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 第十一章 「一頓狠揍」

1942年3月—5月 緬甸是不是能守住以保證進入中國的大門敞開，還是會重蹈新加坡的覆轍，這是現在的關鍵問題。事態的發展給了史迪威第二次擔任作戰指揮的機會。雖然這並不是他使命的最初或者主要目的，聲稱讓他統率中國派往緬甸的兩個軍無非是蔣介石做出的一個友好姿態，但是史迪威還是很想抓住這次機會。他知道，如果由中國人自己做主，他們是不會在緬甸發動必要的進攻的。但是他並不知道自己擔任指揮會不會被批准。 新德里是個於20世紀20年代為顯示英國統治者的威風而建造的印度都城，氣派、寬敞、濃蔭覆蓋；在這裡史迪威參加了一次總司令部會議；司令部「極大，足夠我們整個陸軍部用的」。滿滿一屋子的中將、少將和准將，而前線只有區區三個旅，顯得很不相稱。他不無道理地懷疑這次聚會是出他的洋相的，因為英國人覺得這很可笑：一個官階很高的美國將軍接受一項使命，可手下卻沒有部隊可供指揮。他開始詢問有關緬甸的局勢，卻發現「除了軍需長大家都一無所知」。參謀部似乎沒有進攻計劃，沒有同中國人的協同戰略，也沒有有關敵人實力或意圖的情報。「英國人連一個俘虜都還沒抓到。」 史迪威繼續往東前往加爾各答，這個從前的都城熙熙攘攘、骯髒不堪，是從印度東海岸去緬甸的起點。他在這裡等待2月28日從後來陷落的爪哇飛過來的韋維爾。韋維爾「疲憊、沮喪，簡直被打垮了」。在加爾各答舊政府樓陰森的餐廳里他一邊吃飯，一邊告訴史迪威這三個月來失敗的經過。陪同他來的是美國空軍少將劉易斯·布里爾頓（Lewis Brereton），他曾在爪哇任職，現在準備指揮駐紮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隊，歸史迪威統轄。布里爾頓自視甚高，還拿著一條獵鞭。「他媽的一個空軍軍官拿一條獵鞭幹什麼？也許是趕鳥用的？」史迪威對多恩嘀咕說。幾個月後史迪威乘坐布里爾頓將軍的飛機，跨入機艙時他瞠目結舌：飛機上鋪的竟然是一塊剪裁得正合適的精美的波斯地毯。 史迪威帶領眾人步行出緬甸的畫作 韋維爾和史迪威相遇的那天，在孟加拉灣那邊的緬甸，政府正在撤離仰光。現在必須北遷，因為日本人正在從錫當江推進，可能抵達鐵路線並切斷它，從而使仰光成為一座與外界割斷聯繫的孤城。英軍原來就沒有打算對他們駐紮的這個國家進行認真防禦，因此也就不可能指望他們能阻止敵人。新加坡陷落三天後艾倫·布魯克才疲憊不堪地承認：「緬甸情況不妙。如果部隊不能夠比現在打得更好，我們失去帝國只能是活該。」五天之後，錫當橋大潰敗加快了事態的發展。印度第十七師倉皇撤出，一個旅幾乎完全被殲滅，倖存者也沒有了武器，是在橋被炸掉以後渡河過來的。 建立大英帝國原是為了服務英國，而不是反過來。跟從中東倉促撤回到緬甸的那兩個旅的情況一樣，印度軍隊所接受的訓練原本是為了對德軍展開沙漠戰，而不是為了在他們本國服役，因為那樣他們很可能受到危險的亞洲民族主義情緒的感染。由於英軍的作戰計劃里根本沒有考慮到馬來亞或者緬甸會遭受陸地進攻，所以也就根本沒有對他們進行叢林戰訓練。這些軍隊就像在路易斯安那演習時那些「離不開卡車」的美軍一樣，完全依賴於交通工具和道路，面對日本到處設置路障的戰術一籌莫展。緬甸和印度之間沒有公路聯繫，所以不可能通過陸地對他們增援或者提供補給。這種沒有公路的情況正合了一些人的意。強大的緬印航運公司想繼續壟斷加爾各答和仰光之間的貿易，而駐印英軍也正想把緬甸作為一個緩衝地。軍方認為：「疾病流行、叢林密布的緬甸山區是不可逾越的障礙，要發動攻勢穿越過去，在軍事上是不可能的。」 仰光瀰漫著濃濃的燃燒橡膠的味道，這是在銷毀租借物資存貨，包括972輛尚未組裝的卡車和5000隻輪胎。在錫當戰役之後美國駐華代表團人員已經儘可能將物資轉移，但是讓中國人痛心的是有900多輛卡車和吉普車、1000多挺機槍以及其他武器轉給了英軍。政府部門開始轉向緬甸北部，充當警察和文職人員的印度籍人正在逃離，而緬甸雇員已經開始消融在人群中。取而代之的是縱火搶掠、秘密策反集團和夜裡到處轉悠的強盜。政府唯一還剩下的就是爆破隊，只等總督最後一聲令下就準備炸毀碼頭。 在總督府的最後一個晚上，總督雷金納德·多爾曼-史密斯（Reginald Dorman-Smith）爵士和他殘餘的工作人員在淒涼的氣氛中孤獨地進了晚餐。原先有110名僕人，現在還剩下一名廚師和一名管事了。大廈中沒有了身材高大的，穿著白色長袍、外罩紫紅色和金色背心的印度侍者。過去他們唯一的任務便是像無聲的雕塑一般站立著等待吩咐，顯示帝國的威風。晚餐後總督及其助手還有其他一兩個人在歷任總督的畫像下打檯球。畫像中的那些平靜而冷漠的眼神讓這個助手感到了一些不快。他拿起一個球說：「爵士，您不覺得我們也不該讓他們落入小日本之手？」說完便將球朝畫像砸去。或者是出於泄氣，或者是隱隱感覺他們的統治要結束了，其他人也紛紛仿效，開始用檯球擊打破碎的畫布。「這簡直是一場大屠殺。」總督回來時說。他自然是指畫像，可是對依靠其威信統治，但現在卻威風掃地的大英帝國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 在緬甸，英國人不可能得到民眾的普遍支持。雖然在緬甸積極親日的團體不超過10%，但是這裡暗中有種對日本人的敬佩，認為終於有個亞洲民族可以起來對抗西方了。正如緬甸總理吳蘇（U Saw）曾經說過的：「自達·伽馬繞過好望角之後，我們亞洲人的日子就沒有好過。」緬甸的山民如欽族（Chins）、克欽族（Kachins）和克倫族（Karens）人往往友善而好戰，與他們不同的是，南部緬甸人總的說來性情冷淡，不喜歡參與爭鬥。民族運動在要求緬甸人參政方面得到了一些讓步，但是英國人拒絕答應戰後讓緬甸獨立，甚至享有自治權利也不行。顯然，如果他們打完日本後要放棄帝國統治，那打日本人也就毫無意義了。 在印度，藉助日本所造成的威脅，要求獨立的呼聲正在達到又一個高潮。羅斯福非常擔心民眾會對日本人大門敞開，因此儘管丘吉爾在12月曾經對羅斯福的提議大為光火，他還是再次敦促英國對印度人的要求做出一些讓步。同時，急於在國際上發揮作用的蔣介石也在2月趕在史迪威到達前訪問了印度，試圖聯合印度人抗日，但並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的結果。印度國大黨非但沒有被蔣介石所說服，反而想利用他給英國施加壓力。甘地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從盟國對待他的態度來看，蔣介石也不應該有這樣的想法。甘地說：「他們永遠不可能自願地平等對待我們印度人。嗨，他們甚至不讓你們的國家參加談判。」蔣介石被刺痛了，因為這個時候他正在為不讓中國參加主管軍火和物資分配的華盛頓軍火分配委員會（Munitions Control Board）而憂心忡忡呢。他在經宋子文轉給美國總統的信中引用了甘地的話，並接著說：「如果我們在艱難的戰爭時期就得到如此對待，那麼在和平會談時我們的地位又會怎樣？」這樣的詰問並不太有說服力，因為，儘管美國總統思想上願意平等對待蔣介石，但是那還沒有到讓蔣參加軍火分配委員會的地步。 至於印度，蔣介石指示中國駐倫敦大使轉告丘吉爾：「我個人對印度的軍事、政治形勢感到震驚。」並說如果事情得不到立刻解決，那麼日本進攻印度的可能性將與日俱增。他認為要想避免這種結局，只能主動將實權交給印度人。這個建議並沒有受到丘吉爾的歡迎。 史迪威一行於3月3日離開加爾各答，以完成去重慶的最後一段行程。他將在重慶建立司令部，向蔣介石匯報，而且還希望能夠明確他對中國派駐緬甸的第五軍和第六軍的指揮問題。第六軍是由不滿員各師組成的二流部隊，正在緩慢南下，但是到3月1日它還沒有抵達撣邦；它按計劃將要接替準備從那裡撤出的緬甸第一師。第五軍要強得多，包括一個滿員摩托化師再加上炮兵，因此不管中國多麼急切地想守住緬甸，蔣介石並不願意放手這個軍。整個2月他都在拖延，直到3月1日他才命令第五軍的一個師出發，但是其他兩個師仍然按兵不動。 史迪威第一階段的行程是四個半小時的飛行，他飛過了開闊的、水道縱橫的和暗褐色的布拉馬普特拉（Brahmaputra）河三角洲和阿薩姆邦鬱鬱蒼蒼的山嶺，並在飛越緬甸的黑黝黝的山脈後抵達臘戍。在專供外國人聚會用的傳教士建筑波特大樓（Porter House）里他遇見了蔣介石。蔣由夫人陪同，是專門為緬甸戰役發布指示來的。蔣委員長熱情地對史迪威表示歡迎，但是跟史迪威的談話很簡短。他跟史迪威上次見到他相比變化不大，外觀還是跟拋光的石頭一樣堅硬、光滑，看不出經歷過什麼磨難或者憂慮。他強裝笑臉，但眼神里流露了真情。他身著筆挺的、扣子扣得很高的咔嘰軍服，只有在家裡他才會換上一套普通的黑色中國長衫，為了掩飾白髮，他剃了光頭。史迪威默默觀察著，像其他獨裁者一樣，蔣介石喜歡到台上演講，於是他便走向波特大樓的門廊開始對第五和第六軍的指揮官和參謀們發表講話。他們緊張地肅立著，聚精會神地聆聽首長那尖利、短促、時斷時續的講話。 在蔣委員長的隨從里史迪威見到了老友商震將軍——他是總參謀部對外聯絡局局長，現負責與中國盟國的軍事聯繫。商震擔任這個任務非常合適：他直截了當又性情隨和，史迪威跟他交談不必繞彎子。不過商震並不屬於蔣委員長的親信，實際上他們彼此並無好感，經歷也很不相同。商震出身於官宦世家，直到1927年北伐時才加入現政權，但仍然有些超然，比如他對史迪威說蔣委員長「太自私」。商震之所以很有影響，是因為他是高級將領中唯一能夠熟練說英語的，其他人都必須使用翻譯。蔣介石隨行人員中另一位老相識是新聞局副局長董顯光——他畢業於哥倫比亞新聞學院，負責處理與媒體的關係，起草各種言過其實的公告。史迪威對他沒有好感，曾經寫道，他「圓滑，虛偽，不斷表示我的到來讓他多麼高興」。 在停留了一個小時之後史迪威繼續乘坐中華航空公司的飛機前往中國。這架歷史很久的商業航空公司使用DC-3運輸機，駕駛員中只有一名合格的中國駕駛員，其餘均為美國人。旅程的第一段是沿著滇緬公路上空飛行，兩個小時後到達昆明，在那裡史迪威住在陳納德的駐地。第二天早晨當陳納德飛來之後，史迪威開始第一次商談有關陳納德指揮的問題。「跟他進行了一番長談後他平靜下來。他同意（把美國志願隊）併入（美國空軍），並說他願意服從我指揮。真是如釋重負……他沒有問題。」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因為第一個麻煩來自飛行員而不是他們的指揮官：他們反對併入。 又經過了兩個小時的顛簸飛行，其間「中國乘客都嘔吐了」，之後他們一行終於到達重慶。他們走下飛機，踏上2000英尺（約609米）長的、位於長江邊上的混凝土降落跑道。史迪威「又艱難爬上」365級石階後才到達安排給他的住宅——這是宋子文建造的西式樓房，原來由拉鐵摩爾住，現在拉鐵摩爾已經回美國。重慶位於伸入長江和嘉陵江交匯處的一個岬角上，史迪威的屋子在靠嘉陵江一面，一層樓跟街面齊平，其餘三層可以俯視江面，就像舊金山的房子一樣。有一個屋頂陽台，上面是一些布滿塵土的花和一個游泳池，那裡景觀壯麗，可以看到江上往來頻繁的船隻。後來這裡還配備了戴笠提供的服務人員。戴笠是中國式的、集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和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於一身的人物。 重慶有了一段悲壯的歷史：它一年有三個季節遭到無情轟炸，卻沒有英國皇家空軍那樣的力量可以保護其公民或者教訓敵人。人們所依靠的只是在岩石中挖鑿的防空洞和在自由中國邊緣地帶所設置的烽火台式的接力報警系統。這些年來他們獨立支撐著，很有尊嚴地繼續抵抗，但是痛苦和厭倦都在增加。由於戰時大量人員湧入，重慶的設施捉襟見肘，跟過去比更加不舒服、不衛生，供給更缺乏——而天氣還是一如既往：夏天炎熱潮濕，其他季節老是下雨，到處泥濘不堪。遭到炮火襲擊的房屋搖搖欲墜，到處漏水。隨著人口的增加到處污穢不堪，臭氣熏天，老鼠夜間到處亂跑。職員和工人收入很低，營養也很不好，以至於有些美國記者相信「財政部長之下再也找不到肥胖的中國人」。通貨膨脹加劇（史迪威曾經寫道「苦力動輒要50塊」），官員們則吃得很好，大發橫財，而政府則毫無節制和計劃地發行紙幣。國民黨困於形勢，早就不可能完成其既定目標了，於是他們跟清朝最後那些滿族人一樣就想著一件事——維持權力——至於各種接踵而來的問題他們早就無能為力了。 由於主要城市和工業中心已經被日本人占領，很多商人都已經破產，而他們是最具有現代思想和傾向西方的集團，也是政府最強有力的支持者。隨著他們的勢力日益削弱，國民黨極右翼開始成長。由於失去了資本和生產方式，這導致了通貨膨脹，工薪階層也失去了生計，只能靠日漸孳生的黑市投機和貪污受賄過活。由於節節敗退，軍隊不但武器裝備缺乏，而且士氣低落，指揮軟弱無力，這使政府逐漸失去了民眾的支持。苛捐雜稅和兵役讓鄉村貧困凋敝。不斷爆發針對地主和官員的武裝叛亂。一場災難性的大饑荒首先出現在河南。不滿導致鎮壓，而鎮壓又導致更多不滿，這助長了對立，很多人開始傾向共產黨。政府由於感到不穩定而惶惶不安。重慶和昆明街頭拐角處的混凝土機槍掩體不是用來對抗日本人的。1937年到1938年間那場了不起的愛國主義高潮曾經讓日本人無計可施，但是現在已經由於人們疲憊、受到壓制或者有人投機而消退了。蔣介石的魅力和他超人的政治技巧（史迪威說他是「20世紀最為精明的政治人物」，「不這樣他就無法生存下去」），使得國民黨能夠繼續維持下去；它無視日益擴展的潰爛，用逃避來麻醉自己。 空襲下的重慶 在重慶有些美國人，特別是早期曾對國民黨懷有憧憬的那些人，用他們其中一位的話說就是，後來對蔣介石及其政府產生了「強烈的厭惡，甚至是仇恨」。另外一些人，比如高思大使——正如史迪威在拜訪他時所發現的——則只是感到「厭倦了」。這位前駐滬總領事曾經因為對抗日本人而出名，他在這個國家做了三十年的領事工作，但並沒有變成在某一方面有強烈情緒的親華人士。他的很多領館官員會說甚至會讀中文，加之他們交遊廣泛，結果他的領館對中國事務是最為了解的，但他也常常被華盛頓的決策者和特使們所忽視。他不像職業外交官那樣彬彬有禮、和顏悅色，由於他一直做領事而且不討人喜歡，他未能像威廉·布利特（William Bullitt）和約瑟夫·格魯那樣擠進白宮。他一本正經，其貌不揚，抽起雪茄來一根接一根。他不能容忍東方人轉彎抹角討好的樣子，是個「很難糊弄，思想深刻，直言不諱」的人。他老喜歡說中國「對我們來說價值很小」，但卻可能成為「大包袱」。中國人覺得這個西方人難以琢磨，叫他「鐵面如來佛」，不喜歡他，正像他一位同僚說的，「因為他態度冷淡，老說不」。 史迪威在重慶遇見的老朋友還有曾經作為《時代》記者陪他回到緬甸的傑克·貝爾登，以及國防部長兼任總參謀長何應欽，對何他曾經正式拜訪過。何應欽在革命前在東京講武堂學習時跟蔣介石同學，後來在黃埔軍校跟他一同工作，北伐戰爭時他是蔣介石的總參謀長（當時他在部隊中的綽號是「老奶奶」），後來他們一直在一起。他身材矮小、結實，態度圓滑，一張圓臉老掛著笑容，長著一張小圓嘴巴，還戴著一副圓眼鏡。他只效忠蔣介石，認為他作為總參謀長的任務就是通過操縱各個派系、控制供給和資金讓部隊保持忠誠。儘管他十五年來一直恪盡職守，成效不小，但是按西方的標準看，他沒有積累多少可服務於他上級的現代軍事知識。必須同他進行會談，而用多恩的話說，這些會談不過是不斷地「說些模稜兩可的話，不住地喝茶」而已，仿佛何應欽用客套、繁文縟節和拖延築起了一面牆似的。史迪威3月5日見他時覺得他「很讓人愉快」，他們是用漢語交談的。 3月6日史迪威向蔣介石報到，當時有關指揮的問題讓他「精神負擔很重」。史迪威認為可以通過進攻奪回緬甸，同時還認為發動攻勢在達成關鍵軍事目標的同時，還可以讓中國人恢復自信，此外這對他失去「運動員」行動的指揮權也是一種補償。他發現蔣介石的確想讓他在緬甸指揮，而且似乎願意打，這讓史迪威如釋重負。蔣介石對英軍的動機和意圖「疑慮極大」，同時也「對英軍不斷撤退和無所作為感到厭倦」。史迪威告訴蔣介石，「我們跟他（蔣介石）是一夥的，願意聽從他的安排」。史迪威還對蔣夫人保證說陳納德不會被冷落。她對陳納德的地位很擔心，還告訴史迪威說陳納德已經按規定辭職。會談結束時，蔣介石同意第二天為指揮緬甸作戰設立參謀長聯席會議，史迪威離開時認為他可以回到緬甸去開戰了。「現在我不必每天醒來時感到鬱悶，並琢磨怎麼能為他媽的自己的存在找點兒理由了……我不清楚自己算是什麼，不過商震說我現在是中國的第二號人物。」 傷兵和娃娃兵 可是後面兩天毫無進展，不斷跟中國人會談，可是會談的結果總是各種形式的可怕「等待」。在等待的時候，史迪威為緬甸的戰略和中國行動擬訂了計劃。如果仰光失守（在他制訂計劃的3月7日之後一天，日本人進入仰光），他考慮可以讓中國第五軍和英軍一道通過發動強大的反攻把仰光重新奪回。一旦不成功，聯軍可以退至曼德勒以東的高地，那樣可以威脅任何企圖北進日軍的側翼，並固守緬甸北部。最重要的是，要「制訂出英國人可以接受的計劃」，但問題是這些計劃只能憑空制訂。沒有人知道日本有多少軍隊投向緬甸，也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在準備發動進攻，還是已經很虛弱，不可能再發動進攻。這些估計都僅僅是猜測而已。 在中國工作的重點是啟動訓練30個師的計劃，可是到現在訓練哪些師還沒有確定。史迪威想在保證緬甸安全之後在中國發動攻勢，清除漢口的敵人，這「可以讓我們處於直接打擊日本本土的距離內」。他想通過雙重包圍奪取漢口，由美國空軍對中國地面部隊提供支持。他在臨行前交給馬歇爾的長期戰略計劃中寫道，「當務之急是迅速建立空中支持」。同樣需要優先考慮的還有建立一支有效的地面部隊。 要把鬆散、羸弱的中國軍隊造就成一支善戰的力量，唯一的有利條件便是中國士兵吃苦耐勞。中國軍事體系的所有其他因素都是不利的。中國被分成有獨立指揮權的12個戰區，這是為了使日本人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結果這增強了地方勢力，軍隊長久被視作政治砝碼，甚至成了戰區司令的私人資本。這還使實力最強的各師分散各處，結果即便現在有抵抗日軍的意願，卻無法組織一支強大的力量。現在缺少抵抗日軍的意願，因為中國人覺得他們打日本人的時間已經夠長了，現在該輪到別人打了。部分還因為地方勢力想保存其軍隊的實力，而中央政府則想把軍隊用來對付共產黨，最後還由於缺少自信。「中國人不相信中國軍隊能夠打敗日本人。」史迪威這樣寫道。 中國名義上武裝部隊的人數接近300萬，分成約300個師或其他軍事單位。通常的建制是三三制，即三個團組成一個師，三個師組成一個軍，三個軍組成一個集團軍，而且通常三個集團軍組成一個戰區。各師質量差別很大，其中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往往在武器、裝備和制服上都是配備最好的。這些部隊往往有靴子和綁腿，但是中央政府的供給體系並不能惠及全體，那些普通的中國士兵只能穿著草鞋行軍，睡覺時每五個人合用一條毯子。士兵腰帶上別著兩顆手榴彈，脖子上掛著一條裝滿大米的藍色長袋，那是士兵作戰時唯一的口糧。招募是通過抓壯丁完成的，這榨乾了農村的勞動力。可以通過繳納100元法幣或者定期繳納大米而不必入伍。去新兵營地的途中，這些壯丁是被繩子捆在一起的。基本訓練歷時三周。師往往不滿員，因為軍餉先整個交給指揮官，這樣他付給士兵的越少——當然這是有限度的——他獲利的也就越大。一個師的總人數並不能代表其武裝實力，因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負責幫助運輸的苦力。 由於營養不良和疾病所造成的減員很大，有時一年裡可以達到40%甚至更高，因此一支7000人的師每年需要新招募3000人。由於收入低，又不能按時發放，結果軍官也有很多開小差的。食物定量是每人每天25盎司（約700克）大米，此外還有些鹹菜或者紅辣椒——這些本是為了補充營養的，可是鹹菜中的維生素已經被破壞了，而通常發放的兩三年的陳大米則無論是維生素還是蛋白質都很少。每個士兵的軍餉平均每月為16—18元，其中8—10元要作為伙食費扣掉。由於通貨膨脹加劇，士兵不可能像過去那樣用剩下的錢買豆腐、油脂、青菜或者偶爾買點魚或肉之類改善伙食。甚至上尉和少校每月145—175元的軍餉也難以保證充分的營養。士兵們每天兩次在一個大鍋里盛飯吃，留給他們吃飯的時間只有三分鐘。他們吃飯時狼吞虎咽，根本沒有好好咀嚼，往往強壯的人吃得多，而弱小的變得更加虛弱。部隊醫院的病人中有60%—70%都患有因飢餓導致的水腫以及其他疾病，而餓死更是常事，特別是那些運輸連隊的士兵。看病時他們經常說：「我不覺得疼，可就是沒力氣。」往往在視察前夕醫院先把重病號藏起來。在部隊轉移的時候，往往一路上到處都是屍體。 像痢疾之類的傳染病、天花以及虱子傳播的回歸熱和斑疹傷寒頻繁發作。儘管規定必須為新兵建立除虱站，但是長官們常常省掉這個步驟，因為這需要消耗燃料，要多花時間多消耗糧食，這都是額外開銷。出於同樣原因，要求耕地種菜的命令也常常被違背，因為指揮官都不願意花錢種菜，怕萬一調防後只能由別的部隊坐享其成了。中國最了不起的人之一、中國紅十字協會的林可勝（Robert Kho-seng Lim）[1]博士負責建立的醫療隊只能勉強觸及表面問題；由於政治上的壓力，林博士於1943年離開。多數士兵沒有衛生習慣，甚至很多文職或軍官也不清楚衛生和疾病之間的關係。人們不知道為什麼要挖茅坑，燒開水需要用燃料，這又是一種浪費。 部隊醫院人員不足，設備很差。由於缺少道路以及救護車，傷員往往用擔架從戰場抬出來，如果抬擔架者力氣不濟，那麼這些傷員就只能自己想辦法了，有的乾脆就死在受傷的地方。紅十字會醫療隊隨同各個師奔赴前線，但往往他們先要跟指揮員的無知或者牴觸做鬥爭，因為這些指揮員往往覺得用不著急著救人，正如其中一位說的「中國有的是人」。這種神秘的現象固然讓人欣慰，但事實上，儘管人多但還是不能滿足軍隊和農業的需求。也有些指揮官真正關心自己部隊的待遇。駐宜昌前線的十八師的一個姓羅的將軍發現，在四年里該師的非戰鬥死亡人數已經相當於他的整個師的人數，於是他認為不能讓那些還沒有遭遇日本人就死去的士兵的父母「罵我是敵人」。他召來醫療隊，慢慢地將他團里的死亡和生病率降低了60%—75%。開始時他並不知道在當地肆虐的回歸熱是經虱子傳播的。史迪威想為那30個師做的就是類似這種的努力，此外還有增加食品，定時發餉以及給予武器和訓練。 在重慶等到第三天之後終於傳達了指揮計劃，結果卻表明「只是幫閒，沒有實權」。史迪威被置於與其他中國指揮官同等的地位。鬥爭從那一刻開始了，一直到最後釀成危機。參謀部的計劃似乎體現了蔣介石的真實意圖，但是蔣介石說話時就好像史迪威統轄中國遠征軍是已經得到認可的。史迪威依據這口頭證據行事，不過他頭腦中隱隱覺得這不太可靠。 在蔣介石住處為他舉辦的晚宴上繼續進行討論。蔣介石的住宅位於黃山，這是位於重慶以南10英里（約16千米）的鬱鬱蔥蔥的高山，可以俯視重慶和兩個河谷。客人中除了商震和何應欽之外，還有軍械署長俞大維，他有教養、善思考，畢業於哈佛大學和海德堡大學；此外還有李宗仁和白崇禧，他們兩位是桂系將軍，多年來並不是一直忠於蔣介石的。他們「寡言少語，若有所思」。白崇禧現在是負責訓練的副總參謀長；作為一個沒有自己軍隊的將軍，他越來越接近蔣介石。但是蔣介石和李宗仁之間的對立是一直有的。客人們都正襟危坐，說話時都壓低聲音，都想避開穿著靴子的特工人員從紅屏風下偷窺。蔣委員長夫婦正式進入，接著是祝酒。史迪威用漢語答謝時重複了羅斯福總統在史迪威臨行時的話。 宴會後開始就戰役進行了兩個小時的討論。史迪威懷著輕蔑聽完了對「蔣氏外行戰術」的闡釋，其精髓是「謹慎」。很明顯，蔣介石把第五和第六軍看成他的精銳之師，對冒險讓這兩支部隊上陣他顧慮重重，因為他擔心英國人會「跑掉」。況且，他說，進行防禦需要三個中國師對付一個日本師，而要展開進攻這個比例是5∶1，因此，除非他明確知道日軍是否有援軍，否則他不願意發起進攻。史迪威提出「讓我們在他們集結之前動手」的建議被否決了。要讓敵人採取主動，如果「日本人不動，那我們就可以動」。要避免集中兵力，因為這可能使幾個師被一舉擊敗，但是，假如只有一個師被消滅的話，那麼其餘的師還在。要保持縱深配備，這是說各師要分別相距50英里（約80千米）縱向排開。這便是蔣介石的原則，跟史迪威的恰恰相反。 蔣介石堅持說他不會接受英軍的命令，並說要電告羅斯福，要羅斯福告訴丘吉爾必須由史迪威指揮聯軍。史迪威提醒他說，重新奪取仰光是出於「我們」的考慮，而「英軍需要的不過是印度前面的一堵牆罷了」，但是蔣介石還是不願意立即行動。他要史迪威回到緬甸，確定英國人的意圖，研究當地的地形，並一定要本著縱深配備的精神。 「這算什麼指令。一團糟。他們多麼討厭英國佬，而我又多麼輕信。」史迪威這樣寫道，接著還不無眼力地說：「也許日本鬼子會攻擊我們，這樣我們的難題就都解決了。」在次日進行的進一步交談中，他承認就中國人的個性和其軍事局限性而言，蔣介石「很有道理」。史迪威竭盡全力試圖圓滑一些：「我重複了指示，重申了他講話的要點。」他覺得儘管中國人有很多局限性，但是就中國人「把軍隊交給一個他們並不熟悉的老毛子這一點來說，他們還是很了不起的」。蔣介石的確在這次晚餐後的次日電告羅斯福，要求任命史迪威為緬甸聯軍總司令。夾在中國人和英國人之間的羅斯福回答說此事「極為微妙」，並建議是否可能讓史迪威在緬甸北部指揮，而南部由駐守英軍負責。 3月11日，也就是史迪威離開的那一天，蔣介石口頭向他保證，「今天上午我已經下令由你指揮第五軍和第六軍」。他還說兩軍軍長杜聿明將軍、甘麗初將軍以及代理參謀長林蔚將軍都受命「完全只接受你的指揮」。史迪威意識到他的指揮是「受到限制的，這些限制可能擺脫，也可能擺脫不了。很可能擺脫不了」。他習慣寫下最悲觀的情況，不過他跟其他人一樣，並不相信情況真會這麼悲觀。 史迪威回到緬甸的時候，被擊潰的印度第十七師已經從仰光撤退到伊洛瓦底江邊的卑謬（Prome）。這時中國第五軍的先頭師即第二〇〇摩托化師已經到達錫當的東吁（Toungoo），大約跟英軍的位置相當。 聯軍的想法——因為這還不確定，算不上是計劃——是在仰光以北150英里（約241千米）下緬的卑謬和東吁守住一道防線。沿水平方向採取聯合行動有一些困難，因為緬甸的交通都是沿著三個河谷縱向進行的。這些河流分別是位於西部的伊洛瓦底江和欽敦江，位於中部的錫當和伊洛瓦底江上游，以及位於東部的寬闊的薩爾溫江。薩爾溫江跟長江一樣發源於遙遠的西藏高原。古都曼德勒大致位於緬甸中部，在伊洛瓦底江岸邊，而且處在一條鐵路的岔路口上：向西通往密支那（Myitkyina），向東通往眉苗（Maymyo）和臘戍，在那裡又與滇緬公路相通。蔣介石還沒有讓第五軍的另外兩個師即第二十二師和第九十六師出發，不過史迪威已經得到他的允諾，一旦食物供給安排好就讓他們出發，一直到曼德勒。 史迪威將指揮部設在眉苗，這是個山區避暑地和夏都，街道很髒，但是已經撤出的英國政府的官邸里則有草坪和花園。史迪威和他的參謀們住在浸禮會傳教士的紅磚房子裡，房子上爬滿了紫色九重葛，院子裡還種了玫瑰、桉樹和忍冬。 一講戰爭史人們就愛講指揮官如何如何，但是指揮官是要依靠參謀的。史迪威的參謀參差不齊——跟在任何戰場中一樣，有些能幹，有些就不行了。據說，有人談起一直擔任史迪威的參謀長的赫恩將軍時說，如果你想干成什麼事，那就得找別人。但是忠誠和可靠彌補了他的缺點。曾擔任第五軍和第六軍戰術顧問與聯絡員的作戰軍官有一位是喬治·斯萊尼上校，一個英國同事說他是「陸軍有史以來最好的炮兵軍官」。參加過中國語言培訓項目的幾個畢業學員派上了大用場，此外還有首席翻譯曾士奎上校的幫助。曾士奎畢業於弗吉尼亞軍事學院，曾在1937年淞滬抗戰時由於作戰勇敢立下戰功，他具有中國人所特有的品質，既有世故和風度，又有很強的個性，後來在史迪威在華期間一直是對他幫助很大的親密助手。這些參謀人員之前都沒有來過緬甸，對當地的食物、道路、貨幣、交通、政治狀況或者他們置身其中的複雜環境中的任何其他因素都不了解。總體說來，考慮到當時的情況，史迪威的參謀班子就他們面對的任務來說能力非常有限。一位觀察家認為，他們反映了「二十年在養尊處優中擔任軍職和老是坐在鄉村俱樂部的影響」。負責為中國人提供運輸工具和供給的英軍不無道理地認為，美國人根本沒有能力駕馭這6個（後來是9個）中國師。史迪威反過來認為英國人無法與中國人共事，「因為他們瞧不起中國人」。 在佛萊格斯塔夫大廈（Flagstaff House）這幢位於山上的巍峨的維多利亞式建築里，裝在銀質杯子裡的啤酒隨時準備待客。這是英軍司令部，有1名四星上將、1名中將、5名少將、18名准將和250名參謀官。可是他們所指揮的作戰部隊則已經縮減很多，原來兩個師外加一個裝甲旅的兵力現在能作戰的還不到1.5萬人。他們身著短褲，可是儘管當時的局勢岌岌可危，但是他們仍然堅持起草史迪威說的「利文沃思式命令」。 史迪威去佛萊格斯塔夫大廈對總督（史迪威在日記中的記載是多爾曼－史密斯）做了禮節性拜訪。史密斯聽到一個美國人自稱是中國駐緬軍隊司令很是吃驚。後來他更加迷惑了，因為第五軍的杜聿明將軍後來也這樣介紹自己。當後來多爾曼－史密斯問杜聿明怎麼可以兩個人擔任同一職位時，杜聿明笑著回答說：「哦，閣下，這個美國將軍只是自以為是在指揮罷了。實際上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你知道，我們中國人認為讓美國參戰的唯一辦法就是讓他們在名義上擔任一些指揮職務。只要實權在我們手裡，這無傷大雅。」 杜聿明有關當時局勢的這番說法反映了中西方之間不斷出現的問題：雙方有關局勢的看法誰的更真實？究竟誰想讓誰繼續參戰？史迪威職位的實質是什麼？這些疑問使得他在緬甸的指揮像皮蘭德婁（Pirandello）的戲劇一樣變得很複雜。 就在他忙於跟中國的將軍們建立聯繫的時候，眉苗又出現了一位新的指揮官，這就是敦刻爾克的英雄將軍哈羅德·亞歷山大（Harold Alexander）爵士——他是典型的威武的皇家禁衛軍軍官模樣，是一位伯爵的幼子，他原來準備擔任「運動員」行動英國統帥，現在是來接替韋維爾的駐緬英軍司令職務，而韋維爾已經轉任駐印英軍總司令。丘吉爾曾經寫道：「如果我們不能派一支軍隊去，我們至少可以派一個人去」，儘管「我還從來沒有派一個將軍去完成一件比這更加無望的任務」。韋維爾已經匯報說他對守住緬甸「疑慮很大」。亞歷山大在危急時刻從容鎮定是出了名的，這最初表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當時他還是一個年輕的中尉，後來他在危難時刻將英軍撤出敦克爾刻時又再次展示了他的這種素質。據說當時海岸上炮火紛飛，到處人心惶惶，而亞歷山大「皮靴鋥亮，馬褲筆挺」，一邊吃早飯一邊誇獎果醬好吃。丘吉爾說「他讓周圍充滿了信心」，可是這個時候再對緬甸防禦注入信心已經不可能了。 失去了公路或者仰光，即便有增援的武器和部隊也無法運送進來。3月9日，也就是仰光陷落的次日，爪哇聯軍投降，這使得又有1.3萬名聯軍士兵被關進戰俘營或被迫服苦役。日本廣播已經宣布即將進攻印度。這天正好距離珍珠港事件三個月，是西方與東方關係史中最為屈辱的幾個月。各種誇張的宣言和鼓舞人心的大標題模糊了美國公眾對現實的認識，但對於戰場上的士兵就並非如此了，他們正遭受轟炸，傷亡嚴重，節節敗退。無論對他們的領袖、他們自己還是他們的事業（儘管對他們大多數來說算不上是他們的事業）來說，他們都已喪失了信心。士兵們為了捍衛家園可以奮戰到底，但是在緬甸就沒有這樣的想法了。應該在緬甸背水一戰的只有緬甸人，而這些人現在的唯一希望就是交戰各方趕快走開。派亞歷山大去不過是個空洞的姿態而已。 亞歷山大 史迪威對英國佬本來就充滿敵意，現在這種情緒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了。他看到亞歷山大個兒頭不大，鼻子又大又尖，眼睛突出，留著禁衛軍的鬍子，眼神在史迪威看來有些居高臨下的意思。亞歷山大「讓我在外面一直等到商震到來……他很吃驚是我——一個他媽的區區美國佬——在指揮中國軍隊。『奇怪！』他打量我的神情就好像我是剛從石頭縫裡蹦出來似的」。開始探討指揮方式的時候，亞歷山大「沒有表情地盯著我」。史迪威不想被英國人這種冷冰冰的眼神嚇著，於是也同樣「不客氣地瞪他一眼」。與此同時，他發電報給蔣介石，讓他派第二十二師和第九十六師去曼德勒以南130英里（約209千米）的彬馬那（Pyinmana）以支援在東吁正遭受攻擊的第二〇〇師。還在等待答覆的時候，他就行動起來了，命令林蔚開始調動部隊。英國參謀部得知了這個行動後感到「滿意，態度友好了」，而亞歷山大更是「仿佛換了一個人，笑容可掬，開玩笑說我怎麼把他的中國部隊給拉走了」。關係緩和了，但是亞歷山大的參謀長溫特頓（T. J. W. Winterton）少將是個例外，此人傲慢無禮，史迪威管他叫「普拉什巴頓」（Plushbottom），這是穆恩·穆林斯（Moon Mullins）漫畫裡的角色。他給馬歇爾發電報說合作問題已經安排妥當，而且「指揮問題應當不至影響作戰」。史迪威認為潘興堅持各國部隊各自為政的看法是正確的，但史迪威同時還認為應當有統一指揮，而且他非常願意（即便不是高興）接受亞歷山大的指揮。 戰鬥使得大家都開始配合起來了。杜聿明「不錯，戰術紮實，做好了戰鬥準備」。林蔚和商震都同意應該在東吁打一仗。史迪威「對中國人如此接納我感到驚訝」 ——不過後來看來這只是表面現象——並認為「唯一的麻煩來自上面」。 各種缺乏開始顯現出來。電台很少，通訊條件很差，缺醫少藥，瘧疾和黑水熱已經出現，史迪威的參謀班子不大能應對當前的局面，而日軍正持續對一個又一個緬甸城鎮狂轟濫炸。敵人平均每天出動260架飛機，而聯軍只有45架，這包括英國皇家空軍的一個中隊以及頑強的美國志願團——美國志願團儘管長期缺乏燃料、飛機、零件和飛行員，但是戰績非常出色。 眉苗氣候涼爽宜人，可是龐大的英軍參謀部卻毫無計劃，陷入混亂之中，對此史迪威的辦法跟在華盛頓是一樣的：「整個這群人應該坐下來，不說話待兩個鐘頭，好好想想。」可是他們無法有頭緒地思考，因為自從仰光陷落後，他們就沒有得到過有關他們目標的明確指令：是儘量堅守緬甸其餘地方，還是慢慢撤退並同時完成對印度的防禦。不過倒是有一個目標得到了高度重視，那就是通過欽邦山區達武山口（Tamu Pass）上長期廢棄不用的公路修建一條逃往印度印帕爾（Imphal）的通道。每個人頭腦中思考的是5月中旬雨季就要來臨，此時小道會泥濘不堪，除非有公路可以逃出去，否則緬甸將成為一個陷阱。為了不至於妨礙道路施工，從霍亂肆虐的曼德勒難民營出來並湧向達武山口的印度人被軍方限制在每天500人。 西拉格夫和他的緬甸護士們在一起 弗蘭克·梅里爾（Frank Merrill）少校原是日語教官，珍珠港事件後從菲律賓來到緬甸，負責與英軍聯絡；他給史迪威介紹了目前為止緬甸戰役的狀況：「沒有計劃，沒有偵察，沒有安全保障，沒有情報，沒有俘虜。」與此相反的是日軍通訊暢通，具有很高的進攻性和機動性。史迪威發現梅里爾是個不可多得的助手，後來梅里爾在緬甸起到了主導作用。他是個機敏又性情溫和的戰士，身材魁梧高大，眼睛近視，被太陽曬脫皮的鼻子上架著眼鏡。他18歲入伍，之後6次參加西點軍校的考試，最後西點軍校同意破格錄取他，儘管他有散光。 另一位此時到眉苗前來效力的是戈登·西格拉夫（Gordon Seagrave）博士。他是個長期在緬甸的美國浸禮會教會的外科醫生，是個不墨守成規和不肯妥協的人物，說話直言不諱又兢兢業業，有點兒像史迪威那樣言語刻薄、憎惡虛偽。他曾在撣邦建了一座醫院，培養了一些緬甸籍護士，現在想讓他的醫療隊為東吁的中國第五軍服務，他喜歡接受美軍而非英軍的領導。原以為史迪威會把他轟出去，因為史迪威從來沒有聽說過他，而且很可能對傳教士和緬甸籍護士抱有偏見。讓西格拉夫意想不到的是，史迪威將軍和醫務官羅伯特·威廉斯上校接受了他的提議，甚至還就中國部隊的補給問題詢問了他的想法和建議。隨著戰爭進程的加快，他與史迪威儘管交談不多，但加深了相互了解和彼此的尊重。顯然，西格拉夫很快發現，那些善於巴結的人從將軍那裡甚至「連『早上好』也得不到」，而且史迪威非常喜歡「人們跟他談論正事，因為你話才說到一半他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而且他做決定也極快」。 為了說服蔣介石調派更多的中國師，史迪威在3月17日飛回重慶，在商震的陪同下連續兩天跟委員長硬磨。「他（蔣介石）提出的每一點都遭到我反駁。堅持不懈地一遍又一遍……筋疲力盡。」商震與何應欽、白崇禧以及總參謀部的另外兩位成員進行會晤後報告說，這四人都認為有必要進行戰鬥，並說要敦促委員長同意，這個結果讓史迪威大為吃驚。不斷的說服工作甚至讓蔣夫人也動搖了，「事實上她讓我堅持下去」。受到鼓舞的史迪威放下心來，認為中國人已經接受了他的地位，並說「這簡直是奇蹟。至少現在我知道，有些軍官下狠心還是會表示同意的」。了解了這一點，自加爾各答之後他第一次睡了一晚安穩覺，因為之前他對委員長的軍事想法越來越失望。在他59歲生日那天早晨起來的時候，他數月來第一次感到「並非大勢已去」。在宣布他任命後的首次記者招待會上，他表示信任「我的隊伍」，也就是中國人，並告訴記者說：「我們最幸福的時刻就是中美軍隊一起攻入東京的時候。」 他收到了馬歇爾發來的生日賀電，上面說「你在中國對於總統、對於史汀生上校以及對我都是莫大的寬慰」。因為讓自己最好的軍團指揮官去從事一項希望渺茫的使命，馬歇爾不斷給他發電報表示讚許，為他鼓勁。在接到史迪威報告說蔣介石拒絕接受英軍指揮之後，馬歇爾放棄了統一指揮的打算，並敦促英國人說，如果他們想讓中國人參戰的話，就要同意讓亞歷山大和史迪威兩人同時擔任指揮。亞歷山大能夠領會這個意圖，並表示同意。羅斯福跟丘吉爾討論這這個問題，丘吉爾也默許了。 在重慶就如何使用中國部隊的問題上蔣介石少許有些讓步。史迪威得到允諾第二十二師可以到達彬馬那去支援第二〇〇師，甚至在卑謬遇到危險的時候可以援助英軍，但條件是必須是在史迪威的指揮下，而且「只能是在情況緊急的時候」。蔣介石堅持要第九十六師留在曼德勒。現在還不明確日本人是否有力量向北發動進攻。蔣介石說，如果過了一個月還沒有動靜，那也許中國部隊可以發起攻擊（「他希望進攻是輕而易舉的」）。他重申第五軍和第六軍不能打敗仗，「因此我告訴他還是另請高明，因為我無法這樣保證」。第二天蔣介石動搖了，說如果英軍放棄卑謬，他將把軍隊全部撤出。「他拿不定主意。老是在變。」還沒有等蔣介石再反悔史迪威就飛回了緬甸，而且一到達臘戍就簽署命令調動中國各師。他乘汽車迅速趕到位於漂貝（Pyawbwe）的第五軍。日本已經發起攻勢，東吁正在遭受進攻。杜聿明很是擔心。他同意讓第二十二師迅速南下支援第二〇〇師，並從第六軍調一個師去支援第二十二師。史迪威趕回眉苗安排部隊調動。「在第二十二師出發之前氣氛非常緊張。」 那一天，對於卑謬以北約100英里（約160千米）的位於伊洛瓦底江邊的馬圭（Magwe）機場來說，是個災難日。由200架日本飛機發動的空襲讓機場的皇家空軍和美國志願團措手不及，未遭損壞的飛機撤到中國的壘允，這是位於臘戍以北離緬甸邊境不遠的美國志願團基地。皇家空軍又敷衍地打了幾仗，結果損失慘重，之後未通知亞歷山大將軍就退到印度，再未參加作戰或偵察任務。通過修理以及拆用受損飛機部件，美國航空隊仍然在一段時間裡維持了小股空中力量。飛行員們由於不得不老是處於劣勢作戰而憤憤不平，開始對抗命令，他們很惱火，連相對少量的增援力量也得不到，因為他們相信只要有這種支援就可以取得對敵優勢。為完成轟炸東京這項極其秘密使命的飛機按計劃完成轟炸後要去增援陳納德的部隊，但是這項使命還有四周。史迪威3月23日的日記非常簡短：「現在沒有什麼空中支持了。」 他在那天晚上寫給史汀生的信中說，這就是當前局勢的關鍵所在。「進行有效對抗的機會已經喪失殆盡。」說服蔣委員長同意調動他的部隊已經消耗了太多時間，這種拖延「使我們本來在緬甸可以有的機會完全喪失」。第五和第六軍派遣了，但完全沒有後勤支持：其給養、鐵路運輸以及卡車燃料完全依賴英軍提供。「據我的觀察，中國軍隊的參謀們對這次遠征根本就沒有興趣，也沒有費什麼心思。」他不得不親自找一個醫務長。這個部隊紀律嚴明，士氣很高，但是委員長的「戰略思想真是異想天開」。蔣介石老是放不開曼德勒，認為「守住它的唯一辦法便是駐紮在那裡」。 史迪威習慣於做最壞的設想，但是準備起來還是竭盡全力的。在3月24日到31日這一周里積極準備調派第二十二師對東吁發動進攻，這是為了打破對防守的第二〇〇師可能形成的包圍，同時也是為了鞏固卑謬英軍的側翼。光是讓第二十二師進入陣地，就花去了四天時間；鐵路上是不可思議的漫長等待——史迪威開始懷疑這都是重慶搗的鬼。史迪威兩次命令發起攻擊，杜聿明將軍及其下屬不斷爭辯、分析、找藉口、允諾並同意服從命令，但最後第二十二師仍按兵不動。 戰線繼續朝北部延伸，空襲不斷，很多村莊一片火海，不斷增多的難民塞滿了公路，牛車一輛接一輛，到處是塵土，人們在炎熱的天氣中口乾舌燥。「火車票貴得嚇人。鐵路乘務人員正在逃離。彬馬那以南根本沒有火車。也沒有卡車。」當史迪威要求得到150輛卡車的時候，俞飛鵬將軍只給他了50輛，這位負責物資供應的胖子在臘戍掌控著700輛卡車，他正利用這些車將軍用物資運往中國的私人倉庫。史迪威的所有命令都必須先經過杜聿明將軍轉給林蔚，林蔚再轉給另一位聯絡官侯（Hou）將軍[2]，由侯將軍報最高層批准——侯將軍有可以與蔣介石直接聯繫的秘密電台。而上層的答覆也必須再經過這些人轉達後才能付諸實施。同時，蔣夫人還會通過信件給史迪威傳達蔣介石的指示，這些信通過所有在重慶和臘戍之間飛行的飛機上都設有的特別信箱發送。之所以還要這個步驟，是因為當時認為日本人可能會破譯密碼。這些信件中充斥著告誡、勸說以及蔣介石最喜歡的戰術意見：「他希望再次向你重申遵循『縱深戰術』原則的必要性。」史迪威有一天收到三封信，每封信都改變主意，最終再次同意調動第二十二師，而史迪威早就下達了命令。「天哪，一個指揮官要是受他牽制，精神負擔何其大啊！」 史迪威再加上幾個參謀為駐紮在漂貝的第五軍設立了總部。他這段時間不斷乘車往返於眉苗和彬馬那之間顛簸不平和塵土飛揚的道路上，有時冒著空襲的危險，無休止地對著桌上攤開的地圖，跟杜聿明以及第二十二師師長廖耀湘爭論發動攻擊的種種有利之處。有一次四架敵機低飛過來對他們的小樓進行掃射，梅里爾少校在用布朗式輕機槍射擊的同時還聽到廖耀湘從衛生間裡喊叫：「這些雜種趁著我解下褲子的時候來，等他們再來的時候我就可以下去幫你了。」 在卑謬的英軍重新集結為緬甸第一軍，軍團司令是新來的威廉·斯利姆（William Joseph Slim）中將，他是從中東調過來的，跟亞歷山大一樣是由上層安排的。他生性好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為列兵參戰。負責史迪威與英軍聯絡的梅里爾去看他並問他是否想參加反攻的時候，斯利姆問道：「史迪威的目標是什麼？」 「仰光。」梅里爾漠無表情地回答道。 「告訴史迪威可以把我算進去。」斯利姆道。 後來，一起經歷了諸多磨難之後，斯利姆對史迪威也更加了解了。斯利姆發現史迪威有時「比一大群驢子還要頑固」，有時候故意很粗暴，但在軍事上有個很大的優點：他「時刻留意主動反攻的機會」。斯利姆認為現在在東吁正好有這樣的機會，可惜他沒有發動反擊的條件。為家人擔憂的緬甸士兵正紛紛開小差，又沒有其他兵力可以彌補，空中掩護已經沒有了，印度師的野戰炮和重裝備已經在錫當丟失，部隊精神渙散，士兵對軍官已經沒有信心，陣地往往不經戰鬥就被放棄。鄉村的情況正變得險惡。韋維爾的一個副官在視察了情況後感到「無政府狀態和威脅正在加重」。土匪以及民族主義領袖昂山的游擊隊在當地出沒。緬甸農民像「穿著裙子、戴著白帽的兇惡的保姆一樣」，人人拿著鋒利的長刀，雖然這些不過是普通的農具，但是他們的眼神很邪。有些駕駛吉普車的英軍士兵將擋風窗打開在路上奔馳，結果被橫掛在脖子高度的鐵絲割掉了腦袋。 3月26日史迪威聽說在卑謬以北120英里（約193千米）的仁安羌（Yenangyaung）駐紮的英軍發生了騷亂；這裡有油田，為戰役提供各種燃料和石油。更壞的消息還在後頭。「英國人毀掉了油田。天哪，我們在為什麼打仗？」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其實誰都不在乎緬甸。倫敦和華盛頓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別處了。由於缺乏增援和幫助，中緬印戰區有種孤立無援的感覺。將醫療隊設在駐彬馬那第五軍後方的西格拉夫博士就感到了這一點。他認為要使自己相信這個任務是重要的，唯一的辦法就是相信「我們在這裡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美國，也許是為了全世界」。 然而第二十二師仍然未能投入戰鬥。史迪威跟鐵路方面交涉，那裡的印度雇員由於擔心緬甸人有敵意，正在離開。「讓馬丁用槍頂住機務人員才使得火車開過去……運送第二十二師的最後一列火車在七點鐘開過漂貝。情況似乎好一些了。」然後杜聿明將軍「情緒非常低落，大發脾氣——一切都不利於進攻。沒有辦法。上帝啊，他發起脾氣來可真可怕」。現在一切都有賴於第二十二師的到來。到凌晨3點有兩列火車還在彬馬那，到9點鐘所有的火車才開出。（「有個雜種讓車停止了三個小時。這是誰？」）次日上午各種矛盾的報告接踵而至；接著突然三個團都準備到位了，大炮和坦克都做好了在下午4點開戰的準備。 「還是推後一點。這形勢好像太好了一點。」中國式的猶豫和藉口又回來了。「『我們怎麼打？他們有105毫米的炮，而我們只有75毫米的』」，或者是「『他們有49輛坦克』」，或者是「『第九十六師不可能及時趕到』」（因為未能用卡車運送他們），或者是緬甸人會搞破壞或切斷鐵路線；「『也許明天吧，要好好想想。』」正在此時，傳來消息說英軍正在從卑謬撤退，這使中國軍隊的側翼沒有了掩護。「這會引起軒然大波的。怎麼辦？我實在對杜聿明沒辦法。」史迪威決心要攤牌了。他知道蔣介石直接同杜聿明和林蔚聯繫，在兩千英里（約3218千米）之外對下至團級的部隊親自調遣。他去眉苗找到了林蔚，林在感到史迪威可能強迫第二十二師發起進攻時突然失蹤了。在眉苗讓史迪威感到困惑的是蔣介石現在接受了亞歷山大。當時亞歷山大正以戰區總司令的身份到重慶去看他。蔣從來沒有解釋過這種大逆轉的原因是什麼，然而因為這涉及統一指揮權的問題，史迪威也就沒有浪費時間為此事操心。 史迪威找到林蔚，反覆做林的工作，直到林同意簽署進攻令，然後史迪威迅速回到漂貝跟杜聿明研究作戰計劃。第二十二師的廖將軍「沒有什麼立場」，他語速很快地講了很多，卻不知所云，說要等第九十六師。「他們在拖……他們會無所事事地拖下去，除非我可以逼他們上去……好吧，我可以再耐心一段時間。熱得像地獄。我們都干透了，精疲力竭。我腦袋仿佛喝醉了似的。」史迪威打電話給眉苗要求英軍配合發動進攻，得到了肯定的許諾。「斯利姆真是好樣的。也許最後他能行。」但杜聿明又一次找到了按兵不動的理由。正在他還在這樣拖延的時候，敵人三面包圍了東吁，並從東吁和卑謬之間穿過，直接對中國和英國軍隊的內側造成威脅。斯利姆的裝甲旅本來已經開始進攻並且奪取了一些陣地，這時為了避免敵人切斷後路不得不回頭。第二十二師進行了炮擊，好像要進攻似的，其實還是沒有動。到了3月30日9點30分的時候，史迪威意識到不可能發動進攻了。「他們又在拖了。這群膽小的雜種。」 第二〇〇師頑強支撐了十二天，死亡達1000人，結果自己突圍出來並退至第二十二師後面向北60英里（約96千米）的彬馬那。緬甸軍已經在撤退，原來說要退至跟彬馬那齊平的亞蘭謬（Allanmyo），但是士兵們到達那裡後並沒有止步，在後退時也沒有稍微停一下炸掉橋樑以阻止日軍的前進，結果他們一直退了80英里（約128千米）到達油田區前面的馬圭。此時，甚至英國士兵也在開小差，他們逃往曼德勒，隱約希望通過中國逃回去。中國和英國軍隊相互埋怨，都指責對方暴露了自己的側翼。中國人指責英國人讓第二〇〇師忍飢挨餓，而英國人則反駁說戴將軍將他的聯絡官置於後方，結果日軍的包圍圈把他們切斷了。已經成為聯軍總司令的亞歷山大將軍在後來的正式報告中稱中國人是「寄生蟲」，因為「他們指望我去餵他們」。 史迪威現在處於困境之中——他要打仗，可是手下的部隊不聽他的指揮。「我不能斃了他們，我不能撤他們的職，跟他們談話又沒有用。」在他的推動下，蔣介石同意作戰，但是蔣介石的內心並不情願，儘管這是符合中國的利益的，蔣介石現在正在收回控制權。史迪威考慮了擺在自己面前的選擇：「無所事事，靜觀其變」，「斷然去職」，或者「偷偷溜走，要求使用我們自己的部隊作戰」。他去重慶去跟蔣介石挑明此事。由於意識到自己的使命有可能變得「一團糟」，他讓多恩對所有的情況都記錄在案。 要求下級指揮官服從命令的問題並不只是史迪威才遇到的。未接受命令便後退或者未能按照命令攻取或堅守某個陣地，都是司空見慣的事，而且也符合中國傳統上對戰爭的看法，也就是認為戰爭像下棋一樣，是計謀的較量而不是實體上的衝突。一個指揮官自己或者自己的部隊戰死，這不是勇敢，是愚蠢。由於不願意讓軍隊冒險參戰的情況非常普遍，結果在16世紀制定了連坐法，這是一種集體問責的軍法，規定任何軍隊未經命令擅自撤退，則所有相關指揮官均要被處決。在黃埔軍校畢業生首次參戰時，蔣介石也借用了這個做法，這樣無論是垂直上的各單位內部還是水平上的相關單位之間，都能確保責任的歸屬。 對堅守陣地的指揮官給予金錢獎勵，這種做法也是對整體上責任感缺失的一種彌補。但是，既然文化上未能發展這樣的觀念，那麼在軍事實踐上也就不會有結果，處決也好，獎勵也好都無濟於事。因此總體而言，中國的軍官們並不認為他們要對戰鬥的結果負責。傳統上軍事這個行當並不很受尊重。中國的理論是「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史迪威自己在筆記中曾經指出，中國軍官「不屬於這個國家有信譽的職位」或傳統上對國家負有責任。中國的指揮官不像西方那樣，是體制化軍隊中的一員。結果忠誠往往只針對領袖而言，而不是在一個指揮等級中對上級服從。結果師級將軍甚至團級上校都可以直接接受蔣介石而不是其直接上級的命令。「老虎仔」薛岳就曾經對此甚為反感，因為自己的下級常常直接接受委員長的命令而在他並不知情的情況下調遣或者撤退，結果後來他乾脆自己也違抗命令並撤退「到那些電話打不到的地方」。 在卑謬——東吁撤退之後，眉苗的氣氛更加惡劣。史迪威的參謀官中的那些美國人自己並沒有參戰，而且到那時為止美國自己的戰績也談不上輝煌，但他們對中國人和英國人都嗤之以鼻，而且用其中一位的話來說，隨著戰事的進展，他們認為「亞洲除非部署美國自己的部隊，否則局勢已經不可挽回」。史迪威「偷偷溜走，要求使用我們自己的部隊」的說法也反映了這種願望，不過這在中緬印戰區並未實現。而眉苗的英軍儘管受到美國人和中國人的嘲弄，卻公開譏笑「史迪威了不起的中國戰」。儘管他們自己的帝國風雨飄搖，他們卻老喜歡把一切都歸罪為美國人不顧種種警告、由於大意而失去珍珠港的太平洋艦隊。失去印度很可能是由此引起的。 「我是個愚人節傻瓜嗎？」史迪威在4月1日於重慶評估形勢時這樣反問自己。麻煩的根本在於蔣介石的干預。要不是蔣介石阻止第二十二師，那麼在日本人第一次包圍東吁的時候就可以切斷包圍，可是「他（蔣）已經被曼德勒迷住了，不明白守住曼德勒的唯一辦法便是在東吁揍日本人」。史迪威從商震那裡得知，是蔣介石本人命令退到彬馬那一線的。 跟蔣委員長會晤的時候，史迪威「發了脾氣。虛張聲勢，直說我必須辭職。另一個解決辦法是讓我獨立指揮一支部隊。告訴他（蔣介石）我無法對這樣的指揮官啟用第十航空隊支援……簡單地說就是，軍長師長都不服從命令，而我又沒有足夠的權力強迫他們服從」。 實際上，史迪威還是有點虛張聲勢，因為正如他在日記里所承認的：「我必須拉長著臉告訴蔣介石說，他的下屬不聽從他的命令，而實際上極有可能他們恰恰是在執行他的命令。不過說句公道話，要讓他們把一兩個軍交給一個他們並不很信任的洋鬼子，那還是太勉為其難了。」跟很多美國人不同的是，他能夠理解中國人那種根深蒂固的排外情緒。 蔣介石夫婦看上去很擔心，急於糾正這種情況，在此後的幾天裡答應盡最大努力使史迪威有實實在在的權力。在蔣夫人建議下，蔣介石同意親自去臘戍「跟那些孩子們說明我就是老大」。他看上去態度真誠，讓人信服，還指定了羅卓英為執行官。羅要比林蔚更有辦法對付杜聿明將軍。羅卓英是個精力充沛、性格剛強的廣東人，是在20世紀30年代剿共的時候上來的，曾經參加淞滬抗戰和長沙保衛戰，在史迪威看來是個說話算數的「不好對付的人」。此外，蔣夫人能夠理解西方人的看法，知道他們對中國人那種轉彎抹角的做法會有何種反應。她「答應盡全力幫忙，這很不容易」。史迪威認為自己取得了重大勝利。「考慮到他們跟外國人打交道的歷史和經歷，蔣介石實在是做出了一個很好的姿態了。」 史迪威與蔣介石夫婦在眉苗 在重慶被記者糾纏的史迪威指出，現在報紙上「到處胡說八道，為了表明這些不是胡說，我一周之內必須進入仰光。如果日本人把我趕出了緬甸，我會看上去多麼像個傻瓜啊」。美國公眾這時正在報紙上讀到這樣的大標題：「中國機動部隊在緬擊潰日本裝甲部隊！」史迪威創辦的《奧德堡廣角》（Ord Fort Panorama）在宣布史迪威的使命時用了充滿自豪又不免吹噓的花邊標題：「裕仁小心！」 4月5日，他在蔣介石夫婦陪同下回到緬甸。為了歡迎蔣介石夫婦，英軍按慣例讓緬甸步兵持槍吹奏風笛。蔣介石在眉苗向亞歷山大保證說「史迪威將軍對中國軍隊有絕對支配權」。次日，他又召集中國指揮官當著史迪威的面說，他們必須無條件聽從史迪威的指揮，而且說「我完全有權力對中國遠征軍中的任何軍官做出提升、撤職以及懲處。（天哪。）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個裡程碑」。史迪威跟蔣介石夫婦微笑著手挽手地合影供報紙發表。蔣介石還答應用古篆文刻成的說明持有者官銜的印章正式表明他的權威。文件蓋上這種紅印章表明了效力。沒有印章，史迪威的命令只不過是建議而已。當印章一周後送來的時候已經跟先前許諾的有了顯著的不同。印章的銘文是「同盟軍總參謀長」，而不是「援緬軍總司令」，而且沒有附上表明他有獎懲權的信件。第三十八師的軍官在戰後說，不管委員長在眉苗是怎麼說的，印章中的「參謀」表明史迪威是「顧問」而非指揮官，因此他們也只能這樣看待他。 然而在史迪威看來，蔣介石已經接受了必須進攻的觀點，而且羅卓英和杜聿明也「對此完全贊同」。史迪威很受鼓舞，尤其是蔣夫人在離別時送他一罐果醬，還附了一封充滿柔情的信，說罐子裡的東西代表了人生的甘苦，並向他保證「我們都站在你後面……我們在前線的那一頭……等著你的是一個男子漢的工作，而你就是個男子漢——而且我還要說——你是怎樣的男子漢啊！」蔣夫人跟西方人可是不講含蓄的。 當時也去到眉苗的盧斯夫人採訪了史迪威，兩個月後她的文章發表在以史迪威照片做封面的《生活》雜誌上。她問會晤是否成功。根據她的說法，史迪威是這樣回答的：「是啊，是啊，是啊。委員長對包括他自己將軍的所有人都直言不諱了。還有亞歷山大。還有我。蔣夫人也一字不漏地做了翻譯。毫不含糊。是啊，每個人都親耳聽到了他怎麼說的。」史迪威說記者們可以往回報道說局勢已經完全控制。當問他「這會保持下去嗎」時，他卻回答：「不。不會保持下去。不可能保持下去。」但這贏得了時間，而「時間，時間，時間」——這才是他戰鬥的目的。「緬甸多堅守一個小時，澳大利亞和菲律賓的美國士兵便可以多贏得一個小時。」 盧斯夫人在眉苗採訪史迪威 酸醋喬成了一位公眾人物。這本是記者報道的好材料，而對此記者們也真是不遺餘力，把他形象地刻畫成為一個樣板，一個倔犟的、誇誇其談的本色大兵，頑固、堅韌、硬實、踏實、會開玩笑、會講中文、受士兵愛戴的嚴以律己的人，沒有架子又帶著迷人的微笑，一個美國的「中國式戈登」以及一個「喬大叔」。 儘管日本人繼續沿伊洛瓦底江往曼德勒進軍，同時仍然按部就班地對各個村鎮狂轟濫炸，但史迪威在重慶的這段時間裡，地面的軍事狀況並無大的改變。「我們還是有機會的。」其實，在這段時間裡日本人又調進了兩個師和兩個坦克團，而盟軍由於偵察能力很差，對此並未察覺。日軍的計劃是沿著三個山谷分三個縱隊前進，趕在5月中旬雨季到來之前圍殲臘戍和欽敦江之間的盟軍。依據史迪威以攻為守的理論，他認為仍然可以從彬馬那一線發動反擊擊退敵人，並使得盟軍可以在緬甸中部鞏固陣地。為了守住曼德勒，蔣介石又新派了第三十八師，其師長是機敏而富於活力的孫立人將軍。孫跟馬歇爾將軍一樣畢業於弗吉尼亞軍事學院，他後來證明自己是個出色的戰略家，戰鬥時頭腦冷靜，善於主動出擊，是緬甸戰場上出色的中國指揮官。他英語流利，這既有利於作戰又使他聲名遠揚。其他師老遇到的麻煩，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少足夠的稱職的翻譯。 在炎熱的中午，茅屋和竹樓村落不斷因轟炸而燃燒。4月3日，轟炸逼近了曼德勒。400人被炸死，火車站和醫院被炸毀，街道大片被燒，電話線埋在灰燼、遍地瓦礫和橫七豎八的人畜屍體下面，還有很多屍體炸飛後落在18世紀王宮石牆下的護城河中。史迪威4月8日前來與孫立人會晤時寺塔林立的曼德勒還有地方在燃燒。由於警察、公務員以及大多數居民已經逃離，英國當局難以恢復公共服務和收集死屍。到處臭氣熏天。腫脹的屍體泡在泛綠的死水中，四周的水已經染成粉紅色。街上的狗和豬在腐爛的屍體周圍拱來拱去，烏鴉也啄出了死人的眼珠。飽餐了各種死屍後鳥類仿佛醉了一般在屍體中走來走去。蔣介石夫婦也和史迪威同日到達曼德勒。蔣介石借看到的恐怖情形批評英國並表達了對西方的憤慨和失望。自珍珠港之後，這種失望情緒在中國不斷增加。蔣介石在給丘吉爾的信中寫道：「在我漫長的軍事生涯中，我從來沒有看到哪裡像緬甸戰區這樣令人可悲地毫無準備、混亂和糟糕。」 史迪威和孫立人 中國軍隊於薩爾溫江畔作戰 史迪威自以為得到了新的授權，再次巡視了各個師部，想讓第五軍集中攻打彬馬那，並讓左邊的第六軍去薩爾溫江前線的壘固地區遏制日軍推進。事情都不順利。日本人繼續前進，並神出鬼沒地迅速鉗斷聯軍的陣地。空襲仍在繼續，命令和服務體系正在加速解體，而蔣委員長的信件還是源源不斷。在中國部隊是否可以增援英軍以及何時、何地增援的問題上，他曾經三次更改主意，結果不得不重新部署軍隊，而運輸體系本來就很緊張。蔣介石還有一封信命令要把所有陣亡的中國軍人的屍體用松木棺材運回中國，這樣就可以讓他們跟祖先安葬在一起。 在彬馬那，史迪威見了第二〇〇師的部隊，這是「看上去很不錯的一群士兵」。當時在日軍的轟炸下大地在震撼，而噼里啪啦燃燒的房屋則冒出滾滾濃煙，仿佛打開的一張巨傘要更加渲染他們是在怎樣的黑暗中戰鬥。由於沒有空中偵察，無法得知敵軍前進的情況。「天哪，我就像個瞎子。」他曾這樣告訴多恩。美國空軍志願隊拒絕低空飛行，認為那是死亡陷阱，而讓英國皇家空軍緊急派遣兩架偵察機的要求又毫無結果。駐印美國第十航空隊有8架轟炸機，另外還有17架正在路上。但是他們並未滿足史迪威要求對其支援，因為據3月24日去見了史迪威的布里爾頓說，他的炮手沒有受過射擊訓練，航空隊只有在5月1日才能投入戰鬥。儘管布里爾頓應該在史迪威統轄之下，但是他本人更喜歡認為自己是在接受韋維爾的指揮，而且他也接受了德里流行的看法，那就是緬甸大勢已去。 史迪威盼望雨季能早點兒到來，並希望能夠支撐到那時候，這樣大雨能夠阻止日本人前進的步伐。在巡查時他常常去看望西格拉夫及其護士們；他們不辭辛勞救治傷員，汗如雨下，渾身沾滿血跡。有時西格拉夫抬起頭來發現史迪威正在默默注視他，於是他們彼此苦笑一下。西格拉夫曾道：「對認真做本職工作的人，他總是有時間的。」史迪威的美國參謀中有些人已經不再努力，開始變得消沉和緊張，並批評說史迪威仍然頑固地要打，而英國人和中國人都已經沒有了信心，其實這些參謀對自己和同事也沒有了信心。 突然，就像用隱形墨水寫下的東西突然顯現出來一樣，向北挺進的三路日軍的最東面的一支出現了。情報部門的羅伯茨上校綜合分析了第六軍與敵軍小分隊接觸的零散報告，他意識到這些小分隊是為進擊臘戍的日軍探路的，而進攻臘戍將會切斷滇緬公路。他向史迪威做了緊急匯報後，史迪威前去察看第六軍在前線的駐守情況，結果失望至極。部隊未經命令擅自轉入防禦陣地，指揮員也很鬆懈，第六軍軍長甘麗初將軍掉以輕心，對情況不了解，也不能控制下轄各師的將軍，結果暫編第五十五師師長陳勉吾面對一股比他弱小的敵人便放棄了一個至關重要的陣地。另外，他也未能執行要他重新奪回一個陣地的命令。這裡的山莊仍然是風景不俗，一派祥和，松柏遍地。「咳，你知道嗎，這些松樹是為花生米的那些棺材用的」[3]，史迪威對多恩說。花生米原是蔣介石在秘密電文中的代碼，後來經常用作蔣委員長的名字。回到指揮部後史迪威給羅卓英下令訓斥甘麗初將軍，把陳勉吾撤職並收復失地，但他並不能保證這些命令會被執行。實際上除了第一個命令，其餘的都未被執行。 「飛虎隊」戰鬥機在雲南上空 三天後，在伊洛瓦底江一線日軍繞過緬一師並突破了防線，直奔仁安羌的油田而去。斯利姆將軍的部隊已經鬥志全消，無法進行有效抵抗，結果4月15日他下令炸毀油田。被亞歷山大緊急召往眉苗的史迪威看到了「災難和消沉」。亞歷山大向他坦白說，他的士兵「見了日本人就怕」。憂心忡忡的亞歷山大「現在叫我喬了」。 正在這時，史迪威收到蔣介石的一封來信，命令他給每四個士兵發一個西瓜。在史迪威做戰區指揮的過程中，再沒有什麼比這件事更讓他惱火的了。當時正是聯軍最黑暗的時候，緬甸已經危在旦夕——史迪威認為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蔣介石的干涉——這時候來個西瓜令，這使他對蔣介石的蔑視無以復加。因為後來此事被公開，蔣委員長的憤怒也可想而知。這件事對雙方都有深遠影響。 按照原先委員長同意的安排，孫立人的第三十八師已經北調至伊洛瓦底江一線加強與英軍的聯繫，現在被用來阻止日軍，爭取時間讓緬一師逃脫。在仁安羌的三天浴血奮戰中，中國第三十八師和英軍裝甲旅一道堅守陣地並不斷反攻。這是整個戰役中最為激烈的戰鬥，展示了史迪威常說的只要指揮果斷，就能顯示中國軍隊原有的素質。中國軍隊的戰鬥使得緬一師得以逃脫——儘管失去了大部分車輛、榴彈炮、野戰炮和高射炮以及20%的傷亡——另外也無意中救了更東面的印十七師，因為假如日軍擊潰了緬一師的話接著它就會攻擊印十七師。 戰鬥結束後是一片恐怖，日軍的野蠻跟在中國的做法並無二致。日本人把印度囚犯捆在竹樓里然後放火，或者在他們身上澆上汽油把他們活活燒死。讓緬甸的西方人驚恐的是，被俘的英國軍官的待遇也好不到哪裡——一些人被剝光衣服綁在樹上當活靶子練習刺刀。在這之前，所有到亞洲的西方人想當然地認為，他們會得到跟本地人不同的待遇。 在參加戰鬥之前，史迪威在4月15日給馬歇爾發了一封措辭悲觀的電報說明當時的形勢。他說，自己相信英軍很早就已經打算放棄緬甸。他確信印度的部隊足以解救緬甸，而且「如果他們當真的話部隊早就開進來了」。他自己得出的結論是，亞歷山大之所以不願意讓部隊參戰，是因為倫敦指示他只要象徵性抵抗然後撤出緬甸。這種看法不僅是史迪威參謀中的美國人，而且很多其他美國人都相信。盧斯夫人在跟亞歷山大談話後於4月10日寫給史迪威的信中說：「恰爾德[4]·哈羅德·亞歷山大爵士無意守住他來到的這個黑塔——如果這證明代價很大的話。」（他還說了一句「極有價值」的話：「我真希望喬別走。沒了他，要我指揮中國人可很難。」）路易斯·約翰遜（Louis Johnson）上校是個好戰的原作戰部副部長，羅斯福派他去印度擔任總統特使，他也獲得了同樣的印象。在他的報告中他說，英國人情願放棄緬甸而不願意受恩於中國人，或者為了守住緬甸而對緬甸的民族主義分子做出讓步。反正他們想在和談時重新得到緬甸，而且不想就其未來政府形勢做出任何承諾。 其實對任何人來說，緬甸的重要性都是排在最後的。當4月的第一周一支由6艘航空母艦組成的艦隊抵達孟加拉灣的時候，韋維爾對加爾各答非常擔心，要布里爾頓派8架轟炸機對日軍正在集結船隻的仰光和安達曼群島進行轟炸，儘管轟炸效果並不好。這發生在他拒絕支援緬甸還不到一周的時間裡，因此讓史迪威非常憤怒，而更惱火的是蔣介石，因為蔣曾經得到保證說第十航空隊屬於史迪威指揮。蔣介石認為，布里爾頓的空襲說明只要有必要，美國隨時都會為了英國而犧牲中國人的利益。蔣介石跟西方人的接觸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加深了他對西方的反感。他宣揚說，這樣將中國戰區的兵力挪用別處，如果聯軍再遭失利，中國就「可能突然完全仇視外國」[5]並退出戰爭。 然而，當面臨在東西方之間做出選擇的時候，馬歇爾是從來都不含糊的。正如韋維爾所擔心的，從日軍航空母艦上起飛的飛機於4月9日轟炸錫蘭，此時馬歇爾同意派第十航空隊去保衛印度。這是對英國同意在英國集結兵力準備跨海峽進攻歐洲作戰的代價。以馬歇爾為首的美國人希望英國出兵，英國人不太願意，最後同意了，但條件是美國要防禦中東和印度。馬歇爾的參謀們提醒他說，他的決定會「對中國局勢和史迪威的作戰產生不好的影響」。不過實際上中國的利益是第二位的。為了讓自己下得了台，馬歇爾告訴委員長和史迪威說對加爾各答和印度東海岸的威脅「關乎印度的存亡，也嚴重影響我們將來幫助中國的能力」。 史迪威得不到空中支持，對這種精神鼓勵也只能將就了。馬歇爾告訴他說：「我向你保證，從世界的大格局來說，你所做出的努力的重要性是明確無疑的。」可惜他的話並不能阻止日軍的進攻。由於飛機數量少，馬歇爾也沒有別的辦法。 「我覺得我們要挨揍了。」史迪威4月16日在給妻子的信中說。生平第一次擔任作戰指揮便吃了敗仗，這樣的前景讓他怒火中燒，急切地想復仇雪恥。他已經在計劃怎樣反攻奪回緬甸了。不論英國人怎麼看待緬甸，在他的頭腦中緬甸仍然是通往中國的重要走廊，將來要在中國進行對日決戰。戰鬥將由他指揮的中國人進行，但他希望到時候有美國士兵加入。 在災難即將臨近時他制訂了重返緬甸的作戰計劃。這需要把中國部隊轉移到印度並在美國人指導下進行訓練和裝備，使之成為反攻特遣隊。史迪威從來沒有對公眾宣布過「我將要回來」，但是這個決心仿佛是刻在鐵板上的，從來沒有動搖過。他要戰勝現在正在使他吃敗仗的敵人，而且還要證明，只要有合適的指揮官，中國軍隊本身是可以擔當此任務並拯救他們自己的。4月16日，他讓一名參謀將計劃帶往重慶送交蔣介石批准。 作為蔣介石的總參謀長，史迪威建議說，由於通過緬北到中國陸上的供應線和空中航線可能被日本空軍切斷，因此中國軍隊如果得不到武器，就必須到有武器的地方去。他提議在印度整編並訓練兩個軍，每個軍由三個師組成，團級以及團級以下指揮官由中國人擔任，更高的指揮官和參謀先由美國人擔任，直到中國人有能力擔當此職為止。他談到了一個關鍵的問題：部隊怎樣到達印度？他極為大膽地提出，在「儘可能得到美國航空運輸公司的幫助下」，可以從密支那把軍隊經孟拱和新平洋（Shingbwiyang）（這些後來被人熟知的地名當時讓人恐懼）穿過緬北，經過利多公路運到阿薩姆邦的鐵路起點站。他得到通知說有25架運輸機已經組裝完畢，有的正在前往阿薩姆邦準備開始行動。他希望中國軍隊的轉移能夠在5月15日開始，也就是在雨季開始的時候。因為他知道這是最糟糕的時間，只能假設他選了一個儘可能早的日期，因為蔣介石是沒有能力在這一天就開始行動的。 史迪威確定該計劃的目標是「奪回緬甸」，主力軍為在印度訓練的中國軍隊，此外由中國駐雲南各師發動輔助進攻。他從來沒有改變這個計劃。蔣介石兩周後「總體上」同意了，條件是如果印度發生暴動，中國軍隊不得用於支持英軍鎮壓印度人。美國陸軍部也批准了這個計劃，因為這符合美國藉助本地部隊在亞洲大陸作戰的想法。 史迪威仍心存僥倖，以為緬北一線尚可守住。他想通過卡車和火車調集第二〇〇師填補中國軍隊和英軍之間出現的一個空隙，不過後來證明這是徒勞的，正在此時，指揮部傳來了有關對東京發動杜立特爾空襲的消息——這次極其冒險的行動原來指望能為陳納德的空軍增加16架B-25轟炸機的。這16架飛機無一倖存。由於這些飛機被迫在比原計劃要遠的距離上從航空母艦上起飛，因而均耗盡燃料，墜毀在中國的日軍占領區或者接近占領區的地方。日軍對中國人救助了美國飛行員的地區展開了懲罰性掃蕩，並派遣53個大隊破壞了那些可能用於再對日本本土轟炸的中國機場。儘管這分散了敵人的一些兵力，但是杜立特爾的初衷原是為了鼓舞美國人民的士氣並改善生產停滯不前的狀況，讓籠罩在悲觀中的聯軍看到勝利的希望。這個目的達到了，但代價是很多中國人家破人亡，蔣介石也愈加不滿。出於保密的考慮，直到行動開始前一周才向蔣介石通報這次將在他的地域展開的行動。他極力反對，擔心敵人的行動會摧毀浙江的一些機場。然而他被告知這次行動已經準備到了無法取消的階段了。這次事件使他更加確信，中國並沒有被看成是個平等的盟國，更別說一個大國了。在緬甸的官兵們愈加孤立無援了，他們不必再朝天上看飛機是屬於誰的了，因為飛機肯定是日軍的。 4月20日開始了致命一擊：日本人奔襲臘戍的部隊突破了東翼防線，擊潰了第五十五師。「災難降臨壘固。第五十五師被完全擊潰……甘麗初嚇壞了……天哪。這可能會把我們完全掐死的。」通過中部前線的一個間隙日軍包抄了第九十六師的一翼。「這裡好像也面臨崩潰。上帝啊。讓塞伯特去看個究竟……電話線全被切斷。英軍會不顧我們逃跑嗎？是的。結果已經非常明顯了。」 史迪威接著幾天千方百計想堵住缺口，重新集結，統一計劃，並試圖按計劃重新部署混亂的軍隊，但是潰敗已經勢不可擋。沒有幾支中國軍隊是在他們應該在的陣地上，而且因為沒有卡車，也無法將士兵運到這些陣地上。「大約在4月18日臘戍有6.5萬加侖（約24萬升）的汽油和850輛卡車。」史迪威順便提了一句。可是這些卡車正忙著將物資運往中國，無暇顧及中國士兵。火車被阻截或者拋錨了，指揮官聯繫不到，軍紀已經渙散。聯絡官帶來了「不服從和找不到人的消息」。（史迪威這裡旁白了一句：「困境中的士兵們面無表情地看著我，好像看我怎麼辦，『我不知道你會不會也垮掉？』」） 杜聿明和甘麗初將軍擔心丟掉自己的兵力，他們阻止部隊前進，甚至命令後退，有一次一個師級指揮官想戰鬥也不行。為了收復日軍先頭縱隊奪取的一個叫東枝（Taunggyi）的關鍵地方，史迪威親率一個中國連冒著猛烈的炮火反擊，並要求堅守陣地直到援軍到達。接著根據羅卓英的建議，史迪威提出，如果在5點前占領東枝，就將有5萬盧比的獎賞。結果，東枝很快就攻下了，比桂東還提前了一個小時。獎賞的方法看來生效了，史迪威也試圖使用懲戒，但是失敗了。第五十五師全部逃往山區，史迪威要求處決師長陳勉吾或交由軍事法庭審判。但他的要求未被接受。說到第五十五師，史迪威有些心寒地對貝爾登說：「一點痕跡都沒有了。這是我看到的最糟的事。昨晚上我還有一個師，可是今天全都消失了。」 史迪威在一個階段小結中總結道：「這是個不可救藥的局面，我不得不竭力看清這一切。蔣介石使得我無所事事，我最好現在就老實承認。」蔣介石的臘戍之行只不過是場鬧劇；「完全糊弄了我，我真蠢……我當時以為他是真誠的……」史迪威無法統領高級指揮官，除了孫立人等人外，其餘的人都完全接受了蔣委員長的信條，認為對日防禦時我軍和敵軍的兵力比例要3∶1，進攻則要5∶1。史迪威不無羨慕地想到八路軍，並對參謀人員說他希望能「把共產黨弄到這裡來打仗」。 中國軍隊囤積物資準備應付更大的危機，這也妨礙了戰鬥。由於中國戰時一向有物資匱乏的問題，因此囤積在文化上似乎也具有了必然性。在重慶的蔣介石曾親自一個一個調動第五軍的九輛坦克分散行動，因此這些坦克無法集中發揮其力量。在東吁，亞歷山大問杜聿明，他前一天還看到的那些經過偽裝並很好地放置於炮位的野戰炮到哪裡去了。杜說已經把它們撤到安全地帶去了。 「你的意思是它們不會參加戰鬥了？」 「完全正確。」 「那它們有什麼用？」 「將軍，第五軍是我們最好的部隊，因為它是唯一有野戰炮的部隊，所以我不能冒險使用這些炮。如果失去了這些炮，第五軍就不再是最好的了。」 日本進攻臘戍的部隊繞過聯軍東翼，這使得任何企圖繼續作戰的希望都已落空。日軍利用車輛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繞過了東枝，並已經沿公路向北面臘戍的方向走了很遠。試圖集中第六軍的努力全部失敗。要求臘戍的中國物資處提供150輛卡車，結果他們只給了22輛。在中線的第五軍受到猛烈進攻，而更西面日軍正在挺進欽敦江，試圖插在聯軍和印度之間。兩面都面臨被包圍的危險。 4月25日晚上，史迪威和亞歷山大在曼德勒以南25英里（約40千米）的皎施（Kyaukse）與羅卓英和杜聿明進行了會談。史迪威戴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用的那種軍帽，穿了政府發的咔嘰制服，跟那些愛炫耀的人相反的是，他沒有帶肩章和勳章。西格拉夫看了一眼，覺得史迪威「非常疲憊」。羅卓英看上去「肥胖又悶悶不樂」，而杜聿明則「捉摸不定，很鬱悶」。大家一致認為現在唯一的出路是全部撤退。一旦承認了這一點，現在就變成了在被圍捕之前迅速撤退的問題了。在東線，已經不完整的第六軍、駐東枝的第二〇〇師以及剛剛沿滇緬公路新近進入的兩個中國師可以退到中國境內。亞歷山大和史迪威的主要問題是將英緬軍和中國第三十八師、第二十二師以及第九十六師通過曼德勒撤出，然後到達伊洛瓦底江西岸，之後英軍可以撤至印度，而中國軍隊通過密支那北上。坦克以及大量部隊可以過江的唯一地方便是曼德勒的阿瓦（Ava）鐵路公路橋。部隊全部通過後，橋將被炸毀。英國早在2月份的時候就已經做好了炸橋的準備。 史迪威一邊看著亞歷山大口述總撤退命令，一面記起一個中國人曾經說過要「吃苦」了。唯一一點讓人安慰的是還沒有命令投降，這跟新加坡和爪哇還有所不同。讓失敗的氣氛更加濃重的是四架敵機在會場上空吼叫著。正當軍官們四處躲藏的時候，一個重500磅（約226千克）的炸彈落在不到100碼（約91米）的地方，爆炸聲震耳欲聾。空襲過程中亞歷山大仍然下指揮命令，還毫不在乎地筆直地站在花園裡。史迪威也不甘示弱，倚在走廊欄杆上，嘴上含著琥珀色的菸嘴，像羅斯福那樣斜叼著。 指揮部被轉移到曼德勒以北50英里（約80千米）的瑞冒（Shwebo），而日本的飛機也跟著到了那裡。參謀人員不但感到這場軍事災難在加深，個人的危險也在增加。有些人自己承認「嚇壞了」，另外一些人呆住了，不知道幹什麼好。鐵路是最大的問題。史迪威決心要讓運兵列車南下將第二十二師撤出，可是中國的那些機構或者已經渙散，或者已經無法工作。由於從程序上說他的參謀都無權對中國部隊下達指令，史迪威親自回到曼德勒鼓動他們行動起來。他從橋上回來的時候，退卻的部隊已經形成滾滾人流，而橋下還有人用渡船過河。到瑞冒的路上塞滿了卡車、彈藥車以及難民裝滿東西的推車。大撤退的人群就這樣在塵土、熱浪和恐懼的氛圍中進行著。曾經趾高氣揚的錫克人現在包著破頭巾，一個個蓬頭垢面。中國士兵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懷著恐懼行進著，在這裡他們無法脫下軍裝逃到鄉下去。地上是穿著黃僧袍的和尚的屍體，中國士兵認為他們是日本奸細從而殺了他們。日本零式戰鬥機從上空飛過，並不住地用機槍朝下面的公路上掃射。坐在汽車裡的中國的將軍們以及考慮到有「當地人」在場的英國軍官都在竭力撐住面子，可是每個人都知道大家已是顏面盡失，這無論是對亞洲還是對全世界都是如此。「最糟糕的是，」多恩寫道，「在我們自己看來也是如此。」 到4月29日，日軍包圍圈收緊了：在東邊，日本人攻下了臘戍，截斷了滇緬公路，而在西面，他們攻下了欽敦江邊的望瀨（Monywa），這裡距離瑞冒僅60英里（約96千米），已經危及英軍退到印度的路線。現在英軍必須趕在日軍之前到達欽敦江上的加列瓦（Kalewa）渡口。原來準備在撤退的道路上儲備糧食和水的工作現在必須縮短。炸毀阿瓦橋定在4月30日子夜。史迪威原來準備把指揮部移到密支那，以便儘可能保持跟中國人的聯繫，可是臘戍陷落後這已經不可能了，因為日本人可以翻越山脈到達密支那。他打算讓他參謀人員中的大部分乘飛機到印度，而他要和羅卓英將軍一起到臘戍前線的萊溫（Loiwing）去。他5月1日發報要一架飛機把他接走。由於罐頭食品必須節約下來以供將來不時之需，頂著酷暑的參謀官們現在只能吃米飯，他們怨聲載道。他們對中國人屢次不遵守承諾和不執行命令感到憤怒，並認為「老闆應該在形勢好轉的時候叫中國人滾蛋」。面臨炎熱、失敗和恐懼，再加上對聯軍的不滿和普遍有被遺棄的感覺，他們的表現也就可想而知。 4月29日，史迪威接到蔣介石回復，表示原則上同意在印度練兵的計劃。史迪威現在全身心都傾注在這件事上，就好像老水手望著北極星一般。「上帝啊，只要我們能把這10萬中國人弄到印度，我們就能成。」他馬上致電馬歇爾要求他保證提供支持和物資，否則這個計劃就只能依靠英軍支持，「而這將是致命的」。當周圍的其他人都在一門心思想早點兒離開緬甸的時候，史迪威卻坐在一個破爛的布風扇下，對合眾社記者達雷爾·貝里根（Darrell Berrigan）介紹自己打算回來重新打開通往中國道路的戰略。史迪威說，中國將成為一個聯軍可以藉以打擊日本的跳板。馬歇爾將電報轉給總統，由於即將失去緬甸，總統再次非常擔心中國會退出戰爭。羅斯福在4月28日宣布：「將想方設法為蔣介石委員長的部隊提供飛機以及軍用物資。」為了讓蔣介石放心，似乎也為了讓自己相信，羅斯福還重申，將來「一個未被征服的中國不但在東亞，而且也要在全世界為維持和平和繁榮起到重要作用」。 5月1日史迪威醒來後發現，總司令羅卓英將軍已經逃往密支那機場去了。羅將軍拿著槍徵用了一輛有17節車廂的機車，在走了25英里（約40千米）之後，這輛未編入行車計劃的列車跟另一輛車撞到了一起，結果鐵路中斷了兩天。「不幸的是他沒被撞死。」羅將軍的逃跑甚至激怒了塞伯特這個唯一還在堅持的人，而其他人早就感到不滿了。「天哪，喬，我們回家吧。」塞伯特懇求道。萊溫已經封鎖了，但是史迪威覺得仍然有義務竭盡全力保證中國軍隊出逃的路線上儲藏好大米。塞伯特爭辯說史迪威的位置應該是在德里的指揮部里。「不，」史迪威回答道，「我會為你解釋為什麼的。」西方人節節敗退，這包括美軍在菲律賓被打敗，這使得西方的威信已經喪失殆盡。他有責任照顧好他統率下的中國軍隊，哪怕這種統率只是名義上的。「如果我現在逃跑，那將是又一個失敗，又一個投降。那我以後就不可能再指揮中國軍隊了。」 「二戰」時期在中印公路上行駛的美軍卡車 中印公路，載於《美國人》（Yank），1945年 史迪威坐下來開始列出一份名單確定哪些參謀將去德里，哪些將跟他留下。亞歷山大這時「很擔憂地」走進來。這是他們在緬甸的最後一次會面。次日亞歷山大下達了英軍最後的撤退命令，然後他乘車經一條107英里（約172千米）的小道到達欽敦江——這條路步行要六天。他們趕在日軍之前到達欽敦江，但是不得不丟掉了坦克、大炮和很多車輛。已經跟那邊的印度人就交通工具和食品事宜做了安排。在5月12日到20日之間共有1.2萬人分散抵達印度，剩下的1.35萬則在此前四個月的戰鬥中死亡、受傷或者失蹤。亞歷山大在5月20日停止行使指揮權的告別儀式上說：「當然我們會奪回緬甸，它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此後不久他回到倫敦，接著繼續指揮「運動員」戰役並在突尼西亞立下戰功。他再也沒有回到緬甸。 亞歷山大和羅卓英走了，史迪威留下來了。一次，他跟幾個人正在玩金多美遊戲（gin-rummy），遇到空襲大家都散開了。等他們回來的時候看見他還在桌旁「神情安詳地玩單人紙牌」。現在日軍已經攻下並穿過曼德勒，炮火聲已經可以聽到。「這真是個了不起的五一節啊，」史迪威對貝爾登說，「所有的東西都倒了，所有的人都倒了。」 就在這一天傍晚，卡拉布·海恩斯（Caleb Haynes）上校和羅伯特·斯考特（Robert Scott）上校開著一架美國運輸機趕到。他們是十天前剛剛運作的阿薩姆邦—緬甸—中國空運隊指揮和執行官。這些運輸機是沒有武裝的道格拉斯C-47（DC-3）型。飛行員都討厭這份差事和這條路線，管這種飛機叫「信天翁」，因為這種鳥會往回飛看看自己起飛的地方。海恩斯和斯考特接到哈普·阿諾德將軍的指令，讓他們「速將瑞冒附近的史迪威以及參謀撤離。特急」。 史迪威指揮部設在一個種茶葉的人家。他們被帶進的時候，史迪威還戴著那頂舊帽子在桌子上寫著什麼東西。斯考特是個英雄人物，後來參加陳納德的殲擊隊並打下幾十架日本飛機。他到來時頗為戲劇性地、儘管未必很周全地說：「先生，阿諾德將軍要我們來救你們出去。」過去幾天的緊張情況已經使史迪威憔悴不堪，他透過無框眼鏡看看這些「飛行員」，然後拒絕接受這個優待。兩個飛行員瞠目結舌。他們告訴他說，他們已經在距離瑞冒不到20英里（約32千米）的地方看到了敵人的部隊。史迪威還是不為所動。從潰敗一開始，他唯一的想法便是跟中國軍隊一起出去。這是他作為指揮官的責任，在這一點上他毫不動搖。他表示歡迎飛機帶出他的參謀，但是他自己打算去密支那，不管是通過火車、卡車、吉普車還是其他任何方式都行，他想到達那裡跟中國人取得聯繫。 他並沒有說明為什麼決定這樣做，他拒絕時常常不做解釋，這是他性格的一部分，就像他不戴肩章一樣。作為一名三星上將，他沒有義務對兩個空軍上校去解釋什麼，更重要的是，他不想對那些傲慢和沒有共同語言的陌生人坦露內心感受。對於這兩位飛行員來說，這個戴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破帽子的老人在離敵人不到20英里（約32千米）時還在寫東西，而且拒絕空軍的援助，並要通過陸路走出去，這對他們不啻是一種侮辱。後來經過斯考特添油加醋那麼一宣揚，這事就成了後來崇拜陳納德的人的把柄，說「步行喬」不理解空軍力量。 史迪威讓指揮部其他人乘飛機走，並指示羅伯茨「給我找個地方供訓練中國人之用。你知道我需要什麼」。他跟其他參謀人員向北轉移了60英里（約96千米），到達了溫托（Wuntho），試圖繞過被阻斷的鐵路。現在，每個美國人都在考慮自己逃生的可能性。他們的車輛已經過熱並不斷拋錨，但還是盡力沿著車轍通過乾燥淒涼的鄉村。他們超過裝滿中國軍隊的卡車，中國士兵們都像蜜蜂一樣往車子上爬。在溫托，運輸官保羅·瓊斯（Paul Jones）親自走過去用鐵棒撬動走不動的車子，瓊斯自1934年在聖迭戈史迪威手下作為預備隊受訓之後就一直對史迪威忠心耿耿。史迪威過去跟一位第五軍指揮官「談論供給」，可是此人對此既無計劃也無興趣。蔣介石的三份不完整的電報也於事無補。羅卓英被找到了，但他問史迪威可否在晚上8點去看他。到了約定時間，史迪威卻看到羅卓英的房子裡已經漆黑一片，空無一人。史迪威意識到他正在做的努力可能是多餘的了。「顯然我們現在已經沒有什麼用了。」他認為離開的時間到了——如果可能的話可以坐火車去密支那，如果不行就穿過西部去印度。「中國部隊控制極弱。相信崩潰在即。」他給馬歇爾發電報這樣說，同時還報告了他的計劃。 他現在有些破破爛爛的車子和大約100人，其中有18名美國軍官和6名美國士兵，西格拉夫醫療隊的兩個醫生和19名緬甸籍護士，16名中國衛兵，一個包括7名成員的英國貴格會（Quaker）急救隊，9名印度籍、馬來西亞籍和緬甸籍的廚師和搬運工，7名走散的英國軍官和難民，彬馬那農業大學校長、會講山民土語的美國傳教士凱斯（Case）先生，還有傑克·貝爾登先生（英國命令全部記者撤出，但他沒有離去），還有一些掉隊的人。美國軍官包括有梅里爾、塞伯特、斯萊尼、麥克凱布（Thomas McCabe）、懷曼、費里斯（Ferris），醫務官威廉斯，兩個助手多恩和揚，預備役軍官保羅·瓊斯和弗里德·埃爾德里奇（Fred Eldridge）。埃爾德里奇原是報道警務新聞的記者，曾在奧德堡任公共關係官員，在這裡他也擔任這個任務。 被派去偵察的瓊斯匯報說鐵路堵塞，毫無辦法。史迪威打算繼續往北沿著鐵路的方向再走一天，然後往西走，不是往達武山口，而是沿一條更北的路線，以儘可能在日軍前面穿過欽敦江。這群人計劃先沿著公路走，公路沒有了就沿小路走到欽敦江的支流烏尤江（Uyu），然後乘木筏順流抵達兩江交匯處。在霍馬林（Homalin）穿過欽敦江之後，他們會繼續翻山抵達印度的英帕爾。曾有人告誡史迪威說這條路路途艱難，很少有人走，而史迪威也正因為這個原因選擇走這條路——可以避開難民和逃跑的中國部隊的人流。最擔心的是缺少食物，這也是難民跟敵人一樣危險的原因。從伊洛瓦底江西逃離的除了難民，還有三個中國師。有100萬印度人已經逃離或者正在逃離緬甸，其中很多在路上已經筋疲力盡或者已經餓死。成千上萬的人還在朝山上涌去，史迪威後來沿這條路回來時看到了其中有些人的白骨。兩個英國准將帶著12個人也在逃跑之列，他們拚命想說服史迪威跟他們走一條更加直接的道路，史迪威拒絕了。幾周後他得知他們遭到日軍伏擊，好幾個人被打死。 5月4日到5日的行進受到各種干擾：發動機燒壞、輪胎漏氣和報告附近有敵情。每一次耽擱都讓史迪威很惱火。雨季即將來臨，史迪威曾經盼望雨季，但現在這成了威脅，於是迫使他們要加快速度。大家的情緒都很低落。西格拉夫聽到有人悄悄地說要「給護士一些錢讓她們離開，免得她們拖後腿」。史迪威聽說此事後「立即叫他們住嘴」。「大家都失去信心了，」貝爾登這樣寫道，「失敗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羅卓英將軍再次出現，他由於未能到達密支那，只能沮喪地加入到一群中國難民的隊伍逃離。在英都（Indaw）最後一次想乘上火車的努力又失敗了。城裡已經完全陷入混亂，士兵在搶劫，平民奄奄一息。幾個英國軍官束手無策，眼睜睜地看著大英帝國在此統治的結束。坐在車裡的中國士兵用槍托擊打試圖爬上來的其他士兵的手。史迪威後來說，在英都所看到的混亂是他在遠東所看到的最糟糕的局面。他警告同行的人說他們可能要奮力過去：「繼續走。無論什麼事都不能停下。」 在嚮導身後，史迪威帶領眾人水蹚過河 在英都他們離開了鐵路線，轉向未知的叢林。除了一台發報機外，跟外界的通訊已經中斷，他們正陷入隔絕。史迪威不知道敵人在哪裡，有一次以為路上走來的一群士兵是日本人，結果嚇了一跳。「天哪，我還從來沒有這麼害怕過。」經過各種耽擱後（「上帝啊，要是我能讓他們再往前一點點就好了」），到晚上這支隊伍終於到齊了。西格拉夫帶領護士們唱著「基督戰士向前進」。聽到她們純真、細弱的聲音大家都靜下來了，詛咒和埋怨停止了，正準備爬上一輛吉普車的史迪威也站住不動了。大家沉默了一會兒，然後開始朝西進入長滿大樹的黝黑的森林中。大象在林中吼叫。過一條河時卡車陷到了河裡，一群中國人像「『紅格朗奇』[6]一樣徑直從我們中間走過去」。史迪威急於繼續趕路，命令放棄陷進去的汽車。他夜裡11點開始露營，「我想我們仍然趕在雨季前面了」。 5月6日早晨集合的時候史迪威發現了15位新來者，是一群英軍突擊隊員，都鬍子拉碴，骯髒不堪，由戴維森－哈斯頓（Davidson-Huston）上校帶隊。史迪威朝他們吼道：「你們從哪裡來的？有口糧嗎？」他們搖搖頭。他惱火地瞪了他們一會兒，同意他們留下了。他們中間有個有用的人，這就是巴頓（Barton）少校。他一生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叢林中，並在緬甸待過很多年。現在他們的人數是114人了。走了一天之後公路沒有了，除了裝運供給的吉普車外所有的車輛都必須放棄，包括裝無線電的車以及重達200磅（約90千克）的電台本身。開始發出最後的電報。擔任報務員的中士開始專心發報，敲幾下，焦急地聽著，然後再敲。給駐紮在印度的布里爾頓的電報說了他們走的路線，並告訴布里爾頓方面「我們糧食已經不多，後面也沒有指望」。要布里爾頓方面送糧食、挑夫和藥品在霍馬林接應他們，此外史迪威還要中士通知印度政府，數以萬計的難民和中國士兵正沿著各種小道走向印度，最北可達胡康山谷，急需在小道上儲存大米並派駐警察和醫生，「否則死亡人數會達到數千……更多的人在趕來。已經沒有任何控制。可能出現大災難」。史迪威他們應當在三天內到達烏尤江。「這是我們最後的訊息。」史迪威通過重慶轉給陸軍部的電文並沒有提及這極端糟糕的處境，因為反正他們也幫不上什麼忙。「我們有武器、食物、地圖，現正在英都以西50英里（約80千米）步行。無須擔心。中國軍隊大致也沿此路去印度……可能在一段時間裡這是我們最後的消息。再見。史迪威。」發完電報後，發報機被用斧頭打碎，密碼本和各種文件也都被燒掉。 那天晚上他們的運氣來了：他們遇見了一支馬幫。兩個滿臉兇相、粗俗不堪的中國人趕著20頭小騾子，從「北部山區」卸完貨後正趕往印度，史迪威猜測他們是往中國走私鴉片的。史迪威雇用了他們的騾子，此外還通過跟當地的頭人協商，雇用了60名挑夫（當地人都是「好人」）。 天亮後史迪威站在一輛卡車上對大家訓話，說明了行進的計劃並定下了規矩。所有的食品都要集中在一起，每個人除了武器和彈藥外，所有自己帶不了的個人物品都要扔掉。前面還有約140英里（約225千米）路程，途中還要渡過一條河流和翻過一道山脈。山的海拔達7000英尺。他們必須每天走14英里（約22千米）；達不到這個進度他們的糧食就會不夠，而且可能遭遇大雨。他警告說他們只有靠紀律才能夠活下去。任何不想接受他指揮的人現在就可以走開，可以得到一個星期的口糧。他四處看看，沒有人走。最後他說：「等我們離開這裡的時候，你們很多人會恨透我，不過我要告訴你們的是：你們都會走出去。」 他走在隊列前面，採用的是每分鐘105步的標準部隊速度。卡斯納將軍的陰魂大概還陪伴著他，不過他現在是唯一參加很久以前第十五步兵團急行軍的老兵了。從第一天開始，就有很多美國人由於炎熱走在後面或者掉隊。緬甸雨季到來前的5月是一年中最熱的時候。史迪威對這種虛弱和「他媽的不像樣的體質」非常惱火。他每小時允許休息五分鐘，但其他時候不減慢速度，也不停下。到了一條河的時候他照舊大步跨進，「頑固地瞧著手錶每分鐘保持105步」。他穩步蹚水而過，而其他人也排成一列縱隊跟在他後面。瘧疾和痢疾開始襲擊這些行進者，人們變得虛弱，步伐也慢下來了。史迪威不得不把休息時間延長到十分鐘，儘管他知道每增加一小時，他們的危險就會增加一些。兩個軍官中暑倒下，結果不得不把他們馱在本來已經超負荷的騾子身上。有一次宿營時威廉斯上校的藥箱被偷走了，這是「一個巨大的損失」。螞蟻、荊棘、破裂的口袋、挑夫逃跑、一頭四處騷擾的大象、昆蟲、水蛭、腿上的瘡、水皰、傳染病以及烈日——這些都侵擾著行進的隊伍，大家的善意和友情也在一點點被銷蝕。有人發現一個軍官將帶有床墊和所有衣物的鋪蓋卷塞到了挑夫的擔子上。史迪威沒有直接點他的名，但當著大家的面嚴厲批評了他，說他多占了地方，而這些地方本可以裝下一個病人。史迪威的聲音由於憤怒而顫抖，他的眼睛裡噙滿了淚水。有個聽著的人不無敬畏地說：「天哪，連他的軍帽看上去都好像是怒不可遏。」 梅里爾由於中暑，加上心臟不好，結果昏倒在一條河裡，這樣只能把他放在氣墊上拖過河，後來由人抬著走。他有兩個小時不省人事。另外還有些人也步履蹣跚，逐漸掉隊。威廉斯為病號求情要求暫停一下。史迪威回答道：「這個隊伍不能停。見鬼，威廉斯，你和我都受得了，我們倆比他們任何人年紀都要大，他們為什麼就受不了？」他通過嘴上不斷鞭策並以身作則敦促他們繼續走下去。他一直為這100多人的口糧擔心，後來決定將口糧定量減半，並指定多恩做司務長主管伙食，防止舞弊。他自己堅持領飯時排在最後一位。為防止日本人的伏擊，他要求晚上由男人輪流站崗，白天則組成一個先遣隊。 按照他的要求，在三天內到達烏尤江。提前趕到的信使已經安排好了木筏子。馬幫由一名美國軍官和一組中國衛兵護送，繼續往前經陸地過去。西格拉夫的護士「總是樂意幫忙」——她們用樹葉為木筏編織了頂棚，防止太陽照射，還為梅里爾以及其他病人編了醫用的草墊。在撐著筏子，順流漂向欽敦江的時候，很多人心頭都對他們的目的地懷有莫名的恐懼。「這會是在薩馬拉相遇[7]嗎？」保羅·瓊斯問道。由於速度「慢得要命」，史迪威讓他們整夜撐船。第二天下了陣雨，這是不祥之兆。飛來一架轟炸機，從河流上游飛過，轉了個圈子又飛回去了。每個人都感到恐懼，接著他們看到了皇家空軍的紅藍標記，於是大家都歡呼並瘋狂招手。轟炸機低飛了三圈後打開了炸彈倉，並在岸邊投下了糧食袋。半赤裸的黝黑的山民從叢林中衝出來搶走了第一批空降物資。乘木筏的人們憤怒地喊叫，但只能接收剩下的東西了。空投的東西中有一袋醫療用品，這樣威廉斯就可以給病人開奎寧了。他們突然發覺外界正在關注他們的困境，於是他們又有了希望，認為會有人在霍馬林準備救助他們。在木筏上史迪威給貝爾登講了他準備奪回緬甸的計劃：如果美國提供飛機和物資……如果英軍能夠重組……如果中國人能夠配合……貝爾登說：「我們先要設法出去。」他們又撐了一夜的筏子。木筏碰到礁石解體了，而史迪威「一整夜都感到累極了」。 從烏尤江走到霍馬林後他們大失所望：沒有人等他們，沒有食物，沒有留言。這使得史迪威的領導變得困難起來，開始有人嘀嘀咕咕表示不滿和指責，有些人開始盤算怎樣才能使自己存活下去。次日準備渡過欽敦江，可能會遇到敵人，於是史迪威命令檢查武器。在欽敦江沒有遇到敵人，他們乘獨木舟和貨船安全渡江。 幫助搬運東西的撣邦人和卡欽人現在換成了皮膚很黑、頭髮零亂的那加（Nagas）人和唐庫爾（Tangkhuls）人——他們跟易洛魁（Iroquois）人一樣在頭中間留下一綹頭髮，但其他地方剃得光光的，刺了孔的耳朵上夾著彈匣、香菸或者花朵。他們性格開朗友善，喝米酒，可以用木製的背簍背五十磅（約22千克）重的東西。5月14日，當他們正往上爬一座3000英尺（約914米）的山時，突然下起了傾盆大雨，讓他們幾乎絕望。但是那天他們碰到了在霍馬林未能遇到的救助人員：一名叫夏普（Sharp）的英軍地區官員帶著活豬，讓他們吃了頓烤肉，而且宣布他後面還有馬匹、食物、醫生、威士忌、香菸以及400名挑夫。史迪威對此只是輕描淡寫地寫了一筆：「終於放心了。」夏普將帶著他們去英帕爾。原來有關他正在等史迪威他們的信放在了皇家空軍空投的糧袋裡了，但正好丟掉了。史迪威問他，一共有四條山路，他怎麼知道他們會選擇走哪條路。夏普答道：「我給德里打電話，問你是什麼樣的人。德里說你非常聰明。這條路是根據常識可以選擇的唯一道路，所以我想你會走這條路。」他還叫史迪威放心，其他的小道上都儲備了物資，但同時帶來一個壞消息：菲律賓的科雷吉多爾（Corregidor）投降了。 接著繼續爬了五天，為了趕在雨季之前，每天的行程提高到15至16英里（約24至25千米），下坡時達到17英里（約27千米）或者更多。已經開始下了一些雨，小路變得很滑，不斷有人摔倒。他們一邊蹣跚前進一邊罵著粗話，有時只能從路旁邊的山上慢慢爬。西格拉夫的腿被感染了，最後變得十分虛弱，除了「裹在我的毯子裡祈禱少受罪早點死」外毫無辦法。不過他們現在有了食物，病號也可以騎在馬上了，但有個得了瘧疾的重病號無法騎馬，只能由挑夫輪流用轎子抬著走。那些「懦夫」和「女人氣」的男人現在好了些，頑強的護士們唱著基督教讚歌和美國流行歌曲。「這是怎樣的景象啊……中國士兵，緬甸女孩，美國人和英國佬——他們一起在小溪里清洗、刮鬍子和泡腳。」一個披著大紅毯子的當地頭人送給史迪威一頭山羊，前來歡迎他們的那加人還用米酒和雞招待他們。 5月20日隊伍到了英帕爾。憑著細緻周密的計劃和不留情面的紀律，史迪威一個沒少地把他那一隊人帶出來了——他們是唯一沒有死人而到達印度的隊伍，不管是就部隊還是平民而言。很多在他的指揮下走出來的人都恨他恨得要命，但這114個人都知道，是他讓他們活了下來。據一位記者說，史迪威出來後「像上帝一樣震怒，像惡魔一樣詛咒」。他體重減少了20磅（約9千克）。他本來身材就消瘦，現在已經不能再瘦了。他的手在顫抖，皮膚由於黃疸而變得蠟黃，眼眶深陷。多恩減輕了32磅（約14千克）。霍爾庫姆（Holcombe）上校是屬於一路上多數時候都生病的人之一，他「像甘地一樣骨瘦如柴」。中國軍隊音信全無。 史迪威看到了喬治·馬歇爾發給他的「問候」，馬歇爾表示了「陸軍部長、總統和整個陸軍部」對他的敬佩。他則只意識到自己的意圖已經全盤落空，記下的評語非常簡短：「為什麼？」作為一名受了奇恥大辱的戰士，史迪威需要為自己開脫。在他後來寫給陸軍部有關緬甸戰役的報告（由多恩起草，史迪威增加了一些內容）里對英軍和中國軍隊的無能進行了激烈的抨擊，結果上面命令所有報告的備份都要銷毀——然而這種命令往往是不能完全執行的。他報告的含義是，英軍的表現只有一種解釋：他們一開始就沒有打算守住緬甸，而且為了削弱中國故意逃跑。歷史真相和人們所認為的真相相比，往往後者更重要。 盟軍東南亞戰區總司令路易斯·蒙巴頓正與孫立人將軍交談中 史迪威在其他地方總結的失敗原因包括技術落後，這表現在空軍、坦克、炮火、機槍、陣地迫擊炮、彈藥以及運輸等方面。當地人民的敵對，日本的積極進攻以及「蔣介石愚蠢、膽怯的指揮和干涉，英軍在鐵路管理上一團糟，交通糟透，英國的失敗主義態度，戰術上易受攻擊」等。列舉的眾多原因並未提及敵方因素，因為日軍在緬甸戰鬥中所面臨的各種現實困難並不少，戰術上的困難也只會更多。根本的差異是在意圖上，比如進攻者經過主動計劃和準備，而防守者既無計劃也沒有準備，目標也不堅定。 史迪威逃出的時候，日軍已經沿滇緬公路攻入中國。日軍在大敗剛剛調進緬甸的中國第二十九師後於5月8日占領畹町，並在中國撤退部隊剛剛炸掉橋樑不久抵達了薩爾溫江的峽谷。中國駐緬軍大為震驚，在美國志願團的大力支持下進行戰鬥，以阻止日軍進入。位於南部山區的日軍風頭已過，加之從南部阻斷中國的目的已經達到，於是日軍在這裡停下了。 中華民國將領孫立人，攝於中國遠征軍時期。 華盛頓對已經陷入隔絕的中國的態度極為擔心。在史迪威還沒有出來的時候，馬歇爾於5月9日給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發了措辭嚴厲的指示，要求所有在華服役的軍官「對中國前途要保持鎮靜和樂觀」；無論計劃還是談話均不得「暗示局勢已經無可挽回」；各種調動要周密安排，「以免被看成美國正在撤出」。 中國駐緬軍的命運各不相同。孫立人將第三十八師帶出，雖然歷經艱辛，但部隊狀態很好，他們走的路線比史迪威的偏南，於5月25日到30日到達印度。第五軍的第二〇〇師殺開一條血路，並與第六軍殘部一同到達雲南。第五軍的第二十二師和第九十六師艱難地北撤，但由於蔣介石命令多變，他們不斷改變行走方向，有時不得不走回頭路。他們遭遇雨季後困在西北部的深山老林中，靠著英國皇家空軍和美國空軍的空投糧食才得以存活。第二十二師的倖存者在7月和8月經由利多到達印度，而第九十六師殘部在忍受了超乎想像的困苦後翻山越嶺，經過赫茨堡回到中國。 中國有關緬甸戰役後期的公報的風格一如既往，之後再經過了駐重慶記者和美國編輯的添油加醋的描述。根據重慶的公報，5月10日到11日，日本在雲南的一個聯隊被「全殲」，另一隊「也被殲」。中國駐緬軍已經「收復」眉苗，並「正從東西兩面逼近旨在收復曼德勒」，因此入侵部隊已經被「斷後」。美聯社記者發回報道說日本入侵部隊已經遭受「慘敗」，而他的合眾社同行更是繪聲繪色，說日軍正從中國「潰退」，「已經瓦解……倉皇逃跑」。美國報社的編輯們以為所有中國軍隊都在接受史迪威的指揮，他們懷著愛國熱情在發表這些稿件時加上了這樣的標題：「史迪威擊潰入侵日軍」。而5月11日的標題是：「史迪威中國軍包圍日軍，入侵者全線撤退。『喬大叔』關死中國後門切斷日軍退路。戰報！ ! !」那一天史迪威正在烏尤江的木筏上呢。 史迪威及其一行從英帕爾這個避暑勝地乘卡車到達阿薩姆邦的火車站，然後經過無邊無際的黝亮的茶樹林，乘火車到達丁詹（Dinjan）和廷蘇基亞（Tinsukia），這裡設有空中運輸隊（Air Transport Command）的機場。韋維爾和亞歷山大、第十航空隊的布里爾頓和比斯爾以及他在新德里的參謀都來看他。5月24日，史迪威乘坐布里爾頓鋪著波斯地毯的飛機飛抵德里，他已經聲名遠播。在從機場到帝國賓館（他發現這個賓館的地址是很簡短的「舒適」）的路上他後面跟著一大群記者，於是他同意召開記者會。在一個小時的提問時間裡他強調說，最具破壞性的是日軍的空中優勢，並對這場戰役做了歷史性的總結：「我認為我們被狠揍了一頓。我們被趕出緬甸，這是奇恥大辱。我認為我們必須查找原因，並回去重新奪取緬甸。」 這番話的分量毫無疑問非常之重。《舊金山紀聞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後來回憶說，史迪威的誠實像「疾風」吹跑了陸軍公關們的浮華辭藻。《紐約時報》在頭條社論中說，儘管丘吉爾和羅斯福擅長辭令，「但他們都可以從史迪威將軍這裡學到不少東西」，至於其他職位較低的官員，他們也可以注意「他的用詞和原則」。史迪威這段話跟他的名字聯繫在了一起，以後每當他成為新聞人物的時候都會被引用。他打算做一件簡單的事情：把真相告訴公眾。 [1] 林可勝（1897—1969）：生理學家，在「二戰」時參加紅十字會。——譯者注 [2] 侯將軍疑為侯騰，參謀團參謀處副處長，時任中國駐印緬軍事代表。——譯者注 [3] 軍隊習慣用代碼代指人或項目，這多少解釋了為什麼史迪威用了那麼多綽號，儘管這無法進一步闡釋這些綽號的意思。 [4] 恰爾德（Childe），是盧斯為哈羅德·亞歷山大加上的名字，當取自拜倫的長詩《恰爾德·哈羅德遊記》的主人公。——譯者注 [5] 這是美國海軍武官詹姆斯·麥克休（James McHugh）的話。麥克休與蔣介石夫婦私交甚好，經常代為傳達他們的想法。 [6] 紅格朗奇（Red Grange），即哈羅德·格朗奇（Harold Grange，1903—1991），美國橄欖球手。——編者注 [7] 指無法避免地跟死神相會。薩馬拉（Samarra）在伊拉克。一位青年在市場上撞見死神，想躲得遠遠的，便騎馬飛馳到薩馬拉。有人問死神此事，死神頗為詫異，說「我跟他計劃是要在薩馬拉相見的呀」。——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