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 第十二章 受助者

1942年6月—10月 緬甸陷落後，中國完全處於被包圍之中，美國人因此擔心處於隔絕中的中國的抵抗意志不會支撐太久。中國明確要求得到實質性援助的鼓勵。但問題是怎麼送過去。日軍占領密支那迫使航線北移，空運線路更加危險和困難。而且美國優先考慮的是歐洲，對亞洲的戰略仍然不明朗。目前可以預想的就是必須讓中國繼續戰鬥，從而可以把中國作為對日本海上運輸線發動空中進攻的基地，並最終使之成為進攻日本本土的跳板。美國陸軍部當時一個計劃的題目就是「讓中國繼續作戰」，實際上這意味著給中國提供足夠的物資，從而使之保持作戰能力，而這實際上意味著收復緬甸。 史迪威在到達德里的時候已經有了收復的計劃，就等著形諸紙墨了。他的緬甸經歷無可置疑地告訴他，必須使用美國部隊。他在5月25日發給陸軍部的電報中說：「我堅信中國在戰略上的至關重要性，故而認為不往此戰區派遣美國戰鬥部隊是個嚴重錯誤。」然而史迪威無法說服正全力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馬歇爾分出一部分力量過來。馬歇爾所能做的只不過是把第十航空隊再次交由史迪威指揮。由於中緬印戰區的前景非常黯淡，這更加促使史迪威下決心要在印度完成訓練中國特遣隊的計劃。 史迪威得到的支持很少。很多在中緬印戰區服役的美國人受到失敗氛圍的影響，而且都覺得這是個重要性很低的戰區。德里的參謀們一個又一個提出辭職，有些人稱病，有些人則想轉到更有前途的差事。「天哪，難道他們中間就沒有誰把戰爭放在第一位，把自己放在第二位嗎？」史迪威自己由於注射了有缺陷的黃熱病血清而得了黃疸病，不過，儘管他覺得自己「虛弱不堪」並在此後數周里反覆臥床養病，但強烈的責任感還是讓他對那些知難而退的人毫不客氣。史迪威無法理解一個士兵為什麼可以不把完成任務放在首位。在中緬印戰區工作過的記者埃里克·塞瓦賴德（Eric Sevareid）曾這樣寫道：「他對真正的軍人職業懷有崇高的想法，對於真正的軍人是什麼也非常理想化的。」 一位農民在眺望一架即將在昆明機場降落的美國C-46運輸機 史迪威會晤了韋維爾，韋維爾「含糊」答應「會回到緬甸」，然後史迪威啟程去重慶。由於天氣原因他在昆明停留了五天，於6月3日到達重慶。在此後的七個月中他曾經七次往返於他的兩個總部之間。德里和重慶的距離為2100英里（約3379千米），其中德里到阿薩姆邦機場為1100英里（約1770千米），翻越駝峰到昆明為550英里（約885千米），從昆明到重慶為450英里（約724千米）。其中駝峰一段要飛越1.5萬英尺（4572米）的高山，這個飛行高度是正常飛行高度的兩倍，有時劇烈的氣流可以把飛機顛散架。在1.7萬到2萬英尺（5181米到6096米）的高度飛行必須使用氧氣。速度較慢的老式運輸機設計時未能考慮這種情況，因此沒有相應的導航設備或者抵抗日本追擊飛機的火力。這次史迪威乘坐的是時速250英里（約402千米）的B-25轟炸機，這種飛機「不太舒服，但速度極快。比運輸機強多了」。 考慮到緬甸的慘敗，史迪威覺得蔣介石夫婦的接待不同尋常的熱情。他們邀他去黃山的蔣家宅邸過周末，不過他因病重沒有接受。儘管蔣介石表面上很熱情，其實他已經完全對盟友失望了，尤其是英國，由於還有史迪威所掌控的租借物資，他現在還不能過於表現出對美國的失望。在中國人看來，儘管蔣介石竭盡全力試圖減少損失，但是在史迪威的指揮下，這場戰役不但失去了緬甸，而且也損失了摩托化第五軍及其炮兵部隊。正如一位中國軍事史家所說的，這就是「倒霉的進攻戰略」的結局。這個結果更增加了蔣介石對進攻的不信任。中國有句古話：「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1]當面臨失敗的時候，不戰而降也是善之善者。當蔣介石將他所認為的兩個軍的精銳部隊交由一個外國人去指揮的時候，他可從來沒有想到會毀掉這兩個軍。他這樣做原是為了取悅美國，從而使中國可以得到更多的租借物資，其實並沒有當真。史迪威的指揮是有名無實的。 但中國很有理由感到失望。中國原來對盟國的援助抱有極大希望，沒想到現在處境更加艱險：滇緬公路丟掉了；日軍開始進攻雲南；由於杜立特爾所發動的空襲，日軍重新對浙江發動攻勢。中國人擔心這種攻勢可能殃及長沙，甚至重慶。儘管盟國在軍事上屢遭失敗，但也並沒有把中國作為盟國而平等看待。讓中國人憤慨的是《大西洋憲章》有反殖民地原則，而《太平洋憲章》卻沒有類似原則。他們對老是強調要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感到厭惡，覺得自己因此受到了冷落。這並非憑空猜測。丘吉爾這年6月第二次去華盛頓參加盟國會談，而中國則被排除在外。更讓中國不滿的是繼續不讓中國參加軍火分配委員會。中國直接要求加入聯席參謀長會議，但在6月13日被拒絕，理由是為了保密，而加入參謀長會議本可以讓中國自動成為軍火分配委員會的成員。 結果這讓中國當局看透了這場戰爭，越來越缺少主動性了。在緬甸陷落後，重慶的茶館裡流行的是一種「讓盟軍去打」的態度。以夷制夷自古就是中國治國方略的重要原則，現在這條原則不但可行，而且合理。根據住在中國的一個外國人的說法，中國的輿論認為，中國在經歷了五年抗戰後不但有理由消極下來，「而且中國有權利在作戰時儘可能多地得到盟軍的幫助」。政府現在戰時的主要心思便是如何行使這種權利。中國長久以來試圖擺脫外國人並獨立自主，但是這種努力沒有成功——中國的問題太嚴重了。國民黨既然越來越無法應付自己的問題，因此便竭盡全力在依靠外國人的同時儘量得到更多的東西。 蔣介石立即告急。他在5月25日警告美國，除非中國人明確得到盟國的幫助，否則「中國對盟國的信心將徹底動搖」，而這可能預示著「中國的抵抗會完全崩潰」。日軍在浙江的挺進增加了他警告的分量。蔣夫人在5月23日寫給租借物資管理局局長勞其林·居里的信中說，士氣「從來沒有如此低落過」，並說委員長「第一次」感到悲觀了。隨後在給羅斯福的信中，蔣介石要求總統派哈里·霍普金斯代替羅斯福到中國來，因為局勢「之危急是我本人所未曾經歷過的」。其他的信件則警告：失敗主義者正在抬頭，他們正準備推翻蔣介石並與日本和談。羅斯福在這之前已經非常擔心。他於5月5日要求阿諾德將軍「想方設法」為中國運送物資，因為「不管困難多麼大，保持道路暢通至關重要」。高思大使儘管對中國與日本單獨媾和的威脅並不當真，但也相信中國「雖不宣布媾和，但實際上中止敵對行動」 ——中國長期採用這種消極方式並非不可能。 這恰好違背了派遣史迪威去的初衷。《租借法案》在本質上是為了調動盟國人力對付共同敵人，而史迪威的使命就是為了保證租借物資確實用到了這個方面。現在他的障礙是這個受助者用戶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而採取了消極態度。蔣介石在勉強作戰，目的只是讓給他的援助物資不致中斷。他僅僅憑著發出各種警告是不可能得到足夠物資的。要使美國答應提供必需的物資，蔣介石就必須保證能夠取得戰果。史迪威在這件事上有決定權。蔣介石認為，作為他的總參謀長，史迪威的責任就是保證他能夠得到想要的一切。 史迪威卻並不認為自己是在擔當一個供需官的角色，也不認為自己這個「參謀」只是為了達成中國的意圖的工具。他把自己看成一個戰士，其使命和意圖就是打敗敵人，為此他需要一支部隊。不管是不是要由美國部隊打頭陣，這支戰鬥部隊的主體必須是中國人。為了提高戰鬥力，現有中國軍隊或者任何其他用於戰鬥的隊伍都必須經過改造。如果他是個顧問，那麼他會像他之前的很多人那樣試圖進行根本性改變。不管是貨幣、司法、海關稅收、政治體制或者是農業，這些領域的顧問都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都銳意改革。任何在1942年那樣的狀況下派到中國工作的人都不可能不強烈地感到改革的急迫；除非他屬於那類中國通，認為中國「就是那樣」，改革是徒勞的。 史迪威可不是冷眼作壁上觀的人——他有信仰，是個實幹家。正如馬克斯韋爾·泰勒當年在北京所看到的，他看到不對的東西就想改正。一個中國本土的觀察家說：「每個美國人對中國都有一套自己的解決方法。」史迪威的方法便是改革部隊，這是出於對中國、對戰爭以及史迪威本人的考慮。史迪威看到「散布中國全境」的300多個師平均只有滿編的60%，而指揮官拿到的是滿編的軍餉，「軍官大發其財，士兵死於營養不良、瘧疾、痢疾和霍亂，病號被拋棄。彈藥和武器被拿去賣掉。各個『前線』上與敵人的私通已經公開化……運輸工具被用來走私，而運送部隊則沒有車」。蔣介石「從來不視察自己的部隊」，卻老是談論卡車、飛機和槍炮，這「只能暴露了他完全不知道訓練、補充、指揮、醫療和後勤保障等的必要性」。史迪威知道需要改革的力度極大，很可能最後弄巧成拙，不過他認為，有租借物資作為報償，他還是可以提出改革這種要求的，至少可以把訓練30個師作為改革的第一步。 還在德里的時候，他就已經就軍事弊端和需要寫了材料。他到達重慶的當天是向蔣介石匯報最近戰況，去時他帶了這個材料。雖然他病了，但他急於說出自己的想法，因此還是強迫自己起了床。正如他在給史汀生的信中說的，他希望通過告訴蔣介石駐緬軍的表現而使他「害怕並進而同意對部隊重組」。「中國的好幾個高級軍官應該被槍斃。」這其中他指出了第六軍軍長甘麗初，此外還有兩個師長和一個團長。 儘管蔣介石每天都從重慶向駐緬軍發布命令，但是對軍隊現狀、戰場上的表現以及其他情況很少有第一手的了解。在他周圍那種充滿狡詐的氣氛里，沒有人會告訴他現狀正在惡化，而且情況越糟就越不可能告訴他。這不僅由於別人都怕他或對他唯唯諾諾，而且因為中國人的基本生活態度是喜歡顧全面子。中國有句俗話，大意是：「隱惡揚善可以維持社會和睦與個人尊嚴。」正由於這個原因，蔣介石處於史迪威所說的「無知和愚蠢的自滿」之中，要使他相信需要軍事改革也就變得更加困難。 這次他向蔣介石夫婦報告了戰役的「全部真相」，「還指名道姓……這無異於在一個老太太的肚子上踢了一腳」。可是「正因為別人都不敢把這些告訴他，所以我才更有必要告訴他」。直接向一個人，特別是一個中國人，指出他領導下的種種弊端，這並不是幫他改進的最好方式，但正在敦促對敵作戰的史迪威覺得他別無選擇。接著他提出了他的軍事改編計劃，這個計劃首先需要縮編部隊並集中使用現有武器和裝備。1928年到1930年，正是軍隊遣散的問題讓蔣介石的改革努力付之東流，而現在仍然還是這個老問題。自那以後，他竭力通過採取不提供補給或者不補充兵力設備的方法來逐漸消滅各省的非嫡系部隊，但收效不大。史迪威現在提出：「把一些師合併，使其達到滿員並將現有武器充分配置到這些師中……少量可靠、裝備精良、有充分支持的師的價值要勝過現有普通師的兩倍……而且效率更高，更便於提供供給和調遣。」儘管現在中國資源匱乏，但仍然足夠造就一支「有用的（現在並非如此）」的隊伍對日軍進行有效抵抗，直至盟軍發動攻勢改變力量對比，並贏得勝利。 「飛虎隊」隊員與中國軍官共享可口可樂的畫作，1943年 他還提出要根據素質徹底篩選軍官，提拔有能力的人並「堅決清除高級指揮官中的無能之輩」，並說如果達不到這個目標，那麼「無論提供多少物資支援，部隊必然會繼續走下坡路」。最後他指出了一個敏感問題，認為蔣介石必須選出一個他信任的人擔任前線總司令，「給他一般性指令，並讓他不受任何人牽制地調配部隊」。史迪威把這份計劃交給蔣介石夫人，她很快地看了一眼然後說：「噢，那些德國顧問就是這樣向他建議的！」[2] 蔣介石對這份備忘錄未予答覆。十天後，他們再次商談原先答應過的派遣部隊去印度接受訓練的問題，這時蔣介石又把話題轉到了物資問題上。「還是那堆老問題——飛機、坦克、大炮等將贏得戰爭。我有點兒火了，告訴他唯一的辦法便是徹底改編地面武裝。」這時蔣夫人插話說，蔣委員長必須考慮到「某些勢力」。 史迪威對1929年蔣介石遇到的軍隊遣散問題早有自己的見解，深知蔣介石在中國的軍事體系中面對各種複雜的私人勢力的牽制，其實身不由己。對各戰區司令統轄下的軍隊，蔣介石其實並不能很自由地進行調遣；他能夠完全控制的只不過是中央政府統轄下的10個軍。史迪威曾以「花生米獨裁者的困難」為題寫過一篇文章，分析那些使蔣介石無法自由行動的諸多因素：蔣介石讓太多的部下集省主席的行政職能和軍事最高負責人的軍事權力於一身。「現在他覺得這些人的勢力太大，一年來一直想削弱他們，但是沒有成功……威脅是行之有效的辦法。花生米（蔣介石）想削弱薛岳。如果他撤出薛岳的部隊，薛就會叫起來：『我無法負責我轄區的安全了。』薛甚至可以商量讓日本做出反應。薛可以要求下屬施加壓力，不久中央政府的各級官員都會聽到各種不滿的聲音。他們接著會告訴花生米反對太強烈，硬著干可能生變。因此花生米只得作罷並維持現狀。一個明擺著的事實是，他不敢採取激進的行動。」 然而，一支精悍、高效、「有用的」部隊顯然符合當局的利益，因此史迪威無法相信，「有美國為他撐腰」，蔣介石還會錯過「他人生中難得的好機會」。即使撇開軍隊的戰鬥力不說，從中國的福祉來說，也必須減少由於拉壯丁而造成的農民勞力的流失。但是這時蔣介石展示了一個對於受助者來說最不可思議的表現——雖經點撥卻仍然無法認識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或者在美國人看來的他的切身利益。失望的史迪威認為，只有某種政府外的力量才能夠幫助中國：「或者敵人的行動使之崩潰」，或者——這裡他的詞句異常犀利——「可以形成某些革命性想法並立即付諸實施」。 蔣介石對史迪威建議的抵制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根據他認為史迪威能幫他從美國弄到的東西的多少按比例變化的。為了繼續得到美國援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美國陸軍部此時擬訂了一個計劃，那就是利用積壓在印度無法運出的4.5萬噸的中國租借物資發動戰役，重新奪回滇緬公路。［另有14.9萬噸物資擁堵在紐波特紐斯（Newport News）碼頭，最後被美國重新收回。］蔣介石對重新發動陸上攻勢興趣不大。他要求美國提高通過駝峰的空中運輸能力，這齣於兩個目的：可以繼續讓戰爭物資為他所用，還有就是維持並為陳納德的空軍提供燃料；陳納德保證說他的空軍會完成打擊日軍的任務。 空運隊僅有不到25架飛機，遠少於羅斯福所承諾的100架。由於普遍缺少飛機和飛行人員，軍火控制委員會沒有滿足中國所堅持的增加運輸機數量的要求。此外也沒有滿足中國對戰爭物資的要求——儘管中國已經被封鎖，且要求得到的物資卻仍然數量巨大。問題在於同樣要求優先考慮的「波利洛」[3]計劃和蘇聯人，但宋子文把這一切都歸罪於史迪威。他發報說，「由於你沒有發來電報表示支持」，陸軍部對中國提出的要求反應「甚為緩慢」。他敦促史迪威要意識到他在美國所擁有的「神奇的影響力」，該影響力可以上達總統、國務卿和總參謀長，而且「他們會支持任何來自你的要求」。這裡面充滿了恭維，但是宋子文最後那句話是中國人所深信不疑的。由於中國人對歐洲戰爭毫無興趣，他們堅信美國物資的數量是無限的，他們現在的物資短缺完全是由於史迪威沒有提出請求。 經過宋子文的點撥，蔣介石開始比較考慮史迪威的要求了，這種轉變體現在蔣介石逐漸同意了在印度練兵的計劃。在6月24日的會談中，蔣夫人幫助史迪威向蔣介石逐條申明了理由，最後史迪威大部分條件都得到了滿足。由於史迪威拒絕讓杜聿明擔任總司令，最終達成了這樣的意見：如果史迪威接受羅卓英作為負責軍政和軍紀的副司令長官，那麼史迪威本人可以指揮和控制訓練。蔣介石甚至同意空運5萬名士兵過去。這是談判中常有的那種「突然的態度轉變」。其誘餌是出於對「大局」的考慮：為了給中國提供物資武裝中國軍隊準備反攻，每月要從駝峰運送5000噸物資，並提供500架戰鬥機。 讓人頭痛的通過駝峰航線的物資運量問題成了中國戰區的關鍵問題。自4月以來，由於在雨季中斷運輸以及為難民空投救濟物資，運輸機每月僅能往返兩次，結果運到中國的物資平均每月還不到100噸。儘管做出了各種承諾，但是飛行人員和設備都很缺乏，飛機無法及時維修，阿薩姆邦的機場簡陋不堪，無法滿足需要，而天氣又變化無常。美國現在在海外有7個航空隊，在美國本土有4個，這些力量都需要物資。用阿拉斯加一位指揮官的話說：「我什麼都要！」他的話很有代表性。駝峰航線的需求最大，供應的設備先要從美國經過1.2萬英里（約19312千米）運到印度西部港口，再通過鐵路經1500英里（約2414千米）運到加爾各答，然後再經過阿薩姆邦——孟加拉窄軌鐵路運到機場。 這條鐵路原是為了運輸阿薩姆邦出產的茶葉的，速度慢得讓人發瘋。在從加爾各答到利多的路程中有三種軌距，其中有一段還要藉助駁船通過一條沒有橋樑的布拉馬普特拉（Brahmaputra）河。英國管理的習慣和節奏是適應非緊急時期的。1942年夏天，由於印度國大黨發起罷工和不合作運動，工人經常不能持續工作。通過阿薩姆邦——孟加拉鐵路的運量常常無法達到預期水平，而刻板的鐵路管理人員甚至對能幹又有禮貌的「矮墩子」、負責中緬印戰區後勤的威勒（Raymond A. Wheeler）將軍的命令也敢於違抗。這個問題妨礙了物資供應，一直持續了將近兩年，直到1944年2月達成協議，由美國鐵路營對該線路實行軍事化運營。 在駝峰的中國那一頭，運送給陳納德志願隊的燃料和零件在到達昆明後，還必須經數百英里的公路運輸和水運才能到達各個空軍基地，這段運輸可能需要長達8個星期的時間。空運隊每向中國運送1加侖（約3.7升）燃料，自己就要耗去1加侖燃料，而要陳納德向日軍投下1噸炸彈，必須要為之提供18噸物資。一架貨機可以運大約4到5噸物資，在最好條件下每天可以完成一個來回。但在某一時刻，可以正常運行的飛機很少能達到總數的60%—70%，而且天氣和其他故障也會減少飛行次數。在三年中損失了468架飛機，平均每個月13架。有時候，飛行人員可以跳傘並由美國戰略情報局派往緬甸的特工所組織的卡欽營救隊帶出，還有些死在叢林中，或者被日軍俘虜，有的掛在樹上，其屍體很久以後被發現時已經被螞蟻吃掉了。 正飛越駝峰的運輸機 美軍的寇蒂斯C-46運輸機 C-54 「空中霸王」 由於長期缺少空軍所需要的一切東西，陳納德恨不得用掉所有的援助物資。他時常發怒，這跟中緬印戰區的史迪威或者幾乎任何其他人都差不多。他寫道，他的士兵在忙著修飛機，拆卸報廢飛機的零件，或者過濾發動機的油以供二次使用，這時候看到美國參謀部的軍官們「提著公文包不可一世地在印度和中國之間走來走去，這讓我們都怒火中燒」。飛越駝峰時，有些寶貴的艙位被乘客所占用，而這本來可以帶上美國志願隊所急需的燃料、輪胎、火花塞、汽化器、工具、外套、香菸、肥皂或者任何別的東西。1942年7月4日，陳納德的隊伍正式編入美國空軍後改稱駐華空軍特遣隊，由陳納德任隊長，並成為第十航空隊的組成部分；第十航空隊是美國在中緬印戰區的唯一空中力量。陳納德被提升為準將，但是他極其厭惡的比斯爾已經比他早一天提升為準將，並被任命為該戰區空軍司令。蔣介石認為，故意不用他推舉的人擔當此職不啻於「當頭一棒」［根據麥克休（James McHugh）的說法］，表明中國得不到急需的空軍力量，但是真實情況是阿諾德將軍不喜歡陳納德。中國開始四處活動想撤換比斯爾並提升陳納德，最終達到了第一個目的，但是沒有達到第二個目的。 陳納德將軍在部署作戰計劃 儘管陳納德是個紅人，但他跟蔣介石之間也有麻煩，這跟史迪威的情況頗為類似。蔣介石夫人有一次告訴陳納德，他將來應該直接跟委員長聯繫，無須通過她。他回答說，如果沒有她作為中間人，那麼那些懷有私心的人就會說服委員長「發布不可接受的命令」。他對這種前景感到十分擔心，結果最後蔣夫人只得同意一切照舊。陳納德負責訓練的中國飛行員，也跟史迪威的那些中國軍官一樣有問題。陳納德在1942年5月對蔣夫人抱怨說，局勢「每況愈下，現在幾乎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最差勁的飛行員被調去擔當教官，而這些人「沒有能力」從事教學或者維持紀律。他們不理會美國人的建議並「憎恨美國人的影響」。陳納德在他過去四年中一直無法糾正這種局面，但又無法擔保讓這些飛行員在美國受訓。他不得不向陸軍部報告說「中國極度缺乏各種飛行訓練方式」。如果想繼續下去，他就必須「全權負責」訓練學校和人員。後來陳納德在大談史迪威個人的缺陷怎樣造成了跟委員長的衝突的時候，他對自己遇到的問題隻字未提。 物資缺乏更讓陳納德惱火，因為他信心十足地認為，如果有足夠的物資，僅憑他的空軍就可以通過阻斷日軍的南海物資運輸線而打敗日軍。通過單一手段解決問題很有誘惑力。陳納德曾經寫道：「我們總是應當審視那些最佳手段，而忘掉可行性之類的問題，否則我們很快就會深受其害。我們應當看到可能性，並為之振奮。」他自己就因為這些令人欽佩的原則而大為振奮。他在那年夏天寫給史迪威的信中說，在太平洋戰爭的戰略上需要切斷日軍海上運輸線，讓中國地面部隊對日占區發起進攻，消滅日軍在緬甸和印度支那的空軍力量，解除日軍對印度的威脅，保衛通往中國的駝峰航線，「並打一場成功的反攻以激勵所有盟國」。如果能有500架戰鬥機、100架運輸機並讓陳納德「全權指揮」，那麼陳納德就可以達到這些目標。 在蔣介石夫婦看來，這個論點讓人信服。如果有500架戰鬥機、100架運輸機並讓陳納德「全權指揮」就能贏得戰爭，那就無須改造部隊，也就不必危及蔣介石岌岌可危的權力體系中各派系、人員和戰區司令之間的微妙平衡了。空軍用不著中國費什麼勁，而且看上去也很容易。蔣夫人在回復陳納德的一份戰況周報時寫道：「如果我們每天殲滅15架日軍飛機，不久敵人的飛機就會被打光的。」蔣介石夫婦現在所專注的就是設法讓美國提供有500架飛機的空軍力量，並通過駝峰航線提供物資裝備，使空軍可以作戰並維持下去。 蔣介石對不能滿足承諾越來越不滿。根據「哈普羅」（HALPRO）計劃，本來準備從中國出動B-24轟炸機轟炸日本。蔣介石對此計劃很感興趣。但根據史迪威的建議，該計劃被取消，而飛機也留在了埃及，原因是浙江的機場已經被毀而且空運隊的物資運輸不足，這使得計劃不可能完成。由於其他方面的需要，原來承諾給空運隊的100架運輸機被減少到75架，後又被減至57架。史迪威不得不通知蔣委員長，在目前情況下空運隊的運輸量甚至不能達到預計每月5000噸的十分之一。跟古代的國王一樣，蔣介石遷怒於帶來壞消息的人，更讓他惱火的是，宋子文報告說史迪威並不是很出力地向美國申明中國的要求。 在委員長看來，作為總參謀長的史迪威無疑是瀆職。他認為，一個外國人無法從自己本國獲得必需的東西，這是影響力不夠的結果。至於說這些物資必須長途跋涉經過輪船、鐵路和飛機運輸才能抵達中國，這不關他的事。他對運輸保障所涉及的具體事務不感興趣，相關知識也十分有限。如果史迪威辦不到，這意味著或者他影響力不夠，或者他沒有全心全意地為中國考慮。蔣夫人對前一種情況有辦法彌補，對後一種情況也可以加以誘導。她對史迪威說：「我們要看著你成為一名四星上將。」惱火的史迪威在日記中抱恨道：「讓他們見鬼去吧。」他對參謀人員說，他認為這不過是蔣委員長為了讓他順從地支持所有中國要求而給他的賄賂罷了。事實的確如此。 6月底，由於供應問題導致了「三項要求」的危機。導火索是德軍隆美爾在6月21日奪取圖布魯克（Tobruk）將英軍趕回到埃及，這使得德軍可能通過中東突破的威脅再次顯現。危急關頭，布里爾頓第十航空隊的重型轟炸機連同空運隊的運輸機以及飛行人員全部調往埃及，另有一支準備飛往中國的B-24重型轟炸機也停在喀土穆轉給英軍使用。又是史迪威去向委員長轉達的這個消息，他所看到的反應也是預料之中的，而且史迪威自己也有同感。「我們所有承諾均未能兌現，還輕鬆地告訴他說，堅持下去，老夥計。」 宋美齡 蔣介石夫婦利用這個機會大發雷霆。蔣夫人怒氣沖沖地說，每次英國人吃敗仗就要把中國的物資拿走，「這樣的話中國還有什麼必要繼續打下去」。蔣介石聲稱中國受到「輕視」，並要求美英就是否把中國「看成是盟軍戰區的一部分」做出「明確的回答」。他馬上話鋒一轉，談到了他真正感興趣的東西：租借物資。他說，運抵中國的物資還不到羅斯福所承諾的10%，這不啻於「違抗」美國總統的命令。「作為我的總參謀長，你有責任保證我們得到這些承諾給我們的物資。」見面結束時，蔣夫人以最後通牒的口吻說：「委員長希望在盟國是否認為本戰區有必要並會給予支持的問題上做出是或者否的答覆。」 史迪威甚表同情，因為他想讓這個戰區得到更多支持的願望跟他們一樣強烈。但是他們將責任推到他的頭上就讓他惱火，「我針鋒相對，告訴他們我是怎麼請求的」。他認為這種發作是蔣介石夫婦精心安排的，因為他們相信表示「強烈不滿」可以讓他們處於主動。這是很可能的。儘管表面上很客氣，有各種禮遇、會晤來表示友情以及其他關係，但是中國人本質上把西方人視作對手，不管打什麼交道都是要占上風的。此外，蔣介石夫婦不滿的深層原因還在於，他們不能像英國人那樣支配本國的租借物資。這種區別對待是基於一種常識，那就是如果由著中國自由支配這些物資的話，那麼其中有很大部分將不會被用來對付日本。不過，這樣顯然對中國是有歧視的。這對蔣介石來說是丟面子的事，也是他討厭美國特派來的支配租借物資的史迪威的深層原因。 三天後正式擬定了要求限期答覆的包括「三項要求」的最後通牒。這些要求包括： 1. 美國派遣三個師在8月到9月間抵達印度，以恢復中國通往緬甸的交通線。 2. 自8月開始中國戰區應有500架戰機投入作戰，並維持這種實力。 3. 自8月開始空運隊每月保持5000噸物資的運輸量。 蔣介石夫婦說，如果這些「最低要求」不能得到滿足，那麼只能「解散」中國戰區，他們也會「調整」立場，並可能需要做出「其他安排」。 史迪威很樂意轉達這些要求，因為除了飛機數量和時間限制外，這些要求跟他自己向馬歇爾提出的要求相去不遠，但是蔣夫人隨後提出，他提交要求時應附上自己的意見，對此史迪威拒絕了。他告訴她說，他不可能對針對自己政府的最後通牒表示讚許。蔣夫人「火了……開始對我大喊大叫」，叫來了她的秘書，「並對我說的一切做了記錄。顯然氣急敗壞了。她長袖善舞，可是玩偶卻沒能受她擺布」。史迪威利用這個機會指出了他的雙重身份。雖然他是蔣介石的總參謀長，但是在自己政府的問題上不能對他發號施令。他還解釋了自己別的身份：他是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是美國政府駐盟軍戰爭委員會以及援華租借物資的代表，此外，他還是「一個發誓效忠美國國家利益的美國陸軍軍官……如果她不能理解這一點，那麼她比我想像的還要笨」。 他還向蔣夫人解釋了每個月通過駝峰運送5000噸物資需要怎樣的運輸保障：304架飛機，275名飛行機組人員，地面上要有3400名地勤人員，航線兩端各需要五個機場，每個機場都要能接應50架運輸機。「她這才開始有點明白了。」他最後告訴她說，他認為委員長「需要的是一名戰士而不是一個橡皮圖章或者一個傳聲筒」。這裡，史迪威顯然言有所指，因為實際情況恰恰相反。 為了讓人相信中國與日本單獨媾和並非虛張聲勢，同時也由於單獨媾和是中國讓「三項要求」成為最後通牒的唯一資本，重慶方面開始散布謠言，說一個日本特使和南京方面的代表已經過來商談和平事宜了。史迪威對此不予理會，因為他相信中國可以從美國得到更多東西，「可是跟日本講和中國會一無所獲」。史迪威跟高思大使交談後高思也表示同意，並告訴華盛頓說這種威脅只是「虛張聲勢」，不過確實需要援助。據會晤過周恩來的一位美國戰略情報局人員說，周恩來認為完全沒有單獨媾和的危險；相反，「抵抗正在變成一種好生意，因為這樣更容易得到援助」。他說，因為可以利用美國的緊張情緒，國民黨官員正為自己的外交手腕揚揚得意呢——他們跟上海的日本人接觸，「以便引起華盛頓的恐慌」。 美國經不起再在可能失去中國這個作戰基地的問題上冒險行事。對「三項要求」的答覆取決於可用資源的數量，而這又取決於跟英國就開闢歐洲第二戰場問題上產生的衝突和討價還價。在這些問題沒有解決之前，總統便先給蔣介石寫了一封安撫的信，答應近期解決這個問題。 由於在處置兩架運輸機的問題上蔣介石被史迪威惹火了，蔣介石開始活動要剝奪史迪威對租借物資的控制權。這雖然是偶發事件，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蔣介石對羅斯福說，史迪威對美國和中國政府的雙重責任使得他在租借物資的問題上出現利益衝突，這個問題必須解決。總統的回覆由馬歇爾起草，總統深知租借物資是史迪威唯一的籌碼，在回覆中總統斷然拒絕分離史迪威的職責，並明確史迪威的首要責任是針對美國的。「讓史迪威將軍在各種職責上均服從你的調遣是不現實的。」羅斯福還指出，不管由誰接替史迪威的職位，都會擁有同樣的職責和權力。 這封信違反了中國人交往中的主要原則，那就是要顧及一個人的顏面，不要直接給予否定。由於白宮和陸軍部似乎缺少一個了解中國習俗的文書，宋子文便填補了這個空缺。為了能安安穩穩過日子，他在把信轉交給蔣委員長之前在含義和用詞上均做了改動。同時，由於馬歇爾給史迪威送了一份副本供他參考，因此史迪威覺得這是對自己地位的肯定，而蔣介石的想法則正相反。之後幾周里他們之間糾葛不斷，彼此的不滿加深了，直到真相顯現。可以想像，蔣介石讀到原來的文本後他覺得受到了侮辱，並再次提出抗議要求解散中國戰區。為此，宋子文被專門召到白宮，並被當面告知史迪威的地位沒有改變。宋子文跟蔣介石其他部長和官員一樣不想充當壞消息的使者，因此他仍舊相機改動函件內容。兩年後，由於又多次遇到這種篡改信件的情況，總統下令自己與蔣委員長之間的所有通信均由駐重慶的高級美軍軍官負責傳遞。 在還沒有收到有關對「三項要求」的答覆之前，史迪威就繼續施加壓力要求在印度練兵，也就是訓練30個中國師和反攻緬甸計劃。史迪威跟委員長的關係表面上仍然很客氣，但不時受到冷落。跟軍政部會晤後總是能讓他看到合作的希望。中國人是不喜歡說「不」的。史迪威老是覺得即將取得進展了。他注意到有流言，可能是宋子文處散布的，大意是說他斷送了駐緬軍第五軍和第六軍發起的進攻，然後他自己「逃跑」了。但總有一些中國朋友希望他的改革計劃能夠成功，並不斷鼓勵他。曾士奎在緬甸戰役時任首席翻譯，現在他繼續擔任聯絡官。他曾經找史迪威談話，「並認為我可以調動足夠的影響力來對局面施加重要影響」。 這幾個月史迪威的日子並不好過。史迪威得了黃疸之後又「肚子痛」，後診斷為腹部有寄生蟲。他曾經在36小時裡服用了8種藥物，而且令他吃驚的是，過後居然「好多了」！6月，他母親逝世的消息讓他很難過，另外他眼睛的狀況也讓他很擔心；他的眼睛多年來就一直不好，幾乎完全依靠一隻眼睛在看東西。重慶的空襲和炎熱讓他感到很不舒服，因此他想念卡梅爾和家人。他曾經接到馬歇爾和史汀生的信向他保證說，如果仍然無法贏得委員長的積極配合，那就準備把他派往更能發揮他作用的戰區去。 也有一些讓人振奮的事情。經過漫長的談判，儘管印度政府極不情願，最終韋維爾答應將藍姆伽（Ramgarh）劃給史迪威，作為訓練中國部隊的基地。這裡原來關著2萬名義大利戰俘，位於加爾各答以西200英里（約321千米）的地方。英國人擔心大群武裝的中國人可能會對印度人的反叛產生影響，此外，他們也並不想利用中國人奪回緬甸。然而已經有第三十八師和第二十二師的8000名中國士兵到達印度，而且美國不準備向中緬印戰區派遣自己的步兵，因此極力推動史迪威的練兵計劃，並終於獲得了准許。根據協議，英國人為中國軍隊提供食宿和軍餉，其費用通過反向的《租借法案》解決，而美國人則負責提供裝備和訓練。訓練最初有8000人。經過幾個月的拖延後，蔣介石在6月24日答應增派的部隊在10月份開始空運到達。 要改革部隊則困難重重。中國軍隊系統分成兩派，分別為軍政部部長何應欽領導下的軍隊官僚和掌握主要實權的黃埔系。何應欽的黨部跟既有組織體系關係密切，這就是為什么正如史迪威所注意到的，一個像杜聿明那樣的將軍可以「那麼獨立」。何應欽對使用中央政府軍的任何行為都堅決反對，因此可以預料，他對可能需要改革或者採取行動的任何計劃都會反對和抵制。 黃埔系的領袖是黃埔軍校一期學員中的元老陳誠和胡宗南將軍，他們比較傾向於改革。陳誠是湖北省長兼司令長官。史迪威在1938年曾經認為陳誠是將軍中「勢力最強大和最有意思的」，而且蔣介石現在有意讓陳出任總司令，或者可能的話取代何應欽。陳誠跟蔣介石關係密切，在蔣介石的兒子們還沒有準備好之前是臨時接班人，因此也是受到蔣介石重用的人。考慮不被蔣介石重用的人是沒有用的。甚至有人認為陳誠自己就想接替蔣介石的位置。他跟蔣介石外表相像，都剃著光頭，留著小鬍子，說話聲音尖利，甚至有傳言說他們是同父兄弟。儘管如此，他在統一戰線時期曾經跟周恩來和共產黨共事過。當時他們在軍隊的師級建制上建立政治部，並用共產黨的辦法發動群眾抵抗日本。 另一位黃埔系的領袖胡宗南也是委員長的心腹，並在西安的司令部指揮防範共產黨。他統率的部隊有40萬人，是中國數量最大裝備也最好的軍隊。他跟同屬黃埔系的另一個人物戴笠關係密切。 此外，還要考慮眾多其他一些忠誠度不一、關係錯綜複雜的人。張發奎屬於南方派系，曾經是北伐軍鐵軍的指揮官，儘管他「撈了錢後已經貪圖安逸」，但仍然是有影響力的人。包括陳誠，至少還有7個戰區的司令，他們都集政治和軍事職位於一身。其中還有位傳說一向爭強好鬥的湖南省的「老虎仔」薛岳，是「軍隊中唯一的硬漢」。當蔣介石發出指示對他進行干預的時候，他「大喊大叫要求離職」。其他7個不屬於核心位置的人都是半封建軍閥，如山西的閻錫山和幾乎自治的雲南省主席龍雲。龍雲個子矮小，通過鴉片聚斂了大量財富，發行自己的貨幣並擁有自己的部隊。他跟蔣介石的關係緊張。有次遇到政治危機，需要他去重慶，他一直要等蔣夫人來到雲南府充當人質後才肯出發。 這7個人還包括浙江省司令顧祝同，在對日作戰時他「躲在50多英里（約80千米）的後方，從來不敢往前」。史迪威在北平時的助手、現為武官的包瑞德上校親自視察了前線，並回來報告說衢縣的情況「糟透了」。衢縣有個重型轟炸機機場，蔣介石之所以極力反對杜立特爾轟炸，就是擔心會失去這個機場。現在這個機場已經由於那次行動被毀了。根據包瑞德的報告，蔣介石又開始在重慶指揮作戰，「戰果輝煌一如既往……花生米讓兩個軍藏在山裡，企圖在日軍通過的時候從側面襲擊。日本人封住了出口繼續前進……部隊裝備極其簡陋。沒有醫療設施。沒有運輸工具。很多人病倒了。大多數入伍者都是被強迫、綁著送來的。強行徵兵令人震驚。抓住的都是些沒有錢或者沒有勢力的可憐人……這個小傻瓜為什麼意識不到他唯一的希望就在於30個師計劃，在於另外造就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部隊？」 對這個令人惱火的問題的回答是逐漸顯現的。很久之後史迪威才不得不承認，其實蔣介石並不想要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部隊，這樣一支部隊對他帶來的威脅要比好處更大；蔣介石擔心這30個訓練有素的師可能由一個新的領袖或者集團管轄，這將會動搖或者威脅到他的控制權，而且史迪威提議要清除那些無能指揮官，這將會除去那些忠誠於蔣、對蔣感恩戴德的人；蔣介石感興趣的並不是一支能打日本人的隊伍，而只是一支能夠讓他在中國維持下去的部隊，為此蔣認為只要比共產黨有更多的部隊、大炮和坦克就行了。 史迪威繼續努力。推動他的是一個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的信念以及這樣的看法，那就是美國援助給了他巨大的討價還價的能力，這使得他可以要求對部隊進行改革，並能夠克服政治上的障礙。他的設想是這支部隊最終被壓縮成約100個滿員師。其中最核心的是頭30個師，他們將在昆明附近完成訓練和裝備；他們將成為Y軍，也就是對緬甸發起兩線進攻中的東線。（在美國的作戰計劃中，這個戰役被稱作X—Y計劃，其中X代表從印度進攻的部隊。）按照史迪威的計劃，並不是對整師進行訓練；他只負責訓練幹部，再由這些幹部負責訓練部下。中國軍政部對「總框架」表示同意，但老是不肯確認開始訓練的具體日期。 為了鼓動委員長，史迪威在一份新的備忘錄中強調了這樣做的理由。他敦促說，中國不能把設想建立在自己並不擁有的軍事力量的基礎上——強大的空軍或者大規模炮兵——而只能充分利用現有的力量，即「以步槍、機槍和迫擊炮武裝得還不錯的大量士兵」。在現有師數量減少50%並使其編制滿員的情況下，每個單位都可以正常配備這些武器，此外，還可以改善炮兵支持。史迪威最後說，「我意識到並且重視在推進改革指揮方式時所面臨的種種反對意見」，但他並沒有就此提出具體建議。 歷久彌堅的蔣孔聯盟 蔣介石對這份備忘錄置之不理，其態度跟對待史迪威在過去一個月提交的其他五份備忘錄是一樣的。史迪威要求見蔣介石，但是過了一個星期仍然沒有答覆。史迪威在寫給家裡的信中說：「我陷入一生中最無聊的謀劃之中，竭力想指導和影響一個頑固、無知、充滿偏見和自大的暴君。除了我，誰都不跟他說真話，因此他覺得我的話難以置信。」他給史汀生解釋說，他試圖通過告訴他「完全的真相而逐漸贏得他的信任」，而這不過是一種天真的期望罷了。他繼續給史汀生寫道：「我試圖找出這個人的一些優點，應該考慮到他的環境和經歷……他沒有受到像樣的教育……他沒有朋友，只有一群僕人，這些人在他面前無一例外地感到不自在。」他唯一真正的朋友便是他妻子。「實際上她很怕他，一旦他發火她便退縮了。她認為自己的職責便是努力使中國強大。」如果她擔任委員長的話，「進展就會比現在快五倍」。 史迪威的總目標是竭力發動一場沒有人喜歡的戰役——收復緬甸。他向蔣介石提議發動這場戰役時是把它當作蔣介石向華盛頓提出最後通牒的一個下來的台階。如果「他表示願意合作」，委員長就會得到美國物資，而一旦中國做出承諾，則美國就必須為戰役提供相應規模的供給和支持。華盛頓必須施加壓力迫使英國參與。史迪威仍然希望至少能有一個美國師參加，並認為，如果中國人和美國人準備開戰的時候，「英國人不大可能不採取行動收復自己的領土」。 基於這種考慮，7月19日，他以原先兩線進攻的構想為基礎，進一步向蔣介石提交了四點軍事計劃。這個計劃要求中方有「20個精銳師」參加。這個計劃的誘人之處是，可以重新使仰光成為海運物資集結地。史迪威估計，這可以使陸軍部再次以每月3萬噸的數量連續提供六個月的物資。在發動陸上進攻的同時，該計劃還要求英國海軍重新控制孟加拉灣，重新奪回安達曼群島，並在仰光登陸。 就在勞克林·居里代替哈里·霍普金斯作為美國總統特使到達重慶的第二天，史迪威得知美國不會派遣部隊參戰了：「運輸量太大了。」儘管這是「三項要求」之一，然而居里在與蔣委員長進行初步會談之後卻「意氣風發」，並「認為他已經協調停當了」。居里身材不高，但自尊心不小，羅斯福在1940年春首次把他作為私人代表派往重慶，之後一直在華盛頓負責援華物資工作。不久，史迪威在日記里開始稱他為「居里梳子」和「伶俐居里」。居里不主張在提供租借物資的同時還要求採取怎樣的行動作為條件。「考慮到中國需要依賴我們繼續提供援助，可以預計不會遇到不合作的困難。」居里這樣告訴馬歇爾。這是個典型的判斷失誤。他低估了中國為了自己的目的反過來利用那些企圖利用她的人。 跟居里會談時委員長表達了對史迪威的不滿，再次試圖撤換他，至少不要讓他控制租借物資。史迪威在他任命的整個過程中，只要他在物資問題上通融一些，對委員長的要求表示支持，或者不要對物資的用途太在意，那麼他要搞好跟蔣介石的關係原本不難。事情再容易不過了。蔣介石不久發現史迪威在這方面是不會通融的，自那以後，他就幾乎沒有停止過要求替換史迪威的努力。當居里轉達了蔣介石不滿的實質之後，史迪威在書面回答中說，自己必須把局勢的真實情況告訴蔣介石，因為他認為蔣需要了解真實情況。「我無法在其他基礎上繼續工作。」 8月1日，蔣介石接受了史迪威給他的「台階」，同意了緬甸戰役計劃，但提出兩點很刁鑽的條件：英國在陸上和海上全面參戰，以及空軍提供相應的有效支持。他指出，戰役首先取決於英國政府的意圖。史迪威的政治顧問約翰·戴維斯剛剛對此進行了評估。他在7月31日的報告中指出，首先英國就沒有非常積極地防守緬甸，出於同樣原因，現在他們「在可以預料的將來也沒有想重新奪回緬甸的意思」。因為蔣介石也是這樣懷疑的，所以他為發動戰役提出這樣的條件也就是一種保險。蔣介石甚至把計劃20個師中的15個師選定了。因此發動戰役的現在取決於華盛頓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了。 美國給中國提供的援助，不管其軍事意圖如何，最後實際上還是給了政府，而不是用於戰爭。多恩上校在8月4日寫給陸軍部的信中說：「在我們重新奪取緬甸之前，有關援助中國的議論和計劃都毫無意義。但是對中國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必須附加條件，那就是他們要有行動。」否則的話，「現政權只會囤積物資以備戰後能夠繼續存在下去」。他幾乎偶然地觸及了問題的核心：「他們估計會發生某種動亂或者革命。實際上，按照駐華盛頓的宋子文的意見，現政權在戰爭結束後六個月就會沒事幹的。他應該知道……」 中國的國內問題至關重要，而且這在當時可以明顯感覺到。史迪威還記得曾經在1938年跟周恩來和葉劍英在友好的氛圍中談過話，不過他對共產黨的直接了解很少。他知道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已經號稱有50萬人，而且共產黨的勢力還在北方擴展。據某些報道說，山東只有一個地區還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史迪威這次回到中國後跟共產黨的唯一接觸是間接的，那是還在重慶的周恩來在6月份跟約翰·戴維斯說的話。當時周恩來半開玩笑地說，如果蔣委員長同意，他會率領共產黨部隊發起進攻奪回緬甸，而且，「我會服從史迪威將軍的指揮！」儘管史迪威記下了這句話，但他對共產黨關注甚少，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處於檯面上的蔣介石的那些問題上。 儘管在國內史迪威是個保守的共和黨人，但是他跟重慶的很多其他美國人一樣心有不安，因為他受命去支持一個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容的盟友。在炎熱的夏夜，他多次在寫東西時談論這些問題。他說美國「被迫與一個在很多方面跟我們的敵人德國相像的政府結盟，這是一黨專制政府統治下的一群法西斯」。這部分可以歸因於那些「愚蠢、天真和虛假的宣傳」，說中國人民在蔣介石的英勇領導下進行了六年的頑強戰鬥。這裡有「對納粹的同情。同樣的政府，同樣的見解，同樣的強盜做法」；不同之處只在於不夠有力，也不夠有效。蔣介石「從來沒有為了中國的進步採取過什麼措施或者做過什麼實事」。跟希特勒一樣，他認為自己「永遠正確」，而且憑藉「直覺」管理國家。「你怎麼可能推動這樣一個傢伙？你怎麼能接受他的觀點？」 史迪威預計到戰後國民黨會跟「赤黨」進行內戰，因此他這樣反躬自問：「我們怎樣可以幫助中國人民？停止這些愚蠢的宣傳……哪裡在英勇抵抗？哪裡在發動了不起的游擊戰？哪裡有改革，或者對這些問題有基本的理解？」 史迪威認為蔣介石「跟清朝人一樣強烈地以中國為中心，也就是瞧不起其他人」。蔣介石老是害怕被別人看成是親美的，也害怕承認他對美國的依賴，他可能在這個方向上做了更深入的思考，因為這與他的處境是很有關係的。蔣介石曾經用了很多外國人，這包括他的長期政治顧問端納（W. H. Donald），他的衛士長、德國人華爾特·斯登奈斯（Walther Stennes），他的財政顧問阿瑟·揚（Arthur Young）以及他的飛機駕駛員勞埃爾·勒諾阿德（Royal Lenoard）；然而他在心底里是害怕外國人的。他憎惡英國人和美國人是帝國主義者，並覺得跟史迪威打交道是有辱身份的。 由於麻煩不斷增加，蔣介石開始變得越來越專制，越來越難以接近，甘於成為孤家寡人。並不是只有史迪威難以見他一面，有些官員要等上好幾周才能見到他，而且常常只能通過蔣夫人才能向他反映問題——這讓他們很惱火。他通過史迪威所說的「嚇唬和給好處」的方法讓對手們互相牽制，這使他顯得強大和不可缺少，但是其實他並不懂得管理國家。雖然他閱歷豐富，但是他心胸狹窄，所受的教育也很有限。他最嚴重的障礙在於缺乏能幹的政府工作人員。他從來不讓真正有才幹的人擔任要職，以免他們變得太強大。因為他衡量下屬的標準是忠誠度而不是能力，所以他周圍都是一些平庸之輩。他的連襟、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是政府負責人，而且長期擔任財政部長。據英格蘭銀行駐華代表西里爾·羅傑斯（Cyril Rogers）說，孔的「頭腦只相當於一個12歲的小孩。如果我把跟他有關銀行業務的談話錄下來並放給你們聽的話，那沒有人再會把他的政府當回事了」。然而孔祥熙在個人理財方面很是出色，而當時在重慶流行廣泛的小道消息很多都是有關他家的。據說這些傳言「90%都不是真的，但有10%比傳言的還要糟」。孔家和宋家以及他們的兄弟、外甥和侄子們組成了宮廷小集團，為首者是孔祥熙夫人，孔夫人又掌控了自己的妹妹蔣介石夫人，而通過蔣夫人又可以通達蔣介石。蔣夫人對委員長的影響力是有限的，她自己把這歸咎於她未能為他生孩子。 名義上政府權力在立法院、司法院和行政院，但真正行使權力的是蔣介石任主席的國民黨。其派系中最強大的是陳家的右翼CC系；他們是蔣介石第一個恩人陳其美的侄子，他們領導的集團在1932年建立了國民黨的藍衣社，相當於德國納粹的衝鋒隊。弟弟陳立夫在1927年北伐時曾經是蔣介石的私人秘書，現在是黨的領袖之一。黨的基層組織在各個村、地區和軍隊中都存在，其指定的代表可以參加每隔三四年才舉行一次的國民代表大會。自1935年就沒有再選舉過黨代表，而且所有的進步團體都是沒有選舉權和發言權的。在國民大會閉會期間由中央執委會行使管理權，其常務委員會每兩周開一次會，並可以做出決定。雖然蔣介石經常面臨黨的壓力，但他實際上可以對常委會頤指氣使。 蔣介石的世界觀基本上是儒家的。1927年他很輕鬆地贏得了北伐戰爭，之後又成功地居於高位達十五年，這似乎顯示天命已經傳到了他身上。由於他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他除了時不時地會大發脾氣之外，通常態度鎮定，態度圓滑。他理所當然地認為，對所有下屬——這也包括他的參謀總長史迪威——的第一要求便是服從。共產黨不服從他並蔑視他的權威，這在他看來比日本人更加可惡。他的其他敵人——如不滿的知識分子和各省的領袖——是無法聯合在一起的。孫中山的兒子孫科受到廣泛支持，是唯一敢於對抗蔣介石的人，但他跟他父親一樣沒有自己的權力基礎。李宗仁可能成為南部聯盟的領袖，對蔣介石是個威脅。國民黨實際上從來沒有真正地統一中國。蔣介石意識到過去留下了很多對他不夠忠誠的區域，因此他無法信任所有的軍隊。他已經錯過了進行社會變革的機會。由於失去了沿海城市具有維新思想的階層和商業階層，他現在只能更加依賴於右翼，而且不敢採取改革措施以避免激怒他們。他治國現在只是為了生存，因此能迴避的就迴避了。正如史迪威所寫的，作為一個沒有退路的體系的領袖，他真是「進退維谷」了。 美國公眾對現實狀況一無所知，他們被中國的朋友、愛國人士和宗教團體的積極宣傳所蒙蔽了。國務院的一些官員，如遠東司司長邁克斯維爾·漢密爾頓（Maxwell Hamilton）及其前任斯坦利·赫恩貝克（Stanley Hornbeck）（後來他改任政治顧問）仍然堅持他們最初的立場。漢密爾頓在1942年2月的一份申明政策的文件中寫道，現代中國代表了「一個偉大領袖領導下的一場人民大眾運動。美國應當對此支持」。蔣介石的「決心、頑強和總體上的寬闊視野也許構成了中國作為戰爭盟友最為重要的因素」。大約就在這前後，高思大使在報告中提及有關蔣介石是積極指導中國抗擊日本的偉大領袖的說法時說，「人們在直面無情的事實時，只能將之斥為無稽之談」。 美國總統看不到除了支持蔣介石外，還有什麼其他的選擇。他擔心打敗日本後會出現真空，但又被反覆告知只有蔣介石才可以使中國保持統一，因此總統只能讓蔣介石自由支配得到的援助物資。那些中國的友人或者出於真誠，或者出於為了使中國能夠得到更多的援助，他們不斷警告總統說，一旦減少支持就會造成重慶政府的崩潰。洛克菲勒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和美國醫藥援華局（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局長唐納德·凡·斯萊克（Donald Van Slyke）博士就是有這種恐慌情緒的一個代表。他告訴總統中國的士氣「正在迅速消解」，「失敗主義者正在抬頭」，而且蔣介石「失去權力以及中日達成妥協的危險正在增大」。他還附上了他的消息來源，那是「八個駐中國西部的有責任感的美國人」。高思在他的報告裡並沒有排除這種可能性，那就是有些省的將軍，如龍雲，可能與日軍媾和並讓日軍進入；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政府「可能立即崩潰」或者撤到那些無法對之進行援助的陝西省或甘肅省去。高思接下來的預言後來得到了驗證，他說：「當然了，如果真的發生了這種情況，那麼蔣介石會很樂意把這一切都歸咎於沒有得到美國援助。」 從羅斯福的性格來說，他不希望對租借物資的用途進行控制，不過在史迪威的敦促下陸軍部還是傾向於這樣做。羅斯福不喜歡討價還價，認為向一個瀕臨絕境的盟友提出各種條件有點兒太小氣了。8月份他收到陸軍部報告，建議次年春季發動緬甸反攻，並提供租借物資，條件是中國參加反攻並根據史迪威的建議對部隊進行改革。居里在8月初回國後也對史迪威的做法表示支持，但是他的態度溫和多了。他對總統說：「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提供援助時還提出某種條件或限制。」他還報告了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的個人糾葛，並把這歸咎於史迪威對蔣介石干預緬甸戰役不加掩飾地表示了不滿，以及蔣介石對史迪威不服從他命令的不滿。他大刀闊斧地提出把史迪威、高思和宋子文全部換掉。（由於這個建議未被採用，作為一種預防措施，他又提出以後要把總統和蔣介石之間的所有通信的副本都提供給史迪威。） 根據居里的解釋，羅斯福認為中國這些煩人的問題還是比較容易至少是可以解決的。他給居里寫信時以這種他慣有的樂觀主義情緒寫道：「我只能認為目前局面的主要問題還是有關人的個性，跟戰略計劃、中英關係或者印度局面均無關係。」他同意考慮某些改變，「直到我們找到合適的人」。史迪威個性張揚，頭角崢嶸，顯然這是一個可以下手的地方，但是羅斯福對此進行試探時馬上遭到馬歇爾和史汀生的反對。他們都堅持認為，無論是反攻緬甸還是讓中國在軍事上有所作為，史迪威都是必不可少的。 9月份盟軍統帥同意了緬甸戰役。該戰役僅限於北部，目的是讓滇緬公路再次跟阿薩姆邦的利多公路連接。史迪威提出的奪取仰光並由海軍配合的全面反攻，即盟軍所謂的安納吉姆（ANAKIM）計劃被擱置了。由於北非戰場、開闢歐洲第二戰場和蘇聯的需要，他們認為該計劃在物資上無法保障。英國人自始至終為安納吉姆計劃傾注了大量精力，但為逃避這個計劃花費的精力更多；他們後來在緬甸海岸線上一個叫若開（Arakan）的地方發動了一場小戰役，重新奪回了實兌（Akyab），目的是為了建立戰鬥機基地，以便將來發動進攻。他們同意參加緬北戰役，但是沒有多少熱情，因為他們不像美國那樣急於想給中國輸送援助物資。英國人在對局勢進行的一份「重新評估」中認為，中國人即使沒有進一步援助，也還可以支撐一年。 但是美國同意在對蔣介石提出的「三項要求」進行一些修改後滿足這些要求，不過不打算派美國師團過去。羅斯福在10月份告訴蔣介石說，自1943年開始，將派遣100架運輸機每月通過駝峰輸送5000噸物資，此外還給中國提供265架戰鬥機。羅斯福沒有向蔣介石提出什麼條件，不過他敦促說，軍隊重組「對達成我們的共同目標至為重要」。 在給出最後答覆前，羅斯福再次建議馬歇爾「調回史迪威並讓威勒將軍代理職責」。他讓居里充當他的使者。馬歇爾後來回憶道，「一個侏儒般的小個子」走進了他的辦公室，翹起一條腿，然後說總統想撤換史迪威。馬歇爾問：「他確實想撤換，是嗎？」居里回答說是的。 「他派你來告訴我？」馬歇爾問道。居里說的確如此。 「你在中國待了多久？」馬歇爾問道。 「三個星期，先生。」居里回答道。總參謀長一言不發，於是居里離開了。 羅斯福仍然沒有放棄。他直接給馬歇爾寫信問：「史迪威在中國怎麼樣了？顯然他跟委員長的關係已經太複雜，我覺得他在其他戰場會更有用些。」馬歇爾和史汀生解釋說無法找到比史迪威更好的人去替換他。馬歇爾寫道，完成反攻緬甸的人必須是個美國人和能夠帶兵的人，而不是一個「只會促進重慶的和睦局面」的和事佬或者物資供應官。 馬歇爾的話切中了主題，史迪威在中國的整個任職和後來的名氣都跟這個主題有關。「重慶的和睦」會緩和所有的問題。要達到這個目的只需要一個態度謙和、不那麼苛刻的人就行了；這個人不會提那些讓蔣委員長感到威脅的問題，不會告訴他那些他不愛聽的實話，也不要求他做那些他不愛做的事。史迪威自己也發現了這些問題，因此在蔣介石不斷推脫而他不斷設法對付的時候，他在8月份寫給妻子的信中說：「我覺得這種打仗的方法真太糟糕了，讓我覺得自己是個敷衍塞責的傢伙。如果我還是個滑頭的話，事情可能就會有些進展了。」一個圓滑的人的確可以促成重慶的和睦，但是史迪威使命的意圖並不是和睦。 [1] 此句見《孫子兵法·謀攻篇 》。 [2] 20世紀20年代曾任德國國防軍司令的漢斯·馮塞克特將軍在任中國軍事顧問期間，曾經於1934年向蔣介石提交過一份計劃。在這份計劃中，他強調要注重質量而不是規模，並建議訓練和裝備20個師（後增加到60個師），同時整肅軍官隊伍他認為一。個主要弊端是根據背景選拔軍官，而未能考慮其素質、既往記錄、能力或者領導才幹。 [3] 波利洛(BOLERO），這是在英國集結準備開闢第二戰場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