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 第十章 「讓我去哪我就去哪」

1941年12月—1942年2月 在一個對12月說來有些偏熱的陽光明媚的周日上午，史迪威夫婦正在卡梅爾家中招待奧德堡的新任下級軍官。通往花園的門敞開著，透過樓上起居室的窗戶，波光粼粼的太平洋翻滾著，波浪重重地拍打著岸邊。客人們都穿著便服，因為在離崗時不允許穿軍裝，屋子裡到處都是散亂放著的星期日連環漫畫。電話鈴響了。史迪威夫人接電話時聽到一位朋友激動地喊道：「溫妮，打開收音機！珍珠港遭到了襲擊！」之後她忙著到處找收音機，終於找到了一個，收音機插好電源後大家都圍在四周聽，他們都驚呆了。他們如夢方醒：就在那裡，在窗戶那邊碧波蕩漾的大洋上，戰爭已經開始了。 當時估計日軍會在東南亞發起進攻。沒有人想到日本人會如此大膽，跨越3300英里（約5310千米）的太平洋對美軍艦隊發起突襲。攻擊的大膽和成功讓人畏懼，更讓人驚訝。一直被低估的日軍突然被賦予令人生畏的能力，並可能隨時撲向美國。恐慌開始的幾個小時後奧德堡就接到各種謠傳的電話，有的說日軍艦隊已經到達距離蒙特雷10英里（約16千米）的地方，有的說舊金山可能受到空襲，有的說在克力夫豪斯（Cliff House）看到了一個潛望鏡，又說在洛波斯角（Point Lobos）也看到了一個。 史迪威在約翰·德·維特（John L. De Witt）少將統轄下指揮第四集團軍，負責西部防禦區的南部，包括直到墨西哥邊境的加利福尼亞海岸線。這裡是預計敵人會發起進攻的地方。由於珍珠港海軍所遭受的損失，這裡的防守只能依靠尚未準備就緒的陸軍。這個地區有500萬人，此外還包括整個國家80%的航空工業，這均在海軍艦船炮火射程以內。史迪威相信加利福尼亞不是日本所可以企及的區域，但是由於責任重大，結果至少每天一次他陷入一種「沉重的感覺」。他四周到處都是驚恐和混亂，舊金山的第四軍司令部周期性地在電報中透出「驚惶」，這使史迪威感到了自己部隊的不足，尤其是在軍火方面。 日本偷襲珍珠港 他坐在南部聖波納迪諾司令部的桌旁，一面幾乎把菸嘴咬成兩截，一面告訴陸軍部說，他的輕武器彈藥可以供幾個小時戰鬥之用，但是幾乎沒有炮彈。當華盛頓那邊的軍官答應「我們盡力而為」的時候，史迪威咆哮起來：「你盡力！上帝啊，我他媽的怎麼辦？用橘子打他們？」日軍在進攻珍珠港的同一天還進攻了關島、威克島、香港、菲律賓和馬來亞，並在次日進攻了中途島。這個消息讓加利福尼亞更加恐慌。飛機廠、電台、鐵路橋、隧道、大壩、電廠、輸水道、水庫、油井、醫院、造船碼頭以及港口防禦部門都急切要求提供防衛——這些地方都認為自己至關重要。由於太多的單位要求前去進行保衛工作，結果訓練只能中止。 史迪威整日在海岸線上奔波巡視，跟市長、海軍陸戰隊和海軍商談，調查各種謠傳，保衛機場，組織警報程序，回答質詢，為東部派來的額外部隊安排食宿，盡力落實更多的彈藥。與此同時，各種恐慌和謠言仍然繼續。據報告，12月9日在大概是舊金山和洛杉磯之間的地方發現一支由34艘軍艦組成的日本艦隊。在經過焦急的幾個小時後，史迪威寫道：「不實（更加低落）。」所謂敵艦後來證實是蒙特雷的14條快速回岸躲避的漁船。12月10日傳來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11月派遣到遠東防止對新加坡襲擊的英國最新的戰列艦「威爾斯親王」（Prince of Wales）號和戰鬥驅逐艦「卻敵」（Repulse）號，在靠近馬來亞海岸的地方，被日軍空襲擊沉，從而使英國失去了在這些水域的制海權。（「我的上帝，越來越糟了。」）12月11日，德國和義大利根據軸心國盟約所規定的義務，同時也是在日本要求下，對美國宣戰。又經歷了一場恐慌，這次是來自第四集團軍司令部本身，它報告說：「在距離舊金山164海里（約303千米）處發現日本主力艦隊。所有單位進入警戒狀態。」經過了讓人焦慮的幾個小時後，這個消息也被確認為不實。（「上帝啊！他們會要了我的命的。」） 12月13日，西部防禦指揮部報告說對洛杉磯的空襲在即，並準備對全體市民發出警告。史迪威的結論是，「全體警報」所導致的傷亡和恐慌將會跟空襲一樣嚴重，因此準備不相信這份報告。「彈藥好一點了……第一二五師計劃在24小時內到達……兩個營已經做好準備，還有兩個在距離海岸175英里（約281千米）的地方擔當預備隊。（還是很低落。）從奧德堡開來6輛坦克（其他的無法開動）……從某處正在派來一個師——十天。派出一架空中偵察機……防空炮來了……登陸被擊退……12月14日，開戰一周了。威克島和中途島守住了……菲律賓師在林加延（Lingayen）把他們擊退了……幹得不錯。實際上大多數受到蔑視的民族（中國人、蘇聯人、希臘人、菲律賓人）都在為文明做著大好事。」 神經繃得緊緊的，有的人崩潰了。「R想辭職——只是無法忍受罷了。」一個駐守加利福尼亞南部沙漠地帶的空軍轟炸中隊指揮官，擔心日軍會從航空母艦或者南加利福尼亞的秘密基地上發起傘兵空降突襲，並會把他們全部殺害。到處盛傳各種破壞、帶發報機的間諜、潛水艇以及秘密機場等聳人聽聞的傳言，這些都要進行調查。史迪威被告誡要在衛兵的不間斷護衛下活動，防止日本特務加害於他。 突然他從這種慌亂中擺脫出去了。12月22日早上6點30分，他被第四集團軍的一個電話驚醒——他受命立即奔赴華盛頓「制訂有關某遠征軍的作戰計劃，（打電話者）暗示由我擔任這支部隊的指揮」。史迪威被告知要離開一段時間。他的參謀都很興奮。「他們認為肯定有大動作。」他匆匆處理完工作後回家告別，並跟家人提前過了聖誕節。「談了很多很多。精神上都很鎮定，謝天謝地。」他和多恩第二天上午乘機離開，並在次日即12月24日下午到達華盛頓，他們到達兩天後，丘吉爾和他的總參謀人員也來參加一系列所謂的阿卡迪亞會議（ARCADIA Conference）。 史迪威徑直去作戰計劃處，在那裡他得到一個有關他的新任命的驚人消息：他被選中指揮美軍的第一場戰爭，這就是「布萊克計劃」（Plan Black），即在法屬西非登陸的計劃。告訴他這個消息的是該處副處長、他在利文沃思時的同學德懷特·艾森豪威爾。艾森豪威爾剛剛得到第一顆星（少將）。有一陣子史迪威覺得這時候自己應該有什麼不同尋常的感覺，但是「不知怎麼，這並沒有讓我感到跟過去有什麼不同」。是馬歇爾選擇他來擔任這第一號戰鬥任務的，正如馬歇爾後來說的，馬歇爾對演習時史迪威對第七師的訓練和處置印象很深，認為他是個卓越的戰術家，有想像力，機敏，自信，深諳軍事史並長於練兵。馬歇爾命令由馬克·克拉克（Mark Clark）對各將官所進行的評議證實了馬歇爾的看法。在對九位陸軍軍級指揮官依品行排列時，史迪威名列前茅。 史迪威在陸軍軍事學院得知，他的目的地將是達喀爾，這是個很早以來就在美軍計劃中被注意到的地方，被認為是德國穿過窄窄的南大西洋向南美發起進攻的起點。第二天，得知此事還遠沒有定下來。「誰也不知道我去哪裡。今天上午是達喀爾，下午又到了卡薩布蘭卡。」阿卡迪亞會議首先做出的決定是確認歐洲第一的戰略，計劃在摩洛哥大西洋海岸的卡薩布蘭卡登陸就是為了占據一個基地，以避免敵人控制地中海並最終奪取在歐洲戰區的主動權。卡薩布蘭卡戰役的代號是「運動員」（GYMNAST）。史迪威發現「整個事態充滿不確定性」，而在此後三周阿卡迪亞參謀會議期間這種情況並沒有多少好轉。通過在白宮舉行的8次有關主要政策的會議以及新近成立的（英國和美國）聯合參謀長會議，與會者竭力想在戰爭目標、指揮組織、作戰方案尤其是作戰方式等方面達成一致。面對眾多贊成和反對意見，「運動員」計劃就像浮在水面上的輕木塞子，漂浮不定。 半年前當戰爭降臨莫斯科的時候，據在克里姆林宮的一位觀察家說，「誰也不知道該做什麼」，現在華盛頓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史迪威在他第三軍主要參謀人員配合下開始擬訂作戰計劃，但是其目標是每個小時都要變的。是卡薩布蘭卡還是達喀爾？是冰島還是加那利群島？要多少軍力？前景如何？支援情況怎樣？有什麼樣的軍火？預計敵人會怎樣行動？所有這些都不確定，都有爭議。提出了備選方案，但是又最終放棄。史迪威在給妻子的信中說，自己周圍到處是「從轉門裡衝進衝出的辦事員，拿著文件的人追趕另外一些拿著文件的人，一群人聚在角落裡嘀嘀咕咕，你正想說話時其他人都一起向你發難，蜂鳴器嗡嗡作響，電話鈴聲大作，屋子裡人滿為患，辦事員拚命敲打字機。『立即給我把這個打出十份。』『把秘密文件從保險柜中取出來。』『見鬼，黃色計劃（藍色計劃、綠色計劃、橙色計劃等）哪裡去了？』每個人都狠命吸菸，每個人都讓你去找別人去。真該有位大嗓門、兇巴巴並拿著大棍的人出來喊叫：『停下來！你們這些瘋狂的雜種。安靜！你們這些只會模仿的螞蟻。你們中的一半人要在天黑前離開這個城市，另外一半人坐下，半個小時內不許動。』接著他們就可以把文件都燒掉，又重新開始了」。 史迪威一邊就「運動員」計劃糾纏不休，一邊為遠東的局勢著急，不知道海軍是否還能再投入戰鬥。他此時已經了解到珍珠港那場災難的損失情況——美國主力艦有8艘或者一半被炸沉或者無法戰鬥，177架飛機被毀，傷亡人數為4000，其中死亡人數超過一半。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也同樣遭受重創。就在襲擊珍珠港的消息傳出幾小時後，麥克阿瑟將軍的35架重型轟炸機中的一半和戰鬥機的1/3在地面上遭襲並被摧毀。西方參與對日作戰——中國期待已久的高潮點——帶來的是慘敗，而不是什麼激勵人的東西。 日本在開戰時其海軍力量大致相當於美國、英國和荷蘭在遠東和太平洋海軍兵力的總和。日本仍然有10艘戰列艦、10艘航空母艦以及約500架一線海軍戰機，而盟軍的全部主力艦為一艘完整的和兩艘受輕傷的美國戰列艦和3艘美軍航空母艦。交戰雙方在驅逐艦、巡洋艦和潛艇方面力量相當。就陸地上說，日本陸軍共有51個師，其中21個在中國關內，13個在「滿洲」駐守面對蘇聯的前線，這樣，除了保衛本土的部隊外，可在東南亞和西南太平洋投入作戰的還剩下11個師和約700架陸軍飛機。 可就是這些部隊勢如破竹，取得了一個又一個令人驚異的勝利。關島和威克島在12月23日陷落。聖誕節那天，一百年來一直是英國堡壘的香港投降了。跟最初的傳聞正相反，日軍在菲律賓成功登陸，其20萬人的登陸部隊正將美菲部隊趕往狹窄的巴丹半島。1月2日，他們占領了馬尼拉。日本空降兵開始進攻荷屬東印度群島，泰國被占領，在維希政權的默許下印度支那向日本開放，這使得日軍可以長驅直入到達緬甸的東部前線。此外，他們也在馬來半島的中部登陸，占領了那裡的英國機場，並穿過叢林向南邊的新加坡挺進。無論在陸地上還是在海上，日軍的俯衝轟炸機和魚雷機都占有制空權。正如丘吉爾所說的，在日本戰爭機器的「高效的邪惡」下，亞洲白種人的聲譽已是岌岌可危。 在中國，人們仿佛就要有了救星似的，對珍珠港的消息歡欣鼓舞。韓素音寫道：「國民黨官員奔走相告，仿佛打了大勝仗。」成群的人在重慶進行慶祝。在內地的城市裡，那些祝賀的人以為東京已是一片火海。美軍要發動遠程空襲的消息變成了500架美國飛機轟炸了東京，不過這種訛傳無傷大雅。人們慶祝的原因是中國終於有了盟友了。美國加入了對日作戰，而且可以指望它結束戰鬥。中國沒有別的任務了，只要堅持下去就能最後成為勝利方。一個美國人在看到重慶的歡慶場面後評論說：「美國珍珠港事件發生之日便是這裡的停戰之時。」 蔣介石一聽說這個消息，便採取步驟在這個大聯盟中扮演大國角色，並確立中國在全球戰略中的分量。在珍珠港遭遇襲擊的那一天，蔣介石召集駐重慶的英美代表開會，並提議亞洲所有軸心國的敵人——包括美國、英國、中國、荷蘭和蘇聯（他當時預計蘇聯會對日作戰）——都應當簽訂軍事公約以相互協助，並應當在重慶建立軍事委員會，由美國協調作戰。儘管蔣介石讓美國提出戰略上的「全面計劃」，他自己實際上對戰略已有明確想法。他提議，包括蘇聯在內的盟國應將主要力量投入亞洲，並通過從南太平洋、阿拉斯加、西伯利亞沿海地區以及中國海岸發動空中打擊，在1942年擊敗日本。在通過空襲阻斷敵人供應線從而將日軍孤立在亞洲大陸後，中國軍隊就可以摧毀日軍了。 蔣介石不失時機地提議在重慶建立的軍事委員會應當「控制優先權和補給」。這跟戰略問題一樣讓他關注——甚至可能更讓他關注，因為他立即準確地察覺到，英國想徵用堆積在緬甸的準備運往中國的《租借法案》軍火。他想通過讓美國人領導戰爭委員會來避免英國人拿走他的物資。 他的戰略不但在可供使用的空軍力量方面是不切實際的，而且也跟美國和英國已經取得共識的歐洲優先戰略不相符。儘管中國是聯合國在1942年元旦的《聯合國家共同宣言》的四個主要簽字國之一，但是蔣介石並未受邀參加阿卡迪亞會議。（根據一份羅斯福筆跡列舉的單子，最初中國是列在美國之後第二位，後面是蘇聯和英國，羅斯福後來修改了單子，將英國列在第二位，中國列在第四位，其他26個國家則按字母順序排列。）不過出於禮節，蔣介石在與被任命為遠東美英荷澳（ABDA）國家前線最高司令的阿奇巴德·韋維爾（Archibald Wavell）爵士會晤後，要求得到戰役計劃的草案。12月23日這次在重慶舉行的中國期待已久的與西方盟國的第一次會晤機會，跟珍珠港事件一樣是一場災難，這使三大盟國中的兩個盟國之間的對立表面化和擴大化了。 中國對英國是既害怕又厭惡，因為這個居於主導地位的帝國最早侵犯了它的主權，同時還是不平等條約的始作俑者。中國對英國曾經短暫關閉滇緬公路至今耿耿於懷，而英國則對中國政府或者其軍事能力很不以為然。珍珠港事件發生前一個月，奧托·尼邁耶（Otto Niemeyer）爵士在率領英國經濟代表團訪問中國後報告說，中國政府無力解決它所面臨的眾多問題，它所採取的措施是不恰當和隨意的，給它提供貸款亦無濟於事，因為面對商品匱乏這個現實問題貸款無法被有效利用。尼邁耶對美國國務院的一名官員說，蔣介石「未能領悟局勢」。英國頗有城府地接受了這樣的結論：作為一個帝國，英國不像美國那樣希望在戰後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在一個個據點接連失陷的情勢危急的12月，英國首先考慮的是如果可能的話就守住緬甸，把它作為印度前面的最後一道屏障，但是一旦失去緬甸，那麼它也並無其他想法，只是想在取得最後勝利後重新收復亞洲的帝國領土。 中國對保衛緬甸同樣有興趣，因為這可以保證從仰光運來的租借物資暢通無阻，更別說這還可以讓中國掌握堆積在那裡的成千萬噸物資了。重慶會議的主要意圖便是爭取囤積的租借物資以及控制基地設在緬甸的、剛剛到來的陳納德指揮的美國志願隊。中國名義上對這兩者都具有所有權，但是窮急之中的英國認為，他們能更好地利用這些東西。 韋維爾將軍這位身材結實、緘默而有威嚴的獨眼鬥士明確表現了對立，他註定在擔當指揮任務時要歷經艱難。他跟史迪威生於同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伊普雷（Ypres）失去了一隻眼。這次他在中東先是取得勝利但接著遭受挫敗，後來他跟克勞德·奧金萊克（Claude Auchinleck）將軍對調，到印度擔任總司令。由於在阿卡迪亞會議上馬歇爾堅持在各個戰區均要統一指揮，韋維爾現在竟然令人生疑地要指揮從爪哇到緬甸的長達2000英里（約3218千米）的防禦前線。英軍參謀們懷疑美國人是在耍花招，不想在註定要失敗的地方擔任指揮，因此抗議說「讓英國指揮官為共同降臨美軍和英軍頭上的災難負責是致命的」。丘吉爾憤怒地拒絕接受這種指責，同意讓韋維爾擔任東南亞的戰區指揮官。在日軍周密計劃的打擊下，在這塊軟弱和不堪一擊的地方，韋維爾只能獨立應付。 在整個戰爭期間，指揮權之爭跟作戰計劃所引起的關注幾乎一樣多。自從在19世紀發明了總參謀這個職位後，對戰爭的書面安排便占據了重要地位，結果愷撒、成吉思汗或者拿破崙只能對此感到慶幸。專職參謀人員現在認為，戰爭已經不是大將們的領地，而是有關解答「指揮問題」的事情。由於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參與者專心致力於取得各個戰區指揮上的統一，結果戰場上所發生的事情反而成了次要的了。 韋維爾跟蔣介石在重慶會晤，準備討論——如果不是歡迎的話——中國軍隊參與保衛緬甸的問題。在珍珠港事件次日蔣介石曾經問英國武官丹尼斯（Dennys）將軍，需要中國軍隊做些什麼。丹尼斯顯然對這種表示不以為然，建議中國派一個團，也許以後再派一個師。委員長回答說他在考慮派兩個軍[1]，並根據聯合戰略總體計劃情況最終將兵力增加到8萬人。丹尼斯沒有繼續這個話題，也許並非沒有理由，因為蔣介石就在幾周以前還明確表示，這些部隊連保衛昆明都是不夠的。 當韋維爾抵達重慶的時候，緬甸的危險變得更加明顯了。英國的防禦顯得虛弱不堪，這本質上是因為這個帝國迄今為止只需要顯示一下帝國的軍威就可以讓人俯首聽命了。往往是這裡或者那裡派一艘炮艦，在江邊由拿著步槍、穿著時髦的士兵練操時弄出一陣響聲，穿猩紅制服的士兵裝模作樣地走動一番，讓留鬍鬚的錫克人充當警察，這些已經足以讓英國稱霸亞洲而不會遇到什麼挑戰了。歐洲的緊急情況讓英國的志得意滿未免大打折扣，使得它對日軍的蓄意襲擊無法應付。然而中國不想看到中國軍隊進入緬甸，因為儘管中國不事張揚，但它並未放棄傳統上宣稱對緬甸所擁有的主權。一旦越過邊界中國部隊就可能留在那裡，此外還可能跟當地居民發生衝突，因為他們對中國人沒有好感。韋維爾希望能得到英印軍的支援，他自然希望「一個大英帝國的屬國應當由帝國部隊而非外國部隊來進行防禦」。此外還有人告訴他，緬甸無法給大量湧入的中國部隊提供食物和交通工具。因此韋維爾答應只接受一個中國師，條件是這些軍人必須從中方得到補給[2]。他的美國夥伴、屬於空軍的喬治·布雷特（George Brett）將軍是派往中國考察可能用於重型轟炸機基地的，布雷特對此也表示同意，因為到目前為止中國部隊的做法已經讓他觸目驚心。正如馬格魯德情緒緊張卻又盡力輕描淡寫地向華盛頓報告的，韋維爾的拒絕讓委員長「頗為不快」——實際上蔣介石被激怒了。英國在蘇伊士運河以東不乏各種侮辱舉動，現在又添了一筆。 韋維爾 此外還就仰光的租借物資爆發了爭執。碼頭上的物資堆積如山，倉庫里是滿滿的軍火，幾百輛汽車排成幾排悄無聲息地停在那裡。與此同時，由於預計日軍將會對碼頭進行轟炸，碼頭的卸貨工人已經開始逃走。中方搬運這些堆積的物資能力有限，根據常識，最符合盟軍戰略意圖的就是立即將這些物資用於仰光的防禦，仰光對中國跟對其盟國一樣重要。但是，要讓以蔣介石的表哥俞飛鵬將軍為首的中國駐緬供應官員將油水這樣大的巨量物資拱手讓給英國人，良非易事，畢竟英國人守衛這個城市的能力並不讓人有信心。中國人貪圖物資，但是又沒有能力使用這些物資，這讓西方人惱火。由於時間緊迫，焦頭爛額的英國總督暗示會徵用這些物資：150輛卡車和一船的軍火被徵用，其他堆積的物資則被美軍租借物資軍官扣下，直到解決了其去向問題為止。當爭執之事傳到重慶的時候，蔣介石顯然刻意對韋維爾的不恭進行報復，先是提議將20挺機槍轉給英軍以供保衛緬甸之用，之後拒絕見英國大使，並威脅要中止中國和英國之間的所有合作。 此事的影響波及了阿卡迪亞會議，結果美國和英國在對華政策方面的分歧加深了。正在為自己的生存而戰的英國其實並不想因中國操心。美國把中國像白頭翁一樣掛在自己的脖子上[3]：山東問題，未能兌現的《九國公約》承諾，無力的史汀生原則，向日本出售廢鐵，跟美國的「特殊」關係，退還庚子賠款，有關戰後中國成為強國的理論——所有這些都成為負擔的一部分，是負罪感、監護人和幻覺合成一體。美國領導人對蔣介石可能是有意的發作立即做出反應，重新擔心蔣介石會退出聯盟。美國一直擔心中國會跟日本單獨媾和，這種擔心未免有些杞人憂天的意味。因為中國顯然有意在最後站在戰勝者一方，但如果跟日本站在一起只能一無所有。不過蔣介石一直叫嚷快要頂不住了，加之擔心如果中國崩潰那麼日本就會把在中國的那些師騰出來，這讓美國一直憂心忡忡。 日本的一系列勝利加劇了這種擔心。正如馬歇爾將軍在給韋維爾的一封電報中焦急地指出的，日本正在發動一場大規模宣傳戰，想利用由於中國香港和馬尼拉陷落而造成的西方聲譽上的損失而瓦解中國的抵抗。他敦促說必須增強中國「對英美在遠東的共同意圖的信心」。除了打敗日本，他還必須為這種共同意圖下個定義。 主要由於利益方面的不同，盟國未能就抵抗日本達成統一計劃，早些時候在新加坡舉行的參謀會議上也未能就如何使用現有兵力或者優先防禦目標等問題做出決定。重慶會議所達成的一致是，守住「對中國繼續抵抗至關重要」的仰光和緬甸是「重中之重」，但是馬歇爾所提及的應當增強的信心幾乎馬上又遭到了削弱。據高思報告說，盟軍失利讓中國人「深感震驚」，而公開談及應優先打敗希特勒的政策則引起了「憤慨」。陸軍部長史汀生對這種動向尤為擔心。他認為韋維爾「為人專橫有餘但圓滑不足，對中國仍然用老式英國做派行事」。史汀生比其他人更加感到對中國有監護的義務。跟歐洲優先戰略相比，他本來傾向於在遠東發揮更大的努力，因為他認為不讓日軍鞏固其占領地和避免讓中國由於泄氣而崩潰是至關重要的。 羅斯福對韋維爾事件深感不安。他擔心的是，如果蔣介石政府放棄抵抗，那麼整個亞洲都會倒向日本。蔣委員長的士氣在華盛頓被視為是最為微妙的一種尺度，任何影響這種士氣的事情都是危險的。羅斯福曾對他的兒子艾略特（Elliott）說：「如果中國倒下了，你知道日軍會騰出多少個師來——並會把這些部隊用到哪裡？攻取澳大利亞，攻取印度——這都是探囊取物罷了。直接向中東挺進……日軍和德軍會從兩面夾擊，並在近東的某個地方會合，完全切斷蘇聯與外界的聯繫，撕開埃及，切斷通過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線。」在阿卡迪亞會議上羅斯福告訴丘吉爾說，重新讓蔣委員長心情愉快非常重要，並請求丘吉爾命令韋維爾要特意安撫蔣介石。 為了確立蔣介石的正式地位，盟軍邀請他擔任獨立的中國戰區的盟軍最高司令。但是由於目前尚無向中國派遣盟軍的計劃，因此這不啻於通知蔣介石說，他現在的作戰範圍只限於本國。儘管這在形式上也許讓人滿意，但是現實情況仍然是明擺著的：由於情報安全方面的原因，中國人並未加入參謀長聯席會議。作為一種補償，羅斯福更加想在重慶設立某種盟國間的軍事委員會。 羅斯福的主導思想是讓中國在戰後成為一個大國，以取代日本所留下的空白。他並非不了解中國的缺點，因為他曾經向他兒子承認說，中國「仍然處於18世紀」。這個有5億吃苦耐勞的人民的偉大而古老的國家儘管治理上一直混亂不堪，但其重要性仍然是個政治地理上的事實。羅斯福想讓中國將來站在美國一邊。丘吉爾在參加阿卡迪亞會議期間告訴羅斯福說，他堅信美國過高估計了中國在這場戰爭中可能做出的貢獻，對此總統表示「強烈異議」。羅斯福質問，如果中國的「眾多人口像上個世紀日本那樣發展並掌握了現代武器的話」，那麼會發生什麼？丘吉爾回答說，自己是在說現在這場戰爭，「這場戰爭目前已經足以對付」。在這場對話中，丘吉爾所說的現實的頑固性和羅斯福所說的未來的陰影在這裡相遇了。 正如羅斯福所相信的，如果想讓中國起到一個大國的作用，那麼就應當像對待大國那樣對待它。羅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後不久在跟《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埃德加·斯諾的一番談話中說，對蔣介石說話不能像對一個「野蠻人首領」那樣。接著他問了斯諾一個頗有深意的問題，那就是中國人是否「喜歡我們，他們那邊對我們看法好嗎」，他繼而談到了他家庭跟中國的淵源，講了1933年時他怎樣想廢除治外法權；儘管當時赫爾表示同意，但是國務院顧問（羅斯福不喜歡、不信任這類人）表示反對。儘管德拉諾家族的財富來自這裡，但是羅斯福不贊同外國對中國的滲透。他在1934年的一封信中表達了有史以來制定過但卻從未執行過的最完美的政策：他堅信與其在接下來的二十年中繼續採取不妥當的立場，毋寧加快中國的危機並「迫使中國人民更好地站立起來」。 除了他外祖父德拉諾和帆船貿易之外，總統有關中國想法的演變是個隱蔽的過程。根據他的一個親密助手羅森曼（Rosenman）法官的說法：「在白宮，羅斯福有關中國政策的制定過程幾乎跟製造原子彈一樣，都是大秘密。」戰後有陸軍史家問馬歇爾將軍：「總統對中國的政策是什麼？他向你解釋過嗎？」對此他只能說，總統的政策是「把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看待」。這並不僅僅是填補空白的一句口號而已。儘管這並非真正的政策，但是其信念卻是真實的。羅斯福認為殖民地帝國的時代已經終結，西方世界出於對自己安全的考慮，不應再把亞洲人民視為劣等民族。正如他跟副國務卿威爾斯所說的，平等對待中國是防止「在未來歲月中西方和東方之間出現根本分歧」的最好方式。 這便是他跟丘吉爾的分歧所在：用丘吉爾自己的話來說，他就任首相併不是為了安排帝國解體的。恢復從前狀態是英國在遠東的戰爭目標，但是這並不是羅斯福的目標。羅斯福相信大英帝國已經終結，印度支那、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群島爭取獨立的浪潮，長久而言，會把白種人趕走。丘吉爾來訪時，羅斯福在討論印度問題時表達了相似的觀點，這造成了他們之間第一次出現嚴重的分歧。丘吉爾寫道：「我反應強烈且發表了長篇大論，結果他再也未談及此事。」 當最終目標不一致的時候，這必然影響到戰略。對於美國人來說，中國是中心問題；對英國來說，核心是新加坡，其背後則是印度。對位於印度和中國之間的緬甸在戰略上有兩種不同的視角，這種焦點不一致的問題從來沒有解決掉。 美軍參謀人員跟總統一樣認為必須支持中國，並由於這種原因認為守住緬甸至關重要。對於英國人來說，對中國的支持是一種浪費，屬於美國那種令人費解的乖張舉動，但是他們必須要達成聯合戰略。丘吉爾同意讓羅斯福主要負責「各種需要跟中國交涉的情況」。由於美國的堅持，為了強調緬甸對中國的戰略關係，緬甸被從印度戰區劃出並劃入韋維爾的東南亞戰區，英軍方對這種打亂常規補給渠道的做法深惡痛絕。馬歇爾的對等人物、倫敦的英帝國參謀長艾倫·布魯克（Alan Brooke）憤憤不平地說：「整個安排異想天開，根本不成熟。」 丘吉爾在向韋維爾解釋這種安排時這樣寫道：「我必須讓你了解美國人的看法。在他們很多人的心目中中國跟大不列顛一樣高大。」美國參謀長將緬甸置於他的指揮之下，這純粹是因為他們認為跟中國聯繫起來並保持滇緬公路的暢通「對在全世界取得勝利必不可少。不要忘記在這些東西的後面籠罩著亞洲團結的陰影」。他最後說：「如果讓我用一個詞總結自己在美國那裡學到了什麼東西的話，那就是『中國』。」 1942年1月1日史迪威在日記中記道：「喬治要我去——跟他待了一個多小時。都是有關東方的問題。」馬歇爾介紹了英國和中國之間發生的爭執，並說他正在尋找一名高級美國官員去重慶維持和睦。可能是在史迪威的建議下，當時提及了陸軍高級軍官、現任第一集團軍司令休·德拉穆（Hugh A.Drum）少將的名字。也許之前馬歇爾曾經讓史迪威推薦一個人，因為史迪威曾與多恩談及此事，而多恩推舉了德拉穆。多恩當時是這樣說的：「蔣委員長是個裝模作樣的人，我們就把最裝模作樣的人送給他。」 德拉穆架子很大，是個自以為是的浮誇之人，曾任遠征軍第一軍參謀長，後任潘興的總參謀長。當再次爆發戰爭的時候，他想率領下一支美國遠征軍。德拉穆在上一年夏天的演習中曾經因舉止傲慢和說過一些尖刻話而激怒了馬歇爾。馬歇爾知道讓哪些人擔任需要實力的指揮職務，並很高興有辦法讓野心勃勃的德拉穆得到滿足。儘管沒有在中國的經歷，但是他的軍銜對中國人來說算得上是種恭維。已在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負責任的馬格魯德威望不夠，另外他已經厭倦，並對中國人感到失望了。對史迪威來說，剩下的唯一選擇是明擺著的：「我？不，謝謝你。他們記得我還是一個可以踢來踢去的小不點兒上校。他們看見我徒步走在塵土中，跟苦力交往，坐著運兵車旅行。德拉穆架子夠大，而且要經過翻譯來交談，他還可以多些時間考慮，他會慢慢做出決定，並保住他的尊嚴。無論怎樣還是讓德拉穆去。」 此時由於計劃和對物資方面的擔心，「運動員」計劃已經陷入深深的混亂。對於西班牙、空中掩護、潛水艇、運輸並對「冒著炮火、必然經受的懲罰以及供給方面陷入一個陷阱」整體上是否明智，均有顧慮。史迪威聽說自己由於「主動性、思維敏捷和決斷性」而被選中，而美國人的第一次進攻必須勝利。「這不錯。不過誰願意做一種標誌？」在跟馬歇爾以及其他人商談過之後，他寫道：「所有的人都反對……所有的人都認為手段匱乏，交通沒有保障，複雜因素眾多，主要事實不清，後果嚴重。」然而計劃仍然繼續，因為正如史迪威所看到的，「英國佬想讓我們承諾下來」並對羅斯福徹底「實施了催眠術」，結果羅斯福「也迫不及待地想做點事情……『什麼，廢話，我們幹得了。』這個天真的人覺得奇怪，為什麼卸船不能卸得快些。他說『對於處於危急之中的人來說，兩個星期是很長的時間』。」史迪威輕蔑地稱羅斯福「在軍事方面是個十足的業餘人士」，易於產生「各種怪想法、想像以及各種突然的幼稚想法」，並且「上了英國人的當了」。此外，「海軍是他的心頭肉，而陸軍則是拖油瓶」。 到了1月10日，「運動員」計劃「正在變得爭議越來越多……所有的人都認為這是一場瘋狂的賭博……整個見鬼的東西都是不對的。我們應該先清理太平洋然後再轉向東方」。1月14日，在浪費了三個星期「制訂那些我們可以證明是行不通的計劃」後，在最後一次阿卡迪亞全體會議上做了最後陳述。此時，由於預計在利比亞可能遭受挫敗，英國的態度已經冷了下來，結果同意推遲「運動員」計劃。 當天晚上史迪威應邀到陸軍部長家裡做客。他在那裡得知，用史汀生的話說是，「命運之指已經指向了你」，而這個方向是指向中國。當史迪威正醉心於「運動員」計劃的時候，德拉穆將軍被召往華盛頓，德拉穆以為這是讓他通向偉大的召喚，因此帶著四五十參謀人員到來。然而德拉穆發現並沒有任命他為潘興的繼任者，而是準備派他去中國，而且沒有撥任何部隊供他指揮，這件事在目標和指令方面的混亂較之「運動員」計劃更加嚴重。 美國戰時對華政策開始在跟德拉穆的討論中顯現出來。根據史汀生告訴德拉穆的，這次使命的意圖是在早期作戰中將中國作為基地，並最終「由中國或者通過中國發動有效的反攻」。其次是讓史汀生口中的處境艱難並可能跟日本單獨媾和的中國繼續作戰。史汀生確定了三項主要任務：「完全支配」租借物資，全面指揮美國空軍在華的作戰活動，並可能在蔣介石的提議下指揮中國部隊——蔣介石曾經同意「交出他的一兩個軍」。 馬歇爾的說法則側重點有所不同。除了將中國作為空軍基地維持下去並增強航空志願隊之外，主要的目標是「武裝和訓練在中國的中國部隊」，以使他們更有效地對日作戰並限制日軍在太平洋的活動。在陸軍部看來，這便是《租借法案》的目的所在。由於馬歇爾有在中國的經歷，因此他對中國士兵潛力的看法跟史迪威的大致相同。他知道中國士兵吃苦耐勞、不怕死，並在對馮玉祥的地盤訪問時對他部隊的紀律印象很深。這讓他相信，如果有稱職的人統領的話，那麼就可以鑄造一支「不可戰勝的」部隊。他認為中國連級以上的指揮官都不稱職，需要更換或者重新訓練。 這項使命對德拉穆將軍並無吸引力，他認為它「模糊不清」，跟主要戰爭努力相去甚遠，而且由於馬歇爾表示無意往這個戰區派遣美軍地面部隊，因此德拉穆認為對他這樣職務高且有作戰經驗的軍官來說是種浪費。在他正在猶豫不定的時候，蔣介石儘可能威風地就任了中國戰區最高司令，並請求派一位美國高級軍官充當他的盟軍總參謀長，還說此人「無須精通遠東問題。相反，如果略微了解軍閥混戰時中國軍隊情況，則此人可能反而會處於不利地位，因為此人將以軍閥時期的軍隊設想當前的國民革命軍」。這個有趣的限制可能是針對馬格魯德將軍的。 蔣介石的意圖很明顯。他希望派來的人態度和藹，官職顯要並在美國國內很有影響，但對中國又不是很了解，從而不至於對中國的要求提出批評——簡而言之，他需要德拉穆將軍那樣的人。但是由於德拉穆對此項任務興趣不大，因此史汀生已經將他排除在外了。由於「運動員」計劃已經推遲了，目標便像指南針的指針一樣無可置疑地指向史迪威了。馬歇爾跟史迪威一樣，想讓史迪威擔任作戰指揮職務，因此馬歇爾竭力想避免做出這種犧牲：「喬，你還有二十四小時來想出一位更好的候選人，否則就是你了。」美軍第一位戰地指揮官職務和史迪威個人的第一個指揮任務都曾經距離他僅一步之遙，因此他有理由指望指揮任何取代「運動員」計劃的行動。「天哪，好好想想，否則我們就會陷進去了。」史迪威這樣敦促多恩說。不過他自己知道他們已經陷進去了。 在史汀生那座占地20公頃並可以俯視洛克溪公園（Rock Creek Park）的18世紀的房子裡，史迪威發現自己是唯一的客人。他們在書房壁爐前談了一個半小時。陸軍部長問他對這次使命感覺如何。「我告訴他派我去哪，我就去哪。」史汀生也有記日記的習慣，他後來在日記中寫道：「我對他印象很好。他對中國有很深入的了解，這一個半小時讓我對中國軍隊的勇敢有了切實了解，這是我從前從來未曾了解的。他對中國部隊的勇敢有很高的評價。」史迪威告訴他說這次使命能否成功，取決於蔣介石是否會將部分軍隊交由美國指揮——蔣介石一直以來拒絕這樣做。陸軍部長向他保證說，蔣介石本人曾經做過這樣的提議，而且宋子文也對此做出了承諾。史迪威表示懷疑，不過根據史汀生的記載，史迪威說，如果真能夠這樣指揮，那麼這次使命的可能性將「無可限量，他對之也充滿熱情」。有些熱情顯然是屬於史汀生自己的，因為對他來說這次使命代表了「我多年來一直信奉的政策和原則終於得以貫徹」。他所尋找的正是熱情，而史迪威對中國的感情鼓勵了他。他上床睡覺時感到，「我找到了一位對解決我們正在面臨的問題非常有用的人」。從那一天直到最後，他一直是史迪威最熱情和最堅決的支持者。 兩天後，史迪威在跟馬歇爾進行了一番長談後確定了這次使命。他聽說史汀生最初不想考慮他，因為在一次「運動員」計劃的會議上史迪威低著腦袋。「喬治告訴他說，我那是在準備出擊呢。」馬歇爾問史迪威是否認為這次中國使命有把握取得實質性結果。「是的，如果讓我指揮的話。」馬歇爾問怎麼能夠做到這一點。「我說『如果他（馬歇爾）願意就問問蔣介石吧』。喬治說，寫下這個問題。我寫下了，然後他就把這個送交宋子文了。」馬歇爾說將把史迪威提升為中將，但是事態發展迅速，「等你到了那裡的時候可能你已經是澳大利亞的指揮官了」。 似乎在從印度洋到西南太平洋沒有一個地方能夠進行強有力的抵抗。日軍現在已經在婆羅洲和西里伯斯（Celebes）登陸。在馬來半島，兩支英國師由於無法立足，結果退到了護衛新加坡的海峽。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看來直布羅陀以東最了不起的海軍基地馬來亞可能守不住了。所謂的馬來屏障，是一系列保衛印度洋的陸地和島嶼，它們從緬甸經馬來亞、蘇門答臘和爪哇一直到澳大利亞。1月15日，緬甸本身這個屏障北部的支點在南部被日軍先遣隊突破——日軍是通過泰國翻山路過去的，這些山路在過去皇朝中是步兵和大象曾經使用過的，但據認為具有現代交通工具和槍炮的部隊是無法穿越的。在敵對的緬甸民族主義者的帶領下，日軍開始向毛淡棉挺進。 突然，一直受到排斥的中國師似乎變得受歡迎了。英國現在要求他們駐守緬甸東部邊境地區的撣邦，以便抽調那裡的英緬軍第一師去防守仰光。丘吉爾參加完阿卡迪亞會議後回到倫敦時面臨著選擇，這就是用唯一的增援部隊增援緬甸還是增援新加坡。他對其參謀長的表態令人驚詫，他說：「就戰略目標而言，我認為保證滇緬公路暢通要比保住新加坡更加重要。」失去公路「會非常可惜。這會使我們跟中國人隔離開」。維持與中國人的接觸第一次開始變得重要起來。但增援部隊還是去了新加坡，因為已經將其最精銳部隊派往中東為英國作戰的澳大利亞警告說，放棄新加坡將會是一種「不可饒恕的背叛」。 1月19日，史汀生跟宋子文提到了獲得委員長承諾，把「一些中國部隊特別是那些準備在緬甸作戰的部隊」交由尚未指明的美國人指揮的問題。蔣介石的答覆是肯定的，但是並不是簡單明了的。他同意交出中國駐緬部隊的「執行控制權」（宋子文轉達此問題時的說法）並確定一名少將，但此人不應是馬格魯德。12月23日被任命為外交部長的宋子文在蔣介石和美國人之間充當了闡釋人的角色，他這樣做主要是根據是否會讓事情順順噹噹而靈活處理的。此人有很強的個性，野心勃勃，作風驕橫但頗有才幹，在思維和語言方面已經完全西化，不過就其傲慢而言又非常中國化。他瞧不起他所代表的政權，跟那位他想取而代之的領袖，即他的妹夫之間也並無信任可言。史汀生從宋子文這裡得知「有關緬甸有一事尚待解決」，但是他並未解釋這個充滿玄機的暗示。宋子文說無須再發電報過去，因為他同意就夠了。他已經設法知道了任命的是誰，並調查了史迪威過去的記錄。宋子文完全滿意，而且知道蔣介石也會滿意的。他認為美國「選擇了陸軍中的最佳人士擔任此職」。蔣介石後來來電錶示同意，電報說「熱烈歡迎史迪威將軍來華就職」。 在這種情況下馬歇爾1月23日告訴史迪威說，看來史迪威就是「此人」。馬歇爾問道：「你去嗎？」史迪威跟對史汀生的回答是一樣的：「派我去哪，我就去哪。」他接受了這個任務，沒有再說什麼，不過還是在日記中寫道「打擊來了」，並接著說這仿佛是把一隻公羊作為犧牲祭祀。他的參謀人員聽說這個消息都「目瞪口呆」。陸軍部一位同事評論說，馬歇爾原想「巧妙除掉德拉穆，不料結果失去了自己一位最好的軍級將官」。 接下來的日子是研究中國案卷，組建參謀隊伍，準備提出各種要求並跟宋子文（「詭計多端並狡猾」）以及中國國防物資公司人員（「通常說些有關運輸機、大炮和俯衝轟炸機的廢話」）進行詳細會談。史迪威跟負責中國租借物資的勞其林·居里以及海軍負責人進行會談。海軍此時正準備派遣曾長期駐華的海軍上將米爾頓·邁爾斯（Milton Miles），並指示他「想方設法在中國沿海做好準備，以備美國海軍在三四年內進行登陸」，同時還要「摸清楚那裡的情況」。 在史迪威準備的時候敵人已經在前進了。就在確定他是「此人」的時候，日軍在俾斯麥群島的臘包爾（Rabaul）登陸，三天後又占領了附近的索羅門群島，這是他們準備切斷美國跟澳大利亞聯繫的第一步。在緬甸他們已經在逼近毛淡棉，按照英國一位歷史學家的話說，日軍「並不是直接通過公路進來的」，而是一小批一小批穿過叢林過來的。跟在馬來半島一樣，他們在這裡的機動性和推進速度也令人驚嘆。他們輕裝上陣，利用自行車或者畜生做交通工具，自己攜帶供小口徑武器使用的彈藥，因此他們不受道路的限制。他們穿著運動鞋、短褲和運動衫，並接受過有限供給下的生存訓練，因此他們每人可以在背包中攜帶四天的給養。英軍儘管使用本地人，但是調動時乘坐卡車，攜帶全部輜重，包括重武器、罐頭食品、鋼盔、毒氣面罩和很重的靴子，結果他們跟在北美密林中布萊多克[4]將軍率領的英國兵一樣處於不利地位。 馬歇爾沒有信心。他對英軍是否能夠守住新加坡或者仰光表示懷疑，並承認中國使命是個冒險，他還再次警告說史迪威可能最後被派往澳大利亞。史迪威幾乎同樣悲觀：「中國人肯幹嗎？或者他們會坐著讓我們干？英國佬會配合嗎？會不會等我們到時仰光已經沒了？」 在致馬歇爾的有關戰略的備忘錄中，他認為西南太平洋是個防禦性戰區，而在中國則要「發揮最大進攻性」，至少派遣一個美國軍，並在這裡把戰火引向日本。他最後接受的指令——也就是他作為中將（「毫無興奮感」）接受的指令——卻並沒有包含這種想法。他們任命他為中緬印戰區美國陸軍[5]總司令、中國戰區最高司令總參謀長、租借物資督導人以及任何盟軍委員會的美方代表。他的職責和意圖是維持滇緬公路，「指揮分配給他的中國軍隊」，「協助提高中國部隊的戰鬥力」，並「增強美國為了協助中國政府作戰之有效性以使戰爭能夠繼續下去」——這裡用詞審慎，特別指明了協助的意圖。史迪威將各種任務列成一個單子，結果發現自己的各種職位、職能有八項之多。 由於預計可能失去仰光，作為彌補，另外兩項艱巨的任務已經有了雛形，這就是「駝峰航線」（Hump）和利多公路（Ledo Road）。1月30日日軍攻取毛淡棉之後對仰光的威脅增大了。中國人對西方力量的信心動搖了，他們預計會失去仰光這個港口城市，而他們也會陷入孤立，除非能夠找到另外一條供應線。羅斯福同樣感到擔心。他在1月30日的內閣會議中提出了開闢空中運輸線和另闢陸上線路的可能性。根據史汀生的記錄：「他說的陸上線路在現有道路以北，通過海拔不超過6000英尺（約1828米）的山脈。」艾弗萊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大使根據總統的要求跟宋子文商討此事。宋子文拿出一張用紅線表明線路的地圖，該路線從波斯灣通過鐵路到裏海，然後通過船運抵達穿越俄國土耳其斯坦的鐵路直到中國邊境，從那裡再經過約2000英里（約3218千米）的公路運輸抵達重慶，總距離達5000英里（約8046千米）。 可以理解，宋子文認為航空線會更為有效。他在1月31日給羅斯福的信中不容置疑地指出：「堪稱奇蹟的是」，有條路線「就近在眼前，很是方便」。這是條「飛越相對平坦區域」的僅700英里（約1126千米）長的航線，連接印度東北阿薩姆邦以北的薩迪亞和中國昆明。他沒有提到這兩點之間聳立著的喜馬拉雅山，這座山使這條航線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航線。他估計100架DC-3運輸機每月可以向中國運送1.2萬噸物資。物資的輸入港是加爾各答，一條鐵路線從那裡通向北部的阿薩姆邦。哈里曼在一封說明信中對這個提議表示贊同，不過出於慎重，他提到了那裡的高山。提出該請求僅僅九天，對各類僅僅屬於後勤問題抱有十足信心的「能幹」精神的總統就向蔣介石「明確答應……通過印度向中國的供應線可以通過空中維持」。隨之而來的是機場、飛機、地勤人員、燃料以及在世界之巔開闢空中貨運線所需的各類保障問題，而這在史迪威離開之前都納入他的使命範圍之內。他認為這是必須的：「事態發展使得所有相關人員都意識到了緬甸的至關重要性。我們必須馬上啟動這條航線，同時在邊遠地帶建造一條公路。」 從此這條從印度到中國的「邊遠地帶的公路」跟史迪威結下了不解之緣——有人說這是史迪威的傑作，也有人譴責這是他做的蠢事。此事最初是由中方在1942年1月提出，那時距離考慮由他完成該使命還有兩周，距離他被正式任命還有三周。中方甚至在日軍穿過緬甸邊界前就預計緬甸南部可能失陷，因此正式請求用租借物資修建一條公路，公路從阿薩姆邦的利多穿過緬甸北部的高山、森林和河流，在中國的龍陵跟滇緬公路連接。這條道路過去從來沒有車輛通過，工程甚至比那條航線還要充滿艱難。委員長認為這條公路可以在五個月內建成。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的軍官在對各種問題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考察後預計，建成這條路要花兩年半時間。陸軍計劃處建議將它列入「緊急軍事需要」。因此在史迪威抵達中國或者緬甸之前，所有與援華相關的人員均已批准此項工程，這包括陸軍部和總統，宋子文和中國國防物資公司，主管租借物資的勞其林·居里，自然還有蔣委員長——蔣委員長在2月訪問印度時親自獲得了印度政府的批准。 史迪威在離開前回到卡梅爾跟家人團聚了四天，這期間他並沒有表露過對放棄作戰指揮而可能感到的失望。他似乎很高興能夠同日本作戰並幫助一個國家，這個國家是他曾在他明白的情況下所了解的。現在他的使命已經跟他所期望的是一致的了：使中國士兵能夠有效作戰。除了35名軍官和5名徵募士兵將陪同他一同飛往中國外，陸軍部還派遣了400名技術人員和教官乘船前往，以幫助訓練中國人如何使用美國裝備和戰術。 史迪威的下屬既包括「中國幫」，也包括第三軍的軍官。具有中國經歷的多恩上校仍然是他的副官和主要助手。曾擔任語言教官、其在「帕奈」號艦上的命運曾經引起很多擔憂的弗蘭克·羅伯茨現在是情報處的中國負責人，他作為情報官再次加入史迪威的隊伍。招募的人員還包括從前的兩位語言教官威勒德·懷曼（Willard Wyman）上校和黑登·波特納（Haydon Boatner）上校，他們曾經在第十五步兵團服役過；此外還包括迪克·揚（Dick Young）上尉，他是個在夏威夷出生的中國人。馬克斯維爾·泰勒正急切地想把他的日語派上用場，而史迪威也正急著想要他，但是他的名字最後被馬歇爾從名單上劃掉，因為馬歇爾想派他去歐洲。史迪威借用約翰·培登·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擔任他的政治軍官——史迪威1938年在漢口跟他認識，他當時是使館人員。戴維斯出生於四川，父母是傳教士。他很有學識，聰明，會講中文，而且擅長撰寫詳盡的報告。到蔣介石那裡去的這個使團並不是一群一團和氣的無知之輩。其餘的人主要來自奧德堡的第三軍，步兵長官是富蘭克林·塞伯特（Franklin Sibert）准將，擔任參謀長的是赫恩（Hearn）准將，他綽號「大個子湯姆」，是個動作遲緩的南方高個子，做事穩健但沒有什麼靈氣。 史迪威在離開的前一天遇見了對他這次使命有決定性影響的兩個人。他結識的第一個人是距離他很遠的陳納德，他是這個戰區的出色戰士和鼓動者。馬歇爾在跟蔣介石商談重新把美國航空志願隊納入美軍一事時，曾經答應蔣介石讓陳納德擔任駐華空軍總司令。但根據隨後制訂的中緬印戰區空軍戰略計劃的指揮結構，陳納德的飛虎隊要納入籌建中的以中國為基地的空軍中。宋子文對這種變動表示同意，不過他處理問題的方式往往會在後來造成麻煩，這次的麻煩是他沒有事先告訴蔣介石。陳納德對這種違反承諾的做法大聲抗議，不過他真正不滿的是在任命為其上司的克萊登·比斯爾（Clayton Lawrence Bissell）上校手下工作，因為他們兩人之間有積怨。所有人都參與了這場爭執：史汀生「深表關切」，史迪威被派去解決問題，居里為陳納德說話，而跟普通軍官一樣厭惡陳納德並視他為異類的空軍司令哈普·阿諾德將軍則「勃然大怒」。儘管阿諾德將軍綽號「快樂」[6]，慈眉善目是出了名的，但是他也會發脾氣，有時甚至會扔滿滿的墨水瓶。作為這個戰區的美軍總司令，史迪威堅持比斯爾要居於陳納德之上，阿諾德也頒布了這樣的命令。就紀律性而言，這次事件讓陳納德在史迪威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很多」。 第二個人是羅斯福。在跟陸軍部長告別時史迪威提出，如果他能夠攜帶總統的一封私信，這可以增加他在委員長心目中的威望。史汀生安排了會面，解釋了會見的意圖，這樣2月9日史迪威去白宮第一次拜見他的總司令。這次會面持續了二十分鐘，但沒有像跟史汀生在安靜的壁爐邊那次會晤那樣產生相知之感。考慮到史迪威帶著偏見而羅斯福有那種一個人誇誇其談的習慣，這種結果也並不意外。在家裡史迪威是個普通的共和黨人，跟那些憎恨羅斯福的人有同樣的想法，立場也一致，在這方面他深受哥哥約翰的影響，而約翰屬於這類人中態度極端的一派。如果史迪威的菸嘴正如一位觀察者所說的「像羅斯福那樣往上翹」的話，那這種相似肯定純屬巧合。然而就他們對中國的希望而言，他們的會面還是有共同立場的，如果一方給另一方機會的話。總統可以對真實的中國有更多了解，而史迪威也可以多了解總統的真實目的。 「飛虎隊」飛行員標準像 羅斯福談話時喜歡自己滔滔不絕，這個習慣根深蒂固，以至於經常跟他打交道的人想出了一些特別的辦法讓總統能夠聽到他們的話，這包括吃飯時在他嘴巴塞得滿滿的時候跟他說話，或者讓他先說五分鐘，然後毫不客氣地打斷他。據說打電話時史汀生部長曾經沒等羅斯福說完話就把電話給掛了。羅斯福這個人脾氣好，有直覺，相信實踐，工於算計，多變，狡詐，願意做出讓步，他的思路跳躍很快，往往沒有連貫性。他經常會同時有幾種思路，動機也常常是含混的。那種指導他的連貫性，用他女兒的話來說，便是「他的未來感」。正如一位英國觀察家說的：「他對民主的未來信心十足。」他最突出的特點便是自信——有些人認為他過於自信了——這也許是因為他征服了自己的麻痹症，這讓他感到世間再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問題了。 他經常看上去不很穩重，其實未必，他常常是靠閒談掩飾想法，正如史迪威是靠沉默來掩飾想法一樣。在閒聊自己曾參與中國貿易的祖先的時候，羅斯福竟然悟出了對一個希望了解中國的西方元首來說最重要的東西，正如1935年他在給一位朋友寫信時說的：「有些力量是你我都無法了解的，但是至少我知道，他們對我們西方人來說幾乎是無法理解的。不要讓所謂的事實或者數字誘使你相信，西方文明的某種作用能夠深入影響中國。」 縫在飛虎隊飛行員制服上的血幅，指示軍民救護被擊落的飛虎隊員 史迪威覺得他「熱情而令人愉快——但是有點兒淺薄。給人印象不深。他好像把我當成拜訪國會議員的一個選民。散漫地談到他對戰爭的想法——『我設想的是一個2.9萬英里（約4.6萬千米）長的前線』，等等。很多浮誇的東西」。在這「等等」之中包括了總統所說的他預計戰爭將在1943年結束，「自現在一年後」將會出現轉折，將向澳大利亞提供2000架飛機，蔣介石沒有把希特勒看成共同敵人，所有的敵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盟友都要同舟共濟，還說他不想讓蔣夫人來訪問。「我已經聽夠了，因此插話問他是否有話捎給蔣介石。他顯然沒有話要捎，因此又說了五分鐘，竭力想說出什麼能震撼世界的話。終於他想出來了——『告訴他我們會永遠堅持下去，我們打算堅持下去，直到中國收復所有失去的領土。』」 這個不尋常的目標實際上成了美國的政策，儘管也許不能像史迪威那樣對之嗤之以鼻。正如一年後在卡薩布蘭卡談及無條件投降時的情況一樣，羅斯福宣布的很多不同尋常的決定看上去好像未經思考，實際上，這些決定儘管可能沒有事先商討，但是卻反映了他的基本信仰。他對史迪威所闡釋的實際上是偏離政策的，雖然沒有經過正式報告，但當史迪威盡職盡責地向蔣介石轉達這個意思的時候，這就變成了一種承諾。通常一個國家不會試圖幫助另外一個國家收復其失地，哪怕是盟國也不會，況且1944年羅斯福還聲明說：「我不想讓美國背上戰後重建法國、義大利和巴爾幹的負擔。」 在公眾心目中，中國是個受歡迎的盟國。羅斯福在1月6日向國會致辭時曾經提到了美國在戰爭中已經與之攜手的盟國，當他提到「勇敢的中國人民」時，引起了自發的、最為熱烈的掌聲。總統接著說：「這幾億人在四年半的時間裡經受了轟炸和飢餓，面對日本的先進裝備和武器，一次又一次地痛擊了入侵者。」伴隨著勇敢而富於耐心的中國人民的是「痛擊」日本人的玄機，對此重慶的戰報總是大事渲染的。比如珍珠港事件之後中國政府曾經宣布，派遣兩個軍對進攻香港的日軍後方發動襲擊。儘管根本沒有做出這樣的調遣，但是中國12月15日發表的一份戰報說，這些部隊已經跟敵人交火併給敵人造成了1.5萬人的傷亡。同樣，帶著這種天方夜譚式的想法，蔣介石在1月告訴美國政府說，他準備發動反攻將日本人趕出印度支那。 馬格魯德此時向陸軍部報告說，中國人「非常相信那些似是而非的東西」。他們對不好的後果視而不見，喜歡「那些令人得意但卻是虛構的符號，認為這些東西要比冷冰冰的事實更加真實」。他引證了一些公報作為例子。由於那些記者或者出於善意，或者由於懶惰，對這些天方夜譚未加甄別地進行報道，結果對中國的「勝利」大肆宣揚，造成了誤解。 虛假還表現在其他方面。作為美國的盟友，中國只能聲稱自己是個民主大國。它不可能承認說，蔣介石的政府真的像後來任耶魯大學校長的歷史學家惠特尼·格利斯沃德（Whitney Griswold）在1938年所說的，是個「法西斯獨裁國家」，縱使是個邋遢低效的獨裁國。即使在中國以外那些不受新聞審查限制的記者也避免報道國民黨的弊端，因為他們認為那樣做就是在幫助日本人，此外這還會使這樣做的記者無法再回到中國。出於對中國的友誼，他們誇大了中國的武裝抵抗。結果這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任何「希望中國好」（正如一位記者寫的）的記者來到重慶都不可能「不對蔣夫人的美麗、委員長的勇敢和決斷、中國軍隊的威力以及中國人民之崇高感到欣喜」。 當中國在1月要求不受限制地得到5億美元貸款的時候，高思大使曾經提出了雖不令人愉快但頗有見識的看法，認為無限制貸款可能被中國統治階層中的「反動、自私自利以及那些我所擔心的輕薄多變者」濫用掉。重慶宣稱說，這項貸款對支持政府對付那些悲觀失望的失敗主義勢力很有必要。「這僅僅是訛詐罷了。」蘇聯大使立特維諾夫曾私下對財政部長摩根索說。但是，陸軍部和國務院認為，為了激勵中國政府並使中國能夠繼續作戰，這筆貸款是有必要的。它具有政治和軍事方面的意義，但是跟財政無關。摩根索對在沒有擔保或者控制的情況下由他負責提供這筆貸款感到極為不安，因此他提議按月用一種特殊貨幣直接將錢發放給中國士兵，「因此這些士兵們打仗便有錢，不打就沒錢」。中國方面對此表示斷然拒絕，之後摩根索繼續試圖讓美國能夠施加某種控制、監督，或者至少能夠爭取到使用這筆錢的磋商權。委員長對所有這些建議均表示拒絕。他告訴華盛頓說，這筆貸款是貸給一個向共同敵人作戰的盟友的，「因此不應對其使用或者償付方式要求擔保或者在其他方面預先設置條件」。 最後美國接受了這種異乎尋常的說法，因為貸款的真正意圖是為了讓蔣介石高興並使他對盟國的事業保持興趣。正如摩根索自己說的，這樣做的動機便是持續擔心如果沒有大量援助，中國就會靠攏日本或者其他「黃種人」。他被要求在參眾兩院委員會就這筆未擔保貸款進行辯護時承認，這不是一種普通的借貸活動，很可能美國無法再收回這筆錢了，而且他也不否認一位質疑者的指責——這個人說這筆貸款是為了跟日本比著爭取中國並向蔣介石展示他自己的利益所在。 宋子文和摩根索簽訂一筆5億美元的貸款協議，1945年1月 陸軍部長史汀生則表示，這是調動中國軍事努力的方法。2月3日他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就貸款問題作證時引用了史迪威對他說的有關中國士兵潛力的話。據一位聽眾說，他的這番講話是他所聽到過的「最雄辯、最感人和最讓人信服的」。他對委員們談到了中國的戰略地位和它「與我們的獨特關係、它對我國政府的獨特態度以及信心」。他還談到了日本努力想拖倒蔣介石，而「中國的抵抗就基於他的個性和影響力」，談到了蔣介石答應讓一個美國人擔任他的總參謀長，還說史迪威相信他能夠發揮他們的戰鬥力。他說，這筆貸款是抓住機會「在遠東進行的一場豪賭……如果美國沒有抓住這個機會，那麼它就不值得贏得這場戰爭」。委員會的委員對此印象深刻，結果一個問題都沒有問，次日眾議院沒有經過辯論就以唱票的方式通過了貸款。參議院也同樣表示支持，史汀生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作證的當日就一致通過了這筆貸款。國會沒有附加任何條件。國務院不無敬畏地評論說，美國第一次在「沒有擔保、沒有利息以及沒有美國對其花費施加任何控制」的情況下發放了一筆數目可觀的政治貸款。羅斯福告訴蔣介石說，這證明了「本國政府和人民對中國由衷的敬意和欽佩」。 與它之前和之後的很多貸款一樣，這筆貸款的基礎是必須維持蔣介石的權力——不管他有怎樣的缺點——以便在中國維持一個對日戰線。如果他倒台了，抗戰恐怕就要崩潰，隨後會發生內戰，對此幾乎所有的人——不管是蔣介石的支持者還是詆毀者——都表示同意。馬格魯德就是基於這一點解釋《租借法案》的。在陸軍部長雄辯地在國會發表演講的當日，他發電報說中國無意發動任何攻勢，也「永遠不會成為巨大的軍事財產」，「但是它的崩潰以及可供我們利用的領土對我們來說是一種負債」。 史迪威的態度介於馬格魯德冷冰冰的實用主義和羅斯福的樂觀主義之間，但是沒有卡爾森的浪漫主義色彩和史汀生的幻想——了解中國的史迪威準備回到那裡去了。 他最後會見的人物之一是哈里·霍普金斯，他是在見完總統後在白宮見到霍普金斯的。史迪威的記錄展示了他對霍普金斯看法的變化。他在便攜式日記本中寫到霍普金斯時說他是「怪怪的小矮個兒」。後來的筆記把這擴展成了「一個奇怪的侏儒般的人物（胃潰瘍）……他身穿一件舊的紅毛衣和街角店賣的那種鞋子，沒有穿吊襪帶，已經有八個星期沒有理髮了」。在次日給妻子溫妮的信中霍普金斯又成了「一個和藹的老農民」。 新加坡：英軍大投降 突然被推入世界問題和新近發現的中國問題之中的霍普金斯急於幫忙，儘管他對此了解的並不是非常精確。「我想你是準備指揮軍隊。」他說。接著又說，如果蔣介石提出讓史迪威指揮「整個中國軍隊」，他也不會對此感到驚訝。他宣稱蔣介石會盡力配合的。他發「蔣」這個音就像「昌」一樣。聽說羅斯福對此「極感興趣」，如果有必要的話準備從航空公司的客運飛機中抽調出100架客機。他還提議把巨大的「諾曼底」（Normandie）號作為運輸船放在這個戰區使用，這激起了史迪威的興趣。擔心運輸問題將成為嚴重問題的史迪威寫道：「了不起的東西。」但史迪威剛剛離開白宮便聽說，「諾曼底」號由於事故，再加上重大失職，正在紐約的港口燃燒；這樣的巧合不能不看成是種兆頭。「這是命運嗎？」史迪威這樣問自己。 他正面臨的是種日益崩潰的局面。就在2月9日這一天，日軍在毛淡棉稍事停頓後，集結了兩個師總計1.8萬人的兵力穿過了薩爾溫江。他們現在距離錫當江僅有100英里（約160千米），這是仰光的最後一道天然屏障。英國在緬甸南部有一個師的兵力，包括一個旅的英印軍和一個旅的英緬軍。這兩個旅在日軍攻擊毛淡棉的過程中均遭受重創。他們共同組成了總計7000人的第十七師，並得到一支剛剛到達的印度旅的支援，他們放棄了對薩爾溫江的防禦並退守到錫當江前的陣地中。撤過薩爾溫江本來可以讓他們有機會阻滯敵人，但是這樣一支力量懸殊又背水的部隊所處的是一種典型的不宜作戰的境地。 在他們身後穿過50英里（約80千米）的平原便是仰光，雖然仰光有另外一支印度旅的支援，但是仰光居民已經在恐慌中逃離。印度人占據了仰光人口的一半，他們主要是數目不大的公務員、商人和城市勞工。這些絕望的人在沒有足夠食物和交通工具的情況下開始步行回國。緬甸總共有100萬印度人，輸入他們是為了填補英國執政官員和緬甸農民之間的階層，因此他們受到當地人的憎恨。商店和服務設施關閉，食物短缺，政府機構正在撤到緬甸北部的夏都眉苗，據報告難民中已經出現了霍亂。在政府機構解體之後，各種複雜的緬甸敵對勢力開始出現，他們反對印度人、英國人或者相互敵視。 英國急切地等待兩支還沒有出發的中國軍隊的到來。2月2日，英軍指揮官托馬斯·赫頓（Thomas Hutton）中將飛往臘戍會見正準備趕往印度的蔣介石，敦促他趕緊派兵。委員長答應配合。2月5日，韋維爾從2000英里（約3218千米）外位於爪哇的指揮部飛到仰光，想看看是否能拯救那裡再度吃緊的局面。正從中東趕去增援新加坡的第七裝甲旅被轉調去援救仰光，因為對新加坡來說再多的部隊也已經無濟於事。英軍現在已經撤出馬來半島並在新加坡集結，那裡的部隊有四個師。英軍此刻士氣低落，各種安排混亂不堪。韋維爾報告說：「日本大膽巧妙的戰術以及掌握了制空權使英軍產生了一種自卑心理。」他自己從新加坡回來時，在黑暗中的碼頭上摔倒並傷了背部。 敵人在各條戰線上均占據了主動。正如史迪威離開前所得知的，現在美國唯一可以採取的報復措施便是大膽地轟炸東京。在西方這最為屈辱的時刻，這種轟炸可以展示戰鬥決心和力量。總統建議從外蒙古起飛發動襲擊，假如這不至於引起蘇聯的麻煩的話，但是阿諾德將軍正在制訂另一項計劃。 史迪威及其參謀人員2月11日飛往邁阿密，並在兩次起飛均未成功的情況下，2月13日第三次起飛成功離開美國。他有些吃驚地發現搭乘他飛機的還有一位平民女乘客，這就是《生活》雜誌派遣的記者克萊爾·布斯·盧斯（Clare Boothe Luce）。這次旅程很不舒適，但是她卻表現得很風趣，在那之後不久就發表了向美國公眾介紹史迪威的系列文章中的第一批中的一篇。喬大叔在飛機第三次試圖起飛前寫給妻子的信中說：「1942年將會一塌糊塗。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挺過這一年，我們就會讓情況好轉。」 泛美航空公司的水上飛機和DC-3運輸機的這次旅行花了十二天，包括一系列短程航線，經加勒比海到南美，從那裡飛往非洲，再往北飛往開羅（「跟北京比——呸！」），然後往東飛過巴勒斯坦、伊拉克和波斯，飛往印度中部的新德里。在2月13日到25日這段時間裡，遠東前線接二連三地經歷了多個災難。2月15日，由於新加坡的自來水供水中斷，終於使這場軍心渙散且指揮混亂的戰役達到高潮，結果新加坡無條件投降。8萬人的部隊被關進了日本戰俘營，其中一半是英國人和澳大利亞人，其餘是印度人。丘吉爾黯然承認說，這是「英國歷史上最大的災難和最大規模的投降」。「天哪，他媽的這是怎麼回事？」史迪威這樣問，他在南非聽說這個消息時既憤怒又不解。 如果德軍突破中東而日軍突破印度，那麼德日合流的可怕前景將變成現實。緬甸變得至關重要。2月20日，他竭力想把正在從中東趕去保衛祖國澳大利亞的兩個正在途中的澳大利亞師轉調仰光。他給澳大利亞首相柯廷（John Curtin）發報說：「世界上再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用來填補這個空隙了。」然而柯廷看到他自己國家的外層防禦「已經消失或者正在消失」，而且澳大利亞在新加坡損失了一個師，而另一個師則捲入了英軍在希臘的慘敗中，他已經沒有理由對英軍的作戰保持信心，因此拒絕調遣他的部隊。 2月23日，駐緬甸的英屬印度旅在錫當江前線一敗塗地。為了能撤退，他們炸毀了橋樑，結果有一個旅還在橋的另一邊。現在日軍和仰光之間只剩下一支已經潰敗的部隊。（史迪威在開羅寫道：「世界正在崩潰。」）考慮到日本在荷屬東印度群島握有制空權和制海權，在錫當江失守的當日就解散了設在爪哇的ABDA（美英荷澳）聯軍司令部。韋維爾也回到印度，他幾乎是在史迪威到達印度的同一天也到了那裡。2月26日到28日爆發了爪哇海戰，結果以ABDA（美英荷澳）聯合海軍部隊的失敗而告終。現在爪哇失守已經不可避免，澳大利亞海岸也完全暴露給敵人了。 「這裡人心惶惶，」史迪威為了應付檢查官有意在家書中這樣輕描淡寫，「以後可能會有麻煩。」 [1] 一個中國軍跟美國軍類似但是較小，由三個師組成，每個師名義上的兵力有9000人，但實際數目平均在6000人到7000人之間。 [2] 後來他宣稱接受了兩個師，但是當時在場的人似乎並不這樣認為。 [3] 典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詩《老船夫》（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老船夫講到船駛向南極時遭遇風暴並有一隻白頭翁繞行。風暴結束後白頭翁仍然隨行，但是老船夫不可思議地射殺了這隻鳥。災禍開始降臨船上。為了贖罪，船夫將這隻鳥掛在脖頸上，後受到寬恕。——譯者注 [4] 布萊多克（Edward Braddock，1695—1755），英國將軍，1755年在美國匹茲堡附近被法軍和印第安人擊敗。——譯者注 [5] 此時的美國陸軍包括參謀人員、技術人員和空軍。——譯者注 [6] 阿諾德將軍的綽號為「Hap」（哈普），這是Happy的簡寫。——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