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 第十四章 總統的政策

1943年1月—5月 1942年11月，蔣夫人來到美國後，白宮轉交給她的禮物中包括了新澤西東奧林奇（East Orange）凱塞琳·奎因太太（Mrs. Cathleen Quinn）的一封信，裡面有一張3美元的支票和從報紙上剪下的一張照片，是1937年日本空襲上海後那個坐在鐵軌上大哭的孩子的照片。寫信者請求總統把支票給蔣夫人：「這是我三個女兒的錢，是為了中國某地坐在鐵軌上的那個小傢伙的。」 蔣夫人的漫長訪問一直持續到1943年5月，她的公開露面引起了公眾巨大的欽佩和好感，這是自林德伯格成功飛越大西洋之後所沒有過的。正如威爾基所預計的，美國人「還從來沒有對誰」這樣傾聽過。2月18日她在國會演講時簡直把聽眾迷住了。有個議員說：「他媽的，我還從來沒經歷過這種事情。蔣夫人快要讓我流淚了。」身著迷人的中國青色旗袍的蔣夫人身材嬌小、苗條，她鎮定自若，說一口漂亮的英語，聲音優美而用詞優雅，她讓整個國會感到仿佛「是面對著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據《生活》雜誌一個被迷住了或是深受教益的記者說，議員們都被她的「優雅、魅力和智慧」「抓住了……驚詫不已……完全傾倒了」。在議員們長達四分鐘起立歡呼之後她開始講話，其主旨是打敗日本比打敗德國更重要，美國應該幫助她的國人進行戰鬥，而不要在太平洋花費太多努力。她還說，在經過了五年半的抵抗之後，中國人已經相信「光榮地冒險要比屈辱地失敗」更好。說到這裡全場掌聲雷動。自然，公眾並不知曉蔣介石剛剛決定不在緬甸光榮地冒險。 宋美齡在美國眾議院演講 此時的社論強調了兩個偉大民族之間的友誼，並欣喜地指出，「在現在的困難時刻以及將來可能更加艱苦的未來」，這種關係是靠得住的。英國駐美大使哈利法克斯（Halifax）勳爵不無憂慮地向倫敦匯報說，國會有可能在公眾情緒的裹挾下對中國做出一些他所說的「難以兌現」的承諾。他指的是歸還所有中國領土的承諾。 蔣夫人從10歲到19歲在美國接受教育，思維方式和語言已經完全西化，她向普通美國人傳達的是中國跟美國的相似之處而非不同之處。她在麥迪遜廣場花園向兩萬人發表演講，同場演講的還包括威爾基；在好萊塢對3萬人演講，在全國募集資金的旅行中在芝加哥和舊金山的集會上發表演講，此外，還通過各大廣播網發表廣播演講。她每天從美國公眾收到幾百封信，有一次乘火車經過中西部的一個小站時還收到站長妻子親自做的一盒餅乾。這位站長在凌晨3點接到通知說蔣夫人乘坐的火車將在8點通過這裡。站長叫醒了妻子並告訴她這個消息，而他妻子為了表達自己的感情，就做了她最拿手的餅乾。蔣夫人觸發了人們心中想表達善意的願望，並讓人們覺得她就是這種普遍願望的代表。正如卡爾·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所說的：「她想要的也是地球家園中所有家庭想要的。」 然而，私下場合里情況卻有所不同。她要來訪問的消息讓英美聯合參謀長會議成員很不安，他們擔心她會蠱惑美國總統，從而改變首先擊敗德國的戰略。她馬上開始了這種努力，首先從哈里·霍普金斯開始，蔣夫人在11月27日乘坐陸軍部的美國飛機到達時是他前往迎接的。她患有一種周期性的皮膚病，因此提出到美國入院治療。在董顯光以及孔家一個外甥和外甥女的陪同下，霍普金斯開車把他們送到紐約的哈克尼斯館，那裡整個12層都供她使用。在跟霍普金斯的談話中她對歐洲或者太平洋的戰爭沒有興趣，「她的興趣完全在中國本土」。她顯然「不喜歡史迪威，但對陳納德敬佩之至」。她告訴霍普金斯說史迪威「不了解中國人民並犯了悲劇性錯誤：他迫使蔣介石將一些最精銳的部隊投入緬甸作戰，後來全部失去」。她追求的第二個目標是承認中國為四個大國之一，她大談對和平談判和戰後世界的看法，敦促美國立即行動，主動啟動「四個大國」就戰後事務進行談判。 羅斯福夫人到醫院裡看望了他，她覺得蔣夫人顯得那麼「嬌小脆弱」，以至於「我想幫助她、照顧她，就像她是我自己的女兒似的」。蔣夫人在1月初帶著兩個護士和兩位孔家人搬進白宮。其外甥女經常穿男裝，以至於羅斯福管她叫「我的小子」。蔣夫人自己帶來了絲質床單，每天都換，如果她中午午睡的話還要一天換兩次。她大多數時候在套房中吃飯，儘管所有房間中都裝有電鈴和電話，但是叫人時還是喜歡拍手，這讓白宮的服務人員很惱火。她住在紐約華爾道夫飯店時，秘密特工隊接到她外甥女電話說，要在她外出時清理她的套房到電梯的走廊以及電梯到出口等地方；但發出通知後她往往又會改變主意，要等好幾個小時才出來，或者不出來了。特工隊負責人請求她在安排時確定一些，她隨即要求換掉負責人。兩名年輕的孔家人本來根本沒有什麼特權，但行事時跟她一樣傲慢無禮。 作為統治階層的宋家人和一位專制者的配偶，蔣夫人很有些皇室風範。有一次，她很不客氣地問多恩上校，為什麼他和他的同事稱她為Madam而不是Madame，因為眾所周知前者在美國是指妓院老鴇。多恩靈機一動回答說，英國女王通常被稱為「Madam」，美國軍官這樣稱呼她是想表達一種皇家的尊貴。「你一輩子都見不到一個人的表情會變化那麼快。」她的臉一下子從埋怨轉為陽光燦爛，在多恩辦事的其他時間裡她都表現得優雅尊貴，仿佛真是皇后。 得知她如此富有魅力後，美國總統安排與她的第一次會面沒有按常規讓客人坐在他旁邊的沙發上，而是在他面前擺上一張牌桌並在對面放了一把椅子。他對自己女兒說，他不想讓他的客人「太靠近」。隨著交往的深入，他發現蔣夫人有「鋼鐵一般」的決心，這跟他妻子說的那個溫柔甜蜜的人並不一致。有一天晚餐時談到了約翰·劉易斯（John L. Lewis）號召的一次礦工罷工，總統問蔣夫人，她的政府在戰時遇到這種情況會怎樣做。蔣夫人伸出一個手指在喉嚨上划過去，這讓總統仰頭大笑並對桌子那頭的妻子說：「埃莉諾，你看到那個了嗎？」 蔣夫人又跟總統談到了跟霍普金斯談過的那些話題，並在談及史迪威和陳納德的時候把史迪威與蔣委員長的緊張關係歸結為之前的西瓜事件。按照她的說法，史迪威在接到這個命令時「公然表示蔑視」，據她說這影響了他們後來的關係。 她邀請總統跟她去中國，她對政府中每個準備「誘惑」（用羅斯福的話說）的高官都發出了這種邀請。擔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海軍上將李海（William Daniel Leahy）應邀去她在白宮的住處，但是他之後「始終不知道這次邀請的用意何在」。史汀生說她是位「有吸引力和讓人愉悅的小婦人」，曾經「評價說我的手長得漂亮」，但他對應邀訪問她的副參謀長麥克洛伊說，「要對她所說的一切都嚴加留意」。她向所有拜訪她的人懇求為空軍運輸隊派遣更多的飛機，經不起她的堅持，羅斯福命令立即將還沒有完成測試的柯蒂斯——賴特（Curtiss-Wright）公司的C-46飛機送去。飛機投入使用後，駝峰的惡劣條件加劇了飛機的結構性缺陷，結果很多飛行員因此死去，這使得本來就很低落的士氣更低了。 羅斯福尊重蔣夫人，因為她是中國政府的實權人物，但是並不信任她，而且她待得時間越長，魅力也變得越少。她的圓滑不能跟她的魅力相比。在總統為她舉行的一個有172位記者參加的記者招待會上，她讓他回答美國怎麼才能夠向中國提供物資的問題。當總統回答說上帝能讓我們多麼快地把物資運給中國我們就會多快時，她竟然提示說「自助者天助」。羅斯福臉一下子紅了，但究竟是由於難為情還是由於憤怒就不知道了。 在2月底，白宮的大管家給摩根索的私人秘書打電話，因為蔣夫人請求財政部指示海關稅務人員免稅放行一批剛剛到紐約的運給她的英國香菸。後來發現香菸還在船上，結果蔣夫人方面的電話仍然整日不斷，直到財政部被逼無奈只好指示專人「從船上把貨取下並空運過來」。跟西瓜事件一樣，英國香菸雖然事小但意味深長。蔣夫人的所作所為無法讓人把她跟一位正在把自己的國家引向民主的未來的領袖聯繫在一起。「總統……急於想讓她離開美國。」摩根索對他的參謀說。羅斯福之所以這樣，與其說是出於個人的不快，倒不如說是他越來越擔心蔣夫人私下的做事態度可能傳播出去，從而破壞她的公眾形象——這也會破壞他的政策。 羅斯福除了執意要使中國成為戰後的四個大國之一，他還希望目前能使中國繼續參戰並在未來能夠跟美國步調一致。他認為，沒有任何別的國家會像中國那樣可能成為戰後麻煩的來源。據對此最有可能了解的薩姆納·威爾斯說，羅斯福擬定的使中國未來更加穩定的四項原則是：第一，中國應該與蘇聯達成協議，以免蘇聯在戰後進行干涉；第二，中國應該收回被日本以及其他列強搶占的領土，包括香港；第三，應當支持國民黨政府成為唯一能夠統一中國的政府；第四，美國的遠東政策應該基於中美之間緊密的工作關係的基礎上。 羅斯福通過談判廢除了美國跟中國的各種不平等條約、治外法權、特權和租界，同時也敦促英國這樣做了（儘管沒有歸還香港），從而在使中國成為與他國平等大國的方向上邁出了一大步。美國的這些做法在1942年10月10日的中國國慶日宣布，後來又在1943年1月11日跟英國一道正式分別簽訂條約，從而結束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年里對中國主權的踐踏。蔣介石歡呼這標誌著「中國歷史上的里程碑」並使獨立中國「成為和英國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國家」。 羅斯福的四項原則以及他的中國政策的成功有賴於一個前提，那就是國民黨政府是個可以持續存在的政府，但這已經是個問題了。到了1943年，任何一個有見地的觀察家都看得出來國民黨在戰後難以避免地會在國內受到重大挑戰，而結果如何誰也說不定。然而，為了顧及大國的概念，美國還是對國民黨非常尊重，這意味著美國是在自欺欺人的幻覺下執行這項政策的。華盛頓得到的情報是沒有問題的。駐外機構的報告內容翔實。大多數在中國工作的美國官員和記者都一致認為國民黨無能、腐敗、壓制、不能代表人民、內部虛弱不堪且難以為繼。喬治·艾奇遜（George Atcheson）是在中國具有二十年經歷的外交官，他在1943年5月以代辦的身份到達重慶之後報告說「幾乎各方面都在急劇惡化」，而經濟衰退「可能最終導致崩潰」。中國領導人「束手無策」，通過考慮戰後問題來逃避現實。他的報告並沒有跟其他眾多文檔一樣石沉大海，文件送到了白宮李海上將的辦公室。為了撥開蔣夫人風風光光的訪問所造成的迷霧，賽珍珠在給羅斯福夫人的信中也表示了同樣的意思。她說蔣介石政府和宋家人為一丘之貉，均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她還寫道：「這種局面獨特而有趣。當然這無法繼續下去。我擔心戰後人民會立即爆發，或者至少在人民恢復到有能力這樣做的時候。」另一個可以直接接近總統的人居里曾經收到過白修德就1942—1943年河南大饑荒而為《時代》所寫的親歷文章的未經刪節的版本。他的報告說賑災「愚蠢和無效」，地方官員對挨餓的農民仍然橫徵暴斂，重慶對此「安之若素」，因為據說官方已經免除了各種稅收，最後作者堅信，河南農民的忠誠「已經由於其政府的搶奪而蕩然無存」。 首都的決策者和現實存在著巨大的鴻溝，而各種徒勞的努力反而加深了這道鴻溝。華盛頓1943年的中國政策並不是根據當時的信息確定的，而是由那些思維方式已經在漫長的一生中早已固定的人制定的。形成政策的不是艾奇遜的報告，不是賽珍珠的信，而是1912年的國會決議——該決議歡迎中國走入民主的行列並熱烈祝賀其人民「成功行使……自我管理的權利、責任和義務」，此外，形成政策的還有此後三十年中所形成的想法和形象。從現實世界所得到的這種信息必須要跟這種歷史積累鬥爭，並且還要能夠成功得到國家元首的關注並能夠得到他的理解。如果有見地的建議得以到達國家元首那裡，這個建議仍然可能不被採納，因為這可能給想當然的既定政策造成不便。這是所有障礙中最大的。要克服一種被接受的想法的慣性，要重新檢驗各種前提——這是一個充滿困惑的過程，所需要的勇氣往往不是政府通常能夠擁有的。美國國務院就中國問題並沒有從自己特使的報告中得出需要重新考察中國的結論。總統不想正視這個他致力於幫助的政權的缺點，因為他專心致志想讓中國成為維護世界穩定的第四根支柱。如果沒有人能代替蔣介石使中國統一，那麼，儘管他有弱點仍然要支持它。 除了史迪威還有別人也認為，要使中國政府變得強大並有活力，就需要有「革命性想法」。由於中國的被動和惡化以及對盟國而言失去了戰鬥潛力，史迪威這類人往往都焦慮地想找到改進的辦法。據艾奇遜報告說，外國貸款已經無濟於事，但是，如果中央政府能夠奪回宜昌以及通往湖北和湖南的腹地，那麼棉花以及各種農產品的源源而來可以滿足食物和衣物需求的50%——這是中國經濟部長翁文灝告訴他的，翁是中國官員中最出色和最受尊重的人之一。艾奇遜不知道盟國是否能夠幫助中國發動「堅決的行動來奪取……諸如漢口、宜昌等地方」。他覺得「必須要有所作為」。像翁文灝之類的中國人和美國人一樣迫切感到必須「有所作為」，但是他們跟晚清的維新人士一樣，遇到了一個無法採取行動的政府，因為政府過於虛弱並害怕改革。 此時美國公眾所聽到並信奉的是諸如威爾基報告所傳達的中國的形象。記者受到限制，因為他們要經過美國陸軍部授權，必須簽訂協議同意把所寫的東西都交上去審查——任何違反協議的行為都可能會使之失去授權。部分由於新聞審查，但更多是由於自願選擇沉默，到1943年為止媒體有關這個英勇而廣受喜愛的盟友的報道都是不真實的。也許過去還從來沒有哪個國家的人民如此誤解過另外一個國家的政府。 1943年1月的卡薩布蘭卡會議的議程包括了恢復安納吉姆計劃以全面奪回緬甸，包括通過兩棲登陸奪取仰光的問題。現在的主動權取決於盟國了，美國的陸海軍負責人馬歇爾將軍和海軍上將歐內斯特·金（Ernest Joseph King）都堅決支持安納吉姆計劃，因為這可以幫助在中國建立有效的基地，是對日本工業和海上運輸線展開空中打擊的先決條件。重新開通連接中國的道路還提供了另一個可能性，那就是日本在其帝國的主要落腳點將轉入防禦地位——當然這個前提是中國軍隊可以得到裝備並能夠奮起作戰。在美國人看來，這比讓美國人在潮濕的西南太平洋島嶼的叢林中進行緩慢、艱難、零碎和代價高昂的戰事要可取。日本人在這些島嶼的反攻非常激烈，而美國，正如馬歇爾說的，「經不起再來個巴丹戰役了」。在中國的日軍轉入防禦之後我們可以「減少我們在太平洋的危險並可以展開對德作戰」。對此馬歇爾不惜使用訛詐。他在卡薩布蘭卡對英國人說，除非發動安納吉姆戰役，否則「太平洋隨時都可能出現一種局勢迫使美國收回所有對歐洲戰區的承諾」。 英國厭惡這場戰役的理由並未改變。他們也可以使用訛詐。他們說奪取仰光的登陸艦必然會減少英國跨英吉利海峽進攻歐洲的份額。海軍上將金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像一把利斧，馬歇爾跟他比起來都算是個溫文爾雅的人了——他提出可以由美軍從太平洋為仰光登陸提供艦隻。這樣各方達成一致，安納吉姆戰役必須在一個戰鬥季節中完成，也就是在11月到次年5月之間，計劃在1943年11月15日開戰，且最終決策在7月前做出。 為了讓蔣介石同意參戰，並彌補未邀請中國參加卡薩布蘭卡會議這個讓主張中國為四個大國之一概念的人難為情的事實，盟國派遣了一個高級代表團跟蔣介石商議此事。代表團包括空軍的阿諾德將軍、美國供應署署長布里恩·薩默維爾（Brehon Burke Somervell）將軍，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英方代表約翰·迪爾（John Dill）爵士。 這個代表團的背後實際上是空戰和陸戰的問題。由於受到蔣介石和陳納德的影響，羅斯福已經對安納吉姆計劃疑慮很大，傾向於認為空戰是打擊敵人的最快捷和成本最低的方式。他提議讓阿諾德去中國，阿諾德是個主張空戰的人，急於「儘早轟炸日本」。薩默維爾代表了陸軍部的看法，認為駝峰航線所運送的貨物不可能與地面供應線相提並論，為了與另一種意見抗衡，馬歇爾同時也派遣他去了中國。 這個代表團的成員藉此了解了中緬印戰區的現實情況和脫離現實之處。在德里，阿諾德覺得韋維爾的作戰計劃根本就不是什麼計劃，而只是「寫得不錯的幾段文字，說明為什麼這個計劃無法完成」。2月4日到達中國之後他發現，陳納德對他作戰的後勤保障有「不切實際」的想法，而蔣介石更是如此。阿諾德在史迪威的陪同下參加了一系列在蔣介石山上的住所（他的嚮導稱之為「花生米的貝希特斯加登[1]」）的會議，並發現蔣委員長「聽不進道理」。無論是阿諾德答應為駝峰航線提供137架運輸機以便使每月的運輸量達到5000噸，還是答應還會提供一批B-24轟炸機來，蔣介石對此都不為所動。蔣介石並不像史迪威所設想的那樣急於博得美國好感，反而又提出了三個新要求：給陳納德以獨立指揮權；至11月底前每月從駝峰運送1萬噸物資；並為中國提供500架戰鬥機。 提出這些要求的原因之一是需要陳納德的航空特遣隊代替中國空軍保衛重慶。根據高思的報告，在美國訓練的中國空軍士官「並沒有實戰經驗」，「顯然對戰爭是無濟於事」。蘇聯人在蘭州的培訓也同樣徒勞無功。蘇聯人發現，由於缺乏經驗，他們提供的飛機或者使用不當，或者墜毀了，而且其他物資也很少能用於抗擊日本。據他們說：「物資消失了，並沒有為此說明。」由於訓練計劃失敗了，《租借法案》提供的飛機大多被毀，同時又不屑於讓外國人來負責空軍事務，因此，如果日軍春季回來繼續轟炸重慶，中國空軍只能束手無策。 卡薩布蘭卡會議，1943年1月 當談及必須建設和維護機場以及提供燃料的問題時，阿諾德發現，蔣介石和陳納德「只是揮揮手就打發了這些問題。他們不了解或者不想了解後勤保障問題」。對於委員長來說，任何對現實困難的解釋都是「藉口，藉口」，他要求立即達到每月空運5000噸的目標，「辦法總是有的，必須要做到」。他再次提出了最後通牒：「告訴你們總統，除非滿足我這個要求，否則我沒法打這場戰爭，他也不要指望我們的部隊參加這個戰役。」 阿諾德後來對史迪威說：「我才不會把這個見鬼的消息帶給總統呢。」阿諾德沒有理睬最後通牒，繼續會談，承諾增加運輸量，但僅此而已。他讓機敏的迪爾去「試探」委員長到底會不會參加11月的戰役。蔣介石說他會參加，但是，如果每月不能運送1萬噸物資，以及無法提供500架飛機的話，他無法保證能打勝。史迪威對此仍不滿意，問如果海軍只能提供有限支持時蔣介石會不會參戰。「他（蔣介石）勃然大怒，說：『我不是說過我要參加了嗎？』他通過宋子文說我公開使他下不了台。讓他見鬼去吧，我就是要叫他當眾答應。」蔣介石在2月7日給羅斯福的信中重申了自己的承諾，也重申了之前提出的三個新要求，並說「中國部隊準備堅決完成既定任務」。11月戰役的參戰各方在2月9日在加爾各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確認了這次戰役。這次會議中國方面的與會者是何應欽和宋子文，英國方面是迪爾和韋維爾，美國方面是阿諾德、薩默維爾、比斯爾以及史迪威。「一致同意了。」韋維爾這樣總結說。現在要做的只在於雨季一旦結束就「盡最大努力」準備戰鬥。 史迪威很高興，因為這些來訪者可以親自看看「中國政府的操作方式」和這些他要與之打交道的人——他是指蔣介石和何應欽。阿諾德走時對他說：「你真應該得到一個桂冠」，並在後來的信中說：「親愛的喬：你要做的工作真是混賬……什麼時候需要幫助只要說一聲。」 結果是陳納德先吱聲了：由於駝峰上的運輸實際限制很大，他的作戰仍然很受限制。這時從駝峰每月運送約3000噸物資，其中大部分被史迪威用作訓練和裝備Y軍以備發動緬甸戰役，只有一小部分給了空軍。陳納德對此大為不滿，為了促進事態發展，還授意報刊發表文章，此外，這種不滿還通過艾爾索普這個私人途徑到達了霍普金斯在白宮的辦公室。艾爾索普是個具有煽動性見解的人。他是羅斯福的親戚，是華盛頓知名的政治專欄作家；他本人相信飛機是終極武器，1941年曾擔任陳納德的公共關係助手並對陳納德推崇備至。幾個月後他在香港被日軍逮捕並遣送回美國。之後，通過霍普金斯的關係，他被任命為《租借法案》的駐重慶代表並於1942年12月去中國。羅斯福當時曾寫信給艾爾索普說希望跟他一起去看看陳納德，並提出另一個辦法是陳納德到華盛頓來。總統似乎更相信私人使者而不是官員的報告，而艾爾索普作為私人使者是很合適的。他能書善寫，擅於鼓動和說服，雖然對局勢一知半解，但顯得很有主見和見地。據霍普金斯的傳記作者說，艾爾索普的大量來信「毫無疑問地影響了」霍普金斯。 阿諾德 艾爾索普的報告聳人聽聞。他還沒有到達中國就根據和回國的飛行員的談話告訴霍普金斯說，美國空軍在中國的處境是「一個國家的悲劇……一個國家性的醜聞……讓總統、軍隊和整個國家蒙羞」。不到兩個月，艾爾索普就要求被召回親自匯報。到了重慶後他去看史迪威，這次會面後史迪威就開始在日記中稱他為「Alslop」[2]。不到兩個月，艾爾索普帶著中緬印戰區的解決方案回到美國，給霍普金斯提交了一份21頁充滿激情又富於說服力的報告。報告的核心是，發動緬甸戰役是在發動「輝煌的、危險的、結果難料的」地面戰鬥，忽視了「在空中可以輕易取得的輝煌戰績」。 艾爾索普的解決辦法就是撤掉史迪威，這個人「不了解並嚴重低估」空軍力量，其用陸軍解決的方法「對我們來說結局很可能是一種災難」，史迪威是個「傲慢、狹隘和老派的墨守成規的步兵」。他說，史迪威對中國人的態度是居高臨下的。他完全錯誤地認為，史迪威的訓練計劃是為了「讓美國人代替中國人擔任戰場指揮」。不過艾爾索普有一點說對了，那就是戴笠的特務們將史迪威那些輕蔑的語言匯報給了蔣介石。蔣介石得出結論說，因為史迪威在壓制空軍的作戰能力，而且很明顯，只要馬歇爾還是總參謀長，史迪威就要繼續控制物資，那麼就得把史迪威調離。 事態發展為反對地面進攻提供了支持。英軍試圖奪回緬甸西海岸的實兌，但是被日軍擊退，並在之後遭受了一系列挫敗，這大大影響了士氣。這個結果使得安納吉姆計劃前景黯淡。在丘吉爾看來，反攻緬甸無異於「一根毛一根毛地吞食一頭豪豬」。羅斯福也開始同意他的看法，並向馬歇爾建議也許應當放棄安納吉姆計劃，因為這跟準備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相衝突。這樣就有更多理由將戰鬥的負擔轉給陳納德，那麼為了能使他有效地戰鬥，就要給他足夠的支持。羅斯福對這個想法很感興趣，因為這是在中國戰區顯示美國戰鬥積極性的最容易、最直接的辦法，這對於美國承諾將主要的戰鬥力量用於對德作戰也是個彌補。不管怎樣，羅斯福喜歡給那些有強烈想法的人機會並看看結果怎樣。他決定不理睬阿諾德對陳納德不大熱情，並準備否決陸軍部給中國提供物資要求有補償條件的做法，不過他沒有堅持調離史迪威或者取消史迪威對租借物資的控制權。 羅斯福的決定跟其他很多複雜的戰時決策一樣是個折中的辦法。3月8日，他要求為陳納德另行建立一支空軍隊伍，它獨立於比斯爾管轄的第十航空隊，但仍在史迪威的控制範圍內。羅斯福向蔣介石表示將使戰鬥機的數量達到500架，並將無條件每月提供1萬噸物資。然而在美國陸軍部的堅持下，羅斯福又提醒蔣介石通過空運無法滿足物資運輸需要，必須開通地面運輸線。羅斯福向馬歇爾明確表示，雖然他「仍然對緬甸戰役抱有希望」，但他想在1943年把重點放在陳納德的空軍作戰上。機場的建設和改進將「竭盡全力」，陳納德所得物資的份額要「真正滿足他的戰鬥需要」，在每調撥4000噸物資中至少分給他1500噸，如果調撥超過4000噸就給他2500噸。陳納德要在「史迪威許可」的條件下對其作戰和戰術有「完全控制權」，這顯然是不可能同時滿足的條件。 促使總統做出這個決定的是政策而非戰略。他專注的並不是想在空戰和陸戰之間做出什麼歷史性選擇，而是致力於想把中國看成大國的想法。支持陳納德正是中國的首腦想要的，而史迪威堅持要改革中國軍隊的想法卻破壞了這種大國形象。羅斯福基本上對「增強中國部隊的戰鬥力」的使命不感興趣，因為他也跟那些習慣於中國勝利戰報的美國人一樣，覺得沒有這個必要，特別是史迪威所推行的軍隊改建是違背蔣介石意願的。在這方面總統的直覺是對的，儘管他提出的理由未必正確。從根本上說，軍隊改革不可能違背其統治者的意願；要改革它就必須先改革它所置身其中的社會。更讓羅斯福不安的是，作為同樣的統治者，他對「花生米」之類的稱呼感到反感。他覺得蔣介石也應該得到跟自己一樣的尊嚴，也許考慮到蔣的困難境地，他甚至需要更多的尊嚴。 在寫給馬歇爾的一封著名的信中，羅斯福解釋了為什麼要否決陸軍部的決定。他引用了史迪威的一封要求對蔣介石要語氣更加嚴厲、要求他有更多承諾的信，並認為這種方式「大錯特錯」。蔣委員長是國家元首和總司令，「人們不能對他厲聲說話或者要求有更多承諾，正如不能這樣對摩洛哥的蘇丹一樣」。蔣介石是通過個人奮鬥才「成了四萬萬人民無可爭議的領袖……並在很短的時間裡在中國造成了我們花了一兩百年才促成的變化」。 這封信的辭藻原不是為了公開發表的，因此它顯然代表了美國的幻想。儘管像史迪威說的，中國人民有忍受亂政的「巨大凝聚力」，而且文化的統一性要遠比美國的久遠和強大，但羅斯福認為國民黨經過十五年的艱苦卓絕的奮鬥便達到了像美國一樣的國民凝聚力，這只能是一種幻想，而且是有害的。這使得美國的政策的基礎岌岌可危。 美國航空志願隊（飛虎隊）標誌 美國第十四航空隊標誌 對蔣介石的軍事表現所產生的類似幻想也讓史迪威一直惱怒不已。中國部隊在允許的範圍內確實在奮力保衛國家，但是每天有關在薩爾溫江前線「奮起反攻」並「重創敵人」的戰報，按照史迪威的估計，90%都是假的；然而這些戰績在美國卻廣為傳播。史迪威在寫給馬歇爾的信中說：「這當然讓我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了。如果中國部隊很有戰鬥力而且領導有方，那麼還要我來這裡幹什麼？」他仍然認為，只要給他充分權力要求中國為取得按《租借法案》提供的武器做出讓步，那麼他就可以要求對部隊進行改革。他認為這是關鍵所在，並不遺餘力地說明這一點。他毫不懷疑，有美國的物資和經驗，再通過他這樣受過軍事訓練的出色專業人士的指導，那就可以達到想要的結果。他也有幻想。 在給總統的覆信里，馬歇爾基本上解釋了史迪威為什麼想改革並要求提供地面力量。他解釋了空中力量對地面的依賴，因此史迪威提高中國部隊戰鬥力的訓練計劃是必要的。「一旦我們的空軍打擊了日本人，他們就會向我們反撲」，而保護機場的任務就落到了中國軍隊的身上了。「這是最最重要的地方……我們必須現在就著手準備。」他指出，設在浙江的原來準備用於轟炸東京的基地已經被日軍地面部隊所摧毀，現在仍未修復。為了加強對日軍的空中打擊，開闢一條通過緬甸的陸上供給線是必需的，而這也有賴於中國的地面部隊。他還強調指出：「我們要充分調動中國軍隊在這場戰爭中的潛力，就必須改變中國軍隊戰鬥力低下的狀況。任何代表美國利益派駐到這個戰區的代表的首要目標便是矯正這種情況。」 馬歇爾的最後一句話涉及了政策領域，而他的說法並不是總統的政策。羅斯福並不想違背中國領袖的意願而堅持要求調動中國軍隊。他反對對提供物資要求附加條件，因為他相信通過這種方式得到的承諾都是不會被實現的。他傾向於同意蔣介石對陳納德計劃的明顯支持，尤其是他也相信日本的商業運輸線是其薄弱環節。至於防護機場，陳納德曾經說飛機可以幫助中國軍隊防護機場，至於所需的飛機數量他給出的數目並不一致，有50架、100架和150架不等。 根據總統命令，3月11日陳納德的第十四航空隊建立，陳納德也被晉升為少將。儘管意見被否決了，美國陸軍部也很快行動起來。由於擔心陳納德的晉升會減少史迪威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影響力，作戰處提議授予史迪威一枚最高榮譽軍團勳章[3]，目的是「想方設法讓中國相信史迪威將軍完全受到美國信任」，而且「我們」認為他是有關中國事務的「主要裁奪者」。馬歇爾3月16日同意了對史迪威將軍的授勳，但此事又就此打住了（儘管不是永久的），因為羅斯福更想讓蔣介石成為接受這種勳章的第一個外國人，而如果史迪威同時接受同樣的勳章，蔣介石對勳章就不會那麼看重了。 馬歇爾通過一定途徑向史迪威轉達了羅斯福對史迪威未能像對待摩洛哥的蘇丹（為了便於發報他改蘇丹為「部族首領」）那樣對待蔣介石所隱含的不滿。之後史迪威的日記中時不時地使用了「部族首領」這個詞。 自從在12月那個黑色星期五蔣介石取消了緬甸戰役之後，史迪威一直致力於組織、訓練和裝備Y軍，準備在來年11月重新發起進攻。這個計劃包含兩個部分：使各師滿編以及訓練軍官。史迪威看中的陳誠被任命為Y軍的總司令，選定了中國參謀官和美國教官，確定了30個師，在昆明建立訓練學校的具體事宜已經安排好，並得到了雲南省長龍雲的同意，學校就定在4月1日開學。訓練計劃進展緩慢、困難重重，但是藍姆伽證明了事在人為。駐藍姆伽第三十八師的一個團已經先行進入緬甸北部，在築路隊前面擔任警戒。約翰·戴維斯在3月預計說史迪威「可能真能幹出一件似乎不可能的事情——讓中國人重新對日本人發起進攻」。 現實條件並不理想。為30個師選定的11個軍均不滿編，總共缺少18.5萬人。他們的武器數只有正常裝備的50%，而且其中有一半由於缺少關鍵部件而無法使用。按照史迪威跟中國軍政部商討的日程應該提供補充人員，但儘管軍政部屢屢保證，卻始終未能兌現；有時候補充兵源在刺刀威逼下零星來到，但這些人情況很糟，往往需要五到六周的特別安排，在此階段他們一日三餐，第一周主要是睡覺和短途散步，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夠接受訓練。在去徵兵站的途中這些被征者沒有吃的東西——他們為了活命只能拿著槍到村子裡搶，這讓村民們更加憤怒，生活也更加痛苦。由於預計到會有減員，往往會額外徵兵。史迪威曾經寫道：「何應欽預計補充兵力有三分之一會死去或者在路上逃跑，而他對這種局面安之若素。」在1943年中國軍隊的被徵士兵中有44%由於死亡或者逃跑而損失掉，換句話說在總數為167萬的部隊中共失去75萬名士兵——這是「對中國領袖們的無情控訴」。 儘管困難重重，還是時不時有讓人振奮的地方。史迪威在3月23日寫道：「一切順利。已經下令讓補充兵力報到。所有徵兵將在4月底開始，估計在5月底能夠加入隊伍……3月24日。蜜月在繼續。多恩接見了坦克部隊的士兵，一切都跟我們預想的一樣……百分之百地同意……白崇禧昨天來到，主動提出幫助。他現在想看看藍姆伽了。何應欽演講中提到了藍姆伽，說好極了！」在給史汀生的信中史迪威寫道，他正得到中國軍械和交通部門的「大力協助」，「醫療設施是迄今為止中國軍隊中最好的」。 艱難行進 組建昆明訓練中心的最初目的是為了對450名軍官進行步兵訓練，對300名軍官進行炮兵訓練，並對150人進行通信科和醫療訓練。多恩上校任參謀長，阿姆斯上校（不久晉級為將軍）任訓練計劃主任，包瑞德上校任中心的執行官，而自緬甸戰役開始就一直擔任史迪威聯絡官的曾士奎則是中國方面的執行官。訓練中心有各種建築、射擊場、教員以及各種設備，但是學員數目一直不夠，因為中國軍方未能提供足夠的人來。炮兵科開學時只有87名軍官而不是300名——整個1943年，炮兵科的人數只能達到預定人數的25%，而步兵科的人數只能達到預定人數的60%。參加訓練的人很多人不是軍官的料，但也有很多熱情很高，學得也很快。一個美國教官說：「他們學得很快。這真是一段奇妙的經歷。我從來沒有看到美國學員也能夠這樣學。」 開學不久，23名翻譯就舉行了罷課；這些軍官學員由於通貨膨脹深受其苦。曾士奎上校給一個美國朋友展示了這些事情在中國是怎麼對付的。他把彈藥發給一個排的學員，讓他們防守翻譯官的營地，並指示他們一旦有人離開營地就開槍，去吃飯也不行。翻譯們次日捎話說他們願意談判，然後曾士奎讓全副武裝的衛兵把他們帶到他的辦公室，他的桌子上放著一支上了膛的手槍和一份事先準備好的聲明，並讓每個人在聲明上簽字確認他們對薪餉表示滿意，否則「我就打死你們」。這些翻譯回去工作之後，曾士奎跟那個美國人解釋說，在淞滬會戰中，自己曾經不得不槍斃了9名軍官，因為「他們嚴重誇大了戰術和後勤狀況，以至於我無從決策」。後來替補他們的人「都能盡職工作」。他並不為這些措施而得意，但是認為在中國軍隊當前的情況下這是唯一奏效的。 幕後的鬥爭仍在繼續。史迪威認為陳誠將軍是在真正配合，但是軍政部在拖他後腿。「何應欽意識到如果陳誠成功了，他將一舉成名，而何應欽自己將被人忘掉。因此何應欽對訓練不順利表現得很平靜，也許他自己就在積極破壞呢。」此外，何應欽還擔心把中央軍屯兵雲南會引起龍雲的反感。史迪威寫道，「雲南的鴉片貿易仍然很盛」，而「我們出現在這裡將會影響這種大規模的走私勾當」。龍雲籌集資金的辦法五花八門。有一次，他命令這個地區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兩輪車必須裝上橡膠輪胎，然後他打開倉庫出售他在滇緬公路通行期間罰沒的走私橡膠輪胎。那以後他又通過法令對所有有橡膠輪胎的車子徵稅。 在緬甸另一邊的利多，築路工作艱難地緩慢推進，要克服的困難包括地形和像駝峰那樣劇烈的天氣變化。到處是高山、峽谷和急流，由於樹木和藤類密布，無法在陸地上進行準確測量，而年降雨量可達150英寸（381厘米），雨季有時的降雨強度可達每24小時14英寸（約35厘米）；泥潭、水蛭和瘧疾是時時刻刻面臨的危險。過去一年試圖通過伊朗、阿富汗和西藏另行開闢通往中國的道路，但是勘探表明都不現實，這樣唯一的選擇便是胡康山谷了。日本人沒有占領緬甸最西北角，但經常有傳言或者有人發出警報說看到了日本人。威勒將軍作為一名工程師，不同意修建這條公路，不過他還是為每一英里道路設計了13個涵洞，以便於大雨積水時可以溢洪。包括一個旅的黑人部隊的美國工程兵跟英國提供的印度勞工一道開始修路。最終參與修路的共有8萬人，其中5萬人是美國人，其餘的是中國人和印度人。這條小道到預計將要展開戰鬥的新平洋共計103英里（約165千米），威勒希望能在6月前完工。天氣好的時候，每天能鋪設3/4英里（約1.2千米）的單車路面，包括讓車道。1943年2月28日，先頭部隊在距離利多43英里（約69千米）的地方穿過了邊境線並豎起了一個指示牌，上面寫著：「歡迎來緬甸！這裡通向東京！」曾在藍姆伽陪護中國軍隊的西格拉夫博士和他的醫療隊，現在又沿著難民走過的小道往回走，每個水坑或者斜坡下面都有一堆堆骷髏，骨頭上還剩有一些衣服碎片，有平民的衣服也有軍服，既有英國人的，也有印度人和緬甸人的，這些殘骸遺物都見證了一年前那場可怕的大逃亡。 由於遇到各種麻煩，穿過國境線後工程進度慢了下來。5月11日雨季到來時，只從邊境線延伸了4英里（約6.4千米），而雨季的到來更增加了難度。 從2月到4月的時間裡，史迪威一直在奔波之中，從昆明到利多，再到阿薩姆邦的查布瓦（空中運輸隊的總部），再去藍姆伽、德里，再回到重慶，不斷地視察，會晤，聽各種抱怨，確定該優先做的事情，跟盟友商談並敦促他們行動。他到查布瓦事先沒有聲張，想親自去看看檢驗報告說地麵食堂情況非常糟糕是否屬實；這是空中運輸隊又一樁讓人頭痛的事。用餐條件之糟糕已經是盡人皆知的醜聞，但高級軍官因為可以到別處吃飯而對此不管不顧。在跟列兵一道排隊並坐在骯髒的板凳上一起吃完「泔水」後，史迪威宣布說：「好的，孩子們，讓他們來嘗嘗吧。」頓時，食堂里士兵們開始用食物和鋁盤四處亂扔，桌子也被推翻。史迪威然後叫來指揮官說「這就是你的食堂」，並告訴他不管什麼時候，史迪威下次再來到這裡視察的時候，如果這兒的情況還不像樣，這名指揮官就會被撤職送回去。 回到重慶又是「文件和鬱悶」，還去蔣介石宅邸吃了飯：「只是家常便飯，也沒有繁文縟節，可是氣氛，嗨！面對高高在上者誰也不敢說話或者發表意見……從他們僵硬的姿勢和緊張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每個人都汗流浹背。」3月19日是史迪威的60歲生日，他「挨過了這可怕的一天」，沒給家人寫信。 無論何時何地，史迪威總是喜歡隨手寫下字條和備忘錄，記錄下尋求解決辦法時不斷思索的過程。「攻下一個港口讓美軍在華南登陸？跟華南中國軍隊連成一體。邀請紅軍加入……我在中國的使命結束了嗎？」 「蔣介石是個瞎子……解決辦法——重開這條道路？做什麼用？如果讓蔣介石處理物資，這意味著為國民黨囤積物資罷了。」 「蔣介石並不自由：各戰區指揮官，政治影響，紅軍問題。不願意（不能）重組。」 他對自己的處境也有評價：「無從操縱。」有些筆記是有關他讀過的書的：華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mann）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拉鐵摩爾的書，以及其他一系列有關中國的書。一篇5頁的有關中國局勢的論文，一篇關於「印度問題」的論文，還有一些筆記是有關東方，租借物資，蘇聯士兵，道家清淨無為的教義，跟英國關係太近的危險，以及美蘇成為戰後大國的問題。 自3月起，日本人再次沿長江對華中的主要產糧地湖北、湖南發動進攻。其軍事意圖並不確定，但似乎是為了奪取宜昌；宜昌是通向重慶的天然屏障——三峽開始的地方。何應欽堅持認為此次行動是為了奪取重慶，並挫敗盟軍進攻緬甸的計劃。他想把Y軍調去防守重慶，而史迪威認為這正中日本人的下懷，因為日本人對雲南出現的這支部隊感到日益不安。4月19日，史迪威「跟委員長舉行的會談糟透了……譏諷和抱怨……講到反攻以及『士氣低落』。看他（蔣介石）的舉動好像是嚇壞了」。後來何應欽還是從Y軍中抽調出了兩個軍和7萬人的後備隊，這使得訓練計劃再次耽擱。更大的損失是調走了陳誠，蔣介石命令這個湖北的戰區司令回到本省抵抗日軍對湖北的進攻。 4月份，來了後來史迪威所說的「華盛頓的著名召喚」。蔣介石在「陳納德的幫助下突然靈機一動」，這次召喚就是這靈機一動的直接後果。陳納德得到獨立後並沒有解決其存在的問題。總統允許他可以優先得到物資，但是在具體實施上並沒有做明確指示，結果他並沒有優先得到供給。史迪威仍然控制著經駝峰空運的物資，因為他正在致力於讓Y軍準備參加各方已經同意的緬甸戰役，他仍然把3/8的物資給空軍，剩餘的5/8則用於地面部隊和其他用途。這包括給中國小型武器軍工廠的物資以及成噸的紙幣；由於中國缺乏造紙廠和原料，這些紙幣在海外印好後空運進來，以滿足通貨膨脹所造成的對紙幣的巨大需求。 蔣介石被日本人的進攻嚇壞了，認為第十四航空隊必須發起一次大的攻勢，因此他要求羅斯福把陳納德召回華盛頓，這樣總統就可以繞過史迪威直接跟他商量。羅斯福很樂意這麼做，因為他自己也有這樣的想法，但馬歇爾想讓史迪威也回國跟總統解釋情況。馬歇爾立即警告說，一個盟國干涉美國的指揮體系可能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他建議，可以同時召回史迪威來解決這個難題，這樣他們兩位將軍就可以都參加5月即將召開的跟丘吉爾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會議。因此史迪威和陳納德一道於4月23日離開中國，並於4月28日到達華盛頓。媒體對任何有關中國的事情都必然欣喜萬分，而這也推及到了回來的喬大叔身上。在《紐約時報》的社論中他成了在重慶廣受人愛的使者：「包括蔣委員長人人都喜歡他。」 跟專程到華盛頓來看他的妻子溫妮團聚之後，史迪威首先拜訪了馬歇爾和史汀生。他們告訴他次日要去白宮，在那裡他需要向總統解釋為什麼不該發動蔣介石和陳納德所提出的大規模空戰。陳納德帶回華盛頓的計劃要求發動一次為時半年的戰鬥，奪回日本的制空權，同時對江河和沿海的船隊展開轟炸，並逐漸擴展到中國南海，到年底轟炸日本本土。為了滿足這次計劃，他需要在5月和6月得到所有的空運物資，從7月到9月每月要4700噸，之後每月要7000多噸。 美國陸軍部反對這個計劃，認為不夠成熟，因為除非有緬甸陸上攻勢的配合，這個計劃將會激起日本人摧毀中國境內的所有機場，此外還會進攻阿薩姆邦基地。當時蔣介石向羅斯福「個人擔保」說，如果敵人要進攻空軍基地，那麼這種行動會「被現有的中國地面部隊阻止」。 史迪威特意準備了一個備忘錄，記下了要跟總統說的東西。除了重申了馬歇爾給總統的信里所說的為什麼要重新攻取緬甸並提供中國部隊戰鬥力之外，他還著重講了亞洲戰場的巨大空間，並堅持要有「總戰略計劃」，這樣可以將中國未來的戰鬥跟西南太平洋的戰役連成一體。他從來沒有放棄這個希望，那就是美國陸軍會在中國參戰。備忘錄還解釋了為什麼不應該發動空中打擊，並預計，如果日軍像在浙江那樣對空軍基地發起一系列進攻，那麼中國部隊跟那時一樣也不可能阻止他們。這就是他訓練60個中國師計劃的必要性，同時也說明了為什麼需要開闢一條通過緬甸的陸上供給線。這些論點中肯有力，可是在真正說明的時候卻被搞糟了。 次日，也就是4月30日在白宮的時候，史迪威無法把自己的論點有力地向羅斯福表達出來；相反，根據馬歇爾的說法，他彎腰駝背，頭低著「咕噥地說了些中國不抵抗之類的話」。羅斯福看他這種神態，藉機說他是不是生病了，並問馬歇爾一個病號是不是應該解職養病。馬歇爾回答說，這個「病號」的體質比白宮裡任何兩個人加在一起都要好；然而馬歇爾很不高興，感到失望。史迪威後來說他意識到自己讓馬歇爾失望了。 當時妨礙史迪威的是這種感覺，那就是如果要為自己的計劃辯解，那麼他就是在自我吹噓。從史迪威的性格來說他不想這樣。當時在《名人錄》中有關他的介紹詞條只有短短6行說明（而艾森豪威爾有15行，巴頓有33行，麥克阿瑟有55行）。對他來說，反攻緬甸和提高中國部隊的戰鬥力都是觸及他感情深處的東西，結果這讓他緘口不言了，特別是在他看來，這兩件事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跟克黛莉亞[4]一樣，他不想說那些無須解釋的東西。他對總統有些敵視，同時意識到總統對他也有些不友好，這也產生了一些影響。羅斯福顯然傾向於滿足蔣委員長的願望，同時對蔣介石和陳納德有些華而不實的看法，顯然在想方設法試驗一下空軍，這些都讓史迪威變得啞口無言。要敷衍他瞧不起的見解，他沒那麼世故也沒有能力，而他又偏偏很容易瞧不起人。他本可以向羅斯福解釋，蔣介石的「個人保證」不過是中國人的應景話罷了，但是他沒有解釋。他用筆表達得很好的東西卻無法口頭說明：建立一支有效的地面力量意義深遠，這遠比「缺乏基礎的空戰」對中國更有利——「沒有根基的空戰在我看來毫無價值」。 那天晚上他和溫妮以及麥克勞埃（John Jay McCloy）夫婦應邀去陸軍部長史汀生家裡晚餐的時候，他很輕鬆地把情況向史汀生說明了。談到上一次大戰的時候，這三個人發現他們差不多同一時間都在朗格勒。為了竭力使史迪威的論點，也就是陸軍部的意見得到接受，史汀生特意給羅斯福打電話說「我對史迪威欽佩之至」。他試圖儘可能地打消總統對史迪威的顧慮，添油加醋地說上次大戰「我和他在郎格勒是同學」，打完電話後又寫了封信給羅斯福，回憶當時他為什麼要選擇史迪威去中國：「我們有意派他執行這場戰爭中最艱難的任務……過去幾天裡他已經讓我相信，他是我所認識的人中唯一能夠勝任這個工作的。」 這也無濟於事，因為羅斯福在5月2日已經通知馬歇爾，他認為無論如何不能再拖延空戰計劃。日本人沿著長江進攻，再次激起了此前屢次出現的對中國將要崩潰的擔心，而蔣介石的確感到了恐慌，更加劇了擔心。羅斯福跟霍普金斯及其參謀長聯席會議說：「蔣介石已經岌岌可危，他的整個政府有可能崩潰。」他決心無條件地竭盡全力幫助蔣介石，因此儘管他完全信賴馬歇爾，他決定否決自己軍事顧問的意見。他告訴馬歇爾說「他自己必須在政治上支持蔣介石」；他同意必須保證Y軍的需要並會「就此與蔣介石交涉」，但是陳納德必須得到優先考慮。他同意修改過的安納吉姆計劃，該計劃只在緬北，不包括攻克仰光的目的，但這跟空戰相比也只能居於次要地位。 馬歇爾把總統的這項計劃告訴了史迪威，對此史迪威的結論是，這個決定是基於「對蔣介石的個性、意圖、權威和能力的錯誤理解」之上的。他私下認為蔣夫人「完全蒙蔽了羅斯福」。蔣介石的政府是「孤家寡人的玩意兒。國民黨只是他的工具。蔣夫人是他的門面。愚蠢的美國輿論是他的槓桿。我們都被他騙了」。 安納吉姆計劃的命運以及遠東的未來戰略仍然有待於在即將舉行的代號為「三叉戟」（TRIDENT）的正式會議上確定。這是目前為止最大規模的戰略會議，同時也是中緬印戰區作戰指揮官首次參加的會議。韋維爾、史迪威和陳納德都是受人關注的焦點，不過主要的問題仍然是有關歐洲戰區的。需要在英國人所傾向的地中海行動方案和美國人所建議的橫跨英吉利海峽作戰方案之間做出選擇。作為談判的籌碼，美國時不時地威脅說要用「太平洋戰」代替歐洲戰役。在遠東問題上，丘吉爾一如既往首先考慮的是政治目的，並坦率承認希望「繞過」緬甸，贊成採取行動最終奪取新加坡，因為「只有奪取新加坡才可以恢復英國在這個地區的聲望」。這並不是美國的目標。羅斯福和美國軍方儘管在手段上看法不一，但都認為作戰目標應當是能夠使中國成為對日作戰的基地。 英美兩國在這個戰略問題上出現了根本分歧：美國出於政治和戰略上的雙重需要，希望幫助中國；英國不想這樣做。把中國設想為戰後四大國之一對英國並無吸引力。他們並不想看到戰爭結束後由中國占據日本的強國地位。那樣的話，英國的國旗就不會長久飄揚在香港的上空。他們也不像羅斯福那樣認為中國沒有侵略或者帝國主義野心。中國憑藉西藏可以威脅印度和外蒙古，此外還有緬甸北部——儘管沒有公開承認。正如為籌備三叉戟會議訪問美國的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對羅斯福說的，自己「不喜歡看到中國人在太平洋跑來跑去的」。另外，艾登還預計中國在戰後會發生革命，對此英國非常平靜，因為這會使中國分裂和虛弱。 在三叉戟會議上面對美國提出的解除對中國的封鎖問題，韋維爾及其參謀還是很悲觀。他們不想把資源用於安納吉姆計劃和開闢通往中國的陸上線路，相反，他們跟羅斯福一道反對美國陸軍部計劃，傾向於投入更大的力量來支持駝峰航線和空運。以海軍上將金為首的海軍則跟馬歇爾站在一起。根據金的一位助手說，如果金髮起脾氣的話，「他甚至敢跟羅斯福大幹一場」。金強烈感到，如果有軍需品和設備的話，中國人是可以用來抵抗日本人的，因此他傾向於重新奪取緬甸，並且用他的話說「不斷努力通過海上到達中國」。由於持這種觀點，他「對史迪威一直信任有加」。 羅斯福支持陳納德的戰略，這讓馬歇爾很惱火。在同總統打交道時他竭力公事公辦，羅斯福開玩笑時他也不笑，在其他人笑的時候只有他板著臉坐著。他有意這樣做是為了表明，他們所同意的事情都是正式的陸軍部意見，不是可以「揮揮菸嘴」就可以推翻的。實際上，馬歇爾本來就是個一本正經的人，據說史迪威是唯一管他叫喬治的軍官；而當他發怒的時候更是冷若冰霜。他在中國問題上的惱怒甚至殃及了霍普金斯，儘管在其他事情上他們兩個都是相互尊重的。到了開三叉戟會議的時候，他們在中國問題上的分歧已經很大，已經發展到見面不講話的地步了。馬歇爾後來說，他跟霍普金斯之間唯一一次嚴重的爭執就是因為陳納德而起的。馬歇爾認為陳納德不能獨立擔當指揮，因為正如他跟羅斯福說過的，雖然陳納德「可能是個戰術奇才」，但是他對後勤保障一竅不通，而且他「很多年來一直受僱於中國政府，因此受到蔣介石很深的影響」。他瞧不起陳納德玩弄花招，並曾當著他的面說不信任他。戰後馬歇爾對軍事史學家談起陳納德時，「就會對他拍案申述一番」。他非常討厭艾爾索普，知道是他說服宋子文退出緬甸戰役，因此馬歇爾對他有些非常刻薄的話也就毫不奇怪了。由於總統的兩個最重要的顧問——政治顧問霍普金斯和軍事顧問馬歇爾——之間在中國問題上分歧太大，根本無法對此討論，結果總統也就只能自行決定了。 霍普金斯 史迪威在家裡只待了短短的五天（「在卡梅爾待一個小時勝過在中國一年」），然後在5月14日回到華盛頓開始討論安納吉姆計劃。長桌旁那些威風凜凜的英國軍官們的調子就是「不行，不行，不行」。英國代表為首的是帝國總參謀長艾倫·布魯克爵士。這個皮膚很黑的矮個子不招人喜歡，他討厭美國人，美國人也討厭他。他正是那種可以刺激到史迪威的人。史迪威曾經津津有味地寫自己「跟布魯克打得難解難分，讓金高興得不得了」，不過兩個人的頂撞只是在一些具體事情上，而非總體戰略上。當會議轉移至白宮，面對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的時候，史迪威的辯才又不見了。馬歇爾為此非常不快。史汀生聽完史迪威的報告後泄氣地寫道：「史迪威噤若寒蟬，顯然給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史迪威自己也在日記中寫道：「很難說出自己想說的東西。」 即使他像西塞羅那樣雄辯也無濟於事，因為羅斯福和丘吉爾都反對將主要力量投入安納吉姆計劃所指的緬甸戰場。金上將堅持認為該計劃是不可避免的。丘吉爾說他不想僅僅為了安撫中國人而干「傻」事。這時史迪威倒是站出來，說英國和美國都曾保證今年發動緬甸戰役。有一次正式會談之後的討論中，對蔣介石個性饒有興趣的總統問史迪威和陳納德，蔣介石是怎樣的人。史迪威的回答是：「他搖擺不定，是個詭計多端、說話不算數的靠不住的惡棍。」而陳納德則讚揚說：「總統先生，我認為蔣委員長是當今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軍事和政治領袖。他從來沒有違背過對我的承諾。」 會議在爭執中又進行了一周，此時中國人坐不住了。蔣夫人在會議期間仍然住在白宮，這讓羅斯福頗為不快。她拜訪了她夠得著的職位最高的官員麥克勞埃，堅持要求美國方面完全滿足蔣介石的要求。她說他畢竟是中國戰區的總司令。現在剛回到華盛頓的宋子文在三叉戟會議上陳述中國的觀點時也說了同樣的看法。他還明確表示，除非攻下仰光，否則蔣介石不會參加緬甸戰役，還說除非全力解救中國，否則中國只能跟日本單獨媾和。羅斯福在會議上說，他認為這並非聳人聽聞，並說盟國「不應陷入要為中國的崩潰負責任的地步」。 對於應當採取何種軍事行動爭論很激烈，最後，受到英國軍方支持的羅斯福的意見占了上風；羅斯福贊成把主要力量用於加強駝峰運輸。最後安納吉姆計劃被擱置，沒有做出任何決議。這個計劃僅僅停留在紙上，以後的每次會議都會被重新提及，又重新擱置。陸軍部堅持認為僅靠駝峰航線不可能運送更多的物資，除非重新奪回密支那，這樣可以縮短飛行距離，況且本來也必須要有通往中國的陸上運輸線。這樣一來，奪取緬北的戰役得以倖存，並專門有了個代號——「魯莽漢」（SAUCY）。陸軍部同意，為了準備這次戰役，自7月起每月通過駝峰運送7000噸物資，並在9月份達到1萬噸。總統曾經明確指示自7月1日起陳納德將首先得到每月物資中的4700噸，而剩下的2000噸將用於「包括地面部隊在內的所有其他用途」，其餘300噸仍給空軍。 所謂用於「所有其他用途」的2000噸，意味著在滿足「其他用途」的需要後給Y軍的實際上只有每月500噸。史迪威的結論是：「他們實際上讓我無法準備Y軍，可是同時還要將Y軍用於緬甸北部的作戰……」然而在三叉戟會議後以及任何其他時間，他都不曾要求過解職。儘管所有的方式都被拒絕，所有的論點都對他不利，但他從來沒有放棄過這種信仰，那就是他將成功收復緬甸。正如羅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所寫的，史迪威的戰區的要求是排在最後的；儘管除了艾森豪威爾和尼米茲（Chester William Nimitz）之外的任何指揮官都認為自己是最受冷落、待遇最差、最受矇騙的，但是「最有權這麼想的莫過於史迪威了」。他要對付印度指揮部的失敗主義情緒和中國的消極抵抗；他自己的總司令以及自己所受命服務的司令要求將他撤回；他要求派遣美國部隊和要求授予他權威以對提供的物資提出條件的主張均被拒絕，連自己的物資也被轉給了空軍。他常常把他到重慶的使命描述為「剷除糞堆」。然而，或者是出於責任感或者是為了證明什麼，或者是兩者兼而有之，他從來沒有流露出自己不想再去中國的意思。 他被人稱為「中國的麥克阿瑟」，在華盛頓時經常受到媒體的採訪和官員的諮詢。他會晤的人包括赫爾、霍恩貝克、居里、戰略情報局的多諾萬（Donovan）上校，並在國會山跟參議員拉·佛萊特（La Follette）、康納利（Connally）、道格拉斯（Douglas）等人進行了兩場「非常滿意」的會晤。他利用這個機會竭力讓美國人知道中國問題的真相。經過戴維斯的安排，《華盛頓郵報》的發行人尤金·邁耶（Eugene Meyer）邀請他和6到8個有名的記者共同進餐；吃完飯後又來了20來個客人聽他講話。當面臨想聽他說話的聽眾時，史迪威總是很健談；史迪威毫不客氣地直率地說出了他所面對的局勢，之後他又請戴維斯談了政治方面的問題。從此之後，媒體對中國的理想化描述開始出現裂痕了。之後史迪威還數次將戴維斯派回美國，讓媒體了解發展的情況。 在華盛頓時，另一個很想聽他的意見的人就是丘吉爾。他曾邀請史迪威到英國大使館談話，按丘吉爾的話是為了「了解一下」。史迪威在三叉戟會議上曾經談及的一點是韋維爾的失敗主義和印度部隊的消極情緒，對此陸軍部長史汀生曾坦率地提醒丘吉爾注意。史迪威在見丘吉爾之前，史汀生曾經指點他怎麼才能「讓自己的話有分量以及怎樣才能不怕他」。會談時，史迪威覺得丘吉爾是在認真聽他說話，結果這次他說得很好，而且他的見地給丘吉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讓他驚訝的是，對於英國人在印度辦事不力這一點丘吉爾完全同意，而且實際上已經決定替換韋維爾以及他的高級指揮官。這就是丘吉爾「仰慕並喜愛史迪威將軍」的開始。 在中國，隨著日本在4月和5月的進攻，政府開始出現恐慌。據說有一次蔣介石在盛怒之下，抓起茶壺向帶來壞消息的人砸去。史迪威從自己在中國的參謀那裡得知，「宜昌情況危急」並命令赫恩「做最壞的打算」，同時還要比斯爾從印度派遣40架追擊機幫助第十四航空隊進行防禦，此外還要他準備派遣中型轟炸機中隊。在這段時間裡，中國的戰報都是持續激戰，據說日軍數次「被中國的反攻擊潰」並「損失慘重」，被「包圍」以及「殲滅」。日軍最終於6月在沒有遭到追擊的情況下撤出了這次顯然是為徵集糧草和控制河道運輸所做的一次訓練式的攻擊。中國人把這個結局稱作中國的重大勝利，美國記者也心甘情願地同意了這種說法。 史迪威通過倫敦和開羅返回中國，中途停下來拜訪了北非的相識指揮官，據他對記者說這是為了「研究他們的戰術」。在經歷了駝峰航線之後「穿越大西洋真是小菜一碟。你簡直都不知道自己是在飛行」。在倫敦他拜訪了一些高層人士（這是馬歇爾為了增加他的威望指示安排的），高潮是為他舉辦的一次午宴，英國副首相艾德禮還致歡迎辭，史迪威也致了答謝辭。雖然他在日記中寫道「這實在讓一個鄉巴佬受寵若驚」，但是也許他對過去一個月來的作為並非漠不關心的。他在倫敦逗留的兩天的日記里有句意味深長的話：「看來早該讓另一個我退休了。」 [1] 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德國著名的療養勝地，位於巴伐利亞州。——譯者注 [2] 埃爾索普原名Alsop，史迪威有意稱他Alslop，slop有「髒東西、排泄物」之意。——譯者注 [3] 軍團勳章（Legion of Merit），這種勳章由喬治·華盛頓首先創立，在1942年重新設立。這種勳章的最高級專門授予國家元首或者高級軍界人士，是美國可以授予外國人的最高勳章。 [4] 克黛莉亞(Cordelia），莎士比亞戲劇《李爾王》中李爾王的女兒。——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