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 第十八章 「整個亞洲的命運岌岌可危」

1944年6月—9月 史迪威在緬甸的幾個月中，中國國內由於經濟上的癱瘓、日本的再次進攻以及日益增加的不團結和不滿情緒，局勢極度惡化。由於對當局不滿，去年12月在蔣介石於開羅參加會議的時候，一群青年軍官陰謀政變，不是要除掉蔣介石，而是要除去何應欽、戴笠、孔祥熙、陳氏兄弟以及其他一些被認為腐敗無能的軍政要員。政變在發動前就被戴笠的特務所發現，這次少壯派政變據說涉及了200—600名軍官，並有16名將軍被處決。蔣介石的視野被局限在自己所信任的幾個人的狹小圈子裡，其中兩個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孔祥熙和何應欽，但是蔣介石並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應對這些政變者所表達的不滿。 從1月到6月，在昆明、桂林、西安和蘭州，這裡的美國駐華官員報告說到處都顯示出衰敗和不和的跡象。他們感到擔心的是，中國的士氣日漸低落。官員史無前例地腐化，部隊無能，政府只是在慢性自殺，中國當局認為只有積極準備對共產黨發動進攻才使他們苟延殘喘。由於受到長期戰爭和占領的壓力，統一的紐帶斷裂了，而軍閥分裂的局面又出現了。兩廣的分裂再次出現，兩位早期的國民黨元老余漢謀和張發奎本來就搖擺不定。據說四川和雲南的地方派系準備一旦重慶的政府崩潰，就跟兩廣的政府結盟。在魚米之鄉的湖南，第九戰區司令薛岳的司令部開始公開表達不滿情緒。成都各派公開叫囂要根據民主原則改組中央政府。據領事的一份報告說，雲南譴責政府是「一個完全失去民眾支持的集團」。報告說，在北方，那些過去曾經騷動的軍閥又開始蠢蠢欲動，其中包括「模範督軍」閻錫山——史迪威曾經在1921年為他修了第一條公路。 《地平線：中國》，摘自《時代》雜誌，1944年9月 駐華人員的報告一致表示悲觀。政府為了控制通貨膨脹，以不到生產成本三分之一的價格強行購買商品，結果導致經濟停滯不前。廣西每8個礦就有7個關閉，而重慶每18個鑄鐵廠就有14個倒閉。政府沒有做出任何努力去組建一個可行的運輸體系以保證供給，或者去調節稅收：由於腐敗無能，現在交給中央政府的稅收只占到徵收款的不到三分之一。強制兵役仍然是農民的沉重負擔；果樹和牲畜被沒收，而強制繳納糧食使得無窮無盡的合法的和非法的稅收又增添了一種。一些走散的士兵由於飢餓或病重無法跟上自己的部隊，但是又離家太遠得不到接濟，他們只能在路邊彎著腰，在無言的痛苦中拿著碗乞討。那些被強制徵募來修建機場的勞工在武裝衛兵的監督下勞動。他們很少得到報酬，而且只有家在附近的人才有人給他們送來吃的，很多人都是來自裁軍以前各省的部隊；他們吃的東西很少，很多人因此餓死。由於經濟上病入膏肓，官員們通過各種無法想像的手段巧取豪奪，中飽私囊。一個美國上尉在重慶待了半年以後這樣說：「我真想休假一年，離開部隊，在這個國家發動一場真正的革命。」 外國記者也有同感，他們不斷地跟審查機構發生爭執。4月份的時候他們共同向蔣介石表示抗議，聲稱中國新聞檢查機構只許他們發表對中國理想化的報道，而不許他們發出任何對政府暗含批評，披露「中國經濟形勢嚴重性」，或者通過任何方式對「中國部隊的指揮、狀況或者使用」提出質疑的報道；因此除非放鬆這種政策，否則他們無法像一個有責任感的記者那樣工作。蔣介石的答覆是，只要這些報道不是對中國抗日進行詆毀的，那就可以給予充分考慮。 在重慶，儘管有官方的鎮壓，但是不滿情緒還是日益表面化。前四川省主席、民盟主席張瀾發表了一本大膽抗議政府獨裁的小冊子。宋慶齡一直是自己家人的政治對手，現在更是公開提出批評，甚至連那些官方許可的報紙也要求進行民主改革。在昆明，這種呼聲也很高；牆壁上出現了反對口號，而學生則舉著標語、拿著請願書進行遊行和示威。在此過程中，蔣介石的無動於衷讓人困惑。他在中央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上未能採取任何改革措施；根據高思大使6月8日的報告，很多中國人都認為這標誌著「中國局勢的一個轉折點」。大使警告說，自此以後政治動亂浪潮只能波濤洶湧了。 在此情況下，日本人發動的代號為「越後」的攻勢繼續給中國的局勢造成危害。此時的戰爭已經對日本不利了。它的西方敵人正在通過太平洋毫不留情地挺進。這個攻擊珍珠港並占領了從奉天到新加坡之間大量土地的傲慢帝國，正在遭遇他們這種人無法避免的命運。日本已經貪多勿得，不過，儘管其邊緣正在崩潰，但是它並不打算放棄中國。「越後」行動的目標就是藉助連通從天津到廣州的交通線，通過清除美國的空軍基地來加強日本在大陸的地位。間接地說，這也是日軍試圖迫使中國政府投降的最後努力。 在4月開始的第一階段攻勢是從黃河向迄今日本尚未占領的京漢鐵路的一段間隙發起進攻。根據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的情報說，儘管在河南的34個師包括了中國軍隊中一些所謂的精銳部隊，但是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計劃或者有能力阻止日軍的前進」。他們面對敵人便四處逃散，結果河南陷入混亂，這些散兵游勇四處到人家裡搶劫，甚至連做飯的鍋子都不放過；奪取了武器的農民也變成了強盜，就像1927年時的紅槍會一樣。在這種崩潰的狀況下，鄰近的山西省的共產黨部隊開始滲透。美國大使館派駐西安的一位觀察員說，當地老百姓認為，一旦趕走日本人，那麼共產黨就會控制此地，還說：「如果他們的預言是正確的，那麼這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 「越後」進攻的第二階段是從漢口向第十四航空隊在華東的一系列空軍基地發起進攻；這次6月開始的進攻似乎完全可能重複他們之前取得的成功。中國的總參謀部並沒有就機場和聯繫這些機場的中心城市防禦擬就任何計劃。當生產稻穀的湖南省省會長沙在6月18日陷落的時候，之前由於河南的浩劫而對政府的失職表示不滿的言論傳到了南方。除了軍事方面外，國內的前景也令人不安：糧食儲備減少，貿易中斷，大量難民湧入非占領區，自由中國的面積縮小導致徵募和稅收增加。美國的一份報告總結說這意味著人心渙散，中央政府被削弱，相應增強了各省派系勢力，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將繼續下去。簡單地說，中央政府還能夠支撐多久？報告的作者謝偉思認為，政府還能夠支撐一段時間，但是它會越來越虛弱，長遠看來，它遲早會崩潰。 謝偉思屬於那一群在中國出生的使館人員，埃里克·塞沃瑞德曾說：「這是我在駐外美國使團的年輕外交官中所看到的最有能力的一批人。他們在中國是消息最為靈通的。」跟其他兩位二等秘書雷蒙·拉頓（Raymond Ludden）和約翰·愛默森（John Emmerson）一道，謝偉思最近被任命為史迪威駐重慶總部的政治顧問，這讓美國大使很不高興。 日本進攻華南所造成的危機導致了陳納德——史迪威糾紛中最為嚴重的一個階段，這也引起陳納德及其追隨者在戰後仍然對史迪威耿耿於懷，大肆攻擊。當時在人們心目中，陳納德空軍的有效性要比其歷史地位高得多，而且當時是各種態度和決定的關鍵因素。 由於第十四航空隊對日軍供應線進行了持續的和破壞性的進攻，航空隊妨礙了日軍進攻，但是沒有能夠阻止他們。由於顯然無法僅憑飛行員就阻止敵人向空軍基地發動進攻，因此陳納德反覆纏著史迪威，要求提供更多的飛機、供應和燃料，甚至要求得到供地面部隊防禦用的武器。他宣稱自己的物資「根本不夠用」，並堅持要求得到1萬噸物資。史迪威認為這種鼓譟是為了「逃避無法兌現承諾的後果」。陳納德曾經向蔣介石承諾，如果第十四航空隊能夠得到有效支持，那麼它就能夠阻止日本人的前進；然而它現在發現無法做到這一點，因此陳納德「是在尋找退路，辦法是再多給一些支持，他就能夠阻止日軍，但是我們是不可能再給他支持了」。向他提供額外的物資只能挪用原來撥給B-29轟炸機的物資，而史迪威認為由於地面過於虛弱，提供額外的物資也只能白白浪費掉。正如他在「三叉戟」會議上說的，為虛弱不堪的地面部隊提供空中保護是沒有價值的。 正是由於此次爭執，史迪威在6月4日被委員長從緬甸叫過去。由於蔣介石施加了極大壓力，最後史迪威同意在陸軍部批准的情況下，可以從B-29那裡挪用1500噸物資，這樣就可以使陳納德的物資達到1萬噸。馬歇爾拒絕了。他已經得出結論認為，為陳納德發動空中戰鬥所提供的巨大支持是不值得的；由於駝峰航線占用了大量的運輸機，歐洲的勝利因此被延遲，這讓馬歇爾很惱火。史汀生曾經抱怨說：「它把我們的運輸機掏空了。」6月6日，也就是在馬歇爾回復史迪威的前一天，盟軍攻下了羅馬，同時在諾曼底登陸。馬歇爾認為，如果中國戰區當時那些運輸機被用於歐洲戰場的話，那麼在義大利和法國的進展就會更加迅速。 另外，當時的軍事思想非常傾向於對敵人的工業設施進行遠距離戰略轟炸。馬歇爾在拒絕把遠距離轟炸機的物資挪給陳納德的電報中說，絕不能妨礙通過B-29對日本發動襲擊。他宣稱，長遠看來，這比把物資轉給陳納德對中國的幫助更大。他還專門針對蔣介石說，歐洲的經驗證明了「純粹的空中抵抗」對於地面進攻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正如在羅馬鬥獸場中皇帝把拇指朝下指一樣，馬歇爾的回答表明，參謀長聯席會議明確拒絕了陳納德的要求。這種拒絕方式的缺陷是，陳納德及其支持者並不知道事情的原委，結果他們一致遷怒於史迪威。史迪威自然對此明白無誤。他給馬歇爾回覆說：「指令明白。正是我所期望的。」史迪威似乎對華東的命運無動於衷，這主要是因為，他相信日本人最終會由於供給問題而自行停下；此外，這時再拯救敵人進攻路線上的第一批機場已經為時太晚。他的計劃是，在他成功地重新開通滇緬公路之後，把Y師和北部戰區部隊調入中國西南部，然後跟Z師和他仍然期望得到的一支美國陸軍一道，通過集結一支25萬人的軍隊，他將開闢一條通到沿海的道路，並奪取一個港口。 要通過美國媒體的善意編造繼續掩飾中國的狀況，已經不可能了。對政府持批評意見的文章開始出現，甚至亨利·盧斯的出版物也試圖解釋這種糟糕局勢，承認中國的弊端和低效，同時把這些歸咎於美國未能盡到責任打破對中國的封鎖。《生活》雜誌在5月1日發表了白修德的一篇文筆犀利的文章，文章把國民黨描述為「融合了塔莫尼廳[1]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最壞的特徵的腐敗政治集團」，並宣稱，由於國民黨內部的「持續惡化」，這使得未來跟共產黨內戰的結局變得難以預料。略顯怪異的結論（很可能是出自美國編輯之手）則是，美國有「義務」支持這個反民主並且正在節節失利的政府，而且「現在支持的規模和力度要遠遠超過過去兩年」。 一些人對這是否可以解決問題持懷疑態度；比如美國軍事情報部的格雷厄姆·佩克（Graham Peck）認為，美國的無條件援助只會激勵國民黨更加具有依賴性而不是自強，因此這種援助可能只是「延長死亡之吻」而已。 一百年來中國人一直努力擺脫其統治的弊端，但是每一次改革或者革命的努力總是蛻變為壓迫和腐敗，就仿佛在魔力的影響下王子又被變回一隻蟾蜍一樣。中國的亂政與其說是由於專制，倒不如說是由於無效的統治。如果說權力會造成腐敗，那麼權力式微就會造成更多的腐敗，因為這需要不斷的政治交易、賄賂以及不妥協。1944年6月，三十年來一直在觀察這種過程的高思大使疲憊地意識到了美國試圖促成這些變化的局限性。他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寫道：「我只能承認，我想不出我們還能再做些什麼。」 無所作為的建議不是美國精神所歡迎的。據信美國可能發揮作用的是推動、說服或者強迫中國將其全部現有軍事力量都用於對日，並且為了達成此目的，應當彌合與共產黨的分歧，這種分歧現在使國民黨無從發揮其戰鬥力。高思大使受命於6月15日向蔣介石表明了這種看法。他奉命敦促蔣介石跟共產黨達成協議，這樣就可以結束對共產黨的防範，並使雙方都可以將軍事力量投入對日作戰。至於中國最近請求增加援助或者在戰爭結束後繼續實施《租借法案》，高思告訴蔣介石說，由於美國在歐洲的義務，目前無法增加援助。高思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了。 蔣介石有依賴性，但是並不順從。他和他的同夥們不相信美國會冒險撤銷對他的支持。然而，美國國務院在5月向美國軍官散發的一份政策建議的文件中表明，美國「不會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持支持國民黨政府」。如果授權高思向蔣介石轉達這種意思的話，這種令人吃驚的突然萌生的獨立態度本來可能會產生影響的，但是沒有跡象表明高思得到過這種授權。宋家的遊說和關係，教會團體以及救援中國組織的影響，此外還有中國國防物資公司（這是後來為中國遊說的核心）的分支機構以及政府內部的惰性，都傾向於維繫這種聯繫。就像美國國務院5月的政策建議那樣，美國偶爾在中國的網中掙扎了一番，但是並沒有掙脫掉。 1944年，美國對重慶的被動日益不耐煩，因此在軍事上開始關注共產黨的戰鬥潛力。據報告，在山東、河北、山西和蘇北，共產黨正在積極對敵進行游擊戰，但是由於派駐重慶的外國人不許訪問隔離線以北的地區，因此對此並無直接證據。他們穩固駐紮於華北一個對最後打敗日軍至關重要的地方。除了東北之外，這是日軍和日本工業在中國大陸最為集中的地方。而且一旦蘇聯在遠東參戰，這也是跟蘇聯作戰區域相鄰的地方。 自1937年以來，經過「長征」後餘下的共產黨部隊到達延安，並在相當於日本國土大小的地方建立統治。在過去的七年中，據估計，共產黨控制下的領土從3.5萬平方英里（約9萬平方千米）增加到了15.5萬平方英里（約40萬平方千米），人口從150萬增加到了5400萬，而武裝力量則從10萬人增加到了47.5萬人。在蘇北、湖北、廣州周圍以及海南島的日軍占領區均有共產黨建立的根據地。他們往往滲透進日軍推進後未能進行適當駐防的敵後區。他們帶來有效的政治和軍事組織結構，提出減輕賦稅並廢除參與傀儡政權的地主的地租，結果這使共產黨獲得了普通民眾的支持。農民由於不再受到盤剝和拉壯丁之苦，他們第一次覺得他們繳納稅賦是有所得的。隨著共產黨根據地的擴大，跟中央政府相比而言他們的地位加強了，信心也增加了，國民黨在河南遭到潰敗後其虛弱已經完全暴露，這更使共產黨信心倍增。 美國既想避免由於內戰而使中國分裂，也想讓共產黨配合對日作戰。內戰不但會摧毀任何保持穩定中國（這是未來和平的基礎）的希望，而且可能導致美蘇衝突。出於政治和軍事的目的，看來必須讓敵對雙方進行某種形式的聯合。共產黨和國民黨表面上都支持建立聯合政府的想法，並在1943年開始就政治解決進行談判；這很可能不是真的相信聯合政府，而是誰都不想看上去把打內戰作為自己的政策。美國對聯合政府的希望是基於一種普遍的想法，那就是認為共產黨的目標並不是想統治整個中國，而是希望跟重慶達成政治解決辦法，從而可以一致對日。 毛澤東與外國記者合影，前排右二愛潑斯坦，左二白修德 美國持有這種看法的另外一個動機是，共產黨更加富於活力，因此可能贏得內戰。美國的戰爭目標並不想讓一種敵對的意識形態來統治中國，因此，看來有必要在蘇聯上場之前先建立聯合政府。對此更加擔心的是蔣介石。據報道，他正在撤出河南的部隊以加強對共產黨的封鎖，並想趕在盟軍仍然忙於歐戰、蘇聯還未能向遠東進發或者美軍在中國登陸前對共產黨發起進攻。 外國媒體以及美國政府幾個月來一直要求重慶政府允許他們訪問共產黨地區。1943年11月，在向媒體承諾後緊接著的是半年的推諉，直到由三名記者組成的代表團[2]（代表英國、美國以及其他出版物）最終得以在5月成行。華盛頓試圖派遣軍事觀察團，這個請求得到有禮貌的批准，但是實際上並沒有照辦。 1943年6月，戴維斯在給史迪威的一份報告中首先提議在延安設立一個領事館；戴維斯指出了這個地方在軍事上的重要性，以及此地與未來蘇聯進入的關係，並指出，唯一曾經訪問過共產黨地區的美國觀察員是1938年訪問過的卡爾森上尉。戴維斯和總參謀部的廷伯曼將軍（原為第十五步兵團的，現隸屬中緬印戰區駐重慶總部）向馬歇爾說明了派遣觀察員的重要性，而戴維斯1944年1月的第二份報告送交了白宮的霍普金斯。2月，羅斯福正式請求蔣介石允許軍事觀察員「立即」前往山西和陝西，同時他委婉地沒有把這些地方稱作共產黨的。蔣介石很有風度地同意「促成」使團成行，同時他強調，他們自然只能訪問那些處於中央政府控制之下的地方。 由於有了他的許可，中緬印戰區開始組織這個參觀活動，與此同時，也並不在乎所施加的限制，因為限制使得參觀毫無意義。為了保證觀察員可以不受中央政府的擺布，史迪威特意尋找那些懂中文並了解中國的人參加。他任命包瑞德上校為團長，謝偉思擔任他的政治助手。據說包瑞德是美國駐華人員中唯一可以用中文給中國人講笑話的人。 史迪威自己對此事也很感興趣，這自然是因為他期望跟他所認為的一支富於活力和主動性的部隊結合。共產黨讓他想起了雖然規模有限但還是讓人吃驚的平型關大捷；跟其他人一樣，從此以後他就對富有成效並勇於進取的游擊戰印象深刻。共產黨軍隊的總參謀長葉劍英及其同僚在1938年曾經給史迪威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外，史迪威一直沒有忘記緬甸失敗後周恩來捎給他的話：「我願意跟史迪威將軍干，我願意服從他。」當他跟國民黨軍事體系鬥爭並面臨種種挫折的時候，這句話在他頭腦中的意義被誇大了。他甚至一度試圖用共產黨部隊補充亟待補充的Y軍，準備採取每100人的一個連補充20名共產黨士兵的方法。多恩在就此時與Y軍總參謀長蕭毅肅商量後放棄了這種想法；蕭說有了20%，不出兩周整個連隊就都會變成共產黨。此時史迪威知道只要蔣介石在，就永遠不可能對部隊進行改革並使之具有戰鬥力，而意識到這一點之後，他更迫切地想與遠方那些未曾謀面的共產黨地區的戰士進行接觸。至於眼下所需要的則是第一手資料。 軍事觀察團的代號為迪克西（代表反叛方，取自歌曲《他們說的有關迪克西的事是真的嗎》），他們準備3月出發，但是蔣介石繼續拖延。羅斯福總統在4月再次請求，但仍然沒有成功，這樣這件事就轉到了另一名特使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副總統的手中了。 如果說華萊士的使團有目的的話，那就是為了說服蔣介石跟共產黨談判。其政府的一個特點是，越重要的問題它越傾向於不交由那些熟諳此類問題的人解決。對中國甚為擔憂的羅斯福總統四處尋找解決辦法，很想有所作為卻又無從下手，因此再次採用了派私人特使的辦法。在羅斯福這樣的人看來，只要他能親自出馬，那麼他就能解決問題；退而求其次，有人替他去也很不錯，而副總統自然是最佳人選了。 實際上，選擇華萊士去更多的是有關國內政治而不是中國。正在尋求第四屆連任的羅斯福知道，7月份的民主黨大會代表們會對四處樹敵的華萊士心存顧慮。總統很想避免導致民主黨內部分裂的爭鬥。他牢記了伍德羅·威爾遜的教訓，想加強國會對他的支持，這就可以最終創建聯合國；他認為建立聯合國是未來的重任。他正想踢開華萊士，這樣他就可以找一個可以被普遍接受的競選夥伴。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本能反應是讓華萊士不要出現在公眾視線中。因此就有了派華萊士去中國的使命。中緬印戰區得知華萊士要來的時候，他們請求授權讓華萊士「堅持」要求蔣介石批准讓軍事觀察團視察共產黨地區。事後證明，這是華萊士在中國的八天訪問的唯一成就。此外，還有一個主要結果便是再次建議撤換史迪威。 華萊士抵達重慶 蔣介石在6月21日到24日與華萊士所做的四次長談中，駁斥了共產黨是「農民民主派」這種流行的看法，並認為他們肯定想奪取中國的政權，而且實際上「比蘇聯共產黨更加像共產黨」。當談到允許軍事觀察團訪問延安的時候，他先是拒絕了，但是令人驚奇的是第二天他又同意了，也許希望從羅斯福那裡也能得到相應的好處。蔣介石早就想擺脫史迪威和高思這兩位他不抱有幻想同時又掌控他與美國的聯繫通道的人；但是由於他在擺脫史迪威一事上一直未能成功，所以他這次沒有直接要求解除史迪威的職務，而是要總統派遣一位私人特使來，這樣他就可以無須經過國務院或者陸軍部而直接跟白宮聯繫了。重新得寵的宋子文擔當翻譯；他生動講述了史迪威未能滿足第十四航空隊的需要，並說他「不相信史迪威將軍的判斷」。儘管華萊士並不同意蔣委員長的看法，但是他覺得自己在這方面可以發揮作用。正如他後來說的：「我被陷入危急的這個人的吶喊深深打動了。」 陳納德極力加強了華萊士的這種印象。陳納德在重慶歡迎他，還把艾爾索普中士派去做他的「空軍助手」。之後，他們又在昆明接待了華萊士。陳納德和艾爾索普還不知道自己得意的時候已經結束了，還堅信只要他們能擺脫史迪威，在中國發動空戰就會占上風。宋子文成了他們的富有說服力的盟友；自從他上次的企圖失敗之後，他想擠掉史迪威的興致更高了。有了他們的活動，華萊士很自然地得出結論認為史迪威必須走。儘管他想讓陳納德接替他，但是有人向他建議說，魏德邁是個更加現實的候選人。高思在被問及時也表示，委員長已經無法跟史迪威有效合作了。 高思的意見當然是對的。其實，即便沒有陳納德和宋子文所提出的那些令人生疑的理由，史迪威也應該被撤回，因為他的使命是調動中國抗戰，但是蔣介石不情願讓這種力量調動起來。這種「我們不行」跟第十五步兵團的「能幹」口號是背道而馳的——這無論是史迪威還是馬歇爾或者是他們的大多數同胞都是不願承認的。 在後來艾爾索普宣稱是由他起草的電文中，華萊士強烈建議美國總統接受蔣介石的請求，「派遣私人代表作為你跟他之間的聯絡人員」。此外，或者說作為上面的替換方案，他建議由一位可以贏得蔣介石信任、級別更高的諸如魏德邁那樣的將軍擔任史迪威的職位；蔣介石曾經「直率」地說史迪威將軍不能得到他的信任。電報接著轉達了中國對所有來訪美國人都要說的話，那就是「只要有合適的人做這件事，那麼是可以引導委員長進行政府改革的」。電報說蔣介石渴望得到援助，「甚至是指導」，而且「如果用明智的方式向他提及的話，他甚至會同意進行相對激進的變革」。 華萊士沒有費神去徵求這個他建議撤換掉的戰區司令的看法，而史迪威也沒有費神去向他表明自己的看法。他正在忙於守住密支那並攻取孟拱的激戰中，因此拒絕離開緬甸。他派戴維斯和瓊斯代表他，並邀請華萊士到孟拱山谷跟他會面，但是華萊士沒有接受這個邀請。 就華萊士有關史迪威的提議而言，馬歇爾自然會對之加以阻截；馬歇爾很清楚這些提議源自何處，並對史汀生說這都是艾爾索普「經常放的毒」。而且那些遊說華萊士的人並不了解的是，正當他們想把史迪威擠出中國的時候，英國正在施加更大的壓力，想把史迪威從東南亞戰區趕回到中國去。 在回去後寫的另一份報告中，華萊士敦促美國對委員長儘可能施加各種影響，迫使他採取進步政策，以獲得民眾支持，並為中國的抗戰注入新的活力。 這樣的呼籲是發自中國的報告中不斷出現的。在美國勢力比較強大的昆明，中國的自由派要求總領事威廉·朗頓（William Langdon）對國民黨施加壓力，以擴大其政治基礎；他們說，如果不這樣的話，美國的軍事和財政援助適足以加強一個反動的政府而已。透過朗頓不偏不倚的官方報告可以聽到他們那絕望的聲音：蔣介石及其小集團「無法在中國建立一個現代國家」，也沒有進行戰後重建的「合理計劃」。蔣介石本人的能力和視野都很有限，中國的未來「在他的領導下一片黑暗」。朗頓的結論跟史迪威的一樣激進，認為不改變上層的話什麼也幫不了中國。他寫道：「只有蔣介石的死亡或者成功的革命才可能扭轉當前的局勢。」 只要美國的政策仍然無法擺脫當政者，那麼朗頓對形勢的表述就面臨一個基本的問題。正如一名外交官後來作證時說的，當「我們跟一個正在失去權力的政府糾纏在一起的時候」，該怎麼辦？這是個關鍵。高思無望地聳聳肩說：「我想不出什麼辦法……」對此難道還有什麼辦法嗎？謝偉思在提交華萊士的一份文件中認為，解決辦法就在於擴大美國的選擇餘地，不但要支持中國的自由分子，而且不要無條件地支持中國這個在任何自由選舉中都會被80%的選民拋棄的政府。他認為，如果美國的政策沒有替代方案，那麼這種政策就是「被動的、短視的權宜之計」。 物資與公路 參謀長聯席會議所關心的不是解決中國的問題，而是贏得戰爭。他們解決中國危機的提議跟華萊士提出的恰恰相反：不是中止而是加強史迪威在中國的權威——簡單地說就是讓他指揮中國軍隊。 「越後」行動的成功是個決定性的因素，但是這不是因為美軍即將失去華東的空軍基地。6月15日，美軍進攻可以直接對日本進行轟炸的馬里亞納的塞班島，此時的戰略重心明確轉移到了太平洋地區。在經過三周的激戰後美軍占領了這個島嶼，並開始為B-29轟炸機修建機場。這降低了利用中國作為空軍基地的重要性，但是仍然存在另外一個問題。 由於日軍「越後」行動的成功以及中國軍隊面臨進攻的被動表現，這引起了一種擔憂，那就是，即使日本本土被征服，那麼日本軍隊仍然可能立足中國大陸繼續戰鬥，這可能使戰爭延遲數年才能最後將日軍擊敗。這樣蘇聯參戰將更顯重要，並將使蘇聯在東北有更多的機會，而這並不是一種讓人高興的前景。更讓華盛頓不高興的是，可能在歐洲勝利後還要把美國士兵運到亞洲，這會引起美國公眾的不滿。史迪威要求派遣美國師的一個依據便是日本可能延長戰爭；他爭辯說，如果繞過中國，那麼中國大陸的日軍將不會投降，而中國人自身將無力對付他們。 參謀長聯席會議解決中國軟弱無力的辦法便是讓史迪威代替美軍出面。因此出台了這樣一種計劃，那就是讓他負責指揮中國軍隊，授權他激勵中國軍隊並指揮其作戰。此外，這樣做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可以滿足英國人要把他從東南亞戰區撤到中國的請求。英國的請求現在已經上升為正式要求了。馬歇爾在6月訪問倫敦的時候，英國的艾倫·布魯克爵士告訴他說，必須撤銷史迪威作為蒙巴頓副手的職務，因為他跟英軍的三軍將領都無法相處。其他原因還包括他對待欽迪突擊隊的態度和自由發表憎惡英國佬的言論[3]。馬歇爾勃然大怒地說：「布魯克，你們在印度有三位總司令，他們誰都不肯打仗。我們有個肯打仗的人，可是你卻想把他調走。這算什麼鬼事？」雖然布魯克對這種消極態度也很惱火，但是他指出，在蒙巴頓要求下這三名總司令都在被撤出，這使得馬歇爾無話可說。 由於中國的局勢需要人，而英國不想要人，這就有了共同解決辦法，而馬歇爾抓住了這個機會。這個想法最初是史迪威在開羅時曾經跟馬歇爾談過的，是個具有協調權力的「戰區總參謀長」。為了跟增加的指揮權相稱，馬歇爾提議把史迪威提升為四星上將。6月30日，陸軍部起草了一份很有說服力的聲明，闡述了晉升和設立這個新的指揮職務的原因，指出史迪威「在緬甸造就了一支有戰鬥力的中國部隊」，為此他克服了種種困難，其中包括其盟友的冷淡，而密支那進攻「是在歷史上堪稱輝煌的戰役」。 到這時為止，中國已經在兩年半的時間裡在對日作戰方面缺乏興趣。為什麼陸軍部認為可以改變蔣介石的既有意圖並能設法讓他有出色表現呢？答案之一便是美國軍方的自信。在中緬印戰區儘管有各種困苦，但是他們還是取得了不同凡響的成就：利多公路，駝峰航線，輸油管，以及重返緬甸北部這種「不可能」的任務。難道委員長還會變得更加頑固嗎？似乎只要向蔣介石施加足夠的壓力，美國人想叫他做什麼，他就能做什麼。此外，由於駝峰航線運力大增，即將開通的輸油管和滇緬公路將會更多地將現在運力大增的阿薩姆邦——孟加拉鐵路的物資運到中國，目前在後勤方面的手段大為加強了。而且他們認為就蔣介石目前的狀況而言，他抵制美國壓力的能力已經大大減少了。不管怎麼樣，相對史迪威晉升的另外一種做法便是把他撤出並向他的對立者妥協，而馬歇爾長期以來一直堅決拒絕這樣做。他在7月1日向史迪威提出此事時並未提及晉升的事，以避免讓這影響他的決定。 馬歇爾問史迪威，一旦攻取了密支那，史迪威是否認為值得將其主要努力轉向對中國本土部隊的「整頓和實質性的指導」？他委婉地告訴史迪威，英國正在要求「調整指揮關係」。他承認史迪威已經經歷了夠多的麻煩事，這些事「對你所造成的煩擾我認為是現代任何一位指揮官都未曾經歷過的」。他很清楚自己並不是在提供什麼獎勵，因此他最後說：「不要讓今天的潮濕和困難最後促成一次爆發。」 史迪威的回答並不是簡單的「派我去哪我就去哪」。假如他對個人挑戰委員長躍躍欲試的話，那麼這種想法也被他奉命去挽救的這種艱難局勢的現實壓倒了。他用最悲觀、最明白無誤的語言向馬歇爾表達了這種意思： ……如果總統向他（蔣介石）發一封措辭嚴厲的電報，強調我們在中國的投入以及對中國的興趣，同時指出由於忽視軍隊從而使中國陷入的嚴重困境，並堅持重病需要猛藥醫，那麼委員長可能被迫給我一份指揮工作。我認為中國軍隊會接受我的。何應欽必須讓出總參謀長的位子，或者讓他保留頭銜，但要交出實權。如果沒有對軍隊的絕對權威，我是不敢嘗試這個工作的。即使擁有絕對權威，由於目前軍隊已經元氣大傷，我認為要補救也只有一線希望，這就是從山西發動反攻……共產黨也應當參與山西反攻，但是，除非委員長跟他們達成協議，否則他們是不會參加反攻的。兩年前他們提出跟我一道戰鬥。他們也許現在會聽我的……除了這種嘗試外，我看不出有別的辦法可以拯救局勢……總而言之，尚有一線希望可以在中國搶救出一些東西，但是必須雷厲風行，而且委員長也必須賦予一位指揮官以全部權力……勝算肯定不大，但是眼下我看不出有其他辦法。 這肯定算不上是欣然接受，但是馬歇爾沒有給他什麼迴旋餘地。在24小時之內他就以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名義向總統提交了他的提議，建議晉升史迪威，任命他指揮中國軍隊，同時還有準備向蔣介石通告此事的電文；電文採納了史迪威的很多建議，甚至原文引用了他的一些說法。為了使羅斯福沒有拒絕的餘地，他在提議的最前面措辭嚴厲地總結了「三叉戟」會議以來的結果，很不客氣地提請這位總司令（蔣介石）注意，為了向陳納德提供補給而在運輸方面所花費的巨大努力，被證明「是個濫指揮而且很可能完全無用的舉動」，與此同時，史迪威的預言一直是正確的——他預言第十四航空隊的有效攻擊只能激起日軍對空軍基地的反撲，而且對這些基地來說，必要的防禦只能通過加強地面部隊的戰鬥力才行。 對羅斯福來說，這個提議意味著他要在如何對待委員長的觀點上來個大轉變，但是在開羅會議之後他做出這種轉變來得容易了。他被中國的問題弄迷糊了，而且被馬歇爾逼得沒有了退路，因此他完全接受了這個提議。他是個實用主義者，現在他願意試一試史迪威，正像他當初試陳納德一樣。無從知道他是否認為蔣介石會同意這種做法。委員長老是叫嚷自己太虛弱，也許這意味著蔣現在無法再拒絕了；不管怎樣，羅斯福已經意識到，在軍事上不能對蔣介石抱有什麼希望了。他幾天前曾經對孔祥熙說：「我現在想搞清楚的是，中國軍隊在哪裡，他們為什麼不進行戰鬥，因為日本人似乎想把他們往哪裡趕，就能把他們往哪裡趕。」因為他和總參謀部都不知道還有什麼別的辦法，所以就把這個任務交給史迪威了。作為美國在戰時在中國所做出的努力的一個高潮，讓一個美國指揮官統率中國軍隊的提議表明了美國對自己的影響力深信不疑，同時也部分說明了這是孤注一擲。 史迪威想要的那封「措辭嚴厲的電文」是陸軍部起草的原稿，並未經任何改動便由總統簽了名。這封電報於7月6日送交了委員長： ……我認為目前的局勢需要授權一個人協調盟國在中國的軍事資源，包括共產黨部隊。 我認為我完全能夠了解你對史迪威將軍的感受，然而……我不知道是否還有任何其他人有能力、力量和決心來消除現在正危及中國和我們抗日總體計劃的災難。我正將史迪威晉升為四星上將，並建議你立即考慮將史迪威調出緬甸並直接由你指揮，讓他統轄全部中美部隊，並賦予他全部的責任和權威去協調和指揮為阻止日軍前進而必須展開的戰役。我感到中國情況極其危急，若不立即採用猛烈和適當的療法，那麼我們的共同事業將面臨嚴重挫折。 ……我向你保證，我無意在有關中國事務方面對你發號施令；然而，整個亞洲的命運岌岌可危，同時美國在那個地區所做的巨大努力也可能付之東流。因此，我有理由對此事深表關注。 請記住，義大利、法國和太平洋的戰鬥已經明確表明，僅靠空軍無法阻止一個頑固的敵人。 總統的電文沒有試圖照顧委員長的感情，也沒有避免使用讓中國人反感的直來直去的字眼。這悍然違背了蔣介石那些盡人皆知的政策：要求對一個他曾經多次設法攆走的美國人賦予在中國政體中行事的權力；這拋棄了蔣介石以及陳納德所迷信的空軍制勝論，而羅斯福去年還曾竭力對此予以支持；此外，還明確建議將蔣介石所懼怕的內部敵人共產黨納入美國援助的範圍內。這份電報語氣粗暴，內容上侵犯了主權；這否定了羅斯福將中國視為大國的想法，相反卻接受了史迪威的看法，即認為蔣介石無力處理他的國家在戰爭中扮演的角色。這等於暗中同意了管他叫「花生米」。 有了宋子文的先例，由於擔心在傳送電文過程中口氣會被軟化，羅斯福的電報由重慶的高級軍官菲利斯將軍親自交給蔣介石，並由謝偉思充當他的翻譯。這個在最後的衝突中頗為重要的程序是總統在5月份要求施行的，當時注意到蔣介石對羅斯福敦促Y軍採取行動的電報的回覆跟原文不符。 馬歇爾現在已經告訴史迪威有關他的晉升以及總統電報的內容，此外還嚴肅告誡他不要再觸怒委員長。 蔣介石接到羅斯福電報的感受如何，現在已經無從考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史迪威未曾有過失誤，也未曾冒犯過他，即使史迪威有天使那樣的說服力、聖人那樣的脾氣、日本藝伎那樣的魅力，蔣介石仍然不會把自己的部隊交給史迪威指揮，這正如他不會把部隊交給毛澤東一樣。宋子文給霍普金斯發報說：「今天華盛頓又做出了一個致命的決定。陸軍部想把史迪威將軍強加給他（蔣介石）……我個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就此事而言，委員長不會也不可能妥協。」[4] 然而，考慮到還要依靠美國援助，蔣介石只能謹慎行事。他的答覆很溫和，甚至是恭恭敬敬的，除了對此事緊迫性的看法不同外就仿佛是同意了。他建議「應有一個預備階段，以使史迪威將軍可以毫無妨礙地完全指揮中國軍隊」。他再次要求派遣一名中間人，賦予他「全權」並「可以調整我和史迪威將軍之間的關係」。正如宋子文向高思所坦率地解釋的，這意味著授權某人指揮史迪威。蔣介石僅有一處暗示了他的不快，即這有關傳遞電報的方式。他建議說將來總統如果有電報給他，可以交由孔祥熙博士轉交。 羅斯福贊同派私人特使的想法，但是馬歇爾卻堅決不同意。正在討論此事的時候，蔣介石開始提出限制條件了。7月23日他提出了三個條件：共產黨除非接受了中央政府的權威，否則不能由史迪威指揮；史迪威相對蔣介石在地位方面的限制必須明確；租借物資必須「完全由中國政府掌控」。後來與孔祥熙在華盛頓會談時又出現了一個新的限制，即蔣介石似乎認為，史迪威的指揮權只限於那些實際對日作戰的部隊，而不包括後備隊。 考慮到史迪威所經歷的那些困難，現在必須問問他自己，他是否相信這種地位有可能讓他行使真正的指揮權。答案部分存在於軍官的操典中，因為他對此很熟悉，除非竭盡全力完成一項使命，否則不能認為不可能完成使命。跟其他人一樣，他認為中國的局勢之糟令人震驚，蔣介石實際上已經沒有多少選擇餘地了。史迪威對加強各師並改革軍隊已經不抱希望，但仍然希望能夠達成某種默契讓他擔任總指揮，並擁有協調所有部隊的權力，而這在中國是未曾出現的事。他認為這種指揮還是有價值的，因為這至少要比現狀好。他知道如果處於這種地位，他的命令會被阻截、打折扣或者受到消極抵制，但是他相信，只要能夠截斷重慶到戰場的指揮渠道，那麼他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白崇禧曾經對他說：「只有切斷了連到重慶的電話線，我們才可能在戰場上有真正的指揮權。」 在衡陽，薛岳的部隊在第十四航空隊的頑強支持下，在整個7月間頂住了日軍的進攻，但是中央政府沒有派兵救援，也沒有在其他地方進攻以吸引敵人。仍然在緬甸的史迪威授權向薛岳的部隊運去了一批武器，結果這招致中央政府駐桂林代表的抗議，說這些武器可能落入「匪徒」之手。自此以後，儘管陳納德以及史迪威在重慶的副官赫恩將軍不斷請求，史迪威還是拒絕再運送物資。史迪威在給赫恩將軍的答覆中說，決定權在委員長手裡，他兩年來一直堅持要把所有東西都給陳納德。如果在6月份接受了1.2萬噸的陳納德現在意識到他不能阻止日軍的話，他就應當如實告訴委員長，「由他做出適當提議」。 由於蔣介石對薛岳是否忠誠很不放心，因此他沒有做出什麼提議，而薛岳也沒有向中央政府提出任何要求，因為據駐桂林的美國參謀說，「他說他們是不會同意的」。據說薛岳現在正在與張發奎、李濟深（原名李濟琛）等人聯繫，準備一旦與重慶割斷聯繫，他們就自己成立一個自治政府。衡陽在8月8日陷落。難民又開始往西逃難了，他們拿著鋪蓋卷，獨輪車拉著嬰兒、鍋子和老人，還有成群的人爬在最後一班列車上。由於第十四航空隊的進攻使日軍的交通線受到重創，因此日軍休整了一個月以運送足夠的物資，接著又開始向一系列機場中的下一個目標進發；這裡距離桂林僅有100英里（約160千米）。 極度恐慌的陳納德同意將1000噸撥給自己的武器彈藥轉給薛岳，但並不經由中央政府之手。他跟其他人一樣明白，委員長並不支持這個保衛華東空軍基地的人。他非常實在地向赫恩承認說：「我不想把這些東西交給軍政部，因為那樣這些東西極有可能永遠到不了薛岳那裡。」陳納德這次不同尋常的承認使他的一種論點站不住腳了：他一直認為，由於未能提供足夠的軍火，史迪威要為華東的災難負責。但是一個大膽的政論家才不管能不能站得住腳呢。在亢奮的艾爾索普的配合下，只要有機會，陳納德還是會老調重彈，把他那公開的藉口說給蔣介石聽。 史迪威竭力想幫助他們。一年來他努力裝備Y軍並準備裝備一支有30個師的地面部隊，現在在蔣介石的堅持下並經由羅斯福的催促，為了優先保衛陳納德的空軍，這支部隊已經實亡了。當陳納德的許諾落空時，現在史迪威不想為了掩飾陳納德和蔣介石的錯誤而繼續提供武器；他希望能讓這個錯誤昭然若揭。儘管薛岳是個真正的戰士，但是史迪威並不認為現在幫助他還有什麼效果。既然薛岳未能守住長沙，那就沒有理由認為他能夠守住衡陽，特別是在蔣介石的總體指揮下。史迪威認為蔣介石的指揮是以政治為推動力的，在軍事上看是拙劣的，他對之毫無信心；他決心美國的軍火必須用於打日本人，而且要在美國足以施加某種控制的時候。他拒絕了陳納德提出的將1000噸物資轉撥給薛岳的要求。直到委員長親自提出上述提議，史迪威才粗聲粗氣地對赫恩說，「讓他們自作自受吧」。 7月30日，史迪威離開緬甸前往康提，後來看這是他永遠離開緬甸了。在有關他在中國的指揮問題仍然懸而未決的時候，在東南亞戰區盟軍最高司令蒙巴頓去倫敦期間，他要代行其職責。誰都想不到史迪威會接受讓他擔任盟軍最高副司令（他自然地稱之為「可憐的盟軍最高副司令」）的正式邀請；他宣布真的打算接受這個位子的時候，在康提引起的情緒就仿佛正在等待亞拉里克[5]的羅馬一樣。史迪威知道蒙巴頓去倫敦的目的之一就是撤換他的副手職務，但是這並沒有讓他過分擔心。「在某個時間裡所有的好人都想把蓋子蓋上，但是結果都沒有成功——至少現在如此。」他去「康提孩子們」中走動的用意無非是休息一下，因為他在重慶是無法休息的。從日本俘虜那裡他知道密支那防禦已經接近尾聲，殘餘的守軍每天只能吃半碗米飯，因此他現在可以心安理得地離開了。 在機場迎接他的是蒙巴頓那輛插著盟軍旗幟的黑色凱迪拉克。他看到後說：「給我一輛吉普車。」他翹著一條腿，在很多人看來，這樣表示蔑視未免顯得沒有器量。他自己開車經過山路去康提，前面是拉著他行李的凱迪拉克。他在蒙巴頓的住地跟他會合併一同吃告別午餐。他後來說：「我不能再跟路易一起吃飯了。我真的喜歡上了那些朗姆雞尾酒。」兩天後的8月3日下午3點45分，經過78天的圍攻，終於拿下了密支那。史迪威第二天早晨寫道：「終於結束了。感謝上帝。今天上午真可謂是無憂無慮了。至少有五分鐘是這樣。」 在所有有關此事的評論中最有趣的是布魯克在倫敦說的話：「很明顯，既然現在史迪威把我們領到了密支那，我們只能繼續在緬甸進行戰鬥了。」 在經歷了緬甸北部的生活後，史迪威覺得錫蘭就仿佛天堂一樣。康提海拔2000英尺（約609米），再過去海拔7000英尺（約2133米）的地方就是避暑勝地紐拉艾里亞（Newara Eliya）；這裡空氣清爽，讓他想起了黃石國家公園。這裡到處是瀑布，視野開闊，有柏樹，有一個湖，還有漫山遍野的百合花。史迪威不想住在那裡——那仿佛是個白色的宮殿，掩映在百合的池塘中，有芙蓉樹和白孔雀踱步的蘭花園子和一個九洞高爾夫球場；史迪威選擇住在了美國軍官小樓中。除了身體方面的舒適之外，他並不覺得自己新的指揮職位讓他感到愉快。東南亞戰區總部人員有3000人，其中包括30人的樂隊和為凱迪拉克開道的摩托車隊。軍官俱樂部有舒適的皮面椅子，一個不錯的圖書館裡有英文報紙，還有無處不在的赤腳的僕人隨時伺候。在從前擔任文職的一個英國人看來，這裡的軍官「文雅，時髦，很氣派」，不過就是他也覺得「康提總部有點不對頭……我老是想打瞌睡」。 每天下午，各部門的負責人都要參加一個正式著裝的會議，報告各戰區的形勢。在由於攻取英帕爾和密支那而把英國拖入緬甸之前，會議主題主要是有關全球戰略，這意味著是考慮明年會在其他什麼地方開戰的問題。現在會議主要是有關擴大緬甸戰役並向南面的曼德勒挺進的事情。由於擔心供給線會越來越長，蒙巴頓認為無法打到曼德勒以南地區，因此建議對仰光發起兩棲登陸（恢復「海盜」計劃）；這樣可以向北延伸，跟中部的其他部隊連接起來。蒙巴頓此次去倫敦就是為了獲得必要的登陸船隻和其他設備。丘吉爾現在願意忘卻蘇門答臘，並將他總是高漲的熱情投回到仰光，把這當作「英國的最高目標」——攻取新加坡——的序曲。 史迪威對參謀計劃沒有興趣。後勤應該是別人考慮的事情。每當談及一場戰役或者戰鬥的時候，他就會很快拋出一份沒有圖表或者附錄的戰術計劃；他的理論是「畢竟我們都知道自己想去哪裡」。在康提他應當沒完沒了地主持各種會議，他對此毫不掩飾自己的厭煩。他在日記中提及這些會議時說「可怕」，「沉悶」，「難過」，「比平常的廢話更多」或者「一無所有」。「我對這種自欺欺人的做法一向感到不舒服。」然而想到他自己成了英國殖民地（緬甸）的軍事總督，他不免有惡作劇的衝動，喜歡思量著發布些命令——比如「讓卡欽人自由，等等」。 8月7日正式宣布他晉升為四星上將，由梅里爾把第四星別到他的衣服上。史汀生寫道：「我從來沒有頒布一項比這更讓我感到滿意的命令。」北部戰區一個團在賀信中說，除了《伊里亞特》之外，還沒有什麼「能夠跟你們在這個戰區所取得的、被認為是不可能的輝煌成績」相提並論的東西。 7月份，當中國的局勢看上去「極其嚴峻」的時候，史迪威寫道，如果這種危機「適足以除掉花生米而又不危及大局的話，那麼還是值得的」。在衡陽陷落後的短暫時間裡似乎曾經有一個機會。8月9日，李濟深派了一名特使去見桂林的美國領事阿瑟·林沃爾特說，他打算在廣東和福建建立一個自治政府，同時公開要求蔣介石辭職。他宣稱掌握有6—8個師的部隊，並希望跟美國談判，配合美軍在中國海岸登陸。林沃爾特認為應當認真考慮這個信息，因為如果李濟深的力量能夠得到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支持的話，如果中央政府最後崩潰的話，那麼「對於中國和盟國的事業來說，這未必是件壞事」。 史迪威在被通告了此事後評論道：「犯罪萬歲！」不過，由於他熟知南部的分裂勢力一向運氣不佳，因此他告誡自己不要對此抱有大的希望或者對此貿然加以鼓勵。他派廷伯曼去桂林進行調查，並指示他不得進行任何冒險：「我們的政策是不干涉中國內政……聽取任何提議，但是不要做出任何承諾，也不要表達任何意見。只要說你會把任何建議都轉告的。」同樣對此十分謹慎的高思認為，李濟深的問詢只是想試探一下美國是否會支持這種舉動。他建議要置身其外。 所有人都在考慮的問題是，對李濟深的支持有多麼廣泛，以及當地的共產黨是否會跟他聯合。據駐昆明的領事朗登說，雖然這代表了「真正的激烈反抗」，但是其反抗缺乏凝聚力、領導力和足夠的軍事力量，因此他認為這不會「對委員長改變其政府的意願產生明顯的影響」。他認為，由不屬於共產黨的地方各省軍閥和民主團體所進行的反抗不可能成功，而且即便成功了這些人將很快處於「克倫斯基」[6]境地，並會很快被共產黨推翻。廷伯曼的結論也大致相同。他發現共產黨並沒有參與其中，白崇禧也沒有參與；白依然效忠於中央政府，已經把家人從桂林轉移到西部，「光是家財就裝了好幾車皮」。他認為李濟深的舉動「甚小，我們現在除了靜觀其變之外別無他法」。高思在報告中也同意這種估計。南方燃起的火焰沒有給美國帶來什麼機會。 正在此時公布了第一批自抗戰以來訪問共產黨地區的外國人的報道。這些報道充滿熱情。這些記者傾向於持友好態度，因為他們對在重慶工作時所遭受的挫折甚為不滿：獨斷的審查制度，無窮無盡的允諾和推諉，還有那中國人最讓人無法忍受的惡習——說話者和聽者都知道是一派胡言，但是仍然要一本正經。他們從中國國民黨那邊的煙霧中被解救出來後很想尋找一個新世界，也確實找到了。他們先是被人們的體質吸引了：他們「比中國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要吃得好，更加結實也更加精神」。他們改造了過去陝北的荒地，進行精耕細作或者飼養牲畜。通過墾荒，這些共產黨士兵豐衣足食，無須再依靠農民。這在當地人看來是對他們最為有利的因素，而所有的記者都強調了這一點。 通過組織手工勞動和開辦作坊，共產黨在工業方面的成績也同樣讓人印象深刻。延安通過自力更生、豐衣足食成了其人民「耐力和決心的重要象徵」。這些記者都帶來了用當地粗布定製的大衣和外套，後來發現他們的裁縫是最高人民委員會的委員。這些7月23日抵達延安的軍事觀察團成員穿著肥大的八路軍制服照了相，而據《紐約時報》的報道，這些戰士「是本記者在中國所有地方所看見的士兵中吃穿最好的」。游擊戰的鐵證便是幾百名日軍俘虜。誰都沒有見過國民黨宣稱抓住的俘虜，除非是像繳獲的鋼盔那樣總是同樣的一些東西。這些參觀者很明顯地感到，共產黨部隊就像南斯拉夫的游擊隊員一樣，會在戰爭中成為「有價值的盟友」，對其適當利用將會加快勝利的到來。斯泰因在《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說，任何盟軍指揮官「都會以指揮這些能吃苦耐勞，並吃得很好的士兵為榮」。 儘管這些報道在重慶受到了嚴格的審查，有些被整篇斃掉了，但是語調中所透出的熱情是無法抹去的。這些記者為他們的讀者把這些共產黨領導人人性化了，講述毛澤東怎樣一邊做工一邊讀書；講了共產黨西北局負責人高崗的父親是個貧窮的農民，就因為交不起驢頭稅被陝西的軍閥打死了；講了一個「卓越的」叫王震的旅長曾經是京漢鐵路上的一個鍋爐工。他們還談到了醫生、學生、大學教師以及從前的基督教青年會會員，他們都在「鬥志昂揚地為國」工作，並「堅信這種做法是對的」。當第二批記者秋天到來的時候，他們到處看到了豐收景象，水果遍地，有梨子、葡萄、南瓜、西紅柿、蕎麥、小米、棉花和菸草。布魯克斯·埃金森饒有興味地描述了當地的戲劇表演，並為延安的10輛卡車全量供應汽油，結果《紐約時報》起了個友好的標題：「延安，中國的幻境之城」。記者只是報道他們的見聞，用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這些都是真的。 朱德、包瑞德、毛澤東 「迪克西」代表們身穿延安製造的棉服合影 謝偉思匯報迪克西使命時也是印象深刻。他發現那裡的人民都士氣高昂，都有很強的使命感，並在稱職的領袖率領下從事富有意義的工程。苦力也能讀報紙，徵募者無人押送地自覺入伍，沒有憲兵，沒有官僚，沒有「重慶那些華而不實的做法」，也沒有了那種失敗主義情緒。他們有些得意和對事業的自以為是，但是沒有壓抑的感覺。有自信、自尊，並強調與普通百姓的聯繫，而由於事業的衝動與人民息息相關，因此「這種衝動是難以扼殺的」。 迪克西行動共有9個成員，分別代表空軍、醫療隊、通信兵和步兵等，並在一個月後派遣了第二支觀察團；派觀察團視察是有意圖的：衡量共產黨的潛力，看是否可以在軍事上跟共產黨合作以共同對日。觀察團還受命衡量「援助共產黨最有效的方式，旨在使他們在對日作戰中更具價值」。這意味著美國要對他們提供援助和建立關係，而這恰恰是蔣介石所擔心的，這也正是他為什麼竭力阻止這種訪問的原因。 毛澤東也在考慮美國的援助。他清楚表明，他希望美國在中國登陸。他說，假如美國人無法登陸，那是中國的不幸。「國民黨將繼續統治——儘管他們沒有能力進行統治。」 包瑞德和謝偉思與毛澤東、周恩來、林彪、葉劍英以及朱德的談話表明，共產黨的論點是，國民黨已經是在「垂死掙扎」，而共產黨已經建立了有效的政府，並打算與美國進行有效合作；他們接受「盟軍」的指揮，而不是接受「腐敗的」國民黨的指揮。他們沒有提到在史迪威的指揮下打仗，也沒有提出向他轉達這種提議；實際上包瑞德上校的印象是，「他們似乎並不對史迪威將軍有什麼興趣」。 他們談到了聯合而不是革命。他們此時的既定目標是，重回統一戰線並在國民會議有代表權，解除封鎖，在他們的地盤上自由管理自己的政府，而且即便不是共同對日，也是一致對日。這種想法並不像蔣介石所要求的那樣包含了效忠中央政府或接受其權威的意思。 納爾遜（左二）和赫爾利（右二）來到重慶，左一為何應欽 1944年的共產黨並不顯得可怕，相反，他們跟那些尚未成功的挑戰者一樣，顯得頗有吸引力。他們穿著皺巴巴的粗布衣服，談吐樸實，吃苦耐勞，生活簡單，真誠而富有活力，因此跟國民黨世界形成鮮明的對照。這就是他們的主要魅力所在。由於中央政府不能積極作戰，尤其是在「越後」行動之後，因此美國人已經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必須與共產黨合作。作為戰士他們還是有用的。正如多恩將軍後來作證時說的，他們「在體格上是更好的士兵。他們吃得好，穿得好……士氣要比國民黨的士兵高」。他們的領袖總體上更加能幹，不那麼腐化，基本上比國民黨的領袖更加強大。 蔣介石非常明白，如果史迪威或者任何其他美國人被授予了中國軍隊的指揮權的話，那麼作為委員長，他將無從控制給共產黨的援助的多少或者美國與之合作的程度。對此，他無須其他理由去決定自己的態度。8月9日，華盛頓提出讓赫爾利將軍擔任調停人，並急切催促就史迪威任命一事「採取立即行動」，「否則可能就會為時太晚」。蔣介石還是在推脫。儘管他樂意接受赫爾利，他回答說指揮問題需要做出全面準備和「深思熟慮」。 選擇赫爾利最終是不幸的；儘管選擇他是偶爾決定的，但是當時對此決定還是很有信心的。馬歇爾對此要負責任。他一直反對在美國總統和蔣委員長之間派特使的想法，但是當他聽說霍普金斯正在準備採取行動時，他迅速行動，想先發制人。霍普金斯將會受到宋子文和陳納德體系的影響。當史汀生提到他正想「為帕特·赫爾利找一份合適的工作」的時候，馬歇爾覺得這個人可能會被史迪威接受，並能夠化解由於史迪威「極端冒失」而造成的緊張關係。他在同一天試探了赫爾利，幾個小時之內這個急切的被任命者已經到了國務院，在那裡他告訴副國務卿斯特汀紐斯（Edward Stettinius, Jr.）說馬歇爾準備派他去中國，而他也願意成為一名外交官。雖然斯特汀紐斯向他潑了冷水，但是赫爾利堅持他應該將請求轉給赫爾國務卿。與此同時，選赫爾利擔任調停人，在史汀生看來這是「非常幸運的」。「赫爾利忠誠、聰明、精力極其充沛……待人和善又有外交手腕」，而且「不管是馬歇爾或是我看來，他都是我們能想到的可以扭轉可憐的史迪威所遭遇的人身攻擊、詆毀和僵局這種形勢的唯一人選」。史迪威在被馬歇爾問及此事時同意了這個人選，其理論是「要拌好菜既要醋也要油」。 羅斯福也對此表示滿意。有一次摩根索對私人特使的效用表示懷疑，他的回答是：「我之所以不用情報部門，原因僅僅在於我了解我的人。」羅斯福相信赫爾利能夠準確地完成這個使命，但是讓馬歇爾吃驚的是，羅斯福打電話問是否能讓唐納德·奈爾遜（Donald Nelson）也一道去；他是上屆軍備生產局局長，以前是澳大利亞羅布克人。當時奈爾遜和其繼任者查爾斯·威爾遜（Charles E. Wilson）之間爆發的激烈爭執正把政府弄得烏煙瘴氣。馬歇爾問為什麼要奈爾遜也去中國，羅斯福平靜地回答說，他想把他弄到國外去；正如馬歇爾後來說的，他對這個提議甚是同情。他同意了，條件是奈爾遜不能干預政策或者戰略方面的事務，其任務只限於賣刮臉刀片。出於公告的需要，這句話被翻譯為「考察中國經濟」。 奈爾遜的任命代表了一種政治任命原則的起源。摩根索此時跟助手哈里·戴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談及此人時說：「你要在華盛頓待上三年才能知道你是否是個老出岔子的人。」懷特回答說：「如果你是的話，你就會得到升遷。」 8月23日，羅斯福在給蔣介石的第二封電報中就蔣介石的三個條件進行了答覆，其語氣較第一封電報更加專橫。跟往常一樣，由陸軍部起草的這封電報將蔣介石視為要素的三個條件說成是「細節問題」。這是羅斯福和馬歇爾在跟孔祥熙討論後得出的印象。無疑，孔祥熙也遵循中國交往的親善原則把這些條件弱化了。 就有關共產黨的第一個條件，總統表示：「我認為不應對史迪威將軍統轄部隊的範圍進行限制……當敵人可能正在使我們陷入災難的時候，拒絕任何願意殺日本人的援助都顯得有乖常理。」視日本人為大敵的羅斯福和他的政府以為中國也是這麼看的。他們從來沒有切實感覺到，委員長是（而且的確一直如此）把共產黨視為更大的危險，並據此做出決定的。霍普金斯也顯示了對中國的這種不了解；在與戴維斯談話時，他無法理解為什麼戴維斯認為史迪威會對提議授予他的指揮權「表示懷疑」，或者表示這種指揮權的行使「會處處受到牽掣」。霍普金斯以為史迪威將會享有「很大權力」，因為白宮在後面支持他。 有關指揮關係的第二個條件，羅斯福認為這應當是「國家元首跟戰地指揮官之間的關係」，給史迪威的頭銜應當意味著「他地位僅次於你並統轄中國的武裝力量」。 就租借物資問題，羅斯福通知蔣介石說，華盛頓正在進行新的安排，以「解除史迪威的責任」，此事會在稍晚告訴委員長。與此同時，羅斯福還嚴厲地提醒蔣介石：「優柔寡斷並試圖做出完美的安排將會產生致命的後果。」他敦促蔣介石「儘快採取必要措施讓史迪威將軍在你的直接指揮下統轄中國軍隊……再有拖延則難以避免軍事上的災難，這無論對中國還是盟軍儘早擊潰日軍的計劃都是悲劇性的」。 如果說蔣介石對這種急迫感到不以為然的話，那是因為他不像華盛頓那樣懷疑他自己是否能夠支撐下去，或者擔心自己會崩潰。他一門心思想挺過這場戰爭，不管華東失去了多少地方，如果有必要即便是在西部的最後幾個省份也能夠生存下去，直到盟軍可以打敗日軍，那時他也將成為勝利方。儘管日軍「越後」行動造成的局勢十分危急，他也許不無高興地看到，戰役是指向不順從他的南方部隊的，中央政府的部隊並未參與交火。 正如高思的報告中所說的，還有一個事實是，蔣介石越來越與外界和外部輿論隔離，「除了自己誰都不信」，因此對其國家及人民的處境每況愈下的情況並不了解。實際上，鑒於他並不顯得驚惶失措，因此有報告說他正在寄希望於跟日本人做出某種安排，但是這些說法都是沒有根據的。他的軍隊的情況並沒有讓他過分擔心，這部分是因為他從來沒有見過士兵忍飢挨餓，部分是因為他所期望的只是繼續由美國武裝自己的部隊，並使之比共產黨的部隊更加強大。他把實力等同於武器，卻忽視了組織、動力、領導和基本的營養。此外，他還相信了陳納德的說法，認為僅靠空軍就能贏得戰爭。他並不熱衷於美軍登陸以及聯合軍事行動。他討厭讓外國人過分介入的想法，正如他之前的北京朝廷也不喜歡外國人一樣。蔣介石相信無須自己再做努力就可以贏得戰爭，因此如果他還有政策可言的話，那麼他的政策就是他能夠保住自己的權力，而日本則可以由盟軍在中國以外予以擊敗。就外敵而言，他的揣測十分精明，而且後來證明是正確的。 美國人的到來未必受歡迎，這在華盛頓看來難以理解，不過在中國的一些美國人是能夠理解的。謝偉思在6月為華萊士準備的情況說明中表明，一旦認識到這個政權只是在勉強對日作戰，「我們還應當進一步意識到，這個政權可能會試圖避免讓中國成為對日本陸軍展開大規模戰役的戰場」。沒有跡象表明陸軍部或者白宮接受了這種想法。史迪威自然不可能不意識到這一點，但是很可能在他的頭腦中，親自掌控中國軍隊的指揮權和自信占了上風。 華盛頓正在考慮的有關《租借法案》的安排顯示，可能會在重慶成立一個中美委員會或相關機構來衡量各種要求，而這些要求一旦得到華盛頓的批准，那麼這些物資將徑直送至前線部隊；等到這些事情安排好了之後才會解除史迪威的職務。當時希望是將史迪威職責中最有爭議的那部分剔除，特別是考慮到公路開通後運輸量將會增加。這種新的安排也會使中國的地位跟其他大國相當。馬歇爾在一封給史迪威的電報中談及此事時認為，未來的援助將會提供給包括共產黨在內的中國部隊——如果共產黨願意跟國民黨一道打日本的話。解決緬甸跟中國的指揮關係問題的最終方案決定分拆中緬印戰區，對此史迪威不情願地同意了。 9月4日，史迪威迎接了抵達新德里的赫爾利和奈爾遜。他們表現出的要「敲桌子」的意圖讓史迪威印象深刻。赫爾利和奈爾遜都是身材高大魁梧的人，不過他們在談吐方面更加出色。他們是美國方式的化身。赫爾利說：「首先我們會告訴委員長該幹什麼，然後我們會向他解釋美國打算怎麼做。」奈爾遜對此進行了詳細說明。他說，他們打算向蔣介石提出兩個條件：第一，中國必須是個統一的國家（可能意味著要解決共產黨的問題）；第二，中國必須讓史迪威將軍指揮中國軍隊，以顯示他自己願意幫助盟軍打敗日本。奈爾遜說，如果蔣介石拒絕合作，他們就會「建議總統拋棄中國並將我們的基地移到蘇聯去」。如果蔣介石不同意合作，那麼他就別指望美國會在戰後幫助中國實現工業化，並將日本的經濟基礎轉到中國。史迪威不可能不感覺到，他之前要求接受援助就要有相應表現的想法終於獲得支持了。 史迪威9月6日到達重慶，受命次日早晨9點30分與蔣介石會晤，而赫爾利和奈爾遜的會談則定在11點。「為什麼把我安排在他們前面？表示好意吧。」聽蔣介石談話，仿佛指揮權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似的，就像1942年在第一次緬甸戰役時一樣。史迪威說，「蔣介石告訴我說到目前為止，我的工作100%是軍事方面的；而現在作為中國軍隊的司令，我的工作60%是軍事方面的，還有40%是政治方面的。如果我們要用共產黨，那麼他們就必須服從全國軍事委員會的權威。他會時不時地給我出出主意……他對我完全信任。開玩笑說我曾經說中國的指揮官都不行……現在終於有一個行的了……現在我該怎麼辦？」 [1] 塔莫尼廳T。ammany Hall），1789年在紐約市塔莫尼廳組建的民主黨一個黨派。——譯者注 [2] 這三個人是代表《紐約先驅報》、合眾社和倫敦《泰晤士報》的哈里森·福爾曼（Harrison Forman），代表《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常簡稱The Minitor）、美聯社和倫敦《新聞紀事報》的古恩特·斯泰因（Guenther Stein），以及代表《紐約時報》《時代》《生活》《聯合勞動新聞》以及雪梨《先驅早報》的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其他成員還有代表美國天主教出版物的沙那漢（Shanahan）神父，以及中國新聞部的雇員莫里斯·福陶（Maurice Votaw）「——其他記者指責他是國民黨傀儡」，他名義上是代表《巴爾的摩太陽報》參團的。由於記者們施加了很大的壓力，9月第二個代表團得以成行，成員包括布魯克斯·埃金森，白修德以及《新聞周刊》的哈羅德·艾薩克斯（Harold Isaacs）。 [3] 1944年11月，由於有報道說史迪威曾經說印度軍隊很消極，其軍官昏昏欲睡，一位保守黨議員雷吉納德·帕布里克（Reginald Purbrick）請求下院宣布，史迪威在任何有英軍駐紮的地方都是不受歡迎的人。「二戰」結束好幾年後，亞歷山大將軍在與波特納將軍交談時曾說：「可愛的老喬——有時候他可太會搗蛋了。」 [4] 這封電報現存副本沒有標明日期，可能是危機出現後的某時發出的，不過基本原則應該是一致的。 [5] 亞拉里克（Alaric，約370—410），西哥特國王，公元401年攻入義大利，公元410年8月攻陷羅馬城。回軍北上的途中病死。——譯者注 [6] 克倫斯基（Kerensky，1881—1970），俄國二月革命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第二任總理。十月革命時化裝逃出冬宮。——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