要城市中；共有5萬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在中國登陸，以把守港口、煤礦和鐵路樞紐；美國還提供了6億美元的租借武器彈藥及其他物資，同時還給予了經濟支援。再多的援助也不夠，因為中國未能有效使用之。為了迫使蔣介石停止他不可能獲勝的敵對活動，馬歇爾在1946年7月中斷了向國民黨提供軍火，但是沒有效果。跟那位敏捷瘦小的魅影史迪威的看法頗為相似，馬歇爾後來說，委員長「根本不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他受到國民黨中「占主導地位的反對勢力」的支持，這些人坦率承認，他們認為跟共產黨合作是無法想像的，唯有武力才能夠解決問題；這樣蔣介石便繼續頑固不化，認為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可以指望美國的支持。共產黨占主導的勢力同樣不願意嘗試和談。儘管在數量上處於劣勢，但他們指望經濟崩潰能夠使政府倒台，並試圖通過游擊戰加速崩潰。馬歇爾注意到跟國民黨適成對照的是，共產黨從基層往上都有嚴密組織，「而且因為得到民眾支持而具有力量」。
1946年10月1日，馬歇爾提醒對張家口發動進攻的委員長，除非立即確定跟共產黨達成協議的基礎，否則他將中止斡旋。結果蔣介石沒有表示任何讓步。12月，馬歇爾親自警告蔣介石說，共產黨過於強大，無法在軍事上擊敗，只有和談才能避免中國經濟的崩潰。蔣介石對這個建議置之不理。就在那個月，在中國努力一年後，馬歇爾通知杜魯門說他的使命已經失敗。他於1947年1月初被召回並出任國務卿。華盛頓宣布停止斡旋並撤出美國軍隊。在遠東取得勝利不到一年半的時間，美國在這裡的既定目標已經遙遙不可企及，成了對美國努力的一種嘲弄。
作為國務卿，馬歇爾仍然相信，沒有美國的軍事干預，國民黨無法贏得內戰。他一如既往堅決反對干預，同時公眾輿論也並未要求進行干預。由於政治壓力日漸增加，在其他方面給予幫助的呼聲愈高。美國恢復了向國民黨出售武器，派遣了各種使團，並通過1948年的「中國援助法」（China Aid Act）向國民黨提供了4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共產黨指責這種援助無異於在延長內戰，而且援助也在已經厭倦的民眾中引起了一波新的反美情緒。蔣介石的部隊在「世界上最糟糕的統帥」［新任陸軍諮詢團團長巴爾（Barr）將軍的說法］率領下在許多關鍵戰役中失利；整團整師的兵力倒向共產黨；經濟混亂加劇了民眾對已經失去信譽的國民黨的憎恨。1948年10月，蔣介石發表聲明說，拯救亞洲要依靠中國，他希望「美國人民和政治家們能夠為這一使命獻身」。蔣夫人來到華盛頓要求美國在三年內提供30億美元的新援助，並要求美國宣布其戰勝共產主義的決心。
現在給國民黨什麼樣的支持也無濟於事。國民黨誕生於1911年那場不完全的革命，尚未立下根基便受到日本的摧殘，結果已經背離初衷的國民黨在幾十年間氣數已盡。1948年12月，共產黨占領了「兵家必爭之地」——徐州。1949年4月，他們的部隊橫渡長江。在隨後的幾周里，蔣介石政府帶著大約200萬追隨者遷往台灣，並在美國的幫助下立足。中國又開始經受新革命的猛烈洗禮。
如果當初史迪威得以改革中國軍隊並造就一支有戰鬥力的90個師的部隊，中國的命運可能會有所不同嗎？曾任緬甸戰略情報局游擊隊隊長的威廉·佩爾斯（William R. Peers）將軍寫道：「我本人堅信，如果史迪威將軍裝備、組織並訓練中國地面部隊的計劃得以完成，日本步兵1944年就無法摧毀華南的空軍基地……而對日作戰結束後中國共產黨的地面部隊也不可能達成他們的目標。」
如果亞洲只是西方人手中的一塊黏土的話，這種假設或許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所謂的「革命性想法」——不管來自史迪威還是來自其他人——是無法從外界導入的。要改革國民黨的軍事結構就必須改革它所基於的體系，但是正如史迪威自己所認識到的，改革這種體系「就必須把它撕成碎片」。
伊拉斯謨曾經寫道，就偉業而言，嘗試也就足夠了。史迪威的使命代表了美國在中國的卓越努力。他竭盡全力，這是本性使然；他從未懈怠，更沒有放棄。然而這個使命未能達到最終意圖，因為其目標本就不可企及。推動力不是來自中國人自己。就像外國傳教士和顧問所引進的基督教和民主一樣，戰鬥力與進攻精神並非被引入方社會和文化的固有要求。甚至連史迪威在1921年所築造的黃河公路也在十二年後消失了。美國無法解決中國的問題。美國維持現政權的努力無法給一個腐朽的政府注入力量，實現穩定，也無法使它獲得民眾支持。它無法支撐一個空殼，也無法長久延遲天命周而復始地輪迴。最後，中國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國人從來沒有去過那裡似的。
[1] 該信收信人不詳。這封信是史迪威手寫並被親共自由撰稿記者約翰斯·斯迪爾（Johannes Steel）收藏。史迪威逝世後他在自己的新聞雜誌《世界事務報道》（Report on World Affairs）的第一期（1947年1月）上影印發表了此信，發表時隱去了收信人的名字。約瑟夫·艾爾索普對此信大肆詆毀，並在1951年參議院內部安全聽證會上就史迪威提及朱德一事大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