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 第十五章 史迪威必須走

1943年6月—10月 要為整個中國以及中國的空軍和地面部隊提供供給，是這場戰爭，也許也是所有戰爭後勤保障方面的最大挑戰。如果地形以及天氣等自然障礙很大的話，那麼，由於勉強共同作戰方之間相互敵視和低落的士氣所造成的人為困難也並不比這小，而夏季的季雨又加重了困苦。在這種情況下，要根據三叉戟會議的指示將駝峰的運輸量增加到每月1萬噸是很難的。 有一次，史迪威在視察之後憂心忡忡地寫道：「C-46問題很多。汽化器結冰了。我們在駝峰上失去了6架飛機，孩子們的士氣越來越低。」機組人員都不服管教，往往有一個發動機停轉就跳傘，或者天上有點雲就拒絕起飛。飛行員相信「中國人」根本不是在打仗，而且黑市正在等待運給地面部隊的貨物，因此，儘管他們願意冒任何危險為第十四航空隊提供補給，他們卻不願意為了填滿那些私人倉庫而送命。對日本戰機的防衛能力很弱，因為日本人把飛機藏在洞裡並蓋上泥草，這樣，不但無法通過空中攝影，甚至也不能通過克欽偵察員發現掩藏飛機的地點。戰略情報局所屬部隊在1943年共營救了125名機組人員，但是這只不過占被擊落人員的三分之一，其餘的或者死去，或者被俘。不過隨著增援的到來，給航空運輸隊派去了一名新的指揮官，加之三叉戟會議之後，士氣得到了鼓舞，C-46的缺陷不斷被消除，士氣和飛行條件也得以改善，這樣運輸量從5月的3000噸增至7月的5500噸，再到9月的8000噸，最後，雨季結束後，在11月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1.3萬噸。 不過，取得這些成果是以犧牲公路建設為代價的，因為很多推土機、卡車、平路機、鏟子和人員都被調去擴建阿薩姆邦機場了。在雨季提供給那些仍然留下築路的人員的供給，也由於道路泥濘而受阻。車輛無法通過；大象和那加地區的挑夫又無法運送足夠的食物、燃料和設備；塌方往往可以在一個小時之內就讓一天的工作付之東流；由於地面塌陷，有些推土機掉到河裡；人、機器、帳篷和地面——所有這些都浸透了水；吃的東西很不像樣，瘧疾長期流行。這時緬甸甚至出現了一種讓人猝不及防的新型疾病：叢林斑疹傷寒。這種病會引起皮膚損傷、高熱、內出血、錯亂、昏迷並常常導致死亡。 在航空運輸隊擴大的同時，利多公路在5月到8月只延伸了3英里（約4.8千米）。在這個戰區里，這條路跟史迪威密切聯繫在了一起，因為他堅持收復緬甸北部，而人們通常覺得他是在犯傻。英國人總是說這條路不可能修成，因為在緬甸從來沒有橫穿山脈的路；老天爺的安排是所有的公路都是順著河谷南北向的。事情的確是這樣，但是也未必只能是這樣。很少人認為這條公路能夠彌補它消耗的資源、人力和經歷的痛苦。據斯利姆將軍說，只有史迪威認為公路「可以修成，而且相對於它所消耗的資源是值得的」，不過就斯利姆將軍來說，他寧願把修路的人力、物力用於發動一場全面的進攻，把自仰光以北的緬甸全部奪回來。這樣，給中國的供給將會遠遠超過這條公路的運量。這一點是明確無疑的，而史迪威也比斯利姆更希望如此。斯利姆很清楚，唯一的困難在於他的上司從一開始就堅決拒絕發起這樣的全面進攻。史迪威選擇修建利多公路並不是因為他喜歡修路，而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首先緬北戰役的全部供給要靠這條公路，並且最終中國戰區的供給也要靠這條公路。他也許可以跟漢尼拔說：「我需要找出一條路，或者修一條。」 到了8月份，各種困難已經表明，兼顧利多公路和駝峰航線可能會使兩方面都難以為繼，並無法為擴大中國的空戰運送足夠的燃料。一個明擺著的事實是，向中國每運送一噸貨物就需要消耗一噸燃料，因此，在8月的魁北克會議上的作戰計劃者認為，目前的局勢需要鋪設一條輸油管道。這條管道從加爾各答到昆明有1800英里（約2896千米），中間要穿過大山和峽谷，要越過激流和河床，這條管道在很多地方架設在木頭支架和沒有用鋼製成的懸橋上，是世界上在最惡劣的條件下架設的最長的輸油管道，因此建設者把它命名為「夢想」也就不奇怪了。跟利多道路一樣，輸油管也必須跟在進攻部隊的後面鋪設，因此，除非進攻取得成功，否則輸油管和公路都無法到達中國。 隱藏在中緬印戰區所面臨的各種現實困難深處的，是缺少共同的作戰和能夠激起熱情的目標。對於在中國的普通美國人來說，買不到他們經常喝的啤酒和陸軍消費合作供應社供應的物資（空中運輸隊的飛機已經騰不出地方來運輸這些東西），周圍的骯髒和污垢讓他們患上腹瀉和各種腸道病並被蟲子叮咬，這讓他們厭惡；他們無法適應中國生活的極端困苦，也無法理解長期物質匱乏造成的貪污盛行。所有這些並不能像那些浪漫主義者所以為的讓他們通過接觸而意識到四海皆兄弟的道理。與此相反，他們開始覺得所有的中國人都貪心、效率低下、靠不住、該死、愛偷東西、不可救藥，都是些磨磨蹭蹭的傢伙。在供應站附近，這種敵視基本上又普遍出現了。而普通中國人覺得美國人都是些冥頑不化的敗家子，粗俗野蠻，瞧不起人，很容易學壞。據美國大使館報告說，中國的「上流階層」對於美國軍人在放假時的胡作非為以及第十四航空隊那種「粗俗」的態度和「吊兒郎當，不修邊幅」的樣子感到「震驚」。 租借物資提供了無數讓他們相互反感的機會。從藥品到半噸重的卡車，沒有一件東西不會出現在昆明的黑市上。甚至第十四航空隊也報告說，「中國人私藏汽油並把賬記到我們的飛機上」。根據記錄，一架飛機一天之內加了8次燃料，總計700加侖（約2649升），可是它統共才飛了4個小時，這種作弊方式沒有美國人的默許是不可能發生的。在中緬印戰區的氛圍里，美國人也很快學會了怎樣分贓。走私物品包括黃金、磺胺類藥物、外幣、香菸、口香糖和陸軍消費合作供應社的物資，走私涉及美國空軍、陸軍、紅十字會和平民，到1944年底其總額估計達400萬美元。美國陸軍刑事調查局曾一度同時受理300個案件，其中最有名的是第十四航空隊的「妓院事件」。其主要意圖是從華南的魅力之都桂林和通過駝峰航線從印度運進女孩子，昆明同時也是個走私中心，事情披露後，史迪威只能正式對之採取行動。「軍官嫖妓。用我們的飛機拉妓女。派人把陳納德找來。他知道此事……汽油團伙有了更多消息。」此事引起戰區總監的調查，由於涉及陳納德，實際情況比已經知道的複雜得多，此事加重了戰區總監對陳納德的反感。陳納德在中國的各種賺錢勾當是阿諾德將軍不喜歡他的原因之一。 修築機場 後方的印度也令人惱火，其原因既在於英國帝國主義者，也在於懶散的「東方佬」——美國人這樣叫印度人。美國人習慣於把印度的英國人跟英王喬治三世聯繫在一起，並把印度人在1942年的起義跟美國人在列克星敦、康科德、邦克山的反英鬥爭聯繫在一起，但是他們最初對印度人的同情很快轉化為不耐煩和蔑視。許許多多的印度人顯然安於被奴役。他們不像中國人那樣有活力，喜歡笑和從容。美國人雖然繼續抨擊帝國主義，但對當地人的態度很快就跟英國人沒有區別了。據說中緬印戰區的縮寫CBI是代表「印度那些昏頭昏腦的雜種」（Confused Bastards in India），這樣說並非沒有原由。中緬印戰區的美國人的袖子上都戴著一個盾牌形狀的中緬印戰區的徽章，上面是印度的星星和中國的太陽圍繞著美國的星條。這是為了把美國人和英國人分開來，表明美國人到亞洲是作為盟友來打擊日本人的，不是為了幫英國人收復帝國領土的。但是徽章的這三部分標誌無法融為一體。喝彩聲和晉升的機會轉到了別的戰區，中緬印戰區確實是個讓人不快的地方，存在著不滿、醜聞、挫折和各種複雜的敵意，本身充滿了不協調。 沒有租借物資這個砝碼的史迪威現在還得徵得蔣介石同意，發動不包括進攻仰光的緬甸戰役。也許是作為安慰或者是作為賄賂，史迪威還得到一個光榮任務，那就是根據羅斯福的提議，為蔣介石和何應欽頒發榮譽軍團勳章；而史迪威認為何應欽要為中國軍隊的軟弱無能負最大責任，並為了撤換何應欽而一直不遺餘力。「這真使我噁心。」他在寫給妻子溫妮的信中說。［作為一種補償，還給他的朋友商震、紅十字會的羅伯特·利姆（Robert K. S. Lim）醫生，以及普遍受到尊敬的軍械局局長俞大維也頒發了榮譽軍團勳章。］ 史迪威的反感並非只是個人的。他覺得，美國使自己處於「不得不支持這個腐朽政權的地位」是徹底錯誤的；這個政權跟美國在德國正在與之作戰的那個政權驚人地相似——正如史迪威所認為的，「兩個政權都是一黨制，由蓋世太保所支撐（在中國是戴笠的特務組織），而且其領袖都是受到很少教育的神經質」。他常常試圖使自己理解這種情況。他記錄了跟自己的朋友和顧問蔣夢麟的一次長談。蔣夢麟是中國學界的領袖人物，他提醒史迪威說歐洲的政治教育已經進行了幾個世紀，而中國只有五十年，而且這是引進的文化，不是本土的。他說，儘管蔣介石所受教育不多，「但是眼下也沒有很好的人選」。這並不奇怪。史迪威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經歷表明，國民黨之所以統治得那麼糟糕，是因為在中國還沒有形成有別於家庭責任的公民職責觀念，而曾經行使民政職責的滿清官僚體系已被摧毀。 但是史迪威個人所經受的挫折是最大的。羅斯福支持陳納德顯然減少了他的影響力，並促使蔣介石可以更堅決地不積極出擊或者改革。「我被輕視、阻撓、敷衍應付、欺騙……」史迪威失去了耐心。 三周來，他一直在等待蔣介石的回覆，這時他發現，何應欽身為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卻對三叉戟會議的決議毫不知情——沒有人告訴過他。更讓史迪威惱怒的是，何應欽正試圖把Y軍的軍火調往湖北。儘管承諾最晚在3月1日指派好Y軍的各個師，但是事情仍然一拖再拖。除非這些部隊已經到位，否則陳誠拒絕到任。在未到達的部隊中，原來曾保證「絕對」在5月20日前補足的各師，到了6月仍然沒有到；到了7月才來了區區1200人。藍姆伽訓練營的補充兵力也面臨同樣問題。原來答應3月份運送4500人，但是到了7月還一個也沒有到。重炮班原來答應給200人，可是經中國醫生體檢後只剩下65人，美國醫生又淘汰了30多人，到達藍姆伽的只有35人。後來，由於面臨開戰的壓力，12—14歲的孩子也被送來充數。由於為卡車發生爭執，史迪威跟何應欽進行了會晤，之後史迪威幾乎要放棄自己不斷堅持的東西了：「會談後我再次陷入低谷。看來根本沒法做任何事。」 他認為，何應欽不斷抵制派兵去藍姆伽受訓，是因為那裡的訓練方法跟他本人的管理方式形成鮮明對照，從而讓他丟臉。他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藍姆伽營地直接給士兵發軍餉並且提高了伙食和醫療標準，藍姆伽其實起到了顛覆性的影響。就Y軍來說，史迪威覺得中國人想方設法不想準備作戰。「這就是事情的關鍵——他們不想作戰。」這的確是個關鍵。中國人不喜歡通過決定性戰鬥解決問題。事例之一就是1937年淞滬抗戰，他們之所以奮起抗戰，那不是出於軍事意圖，而是迫於國內外的輿論壓力。中國人在Y軍問題上對史迪威做出了種種承諾並非真想信守這些承諾，而是為了獲得物資。中國人答應某事往往是為了應付別人，並不是真打算做。史迪威對此是知道的，但是他仍然相信自己得到的承諾——對沒有信守的承諾他很惱火地記錄下來——因為他內心仍然覺得承諾就必須信守。 也有一些中國人希望改革軍隊。在昆明訓練學校的很多軍官都勤奮好學。被任命為昆明軍校訓練處主任的白崇禧很樂意地成為視察學校的第一個來自首都的高級軍官，蔣介石或者軍政部的其他官員都沒有來過。白崇禧察看了每一門課程的教學情況，要求看看做戰條例，他給軍官們訓話時講起了美國的訓練方法，並準備在廣西省府桂林開設學校，訓練第二批的30個中國師。他的熱情並非沒有私心，因為這可以加強他率領的桂系部隊的實力。蔣介石所擔心的正是這種情況。史迪威總是樂意接受鼓勵，白崇禧的支持成了「重大勝利」，而白「也許是中國最好的人」。 然而他迫切希望得到「真正授權」，將60個中國師加強訓練為有戰鬥能力的中國部隊；否則的話，租借物資就無法用於原先的意圖上，即武裝中國人以打擊日本人。此時他得出結論，僅憑他作為蔣介石參謀長的身份，如果沒有對中國部隊的具體指揮權，那麼他仍然無法達到他的目的，也無法完成他原先的使命。他給自己設想了一個「作戰總參謀長」的職位，他相信，如果美國以租借物資相要挾的話，自己是可以得到這個職位的。這個計劃首先出現在他1943年6月的筆記中，一年後，基於這個想法的提議決定了他的命運。按照史迪威的設想，美國要求蔣介石任命他擔任這個職務，同時命令軍政部要執行他的各項決定。如果蔣介石拒絕，美國應當「停止給中國的一切援助……他（蔣介石）不可能拒絕。如果他們不管他，那就是要他的命。這裡5億美元還是有分量的」。 他在此時給馬歇爾的電文中建議將此計劃付諸實施。這些電文中對於美國沒有用租借物資提出要求感到不滿：「我們的政策是錯誤的。我們對東方政治的理解是錯誤的。」因為總統拒絕在援助時增加附加條件，史迪威認為總統要為無法改革中國部隊負責。因為史迪威增加附加條件的要求未能滿足，他一定程度上誇大了附加條件的效力。不過很顯然，哪怕蔣介石接到最後通牒的話，他也會找到某種辦法避免對部隊展開他所害怕的改革。內心裡史迪威也知道租借物資並非魔杖，無法根本改變中國的制度：在他隨意寫的一篇有關中國政府各種瀆職行為的文章中他寫道：「要改革這個體制，就必須打碎它。」 馬歇爾屢次來電就給蔣介石授勳章的事催促史迪威。根據史迪威的記載，馬歇爾說：「你他媽的要配合。羅斯福想要明確的日期！」史迪威提出的反對意見很天真，他認為蔣介石不配授予這種勳章。蔣介石似乎也不想從史迪威手中接受勳章，因此他提議通過一個使者把勳章給他，而史迪威覺得信使授勳是對美國能夠給予一個外國人的最高榮譽勳章的侮辱。在這種氣氛里，授勳儀式在7月7日進行，為此還拍攝了影片使之流傳千古。兩位主角都面無表情。史迪威用漢語為他的「高尚而激奮人心的貢獻」向這位「自由捍衛者」致嘉獎辭，然後手伸得遠遠地把勳章別上。蔣介石眼睛看著遠處，蔣夫人很友好地看著這一切，她穿著無袖的印花上衣本來很精神，可是她任何時候都要穿著那雙打著蝴蝶結的涼鞋。「花生米遲到了半個鐘頭……不管在哪裡，靠近他的人都變得非常拘謹……我抓住他的大衣別上，而他嚇了一跳，好像我要刺殺他似的。」 在五天後的7月12日，蔣介石同意參加緬甸戰役，這次是簽名的書面同意。跟往常一樣，史迪威用筆記下了為了達到這個結果而遭遇的各種阻撓、欺騙和「各種彆扭」。「天哪，我都快撐不住了。」他已經不想回憶英美兩國在緬甸戰役上有過多少次周旋。他立即趕赴印度，在那裡用了六個星期準備戰役。他對重慶已經膩味透了，迫不及待地想率領藍姆伽的部隊參戰。據說陳誠由於患潰瘍沒能回來，但不能肯定這是因為疾病，還是因為不願意或是因為中國政治的內在矛盾，還很難說。儘管Y軍遠遠不能令人滿意，但是史迪威覺得他已經無能為力了。訓練計劃可以在多恩統率下繼續下去，但是要繼續派遣師團和後備隊來，史迪威覺得自己的手段已經全部用完了。 到了1943年的仲夏，史迪威不得不承認，中國人不想要他這個美國人來增加中國部隊的戰鬥力。史迪威現在意識到，蔣介石之所以對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有不可思議的牴觸，原因在於他害怕「讓一個可能的對手統率一支訓練有素的高效部隊是危險的」。史迪威在7月23日給馬歇爾的信中承認了這個原因，後來他還在筆記中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過去他經受的各種令他困惑的阻撓，他認為都是因為蔣介石「擔心會對他的權威帶來威脅，同時也因為他相信空中力量是決定性的，沒有必要在地面部隊上花費時間。否則的話，他不可能面對自己的部隊處於這種糟糕的境況下的危險中還處之泰然」。另外可能還有一種解釋，即「他真的以為自己的部隊非常優秀，只要有武器就能戰無不克。很難想像還有比他更笨的軍人……」。實際上蔣介石與其說笨，倒不如說他不了解情況，因為他只喜歡聽好的消息，不願聽壞消息。正如蔣夢麟說的：「他並不知道真實情況。他下達的書面命令數以千計，像雪片一樣亂飛，所有的人都說『是，是』，而他根本不知道命令到底執行沒有。」他仿佛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時的兩廣總督葉名琛，在英國海軍的轟炸下既不談判也不投降，因此廣州人在當地的一首歌謠中唱道：「他不打，他不和，他不守。他不死，他不降，他不逃。」 這時，為了消除戰區內的不滿和分割狀態，中緬印戰區的指揮權做了大調整，劃成了幾個部分。整個夏季在三叉戟會議到下一次的魁北克會議期間，英美兩國對讓中國繼續參戰的重要性認識不同，這妨礙了中緬印戰區的戰略計劃的制訂。韋維爾升任總督，他的駐印總司令職位被原英軍駐北非第八軍司令克勞德·奧金萊克將軍所取代，但是奧金萊克及其參謀們對印度的情況像韋維爾一樣悲觀。根本原因在於英國人已經不相信印度軍隊有為帝國而戰的意願。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想在緬北的荒野中冒險發動大的攻勢，目的僅僅是為了協助中國人。他們認為中國人在戰爭中「基本上無用」，也不想支持其未來的穩定。在倫敦的參謀討論會議上，美國作戰計劃官員爭辯說，如果不能通過緬甸開闢到中國的供給線，就可能造成中國的崩潰，中國一旦崩潰，盟軍就會失去進攻的基地。約翰·懷南特（John Winant）大使對戴維斯說「首相很樂意看到中國崩潰」。丘吉爾絲毫沒有改變他的看法，一直認為日本可以通過外圍擊潰，這樣中國可以排除在戰略考慮之外。 史迪威為蔣介石佩戴美國最高榮譽軍團勳章 羅斯福則一如既往地想讓中國成為戰後世界秩序中的第四塊基石，並為了推進這種想法在6月提議這年晚些時候他與蔣介石會晤一次。他對於「我們在中國的整體表現」非常不滿。蔣介石和陳納德仍然抱怨對他們的許諾沒有兌現，而總統把這歸咎於個性問題。在7月15日跟霍普金斯、李海、馬歇爾以及薩默維爾等人舉行的會議上，總統指出「史迪威顯然憎惡中國人」，說史迪威的電報充滿了嘲諷，而中國方面和蔣介石無疑都知道史迪威的這種感覺，並說「顯然委員長不喜歡史迪威」。馬歇爾承認史迪威不夠慎重，但是他把史迪威對中國官場的感覺跟「他對中國人民的尊重」相區別，並繼續認為史迪威是不可缺少的。 丘吉爾提議在現有的印度戰區外另外建立一個東南亞戰區（Southeast Asia Command），這似乎帶來了一點解決問題的希望。因為美國的原則是不為恢復英帝國領土作戰，所以在這個地區沒有駐軍，也沒有派兵的打算，因此東南亞戰區的指揮官只能是由英國人擔任。在魁北克會議上，最終同意由英俊、瀟灑、迷人的中將路易斯·蒙巴頓（Louis Mountbatten）伯爵擔任東南亞盟軍指揮官。43歲的蒙巴頓是國王的表弟，具有永久上尉軍銜，曾作為聯合作戰總指揮對法國迪埃普發動過一次不成功的襲擊。 史迪威被任命為東南亞盟軍副指揮官，同時保留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和蔣介石的總參謀長的職位。因此他同時對三個指揮部負責：通過蒙巴頓向英美聯軍總參謀部負責，通過馬歇爾向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負責，另外還向蔣介石負責。此外，他還擔任藍姆伽部隊的作戰指揮，這支部隊出於其軍事意圖的考慮被命名為北部戰區部隊（Northern Combat Area Command），這使得一切更加混亂。這些戰區在地理上、作戰指揮上和國籍上相互交叉重疊，錯綜複雜，無論當時還是現在都沒有人能把它理出個頭緒來。蒙巴頓甚至馬歇爾都有些搞糊塗了，丘吉爾承認自己無法理解。史迪威這個主要受害者看重的是實際任務，而非名義上的指揮結構圖，他這樣輕描淡寫地談到自己的命運：「一個中國難題，由韋維爾、奧克（Auk）、蒙巴頓、花生米、亞歷山大（空軍運輸隊指揮）以及我相互交叉，難辨你我。」 正如戴維斯為史迪威所分析的，英國建立東南亞戰區的用意是想奪回它在東南亞的屬地，如果英國想完全恢復其第一流大國的地位，它就別無選擇。美國出現在印度和緬甸讓他們不舒服，但是因為他們必須接受這種局面，所以他們的目標是「先組成聯盟再主導之……以便使我們跟他們的政策和行動保持一致」。戴維斯認為這就是蒙巴頓的任務，蒙巴頓也許有丘吉爾的密令，讓他「限制自己的好戰熱忱」。 戴維斯接著指出，英國無論怎樣參與美國援助中國的行動，都是違背英國自身利益的，而美國人也知道，無論美國怎樣幫助英國恢復其殖民統治和建立白人至上的行動，都是對美國的政策和感情以及未來與亞洲國家的關係不利的。一個國務院官員在看過這個報告後在邊上寫道：「我極為高興，我們軍隊中有人可以寫出這樣的報告。可是前景是多麼讓人氣餒啊！」 在魁北克會議上，計劃人員決定把中國作為將來對日本發動遠程轟炸的基地。但是另外一種可能投下了陰影：那就是決定通過中太平洋攻進吉爾伯特和馬紹爾群島。這些島嶼距離日本本土還有2500英里（約4023千米），同時從太平洋基地發動遠程轟炸的可行性在空軍的眼裡還很渺茫。再往前的是距離日本1450英里（約2333千米）的馬里亞納群島的塞班島，但這裡距離日本還是很遠，而且對設計活動半徑為1500英里（約2414千米）的B-29轟炸機的性能也還不是很了解。在魁北克會議上，美國人堅持認為中國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並未能說服英國。過去爭論的事情又爭了一遍。除了有關緬北戰役外，此次會議並未制定跟這個新設的指揮部相配的戰略。計劃擊敗日本的日期是四年後的1947年，或者最樂觀的估計是在1944年擊敗德國一年後。 跟三叉戟會議相比，有關中緬印戰區的這次會議只多了一項內容，那就是史迪威一直期盼的，派遣美國戰鬥部隊，不過這只是一支準備派到緬北的3000人的突擊隊，代號為格拉哈德（GALAHAD）。其樣板是當時並不很成功的溫格特（Orde Wingate）的突擊隊。溫格特是個出色的發動非常規戰的天才，丘吉爾特意把他帶到了魁北克。奧德·溫格特准將在阿比西尼亞和巴勒斯坦服役時富於創新，曾經提出了遠途穿插（Long Range Penatration，縮寫為LRP）戰術——這種戰術的基礎是在敵占區建立分散的小而穩固的據點，突擊隊員從這些據點在敵後擴散並切斷其交通線。他的計劃跟陳納德那種小代價擊毀敵人的方式同樣有吸引力。原先準備在春季發動的戰役取消之後，溫格特的隊伍已經經過訓練完全做好了戰鬥準備，因此還是獲准去緬甸作戰；這並沒有什麼戰略目標，也許只是為了顯示英軍並非按兵不動。此次行動被生動地報道，但是其戰果則沒有見諸報端。在3000人中有800人死亡或者失蹤，但是人們普遍認為這種戰術是有效的，並計劃在下次戰役中再次採用這種戰術配合。 馬歇爾對遠途穿插很感興趣，覺得這種戰術可能縮短戰役時間，因此同意為之增加一支美國部隊。他希望減少美國在亞洲的作戰並儘快結束戰鬥。他認為長期戰爭會對社會體制帶來危險。由於溫格特突擊隊的傷員結局都不好，都成了日軍的俘虜，馬歇爾和阿諾德設想完全由空中為遠途穿插提供供給、撤出和增援。儘管加拉哈德小分隊在史迪威的統轄之下，但是馬歇爾同意由溫格特直接指揮。 史迪威的反應可想而知。「好不容易弄來一批美國兵，可是上帝啊，我們卻被告訴說他們由溫格特統率！我們不懂怎麼擺布他們，可是那個愛出風頭的傢伙懂！他僅僅到卡塔逛了一圈，把我們的人已經破壞的鐵路又破壞了一遍，在伊洛瓦底江東面被包圍，逃回來時損失了40%。除此之外，什麼事也沒幹成。現在他倒成了專家。這樣的事就是耶穌遇到也要泄氣的。」馬歇爾安慰他，提醒他：「如果我們還要一起打仗，就都得受些委屈。主要考慮到這對日本人的影響。」之前馬歇爾還給史迪威寫信敦促他跟英國人好好合作；作戰處處長漢迪（Thomas T. Handy）將軍在一份備忘錄里建議說，英軍奏《哈里路亞》時，史迪威無須一同參加合唱，但是他至少應當站起來。 此外，還有種種別人的不滿：陳納德的聲音比任何時候都高，對此史迪威在日記中嘲諷地提到過：「他喊著要提供幫助。『日本人會把我們趕出中國的！』真是可笑。半年前他還準備把日本人趕出去。」陳納德請求第十航空隊增援，因為他對日本商船發動的攻擊引起了日本人對其空軍基地的猛烈進攻。因為陳納德一直宣稱這是一個機會，可以讓他的戰士把日機從空中趕走，史迪威則不想把這些本來用於保護駝峰航線的飛機調去保護他。 在魁北克會議的休息室里，無處不在的宋子文戴著黑帽子和黑邊眼鏡，拿著手杖，竭力想知道會議做出了什麼有關中國的決議。這時美國人已經破譯了日本人的密碼，他們發現日本人也已經破譯了中國人的密碼。本來中國的安全體系就有漏洞，現在更加糟糕，這時讓中國參加參謀長聯席會議顯然是魯莽的。英國人堅決反對向宋子文通報會議決定，但是又沒有辦法把原因告訴他，因為如果日本人知道了不能向宋通報的原因，他們就會發現自己的密碼也已經被破譯。從來都態度強硬的馬歇爾決定親自出馬。馬歇爾叫來宋子文，讓他舉手發誓保密，然後告訴了他魁北克會議所達成的決議以及中國的密碼已經被破譯的消息，最後告訴他，如果他違反誓言通過電報發出這個消息的話，陸軍部就會知道此事，那樣的話他就完蛋了。宋子文只能回重慶口頭匯報此事。 在召開魁北克會議的同時，美國報刊上對中國軍隊的無能及其後果開始第一次有了真實的報道：如果美國人民指望中國人在最終擊敗日本人的過程中起主要或者決定性作用，那麼這將是「災難性的」。《紐約時報》的軍事記者漢森·鮑德溫（Hanson Baldwin）只能通過他自己報紙以外的途徑告訴公眾（通過8月的《讀者文摘》）說「對中國有太多的想入非非」 ——這是他文章的標題。他寫道：「傳教士、戰爭救援行動、能幹的大使和電影都欺騙了我們。」中國「按照我們的理解不是在贏得，而是在輸掉戰爭」。它的最大貢獻在於牽制了15到22個日本師，但是「依照我們的理解，它自己並沒有真正的部隊」，而且它的戰報「幾乎一文不值」。鮑德溫利用陸軍部的聯繫，敘述了中國軍隊在醫療、訓練、設備和主張防禦等方面的種種弊端，口吻與史迪威如出一轍，但是鮑德溫卻得出不同的結論。他寫道，不管是通過駝峰航線還是公路，都不可能為在中國發動大戰役提供足夠的物資，而且，如果沒有大規模兩棲登陸，也不可能奪回主要港口。鮑德溫的結論值得注意，因為它反映了陸軍部的新想法；他的結論就是必須在海上打敗日本人，而在中國大陸只能在東北打敗日軍，因為在那裡可以利用蘇聯軍隊。 史迪威只能對自己的使命有信心，他仍然認為中國的力量對抗擊日本是不可或缺的。他自己擬訂的遠途擊敗日本的計劃，包括首先對廣東沿海發起陸上進攻，先頭部隊是3個美國師，他們在重新打開緬甸通道後從印度進入中國。配合這次行動的是麥克阿瑟率軍由菲律賓和台灣對同一點發起進攻，由在中國的空軍對敵人海上航線發起攻擊。最後階段是對上海發動陸上進攻，同時對日本本土發動遠程轟炸。他認為，這個計劃可以把魁北克會議上制定的時間表縮短一到兩年。關鍵要由美國軍隊打頭陣，此外，史迪威認為應該由美國人指揮中美聯軍。史迪威的參謀官常常敦促他像其他戰區指揮官一樣四處活動，以滿足自己的需要，或者像麥克阿瑟和陳納德一樣利用媒體的力量，但是他拒絕了。「我不想再給喬治·馬歇爾施加任何壓力。他正在指揮著世界各地的戰爭。要讓他來決定誰應該得到什麼。」 魁北克會議 不過，在8月份有5個參議員在對盟國訪問時來到中國，此時史迪威還是盡力使他們撥雲見日了解真相。他不斷對他們說，如果國民黨政府的真相被人所知的話，那麼美國人民的幻想就會破滅，這時重慶就會因為擔心失去美國援助而奮起戰鬥。他陪著這些參議員去昆明和重慶，並「盡力在這短促的時間裡為他們洗腦，但是蔣夫人又會施展魅力的，我不知道最後誰贏了」。他認為「他們了解的足以讓他們心存疑慮」，並在離開時「他們的自信動搖了」。這些參議員回到美國後報告說，英國人正利用租借物資維護其帝國利益，但在國務院的勸阻下未能公開批評中國。當洛奇（Lodge）參議員在全國記者俱樂部（National Press Club）大膽說出「有關中國的各種正面宣傳」可以停止的時候，國務院的霍恩貝克將他的話歸類為「貶低中國」。 華盛頓所流傳的一些言談的確是在貶低中國。通過勉強的合作，美國人發現了現實中國跟所宣揚的中國相去甚遠。陸軍部的戰略計劃部體現了這種新的意識，在制定擊敗日本的整體戰略時開始重新評估中國的作用。太平洋的局勢正在發展，而為了利用中國的潛力所花費的努力可能得不償失。為了使中國能夠保持繼續對日作戰，在1943年僅中緬印戰區的空軍和服務人員就增長了5倍，達到9.55萬人。儘管這與太平洋戰區的70萬人和歐洲戰區的140萬人相比還是很少的，但是這裡畢竟是傳統上反對派遣軍隊的地方——亞洲大陸。10月份作戰處在一個題為「我亞洲戰略方針重估」的報告裡，提出了一種新的論點：給中國提供的援助只要能維持它不退出戰爭即可；要限制轟炸機進攻基地；只訓練30個中國師；繞過緬甸，多餘的服務部隊調出中緬印戰區並用到其他戰區。這個激進的建議跟英國的立場相仿，最後並未採用，但是認為中國在戰略上——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的話——可以沒有的想法卻產生了。 史迪威8月底從印度回到重慶時，他突然成了一種獨特的鬥爭的對象，鬥爭歷時兩月，這些詭秘行動的動機卻難以知道。起因跟他有關共產黨的提議有關。史迪威同國民黨北方第二十二軍團軍團長鄧寶珊將軍、戴維斯以及大使館的謝偉思（John Service）商討跟共產黨第十八集團軍（原八路軍）合作的可能性之後，他提出了北方國共聯合軍事行動計劃，目的是引開敵人，以阻止敵人重新沿長江進攻或者再度威脅長沙。他懷疑敵人正在準備採取這個行動，以干擾Y軍的集結。作為蔣介石的總參謀長，史迪威建議採取主動，這會讓日本人摸不著頭腦，而不要讓他們「來對我們發動這樣一場佯攻從而使我們陷入被動」。他「完全根據軍事考慮」制訂了詳盡的作戰計劃，為了增加說服力還敦促說，共產黨如果願意在蔣委員長指揮下對日抗戰，這也是對他們的一次考驗。他在日記中寫道：「他們不會理睬這個提議的。」 史迪威從來沒有接觸過周恩來或者其他共產黨人，而且除了戴維斯之外，史迪威也不許他的參謀人員跟他們接觸。當多恩提出建議同共產黨接觸的時候他說：「別讓我聽到你試圖這樣做，我們在這裡是跟政府一道的。」半年前，周恩來曾再次邀請美國觀察員去華北實地考察未來戰爭的具體情況，但是這個建議並未被考慮。 夏天時，重慶和延安重新開始和談，蔣介石提出，承認中國共產黨的條件是他們放棄在北方建立的政府，並使他們的部隊接受中央政府的控制。這遭到了拒絕。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部分人當時開始施加壓力，要求趁著現在跟共產黨攤牌，因為蘇聯在對德作戰，無暇顧及中國共產黨。有傳言說蔣介石準備在9月份向共產黨發起進攻。史迪威懷疑蔣介石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參加緬甸戰役。他聽到報告說，國民黨部隊正在向北方調動，他要求馬歇爾指示，如果發生內戰，美國軍隊怎麼辦。他自己建議採取完全不介入的政策。大使館也因為這種報告而震驚。美國在外交上開始施加壓力要求和談，開始走向一條漫長而痛苦的道路。危機暫時過去了。蔣介石在9月13日致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聲明中，否認準備對共產黨動武，並重申這是需要用政治手段解決的政治問題。 在做出這項聲明的當日，史迪威意外地接到蔣夫人的邀請，請他到她家裡見她和她姐姐孔夫人。這次會晤是姐妹通過以後多次會晤從而同史迪威結成聯盟的開始，有陰謀意味地令人困惑。艾拉和梅（宋靄齡和宋美齡）告訴史迪威說，她們對軍隊的戰備情況之糟感到震驚，並希望試圖改變中國的消極狀態。她們同意他的看法，認為何應欽是主要障礙，甚至提出要換掉他。這可悲地證明了，蔣介石可以信任的範圍多麼有限或者其人才多麼稀缺，因為姐妹倆提議取代何應欽的正是蔣夫人本人。她們敦促史迪威繼續施加壓力，同時答應為他的事幫助做蔣介石的工作。「我們訂立了攻守同盟。」史迪威這樣寫道。儘管他不能肯定對方真正的意圖是什麼，不過不管這真實原因是什麼，他相信他的新盟友的提議不是隨便說說的。他在寫給溫妮的信中說：「這樣打仗是不是很混賬？」 謝偉思 這姐妹倆告訴史迪威說，現在正在展開一場換掉他的攻勢（她們把這歸咎於何應欽），反對他的理由是：他曾經叫俞飛鵬「那個土匪」；他在備忘錄上的簽名是「美國中將史迪威」而不是「委員長的總參謀長史迪威」；以及「我『傲慢』並敵視中國人……並說過中國人沒用，瞧不起他們」。這些指責的理由有些是真的，因此指責看上去像是真的。史迪威在日記里，無疑還在一些閒談中，對俞飛鵬之流的稱呼即使不是「流氓」，也是「土匪」。無疑有很多中國軍事官僚都是他瞧不起的，儘管很多中國人也瞧不起這些人。正如高思報告所說的，他們這些人最有名的是「亂政和腐敗」。史迪威的缺點在於他不夠委婉。他受到委派前來完成的使命，以及他一直竭盡全力試圖完成的使命，恰恰是幫助對象竭力抵制的。史迪威本來脾氣就不好，再遭受這樣的抵制，結果可想而知。 史迪威想像這姐妹倆這樣做是因為宋子文。他認為，宋子文經馬歇爾的指點可能告訴她們，「她們最好支持我並與我合作」。事實恰恰相反。艾拉和梅的做法跟她們兄弟的做法正相反；宋子文在華盛頓開始活動要求召回史迪威，為此跟他當初支持史迪威一樣花了不少力氣。他宣稱，蒙巴頓的任命使得史迪威的職位沒有必要了，因此他在9月15日向羅斯福提交了一份新的中緬印戰區計劃。根據這個計劃，史迪威的職位由一個中國人擔任，負責航空運輸隊，同時統轄中國戰區的所有部隊，不管屬於哪個國家。此外，宋子文再次要求讓中國參加參謀長聯席會議和軍需控制委員會。他的動機主要是想控制租借物資。只要他能夠讓美國援助供中國使用，他就會很有影響力。然而史迪威堅持要發動緬甸攻勢，這消耗了物資，同時也削弱了宋子文的地位；因此史迪威必須走。 姐妹倆對宋子文的反攻反映了宋家內部的激烈鬥爭，其本質是為了爭權奪利。宋子文最後的野心是取代蔣介石成為中國的領袖。他提出了明治天皇為日本所做出的選擇——採用現代西方的技術並適應自己國家的需要——作為中國未來的明治天皇，他想建立自己的權力基地，趕走他的妹夫，清除異己勢力並建立一個能夠使自己國家現代化的政府。由於局勢、眾多問題以及對西方的失望，蔣介石越來越轉向過去，開始欣賞儒家價值觀和義和團的精神。不過，宮廷內的對立更多是有關地位而非意識形態的。宋靄齡和宋美齡為了自己丈夫的地位，同時也是為了她們自己的地位而應對他們兄弟的挑戰——這跟以前朝代中殺死嗣子、毒死侄子的統治家族殘酷的內部紛爭並無二致。 由於史迪威具有控制租借物資的權力，這使他在一段時間裡成了這種鬥爭的焦點——至於原因並不是很清楚。但有一點是無疑的，史迪威走後宋子文將有更大的支配租借物資的權力；也許宋子文想幫助蔣介石除掉眼中釘，以此來證明自己的影響力，並在權力的階梯上更上一層，更接近自己的目標。這是宋美齡、宋靄齡姐妹倆想竭力阻止的。 宋子文在當時作為說客真是孜孜不倦，絲毫不難為情。他想方設法利用各種能夠接近總統的渠道，這包括詹姆斯·羅斯福（James Roosevelt）、阿基巴德·麥克萊士（Archibald MacLeish）以及無數其他人；這些人為他的口才所折服，於是把他的有關局勢岌岌可危的信件轉交給總統。宋子文跟他家人一樣都喜歡享受皇室特權，曾在7月份要求白宮最優先考慮飛往英國並多帶7個人和500磅（約453斤）的行李（對此的答覆沒有記錄在案）。9月份，宋子文要求召回史迪威；美國總統本人也曾經多次這樣要求過，這次他將此事推給馬歇爾並附上一句話：「親愛的喬治，你願意跟宋博士談談此事嗎？羅斯福。」 這些屢次試圖撤掉史迪威的活動，不管是來自白宮、重慶以及那些附和陳納德的人，還是來自現在的宋子文，都讓馬歇爾惱火，因為他覺得這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針對自己的。他選擇史迪威擔當這個工作，去從事一項未給予充分支持的使命，他覺得自己對此是要負責的；這浪費了他尊為美國最有才能的戰地指揮官的才華。儘管他並不是令人感到親切的人，但他喜歡史迪威，給史迪威寫了一些對其來說很難得的私信，這些信里隱隱有種玩笑的口吻，這是他的其他信件所沒有的。他告訴宋子文沒有改變指揮體系的打算。宋子文並不氣餒，而是準備回國通過另一種途徑達到目的。宋子文跟同僚說，他曾經得到美國總統的允諾（很可能是從霍普金斯那裡得到的保證），說如果蔣委員長正式提出要求的話，那麼史迪威就會被撤換。 馬歇爾和陸軍部長史汀生現在考慮，是不是真得考慮撤回史迪威並讓他擔任（正如史汀生後來在寫給史迪威信中所說的）「某種不太為難的任務」。馬歇爾想讓他指揮美國陸軍第四軍，這是珍珠港事件時他曾經服役的部隊。現在這支部隊在阿拉斯加，其中史迪威自己待過的第七師將被指派參加馬紹爾群島戰役。為了取代史迪威，馬歇爾打算犧牲掉不可多得的薩默維爾，他當時正在去中國的路上，他是奉命去解決問題的。但是馬歇爾的這個打算沒有實行，也許因為中國的問題已經根深蒂固。阿薩姆邦的交通線還是擁塞得很厲害，因此航空運輸隊受到妨礙，同時陳納德對敵人的打擊也令人失望。羅斯福現在對陳納德的興趣轉到在中國配置遠程轟炸機上面去了，但是這個計劃也跟這個戰區的所有其他努力一樣遇到各種拖延和障礙。「事事都不對。」美國總統曾經惱火地向馬歇爾抱怨說。這種抱怨在中緬印戰區是經常聽到的。 每次中國同意加強中國師的人員配備，史迪威總是深受鼓舞。9月1日他寫道：「勝利」；這天他接到了準備在桂林作為Z軍訓練的第二批部隊的30個中國師的名單。他以為事情終於取得了進展，同時也受到宋靄齡和宋美齡的鼓勵，因為她們好像真的想有所作為；結果他又一次給蔣介石呈交了一份包括八點意見的軍隊改革計劃，對計劃的簽名是「委員長的聯席總參謀長」。為了真正消除委員長的擔心，他還表明，這兩批各30個師的部隊經過整編和訓練後，將「保證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並將使中國「在戰後有辦法保證穩定」。他不指望對此能有答覆，而事實上也沒有回覆。蔣夫人這時警告他說，他現在跟委員長之間有了麻煩，起因是史迪威有關共產黨的建議，之後他離開了一周去視察他的部隊，並去會晤剛剛抵達印度的蒙巴頓。 宋氏家族全家福 宋慶齡與史迪威 遵照馬歇爾的指令，史迪威想盡力隨和一些，而這跟蒙巴頓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以魅力著稱的蒙巴頓的任務本來就是為了能讓這個士氣低落的戰區重新振作起來。他令人振奮地把一隻從廢墟中飛起的鳳凰作為這個戰區的標誌，為了有個歡快的開局，他還隨行帶了一些英國皇家海軍女服務隊員，此外，還說服馬歇爾派遣了50個美國陸軍女兵隊員——儘管史迪威是禁止婦女到這個戰區的。蒙巴頓渴望成功，但是他在印度所遇到的悲觀和惰性恐怕就是最達觀的「坎戴德」也束手無策。他這個新戰區的參謀官和作戰軍官對緬甸作戰毫無信心，認為計劃與Y軍會合純粹是史迪威的幻想。即將退役的陸軍總司令歐文將軍對蒙巴頓說，他接手的這個戰區毫無希望，陸軍和空軍的士氣極低，以至於要恢復戰鬥力必須休整兩年。由於蒙巴頓的軍銜不高，這個戰區的陸、海、空三軍指揮官［皮爾斯（Richard Peirse）空軍中將、薩默維爾海軍上將和吉法德（George Giffard）陸軍上將］都越級向倫敦匯報。史迪威覺得蒙巴頓是個「好人」，說他「精力充沛，想方設法取得進展」，而且是個「不拘禮節的人」。史迪威對後來成為蒙巴頓的美方總參謀長的魏德邁（Albert Coady Wedemeyer）說：「這傢伙不錯。我覺得他行事公平，是想做事的人。」不過他最後還是謹慎地提醒了一下：「好好注意他，魏德邁，要盯住他。」 儘管史迪威在年齡和軍銜上都比蒙巴頓高，但是史迪威對在其手下做事並無怨言。他從來都是這樣的，這類事情從來不會讓他煩心，可能在內心裡他並無得到最高指揮權的雄心大志，甚至內心深處他覺得自己也不配。史迪威經常通過一些小名堂貶低自己：比如經常不佩戴勳章或者表示軍階的徽章，在食堂里或者理髮館總是依次排隊，他甚至不會利用職位獲取正常的優待，他在緬甸前線的住處，在斯利姆將軍看來「沒有必要地過於原始」。一個朋友曾經偶爾聽到他作為四星少將親自打電話預訂臥鋪，他沒有給出自己的姓名，並順從地接受了一個上鋪。他屬於這樣的人，雖然機敏過人、能力超群，但不知道為什麼實際上對自己評價並不高，甚至比大多數其他人還要低。這也許就是為什麼他顯得脾氣古怪的原因。不過史迪威在跟家人和自己信賴的人一起時，基本上還是樂觀歡快的。 在藍姆伽的部隊準備再次進入緬甸的時候，又出現了一些不好的兆頭。第三十八師師長孫立人要求史迪威撤換波特納將軍——波特納是史迪威的副官，現任先遣隊指揮，孫立人要求用一個中國人替換他。這引起了爭吵。幾個星期以來孫立人一直說波特納低估了日軍在胡康山谷的力量，命令中國巡邏隊徑直往前，其結果必將是災難性的。雖然孫立人自己是中國指揮官中比較積極進取的，但是他不想讓自己的部隊受到損失，進而相應地削弱他的地位；也有可能是蔣介石不想遭受損失，在孫立人後面指使他設法保存這個藍姆伽最有價值的師，準備用於戰後目的。總之，蔣介石支持孫立人撤換波特納的主張。後來事實證明，波特納對這個山谷的日軍力量的估計是有嚴重錯誤，但是史迪威認為，孫立人的舉動只不過是中國人不願意進攻的另一個證明而已。史迪威希望能有個會講中國話的軍官（波特納就是這樣的）來指揮，而且覺得不能放棄像波特納這樣的對他忠心耿耿的軍官——這軍官沒有離開他去機會更多的歐洲戰場。史迪威做出的決定在各方面均造成了不好的影響：他拒絕撤換波特納，理由是他的職責還包括指揮為這次進攻提供支持的美國部隊，此外也沒有堪當此任的中國人。孫立人和蔣介石只能作罷，但是這件事顯然不能增進他們和史迪威之間的感情。 再次陷入重慶的各種陰謀詭計之中，讓史迪威的情緒低落；他一想起四處奔波、到處求爺爺告奶奶就感到厭惡。他在10月15日寫給溫妮的信中說：「如果後面幾個月事情仍然沒有改善，我真想到其他地方去帶一個師、一個團甚至是一個班，只要精神上的消耗不要那麼大就行。」他真想跑到胡康山谷去作戰。他向史汀生匯報說，中國方面答應使Y軍做好準備的承諾都沒有兌現，報告的結尾是真心實意的：「我等待進攻都開始不耐煩了。要是能離開這裡跟部隊一道去參加實地戰鬥，這可真是個完美的終結。」 史迪威10月15日回到重慶，發覺自己已經成了眾矢之的。他到達才幾個小時就吃驚地聽說蔣委員長明確要求撤換他，理由是他已經「失去了部隊的信任」。這個意思是由充當蔣介石翻譯的宋子文向剛剛到達重慶參加會晤的薩默維爾傳達的。宋子文告訴薩默維爾說，羅斯福已經同意撤換史迪威，而且宋子文在經過德里時還告訴蒙巴頓說，讓史迪威擔任盟軍副指揮將會造成「災難性的、不可挽回的影響」。宋子文一直與孫立人保持聯繫，孫立人事件無疑提供了一個藉口。薩默維爾把蔣介石要求的事跟史迪威說了，在史迪威看來這已成定局：「這就是20個月來掙扎的結果。」 史迪威與蒙巴頓 史迪威知道，蔣介石對自己產生敵對情緒是對史迪威促使他戰鬥和實行改革感到惱火。早些時候，史迪威在總吉他所遭遇的挫折時曾經寫道：「我把實情告訴他了。我讓他注意到了各種弊端。我就他部隊的狀況警告過他。我向他展示了怎樣才能夠改善這些情況。他無視這一切，對部隊的可悲狀況視而不見，這種狀況是對蔣介石、軍政部以及他的總參謀部的嚴厲的指責。」這正是史迪威的罪過所在。他不斷提及政府的弊端，讓蔣介石沒了面子，特別是這些事是屬於他自己負責的軍事事務。史迪威的存在本身便成了一種「嚴厲的指責」。 宋靄齡和宋美齡姐妹倆立即開始反擊。接著舉行了一些緊急會議。何應欽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出人意料地開始為史迪威出謀劃策。原因是何應欽的對手、處於軍中前沿的陳誠成了宋子文的同盟者。因為陳誠也是史迪威看好的人，並一直是他認為可以取代何應欽的人選，宋子文的這種謀劃真是讓西方人摸不著頭腦。 危機當日，蒙巴頓正好到達重慶，卻發現他熟諳（儘管並不愉快）中國關係的副官正要被抽走。他初來這個戰區，正需要有人協作，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他感到了慌亂，於是徑直去跟史迪威說：「如果你還想保住職務，我可以為你爭取。」史迪威對蒙巴頓這樣做的原因很清楚。「他很惱火，因為必須再跟一個新的人共事。所以想讓我再等等，幫助他應付住局面。」史迪威相信自己已經完了，並懷疑蒙巴頓是否有能力撤銷這個決議；因此蒙巴頓到達時，他在門口向後退了一下，對蒙巴頓說：「不要讓人看到你跟我握手，這對你不好。」但是蒙巴頓信心十足，從容不迫。在去見蔣介石之前，他告訴薩默維爾說，如果撤換統率了中國部隊近兩年之久的史迪威的話，他將無法繼續按計劃調動中國部隊。不管蔣介石怎樣不情願參加這次戰役，自己的部隊被正式拒絕參戰還是很丟人的事。 現在對蔣介石施加壓力產生了效果。薩默維爾竭力勸說，宋美齡和宋靄齡也使用了各種方式，並提出了一些顯然很有力的理由。到了晚上，他們告訴史迪威可以收回成命，條件是史迪威要去面見蔣介石並告訴他，自己唯一的目的是為了中國好，如果自己犯了錯誤，那也是誤會所致，並非故意，並說現在願意全面合作。他們很有說服力地辯解說，如果能夠傳達這個意思的話，那麼史迪威的地位將比過去更加穩固，他正在「福星高照」。為了避免被撤職，儘管史迪威內心很惱怒，但他還是覺得只能忍住自己照做。他「把戲演了」，看到蔣介石也在「竭力和解」；顯然，內部的權力鬥爭再加上蒙巴頓的干預已經使蔣介石左右為難。他們終於達成諒解，結果這次危機在爆發後24小時內就得到了解決。表面上看史迪威的地位加強了，但是也許蔣介石內心深處並不這麼認為。史迪威寫道，這次事件的結果無疑讓「花生米很丟臉」。 蔣介石正式向薩默維爾提出召回史迪威的要求之後又不得不收回，這是整個奇怪事件中最為奇怪的地方。顯然他聽了宋子文的話，但宋子文未能考慮蒙巴頓的反應或者自己的姐妹們所能夠調動的影響的力度。作為懲罰，宋子文奉命到祖墳守墓並在近一年時間裡退出了官場。對於史迪威來說，這是一段「噁心的經歷」，使他回想起來「感到不是味道」，同時對前景也「感到黯淡」。這件事讓他不可能再對委員長有什麼寬容的想法（只是後來他才知道宋子文所扮演的角色），並使他想到了一條沒有發出響聲就發起攻擊的響尾蛇。 蒙巴頓現在可以接著開展他同蔣委員長夫婦的官方關係了。他送給蔣夫人一個用鑽石鑲嵌出她姓名首字母的卡地亞化妝盒，在向蔣介石介紹時，說自己擔任這樣的高位年紀太輕，也沒有什麼經驗，但是可以「仰仗委員長的豐富經歷得到幫助和建議」。他向羅斯福匯報說，這種方式「讓蔣介石很受用」，後來他對蔣夫人也如法炮製，結果同樣成功。他們也向他和他妻子回贈了雕刻精美的玉制中國印章，結果他離開時覺得自己交了兩個好朋友，而「他們也向我表達了同樣的意思」。現在還存在的「唯一困難」就是中國的交通線和空運問題，而且「只要我們能把供給安排妥當」，那麼對未來還是有信心的。羅斯福回答說，他「感到很興奮，兩年來，我首次對中國和緬甸戰場上的人事問題有了信心，而這大部分是由於你個人的原因」。 蒙巴頓依靠一點兒圓滑、一個卡地亞化妝盒以及殷勤的為人——終於與重慶確立了和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