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 第九章 倉促上陣

1939—1941年 史迪威在1939年9月回國時，美國陸軍連同其預備役在世界上的武裝力量中排名第十九，在葡萄牙之後，但還在保加利亞之前。在武裝國家中如果按人口比例排序，美國排名第四十五位。陸軍現役人員為17.4萬人，還不到1920年國會法案所許可的和平時期軍力的三分之二。有三個整編師，但沒有一個能達到滿編時的一半數量。其各組成單位分散在各個駐地中，由於缺少供運輸的機動車輛，這些部隊沒有機會進行師級訓練。此外，還有六個部分整編的師、兩個騎兵師，但是裝甲師連一個都沒有。沒有集團軍級、軍級或者指揮部級的部隊。作為野戰部隊訓練很不夠，裝備都是1919年的過時裝備。由於缺少資金，訓練都是每四年舉行一次，每次歷時兩周，其中僅有五天「有限的實戰」訓練。根據現任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的報告，由於國會對陸軍撥款一再削減，陸軍「地位相當於一個三流國家的力量」，戰備能力僅有25%。 出現這種狀況是由於一種理論，這種理論認為陸軍是最後使用的，而且使用的可能性很小，陸軍只是用來保衛美國本土的，因為美國已經受到海洋的很好保護。軍事政策並未考慮在西半球外再派遣遠征軍。在參加了上次的海外戰爭後，整個國民都認為「永遠不要戰爭了」。馬歇爾的當務之急是讓陸軍部隊滿編，並在訓練和設備上能夠做好從事現代戰爭的準備。西點軍校之父席爾瓦努斯·泰爾（Sylvanus Thayer）將軍曾說：「要把好材料造就成為好的士兵，他們必須由稱職的人進行訓練，要把一群優秀的士兵造就成一支精銳軍需要三年時間。」這個任務本身已經夠艱巨了，可是最大的困難還在於說服國會撥款。 「二戰」時美國政府號召民眾購買戰時債券的海報 史迪威准將奉命指揮德克薩斯薩姆休斯敦堡（Fort Sam Houston）第二師第三旅。在任職前的一個月假期中，他在西點軍校就中日戰爭做了演講；一個騎兵軍官問他，馬在中國戰爭有什麼作用，史迪威的回答讓人印象深刻。史迪威先是停下來思索了一會兒，然後回答：「很好吃，如果你餓了的話。」他去華盛頓報告有關中國的情況，這也可以讓他有機會跟他現在已經在軍階上超過的「麥克凱布理論一番了」。這是個激動人心的時刻；當這位新將軍從走廊上大步走過的時候，一個個腦袋都從門口伸了出來；史迪威在跟麥克凱布談話期間為了方便這些偷聽的人，有意沒有把門帶上；可惜這次談話沒有留下記錄。 作為一名將軍，他現在有權配備一名副官。這有些問題，因為在史迪威看來副官就像一根文明棍一樣，顯然是種浪費，是種讓史迪威光火的東西。副官是「開門和掛衣服的人」，但是他自己設法解決了這個問題，選擇弗蘭克·多恩這個性情投合的人做副官，在中國時多恩已經在他手下工作了四年。多恩1923年畢業於西點軍校，人們管他叫「粉色」（Pink，又譯作「平基」），這是由於他的臉色而非其政治觀點。38歲的多恩是個英俊的單身漢，很有修養又多才多藝，是個有才氣的愛好藝術的人，他天生就有些不恭敬的態度，同時在知識上又很有好奇心，這使他可以成為讓人很有靈感的夥伴。史迪威提及這個問題時頗覺尷尬。他對多恩說：「我了解你對副官的看法，也知道你對將軍的看法。我提議你擔任這個職務。我將成為一種新的將軍，而你可以成為一種新的副官。你不必現在回答。好好想一想，然後給我發封電報。」多恩接受了這個職位。 儘管晉升將軍後史迪威個人沒有什麼好抱怨的了，但是他仍然對美國政策感到惱火和不滿。在他看來，華盛頓未能理解遠東的發展正在怎樣地影響美國，而且太關注歐洲了。跟其他任何認真的外交官一樣，他覺得自己的報告並未能影響到決策層，也許甚至沒有被讀過。[1]他認為美國的關切之處應是亞洲，但是面對日本的挺進，美國卻表現出相對的沉默。美國這是在忽視亞洲的局勢，但是從長遠看，亞洲的重要性將超過歐洲。他相信對日作戰即將到來，認為對歐洲的關注使得華盛頓沒有認識到這種危險。不管是誰，只要不久前在中國親眼看到日本人，看見他們逮捕、用槍指著或者有意侮辱外國人，他們都會因為無法向華盛頓那些埋頭文牘的官員傳達這種日本威脅的緊迫性而感到絕望。 史迪威就此跟馬歇爾理論，馬歇爾向他保證說，他的報告都讀過了，對這種局勢也有足夠了解，儘管或許遠遠沒有採取應對之策，馬歇爾還對史迪威說：「喬，你的工作就是去薩姆休斯敦堡並幫助我們。」 史迪威在9月24日到達德克薩斯。作為旅長，他在師里是排在華爾特·克魯格（Walter Kruegger）將軍之後的指揮官。當時，陸軍為了提高速度和機動性，正在利用第二師試驗一種削減過的三三制而不是以前的四四制。按照三三制，第二師由三個步兵團組成，人數為1.1萬，而按過去的四四制則有2.2萬。由於德國對波蘭發動閃電戰，第二師和第三軍的相關單位進行了一個冬天的艱苦訓練，他們住在野外，進行行軍訓練，睡在地上，經常要冒著雨和嚴寒。在1月進行野戰訓練時，克魯格讓史迪威負責一支進攻的「敵軍」。由於史迪威富於活力，這成了他在演習時經常扮演的角色。美軍的訓練是針對抵禦入侵者的，據一個同事說，現在有了史迪威率軍入侵，「很少有令人乏味的時候了」。他的想法、出其不意和意料之外的戰術都打破了常規，而馬歇爾在1月的一次訪問中也見證了這些情況。用多恩的話說：「他（史迪威）想贏，並不只是想玩。」 在華盛頓那些計劃部門中，儘管沒有考慮海外作戰，但是陸軍部還是擬定了一項在緊急情況下動員50萬人的「保護性動員計劃」（Protective Mobilization Plan），旨在最終使部隊人數達到120萬。但是並沒有採取行動動員這個國家的工業部門，讓它們為這支軍隊提供數量很大的武器和補給。羅斯福迴避了這個必須要做的事情，擔心引起公眾不滿，再次指責他進行經濟「獨裁」。他也不願意全額撥付馬歇爾所要的撥款，因為他正在勸說國會修改《中立法案》，擔心這樣會遭致國會的反對。他認為在歐洲危機日漸加深的時候，當務之急是廢除武器禁運，這樣，一旦需要的話，美國就可以援助盟國迅速取勝，這樣就可以使美國避免捲入衝突。儘管那些孤立主義者也許並不明白，但是美國政府很清楚：美國的安全最終依賴於英國艦隊。英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存在對美國的利益至關重要，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並非如此。 美國儘可能地想繼續保持中立，這是美國已經擺脫舊世界衝突的最後的夢想。然後1939年9月來到了。德國那令人可怖的56個師和1400架飛機摧毀了波蘭，這讓國會震驚之餘終於在11月經過一個月的辯論，廢除了武器禁運，但是孤立主義者還是設法保存了現購自運的條款。 美國情緒現在是更傾向於涉入遠東而不是歐洲。這部分是由於美國對中國有負罪感，另一方面是由於一種有趣的事實，那就是做一個孤立主義者和做一個反日分子是可以並行不悖的。那些老派的言辭激烈如博拉和海勒姆·約翰遜的參議員都是既慷慨激昂地反對戰爭，又對日本氣勢洶洶，這似乎並沒有讓他們遇見什麼內在的困難。羅斯福沒有遇到任何困難就讓國會在1939年7月同意按要求提前半年通知日本，美國準備中止現在的貿易條約，這為施加經濟制裁掃清了道路。這個舉動是針對日本對在中國的美國人和英國人的各種極端的騷擾做法的回應，是表明美國不會撤出，要日本人小心。 孤立主義的領袖人物范登堡（Vandenberg）參議員已經提議廢除貿易條約。另外有兩名參議員提出議案對日本採取某種形式的武器禁運（《中立法案》並不適用遠東）。格魯大使自東京回到華盛頓進行協商，他對國內這種情緒很是吃驚，認為「對日制裁的壓力將會很大……國會可能會要求實施制裁」。到了1940年1月，已經有了五種不同的對日實施貿易制裁的議案等待國會的批准。這說明，自「帕奈」號事件後美國國會沒有通過拉德羅決議後兩年來，公眾輿論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對中國城市的恐怖轟炸以及美國正在向日本出售廢鐵的助紂為虐的感覺起了作用。美國傳教士醫生周以德生動地說明了這其中的關聯。他說，他在山西行醫時的工作就是把「這些東西」從中國傷員的體內取出。他的聽眾可以想像，他們那些廢舊汽車轉變成了日本的炸彈。儘管教會團體總體上反對對日本實施禁運，認為這可能導致戰爭，但是很多傳教士還是對此積極支持，「如果需要可以由海軍堅決支持」禁運。民意調查表明，70%的公眾都傾向禁運。格魯大使在東京的一次不同尋常的演說（又是出於警告的意思）中說，「美國人民」反對日本試圖在亞洲建立一個「封閉的經濟體」，以及「轟炸、各種侮辱做法，以及對美國各種權益的侵犯」。 出於急切的戰略考慮，羅斯福的策略在遠東問題上已經落在了公眾輿論之後。儘管陸軍部和國務院都極力勸說，羅斯福還是沒有對日本實施禁運，擔心依靠美國進口石油的日本會轉而向南面的荷屬東印度群島獲取石油。在南亞的東印度群島有石油，馬來亞有橡膠，加之印度支那的大米，這些都是日本需要的資源，由於歐洲戰爭所造成的權力真空，他們的機會來到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分子趁著帝國的擴張，要求進行這種冒險。這對除了蘇聯以外的任何其他國家都可能是發動戰爭的理由。這將會危及從香港到新加坡的所有西方領地，包括菲律賓，甚至包括印度。這意味著要在兩個大洋發動戰爭，對此英國艦隊力所不及，而美國又沒有做好準備。如果可能的話就避免，至少推遲這場戰爭，這一點至關重要。 美國沒有將陸軍派駐海外的想法。「簡直難以想像我們會再向海外派遣一支龐大的軍隊。」弗蘭克·諾克斯（Frank Knox）上校在1940年4月2日的一次演講中說。他不是一個孤立主義者，而是具有國際胸襟的《芝加哥每日新聞》（Chicago Daily News）的出版人。儘管他警告說盟國僅有50%的勝算，還敦促增加美國的海空力量，但是他認為，「全國進行戰爭動員並讓幾百萬士兵參戰的浮誇計劃……對我們的防禦毫無必要」。六天後德國入侵挪威和丹麥，這使得靜止的「虛偽戰爭」結束了。 此時美國陸軍兵力已達24.1萬人，但是只有5個可以進行戰鬥的整編制的師，儘管他們並沒有被完全裝備起來。預計的50萬人——更不要說120萬人，還有部隊所必需的武器、設備，尤其是飛機，根本就沒有。據陸軍部對總統的說法，要生產出足夠滿足120萬兵力的裝備，需要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現在德國已經開始橫掃低地國家並開始準備進攻法國。羅斯福要求的新國防撥款是10億美元，而他要求的飛機生產數目更是讓舉國震驚，達到了史無前例的一年5萬架。 5月10日，也就是德國入侵荷蘭和比利時的那一天，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軍級演習開始了——這次演習在路易斯安那開始，涉及第三集團軍的7萬士兵。統率入侵的「紅」軍的史迪威這次贏得了美譽，這使他成了美國戰鬥步兵將領的佼佼者，並在他贏得第一顆星不到一年又得到了第二顆星。由於即將決定是否採用三三制師，而且由於有機會觀察第三集團軍演練閃電戰術，全軍的要員都在觀看。這個計劃假設「紅」軍方的一支3萬人的軍隊正在入侵美國，並正在由德克薩斯跨過以薩班河為界的路易斯安那挺進。「紅」軍正在向「藍」軍的首都亞歷山大進軍，而「藍」方的4萬軍隊（防禦方配給了更多的人數）正駐防700英里（約1126千米）外的本寧堡。「紅」軍由包括第二師的第九軍充當，「紅」軍提前發起攻擊，這種違反常規的做法只能是史迪威的點子。這反映了他的一種理論，那就是要成功發起進攻，就要「打亂那些計劃好的事情」。 奮起進攻的「紅」軍空軍奪取了制空權，這使得「紅」軍的地面部隊迫使「藍」軍後退，奪取了幾個關鍵陣地並繼續前進。史迪威的特長是夜間調遣，通過長途奔襲完成包圍，這樣他就可以襲擊敵人的側翼和後方。根據一篇熱情洋溢的報紙報道，他的部隊「在經過陸軍歷史上一次最為輝煌的包圍之後」襲擊了納奇托奇斯。從薩班河的出發點開始，他的偵察車就兩個一排在凌晨3點衝過了橋，後面是每座橋和岔路口都派有破壞部隊，是為了防止「藍」軍有任何占領側翼陣地的可能。到了天亮的時候，他的先頭部隊已經長途奔襲70英里（約112千米），「仿佛是情節劇中的一系列轉捩點一樣……史迪威發起了可謂登峰造極的閃電戰」。到了夜晚，他的部隊的行蹤已經消失在「戰爭的迷霧」中，到處都在問：「第二師到哪裡去了？」 隨著戰事的擴大，史迪威繼續施展各種出奇制勝的策略。早晨他常常出現在錯誤的地方，也就是他在計劃中不該出現的地方。有一次讓克魯格將軍惱火的是，他奪取了當時由喬納森·溫賴特（Jonathan Wainright）將軍指揮的第一騎兵隊司令部，溫賴特不久就在菲律賓巴丹遭受慘敗。裁判裁決此次行動有效。觀察者都印象深刻，因為史迪威咄咄逼人，通常總是取勝，而此時大部分軍官似乎頭腦中還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戰呢。 跟美國軍事演習遙相呼應的是正在荷蘭和比利時橫衝直撞的德國裝甲師，他們在行進中已經揭露出了防禦方在路易斯安那演習中顯現出來的缺陷。除了偵察很弱，缺乏部隊之間的聯絡並「令人痛心」地缺乏炮火支援外，主裁判還指出，「部隊極不情願從卡車上下來」，而卡車本身也很不願意離開大路向荒野走。那些離不開公路的卡車只是些坐著的目標而已，而卡車中的步兵是「完全沒有作戰能力的」。史迪威也對此甚為不滿。他指出，在歐洲「已經發展出了一種革命性的進攻方式。偵察航空、偵察車、深水炸彈、重型坦克、機械化步兵、轟炸航空兵、傘兵，這些都息息相關，攻擊後就會立即散開，企圖使敵人的後方陣地癱瘓。我們對此有足夠注意嗎？沒有」。 困難之處在於，很多軍官跟一般公眾一樣，不像在中國經歷了兩年戰爭的史迪威那樣對此有緊迫感。正當德國鐮刀橫掃法國北部並將盟軍趕到英吉利海峽的時候，一個美國師長還打了個賭，就好像只是有關明天的天氣一樣隨便，說如果法國陷落，英國就連六個星期也堅持不了。 到了6月中旬，法國的陷落已經成了可怕的現實。德國人真的到巴黎了。他們用六周時間所取得的成就，是在1914—1918年間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都未能取得的。這種對比突然揭示了民主國家的弱點。英國在敦克爾刻撤退中使其陸軍得以保存，但是所有的重武器都丟棄了。他們缺少步槍和彈藥，幾乎只能依靠空軍了，現在他們只能憑藉著英吉利海峽，而溫斯頓·丘吉爾此時發表了那個著名的演講：「我們將在海濱與之作戰……在街道上……我們決不投降……」 丘吉爾在倫敦皇家愛爾伯特音樂廳演講，他的背後是林肯的大畫像，1944年 法國的陷落讓美國震驚。突然一切都變得可能，人們不再想當然地認為美國是不可能受到攻擊的了。美國總統私下承認，如果英國戰敗，那麼美國只能「在納粹的槍口下」生活。軍界的看法都不樂觀。喬治·斯特朗（George Strong）在麥克凱布主持情報處工作時曾經也是讓史迪威詛咒的人物之一，他現在是作戰計劃部部長，他在6月17日預測說「盟軍不久就會失敗」。公眾在「虛偽戰爭」時都認為盟國必勝，現在他們的看法正相反；由於美國的防禦非常匱乏，他們陷入恐慌之中。羅斯福總統和前總統胡佛都在電台發表講話，安撫羅斯福所說的那些「叫喊大難臨頭的人」，並試圖化恐懼為有益的目的。胡佛說：「沒有必要恐慌，但有必要迅速行動。」 接下去的幾個月忙著制訂各種防禦計劃。根據陸軍部的計劃，陸軍人數在1941年10月要達到100萬，一年後達到200萬，這一切都有賴於在那個大選之年實施在和平時期令人憎惡的、非美國化的義務兵役制度。總統出人意料地任命兩名共和黨人進入內閣，即前國務卿、現年73歲的史汀生任陸軍部長，由諾克斯上校任海軍部長。他們兩人都是義務兵役制的積極支持者。與此同時，國會匆忙通過了增加陸軍人數、增加海軍噸位並為此再撥款15億美元的計劃。但是這些都是在修修補補。7月的時候總統向國會提出了在生產要求方面的「全面防禦」計劃，該計劃是針對一支120萬的陸軍、相應的空軍以及可以在兩大洋作戰的海軍，已使這支部隊可以應對任何組合的三軍力量，花費是近50億美元。國會為了國家防禦樂於通過任何計劃，但是執行這些計劃的義務兵役制計劃則是例外。這個國家還不想面對這樣一種暗示，那就是歷史再次提出了發動一場對外戰爭的議案。整個夏天都在就徵兵問題展開激烈爭論。 為了不讓日本利用歐洲的危機，美國決定將太平洋艦隊的基地設在夏威夷——艦隊已經在4月從聖迭戈遷到這裡了。遏制日本已成了美國的當務之急，其重要性僅次於備戰本身。這個任務本身有個無法解決的問題：任何可以有效遏制日本擴張的行動都必然激起日本進行反遏制——簡而言之，這會激起本來試圖去遏制的侵略行動。這種困難一直是困擾後來發展的問題。 日本政府還不願意放棄最後一點謹慎態度，到目前為止一直對要求加入軸心國的軍方代表採取抵制態度。軍方分子認為，如果跟節節勝利的德國結盟，那麼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德國將會使蘇聯保持中立，這就可以讓日本無須擔心北部，自由自在地往南進行擴張。他們還認為，德日聯盟還會阻止美國積極支持中國，這就使得日本可以最後解決這個「事變」。好戰的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對其同僚說：「我們越是對美國進行有效扼制，就越是可能迅速地解決『中日爭端』。」日本封鎖天津的英國和法國租界，對上海的公共租界進行挑釁並施加壓力，侵犯美國財產並在長江差點兒炸了另外一艘軍艦——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展示民主國家的弱點，並消除日本政府中對加入軸心國所存有的顧慮。 對日本來說，德國戰勝法國同樣也是個轉折點，證明了德國的確代表了未來的潮流。幕後跟德國的談判開始了，日本外務省現在開始公開跟「大東亞共榮圈」計劃站在了一起，並贊同「將這些國家聯繫在一起」是日本國家命運的說法。由於歐洲出現了盟國結盟的情況，日本認為必須通過切斷中國接受西方物資的最後通道以徹底解決中國問題。 三年後，這場「事變」的結局對日本人來說仍然遙遙無期。進一步滲透、轟炸、恐怖主義、做出姿態、跟漢奸勾結——這些都無濟於事。他們原來想通過強迫的相互合作來控制中國，但是只要國民政府仍然在進行抵抗，他們就必須繼續軍事占領。在法國面臨崩潰的最後一刻，日本向法國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法國關閉從河內到中國的鐵路，並要求允許日本出於檢查目的在印度支那建立軍事基地。與此同時，日本在以戰爭相要挾的情況下，實際上命令英國關閉了香港邊界和滇緬公路。通過那條擁擠而又管理無方的公路運進的物資其實並不多，不過，這條由20萬男女老幼幾乎徒手在山坡築成的公路現在是他們跟西方唯一的聯繫渠道。一個友邦關閉這條公路，當然會改變他們對民主國家的看法，並增強了那些主張跟日本媾和者論點的分量。 而大英帝國和美國本身卻無法調動足夠的集體力量來對抗這種要求。現在孤身對抗軸心國的英國向美國提出請求，一旦拒絕日本而導致戰爭，則美國需參與共同作戰。美國為了支援敦克爾刻撤退後處於孤立無援和危急之中的英國，幾乎已經清空了它的軍事庫存，其現狀已經難以應對戰爭，再說美國也不想因為歐洲國家的殖民地被襲擊而承諾參與戰爭。美國無法承諾共同作戰。英國只能屈服，於7月12日關閉了滇緬公路，不過附加條件說關閉期為三個月，以期望日本和中國再次做出努力達成和解。 重慶瀰漫著一股悲觀主義的氛圍，但是這還不足以讓它跟日本媾和。大東亞共榮圈的泛亞和反西方的主題，對很多中國人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受到激發的愛國主義精神拒絕了那些鼓吹這種說法的日本人。汪精衛在南京的傀儡政權未能得到普遍支持，因為很明顯這是由日本操縱的，而且日本對鄉村使用武力「安撫」，這也無法使人們對「共榮」產生好感。 蔣介石對各類使者的頻頻示意並不理會。他一直堅信，當西方不可避免地捲入對日戰爭時他就會得救了，而且他是一個不輕易改變自己想法的人，即使在民主國家的前途一片黑暗的時候也是如此。另外，正如他的一位國人說的，如果蔣介石跟日本人糾纏在了一起，「那麼他最終也會被毀掉」。但是自此以後，蔣介石越來越緊急地請求美國提供援助時卻總是伴隨著這種暗示，即他可能與日本媾和，因為中國人的鬥志已經瀕於崩潰，或者因為無法進行持續抵抗。由於大國未能幫助中國或者更加積極地遏制日本，中國對此並不掩飾它的怨恨。他們跟史迪威一樣在絕望中提出質疑：美國為什麼不能看出阻止日本的最佳時間就是現在？在蔣委員長向華盛頓要貸款、軍火、信貸、飛機、制裁或者宣戰並提出其他建議的過程中，這種質疑都是貫穿始終的。 羅斯福總統擔心，實施禁運會使日本像傳言中那樣跟軸心國結盟，從而增加英國的危險。然而必須做出一些鼓勵中國並警告日本的姿態：7月26日美國宣布對廢鐵、鋼和某些航空燃料實施有限禁運，但是，由於擔心日本會襲擊荷屬東印度群島，因此禁運並不包括石油。 1940年7月1日，史迪威得到了每個軍官都期望得到的任命——指揮一個師。他被任命為第七師及其基地的指揮官，基地在蒙特雷的奧德營（Camp Ord），離他卡梅爾的家不遠。第七師由三個團組成，現在在各個方面都需要訓練。奧德營被重新命名為奧德堡（Fort Ord），這個營地正積極準備迎接新兵；一旦義務兵法得以通過，那麼預計新入伍者會在10月大量來到。士兵都住在帳篷里，而可供1.5萬人使用的兵營、食堂、行政樓以及其他設施都要在短短几周的時間裡建成。 史迪威每天16個小時忙著制訂計劃、監督、視察、訓練士兵、訓練軍官以及教會那些軍官訓練士兵。他立刻建立了一所學校，由托馬斯·阿姆斯（Thomas Arms）上校負責，訓練來自預備隊和國民警衛隊的連級軍官。「從今天開始一周後準備開課。」他告訴阿姆斯說。訓練內容為每天上午和下午進行戰術講解、示範和演習以及野戰問題。史迪威每周有三四天時間是在觀看班級和排級學員的訓練情況，經常由他自己教沒有經驗的軍官解決進攻問題。他經常仔細而耐心地解釋有五個段落組成的野戰令，以及命令的固定順序，這是為了保證他們即使在激戰的時候也不會忘記其中一條。他習慣於從灌木叢後面突然鑽出來，並當場提出批評，誰也不知道他會從哪裡冒出來。他不停地催促自己手下的高級軍官工作，給他們很大的行動自由，但是希望他們在盡職盡責和表現方面能夠向自己看齊。阿姆斯說：「如果你不盡力，那麼你就待不長。他很冷酷，非常冷酷。」史迪威的領導方式讓人興奮，因為他不是「照搬書本」的，但是他對軍官是毫不留情的。有些人感到怨恨，大多數人仰慕並崇拜他。第七師的一位上校說：「你不能不崇拜他。他有種魅力。」 國會在9月制定了義務兵製法案（針對年齡在21歲和35歲之間的男性，其服役不能在西半球之外，且服役時間不得超過一年）後，第七師85%都是新徵募的士兵。坦克、卡車、迫擊炮、槍炮、車輛、彈藥以及各種士兵裝備都很缺乏。士兵用木槍訓練，並用點燃TNT炸藥代替炮彈。無法進行真正的戰鬥訓練，因為無論是公眾還是應徵者都沒有意識到現實的緊迫性。媒體和父母們都反對讓應徵者在艱苦條件下進行訓練。這種情緒反映在「10月開小差運動」（Over the Hill in October）中，這在服一年兵役的士兵中頗為流行。史迪威的訓練計劃卻容不得士兵產生這種情緒。他舉行戰鬥演習和閱兵，為的是培養士兵對自己所在師的自豪感，而且為了鼓舞士氣，他經常親自帶隊行軍。通過他的訓練和戰術技巧，他造就的師在1941年的演習中脫穎而出。 他在練兵的時候最開心。他經常悠然自得地坐在應徵的士兵中間，跟他們討論戰術問題。他思維敏捷，臉上時不時掠過一絲笑意。這位將軍戴著舊帽子，穿著供步行的靴子和伐木工穿的那種毛衣，幾乎跟營地附近的平民沒有什麼差別，不久他就得到了「喬大叔」的雅號，此外，由於他擅長步行，也被人們稱為「飛毛腿喬」。他走遍了奧德堡保留區周圍的大小山丘，甚至從他家到總部的12英里（約19千米）也有一半是步行來的。1940年9月傳來了他被提升為少將的消息，在營地迎接他的是準備放13響禮炮的一排大炮、帶樂隊的一支騎兵儀仗隊，還有聚在一起的本師軍官。這顯然都是多恩搞的，有點兒搗蛋的意思。「他媽的這都是誰搞的？」將軍爬出汽車準備接受這種禮遇的時候由於難為情而怒氣沖沖地喊道。 他向聚集的士兵致辭時總是非常簡短。他說他不喜歡在提升的時候發表長篇演講，因為他認為「一隻猴子爬得越高，你就越能看清它的屁股」。 此時史迪威在對舊金山記者俱樂部發表的不許發表的講演中說，跟日本開戰是必然的。他說，如果再發生「帕奈」號那樣的事件，就該狠狠揍他們一頓；還說，這種拖延實際上是把確定開戰時間和地點的自由交給了他們。他說，如果讓他指揮一支裝備精良的中國部隊並由兩個美國師做先導的話，那麼他可以半年內就把日本人趕出中國，因為日本人儘管效率很高，但是他們沒有想像力，很刻板，循規蹈矩，面對非常規的戰術會不知所措。 當時在中國觀察日軍作戰情況的外國軍事觀察員對日軍的評價普遍很低。史迪威有關日軍戰術的信息主要來自經常在前線的福爾肯豪森以及其他德國顧問——他們經常告訴史迪威，要確定日本軍官實在是輕而易舉的事，因為總能看見他們在拿著望遠鏡觀察，查看地圖，或者配著劍，只要擅長狙擊就肯定把他們弄倒一大批。卡爾森上尉在觀察了1937年的淞滬會戰後寫道，日本的戰爭機器「顯示出是個三流軍隊」。他形容他們缺少主動性和計謀，經過刻板的訓練後事事循規蹈矩，一旦常規不管用，他們便會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使用別的方法。由於他們依靠重裝備以及空軍和炮兵支持，因此他們的部隊「行進時很笨重，而且維持部隊花費巨大」。經過進一步觀察，他在1938年報告說，日軍「攻擊力弱，交通工具方面的協調差，空軍和陸軍方面沒有很好地協同行動，武器差，炮火指揮差，而且指揮官缺少想像力和積極性」。但是卡爾森承認了很重要的一點：「他們是不會重犯在這次戰爭中犯下的大多數錯誤的。」 史迪威以及卡爾森等人的判斷，儘管出於對日本的厭惡，可能有些誇大，但是就日本在中國的表現來說並非妄語，並在後來產生了不幸的後果。他們反映了西方人的普遍傾向，那就是認為因為日本人喜歡模仿，因此不必害怕他們。美國首席武官本特立·莫特（Bentley Mott）在1937年說：「在軍事工具或者發明領域從日本可資借鑑的東西很少，在戰略或者戰爭藝術方面可以借鑑的就更少了。」他不免有些自以為是地認為，在這些方面日本僅僅是個模仿者，而且「繼續在步西方進程的後塵」。再沒有什麼比從這種想法中幡然醒悟更加讓人痛苦了。 1940年9月，也就是史迪威得到提升的那個月，日本加入了軸心國，用格魯大使的話說，日本正式加入了「掠奪國」之行列。從這以後，根據陸軍部長史汀生的記錄，總統及其顧問認為美國「最終會被拖入這場戰爭」，更加相信必須給英國提供援助，並通過某種方式援助中國。11月，美國很快批准了給中國的5000萬元貸款，這距離9月的2500萬元貸款還不到兩個月。此外美國還準備一旦11月舉行的總統大選結束，就立即跟英國安排參謀長聯席會議。 美國在這個距離成為交戰國還有一年的時候做出了一個舉足輕重、影響深遠的決定。總統跟陸軍部長史汀生、海軍部長諾克斯、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和海軍參謀長哈羅德·斯塔克（Harold Stark）商量後，一致達成了這樣的意見：一旦美國被拖入戰爭，那麼基本戰略將是在歐洲展開主要戰鬥，而在太平洋保持防禦態勢。這種「歐洲至上」的戰略反映了這樣的認識，那就是歐洲是世界權力的中心，而且他們相信會一直這樣。這將決定戰爭的形式，其中包括史迪威所扮演的角色，並深刻影響與中國的關係。 此外還達成了一種共識，那就是陸軍除非做好了準備，否則不承諾展開進攻；基於這樣的共識，英美參謀長聯席會議在1941年1月召開。4月在新加坡召開了ABDA（美國、英國、荷蘭以及澳大利亞）就遠東合作的參謀長會議。由於美國沒有承諾共同作戰，會談並未達到預期效果。 英國曾多次問道，一旦日本襲擊新加坡或者荷屬東印度群島的話，那麼美國會怎麼做。美國無法回答。他們跟英國人同樣認為，如果日本發起攻擊，那麼攻擊對象肯定是跟德國作戰的某個歐洲國家。12月，在馬歇爾和斯塔克跟陸軍部長和海軍部長的會談中，「這四個人都認為」，如果美國不參戰，就無法贏得這場戰爭，但是他們不知道怎樣讓美國參戰。日本人也在思考這個問題。正如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所說的，海軍已經得出結論認為「除非摧毀在夏威夷水域的美軍艦隊，否則我們沒有取勝的希望」，因此日本海軍在這年冬天開始為襲擊珍珠港進行計劃演練。 中國在1940年向美國提出了一項影響深遠的請求。他們要求組建一支由500架飛機組成的空軍，飛機由服務於中國空軍的美國飛行員駕駛，同時還要求為此項目提供大筆貸款。蔣介石認為這是件急迫的事情，並承諾這會有誘人的回報。他說出了其空軍顧問陳納德上校的想法，認為由美國飛行員駕駛的美國飛機將在日本的海軍基地摧毀日本海軍，從而「徹底解決」問題。遠程轟炸機可以「將戰爭引向日本本土」；中程轟炸機和戰鬥機可以通過襲擾日軍海上運輸線，阻止日本進攻新加坡，防止它控制中國海岸和轟炸英國剛剛重新開放的滇緬公路。蔣介石說，中國的經濟和士氣都到了崩潰的邊緣，如果這些飛機不能及時到來，具體來說就是在日本轟炸滇緬公路或者通過占領新加坡而封鎖海上運輸線之前到來，「那麼就太晚了，中國的局勢即使還未失去希望，也極其危急了」。 蔣介石看到他一直渴望獲得的物資正在提供給英國。他認為，在英國施行綏靖政策的時候中國就已經在戰鬥了，因此當美國開始提供這些援助物資的時候，中國理應得到優先考慮。當陳納德正沉迷於他那了不起的摧毀日本海軍的前景時，蔣介石所感興趣的是建立一支空軍，以及由此增加的各種戰鬥物資如何鞏固他自己的地位。他向約翰遜大使承認說，他對共產黨的擔心更甚於對日本的擔心，他擔心共產黨會「利用」這種局勢。 其實共產黨在最近幾個月里對入侵者重新發動了攻擊。對日作戰對他們來說既可以防備國民黨，又是他們贏得人民同情的渠道。這是他們需要的東西。由於法國陷落後擔心出現失敗主義以及蔣介石可能跟日本媾和並必然會對共產黨圍剿，為了使戰爭能夠持續下去，河北和山西的八路軍發動了「百團大戰」。日本瘋狂報復，開始施行新近制定的「殺光、燒光和搶光」的「三光政策」[2]，結果很多省一片凋敝，很多百姓遭到殺戮。 同日本人一樣，蔣介石也不歡迎共產黨再次展開攻勢，並在不久後開始了行動。他特別不喜歡位於長江以南的新四軍，命令他們轉到江北，而新四軍在轉移的過程中，國民黨在1941年1月對新四軍發動了突然襲擊，這讓人們想起了1927年在上海發動的政變。自此以後統一戰線，僅是一個門面而已，下面則是相互敵視。 在華盛頓，積極鼓動中國空軍計劃的是其發起者陳納德上校，跟他一道的是受命設法在美國滿足中國需要的特使宋子文。陳納德無論從意願還是從性情來說都是個真正的戰鬥機駕駛員，是空中追擊的狂熱追隨者，曾經詳盡細緻地研究過這個問題，加之其想像力和勇敢，他對新飛行技巧、機動性以及效力方面均卓有貢獻。1940年他已經50歲。他早先是德克薩斯的一名中學老師，1917年在美國參戰後開始接受軍官訓練，先是隸屬步兵預備隊，但後轉到通信軍航空部，在戰爭期間未在海外服役過。1920年加入陸軍航空兵後，他試驗了自己設計的戰術，並在飛行學校和空軍戰術學校以及題為「防禦性追擊的作用」的課本中教授了這種方法。他藉助其有關追擊航空的價值和重要性以及戰鬥機護航必要性的教條在空軍里虛張聲勢。因為空軍採用了相反的杜赫（Douhet）理論，該理論認為連續波次的轟炸機轟炸對追襲本身就有自衛作用，所以陳納德並不受歡迎。他由於耳聾不能再飛行，加之他跟所有那些有很強使命感的人一樣，一旦自己的意見未受重視，便覺得是在受迫害，因此他在1936年便退休了。他那些曾經在中國飛行過的學生推薦了他，結果次年蔣介石就把他爭取過去了。 陳納德跟史迪威一樣結實、瘦削和飽經風霜，他們身材也相似，由於在開放式機艙里受到氣流的衝擊，陳納德的臉上布滿疤痕。他是個既有高超專業技巧又有些自大的人。他喜歡走極端。1937年他跟蔣介石夫人的「相見是永生難忘的經歷」。當她「洋溢著活力和熱情輕快地步入房間的時候」，他「完全為之傾倒了」。他在當晚的日記中寫道：「她將永遠是我的公主。」他還是15歲的孩子的時候，他的後媽曾經讓他有類似的傾倒感覺，並在其後再未找到「另一位讓我如此仰慕、敬佩和熱愛的夥伴」。他的興趣並不是針對中國的，而是針對空軍的。他在中國走動的時候，無論是去漢口、重慶還是昆明，都是乘飛機，因此對地面情況知之甚少——例如河流、獨輪車小道、有圍牆的村莊、到處是墳墓的鄉村以及「老百姓」的生活。他跟蔣介石的隨從們打交道，由於沒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妨礙，他對這個政權背叛其初衷並墮落成暴政並沒有感到有所不安——即便他對此是有所意識的。 《送郎上戰場》 《婦女紡織小組》 儘管陳納德以及在蘭州的蘇聯人做出了很多努力，他在1937年之後的短暫時間裡還是未能成功培訓出一批中國飛行員，使他們在數量上或者效能上足以達到跟敵人爭奪制空權的地步，就像英國皇家空軍在英國所做的那樣。他最大的貢獻便是在占領區設立觀察員，通過電台組建了防空預警系統；這個系統非常有效，以至於日軍飛機還在基地準備的時候，中國的指揮部便接到了空襲警報。這對城市來說是一種保護，但是並沒有對敵人進行反擊。由於中國沒有準備從地面上發動進攻（史迪威老是抱怨說中國人「天生」不願意進攻），陳納德提議組建的由美國人擔任飛行員的中國空軍無疑是一種極好的替代。空軍就像是賢者之石，仿佛阿拉丁的神燈那樣能夠讓願望成真。正如陳納德所設想的，這給蔣介石提供了一種捷徑，可以讓蔣毫不費力便得到一種強有力的工具，可以積聚自己手中的戰爭物資，並讓別人有了一把可以打擊日本的利劍。跟阿拉丁一樣，陳納德在此過程中也成了一名受歡迎的協作者。 美國支持中國抗戰的海報 宋子文向華盛頓提交的所需東西的清單上包括美國地勤人員、訓練機、零件、野戰設備，各類信貸安排，購買各類軍火以及飛機，還有互派軍事使團。中國提出的財政援助現在擴大成了要求2億至3億美元的英美聯合貸款。除了擊毀日本海軍的B-17重型轟炸機之外，陳納德的計劃還以蔣介石的名義要求提供相應比例的中型轟炸機和戰鬥機，以造就一支空軍力量，這支空軍也能夠「支持我準備發動的旨在重新奪取廣州和漢口的反攻」。陳納德的計劃不切實際，這是一開始就暴露出來的。 此時主要負責向美國盟友提供資金和武器的財政部部長摩根索對宋子文說，要500架飛機「就像要500顆星星」。美國手頭有的飛機連它自己的最低需要都無從滿足。根據9月份陸軍部的調查說，各類物資都極其匱乏，以至於陸軍只能在戰場上調動並維持一支5.5萬人的部隊，而達到這樣一點的代價是，別的部隊將無法得到訓練設備。按照目前的生產速度，在1942年4月前沒有希望既裝備本國擴大的陸軍、海軍和空軍又同時滿足英國的需要。即使這個日期分界線也必須在不斷增加生產和延長工作時間後才能達到。 然而所有的人——包括總統、摩根索、史汀生、赫爾以及武裝部隊聯席會議——都傾向於向中國提供飛機。這主要不是為中國著想，而是讓美國贏得時間進行武裝。美國政策的主導目標是不讓日本往南部擴張而挑起爭端，至少堅持到1942年4月。陳納德借用所謂的中國空軍，利用美國飛行員和物資來完成進攻的計劃可以達到這個目的。據信，在日本的海上運輸線上出現空軍，會遏制日本向南部發起致命進攻。 這種戰略目標是第一位的，但同時也有一點出於自然流露的同情和良心而幫助中國的願望。斯坦利·霍恩貝克寫道，在白宮、國務院、財政部、陸軍、海軍及其他機構中有一批中國的同情者，他們為了敦促美國對華援助「提出議案，催促，施加影響，拍桌子，進行不懈努力並不斷罵娘」。陸軍部長史汀生在後來一個場合中說：「我很想竭盡全力向這些在四年時間中一直奮力戰鬥的可憐人們提供一切東西。」羅斯福的看法則比較不動感情。當時正在進行談判，此時羅斯福收到了蔣介石的信，信中提出要求得到飛機。「他還願意戰鬥嗎？」羅斯福這樣問道。在得知信的主要意思就是這個的時候，羅斯福叫了起來：「太好了！這正是四年里我一直在說的事情。」有關中國崩潰的威脅也讓他印象深刻。他曾經對薩姆納·威爾斯說：「我真的擔心，除非我們趕快行動，否則自由中國的國內局勢將日益惡化。」 陳納德 但是，比戰略或者同情都更加誘人的，是美軍駕駛B-17轟炸機對日本真正進行轟炸的前景。委員長建議發起空襲，其理論是，一旦遭受空襲，日本人民就會「要求結束侵略」。儘管蔣介石自己對這種異想天開的想法不大可能相信，他可能覺得這種說法會對美國人有吸引力，而且的確如此。這為美國本能地施加報復提供了一種藉口，而內閣成員都感染了這種報復情緒。在日本擊沉美國的「帕奈」號軍艦後，由於美國不得不對各種挑釁忍氣吞聲，憤懣的情緒正在增加。中國自己的國家遭受蹂躪、其城市遭受肆意轟炸，而中國卻無力報復，這使得美國甚至也無法品嘗到由於中國的抵抗而替它報一箭之仇的快感。出人意料的是，在有關轟炸的計劃方面，赫爾國務卿被證明是個「熱血沸騰、充滿活力」的人。他那田納西山地人的血性被激發了。他對摩根索說：「亨利，我們要做的是立即讓500架飛機從阿留申群島起飛並在日本上空飛一遍……這會教訓他們一頓……只要我們能夠想辦法讓他們給東京扔些炸彈。」對此摩根索只能無言以對。這位財政部長也非常贊同這種想法，認為「這會立刻改變遠東的整個局勢」。宋子文說服他接受了委員長的論點，即認為這「會對日本民眾造成決定性影響」。 宋子文自己對此也熱情很高，而當摩根索問他這是否會招致日本對中國進行報復性轟炸的時候，他回答說：「他們本來就已經在轟炸……這會給我們以反擊的機會。」甚至英國大使洛西恩（Philip Kerr Lothian）勳爵對此也抱有熱情。當摩根索告訴他說，美國準備向中國提供一批四引擎轟炸機和機組人員，「旨在用這些轟炸機去轟炸東京和其他大城市」，洛西恩對此表示同意，並說「這會改變一切」。 接著立即開始討論方式方法問題，但是陸軍部長史汀生的慎重態度成為障礙，他認為這種想法「未經推敲」，代表的更多是中國的而非美國的戰略。當這些要求轉給馬歇爾將軍的時候，馬歇爾認為這個包括重型轟炸機的500架飛機的計劃「不切實際」，因為飛機和訓練人員都無法得到。他們現在能夠為中國搜羅的就是100架P-40戰鬥機，這屬於原本分配給英國的飛機，英國人為了阻止對新加坡發起進攻而暫時沒有啟用這些飛機。由於這些情況，加上總統和軍方領導人的支持，陳納德計劃的核心部分得到了批准。 宋子文和一些從美國政府那裡借調的協作人員組建了中國國防物資公司，以進行為雇用這支空軍所需的各類購買和融資活動。由於美國總統認為這是在幫助一個處於困境之中的民主國家，因此這個團隊得到了各種幫助和照顧。總統的兩個最親密的助手之一的湯姆·考考蘭（Tom Corcoran）被解職後開始私自開業從事法律業務，他立即受到宋子文雇用，成了中國國防物資公司顧問和與白宮的聯繫人。根據總統的建議，負責購買集團的是另一位政府律師威廉·揚曼（William Youngman）——艾森豪威爾剛剛被從聯邦電力委員會解職。為了鼓勵從陸軍和海軍的空軍中招募100名飛行員，給飛行員的月薪達750美元，而且每擊落一架日本飛機還獎勵500美元。1941年4月的總統行政令（Executive Order）同意讓飛行員解除現役到中國參加僱傭軍。儘管有官方支持，但由於各種困難、拖延和缺乏，此事進展甚慢。直到1941年11月，美國志願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才抵達緬甸開始接受陳納德的嚴格訓練，此時對遏制日軍來說為時已晚，儘管就與日軍戰鬥來說還不晚。 真正打開向中國援助閘門的是1941年3月通過的《租借法案》。從那以後，這種源源不斷的援助成了一種投資。為了保護這種投資，只能繼續增加援助，結果這成了一種用銀子做成的繩索，把美國和國民政府牢牢栓在了一起。沒有什麼比向窮朋友提供援助更糾纏不清的聯盟了。 為了彌補由此給英國租借物資所帶來的損失，羅斯福請求國會對「總統認為其防禦對美國至關重要的任何國家政府」都租借給軍火和物資。因為這個計劃可以通過給其他國家提供資金援助和供應而讓它們去作戰，而美國則仍然保持成為非交戰國，所以就有望讓戰火遠離美國海岸，因此這個計劃對孤立主義者很有吸引力。該計劃首先擬提供價值7億美元的戰爭物資，並在眾議院以317∶71的高票通過。美國立即宣布中國有資格接受租借物資。在此之後《租借法案》變成了中美關係的核心和基礎，在中國人看來該法案也成了中美關係最重要的方面。他們現在無須請求了，美國現在有義務給他們提供需要的物資。他們的胃口越來越大。各種需求接踵而來，只要是部隊能用的東西應有盡有——步槍、榴彈炮、迫擊炮、機關槍，野戰炮、反坦克炮、坦克、彈藥、車輛以及為了支付這些東西的貸款。這個問題跟史迪威在馮玉祥那裡遇到的問題相似：所需武器的數量和種類都不符合現實需求。他們列出的清單中包括了對中國的橋樑來說太重的13噸坦克以及其他無法使用的武器。 《租借法案》藉助中國國防物資公司所促成的生意，要比大多數軍事採購計劃都有利可圖。跟這個公司有關的美國人都發了財，同時這也增加了宋子文的財富。宋子文之前在擔任財政部長和中國銀行總裁的時候就已經積累了相當的家產。宋子文時而受到蔣介石的恩寵，時而坐冷板凳，跟他競爭的是他的姐夫孔祥熙。孔祥熙由於受到孔夫人和蔣夫人兩姐妹的聯手支持現在擔任財政部長。儘管宋子文暫時失寵，但是他從來都是有影響的人物。由於宋子文的生意和政治頭腦並不比其愛國熱情遜色，他為中國國防物資公司搜羅了一批既能幹又有關係的人——特別是跟哈里·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和主管援華租借物資的勞其林·居里（Lauchlin Currie）的關係。 美國有點不切實際的目標是「中國軍事上的自給自足」。這個目標是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即如果給中國部隊武器、裝備並在美國顧問指導下進行改編和訓練的話，那麼這支部隊就可以轉而發起進攻並牽制日軍，從而使日本無法在其他地方進行冒險。宋子文提交了一個武裝30個中國師（中國師的總數約為300個）並提供全副武器的計劃。在給這些師提供了大炮和其他武器，並通過美國軍官就武器的使用進行培訓之後，這30個師將成為特別進攻師——當然這是在委員長和全國軍事委員會已經就指定哪些師一事達成共識的情況下。由於師或者師以上單位屬於一個指揮官的私人資本，而且中國政治的全部結構就取決於那些能夠處置軍事力量的人的關係以及委員長在他們中間可能維持的微妙的平衡，因此這個問題一直是極為棘手的問題。為了完成30個師和美國志願隊計劃、組織和監督整個《租借法案》的執行情況，美國特意任命了一個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AMMISCA，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為首的是約翰·馬格魯德將軍，史迪威擔任駐華武官時，馬格魯德既是他的前任又是他的繼任者。這個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由一些從前的語言教官擔任，它在戰時還在戰略計劃和合作方面起到了聯絡的作用，並總體上鼓舞了中國政府的士氣。 這個計劃並非慈善性的，而是為了增加中國軍隊的戰鬥力，以使日本無法脫身。儘管其後的情況和條件變化很大，但這仍然是美國援助的目標，而且原先的缺陷也依舊存在：那就是美國的目標並非中國的目標。中國的主要興趣並不是讓日本在中國繼續侵略並燒殺恐嚇，以使日本無法騷擾美國。國民政府要美國的錢和軍火，主要是為了加強它自己的實力。跟只有一個外部敵人的英國不同的是，重慶在背後還有個內部敵人正在逼近。純粹的占有欲也是一個因素。只要占有了武器，即便是不使用這些武器，仍然可以增加權力的安全感。 1941年10月，當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的軍官開始工作的時候，這一點立即變得非常明顯了。這個使團的炮兵專家喬治·斯萊尼（George Sliny）上校在視察後證實了史迪威在任武官時報告的說法，即對侵略行動進行積極抵抗的意志「在中國軍隊中並不存在」。他們要求得到戰爭物資，並非「為了增強對日作戰，而是為了讓中央政府」在其他國家迫使日本撤出中國後「能夠從容地對付叛亂」。他發現，「美國人普遍認為的『中國的抵抗使日本侵略陷入停頓並取得了輝煌勝利』是一種幻想」。 美國政策——這本質上是增強中國對日本的戰鬥力——的中心思想便是基於這種幻想，儘管不乏對此發出的警告。佛蒙特州奧斯丁參議院敦促美國大力向中國輸送軍火，認為這是擊敗軸心國的捷徑。駐重慶的海軍武官R·E·舍爾曼（R. E. Schuirmann）上尉讀到他這樣的說法後禁不住寫道，最近一些名人發表的很多諸如此類的言論顯示，他們普遍認為中國具有成為擊敗日本的積極軍事因素的潛力。舍爾曼警告說：「如果那些掌控最高戰略的人真的持有這樣的想法，那麼這是有致命缺陷的。」 在中國的朋友們和宣傳分子的鼓動下，這種幻想一旦得以確立，便難以消除。報刊喜歡發表那些它們認為受到公眾喜歡的有關中國的東西，因此它們助長了這種幻覺。有個自由撰稿的記者想證明關閉河內通向中國的鐵路對中國的負面影響有多大，但是她總是白費力氣。每當她寫報道指出，儘管鑄成滇緬公路的人力上的努力非常輝煌，然而失去河內鐵路卻是致命的；然而她的稿件在經過編輯之手後，總是變成一首對滇緬公路的讚歌。 一個擁有一支出租車隊的交通專家丹尼爾·阿恩斯坦（Daniel Arnstein）動搖了某些幻想。總統的全權代理人哈里·霍普金斯派阿恩斯坦去調查為什麼「他媽的一丁點兒東西都沒有通過滇緬公路運過去」。根據《租借法案》運送的物資堆積在仰光港口和臘戍這個跟滇緬公路相連的鐵路線終點。根據目前的運輸速度，要運完堆積的物資需要8個月。阿恩斯坦發現腐敗、低效和無能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並認為，除非管理的責任從政府之手轉到某個稱職並有「權力」改變這種情況的人之手，否則這種情況是無從改進的。 這條從昆明到臘戍的長715英里（約1150千米）寬9英尺（約2.7米）的單行道公路的狀況「令人吃驚」。在中國端公路的起點，昆明卡車司機必須經過8個海關，有時在這裡需要花上一天才能獲准前行。沿途還有其他十幾個檢查站，各省官員收費後才會放行車輛。在中緬邊境的畹町，有250輛卡車為了通過海關要等上24小時到兩周的時間。顯然，由於不知道加潤滑油或者這方面費用過於昂貴，有幾百輛車子熄火停在路上。黑市上經常有偷來的備用零件。參與公路事務的有15個官方機構、運輸公司以及控制委員會，它們代表著——並將好處上繳給——不同的政府部門。滇緬公路每月應該能運送3萬噸物資，但實際上每月只能運送6000噸。 阿恩斯坦在報告中建議採取一種切實有效的辦法，通過這種辦法可以將某一時刻正在通行的車輛數增加到8000輛。他把報告的中文本提交委員長並加了索引。委員長對此很高興，並邀請阿恩斯坦和他的兩個助手特許經營這條公路，並按每輛車繳百分之幾的特許費用。阿恩斯坦拒絕了，結果這個權力被重新分配給更多的委員會和控制委員會。儘管上層改變很少，但是《租借法案》派遣的由46名民間機械師組成的美國技術隊（American Technical Group）還是疏通了交通：他們沿途設立汽車聯營隊和維修部，並教中國人怎麼加潤滑油。 由於德國在1941年6月入侵蘇聯，整個世界以及這場戰爭都驟然失去了平衡。這跟1939年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這個反常事件一樣令人震驚。事態出現這種新的逆轉改變了整個局面。德國自願陷入兩線作戰，而上次戰爭時正是這種情況使它戰敗，這同時使得蘇聯跟民主國家站在了同一陣營。當時還沒人意識到這種局面在戰略上的優勢。與此相反，正如馬歇爾、史汀生以及陸軍部的智囊團都一致認為的，自負的德國軍隊會「在最少一個月，最多三個月的時間裡」擊敗蘇聯。其他地方的前景也同樣黯淡。德國已經粉碎了希臘和南斯拉夫的抵抗，德國的「狼群」潛艇正在襲擊大西洋上的英國船隻，而隆美爾正在北非發起反攻。這種趨勢激勵日本做出了一個致命的決定，即轉向南部，目標是南印度支那。7月24日，在與法國維希政權簽訂的城下之盟的合法外衣掩護下，日本獲准使用位於金蘭灣（Camranh）和西貢的八個機場和一個海軍基地；這使它可以直接打擊馬來亞、荷屬東印度群島以及菲律賓。這個協議還規定日軍可以不受限制地進入這個地方；美國通過破獲日本密碼得知，日軍試圖從這裡入侵暹羅。 目前所剩下的最後一種遏制方法——石油禁運——開始了。史汀生認為這種禁運會遏制而不會激怒日本，其理由是儘管日本非常邪惡，但還不至於違反常理而採取跟美國開戰這種自殺之舉。7月26日，美國下令凍結日本在美國的財產，這實質上相當於石油禁運，理由是日本進入印度支那顯然表明日本有意「執行武力占領的政策」，而且這是日本「攫取更多領土」的前兆。 與此同時，美國在戰略方面又面臨一種新機會。過去五年來一直在菲律賓服役的麥克阿瑟將軍在7月提議，派遣足夠的兵力駐守迄今為止被認為是無法守住的菲律賓。促成這種改變的是B-17轟炸機。從菲律賓的一個基地起飛的「飛行堡壘」可以進攻日本海軍。為了裝備這個基地並製造和調遣足夠的大型轟炸機過來，現在必須盡力拖延衝突時間，直到最後一刻。陸軍和海軍堅持拖延。為了尋求基本解決方式，國務卿赫爾和日本駐美大使野村（Kichisaburo Nomura）之間的一系列會談在幾個月前就已經開始，用赫爾的話說，繼續談判主要作為「最後的外交努力」，而不是真的有解決的希望。跟過去一樣，主要的障礙就是中國。日本不接受任何不承認它對中國進行殖民控制的解決方式，而美國則不接受任何承認日本對中國殖民控制的解決方式。其實，日美之間已沒有可以商量的餘地了。 隨著10月的到來，為期一年的預備役訓練就要結束。陸軍花了一年時間對這些士兵和預備役軍官進行訓練，但現在陸軍可能失去這些人。用每年剛剛接受訓練的新兵來造就一支可以隨時準備戰鬥的部隊，這是不可能的。儘管總統非常不願意試探國會的反應，但是馬歇爾和史汀生都堅持要延長兵役期限。國會山再次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馬歇爾頂住「軍國主義」和「戰爭販子」的譴責，通過小心慎重但毫不留情地施加壓力，終於使議案以203∶202一票之多勉強在眾議院通過。這樣一個極其微弱的勝利表明，對戰爭是有關美國事務這種想法的反對有多麼強烈。 在國會仍在辯論的時候，陸軍在1941年夏天舉行了全國範圍的演習，在四個月的時間裡，四個集團軍先後都參加了演習，士兵共計50萬。首先參加演習的是西海岸的第四集團軍，其中包括史迪威的第七師，現在已經是「加利福尼亞專屬」部隊了。跟往常一樣，他是作為敵人的紅方軍隊的。在第三軍其他部隊的支持下，第七師從洛杉磯一個基地向北進攻代表「藍」軍、正保衛舊金山的屬於第九軍的兩個師。「加利福尼亞之戰」打了五個星期，從5月底一直貫穿整個6月，在蒙特雷以南120英里（約193千米）的赫爾斯特牧場（Hearst Ranch）地區的亨特·萊格特（Hunter Liggett）軍事保留地舉行。 史迪威通過一個裝甲營爬越聖安東尼奧（San Antonio）山谷發動了閃電戰，有50%的把握可能突破並攻占藍軍指揮部，從而打開通往舊金山的道路。他通過在夜間發起進攻達成了突然性，但是兵力上以2∶1占據優勢的「藍」軍同時對「紅」軍的兩個側翼發起進攻，並擊退了史迪威的進攻。然而，隨著演習的進行，史迪威的名望已經確立下來了。他視察了整個前線，以親自保證每個人都能各司其責，能夠堅守每一個炮位。他每天晚上只在地上睡三個小時，並且跑得比自己的下屬還勤，結果有一位下屬說：「我的天哪！這個老頭子就像羊群似的無處不在！」在這種戰鬥精神的激勵下，第七師有的士兵扔掉了沒有裝子彈的步槍，開始赤手空拳地進行搏鬥。最後有個連隊（即第32步兵團）為了首先到達營地，竟然還有精力步行走完了計劃中沒有安排的17英里（約27千米）路，而史迪威則跟他們一同走完了最後的8英里（約12.8千米）。 「藍」軍在6月30日達成停火後贏得了這場戰爭，但是由於「紅」軍第七師的出色表現，史迪威晉升為第三軍軍長。這次晉升是馬歇爾主導的大調整的一部分，涉及了20位將軍，意圖是增強高級指揮官的活力，並用年輕一些的將軍代替年老的將軍。現在即將卸任的第三軍軍長華爾特·威爾遜（Walter K. Wilson）少將認為，史迪威在美國陸軍的47名少將中名列第一。 史迪威對這種讚譽並不滿足。他在評論這次演習的時候說：「我們軍官那種平和自信的神態讓我印象深刻。沒有人去操心，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大搖大擺地坐在那裡。」他還解釋說，這種平和自信「或者是出於無知，或者是由於經歷得多了，至於這次到底是由於什麼原因，這要由你們來判斷」。他命令部隊回到野外繼續進行四天的演練，以矯正缺陷。8月份在華盛頓的路易斯堡（Fort Lewis）時，他再次率領第三軍跟第九軍進行對抗演習，旨在測試處置大部隊的能力以及高級指揮官解決裁判提出的戰術問題時的效能。總參謀長和陸軍部長都前來觀戰，而史迪威正是此時見到了史汀生，不過史迪威沒有留下對這次會面評論的書面記錄。 此時政府只能面對這樣的事實，那就是這個國家將無法迴避戰爭。以馬歇爾將軍和斯塔克上將為首的聯席委員會在9月給出了正式的意見，認為如果沒有美國的參與，現在的盟國無法擊敗德國，同時，如果沒有美國積極的軍事援助，那麼英國和荷蘭「很可能不能成功抵抗」日本對馬來亞或者荷屬東印度群島的進攻。因此美國「同時面臨對德國和日本」的戰爭，必須要組織生產以應對這個問題。委員會重申了先擊敗德國，同時對日保持強大的防禦態勢的戰略決定。這種防禦的要素便是為「中國向日本占領軍發動的進攻」提供物質援助。 英國參與了戰略的制定，但是中國則沒有參與。由於中國泄露情報是出了名的，因此沒有讓中國參加軍事討論。此外還讓蔣介石很惱火的是，也沒有邀請中國參加8月羅斯福和丘吉爾舉行的由高層參加的大西洋會議。蔣介石在等待了這些外國大國很久後發現，那些交戰國——英國，荷蘭或者蘇聯——都沒有把他視作盟友，同時也沒有邀請他參加在新加坡舉行的ABDA（美英荷澳）參謀會議，此外，通過事態的發展他也感覺到，他在美國的戰略中也並不占據第一位。為了更好地接近華盛頓，他在《租借法案》剛剛施行的時候就邀請美國派遣有「悠久歷史」的政治「顧問」來。羅斯福至少在這方面想盡力讓中國滿意，因此派遣了最適合擔當此任的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此人自1920年起就活躍在中國，做過商人、記者、遊客和學者，並出版過一些有關蒙古、「滿洲」和中國邊遠省份的著作。雅奈爾上將形容他為「美國在有關中國和滿洲問題上的最高權威」，不過這種描述在援助國看來如此，在受援國看來則未必：當中國人要求派遣「顧問」的時候，他們要的是有關美國的顧問，而不是有關中國的。拉鐵摩爾在召開大西洋會議期間報告說，中國人在政治上感到孤立，日益擔心戰後他們不會得到「平等地位和公平對待」。他敦促建立正式聯盟對他們表示鼓勵，但是不管是他還是別人都無法解決一個根本性的困難：必須要有同等的分量才能取得平等的地位。 拉鐵摩爾的這份報告對理解中國的怨恨很有啟示意義。中國人注意到，英國和美國在各個方向上都對日本發出了警告——例如印度支那、荷屬東印度群島、暹羅，甚至還有西伯利亞——但是這並沒有包括受到威脅的雲南；只要日軍對昆明發起進攻，就可能封閉滇緬公路。中方開始感到越來越大的疑慮，懷疑西方國家為了贏得時間可能暗中唆使日本「對我們小打一番，反正我們的承受能力很強」。中方認為，美國之所以竭力改善滇緬公路的交通情況，其目的並不是為了幫助中國本身，而是為了讓中國能夠繼續抗擊日本，這樣美國和英國就不必對日作戰了。「中國人覺得他們已經為了我們打了四年仗了，現在是我們參戰並為他們打仗的時候了。」中方憎惡所有各方的公約和承諾——除非是跟他們有關的，並從這些公約和承諾得出結論認為，歐美採取了「歐洲第一」的戰略，而這對中國來說不是好兆頭。這表明民主國家相信僅在歐洲就能贏得戰爭，這將使中國在和平談判時無法占據一席之地，而且本質上是要恢復大英帝國的領土，「已使它能夠擴張並重建起邊疆地區」。中國人想首先在亞洲贏得戰爭。這樣的話，在盟國還在贏取歐洲戰爭的時候，他們就有時間增強自己在和平談判時的地位。 這還是1919年所面臨的老問題，是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的一個世紀一直面臨的問題：在西方主導的時代中華帝國軟弱無力。這還有一種痛心的意識，那就是他們文化上的優越感並沒有增加他們的力量，以及中國無法調動力量在世界上占據他們應當占據的地位。 拉鐵摩爾報告說，如果中國人更有自信的話，那麼他們「就會自己贏得他們想在東方贏得的戰爭。他們不應該老是說他們沒有飛機大炮」，還應當開始使用不太常規的方式，集中力量發動游擊戰。「可是他們沒有這種信心。」他們的軍政高層不信任人民，不敢放鬆他們對權力的壟斷。他們正在加強其政治機器，這樣，一旦占領區從日本手中解放出來了，他們就可以馬上對占領區實施控制。不過他預計說，如果「在東方的勝利主要是大國——而不是中國——贏得的」，那麼最終中國將居於不利地位。 大西洋會議，1941年 蔣介石並不這樣看。為了讓別人聽他的，他聲音非常尖利地喊叫說，日本正準備進攻昆明，並堅持說昆明對太平洋戰事至關重要，但是沒有空軍將無法守住昆明。此時，美國志願隊的100名飛行員和P-40戰鬥機剛剛抵達緬甸的一個英國訓練基地，根本沒有做好戰鬥準備。蔣介石急切要求英國空軍從新加坡趕去支援，並要求美國從菲律賓增派飛機。馬格魯德將軍對蔣介石的論點和請求表示同意。在11月2日給丘吉爾和羅斯福的信中蔣介石再次叫道，如果昆明失守，那麼中國與外界的聯繫將被斷絕，中國軍隊和人民的士氣將「徹底動搖」，而且「在這場漫長的戰爭可能第一次真正出現抵抗崩潰的危險」。 由於擔心在華盛頓舉行的赫爾國務卿和日本野村大使的會談，蔣介石有意誇大了對局勢嚴重性的估計，以便讓人產生這樣的擔心，那就是中國崩潰將使整個亞洲都屈服於日本。他警告說，美國對日本的任何妥協或者放鬆禁運都會讓中國人民覺得他們被美國「徹底出賣」了，結果全體人民將徹底喪失鬥志，同時「所有亞洲國家都會失去信心，他們對民主國家的信心也會受到極大動搖，這將揭開世界上最具悲劇性的一頁」。因此中國抵抗的崩潰將是「世界無與倫比的大災難，而我無法知道未來的歷史將如何書寫這段歷史」。 儘管華盛頓從來不知道是不是該認真對待蔣介石的各種喊叫，但是這種前景還是讓總統極為擔心。接替約翰遜任駐華大使的高思認為，「不應當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會無限期地堅持對日本進行抵抗」。 在日本政府焦頭爛額的委員會裡，11月便是做出最後決定的時刻。跟華盛頓的談判不可能就解決中國問題取得進展，甚至也不可能達成妥協。如果沒有新的資源，日本的石油庫存無法支撐兩年以上。德國在它所在的半球上，在確定其領袖地位方面已經取得長足進展，如果日本現在不採取行動控制亞洲，就會被未來的潮流拋棄。如果將戰事拖到春天，那麼美國就會更好地進行戰備。11月5日，日本的樞密院（Privy Council）舉行了5個小時的御前會議，決定在華盛頓的談判將繼續下去，與此同時軍方將準備就緒。如果談判在月底仍然沒有結果，日本軍方就準備採取行動。 儘管有提議和各種持相反意見的提議，儘管美國和一些日本人仍然試圖避免那不可避免的結果，儘管各種警告紛至沓來，「魔法」密碼得到了破譯，日本的意圖在一定程度上也已明了，但是11月還是一天天地指向了歷史上預兆最為明顯的那次對美國的奇襲。 [1] 美國駐南京大使館參贊威利斯·佩克1936年曾經寫道：「（我們有時感覺到）我們提交華盛頓的報告仿佛落入無底洞中。」駐雲南領事A·R·林沃爾特也有過類似不滿：「特別是在我現在這樣的邊遠崗位上，我們覺得寫報告只是出於個人喜好，報告被收到後就被存檔，誰也不會再留意報告的內容了。」 [2] 這種方法是包圍一個特定地區並摧毀該地區的所有東西，從而使這個地區無法居住。根據日本的記錄，在河北一個地區進行的為期兩個月的「掃蕩」中共有4500人被殺，1.5萬間房屋被燒，1.7萬人被趕到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