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 第十九章 「能幹」的限度

1944年9月—11月 現在史迪威問這個問題還為時太早，因為蔣介石現在只是口頭答應，而且對蔣提出的三個條件現在還無一滿足。當赫爾利9月8日開始談判的時候，一個新的爭端出現了。委員長要求中國在密支那的部隊繼續向南面的八莫進攻，以把日軍從龍陵引開。史迪威對此表示反對，因為那裡的部隊需要休息，而Y軍自5月投入戰鬥以來就沒有補充過兵力，如果現在使之滿編的話是可以攻下龍陵的。不管怎樣，史迪威估計，日軍無須從龍陵撤出兵力就可以抵擋住對八莫的進攻。嚴格地說，史迪威的拒絕是合乎道理的，因為蔣介石沒有權力對蒙巴頓戰區的部隊下達作戰指令。但是因為忽視了委員長的判斷，這使得史迪威又招致蔣介石新的怨恨，不久之後這導致了嚴重後果。 就共產黨而言，蔣介石重申了他的條件，那就是必須把他們納入自己統轄下的中國部隊，然後史迪威才有權力指揮他們。作為國家元首，他只能這樣要求，但是這個條件難以滿足。英國政府此時詢問其駐華大使賀拉斯·塞默（Horace Seymour）爵士是否可以設法讓中國的兩個政黨達成妥協，塞默認為這不會有結果。他指出，國民黨已經失去信用，其軍事指揮「幼稚無能」，因而中國士兵很高的作戰價值完全被浪費了。共產黨明白這一點，同時也意識到了他們的強勢地位，因此不會對中央政府做重大讓步。如果賀拉斯爵士已經明白了這一點的話，那麼蔣介石也不可能對此完全沒有察覺。他僅靠這個條件就足以讓史迪威的任命泡湯。 談及《租借法案》時，宋子文明確指出委員長必須對此完全掌控。根據史迪威的記載，赫爾利「告訴他加上加重號寫下『不同意』的字樣……這就是委員長想要的：完全的自由支配權。現在我們要攤牌了」。由於史迪威在緬甸北部的成功，現在這個支配權油水更大了。由於攻取了密支那，現在空軍運輸隊可以不必擔心日軍飛機而走一條更加偏南的路線，因此縮短了駝峰航線的路程，同時也降低了飛機飛行的高度。其結果令人吃驚：運送的物資在6月達到1.8萬噸，在7月達到2.5萬噸，在8月達到2.9萬噸，在9月幾乎達到3萬噸，10月達到3.5萬噸，而11月則達到3.9萬噸。實際上，攻下密支那之後駝峰已經無「峰」可言了。等到1945年1月滇緬道路重新開通的時候，空軍運輸隊每月的運輸量已經超過了陸路運輸量，這讓史迪威在內部的對立者得意揚揚，認為他一直以來堅持修路，現在證明這多麼愚蠢，多麼過時。但是他們並未想見到降低駝峰航線飛行高度而造成的結果；而降低這個高度的正是在陸地上作戰的地面部隊。 此時，蔣介石已經無法再不認識到自己部隊的虛弱。有報告說，新徵募的士兵由於疾病和飢餓正在重慶市區的成群地死去。蔣介石不相信，於是派他兒子去調查，結果證實了這個情況。根據幾個小時後就傳遍全城的說法，蔣介石又親自去查看，發現情況確實像報告的那麼糟，牆角里還有兩個死去的士兵。他勃然大怒，用手杖打了徵兵部負責人的臉，並下令逮捕他。蔣介石任命了新人擔任此職位，但是整個體制並無變化。8月，在昆明的大街上共收殮了138名死去的士兵。據說，蔣介石終於準備採取措施加強軍隊，正如兩年前史迪威建議他做的那樣。 面對這種岌岌可危的形勢，蔣介石急於想掌控對戰爭物資的支配權，特別是要使物資不要落入共產黨之手。在9月12日與赫爾利的下一次會談中，據說蔣介石「很不通融」，堅持要控制租借物資，而且據說正是由於租借物資，史迪威比他「在中國的實權更大」。根據美國的建議，租借物資將由一個駐重慶的美國委員會負責，其中包括一位中國代表，但是委員長仍然覺得不保險。高思大使清楚地看清並表明了蔣介石的問題：由於中國沿海的戰爭正在逼近，「我們現在似乎不可避免地遇到這樣的問題，那就是為了對日作戰，是否需要向共產黨提供美國的武器和裝備」。由於對此只能違背蔣介石的意願，高思指出，這個決定可能會導致蔣介石的垮台。 史迪威在給赫爾利的一份備忘錄中直率地表明了他在共產黨問題上的立場。「要使用第十八集團軍（共產黨）。對此不應有誤解。可以派遣他們去那些與中央軍沒有衝突的地方，但是在整個危機中，他們必須被接受為整個隊伍的一部分。」 在歇斯底里的美國反共年代裡，曾有人指責說，這是一個陰謀分子設計利用共產黨推翻蔣介石。其實這並不符合事實。赫爾利後來也參與了這種歇斯底里並對之推波助瀾，但此時他理所當然地支持史迪威的提議，並未提出任何異議。史迪威對馬歇爾也講得很明白：「如果由蔣介石和委員會控制物資，你知道誰會得到物資，你也知道誰不會得到物資。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把軍火提供給願意打仗的共產黨。」史迪威真正感興趣的實際上是「願意打仗」。 9月13日史迪威接待了兩位共產黨特使，他們向他帶來了朱德和毛澤東的問候。他沒有記錄下他們討論了什麼，只是史迪威向馬歇爾匯報說：「他們跟我交流後表示願意由我指揮打仗，但是不願意接受蔣介石指派的中國指揮官。」根據史迪威的日記，他告訴來訪者說他會去延安，然後他們高興地告別了。 共產黨在延安跟謝偉思討論時比史迪威更加強調了中央政府的必然反對，並在談及承認其權威時很是慎重。他們顯然不指望能夠立即得到美國的支持，並在討論時極為謹慎。周恩來說，任何「積極合作」的舉動都會受到國民黨的強烈反對和頑固抵制。當問他延安軍隊是否願意接受一位美國指揮官的時候，他說「如果中央政府同意」，那就可以，不過此事要等到美國輸送給中國的軍隊和物資已經達到相當數量，並可以明確計劃對日進行反攻的時候。他認為就目前而言，可以先穩步、小心地邁向「有限的合作」。謝偉思的報告表明，這種合作的具體形式可能是先提供給共產黨「極其匱乏」的基本軍事物資，並訓練他們使用這些裝備，並隨著戰事的發展達到「真正的戰術合作」。 一個人無須在意識形態上「親」共才會推動美國與延安當局進行接觸、提供援助或者進行戰術合作。這自然是軍事上的權宜之計，是中央政府的缺陷和華北的地理位置所造成的。在東北和華北的日本關東軍仿佛是個龐然大物，可以預料其抵抗必然是持久的，因此，如何對付他們是一直困擾美國參謀人員的問題。發揮延安的軍事潛力原是迪克西使命的公開意圖，這種想法並未受到美國政府內的共產黨組織或者特務的影響。當史迪威也發出類似倡議，更奇怪的是當陳納德也發出這種倡議的時候，他們並無意識形態方面的內容。情急之中的陳納德認為有必要在9月份給總統寫信，信的內容他是不會對其保護人蔣介石說的；他在信中說現在必須支持「重慶進行徹底重組，之後是重慶和延安的真正統一」，而且「對此要給予超過任何其他軍事或政治目標的優先考慮」。陳納德所謂的「真正統一」，跟他要擊敗日本的大話一樣，都是無稽之談，但是並不能因此就認為陳納德是親共的。 支持與延安建立關係的聲音的出現，與1944年的背景有關。那些並不把美國援助延安視為軍事上的權宜之計的人指望此舉會推翻國民黨的統治；他們相信這對中國更有好處。他們並不認為取代國民黨政權的是刻板的共產主義制度，這是因為很少有人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這種否定的判斷是基於一種三段論，即認為「真正的」共產黨是眾所周知的壞東西，但是中國共產黨在很多方面似乎是好的，因此他們不可能是「真正的」共產黨。正如羅斯福總統和卡爾森上尉此時的書信往來一樣，他們解決這個難題的辦法是稱中國共產黨為「所謂的共產黨」[1]。在官方信函中這已經成了常用詞句。史迪威對他們的稱呼正像他早期對國民黨的稱呼一樣，是「赤黨」［在1911年也間或稱之為「義軍」（Rebs）］，表明他們是革命者。對曾被稱為邦克山英雄的史迪威來說，革命本質上並非不符合美國觀念。中國早就需要革命了，而對很多認同有這種需要的美國人來說，共產黨就仿佛是當代的太平軍。他們被認為是進步分子中一些富於活力的類型，或者用當時的用語說是「農民改革者」（史迪威有一次稱之為「農業自由主義者」），但他們未必如美國想的那樣簡單。 毛澤東及其集團代表了中國共產黨發展中農民主導運動的勝利，同時不太顯露地保留了列寧有關黨的作用以及奪權的教條。他們的目標是通過採取那些對農民有意義的措施去贏得農民的主體，而不是採取馬克思所確立的針對西方工業社會的那些措施。實際上，無論是建黨、建軍、爭取根據地還是進行中國重建的時候，農業改革都是他們所關注的事情。在1944年的形勢下，他們未來在國際事務方面的態度未必已經確定。如果建立了與美國的聯繫，那麼中國共產黨會走何種道路，正如所有錯過的機會一樣，這個問題的答案永遠是未知的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會比現在更糟。 史迪威對其指揮任務的設想包含了原先他改革中國軍隊的計劃。這種想法體現在了由他草擬的蔣介石要給他的一項指令中，這項指令任命他為中華民國陸空戰鬥司令。指令授權他立即著手準備對日軍反攻，並改編和調遣中國軍隊，包括啟用新單位，解散舊單位，部隊間人事調遣或者將一個指揮官或者地方軍隊派往他處，所有這些「均不受指揮官或者省以及戰區界限的限制」。除了這裡可能暗含一些餘地之外，這份草案並沒有提及共產黨。指令還進一步授權他「立即施行改善軍官和士兵生活的計劃……以使他們在生活上至少跟後方人民相當」。 因為不可能指望委員長簽署這樣一道包括承認中國軍隊生活困頓的指令，其中，也許這代表了史迪威所能採取的最強硬立場。他認為自己的政府是支持自己的，有了這種支持，他甚至可能相信這個指令是可以強加給蔣的。赫爾利自然沒有異議，因此將提議的任命以及委任狀一同交給了蔣介石。在隨後通常會出現的等待中，史迪威跟何應欽就Y軍的補充問題繼續討價還價，現在Y軍的有效戰鬥力僅為1.4萬人。他設法得到了補充1萬兵員的承諾，條件是提供一些加拿大制布朗輕機槍。「他們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在河南丟掉了30萬大軍，可是我歷經千辛萬苦才得到1萬人來補充戰鬥傷亡人員。」 在華東，第二個美國空軍基地陷落；現在日軍正往南方的桂林進攻，有各種跡象表明這個城市將會很快失陷。由於疲憊和組織混亂，華東守軍跟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那不幸的沙皇部隊一樣，受到缺乏計劃和補給的影響。部隊的武器都是過時的，有時不是每個人都能分到步槍，或者有步槍但沒有足夠的彈藥。儘管通常來說機槍夠用，但是炮很少，炮彈也不夠，或者有時一個師有足夠的野戰炮，但是這些炮被分到不同地方供單獨使用。由於野戰指揮官和重慶的齟齬，總參謀部沒有確定的戰略並且極不稱職，此外，委員長的猶豫不定和對南方指揮官的不信任，造成了物資和援軍不是太零碎就是來得太晚——所有這些都妨礙了協調作戰。蔣介石自以為桂林以北70英里（約112千米）山區的防禦線可以守上三個月，可是日軍三天就到了這個關口。薛岳和桂林戰區指揮官張發奎試圖在一個地方集中優勢兵力，但是不行，因為委員長有個致命的偏好，那就是使用一支部隊的同時把另外一支部隊留下備用，這樣就不必擔心同時失去這兩支部隊了。此時，這支勢單力薄、骨瘦嶙峋、衣衫襤褸的部隊只能頂著烈日翻山越嶺，守住這些沒有希望守住的陣地，然後在敵人的炮火中死去。 正當日軍攻入廣西的時候，華北的16個國民黨軍卻按兵不動，封鎖共產黨。當中央政府派遣第九十三軍到桂林進行救援的時候，對此地不熟悉的這支部隊與其說是去戰鬥，毋寧說是去搶劫。據採訪此次戰役的白修德說，第九十三軍軍長「不知道自己的側翼在哪裡，不知道戰線上跟下一個部隊的距離，不知道敵人占領了哪些村莊」，而且未發一槍便放棄了讓他去守衛的陣地。農村那些失去家園的難民阻塞了道路，同時為日本人工作的奸細則四處放火，散布恐慌情緒。 9月14日，史迪威飛往桂林去跟張發奎會談，以決定大量的美國空軍設施的命運。張發奎告訴他，委員長的命令跟他的判斷不同，要求帶著僅存的幾個可靠師退到桂林城並從裡面守城；史迪威認為這個決定將使這個地方成為「另外一個陷阱」。張發奎說他可以把桂林守上兩個月，但是除了不可靠的第九十三軍之外，他沒有可以保衛機場的部隊。在跟陳納德商量之後，史迪威艱難地下令撤出所有的美國人和設備並拆除所有跑道，僅留下一條跑道可以最後為圍困的桂林駐軍提供槍炮和軍火。他走了之後，空軍運輸隊的貨機就開始運出儲藏的炸彈、汽油、備件、卡車以及修理設備——這些東西都是以很高的代價通過駝峰航線一噸一噸運過來的。他們留下了550桶汽油，這是為了讓拆除小分隊用來放火燒毀這些設施的。蔣介石1943年向羅斯福「親自保證」他的部隊有能力守住這些空軍基地，這就是他承諾的價值。 《窒息的重慶》，摘自《時代》雜誌，1944年12月11日 兩個月後的11月底，一支美國戰略情報局部隊發現有些軍火藏在了距離桂林以東200英里（約921千米）的貴州境內的土山（Tushan）里。在二十多個每個長達200英尺（約60米）的軍火庫中儲藏了五萬噸的武器彈藥，其中包括50門新的野戰炮以及炮彈，這些東西都是幾年來中央政府為了應付華東危機而儲存的。此時，桂林和柳州已經淪陷，日本已經在貴州四處搜索，而重慶已經在顫抖——可是這些軍火還藏在那裡準備應付緊急情況呢！ 史迪威在桂林還沒有待上二十四小時就受命回去跟委員長會談。日軍的迅猛推進把蔣介石嚇壞了，他下達了相當於最後通牒的指令：要麼駐緬師在一周內向八莫進攻以解除對龍陵中國部隊的壓力，要麼他就把Y軍撤回薩爾溫江以保護昆明。他擔心，如果在龍陵失利則日本可能進而攻打昆明，而由於昆明處於同重慶差不多的內部區域中，因此進攻昆明總是讓蔣介石驚恐萬分。他的最後通牒實際上意味著終止在緬北的戰役，而此時距離戰役成功已經為時不遠，因為奪下此地就可以重開通往中國的公路。 史迪威怒氣沖沖地寫道：「這個瘋狂的雜種。利多公路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已經給忘掉了。現在我們在這條道路上唯一尚未控制的就是龍陵，而他想放棄這個地方並讓這整個工程都報廢——包括我們過去兩年半中為了幫助中國而投入的人力、錢、物資、時間和汗水。不可思議。他那個榆木腦袋大概從來沒有想過這一點……還是那些歪理和愚蠢的戰術、戰略想法。他真是不可救藥了。」正在此時，Y軍成功攻下了騰衝；這是個有城牆的城市，控制著通往緬甸的一條小路；由於何應欽答應補充1萬人，攻克龍陵看來還是有希望的。 史迪威立即將委員長的意圖向馬歇爾報告，說蔣介石給「嚇壞了」，儘管他竭力反對但是無法對蔣介石產生影響，因為蔣「不可理喻……我現在確信華東的災難在他看來根本算不了什麼，認為日本在那個地方不會再騷擾他，並且設想他會躲在薩爾溫江戰線的後面安安穩穩地等著美國來結束戰鬥」。這便是蔣介石和史迪威戰爭理論中的文化衝突的根本所在。在史迪威完成其使命的整個時期里，蔣介石的主導原則一直是囤積物資並等待以夷制夷。在中國人看來這是合情合理的。對於提供物資並認為應當採取行動以主宰命運的美國人來說，這是不可接受的，是沒有道理的。這種分歧沒有相交點。 史迪威決心跟宋子文「坦率地」談一談，希望他能夠說服委員長。宋子文接受過西式教育並熟悉西方的思維方式，是擔任中間人的理想人選，不過他為人圓滑，有時難以捉摸。他的坦率和友好對西方人來說很有效：赫爾利為他傾倒，奈爾遜也不斷向他承諾。由於宋靄齡和宋美齡姐妹現在不在這裡了，宋子文的地位得到了加強。幾個月來一直有謠傳說由於蔣介石拒絕從家裡趕走一個姨太太，於是宋美齡於7月1日同宋靄齡一起去巴西訪問去了。委員長舉行了告別晚會，席間他公開否認有不忠行為。蔣夫人在9月份到達美國的時候，有關他們婚姻出現裂痕的謠言甚囂塵上，結果中國大使館只能出面闢謠。她在國外待了一年多，直到1945年9月才回國。 史迪威跟宋子文的坦率交談不但沒能彌合分歧，反而使分歧變得更加顯著。對此他們兩個都感到吃驚。根據史迪威事先所做的筆記，史迪威打算告訴宋子文，委員長必須下決心「做些史無前例的事情」——這就是任命一個全權總指揮——而如果他不願意這樣做，史迪威就會建議美國政府「徹底撤出中國和印度並將美軍基地設在別的地方」。他準備要求由陳誠和白崇禧分別接替何應欽的軍政部長和參謀總長職務。當他講了這些情況並陳述了他起草的指令中所談及的條件的時候，宋子文「對我們所設想的作戰指揮官和蔣介石的想法之間的分歧感到吃驚」。當宋子文接著講了委員長對這個職位的理解的時候，史迪威怒氣沖沖地總結說，這「基本上又是個傀儡」。 史迪威告訴宋子文說他沒有爭取也不想要「這個倒霉的工作」，但是，如果要他擔任這個職務，這就必須是個有充分權力的職位，否則他不會接受它。如果他接受了這個職位，「委員長就不能指手畫腳」。他說，他四十四年來一直希望有機會指揮美國部隊，而且如果他不是中國的真正朋友的話，他的願望可能早就實現了。 跟所有身處困境中的人一樣，史迪威內心也很矛盾。的確，他放棄了第一份在海外指揮美軍作戰部隊的職位後來到了中國，但是當初交給他執行的「運動員」計劃有些苛刻的條件，這顯然讓他做出決定變得比較容易。另外一個事實是，儘管常識告訴他自己並不想要眼下這個糟糕的工作，但是同時他又很想要擔任這個職務，而且在竭力爭取它。他對中國有很強的責任感。在跟白崇禧就桂林的形勢進行討論後，他擬就了一份比蔣介石的「陷阱」戰術更好的防禦計劃。為了不讓桂林的剩餘部隊被包圍，他的計劃要求把這些部隊用於機動戰，給他們布置特定的陣地和目標。假如這計劃不成功的話，這些部隊也不會全部損失掉，而是可以撤退並跟史迪威準備在貴州集結的部隊會合，最終向沿海挺進。這個計劃於9月18日交給了委員長。 正如史迪威向馬歇爾報告的，蔣介石威脅退到薩爾溫江之後，這最後引燃了「鞭炮」。馬歇爾是在參加第二次魁北克會議時收到這封電報的。在那裡丘吉爾和羅斯福正為未來怎樣對待德國而陷入激烈爭執，而參謀長聯席會議在戰略和計劃方面也是舊的爭執還未解決，又產生了新的異議。然而，不管這些爭吵有多麼激烈，但至少還是取得了一些進展。然而中國卻是讓人極為失望和困惑的一個地方；對在那裡採取何種政策，任何政治家或者指揮官都沒有連貫或者一致的想法。 羅斯福已經是在他第十二年的任期中，他的任期經歷了從大蕭條到戰爭的時期；在過去三年中，羅斯福每天至少花十六個小時應付危機並做出各種決定。他已經太疲憊，無法嘗試激進的新想法或者做出新的努力。從軍事上說美國在中國已經失算了，現在那裡除了是個可以拖住敵人的戰區外，已經不那麼重要了。在魁北克會議上確立的戰略目標是讓中國人繼續戰鬥，僅此而已。沒有往中緬印戰區派兵的計劃，馬歇爾在這一點上是肯定的。未來在緬甸的戰鬥將儘可能交由英國展開，這樣美國就不會捲入重新奪回這些殖民地的戰鬥中了——至少意圖是這樣的。 現在華東日漸崩潰，而蔣介石又拒絕——或者威脅拒絕——協助打破對自己的封鎖。在9月16日有羅斯福和丘吉爾參加的會議上馬歇爾介紹了史迪威電報的要點。他顯然已經準備了答覆的電文，因為根據會議記錄，他在激動之餘還非常克制，要求總統向蔣介石發出一份「照會」，指出他必須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承擔全部後果。這份最後成了導火索的電報是由馬歇爾在魁北克的參謀人員起草的，在這份六百字的電報最後有馬歇爾的批覆：「我建議你將電文發至委員長。」最後是羅斯福那筆畫很長的簽名。 「二戰」的外交政策是在大規模盟國會議上確立的，這裡占主導地位的是軍方，軍事人員擔任工作人員，而文職方面除了兩位元首之外人數很少。這裡到處是排場和制服，每個人似乎都比穿文職服裝時的權威增加了一倍。襯胸和筆挺的制服掩飾了人性的弱點。就這份建議發給蔣介石的電報的內容來看，是由軍方在主導外交政策，但是當時並沒有人對此提出疑問。史迪威在陸軍部的同僚們跟他一樣感到憤怒，並準備採取強硬的語氣——這並非沒有一點兒白種人的優越感；是否會將這樣的照會發給歐洲政府的某位首腦，這很值得懷疑。羅斯福也許已經不再關心蔣介石的尊嚴了，也許他只是沒有太注意就簽了名，但是後果都是一樣的。 電報所採用的語氣仿佛是老師對一個屢教不改的學生的語氣。電報重複了史迪威曾經想讓那個「榆木腦袋」理解的一些道理：Y軍除非得到增援、支持並去打通滇緬公路，否則這支部隊的勇猛和犧牲都將付諸東流；撤退到薩爾溫江之後正是敵人想竭力達成的；如果蔣介石半途而廢，「我們將沒有機會打通跟中國的陸上通道，而且這會馬上危及駝峰航線。對此你要準備接受後果並承擔個人責任」。電報還說： 最近幾個月我反覆敦促你採取斷然措施，以避免中國和你自己正在面臨的災難。現在，在你還沒有讓史迪威將軍擔任中國部隊總指揮的時候，我們面臨失去華東一個關鍵地區的危險，這可能產生災難性的後果……我們的部隊從太平洋推進的速度很快。但是，除非你現在採取斷然步驟，否則……就挽回你多年戰鬥的成果和我們為了幫助你而做出的努力來說……這種推進對中國已經太晚了…… 我相信，要阻止日軍達成其在中國的目標的話，你現在必須立即對薩爾溫江部隊進行增援並敦促其進攻，同時立即讓史迪威將軍不受限制地指揮你所有的部隊。我要求你採取的步驟將會加強我們的決心，同時也會加強美國為了維持並增加對你的援助而做出繼續努力……我們都感到，如果再有遲疑，那麼你以及我們試圖拯救中國的努力都將落空。 這些話都很有道理，問題在於它未能考慮到各種複雜因素。發一封電報給一位國家元首說他不配統治，這毫無意義，除非威脅停止對他的支持。但是，因為不打算停止支持，這只是一份沒有威脅作用的最後通牒，最終發電報的人只能退縮。 毫不奇怪，受命送達這封電報的史迪威認為，這表明華盛頓已經採取了斷然態度。在他看來，「羅斯福睜開眼了……最後他終於實話實說，而且每句話都火藥味十足……赤裸裸的火藥味」。作為駐重慶的高級官員，他有義務親自送交這封總統給委員長的電報。如果他想避免由於送交這封電報而觸怒他需要得到其認可並要與其合作的國家元首的話，他本來可以很容易地推脫一下並讓赫爾利去送電報。但是，有總統簽名的這封措辭嚴厲的電報明顯表示了蔑視，這也消除了他的各種顧慮。此外，這封電報是發給他而不是給赫爾利的，也沒有附帶別的指令，或者有緩和其衝擊力的意思。當蔣介石宣布從龍陵撤出的時候，由於蔣的不作為，使得史迪威的工作和使命兩年半來無法完成。這些因挫折而積累起來的憤怒和輕蔑，此時都爆發出來了。當史迪威讀到總統的電報要求由他「不受限制」地統率所有中國軍隊的時候，他抓住這個機會要直接擊打花生米的心臟。 他命人把電報譯成中文，並拿著電報徑直去了蔣介石的官邸。蔣介石當時正在同赫爾利、宋子文、何應欽、白崇禧商討史迪威指揮權的有關問題。進入會議室前他叫出了赫爾利並向他出示了電文。對外交有直覺的赫爾利建議對電文進行弱化，由他逐句口頭上解釋給蔣介石聽。這正是過去宋子文、蔣介石夫人和其他送遞信件的人一直在做的，但史迪威親自遞交信件正是試圖避免這種情況。史迪威拒絕了，並自己把電報拿進去。他後來幸災樂禍地寫道：「把這包辣椒粉遞給花生米，然後長舒一口氣坐下。這叉子直接插進了這個壞蛋的太陽穴，並穿透了他。」蔣介石面無表情地讀完了中文譯文，看著史迪威，然後說：「我明白了。」靜坐了一會，他晃動一條腿，然後結束了會議。「什麼！沒有摔茶壺？沒有，只是一片寂靜。我馬上出來回家了。過江時景象很壯觀：重慶到處燈火輝煌。」 後來史迪威在給妻子的信中寫了一首詩表達自己的暢快心情，風格類似「大屎」那首詩。這首詩早該讓它埋沒了，但是根據不為賢者諱的原則還是照錄如下： 我早就等待覆仇—— 終於有了機會， 我盯著花生米的眼睛， 並踢了他的屁股。 魚叉已經備好， 獵物出現，時機絕佳， 我差點兒把手柄都插進去， 讓叉子徹底插進他身體。 小雜種顫抖了一下， 已經沒法言語。 他臉色發青並開始顫動 還竭力掙扎不要尖叫。 儘管我們飽經紛爭， 儘管我受盡磨難， 最後終於輪到我出手 並讓花生米吃了苦頭。 我知道自己還要受苦， 並要經受磨難， 可是我歡欣鼓舞， 因為撕了花生米的臉面。 毫無疑問，這封電報讓蔣介石大感震驚。據說他在會後極其憤怒，而且很快他就意識到其含義。他知道自己無法接受這樣表述的美國要求，否則這將為他自己的被拋棄創造條件。如果美國最後在違背他意願的情況下將史迪威強加給他，那麼他們在共產黨的問題上也可能採取類似做法。並不是只有高思才看得出來，這可能導致國民黨的崩潰。他必須直面這個問題。根據宋子文向他提出的現實建議，蔣介石認為美國不會拋棄他，而他也打算對此試探一下。9月18日的電報給了他所期待的藉口。據宋子文說，由於這封電報，他撤銷了讓史迪威指揮的承諾。 蔣介石和宋子文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怎樣表述這種撤銷，從而可以顯得這並非是在指責總統；因為擔心失去租借物資，他們不能觸怒總統。正當宋子文著手此事的時候，不可琢磨的蔣介石不動聲色地接受了史迪威擬就的桂林防禦方案。白崇禧被派去監督這個計劃的執行。白在9月20日將這個好消息告訴了史迪威，同時還提到了一個進展，那就是第九十三軍軍長被處決了——正如史迪威借伏爾泰之口說的，這是為了「以儆效尤」。 史迪威此時已經知道蔣介石發了火，但無論是他還是赫爾利（儘管他事後做過解釋）當時都沒有覺得蔣已經做了決定。桂林的戰事似乎令人振奮，而史迪威也認為自己的地位已經得到加強，因為他認為華盛頓已經越過了一個障礙。為了就他的任命打破僵局，他9月23日又提出了一整套新建議，準備親赴延安，跟共產黨商量接受中央政府權威並由他在軍事上指揮的事宜。根據這些提議，共產黨部隊將部署在黃河以北，不與國民黨部隊接觸。史迪威建議只為5個師配備美國武器和裝備。「這會把樹上的柿子搖下來了！」赫爾利很有信心地叫道，然後就去把文件送交委員長了。 結果他大為震驚。蔣介石不但拒絕讓史迪威指揮，而且正式要求美國調回史迪威將軍。 蔣介石在追求一個目標時跟史迪威一樣堅忍不拔。他已經下決心要弄走一個人，這個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對他和他的政府的譴責。如果說他是史迪威的惡魔的話，那麼史迪威就是他的鞭撻者。他們過去和未來的關係都起了作用。最根本的是陳納德和史迪威爭執中的原則問題：一個要美國空軍幫助中國作戰，另一個想讓中國人為自己而戰。如果蔣介石在權力上或者思維方式上能夠接受史迪威的軍隊改革方案的話，那麼他部隊的戰鬥力可能足以抵抗日本1944年的進攻，甚至可能在與共產黨的最後衝突中戰勝共產黨。這個機會已經失去，也許委員長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甚至並不對此感到遺憾。他所關心的是消除他無法容忍的壓力來源。 蔣介石現在敢於冒險，因為赫爾利和奈爾遜的存在讓他相信，美國會繼續支持他。中國人很喜歡赫爾利，認為他為人隨和，為蔣介石提供了一條無須藉助史迪威和高思表達他觀點與願望的通道。此外，奈爾遜還為美國支持中國戰後經濟重建擬就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計劃，同時還承諾蔣介石（或者通過充滿不確定因素的經過翻譯的談話以及聽眾的想當然使蔣介石產生了這種印象）讓蔣控制租借物資。這是事態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2] 在蔣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的這一天，赫爾利與蔣介石進行了兩次長談，竭力阻止他做出這個決定，因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自己使命的失敗。但是蔣介石一旦確定了自己的立場，就會堅定不移，毫不動搖，就像他在西安事變中被扣住時所表現的一樣。解決的辦法是把責任全部歸於史迪威。史迪威親自遞交總統的電報，他實際上已把蔣介石看成了自己的下屬——據蔣介石說。委員長說，史迪威拒絕接受讓其進攻的命令，如果他讓史迪威指揮自己的部隊的話，史迪威就會進行叛亂。蔣介石在通過一個備忘錄闡述原因時指責史迪威「無意與我合作，實際上他以為自己的任命是為了指揮我」，他「無法應付這個新任命所包含的廣泛而複雜的任務」，並認為他的任命會對美中軍事合作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備忘錄還向總統保證，蔣介石還是願意任命一個美國人指揮中國軍隊，並做出其他一些有助於使關係「和睦」的重要改變。史迪威對此的評語是：「這東西是宋子文寫的。」 自此以後，在又持續了三周的談判中，唯一確知結局的人便是蔣介石。他處於弱勢，但是意志堅決，而美國儘管占有各種優勢，卻沒有堅定的意圖。對於當局者來說，形勢並沒有那麼明了。想做大使的赫爾利現在傾向於宋子文和蔣介石的論點，認為史迪威送交電報的方式是錯誤的，並在9月25日向羅斯福據實報告。宋子文還說，他和委員長都認為史迪威自己起草了這份傲慢無禮的電報，根據他們的說法，史迪威先向華盛頓建議接著設法以總統之名發來了電報。對這種說法赫爾利只是默默聽著。這簡直把史迪威看成是無所不能的人，而史迪威本人倒是希望自己是有這樣能力的。 由於史迪威對蔣介石的評價甚低，因此，儘管蔣已經正式要求將他撤回，但是史迪威仍然在謀求指揮中國軍隊。他這樣做不是為了張揚自己，而是為了對付敵人。在這場針對一個強大敵人的戰爭中，他最關心的仍然是打敗日本。他急切想獲得任命，這樣他就可以像早就計劃好的那樣對沿海方向的敵人發起反攻。他知道這已經不可能，但是跟往常一樣，他在頭腦中從不認為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9月26日史迪威向馬歇爾明確表明，蔣介石無意繼續努力作戰，而且「任何敦促他這樣做的人要麼會受到冷遇，要麼會被清除」。但是他仍然繼續敦促蔣介石。過去蔣介石曾經多次進退不定，因此有理由認為他又會如此。正如史迪威所了解到的，蔣介石還沒有向國家軍事委員會或者何應欽通告要求撤回史迪威一事，這說明他仍然留有迴旋餘地，在等待華盛頓的反應。他們顯然在焦慮不安中等待著，宋子文「神情高度緊張和慌亂」便是明證。 9月28日，史迪威提出了林蔚建議的一個妥協方案。林對要求撤回史迪威的事並不了解，但是認為如果放棄讓共產黨參與，那麼委員長會同意讓史迪威指揮。史迪威向何應欽提議，提出暫時不考慮共產黨的作用，並致力於組織和準備北部戰區以及Y軍和Z軍，以期「在半年內發起進攻」。他完全清楚這正是委員長所無法容忍的催促，但是他別無選擇，只能這樣提議，否則怎麼擊敗中國大陸的日軍？ 在華盛頓，委員長再次要求召回史迪威正好擊中了美國立場的軟肋。這便是馬歇爾促使總統採取了羅斯福自己並不真正傾向的立場。羅斯福之所以被動地同意了這種立場，部分是因為他在開羅會議後對蔣介石感到失望，並對他一直以來拒絕調遣Y軍感到憤怒，部分也是因為史迪威證明了自己是有作為的人，最後還因為他別無他法。戰時最讓人頭疼的莫過於盟友的桀驁不馴。但是，他現在不想在明確違反一個國家元首的意願的情況下把一位美國指揮官強加於人。這跟他廢除各種不平等條約並恢復中國主權地位是不相容的。由於蔣介石表示仍然願意接受任命另一位美國人，總統情願就史迪威問題做出讓步。馬歇爾對此堅決反對，但是就在爭執此事的時候，在一次晚宴上霍普金斯在非正式情況下向孔祥熙轉達了總統的態度，而孔祥熙在10月1日立即把此事電告宋子文。 不管霍普金斯是否真的說過此話，孔祥熙在電報中推斷說，因為事關中國主權，因此總統打算同意召回史迪威的請求。一旦他與馬歇爾商量並解決了繼任者的問題，他就會對委員長做出答覆。這正是蔣介石和宋子文所期待和需要的。委員長立即堵住了自己的退路，向中央執委會常委會報告了自己打算撤走史迪威之事。執委會常委會通常周一下午開會，由於會議議題嚴格保密，因此通常三到七天後其內容才會流傳出來，但是10月2日的議題當天便傳給了高思，這顯然是有意所為，意在讓他向華盛頓匯報並堵住所有退路。 據說情緒激動的蔣介石捶著桌子堅持說，史迪威將軍「必須走」，而所有的租借物資必須要由他來分配。他說，如果要任命美國指揮官的話，那麼指揮官只能接觸委員長指派給他的中國軍隊。儘管蔣對廢除治外法權和排除法案表示感激，但是美國人正在其他方面侵犯中國的主權。「這是一種新的帝國主義；如果我們同意了，我們只能變成傀儡；那樣的話我們還不如到汪精衛那裡去。」他重申不會在主權問題上做出讓步。他抱怨說史迪威違抗命令，拒絕向八莫進攻，他還說史迪威吹噓說如果能去延安他就能讓紅軍合作，但是「除非共產黨服從我（蔣介石）的命令」，否則永遠不會允許史迪威去延安。委員長還告訴與會人員不必擔心美國會撤出援助：「沒有他們我們也能夠堅持下去……我們仍然可以在四個省份站穩腳跟。」 儘管下面議論紛紛，但是常委會中只有一個委員大膽做了回應。他說，史迪威是他們所能找到的「了解中國和人民生活」的最佳人選，而一個新人可能會更糟，「因為美國人通常考慮不太周全，他們可能想很快做成事情，可能會更加粗暴」。這也許是對史迪威不同凡響的致敬。 史迪威一了解到蔣介石對常委會的講話以及霍普金斯所透露的事情（宋子文特意向赫爾利講了此事）後，他便意識到爭執已經瀕臨終結，儘管仍然在等待美國的正式答覆。當天他給曾經在他手下干過的中國高級將領寫信告別，同時寫信給妻子，讓她準備「接受我被踢到垃圾堆上」的事實。在他看來，總統的妥協是個決定因素：「如果這個老軟骨頭對此妥協的話——顯然他已經妥協了，那麼花生米從此以後將無法控制了。」 似乎為了進一步肯定史迪威已經大勢已去，參加完魁北克會議的梅里爾當晚向他總結時說，會議上對中國戰區沒有什麼興趣了。他報告了尼米茲上將等人的話，他們說在中國海岸需要建立基地，這純粹是為了掩護「我們真正的行動」（即將對菲律賓的進攻）；所有有關對日作戰的計劃都沒有安排中國作戰，除非是牽制中國大陸的日軍；沒有「讓大量美國部隊陷入中國大陸的戰鬥中」的意圖；而且最具終結意味的是，作戰處處長的漢迪將軍承認說，目前「史迪威的使命主要是政治上的，並不指望讓中國部隊進行什麼真正的戰鬥」。承認這一點便是史迪威使命的真正的結束，現在僅僅是採取什麼方式召回的問題罷了。 這齣戲還沒有演完。這場指揮危機的始作俑者馬歇爾拒絕召回史迪威，這既有關他的政策，同時也因為這涉及對史迪威的維護。他針對蔣介石的指責起草了一份「措辭嚴厲的回覆」，但是這次羅斯福拒絕發出。 正如史迪威自己所認為的，這個問題涉及中國的戰爭努力。他屢次向馬歇爾重申，如果這一次蔣介石得逞，那麼就不要指望中國還會再作戰，而美國今後在中國的努力也就白費了。如果委員長成功地撤換了史迪威，同時又保住了美國的援助和支持，那麼他必然會頑固到底了。因為已經沒有了別的選擇，美國只能跟他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不管是吉還是凶。這都不錯，但是史迪威指揮問題就侵犯主權而言，的確是個不好的例證，是沒有根據的。 美國幾乎已經決定終止對華支持。更多是出於普遍不滿而非長遠政策，參謀長聯席會議考慮放棄駝峰航線，並且根據史汀生的記錄，聯席會議還打算從目前起終止「對中國的任何援助」。然而，他們又不得不得出結論認為，這將大大影響中國人的士氣，並會給日本很多話柄，說美國負擔不起了。這個決定讓人憤懣，因為通過駝峰航線向陳納德提供補給的長期努力落空了，而且正如史汀生寫道的，這可能「會使主要戰區的戰事再延長一個冬天」。從法國的瑟堡（Cherbourg）到荷蘭的阿恩赫姆（Arnhem）[3]的前線上，盟軍先頭部隊都由於缺少空中運輸機而放慢了前進的步伐。史汀生對此尤其感到憤憤不平。雖然給陳納德的「物資裝備要比他要求的多一倍」，但是他並未能阻止日軍的前進，而「整個中緬印戰區唯一證明成功的人物」史迪威卻成了一個犧牲品。 羅斯福的答覆日期為10月5日，這個人們期待已久的給蔣介石的答覆並未完全同意召回的請求。馬歇爾成功地提出了一種折中方案，根據該方案，史迪威將被解除作為蔣介石總參謀長和租借物資負責人的職務，但是將仍然指揮緬甸和雲南的中國部隊。電報還通知委員長說，不打算再任命美國人指揮中國軍隊，因為自從最初提出這種建議以來中國地面形勢已經急劇惡化，美國政府已經「不應該擔此重任」了。對蔣介石來說，這當然算不上什麼損失。電報語氣仍然很嚴厲，但是並沒有他擔心的內容——停止援助物資。與此相反，蔣介石被告知將繼續通過駝峰運送物資，因為這些物資「對保證貴政府的穩定至關重要」。美國對面子問題也同樣關注。 由於在關鍵點上已經鬆了口，因此律師出身的史汀生覺得「很可能」蔣介石不會接受這種妥協安排——的確如此。蔣介石藉口主權問題再次寫信給總統，要求把史迪威從中國撤回。「只要我是中國的國家元首和最高司令，我覺得自己有權力對我已經不再信任的軍官撤職，這一點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此外還附上了一篇闡述情況的長文，旨在消除自己對當時軍事局面的責任，而把責任推給史迪威。 在委員長看來現實是相反的，所有事情都是顛倒的，其說法就仿佛是《鏡中世界》（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中紅皇后所說的。他剛剛採取了史迪威的桂林防禦方案，現在竟然莫名其妙地說「我不但不相信史迪威將軍，而且對他的軍事判斷也缺少信心」。根本問題便是緬甸戰役。蔣介石不但不認為這場戰役對中國有所裨益，反而指責這「消耗了中國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後備部隊」（他沒有指出是誰提供了訓練和裝備），並「極大地降低了進入物資的數量」（這與事實正好相反），結果這使得中國無法抵禦日本的進攻。因此史迪威將軍要為華東失利負「嚴重責任」。一反三年來不斷叫嚷中國即將崩潰的論調，蔣介石這次不同意「局勢已經惡化到美國總統所說的樣子」，同時他也「不能預見任何會使中國根本癱瘓的災難」——不過，繼續援助當然是必需的。 委員長要求召回的解釋在10月11日被轉交給赫爾利；赫爾利同意了，基本原因是蔣介石和史迪威「根本不能相容」，而這都是真實合理的。赫爾利進而向總統建議說：「如果你在這場爭執中繼續支持史迪威，你將會失去蔣介石，而且很可能還會同時失去中國。」可能失掉蔣介石，這在美國似乎是個無法接受的提議；不過這無關大局，因為赫爾利的所作所為對事情的結局並沒有產生重大影響，儘管其他事件參與者並不這樣認為。 立即發現其謬誤之處的史迪威給馬歇爾發報說：「這並非在把我趕走與失去蔣介石甚至可能失掉中國之間的選擇」，而是「如果現在允許蔣介石制定規則就會失去中國潛在的戰鬥努力」。他在最後一刻又提出了一種妥協，即為了照顧蔣介石的面子成立中美委員會，讓他在其中任職以保證命令能夠得到執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此時史迪威仍然在努力；他是個絕對不肯放棄的人。10月14日，他去了桂林以南的柳州跟張發奎和白崇禧商討反攻計劃。 10月6日到15日馬歇爾在法國，他回華盛頓後立即去白宮，準備繼續為史迪威力爭，但是已經沒有用了。羅斯福相信蔣介石已經無法容忍史迪威，因此「直接肯定地」下令毫不遲疑地把他調出中國。不管這樣做是對還是錯，只要美國還打算繼續支持蔣介石政府，那麼羅斯福只能做出這樣的決定。 因此產生了一個問題：是否有另外一種方式——或者政府上層是否在尋找另外一種方式——去支持國民黨？過去的意見一直認為只有蔣介石能夠統一中國，因此決策者接受了這一點，並一直擔心中國會重新陷入軍閥混戰和割據的局面。現在有一種新的聲音認為，雖然蔣介石要依靠我們，但是我們未必一定要依靠他。正如戴維斯在他一份報告中所說的：「我們不應該無限期支持一個政治上已經破產的政府。」但是美國這個一度年輕、勇敢的共和國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維持現狀的政權，傾向於跟現有政權打交道——哪怕這個政權已經破產。任何其他做法都令人為難並充滿風險；就中國而言將會導致共產黨掌權，這是唯一有足夠活力和組織性從而足以構成一種現實挑戰的集團。讓美國轉而支持延安是不現實的。比較可能的選擇是努力使兩個政黨聯合起來，這正是美國已經在政策上推行的。 魏德邁來到重慶，中間者為何應欽 「斧頭已經落下來了。」史迪威在10月19日已經獲悉此事，馬歇爾事先給他發了電報。隨後是總統的正式答覆，通知委員長已經下令「立即把史迪威將軍從這個戰區召回」。這封電報在各種電報中語氣最為冷淡；電報提醒蔣介石，發動緬甸戰役的決定並非由史迪威做出，而是參謀長聯席會議做出並經過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同意的，當時是出於為中國提供物資的需要。電報還針鋒相對地提請蔣注意，這次戰役已使駝峰航線降低了飛行的高度，並在9月29日在密支那啟用了輸油管線。由於史迪威的召回不得不做出一些變動，因此宣布解散中緬印戰區並將其分成兩個戰區，即緬印戰區和中國戰區。薩爾坦將軍將接替史迪威在前一個戰區的職務，而魏德邁將軍將接替史迪威成為委員長的總參謀長並指揮美國駐華部隊。[4]電報希望能繼續在藍姆伽的訓練，「否則這些部隊的戰鬥力將不可避免地、迅速地被銷蝕」，同時Y軍也要繼續在緬甸作戰。 指揮權的危機結束了，史迪威的使命也隨之結束了。圍繞霍普金斯泄密、赫爾利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史迪威送交電報的方式的爭執，基本上都是無傷大雅的；這些並非原因，只是契機而已。召回是一種看法的不可避免的結果；這種看法認為，由於中國的依賴和被動性，因此可以把美國的解決方案強加給中國。馬歇爾的責任在於首先開始了這種嘗試，羅斯福的責任在於對此進行了授權，而史迪威的責任在於對此表示同意並予以推動。在更深的層次上說，表面上看是兩個人的不相容，根本上則是兩種意圖的不相容。 史迪威在接到召回通知後，在重慶只待了48小時。他離開時匆忙而隱秘，這都是因為馬歇爾將軍的命令；馬歇爾有理由擔心史迪威口無遮攔，因此急於想在宣布消息和記者撲向他之前就把他從這個戰區撤出並召回華盛頓。由於當時那屆相互攻訐的總統競選已經達到高潮，馬歇爾希望史迪威不要隨意發表言論，以免對再度對史迪威委以重任製造困難。 史迪威急切地想表達他對此事的看法，這從他的日記里那些充滿痛苦的說法中看得出來：「要對解職發表聲明嗎？」「允許我發表一個聲明嗎？」他叫來了白修德和埃金森，秘密告訴他們事情發生的經過，並敦促他們記錄情況作為史料。對於記者來說，這無疑是具有震撼力的報道，但是報道無法在重慶寫成。原計劃在一個月內離開中國的埃金森決定立即回國並敦促發表這一報道——不久這引發了軒然大波。 也正是此時，史迪威命令謝偉思回到華盛頓；這次返回是命運攸關的，用意是跟共產黨建立關係，對此他在延安提出的報告中有中肯的說明。包瑞德上校不久前寫信給史迪威說：「他們想打日本人，而且他們的部隊也能打仗……並且他們願意跟著你打仗。」儘管史迪威本人跟這個並無關係，但是他一直想著仍然在中國大陸的那24個日本師，並認為應當組織共產黨對日軍展開某種軍事行動。顯然，他這樣想的時候對國民黨並無任何好感。他通過謝偉思的上司高思大使完成了對謝偉思的任命，而高思對史迪威的司令部不斷挖走他最好的人員一直耿耿於懷。高思對其動機完全了解，因此他對國務院說，「我們的某些陸軍軍官——也許包括史迪威——傾向於直接給共產黨部隊提供援助」，而這便是派遣謝偉思去華盛頓的原因。他的返回華盛頓的使命後來招致美國駐華外交官悲劇性和毀滅性的責難。 在臨行前的最後幾小時史迪威開始寫告別信，其中包括一封寫得很體面的給陳納德的信，信中談到他對陳納德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並承認中國人對他備感敬重；此外他還寫信給延安的朱德，表示自己「極度失望」，無法「跟你和你所造就的優秀部隊一道」對日作戰。唯一接到史迪威一封並非正式告別信的英國人是奧金萊克將軍；信中說自己視他為「朋友」，同時希望他也能這麼看。他專門向孫中山夫人告別，夫人哭了，並說她希望能親自去美國並把真實情況告訴總統。他正式跟高思大使告別，結果得知大使的任命也要結束了。由於有各種特使繞過他——赫爾利和奈爾遜屬於其中被當作救命稻草的特使，高斯沒有影響力，因此得不到蔣介石的重視；他知道白宮不理睬他的意見，並對一項無望的使命感到厭倦，因此他下決心在總統任期結束後辭職。 還剩下最後一個告別。委員長的一名使者前來授予他青天白日勳章，這是中國可以授予外國人的最高勳章。史迪威的拒絕是意料之中的[5]，但是他必須硬著頭皮接受要他去喝茶的邀請。在宋子文陪伴下的蔣介石很客氣，他表示對此深感遺憾，說這僅僅是因為性格差異，他希望史迪威繼續成為中國的朋友。他請史迪威提出建議和批評，特別是有關柳州的局勢，結果吃驚地發現史迪威曾經親自去過那裡。這位客人言簡意賅。他請求委員長只要記住他的動機是為了中國好，然後喊了戰時口號「最後的勝利！」便離開了。 10月21日，在這個寒冷的陰天，他爬上了自己的飛機，陪伴他的是貝爾金將軍。他堅持說只要自己的上司走，他就不會留下；此外還有赫爾利的助手麥克納里（McNally）上校；他在這個戰區已經服務了兩年，想法也跟貝爾金一樣。赫爾利也感到不快，他承認自己「把事情弄糟了」，史迪威對此表示同意。史迪威認為自己遭到了「蔣氏集團的流放」，同時又被赫爾利「打出了中國」。由於史迪威被召回是秘而不宣的，只有赫爾利和宋子文到機場為他送行。埃金森隨機一道離開，最後一刻何應欽也趕到了；他下了車並向史迪威敬禮。史迪威對他還禮，環視四周後問：「我們還等什麼？」接著就起飛了。他只剩下三天的時間去昆明、Y軍在保山的總部、密支那以及藍姆伽逗留，以便私下向舊時的夥伴們告別。沒有允許他向那些在他指揮下重回緬甸的部隊、築路者和飛行人員發表告別講話，這「讓人難過」。他10月24日到達德里，兩天後，即在為美國在戰爭中最難以達成的目標做了32個月的努力後，他記下了從事這項使命的最後一次日記：「被剷除了——中緬印戰區最後一天。」 對於那些曾經與他並肩作戰的美國人和很多中國人來說（儘管對這個消息感到歡欣鼓舞的第十四航空隊並非如此），史迪威將軍的召回是一種終結，明白顯示了一種巨大的努力宣告結束。曾經確實做出了努力，但是正如一些人感到的，這種努力白費了。如果曾經鼓動並指導這種努力的人走了，而且是在沒有任何儀式和承認的情況下被撤出的，那麼在很多人看來繼續留下只能是徒勞無益的。這種感覺體現在了多恩在薩爾溫江前線寫給貝爾金的一封信中。多恩解釋說他無法離開，因為他覺得在戰役沒有結束的時候背棄他統轄下的中國和美國軍隊是不對的，但是他又寫道：「我想的越多越覺得未來沒有希望。所有的東西本來都『期以來日』，可是現在看來都落空了……即使在經常出現的那種亂糟糟的情況下，我也一直相信我們會在這裡有所作為。現在我不相信了……」 在華盛頓，由於競選已經到了最後一周，因此對史迪威的歸來感到極為緊張。史汀生寫道：「我預計將會後患無窮。史迪威的成功使他深得美國人民的好感。」在羅斯福看來，這次總統競選「是歷史上最為骯髒的」，因此召回一位廣受愛戴的英雄很可能招致人們指責這裡有陰謀。共和黨候選人杜威已經頗得冷戰風氣之先，在最後的演講中宣稱共產黨已經把持了新政。儘管羅斯福一派的人都感到擊敗杜威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媒體預計結果將會很接近，而羅斯福則希望儘可能得到壓倒性的勝利。對史迪威的召回消息尚未公開宣布，同時還採取了特別措施以防媒體接觸到他。 布魯克斯·埃金森寫就了報道並在史迪威之前離開德里。他到開羅的時候，跑道上的一名憲兵要求檢查他公文包中所有的文件和其他東西，巧的是埃金森的稿子放在了口袋裡。他在突尼西亞耽擱下來，於是他把稿子交給具有優先通行權的謝偉思，並要他直接將稿件交給《紐約時報》，而他則儘量搭乘下一班飛機回去。謝偉思將稿件平安送到，但是戰時新聞檢查制度沒有準許發表這條消息。《紐約時報》為了發表此稿鬥爭了三天，就在此時埃金森到了；他迴避了報道來源的問題。此事交由總統裁奪；總統認為由於事情基本屬實，《紐約時報》有權發表。在史迪威還沒有回到美國的時候，《紐約時報》10月31日就已經將此事作為封面文章發表了。 文章宣稱，史迪威將軍被召回表明了「一個垂死的反民主政府的政治勝利」，並迫使美國對「一個在中國日益不得人心和不受信任的」政府至少給予消極的支持。文章形容蔣介石「頭腦混亂，並對中國的迅速瓦解感到恐慌」。它對任命另一位美國人作為蔣介石的總參謀長嗤之以鼻，認為這不啻於「表明我們認同一個不開化、冷酷和獨裁的政府……（這個政府）已經無法代表我們的忠實盟友——中國人民」。文章還認為，史迪威是「中國」戈登[6]之後最能幹的作戰指揮官，他「私下無法對委員長產生敬重之情」，但是即便他不是這樣，任何外交天才都無法克服委員長「根本上的不情願」而能讓他冒險將部隊用於對日作戰。 由於埃金森打開了缺口，情緒突然爆發了。高思的辭職已經泄露給了媒體，而且由於這似乎跟史迪威的辭職有關，使得事情更加轟動。中緬印戰區的每個記者或者原先在這個戰區採訪過的記者都開始寫那些多年來未獲准發表的東西。新聞報道、評論、專欄文章以及電台評論員都參與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約瑟夫·哈希（Joseph C. Harsch）所謂的「一個大幻想的破滅……已經推遲了太久，是該抖出中國這些醜事的時候了」。當問到一個無可迴避的問題，即為什麼沒有向公眾告知這種情況的時候，曾在重慶和緬甸工作過的美聯社的托伯恩·維安特（Thoburm Wiant）說，這是因為華盛頓一直指望著能夠收拾殘局，但是史迪威的召回表明這是不可能的。委員長的熱情支持者周以德博士指出，任何有尊嚴的國家元首都不會接受那些別人要求要他做的事情。「史迪威並沒有錯……我們本來就不該採取這種不可行的立場，現在也只能放棄這種立場。」 羅斯福不得不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對此發表評論，對此他非常坦然。這都是性格不相容的緣故。蔣介石和史迪威將軍「有些爭執——哦，很有段時間了——有一天這些爭執終於結束了」。這不涉及政治，甚至是中國的政治；不（總統對一個又一個問題都如此回答），無關戰略，無關政策，無關租借物資或者駝峰航線運力，無關赫爾利和奈爾遜，無關高思的辭職，「所謂的共產黨」也與此無關。這「只是性格問題」。《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就史迪威和高思批駁了所謂性格的說法：「假使他們只是缺少圓滑的話，很難想像如果有更加圓滑的代表的話，就能克服妨礙中國作戰努力的那種混亂和腐敗現象。」 在媒體的吵嚷聲中，11月2日星期四，史迪威在距離大選還有五天的時候到了棕櫚灘（Palm Beach），次日他就依據保密規定被送往華盛頓，那陣勢就仿佛他是從敵人那邊叛逃來的魯道夫·赫斯[7]。他的戰時使命既缺乏榮耀又不被欣賞，而他自己國家對他的接待也大致相同。沒有與史汀生所說的「在整個戰爭期間分派給任何美國人的最為艱巨的任務」相匹配的歡迎儀式。史迪威是他的上司們感到為難的人物，是他們退避的顯著標誌。由於急於想把注意力從他身上移開，白宮和陸軍部只能設法讓他不露面。據說由於擔心引起媒體的注意，馬歇爾和史汀生都沒有去迎接他；實際上知道他到達時間的史汀生就在史迪威到達半小時前在同一機場乘飛機度周末去了。迎接史迪威的是他的夫人和馬歇爾的助手弗蘭克·麥卡錫（Frank McCarthy）上校；麥卡錫上校得到的指令是在無人看見的情況下把史迪威接下飛機並離開機場。他被護送到馬歇爾住處街對面邁耶堡（Fort Meyer）的客人住地，在那裡迎接他的是漢迪將軍和負責陸軍公關的塞勒斯（Alexander Day Surles）將軍，他們告誡他不要發表講話。 馬歇爾在天黑後過來看望史迪威。眼下他只是提出讓史迪威負責陸軍地面部隊在本土的訓練，並不肯定地答應以後再在歐洲或者太平洋給他找什麼事做，但是提不出比這更好的了。史迪威不能不意識到：「其實沒有什麼工作給我。」現在作為一名四星上將，他提出帶一個師；馬歇爾笑了，並告訴他先休息一個月。史迪威明白了，他們想讓他不要礙事，不要出聲，等到大選結束後再說。 這就是他回家的情形。對他可能發表什麼言論的擔心似乎過分了。史迪威打算遵從不讓他開口的命令，特別是他並不希望在戰事正酣的時候被晾起來。但是長期以來他一貫不怕得罪人，這可能影響了馬歇爾，結果他從本寧堡以來就努力保護史迪威不受這種性格的牽累，並竭力避免他由於這種性格而有任何不妥當。在史迪威從首都回到加利福尼亞家鄉的整個過程中，憲兵和保護性措施一直伴隨著他，甚至到了家裡他仍然保持緘默。到處都有拿著筆記本和麥克風的記者隨時準備讓他說些什麼，而他自己也確實如骨鯁在喉，因此他發報給塞勒斯將軍，看看什麼時候能夠取消禁令。得到的答覆僅僅是一個官僚的慣用託詞而已：「你說得越少，你的地位就會越強。」讓他閉口的理由——假如曾經還成立的話——現在已經不成立了，但是沒有人想讓史迪威就此事說個明白，就像上次那樣，說所發生的事情是「被狠狠揍了一頓」，只不過這次是指對美國的努力而言罷了。 被召回國後，史迪威在家中接待媒體 從個人來說他得到了安慰，儘管這樣的時間總是短暫的，因為回到卡梅爾的家裡，跟所愛的家人團聚，並在海濱自由自在地遛狗，這些都讓他高興。他不得不丟棄別人對他的欣賞，但是這種欣賞卻從戰區源源而來。第一支攻入密支那的第五十師師長潘玉坎將軍寫道，當這個消息傳來時「我們都很失落」。負責築路的皮可將軍寫道：「我還從來沒有過像你這樣讓我無法割捨的長官。」這個戰區的憲兵司令哈里·庫伯（Harry Cooper）上校要求派遣時「你到那裡我就跟到哪裡」。在他們寫給他的信中，中國人覺得史迪威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中國，而美國人則覺得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一個人：「這就是為了喬大叔做事。」中緬印戰區報在一首題為「致敬」的十四行詩中表達了這種失落感。這首詩預言，在未來的日子中—— ……人們看見 一個瘦長的魅影走在 利多公路上——他軍帽歪戴—— 開著吉普車轟鳴著趕往莫拱 ……我們會說 「看見了嗎？他其實並沒有走。」 曾跟史迪威一道作戰的中國人對他成就的評價跟蔣介石大相徑庭。指揮薩爾溫江Y軍的常勝將軍衛立煌回憶說，他曾經由於剿共有功而得到四個縣稅賦的獎勵，他因此對多恩說：「對於像史迪威將軍這樣的人，他們當然應該給他至少十個縣！」最好的評判來自他緬甸戰役時的戰友曾士奎將軍，他寫道：「在至少三年的時間裡你把不可能變成了現實。」 史迪威一直認為，他所說的有關中國的虛假宣傳是自己的大敵，因此在深感挫折的時候他會問自己：「當美國公眾得知真相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什麼也沒有發生。官方政策繼續沿著既有軌道進行。赫爾利當然被任命為大使，接替了高思的職位，因為赫爾利正好在中國，因為他想要這個位子，因為他對那位國家元首恭敬有加——儘管在中國的職業軍人都認為這個人有一半是虛偽，並請求「派誰都別派赫爾利」。同樣圓滑並受人歡迎的魏德邁擔任了蔣介石的總參謀長的職位。 B-29轟炸機下的鞍山 史迪威離開重慶那天，菲律賓的雷伊泰灣海戰正好開始，這標誌著戰鬥方向開始指向中國。但是除了不得不繼續支撐重慶並使中國不要退出戰爭外，美國軍界對中國的興趣已經消退了。11月中旬，日軍從沿海地區向內地以及從江西省向南同時發起兩路攻勢，並在柳州江合，結果桂林陷落幾天後柳州也陷落了。不久之後，由於嚴寒和戰線過長，敵人前進的步伐停在了貴州冰凍的山路上。自4月以來共有8個省陷落，其中包括50萬士兵、1億人口以及最後的海岸線。國民黨在民眾心目中的信譽遭受重創。蔣介石依然支撐著，反正有美國的支持；正如一位中國人說的：「要統治太虛弱，但是推翻它又太強大。」四年後為蔣介石立傳並頗多諛詞的熊式一（S. I. Hsiung）曾暗示說，很多偉人如果有先見早點兒死，那他就會更偉大，比如拿破崙在滑鐵盧戰爭之前，威爾遜在凡爾賽之戰以前，以及「蔣介石在召回史迪威將軍之前」。 [1] 1944年11月15日，羅斯福寫信感謝卡爾森轉給他周恩來寫的一封有關軍事觀察團的信件。他在信中說：「我在希望並祈禱能夠跟所謂的共產黨解決問題。」 [2] 奈爾遜大受奉承。蔣介石請他再到中國去參加國家經濟重建。他接受此任將是「歷史性的事件」，會給中國帶來巨大希望。「如果你不來，那麼看來中國將會沒有希望……我把你看成是一個中國公民，並希望你能夠擔當中國經濟重建的全部重任……我會無條件地把中國的經濟大權都交給你。」 [3] 這兩個地方在「二戰」時均發生過激戰。——譯者注 [4] 史迪威作為東南亞戰區副總司令的職位被威勒將軍接替。 [5] 中國政府在1944年3月第一次提出給史迪威授予這種勳章。史迪威告訴陸軍部說，為了保證他完全能自由行事，他拒絕接受中國或者英國的勳章，而且如果他無法「平和地」達到這一點的話，那麼他就將援引陸軍部的一項規定，按照這個規定，凡是參與租借物資分配的人都不許接受外國勳章。陸軍部據此對他最終拒絕青天白日勳章做了解釋。 [6]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英國軍官，曾參與搶劫焚掠圓明園，1863年接替美國白齊文統領「常勝軍」，配合李鴻章攻打太平軍。——譯者注 [7] 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1894—1987），德國納粹首領，1941年單獨駕飛機逃到瑞士。——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