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 第十三章 「花生米跟我上了一條船」

1942年8月—1943年1月 有個地方是史迪威可以控制並可以訓練中國士兵以備重返緬甸的，那就是藍姆伽。還在潰敗的時候他就開始著手制訂在這裡建立特遣隊的計劃，並聲稱他將在這裡使用的訓練方法會使中國部隊具有無與倫比的戰鬥力。印度政府不斷反對，後來終於同意了（「這些雜種還是會把計劃毀掉的」），這樣藍姆伽計劃在8月正式啟動，第一批受訓的就是那些從緬甸逃往印度的約9000名在緬甸參加過戰鬥的倖存者。他們中有很多人還在醫院。第二十二師由於蔣介石的命令猶豫不定而耽擱了，結果未能在雨季前撤離，那些倖存者零散地走出緬甸時非常可憐，衣服襤褸，已經餓得半死，步槍已經損壞或者鏽蝕，很多人由於得了瘧疾、痢疾或者身上生了那加瘡而虛弱不堪。那加瘡是由於水蛭叮咬或水蛭頭殘留在肉里所造成的感染，常常是致命的。病號在藍姆伽醫院接受治療，醫護人員最初是西格拉夫的醫療隊，後來由一所美國駐軍醫院的人員補充。這些中國人接種了霍亂、傷寒和天花疫苗，現在一天三餐［結果第一個月平均每人體重增加了21磅（約19斤）］，配備了新軍服、帽盔、靴子、背包、步槍、刺刀、卡車、大炮以及大量的美式裝備，因此他們很快煥然一新。 史迪威8月在印度待了三個星期，10月份，當其餘的中國師團終於開始被空運到印度的時候，他再次過來。儘管當初允諾將身體狀況良好的士兵運送過來，但是在此後兩年中，出於體重不夠或者疾病等原因，駐華美國醫療官淘汰了40%的士兵。有時候一批人狀況特別差，有一個月淘汰率達到來員人數的89%。有時候淘汰的人數甚至超過了空運過來的人數。中國人對美國人的這種浪費的做法很不以為然，便將這些淘汰的人添加到Y軍了。空運到印度時這些瘦弱的士兵往往35—40個人一起擠在一架貨機里，有些本用於空投的飛機連門都沒有。興致勃勃的羅卓英說道：「讓50個人光著進去。只有3個小時！」這些中國指揮官認為，反正士兵會領到新軍裝，現在給他們也是浪費。這些人從昆明飛出時除了短褲和為了預防嘔吐用的紙袋外，什麼都沒有。有好幾個人被凍死了。在藍姆伽的參謀人員要求在飛機上提供棉大衣以供運送士兵反覆使用，但是中國方面認為這沒有必要。士兵下飛機時往往都凍僵了，並感到暈機，但在印度的陽光里曬上一個鐘頭後往往他們能很快恢復。 藍姆伽練兵 史迪威開始規定每天運送400人，這個數目在10月份達到，在11月被超過了。當時一天16架次的飛機運來了650人，結果在慢吞吞的阿薩姆邦——孟加拉鐵路造成了常見的積壓。鐵路方面發現無法按照從駝峰空運的數量通過鐵路把士兵運往加爾各答。到12月底已有3.2萬名士兵在藍姆伽受訓。史迪威的目標是組建一支由兩個整編師外加三個炮兵團和其他附屬部隊組成的軍隊，這些部隊將在1943年2月開始反攻緬甸時投入戰鬥。他還希望能夠得到及時的補充，並為訓練中國30個師計劃培訓出1500名中國教官。在之後的兩年里，共有5.3萬人參加了藍姆伽的訓練。 跟英國人使用白人軍官指揮本地人部隊的做法不同的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顧問，史迪威計劃建立美國聯絡官隊伍，或者由單個軍官以顧問身份與各級中國指揮官一道工作。根據他在緬甸的經驗，這樣做是為了保證部隊駐紮在指定的位置，並可以投入戰鬥或者按照命令進入指定陣地。他的辦法是對小單位部隊進行強化訓練，因為他相信，如果兩個排的士兵都分別受到良好訓練的話，那麼把這兩個排放在一起的話他們也會知道怎麼做的。從在藍姆伽拍攝的影片中可以看到，一名瘦削的、穿著短褲、上衣領口敞開並戴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硬沿軍帽的人在一列列趴下的中國士兵中間走動，並耐心趴倒在每個士兵的旁邊示範或者糾正該怎麼用步槍瞄準。他親自教士兵有多種意圖。一名美國上士看到史迪威趴在塵土中教士兵練習使用步槍感到驚詫不已，直到後來他才意識到，史迪威這不僅僅是在教中國的士兵，而且是在給那些美國人示範應該怎麼教。 藍姆伽訓練 由於有語言障礙，同時又缺乏翻譯，訓練主要是通過示範進行的。由於中國人善於模仿，這種方法非常有效。「謝天謝地。我們不會講中國話，也沒有足夠的翻譯，」斯萊尼將軍說，「我們示範他們模仿。他們是世界上最擅長模仿的人，學得快極了。」那些過去連機器都沒有見過的農民，現在一個星期就學會了怎麼使用榴彈炮和機槍，並很高興地學會了怎麼使用軍用電話和發報機。後來參戰後有些人得到了勳章，這是中國士兵第一次得到勳章。史迪威在寫給妻子的信中說：「英國佬津津有味地看著我們。他們看到上校也可以派上用場，這對他們來說是個新鮮事。」 曾在奧德堡軍校負責作戰訓練的麥克凱布擔任訓練中心主任。原為漢語教官和第十五步兵營老兵的波特納上校成了指揮部的參謀長。「指揮部」字面上理解為指揮總部，這裡用來代指中國駐印軍。曾為奧德堡軍校制訂訓練計劃並後來為國民警衛隊制訂訓練計劃的阿姆斯上校，也被從美國召來加入參謀部。 在藍姆伽的中國軍官接受戰術和作戰技術訓練，而士兵則學習使用步槍、機槍、迫擊炮、火箭發射器、反坦克炮以及其他供完成特殊戰鬥任務使用的設備。掌握了這些武器之後，他們還要參加為期八天的叢林戰訓練課程。為期六周的炮兵訓練課程教授在叢林條件下如何使用馱載炮、榴彈炮和迫擊炮。作戰軍官和非戰鬥人員還要學習野戰條件下的衛生和醫療救護，而30個師的上校和將軍也被空運到藍姆伽接受為期六周的參謀和指揮訓練課程，這些課程是以利文沃思的戰鬥課程為基礎的。士氣高昂，特別是新建炮兵連隊。史迪威的主要精力是想把炮兵和步兵的比例從現在的一個連對九個連提高到1∶3。中國士兵們得知他們在火力上已經跟日本人相當以後很受鼓舞，開始熱情高漲地在四個月的時間裡完成了從步兵到炮兵的轉變。 藍姆伽可不是什麼融洽的家長制大家庭：這裡文化衝突激烈，爭吵不斷，特別是跟中國軍官。他們對受到那些從來沒有到過戰場的美國人的批評很是不滿，堅持認為因為在戰場上是由自己下命令，所以不能容忍在訓練時自己的權威受到損害。這些美國人卻認為，頭腦中灌滿了防禦意識的中國軍官會妨礙進攻訓練，因此往往會繞過他們。更具有破壞性的是，美國人試圖繞開中國軍事體制中有機會讓軍官中飽私囊的做法，在這裡，不是把軍餉先一總發給指揮官，而是公開點名直接發給個人。軍餉和如何配置增補隊伍的問題成了史迪威跟羅卓英將軍之間各種久拖不決的問題中最嚴重的一個。羅卓英沒想到，自己不但名義上處於第二位，而且實際上也處於第二位。「他（羅卓英）又想玩繞過我的把戲——我又是參謀長了。」史迪威不想再次犯同樣的錯誤，這次堅持要明確他的權力。在跟軍政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他堅持有權力槍斃那些不服從命令的上校以及以下級別的軍官，並可以對上校以上的軍官撤職。由於羅卓英將軍拒絕接受美國對他管理權的干涉——據說他憑藉權力在藍姆伽月入10萬盧比——最後他離開了指揮部。 飛往藍姆伽的運兵機 藍姆伽練兵 藍姆伽訓練營，史迪威視察汽車學校，左一似為多恩 史迪威嚴令美國人不許虐待中國士兵，但是中國士兵並不領情，這讓美國人很不滿。有時中國士兵情緒激動時多次拔出槍來。美國人也被指示不得干涉有關軍紀方面的事務。有的士兵由於用手榴彈炸魚便被隨意槍斃，或者由於丟掉了毯子便挨上125大板，直打得皮開肉綻，他們對此常常感到痛心或者憤怒。在參謀會議上，波特納向中國指揮官提交了有關在抵達藍姆伽路上死亡的中國士兵的數目，讓他震驚的是，這些報告被扔進了廢紙簍里，與此同時，他們還在照原先人數詳細報告需要物品的清單。 藍姆伽訓練營，羅卓英為士兵授勳 瘦削英俊、說話很慢且略帶口吃的孫立人將軍和矮小敦實、戴著眼鏡、口才甚好的廖耀湘將軍仍然分別帶領他們原來負責的第三十八師和第二十二師。廖耀湘現在看來要比在緬甸時表現得好，儘管他不像孫立人那樣有衝勁和個性；孫立人頑固、自信，敢於頂撞任何人，包括史迪威。史迪威忙於到他們那裡商討作戰計劃，參觀摩托化學校和軍樂隊、醫院以及射擊場，史迪威首次感到滿意，因為自己是在真正地練兵。 史迪威曾在8月23日和10月25日兩次在紀念孫中山的儀式上，站在中國國旗下用中文給部隊訓話，這讓戰士們印象深刻，因為他是在使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而且是在講他們自己的歷史故事。他在講話時適時地加入一些成語，例如講到報效國家時便會提到宋朝抵抗蒙古人的大將岳飛，或者為了報仇雪恥而臥薪嘗膽的越王勾踐。他告訴士兵們說，自己是代表蔣介石的，他們要英勇作戰，否則他將無法向讓他擔當此職的蔣介石交代。他提醒他們應當為祖國而戰，並向他們允諾他們不必擔心武器和裝備的問題，因為他本人可以擔保他們的裝備不會比日本人的差。 藍姆伽訓練營，羅卓英和史迪威巡視士兵列隊 「我現在沒有時間生氣了。」史迪威在家信里說。他還說自己的身體好些了，體重也增加了。「如果我長出一點新牙，眼睛再好一些，再把頭髮染一染，我一點都不像一個70多歲的人。」儘管加爾各答的一個醫生診斷認為他的一隻眼睛有輕度白內障，但他的視力仍然很好，可以辨別出細節。在看電影時他看到路易斯·斯通（Lewis Stone）扮演一名軍官，「挺著肚子。他們怎麼就沒有注意到這些細節？」 在新德里他要參加會議和接觸「有害的文案工作」，這時他被指揮部里不管是美國人還是英國人的那種「氣派和宏偉的做派壓得透不過氣來」。據說，德里的各種軍帽上的徽章閃閃發光，以至於可以引導飛機在大霧時安全降落。史迪威發現自己陷入了這個戰區的管理和人事糾紛之中，因為他負責戰區裡的美國部隊。妒忌，辭職，「帶有偏見的授勳，酒會」，參與駝峰航線走私，各種偷竊和醜聞——這些東西只有華盛頓派個檢察官來才能夠查清楚。參謀人員由於無所事事而感到厭倦，每天9點到中午上班，抱怨犧牲了他們的軍事生涯，很多人還批評史迪威醉心於完成一項無望的使命，認為史迪威只是為了自己的野心，想加強自己的指揮權。但並不是所有的情況都不好。美國供應署署長的威勒「讓人高興」，而且戰區報紙《中緬印戰區通報》也在未受阻礙地發揮作用。史迪威對這份在他的戰區內創辦的報紙的唯一指示是：「如果你能確定屬實，就把它印出來。」由弗里德·埃爾德里奇主編的這份報紙是美國在國外辦的第一份軍報，而且由於經常無所顧慮地抨擊時弊，也是辦得最富有活力的。 史迪威在8月30日寫的家信中說：「我現在在社交界的成功已經無以復加，應邀跟總督共進午餐。簡直高興得不知所措。」這個總督是林利思戈（Linlithgow）勳爵。他是個身高6英尺6英寸（約197厘米）的蘇格蘭人，威風凜凜，很氣派地住在輝煌的總督府里，這座總督府是大英帝國在建築上的化身。總督府和政府大樓是由發紅的沙岩建成的龐大建築群，仿佛受到羅馬風格影響的埃及建築，都矗立在高出地面的堅實基礎上，要通過引道上去。前面的拉加帕特（Rajpath）街是一條巨大的綠樹成蔭的大道，兩邊沒有建築物，好像是光禿禿的香榭麗舍大街，這條大道從印度門一頭一直通向這裡。在宮殿內部，在圓形有穹頂的正式接待廳里，猩紅色天鵝絨幕布下面籠罩著兩個御座。接待室非常氣派，有18英尺（約5米）的窗子和發亮的東方地毯。天花板上有莫臥兒的王公們的華麗裝飾，宴會廳的一張桌子可以坐下108個人，陽台上可以俯視整個花園，裡面有經過剪裁的草木和各種噴泉。整個建築的運作需要300名穿著白袍、步履輕盈的印度僕人。就跟法老或者凡爾賽的太陽王所建造的標誌性建築一樣，這些統治者建造這些高大建築原是為了展示他們的永恆和輝煌，並毫無疑問地宣告說，其建築者認為他們在印度將永遠待下去。 史迪威帶著藍姆伽的照片到重慶給蔣介石看，效果很好。經過幾個星期的拖延之後，還需要空運去的幾個師也立即被批准派遣。蔣介石通過照片可以看到訓練和火炮的情況，顯然感到很滿意。「他怎麼還能不滿意呢，這個小犟驢？」史迪威還有點哭笑不得地指出：「在不斷受到阻撓和敷衍之後」，最後得到前進的信號讓自己感到無限安慰，「結果你幾乎要對那個不願意被幫助的人感恩戴德了」。他毫無疑問地認為，蔣介石「除非極其愚蠢，否則他應該是希望讓這件事情繼續下去的」。 1942年10月1日，重慶正準備接待一位非常重要的美國客人，這就是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他是自威廉·詹寧斯·布賴恩之後競選失敗的總統候選人中讓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威爾基在國際關係中倡導「一個世界」理論，因此，儘管跟羅斯福在國內政策上見解不同，但在對外政策上卻是一致的。作為羅斯福的出色對手，威爾基現在正以特使身份進行一次為期四十九天的環球旅行。根據蔣介石發表的聲明看，他被中國人視為自前總統尤利西斯·格蘭特1897年到中國之後來訪的「最高級別」的美國人。中國對威爾基如此感興趣還有一個更為實際的理由，那就是預計他會成為下屆總統。他身材高大，感情充沛，富於感染力，由於競選活動很成功，現在正如日中天，很有影響力。中國人想在他身上花一番功夫，主要目的是想加強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支持，而眼前的目的就是要美國投入更大的空軍力量。蔣介石認為這意味著用陳納德替換史迪威，而達到這個目的便是妥善調動各種影響力，而這正是中國人擅長的。 在操縱外國人方面，下至大媽奴僕上至蔣介石夫婦，所有的中國人都認為這是他們最拿手的。中國人在這方面的自信十足，技巧上也無法超越。他們手段嫻熟，不屈不撓，態度圓滑，往往能夠達到目的。日本人試圖通過學習西方技術來制服西方，但中國人從來沒有試圖超越西方，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本來就比西方優越。儘管自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經歷了很多，但是其實他們仍然頑固相信夷人是可以被操縱的。率領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英國的熊將軍在到達倫敦時對同僚說：「讓我見見英國官員，我就會將他們玩弄於股掌之間。」 威爾基和宋美齡，身後是蔣介石 威爾基的訪問極好地展示了中國人是怎樣操縱美國公眾輿論的。「他會給憋死的。」史迪威這樣寫道。威爾基的日程上將會有無休止的宴席、招待會、檢閱、飯局、參觀學校、工廠、女童子軍和軍工廠等。他將作為中國政府的客人下榻於中國賓館，而非美國大使館，這讓高思不以為然，甚至有些惱火。這樣的安排可以保證威爾基的所見所聞都是中國人想讓他知道的東西，正如史迪威所寫的，這樣威爾基就可以「免受美國人的污染。目的是讓他筋疲力盡並通過大吃大喝讓他麻木，在他的各種感官都變得遲鈍之後，就可以對他灌輸『正確』的見解了」。 為了撐面子，重慶的警察把窮人所居住的棚子全部拆掉，那些特別悽慘的乞丐被趕出城外，此外還下令，在訪問期間那些最破爛、最寒磣的店鋪不得營業。街上掛滿了彩旗，牆壁上刷滿了標語；在從機場到市區的11英里（約17千米）的路邊有學生夾道歡迎，他們一邊搖旗一邊吶喊。此外還要求普通民眾從警察那裡購買紙質的中國和美國國旗。威爾基不會看不出他看到的只是組織的排場而已，不過作為一個寬厚大度的人他又為此感動，說，這種「人民和情感上所表現的樸素的力量讓人難忘，這也是中國最大的財富」。他行程就在這種基於粗略印象上的善意氣氛中進行著。 在他參觀的整個過程中，有兩個中國人是始終不離左右的——那就是能言善辯的曾在美國受過教育的董顯光和朱紹良，朱紹良將軍是蔣介石的親信和西北第八戰區總司令。儘管朱紹良將軍不會說英語，但是他其他方面的素質彌補了這種不足。根據威爾基的說法，朱紹良是「我所見過的最讓人親切的人」，這無疑是選派朱的原因。威爾基無論是發表完講話、參加完會談還是剛剛結束宴席時，「總可以看到他笑容可掬地望著我」，這種笑容讓威爾基感到中國是個「熱情好客的國度，到處都是美國的朋友」。 威爾基的過人之處在於，他能夠馬上相信別人告訴他或者帶他看的東西。然後他又通過10份報紙的連載和一本叫《一個世界》（One World）的書把他的印象傳達給美國公眾。這本書立即成為暢銷書，發行量極大，在前四天裡的訂單就達20萬本，在八個星期里售出了100萬本。中國人真是做了一項非常好的投資。 中國還在周圍是西式建築的大操場上為他舉行了部隊檢閱。要人們都盛裝參加，衛兵和警察都戴著白手套，士兵以完整的隊列，邁著經過改造的德國方步通過，他們的裝備極好，都頭戴鋼盔，手拿武器，後面跟著坦克、戰車和拿著小旗子的騎兵隊。這是一支供人檢閱的部隊。這位貴客還看了成都軍校幾千名士官所進行的「令人興奮的」演習。他們手持步槍舉過頭，游泳通過一條水流湍急的河，冒著榴彈炮火爬上山並剪斷鐵絲網通過。他沒有看到用繩子捆綁的壯丁，訓練三周就發配前線的士兵，或者送到藍姆伽充數的那些骨瘦如柴的病人。因此他報告說：「中國的部隊是團結的；其領袖是訓練有素的能幹的將軍；其部隊驍勇善戰，知道為何而戰，也知道怎樣作戰。」民眾積極踴躍，士氣高昂，「甚至大戶人家的孩子也以列兵身份參軍」——這種說法顯然得歸功於富於想像力的董顯光。 史迪威悶悶不樂地看著威爾基浸泡在各種宣傳之中，這些宣傳使得軍隊的改革不太有必要了。國防部為威爾基在中國軍人俱樂部舉行了一次有蔣介石參加的雞尾酒會，酒會上何應欽將軍提議去靠近西安的黃河轉彎處看看「前線」——那也是史迪威二十年前修路的地方。有好幾個這種代表日戰區邊界的象徵性前線，客人經常在陪護下被帶到這裡。史迪威將軍面對一屋子中國高官大聲說道：「當然，威爾基必須要去。他可不能錯過這個地方。這是中國最大的市場。這是中國人和日本人一起從事貿易、互通有無的地方。」除非有意，史迪威很少魯莽無禮，他說這樣的話無非是對各種虛偽的門面感到不耐煩：「噢，算了吧。」 威爾基自以為是自己提出的參觀前線之事，在消除了「委員長對他安全的擔憂」之後順利成行。他們一行通過火車和手搖四輪小車去黃河，史迪威曾經跟馮玉祥的部隊步行走過這條路。前線就是黃河，最寬處達1200碼（約1097米），而威爾基也由於「不像想像的那樣有人身危險」而有點失望。然而「通過望遠鏡盯著日本人的槍筒」還是讓人滿意的。陪他去的蔣介石的小兒子蔣緯國上尉給威爾基指出這裡並非讓人參觀的地方，這讓威爾基很滿意。蔣緯國回到火車的餐車時手裡拿滿了禮物，有日本騎兵用的大刀，也有上好的法國葡萄酒。他說這些都是戰利品，突擊隊夜間渡過黃河，回來時往往就帶著各種東西，包括「俘虜和軍事地圖」。不過並沒有把俘虜給威爾基看。 駐華記者經常參觀這些「冷戰場」，在這裡他們往往可以看到成堆的日本大炮、頭盔以及其他裝備。為了驗證這些東西是不是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以供參觀之用，據說一名記者曾經把自己姓名的頭字母刻在頭盔上，並在幾個月後另一次參觀時再次看到了它。 除了不可忽視的通貨膨脹和它所造成的各種破壞之外，威爾基對蔣介石治下的各種缺陷沉默不語，這也是為了盟國的大業和對中國習慣性的理想化的結果。對於各種讓人不安的使人想到法西斯主義的專制痕跡，他委婉地稱之為發展的「訓政」階段所必需的「中央控制」。如果有教師、編輯或者大學校長告訴他有腐敗、壓迫或跟敵人私通的情況時，忠心耿耿的董顯光就會向他保證——然後他再向美國民眾保證——那些對抗這些邪惡勢力的正義力量總是能夠得到蔣介石的「堅定不移的支持」。穿著長衫的蔣介石鎮靜而矜持，看上去像個學者，在威爾基看來，蔣介石「比傳聞中的還要了不起」，而蔣夫人對這位可能的美國下屆總統不斷施展各種魅力，無疑加強了這種印象。威爾基儘管年事已高但熱情猶存，他受到了影響並想出了繼續這種相識的妥善方法。他建議她對美國進行友好訪問。這樣還可以達成另外一個意圖，那就是讓他更加相信「讓我的國人了解亞洲問題至關重要」。「有頭腦，富於說服力和道德感……機智而有魅力，慷慨而善於理解，態度優雅容貌美麗，強烈的信仰……蔣夫人將成為完美的使者……我們將會對她洗耳恭聽」——這個預言不久證明是正確的。威爾基對自己的想法感到十分興奮，在最後跟蔣夫人見面時不斷告訴她「明天」就跟他乘同一架飛機去，他保證羅斯福總統會給她所有想要的飛機。 蔣介石對英語懂得很少。根據在中國長大並曾參加這些會晤的大使館的約翰·卡特·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的說法，體格健壯、胸膛寬大、頭髮蓬亂的威爾基在蔣介石眼裡不過是那種身上發出生牛肉味的外國人，以至於客人走後蔣介石立刻吩咐打開窗戶「讓外國人的氣味散掉」。 史迪威儘管不想試圖影響誰，不過他現在覺得有這個必要了，因為剛剛回來的戴維斯從華盛頓帶來了令人沮喪的報告。「這個戰區完蛋了。沒有援助來了……居里看來想掐我的脖子。中緬印沒有希望。『主要戰略努力是在別的方面。』總參謀長說不會派地面部隊。」同時他接到警告說：「蔣介石正在計劃玩弄詭計並在指揮上搞花招。」史迪威試圖在威爾基見蔣介石之前讓他了解一些基本事實，但是威爾基已經累得昏昏欲睡，看上去沒有聽進去對他說的話。史迪威次日又跟他談了話。「一無所獲。他什麼也沒有問。完全被蔣介石夫婦糊弄住了。建議我也敷衍敷衍。胡說八道。」次日史迪威又寫道，威爾基「要麼筋疲力盡了，要麼就是對我無所謂。幾乎什麼也沒說，也沒有問什麼。態度很明顯」。 史迪威與陳納德 與此相反，根據蔣介石夫婦的建議，威爾基對陳納德卻很照顧，結果陳納德有機會向他解釋怎樣以中國為基地發展空軍來擊敗日本人的計劃。陳納德的結論跟蔣介石夫婦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支持這個計劃，必須讓他代替史迪威成為戰區指揮。只要史迪威還在控制，那麼通過駝峰航線運送的物資大部分將被分配給中國步兵部隊，以備發動煩瑣的陸地攻擊，而蔣介石對此毫無興趣，陳納德更是充滿蔑視。他們的興趣是一致的。作為盟國，蔣介石必須積極作戰，他現在想通過空軍滿足這個條件，這樣他只要提供機場就完了。陳納德因為跟美國軍界鬧翻了，憤憤不平，正試圖通過讓飛虎隊獨自贏得戰爭證明他的空戰計劃並徹底復仇。兩人出於各自的考慮，這些都需要美國空軍參戰。對於未來的中國來說，中國空軍要比美國空軍更有用，但正如陳納德所發現的，現在還缺少這種氣勢。 現在他的飛行員已經很有名氣。他自己往往也過高估計了自己的能力，以至於認為日軍5月份從緬甸進攻雲南的時候正是飛虎隊阻止了日軍跨過薩爾溫江。他的飛行員接受了迅速靈活的戰術訓練，並屢次在與日軍空戰時取得優勢，而陳納德把這等同於阻止了日軍的地面部隊。另外，他們遏制了日本在華東城市進行的恐怖轟炸，再加上地上放了很多逼真的假飛機，這使得重慶免於一年四季連在冬季也受到無情轟炸。他們的威力通過各種非正規途徑廣為傳播，結果陳納德成了中國人心目中最知名、最受人敬慕的英雄。 空軍成為制勝武器是再自然不過了。很少有人停下來考慮一下，就像魚兒離不開水一樣，飛機也離不開機場。有一次在視察的時候史迪威對工程部軍官亨利·拜羅德（Henry Byroade）大為不滿地喊道：「你造這個機場要幹什麼？」 「噢，陳納德說他需要這個機場。」 「他打算怎麼保護它？」 這是問題的實質。陳納德及其信徒們眼睛只盯著「最佳方式」，認為中國部隊自會做好防禦的，而他們對中國軍隊知之甚少。這些飛行員由於其職業的緣故往往忘記了地面，並跟曾派去解救史迪威的斯考特上校一樣相信「上帝是我的副駕駛」。斯考特的看法代表了飛行員對中國的看法，他曾經寫道：「西安在昆明以北。」這條信息的實用性就跟說波士頓在墨西哥城以北一樣微小。 由於堅持進行乏味的陸地訓練，在陳納德及其狂熱的追隨者看來，史迪威成了一個只知道苦幹的、早已落伍的老頑固，正為空軍的勝利製造障礙。不管用什麼方法排除他——利用政治影響力也好，通過關係也好，或是調動宣傳也好——都是合情合理的。威爾基提供了一個可以直接通達總統的途徑。 按照程序，陳納德未經史迪威允許不能直接去見威爾基。讓陳納德吃驚的是，儘管史迪威知道他有不良的意圖，但還是准許了。史迪威說他可以隨便告訴威爾基任何事情，甚至可以陪同威爾基去重慶郊外的白石驛機場——在那裡，陳納德正站在一排排機頭畫著鯊魚的P-40戰鬥機旁，煞是威風。史迪威讓他們兩個在陳納德的辦公室單獨談了兩個小時。威爾基離開時帶了一封日期為1942年10月8日的轉交給總統的信，這是這場戰爭中最不同尋常的文件之一。 在這封信中陳納德宣稱，只要有105架新式戰鬥機、30架中型轟炸機和12架重型轟炸機並及時補充，他就可以「擊潰日本……可能在六個月以內，最多不超過一年」[1]。他告訴總統說，這是他作為一名職業空軍飛行員的「專業意見」。這個軍事任務「十分簡單」，障礙只有一個。陳納德對自己的想法倒不是吞吞吐吐，而是開誠布公：他要求成為「美國駐華全權指揮官」。如果這一點達到了，他帶給羅斯福的不光是軍事勝利。他像一個政治家一樣，說自己「相信……不僅能夠打敗日本，而且能夠使中國人永遠成為美國的朋友」，而且「我可以促進友誼使中國在未來幾十年中成為美國最重要和最融洽的貿易市場」。陳納德並沒有詳細解釋怎麼完成承諾，也許這是他的精明之處，卻轉而考慮他的軍事戰略。其基本依據是「可以在中國擊敗日軍」，而且他可以擊敗飛機產量有限的日本空軍，方法是「讓它跟我在我選定的地方作戰」。在這樣牽制了日本空軍之後，美國在西南太平洋的部隊就可以「隨意」前進，同時「我保證會摧毀日本的主要工業中心」。 為了讓他完成這個計劃，必須建立並保護從印度通過駝峰的空中運輸線，但並不是用現在的方法（他顯然是指史迪威），因為這種方法「完全未能真正理解空軍的用途，甚至缺乏基本的軍事戰略」。與此相反，如果陳納德得到「完全授權」，他會像西皮奧·阿弗里卡納斯（Scipio Africanus）通過攻打迦太基（即攻打日本本土）來保衛羅馬那樣保護駝峰航線，或者像格蘭特將軍那樣通過切斷李的交通線而擊敗南方。整個計劃很「簡單」——這個詞在整個信中重複了四次——另外也很簡單的還有：他宣稱「對成功毫無疑慮」以及如果得到實權，「我會擊潰日本」。前提是「我完全有主動出擊的自由」，並可以自由地與蔣委員長直接接觸。他信中唯一提到中國陸軍的地方是，大致說他的計劃將「使中國地面部隊成功作戰」。 這封信是一個軍事上的救世主的自我宣告。這就是為什麼陳納德強烈希望得到最高指揮權，因為否則他就無從完成救世主的使命。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對擋住他路的史迪威的不滿會變成一種惡毒的仇恨。從軍事上說陳納德的提議有種「簡單的」邏輯，假如戰爭中沒有其他因素也許是可行的。由於他忽視了各種現實情況，正如後來馬歇爾說的，他的看法只是「胡說八道，不只是蹩腳戰略，純系胡說八道」。但對羅斯福來說事情就不是這樣明了了。這樣的信本來可以被斥為狂言妄語，但卻因為來自一個表現出眾的勇敢戰士而有了分量。陳納德老是津津樂道他自己，這跟麥克阿瑟將軍的自信頗為相像，在到處是悲觀和混亂的情況下這樣的情緒倒是很難得的。陳納德之所以值得注意，倒並不是因為總統相信他能夠「打敗日本」，而是只要他能夠完成他承諾的一小部分，那麼對他給予支持就是值得的。 在陳納德的信發出之後，蔣委員長進一步通過他的美國親信、海軍武官麥克休上校施加壓力召回史迪威。麥克休原是語言教官，曾經編過一本中文教材。在30年代曾是蔣介石當時的顧問端納的密友和一起打高爾夫球的夥伴，當時每星期要在蔣介石家吃三四次午餐。由於熟知「宮廷秘密」，他成了約翰遜大使的耳目，這讓當時同為武官的史迪威上校很不痛快，因為史迪威看到麥克休老是有各種內部消息，並總是跟大使嘀嘀咕咕。 蔣介石夫婦邀請麥克休來吃午飯，並向他強調了用陳納德替換史迪威對盟軍大業的好處。麥克休完全贊同這種建議，在給海軍部長諾克斯的報告中說，史迪威執意要奪回緬甸，完全是出於他吃了敗仗後的個人野心，這浪費了軍事力量，使得無法根據陳納德的計劃配置空軍力量。「如果史迪威和比斯爾將軍及其龐大的參謀班子被撤除」，特別是如果「把指揮權交給陳納德的話」，那麼蔣介石必將受到鼓舞，而「該戰區的戰事也必將大為改進」。蔣委員長希望由陳納德全權負責。比斯爾也好，布里爾頓也好，或者史迪威的空軍參謀也好，他們都不懂基本的空中戰略，而史迪威本人「甚至不能想像空中打擊對日本造成的破壞程度」。 海軍部長諾克斯將報告轉給陸軍部長史汀生，史汀生又給馬歇爾看了，馬歇爾勃然大怒，特別是聽說麥克休曾經在德里把他的想法給韋維爾也說過了。馬歇爾認為這種干涉對美國在中緬印戰區的戰爭努力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害」，並憤怒地指示海軍不要讓當時正在回國途中的麥克休再去中國任職。同時這個文件的副本也送交美國總統，據說總統「非常感興趣地」看了文件。 由於羅斯福已經打算叫史迪威離開，他開始考慮陳納德所施加的壓力以及集中空軍力量的想法。但是他遭到了陸軍部長和陸軍參謀長的反對，因為他們都認為必須重新收復緬甸，這不是反對使用空軍，而恰恰是為了支持空軍。為滿足中國的陸軍和空軍的需要，必須要有一條可靠的供給線。正如史迪威當時給史汀生的信中說的，史迪威錯誤地認為空中運輸隊「只能運送重要物資的一小部分」。雖然陸軍部不是那麼悲觀，但在評估陳納德的計劃和麥克休的報告時指出了關鍵一點，那就是，即使空中運輸隊增強到可以運送必需物資的話，但是只要日本人還占領緬北，這條路線本身以及終點阿薩姆邦都是易受進攻的。為了保護空中運輸線就必須進軍緬甸。為了向中國地面部隊輸送戰鬥物資，必須要有陸上線路補充空中運輸線。作戰部表示，要達到這個目的，「只能通過戰鬥奪回緬甸」。 對後勤保障和空軍的陸地支持毫無興趣的蔣介石從來沒有接受過這種看法。陳納德及其眾多支持者也一樣。 陳納德想得到最高指揮權的想法不可能被美國陸軍部認真考慮。他被軍事部門看成一個異類，更加糟糕的是他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那就是走「外線」直接訴諸總統，並仍然動員其信徒繼續遊說。但是犯有救世主綜合徵的人從來不承認有辦不到的事，因此陳納德在他的公共關係助手約瑟夫·艾爾索普（Joseph Alsop）的狂熱支持下仍然相信指揮權應該是自己的。由於相信政治影響力必然可以成就一切的蔣介石夫婦也在不斷努力，加之哈里·霍普金斯也聽從艾爾索普的話，於是這件事就繼續緊鑼密鼓地進行並逐漸取得了成效。 馬歇爾和史汀生在分別同宋子文會晤時明確重申了對史迪威的支持，宋子文準備10月10日離開美國回重慶。馬歇爾和史汀生明確表示援助是有目的的——那就是希望展開軍事行動。正如史汀生所說的，給中國提供援助，依賴於重新打開地面運輸線，打開地面運輸線依賴於軍事行動。由於只能承認英國人和中國人不能很好相處，因此這又依賴於美國代表要成為「能打仗的軍事領袖」，而不只是圓滑和講究外交辭令的人。他要求宋子文告訴蔣介石，「更需要的是辣椒而不是糖漿」。 馬歇爾私下告訴了史迪威，居里和麥克休正在活動將他撤換，並向他保證了自己對他的支持，同時也建議他「要比常人應該有更多的耐性和寬容，而這種素質正是你個性中所缺乏的」。 重慶的冬天到了，帶來了雨水、霧氣和爛泥，不過這至少比過去幾個月極為悶熱的天氣要好受。何應欽處在比較通融的時期里。在史迪威提醒他中國若想繼續得到租借物資，就必須在訓練30個中國師上表現出行動後，何應欽表示會「解決所有問題」。「天哪，這是可能的嗎？」史迪威對此難以置信。每一次許諾都讓他相信他是在取得進展。 為了準備緬甸地面作戰，戰略情報局派了一個由前財政部人員卡爾·艾夫勒（Carl F. Eifler）上校帶隊的特遣小組，主要目的就是不讓日本人使用密支那機場。特遣小組通過破壞鐵軌、橋樑、機車和河上運油船來減少對空軍基地的燃料運輸。史迪威對他臨別的話是：「艾夫勒，除非我聽到緬甸那邊發出了轟隆巨響，否則我不想再見到你！」 對於有能力和主動性的助手，史迪威是很樂意賦予權威的。曾負責整個戰區龐大的後勤問題的威勒將軍回憶說：「他從來不告訴我該做什麼，他只告訴我他想要什麼。」有些心懷不滿的人時不時地想調到機會更大的戰區去，但那些「一向可靠的人」留下來了：副官比爾·貝爾金（Bill Bergin）以及他總部參謀班子的「骨幹」、代替多恩（多恩現在被任命為炮兵軍官）的高級助手卡爾·阿諾德（Carl Arnold），作戰部軍官鮑威爾（Powell），醫務官威廉斯，梅里爾，還有保羅·瓊斯。史迪威已經讓當時是中校的兒子小喬來到情報部任職（他11月到達），此外還召來他的女婿歐內斯特·伊斯特布魯克（Ernest Easterbrook）上校，伊斯特布魯克後來跟阿姆斯上校一道加入藍姆伽的參謀班子。史迪威從德裡帶來了瓊斯，因為他想有個老朋友在身邊可以談談自己的家人，而瓊斯又是個不可多得的人。「保羅到任何地方都能勝任——不管是搞鐵路運輸，負責物資倉儲，驅使苦力幹活還是修卡車。我希望能有100個像他那樣的人。」對於那些「背叛我們的人」，史迪威在多恩的幫助下設計了掛在雙十字架上的叛徒勳章。「平基不高興了——跟很多人發脾氣……他對那些虛偽和擺架子的人都充滿了厭惡。」 10月14日，在接到美國對「三項要求」的答覆之後，蔣介石準備參與對緬甸的進攻。他給史迪威看了中國的進攻計劃（實際上就是史迪威自己的計劃），而他堅持要投入15到20個中國師參戰的先決條件，就是英國人和美國人要派遣足夠的海軍艦隻和航空母艦在孟加拉灣擁有海空優勢，並在仰光進行兩棲登陸。現在的問題是讓英國人參與。為此，史迪威10月15日趕赴印度。為了讓兩個都很彆扭的盟國一道參加行動，史迪威採用了他所說的「扯袖子」的方法。「見鬼，我現在成了個跑腿的了，」他解釋說，「我跑到重慶去扯蔣介石的袖子，告訴他最好準備沿薩爾溫江下去，因為英國人準備從南部進攻緬甸……如果英國人獨自這麼幹了，中國人可就沒面子了。然後我又到印度去扯阿爾奇的袖子，」並告訴他說，「委員長準備沿薩爾溫江而下，你們最好也動起來。如果中國人有膽量打而你們英國人不行，到時候你們白種人的負擔[2]可就夠你們受的了。」 英國人已經開始因為藍姆伽中國部隊不斷增加而開始製造麻煩了。雖然韋維爾同意增加中國部隊，但是印度總督林利思戈勳爵向倫敦匯報了此事。史迪威又火了。「他們一心想把事情搞砸。給喬治[3]發了一封急電請求幫助。」如果英國人阻止中國人進入藍姆伽，蔣介石會把這看成是侮辱並可能會「退出整個計劃」。史迪威意識到，英國這樣做的動機是出於「長遠的政策考慮：害怕中印合作」。長遠政策——對英國來說是指大英帝國，對中國人來說是國民政府的生存——主宰了兩個盟友在戰爭中的行為方式。他們所擔心的並不僅僅是贏得戰爭，而是在贏得戰爭的同時還能夠增進或者至少維護既有利益。當時的美國還沒有接受克勞塞維茨有關戰爭就是政治的繼續的看法。當時戰爭仍被視為一種非常態，應該儘快結束以使社會可以正常繼續。 在德里，韋維爾找了很多麻煩，明確表示正在往藍姆伽的兩個中國師是不受歡迎的：鐵路已經很擁擠，每天最多可以運送200名士兵，卡車和畜力車不夠，占用了駐印軍的資源。「他們不想讓中國人參加緬甸反攻。就是這樣。」韋維爾想知道還有多少中國士兵要來，目的是什麼。「目的是什麼？天哪！我告訴他們是為了幫助我們盟國奪回緬甸。」 英國的擔心並非沒有根據。幾個月後，中國新聞部在1943年7月出版的地圖中已經把緬北像從前那樣劃入了中國版圖。 跟韋維爾會晤的第三天，史迪威發現事情突然出現了變化。「他們會在利多給我們一個地方。他們會給我們提供供給……一切都順順噹噹了，很明顯喬治施加了壓力。」韋維爾總體上同意了以重新奪回包括仰光的緬甸全部為作戰計劃基礎的「安納吉姆」計劃。給史迪威指定的、可以讓藍姆伽的中國部隊推進的地方是緬北的胡康河谷，因為英國人相信史迪威不可能從那裡通過。目的是奪取密支那及其機場以及與雲南部隊會合。成立了聯合計劃部，由梅里爾代表史迪威參加。根據計算，運送中國部隊從藍姆伽到利多，再到緬北並維持他們在戰場上的需要，這需要800輛卡車，並需要在350英里（約563千米）的運輸線上每天運送200噸的補給。英國方面提供500輛卡車此外還有運送炮的畜力，此外，他們還很有先見之明地建議考慮空運。當時共有100萬印度人參與機場建設。此外，還進一步達成協議，即美國負責修建一條從利多通過胡康河谷的道路為戰役提供補給，道路隨著戰爭的進展最後與滇緬公路連接。 利多公路是另一個美國「援華」政策的計劃中英國人所不喜歡的東西。他們為了維護船運公司的壟斷地位，情願前沿地帶沒有道路，特別是他們不想讓中國人接近印度。他們名義上同意了修建道路，這是因為華盛頓堅持這樣做，另外，公開拒絕會大大激怒中國人，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停止過暗中反對或者阻撓這個計劃。雖然英國工程師曾經修建過一條幾乎同樣困難的穿過達武山口的路，他們還是聲稱無法修建利多小道。不能修建，因為這是浪費人力物力，是糟蹋現有資源。他們同意發動仰光戰役，是希望這樣不必再修一條公路，但是因為他們希望能奪取新加坡而非仰光，所以攻打仰光的承諾並不堅定。 「讓兩個民族聯合起來揍日本人可不是容易的。」史迪威在家信中說。不過在他看來，事情有了進展。他發現英國佬中有些「好傢夥」，而且在跟林利思戈勳爵一道進餐時，勳爵不斷問他戰後中國人可能採取什麼行動，史迪威對勳爵的看法是：「他自己是花了些心思的。」《中緬印戰區簡報》總編埃爾德里奇在給史迪威家人的信中說，喬大叔「還在像個蟋蟀一樣四處蹦躂……到處管閒事」，並違反了所有著裝規定。他原先最不願意穿短褲，但「現在他赴晚宴都穿短褲」，儘管太陽落山就不許穿了。他那頂老式軍帽在熱帶透氣且實用，但是他系帽子用的是根鞋帶而不是皮帶。 蔣介石的態度又來了個180度大轉彎，現在願意合作了。在11月3日的會議上他同意在雲南投入15個師，將他現有的炮兵配備給他們，並會在次年2月15日前準備就緒。當史迪威說如果這些部隊是些精兵強將的話，那麼15個師應該夠了，這時蔣介石在蔣夫人的示意下，立即表示同意讓他挑選這些師並指定指揮官。正如後來史迪威回味過來的，這樣的話自己再打敗仗就說不過去了——當然，假如這個建議被付諸實施的話，但是實際上這個建議並沒有實施。蔣介石同意由史迪威統率藍姆伽的部隊，並可以隨時撤換羅卓英。此外，蔣介石重申必須有海上和空中的控制權，「否則他不會行動」。 「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如果真像他們說的，那就太好了。我們取得了最大進展。」出人意料的是，促成這種變化的是已經到達重慶並參加了會晤的宋子文。宋子文的地位取決於他能夠弄到多少租借物資。在跟史汀生和馬歇爾會談之後，他得出結論認為跟史迪威合作要比跟他對著幹好。他來時給史迪威帶了一塊手錶和一個打火機作為禮物，並顯然讓蔣介石相信，同意軍事行動要比抵制它更可能使他從美國得到更多物資。宋子文現在代替即將赴美的蔣夫人成為一個積極的盟友和與蔣介石聯繫的中間人。這時史迪威的筆記里那個不好聽的綽號不見了，看來他對宋子文的幫助是真心感激的。跟中國軍政部的會晤開始有效果了。「嗯，現在有進展了。真的接受了進攻計劃。真正在調配部隊，減少師的數量，讓部隊滿編，增加武器，配備炮兵……有人傳說我現在在這裡說話算數了——從他們對我的態度上可以明顯看出來。」 在史迪威的堅持下，宋子文甚至讓他得到了這種承諾，保證第一次緬甸作戰時的供應處處長俞飛鵬和原第五集團軍司令杜聿明不得跟Y軍發生聯繫——至少當時看起來如此。但是就杜聿明來說，中國人內部的各種關係要比承諾更強，結果就在史迪威以為已經擺脫他的時候，他又以另一種身份出現了。 關於供應和運送組成Y軍的30個改編師的計劃，這是在中國軍政部作戰處參謀人員和專門從德里趕來的威勒將軍商討後擬定的。倉儲和交通控制、醫療、信號和工程服務以及從蚊帳到榴彈炮的各種設備都在議程上。在過去幾個月里，中國作戰處的美國參謀們已經詳細計算了要使各師滿編在人員和物資方面的具體要求，以及分別需要配給多少租借物資。據計算，為了Y軍的初期作戰需要，在2月15日之前的三個月里必須經駝峰航線運送4300噸物資。因為這擠占了供給陳納德的燃料的艙位，他提出了激烈抗議。史迪威此時主要把他視為一個不守紀律的愛虛榮的人而非主要對手。在上一次抗議時史迪威曾經提到「陳納德嗷嗷叫。他讓人難受。仍然對比斯爾不滿。告訴他閉嘴並服從命令」。但事情並沒有完。由於Y軍的需要，加之史迪威計算中國地面部隊將會持續需要每月3500噸的物資，這很快使事態陷入危機。 史迪威已經盤算次年再訓練30個中國師，最後再訓練30個師，最終是將中國軍隊改編成100個滿編師。他還計劃在奪取緬甸後對漢口發起進攻，之後再進攻徐州——那是1927年他任職時去過的地方，從這裡可以對日本發起空中打擊。史迪威不但不輕視空軍，相反在給宋子文的備忘錄中敦促說「為此次戰役要大力加強空軍，同時也利用空軍對日本發起密集、不間斷的轟炸」。 中國軍隊對緬甸戰役的支持正在增加。據宋子文說，他們覺得史迪威是唯一仍然對中國軍隊抱有信心的人。在很多人圍坐一桌的全國軍事委員會會議上，與會者向史迪威問了一些嚴肅和實在的問題：「我們是真正在做事。」軍械處在待命，各師得到了加強，炮兵的配備容易了，美軍供應署也聽從建議了。軍械局局長俞大維「完全支持我們」。李宗仁「表示敬重、非常友好……這些傢伙現在都支持奪回緬甸」。史迪威在11月19日寫道：「我們正在前進」——這裡話有些過了；「如果我們能在韋維爾下面燒一把火……」 兩天後這火苗便閃爍不定了。「印度那邊消息不妙。英國佬想進行有限的進攻。他們的目標非常可笑——若開山區，欽山，加列瓦。」他們的海軍上將詹姆斯·薩默維爾（James Somerville）爵士以及皇家空軍都在推脫。「總而言之，他們想在緬甸北部修建工事並在秋天來到後再認真考慮進攻。」再次出現這種游疑不定的態度反映了北非戰場的進展難以逆料；盟軍部隊在11月8日登陸後經歷了一系列的混亂，目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戰事將會延長，而且排除了在1943年底前進行大規模作戰的可能性。在太平洋，兩艘美國航空母艦在防守瓜達爾卡納島的戰鬥中被擊沉，結果太平洋艦隊只剩下最後一艘航空母艦。在大西洋的艦船損失也很大，尤其是在摩爾曼斯克附近，在一支由40艘船組成的艦隊中一次有13艘船被擊沉。在各條戰線都需要支持的時候，戰略和目標難以達成一致的中緬印戰區並不是盟軍樂於投入資源的一個地方。 馬歇爾在給史迪威的一封信中說明了這種情況，信恰巧是在感恩節收到的。史迪威對來信做了如下總結：「對於我們的『戰爭』，我們慷慨地分配到了：1.我們已經得到的租借物資；2.訓練人員；3.一些機械設備，數目不詳；4.『運輸線效率將日益提高』。天哪。這就是我們發動進攻所得到的支持。我不知道他們會給非洲提供什麼。我就用這種前景去安慰中國人嗎？」那天晚上他在給妻子的信中說：「花生米和我同在一個木筏子上，我們只有一個三明治，而救援船正在駛離我們。」 他給陸軍部的回覆怒氣沖沖，儘管信不是寫給馬歇爾的，但顯然是針對他的。信中說，如果這就是他實際上得到的支持的話，那麼以後大可不必口頭上表示怎樣的支持。馬歇爾寫了回信：「我收到了你罵人的信，並對你有這種反應表示理解。」 在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發生一周年之際，韋維爾建議「取消」緬北戰役。這場戰役休眠了，儘管完全死亡是一個月後。韋維爾做出這個舉動時史迪威恰好收到了馬歇爾的信，信中表示，已經決定增加美國對此戰役的援助，其基礎是重新開通緬甸的陸上交通，以更好地從中國發揮空中力量。在艾森豪威爾的北非戰役之後史迪威的需要將得到優先考慮，為表明這種意圖的嚴肅性，還計劃提供6000名美國工程部部隊用於築路等任務。 史迪威趕到印度。英軍總部「非常悲觀，處處設置障礙」。韋維爾咕噥地說了各種困難：「所有的事情都很難……在雨季無法給孩子們提供供給。日本在內線有公路網……對中國的Y軍疑慮很大。想等到1943年11月再認真考慮。」目前韋維爾以將原先的7個師計劃削減成3個師，並無法承諾提供更多的部隊攻擊實兌並在欽敦江組織一條戰線。 這一次，華盛頓對倫敦施加的壓力沒有起到作用。史迪威的原情報官、當時在陸軍部供職的羅伯茨上校告訴史迪威說：「他們想方設法不想讓中國部隊在緬甸作戰。」英國人堅持說他們沒有足夠的海軍力量控制孟加拉灣並支持仰光登陸。因為這是蔣介石參戰的條件，所以不滿足這個條件肯定會使他退出的。史迪威回去時感到重慶的準備工作已經冷下來了。何應欽又開始使用故意拖延的戰術並以沒有時間為藉口。在討論的過程中史迪威收到他的一封長信，「告訴我摔破了一些箱子，還摔破了一瓶子碘酒！然後向我們解釋希望我們在處理時遵循怎樣的程序」，史迪威憤怒了。這個人一人身兼史汀生和馬歇爾的職務，可「現在因為印度弄灑了一瓶碘酒而小題大做」。這種瑣細的命令跟在緬甸潰敗時蔣介石要求給部隊提供西瓜如出一轍。失望至極的史迪威得出結論認為：「中國人民必然有極大的凝聚力，這才能使他們忍受他們所謂領袖們的嚴重瀆職和亂政。」正是意識到了這一點他才不斷努力，直到他任職結束。 戰地記者們搭乘喬大叔的「戰車」，左二史迪威，左三《紐約時報》的布魯克斯·埃金森，右二（坐地上者）《時代》的白修德 12月28日，蔣介石通知羅斯福說自己原先提出的在孟加拉灣保持海上和空中優勢的條件未能滿足。羅斯福強調了重開陸上供給線的必要性，並說他（羅斯福）將馬上與丘吉爾磋商此事[4]，敦促蔣介石在此之前先不要否定此事。憂心忡忡的馬歇爾發電報給史迪威說，要「想方設法」使進攻可以開始，但是其實他也沒有什麼辦法。史迪威不斷給宋子文發送備忘錄，提出了種種理由，包括中國自身的利益、未來的戰略，以及撤銷計劃可能對未來援助的影響等。他竭盡全力提示說，假如中國不能發動進攻，他本國政府就有理由問：「既然中國目前的現狀是這樣，考慮到其現在的人員、組織和政策，美國還值得在中國戰區投入更多的努力和資源嗎？」史迪威所處地位的軟弱之處在於他沒有權力假設上面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 1月8日，蔣介石正式拒絕發起進攻。他無須等待羅斯福跟丘吉爾商量之後再決定。事情已經明擺著他們無法滿足他的條件，而對他來說，除非盟軍認真對待這場戰役，否則他不願意勉強參戰，儘管這符合中國的利益。他告訴羅斯福說，「如果海軍無法控制緬甸海域」，這場戰役最好推遲到秋天。如果中國再在緬甸失敗，這對中國將是一場災難，因此「在現在情況下我的唯一的選擇便是謹慎小心」。他又提出了他一直想要的東西——根據陳納德的論點，甚至是照搬陳納德的原話——要加強美國空中力量，指出「空戰的巨大潛力」，以及回報「遠遠超過投入」的前景。 史迪威把這一天說成是「黑色星期五」。他對此深惡痛絕，但並不輕言放棄。在經過了這麼多拖延和挫折之後，他懷疑是否能在原定日期發起進攻。他意識到蔣介石已經跟陳納德站在了一起，但顯然認為自己有陸軍部的支持，再加上史汀生會寫信熱情相助，自己的地位將會加強。由於已經跟宋子文成為盟友，加上中國軍隊內部的鼓勵，甚至「花生米」也並非不可控制的。他認為中國人為了能持續得到美國援助，就會竭力取得美國好感，而他可以藉機推動他的軍隊改革和訓練30個中國師計劃。他認為仍然可能給蔣介石發一個最後通牒，並起草了一份，「如果喬治同意擬從華盛頓發出」——對總統並未提及。他繼續施加壓力加強X軍（藍姆伽）以及Y軍。曾士奎來了，「還是老一套：『為了四萬萬人堅持到底』」。 1月16日，史迪威意外地被邀請參加授勳儀式，他因去年4月的東枝戰役中在戰火中的英勇表現而被授予優異服務十字勳章。史迪威在指揮部的門口遇見了多恩，這時他發現參謀官都表情肅穆地在院子裡列隊站立著。貝爾金上校走上前跟他握手並說：「請站在那裡，先生。」 「這是幹什麼，要處決我？」史迪威仿佛要遭難一樣喃喃說道。 貝爾金開始朗讀嘉獎令，說史迪威「出現在前線中國師的陣地上，以身作則」激勵這支部隊再接再厲終於奪取東枝，此外還提到了他在前線的其他表現。「誰弄了這些廢話來？」史迪威低聲說，有些不知所措。小喬上前一步，尖聲說「站著別動」，並給他別上了獎章。《紐約時報》的布魯克斯·埃金森（Brooks Atkinson）以及《時代》的白修德報道此次儀式時語調略顯熱情，這是媒體對史迪威所慣有的，此外，《紐約時報》還發表了「給喬大叔授勳」的社論。受勛者卻不為所動。在寫給妻子溫妮的信中他說：「整個兒都是廢話，因為一點兒小事而大加渲染，完全是小題大做。這讓人難為情，好在時間仍在繼續，這些東西很快就會被遺忘。」 [1] 陳納德準備用一支由147架戰鬥機組成的空軍在六個月內打敗日本，但實際上又花了三年多的時間才擊敗日本，而且不包括陸軍和海軍，僅空軍就動用了9支部隊從印度、中國、太平洋和阿拉斯加參戰，還有一支海軍航空兵參戰，到1945年海軍航空兵有90艘航母和14847架戰鬥機，最後還是投了兩顆原子彈，才打敗了日本。在1945年8月初，僅對日本的一次襲擊就動用了801架B-29轟炸機。 [2] 白種人的負擔(white man's burden），出自吉卜林的詩，指白種人照顧其殖民地其他人種的所謂義務。——譯者注 [3] 指英國國王喬治六世（1895—1952），1936—1952年在位。——編者注 [4] 指計劃在1月14—23日舉行的卡薩布蘭卡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