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 第八章 出任武官：中日戰爭

1937—1939年 在1937年7月7日這個滿月的晚上，一群美國大使館的人正在紫禁城幽深而靜謐的北海上乘船遊玩。這條船由船夫撐著，船上點著燈籠。這群人中有史迪威上校及其夫人以及他們的女兒南斯，大使約翰遜及其夫人，海軍陸戰隊使館衛隊長約翰·馬斯頓（John Marston）上校及其夫人，還有史迪威的朋友約翰·格特。大使帶來了他的吉他並彈唱了他最喜歡的歌曲《走在那遙遠的路上》，而船夫則在船邊有節奏地划動船槳。船上燈籠發出的光在水面上閃爍，而月光下大理石白塔則在黑暗中挺立著，仿佛是佛教聖杯的樣子。這群人仿佛覺得自己沉浸在老北京的氛圍中，直到他們遇到另外一條坐著日本軍官的船後，他們才又回到現實世界中。 馬斯頓上校提到說，作為外國派遣部隊的高級軍官，他已經接到日本人的通知，說日本軍隊那天晚上要在京漢鐵路以西12英里（約19千米）的鐵路橋盧溝橋進行演習。日本人在這個地區的演習已經有兩個星期，這在當地的報刊中引起了不安的猜測。在通向北平的交通方式中，這條鐵路是唯一尚未被日本控制的，而盧溝橋則是這條鐵路上的一個戰略要地，這裡有條支線跟天津相連。跟這條鐵路橋平行的還有一座已有八百多年歷史，有石獅子雕飾的橋欄及11個石拱的石拱橋。13世紀來到中國的第一位西方人馬可·波羅對中國的這個宏偉建築讚嘆不已，因此西方人也把這座橋稱為馬可波羅橋。 在乘船遊玩的次日早晨8點，史迪威在辦公室獲悉在那座橋上發生了小規模交火。日本人聲稱受到駐紮在宛平附近的宋哲元部隊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襲擊，因此他們包圍了宛平，並用迫擊炮和榴彈炮射擊，以迫使中國部隊交出所謂有罪的軍官。史迪威命令助理武官包瑞德少校與格特一道開車去查看一下。那裡的景象很平靜，只是偶爾有步槍聲打破這個美好的夏日清晨的寧靜，但是被派去的兩人找到了引起事端的原因，這就是被一個排的日軍看守的一具日本士兵的屍體。包瑞德和格特意識到日本可能利用此事作為藉口提出苛刻的條件，於是他們知道自己可能在親身經歷一個歷史事件。結果那實際上是一場戰爭的開始。 1937年，長城上的日本兵 1937年，北平29軍傷員 盧溝橋 中國駐軍司令拒絕了日本提出的條件，當時雙方正在進行談判。等到包瑞德回到辦公室的時候，史迪威已接到報告說關東軍正大規模向關內調動。儘管表面上日方在宛平還進行著談判，但是史迪威和包瑞德都認為日本人已經開始了決定性步驟，準備占領華北。北平的氣氛很緊張，誰也不知道交火背後的真正意圖，也不知道蔣介石會怎麼做。史迪威在第三天驅車趕往宛平試圖與中國駐軍接觸，但是在他通過最後500碼（約450米）的時候，雙方開始激烈交火。司機沒有停車就趕緊拐彎，「我們是用兩個輪子著地才得以逃脫的」。 史迪威的辦公室得到的報告顯示，有1萬名日軍正在越過長城進入河北，運兵車正在以半小時一班的間隔通過山海關。為了了解發展中的局勢，他組建了一個情報網，把他手下擔任助理武官的五名資深語言教官派駐到各個城市中。他們中有四人已經在美國第十五步兵團服役過，還有兩人，即弗蘭克·羅伯茨（Frank Roberts）上尉以及弗蘭克·多恩（Frank Dorn）上尉後來再度跟隨史迪威在遠東服役。史迪威的兒子小喬當時在天津的美國第十五步兵團工作，也被徵調過來作為情報人員；此外徵調的還有記者、領事、美孚石油公司職員以及任何可能透過各種流言的迷霧獲取蛛絲馬跡的人。要估計當時事態發展的輪廓，只能依據一些瑣碎的事實：天津上空日本飛機的數量，日本運送兵力以及物資的火車及卡車的頻次，中國部隊的位置，此外還有最難以捉摸的，那就是中國部隊是否有集結的跡象以及是否有顯露政府的意圖的線索。 對於一個武官來說，史迪威採取了不合常規的方式；他把自己給情報部的電文放在辦公室桌子上供記者參考。他告訴包瑞德說，他的目的是使別人儘可能多地了解真實情況，「這樣世人就可能了解日本在關內進行入侵的真實情況」。由於他跟中國人站在一起，因此深深感到了中國所陷入的危機。 南京的沉默並不讓人振奮。據說蔣介石當時甚至不在都城南京。日本人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7月18日前答覆。蔣介石終於在牯嶺（廬山的中心）發話了。牯嶺是避暑勝地，外國人以及華人顯貴為了躲避長江谷地的酷暑，乘著轎子到這裡避暑。蔣介石沒有號召抵抗，也沒有排除最終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但是他宣布將不會再放棄任何華北的領土，並說跟日本達成的任何解決方式均不得妨害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這表明中國已經到了忍耐的極限，認為有必要進行武裝抵抗了。當蔣介石的聲明在北平廣播之後，激動的民眾湧上街頭敲鑼打鼓。 但是這種熱情只持續了幾天而已。由於政府沒有制訂和做出任何進行全面抵抗的計劃和準備，日本人不到一周便控制了北平。日本人指責中國人挑釁，聲稱是「自衛」，日本人施加了各種暴行，而美國卻對此無動於衷——所有這一切都讓史迪威感到憤怒。赫爾國務卿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但是並未採取任何行動；對此史迪威評論說：「赫爾先生再次聲明我們是反對戰爭的，這番話應當很快就能夠阻止戰爭的。」 史迪威孤身一人，情緒低落。他的家人去沿海送兩個大點的女兒回美國，之後他們一直待在秦皇島海濱，直到8月中旬。他寫信給溫妮說：「這裡的氣氛讓人悲傷和壓抑，所有的事情都籠罩在黑幕中。上帝啊，想到戰爭已經爆發，這足以讓你感到噁心了……這可能預示著這個階段的結束，也可能是一場大風暴前的短暫平歇——誰也說不準。不管怎樣，華北沒有了。」 北平城外的零星戰鬥仍在繼續，不過誰也不知道宋哲元的意圖何在，甚至有傳言說他已經「屈服」了。7月29日，日本飛機轟炸天津，目標集中在南開大學。連續四個小時，他們的飛行中隊從天津城外3英里處的一個機場依次起飛，並對大學內建築物「系統地並不慌不忙地」投下密集的燃燒彈。日本司令部對記者說這些建築必須剷除，因為這裡窩藏著「反日分子」，也就是學生。轟炸是為了摧毀學生的活動基地，這樣，他們將無法組織遊行或者印刷傳單。日本在整個對華作戰期間跟他們之前在朝鮮一樣，有意攻擊教育機構，因為這裡是全民覺醒的源泉。 日軍在通往天壇的路上伏擊了一支中國部隊，在地上留下了五六百具屍體。這些人大多沒有武裝，很多人被炸碎，連頭和四肢都沒有了。史迪威和包瑞德一道去查看情況，他看到30輛卡車上滿載的士兵均被殺死，無一倖免，一些屍塊貼在卡車的車廂上，而司機則倒在方向盤上。附近村民說，日本人提出，如果這些部隊繳械就會接受他們投降，可是當他們走出村子的時候，他們用機槍和手榴彈襲擊他們。死馬在7月的烈日下脹得很厲害，而死去的士兵則倒在溝里，「有一個眼睛還睜得大大的，上面有蒼蠅爬著」。 在河北察哈爾傀儡政權的駐地通州，當地保安隊聽信了謠言，以為中國在北平取得了「勝利」，於是他們發起暴動，殺死了日本人和傀儡官員，並試圖守住這個要塞。這種企圖最終失敗——日本增援部隊消滅了他們，同時將這座城市化為廢墟。 不到四天，所有的中國部隊都從北平、天津地區撤出，從而使日本人完全控制了這些地區。中國缺乏統一的政策或者防禦計劃，加之盧溝橋和通州那些士兵的無謂犧牲，這些都讓史迪威怒火中燒。中國人失去了那麼多好機會，以至於「你不可能不對他們深惡痛絕」。他寫道，中國人不大可能打敗日本人，不過，如果他們協調行動並發出進攻命令的話，他們至少可以重創日軍。 儘管有些晚了，但中央政府還是調集部隊準備防禦。全國救亡聯盟被囚禁的領袖得到釋放，禁止抗日歌曲和口號的命令也解除了。現在人們開始在街上唱這些歌曲，電台也開始公開播放這些歌曲。在南方，白崇禧專程飛往南京，在經過八年的對抗後，宣布兩广部隊效忠中央。為加強這個聯盟，白崇禧被任命為蔣介石的總參謀長。雲南和四川的軍閥也擁護政府。到了8月底，包括共產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在內的所有軍事力量均聯合起來並聲稱接受中央指揮。 最初一場小規模但卻振奮人心的勝利引起了史迪威的興趣，這就是林彪指揮下八路軍的一個師在山西北部山區取得的平型關大捷。這個師利用機動靈活的游擊戰術，藉助在當地百姓幫助下建立的農村基地，在長城的一個關口伏擊了日本軍隊，攻取了指揮部並截獲了各類補給物資。儘管這對日軍僅僅是個暫時性的阻截，但是這也說明共產黨創造了一些值得研究的作戰方法，因此幾個月後史迪威曾經跟阿格尼斯·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花了半天工夫分析平型關大捷。史沫特萊是自由撰稿的記者，曾在北方跟共產黨一起待過數月。 9月24日，日本人奪取了宋哲元位於京漢鐵路上的總部保定。日軍獸性大發，3萬名日軍進行了一周的姦淫殺戮。殘暴的日軍就像嗜於徵服的豺狼，吃得愈多愈加貪婪。日本人清楚，一個敵對的中國將使他們無法達成成為亞洲領袖的目標。在他們侵入中國大陸的這些年裡，最使他們惱怒的莫過於不斷出現的「反日」情緒。他們每年都堅持認為，必須強迫中國「誠心誠意地」與他們合作。他們原本想使中國依附日本，結果發現他們必須要征服中國；但是他們的每一步都招致更多的仇恨，而他們因此又變得更加野蠻。在保定，日軍除了對人實施恐怖暴行，他們還在長達一周的焚燒中燒毀了所有的教科書，此外還燒了河北醫學院的圖書館和實驗室設備。農業研究所長達十年的作物統計資料也被蓄意銷毀，這些資料是農業改良計劃的基礎。 到了8月中旬，這場還未曾宣戰的戰爭已經蔓延到長江谷地，儘管日軍最初並沒有這樣打算。在盧溝橋開戰的時候，日軍原先打算在約90天的戰役中占領華北。他們認為南京政府會像從前一樣只能無奈地默許，或者在日本不斷增加對城市、工業和交通的控制後，南京政府只能妥協，並作為一個傀儡政權進行配合。蔣介石有意把戰火引向上海，企圖通過把日軍引入中國的心臟地帶而增強全國的抵抗決心，當然也很可能他是在遵循他從未放棄的一種戰略——挑起國際干預。蔣介石自始至終只有一個目標：摧毀共產黨並等待通過外國幫助打敗日本。上海是個有大量外國投資的國際城市，他認為，在這裡發生戰鬥會引起外國出面調解，甚至會引起英美以及其他國家的干涉。 蔣介石把他由德國人訓練的精銳師從南京調至靠近上海邊緣的閘北，也許他認為在那裡發生任何戰鬥都會導致涉及外國人或者外國財產的事件。日本在公共租界有海軍駐防，同時黃浦江中還布滿了他們虎視眈眈的炮艦。這些炮艦不是用來打仗的，而是用來威懾的。與此同時，關東軍緊緊把守在北方。但是中國人向上海進發挑起了日本膨脹的支配慾望。他們讓部隊登陸，試圖延長他們的陣線從而趕走中國人；然而讓他們意想不到的是，他們被中國頑強的進攻擊退了。從那一刻起，這場充滿懸念和悲劇性的戰鬥就在旁觀的外國人眼皮下展開了。在第一周，中國人的頑強進攻幾乎把日本人趕到了江邊。由於有海軍炮火以及制空權的優勢，日本人得以進行增援和反攻，並最終使登陸部隊包抄了中國陣地的側翼。儘管日軍通過駐紮在台灣的飛機以及停靠在黃浦江上的軍艦不斷轟炸，但是中國人仍然進行了三個月的艱苦卓絕的戰鬥，捍衛了他們的陣地。這恐怕是自1918年摧毀興登堡防線之後世界上最受關注、最廣為報道的重要戰役了。 籠罩上海的硝煙和戰火即便沒有招致外國的幫助，但還是引起了他們的注意。在1927年北伐時著名的「鐵軍」領袖張發奎的指揮下，中國人向國人和世界展示了他們的戰鬥決心。在比凡爾登和索姆河戰役傷亡還要慘重的情況下，儘管白崇禧和其他人都主張撤出，他們仍然奉命堅守早就已經沒有希望守住的陣地。蔣介石在上海除了死守外並無別的打算，不過他在博得世界輿論的支持。他由於延長了防禦時間而受到了猛烈抨擊，很多中國人對此永遠記恨他。他性格的主導特性是堅韌不拔，也許他認為防禦者所經受的痛楚最終會感化外國列強。 後來，在日本俯衝轟炸機和60碼（約54米）外發射的野戰炮的轟炸下，中國軍隊的防線由於精疲力竭、飢餓和損失嚴重而崩潰了。最後幾天的防禦毫無意義，只是消耗了部隊。等到下令撤退的時候，日軍增援部隊已經在海岸登陸並對撤退路線形成包抄。用一位中國指揮官的話來說，「撤退的悲劇簡直難以描述」。損失了60%的部隊，包括20%的經過訓練的軍官。 淞滬會戰使得世界意識到了中國。有幅最有名的戰時照片讓美國人對這場戰爭有了人性方面的觸動，這幅照片顯現的是在一次轟炸後，一個哭泣的嬰兒坐在一個遭受轟炸後鐵軌旁邊空蕩蕩的街道上。記者們奔赴現場，並在每天兩次由中國政府舉辦的記者招待會上溫習那些報道的有關英雄主義、流血和苦難的故事。中國被視為是在為民主而戰，其體現便是堅毅的委員長以及極具魅力、在美國受過教育的英勇無畏的委員長夫人。通過他們的形象，美國人看到中國意志堅強、目標統一。一旦這種印象得到固定，那麼無論是從上海撤退時所犯的軍事錯誤還是中國空軍的大失敗，這種印象都再不會有所動搖。中國空軍好幾周試圖攻擊停靠在黃浦江的日本戰艦都未成功，結果卻由於投彈失誤炸死了2000名自己人，此外還炸了美國軍艦「胡佛總統」（Hoover）號。 上海沿長江上溯200英里（約321千米）的地方就是南京。日本人已經比計劃更深地進行著戰爭，而且他們感到了戰線過於拉長的危險，因此決心在南京這個首都結束戰鬥。他們有關「徹底摧毀中國抵抗意志」之必要性的聲明中有種狂熱的意味。日本首相廣田告訴國會說，南京政府「展開了最惡毒的反日攻勢」，必須「強迫其改悔」，以使之「通過日中之間的真誠合作攜手維護東亞持久和平」。接著日軍對南京、廣州以及20個華東城市的空襲，據日本的聲明說，其「目的是為了儘早結束敵對」。仍然堅強不屈的蔣介石準備防守南京。這個決定從軍事上說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如果在南京後面設防的話將會贏得時間，避免大量犧牲，而且防禦會更加堅固。他的意圖又是為了引起世人注意，或許還為了引起外國干涉，因為南京有各國的大使館。 慘烈的淞滬會戰，《上海南站日軍空襲下的兒童》，王小亭攝 在北平，人們頭頂上由氣球懸掛的條幅，上面宣告了日軍占領的中國城市，此外還有諸如「日軍維護東亞和平」之類的神話；在此情況下，史迪威從職業需要上說必須跟華北的新主人搞好關係。要視察前線必須得到他們的許可，這是史迪威的個性所不能接受的。他的朋友格特感嘆說：「他跟他們交涉時事情往往會出錯。」為了改進這種局面，史迪威提出要一個會說日語的助手，結果借調給他一位在東京的語言教官，這就是馬科斯維爾·泰勒（Maxwell Taylor）上尉——他當時36歲，是陸軍指揮參謀學院畢業的，後來成為美軍參謀總長。有人警告泰勒說，他的新上司是位不同尋常的軍官，很有能力，但是脾氣不好，不好相處，但是讓泰勒吃驚的是，他到達火車站時發現史迪威上校正在那裡準備接他。他對這種禮遇很感動，跟他原先設想所不同的是，他發現這是個他所喜歡的人。他認為史迪威是個重情感和行動，而不重思索的實幹家，一旦發現事情出錯就想改正之。他認為史迪威在脾氣不好的時候會做出很糟糕的判斷，但是像一名戰士一樣具有勇敢而堅決的品質。 泰勒儘管無法控制結果，但是提供了一種緩衝，能夠做出一些安排。日軍占領張家口後史迪威在一位日本大佐的陪同下去參觀，結果他承認，由於問了一些尷尬的問題而被從鈴木（Suzuki）將軍的辦公室中轟了出來。出於建立職業關係的需要，史迪威硬起頭皮，但是根據溫妮的記錄，在訪問田頭（Takashita）將軍後，喬「已經準備今天退休回卡梅爾了」。在「那些傲慢的小雜種」的統治下北平已經無法忍受。他們的飛機在美國大使館150英尺（約45米）的上空嗡嗡地飛，「向我們宣示他們根本不理會我們」。他們強迫學生遊行以「慶祝」保定被日軍占領，這樣日本人就可以拍照顯示他們受到民眾的熱情歡迎了。「他們越來越讓人無法忍受，而我跟他們打交道還要帶著笑臉。」經過泰勒的勸說，為了職責的需要，他甚至請五位軍官吃午飯。其中有兩名軍官接受了邀請但沒有赴約，一個既沒有答覆也沒有來，而對剩下兩名赴約的軍官，史迪威唯一的評論是：「讓他們見鬼去吧！」 由於華盛頓竭力避免引起麻煩，這種屈辱感也是其他人所共同感受的。第十五步兵團的亞歷山大·麥克安德魯斯（Alexander McAndrews）上校一邊引述陸軍部對他的指令——「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們捲入糾紛」 ——一邊抱歉地告訴史迪威說，他覺得必須中止對日本部隊調遣的觀察，因為日本副領事暗中發出了威脅。 由於中國人希望別人通過正式的公報了解他們的戰鬥情況，史迪威既無法抵達中國前線，也無法去日本前線，而他屢次向華盛頓「發火」要求施加壓力也沒有結果。他只能滿足於在日本人陪同下參觀保定。根據日本人的說法，為了攻克這個城市，殺了25800名中國人。史迪威發現城牆未受損壞，也沒有其他跡象表明中國人曾經進行過抵抗，更不用說是頑強抵抗了。史迪威對只能待在距離作戰前線50英里（約80千米）的地方，感到很是苦惱，覺得自己「實際上一直在受到禁閉，並向他們直言這種感受」。不出所料的是，三天後，當組織外國武官進行另一次參觀的時候，他被通知不在受邀之列。「因此我覺得自己已經跟這場戰爭無緣了。我被視為中國人的朋友，在道德上是個『麻風病人』。」他同樣也對軍事情報處感到失望。「這群華盛頓的傻瓜」不通情理地老是對他喋喋不休，因此在後來幾個月里他跟他們的關係持續惡化。他給在美國的兩個女兒寫信說，總而言之，「我在7月8日之後所發的脾氣足以浮起一艘戰艦」。 在8月底時他仿佛預示中國命運地提到，在四周前交火中被殺的30名中國戰士的墳前「有一些很新鮮的水蘿蔔」。每天都有一群群外國家庭離開，阿媽站著哭泣，丈夫們擦著眼淚，而樂隊也適時地演奏《友誼地久天長》。國務院擔心，如果美國公民發生意外的話，這可能使美國捲入爭端，因此鼓勵他們離開。很多人都走了，其中包括約翰遜大使的太太和孩子，結果溫妮發現自己已經成了還在北平的地位顯要的美國官太太了。9月7日，總統下令所有美國公民離開，同時國務院和海軍也命令撤出有關家屬，但是陸軍部「並沒有對我們發號施令」。後來史迪威的兩個女兒也從美國過來跟他們重逢，他們一直待在中國，直到史迪威任期結束。 儘管史迪威厭惡中國的那些領袖，但是他意識到：「他們的道德準則跟我們的完全不同，因此在我們看來赤裸裸的全民畏縮，並不能損害他們的道德力量……如果我們的領土遭到入侵，我們會誓死戰鬥，直至最後一人，但是他們所關心的是種族延續，因此為了能讓孩子不斷降生到世界上，他們迫不得已可以暫時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在這種情況下種族的源流延續下去了。」即便如此，史迪威仍然會深感厭惡，大罵中國那些「油滑的政客……狡詐的責任逃避者，自私的、沒有良心和原則的騙子」。在保定陷落後，軍事情報處發電報問他，中國人什麼時候會奮起反抗，他發電報答覆說「直到他們失去對進攻性戰鬥的內在反感為止」。 史迪威認為中國人軍事上的弱點歸因於想依賴持久戰而取勝。中國喜歡將局部利益置於全局利益之上的傳統，導致了最為嚴重的軍事錯誤——他在淞滬抗戰前線的報告中提到了這一點——這就是側翼部隊不去援助遭受襲擊的友軍。職業軍官總體上質量低下也同樣是個嚴重問題。史迪威寫道：「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聽說中國軍官很糟糕都很吃驚。」他們馬上就能夠理解他所闡釋的積極性、選擇進攻點和集中兵力的可貴之處，然後他們就會問：「我們能用五年時間培養出這樣的軍官嗎？我只能告訴他們，這大概需要兩代人的時間才能夠做到。」 但是史迪威對中國士兵的戰鬥素質很有信心，認為只要有好的將領，他們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隊抗衡。中國士兵吃苦耐勞，逆來順受，能夠忍受飢餓、長時間勞作、傷病和無聊，同時「對最瑣細的事情也能開玩笑，在最艱險的情況下也能保持歡快」，因此這些士兵如果有他們所信任的軍官帶隊的話，則「無往不勝」。史迪威認為日本文化是人為的和模仿性的，但他對中國很有信心，尤其是中國的北方人。他和泰勒上尉到野外辨別日軍部隊番號時同上尉討論了自己的這種看法。在走過村莊時，史迪威會拿起一個水果，用手絹擦擦，然後吃下去，這把他的同伴嚇壞了，因為上尉也只能這樣做。有一次他們走了一天卻一無所獲，在一尊佛像下休息時卻發現，三個日本兵把各自的名字和番號刻在了佛像的背面。 他們不停地觀察運兵火車。有一天，當他們坐在山頂上時，看到遠處有個長長的東西在緩慢移動，兩邊有腳，就像百足蟲一樣。後來，他們看清楚原來那是一列貨車，正被一個連的中國士兵從兩側推著前進。史迪威默默地看了一會兒這速度仿佛蝸牛般的貨車，然後說：「就是這種精神最終一定能征服日本。」但是當蔣介石接受採訪呼籲《九國公約》簽約國援助中國時，史迪威卻很是尖刻。按照史迪威的說法，「蔣介石叫起來了：『我們在為全世界而戰。看在基督的分上，干涉一下吧！』」 對於那些看到西方民主正在受到新興法西斯主義威脅的人來說，進行干預從而阻止侵略者是當時的關鍵問題。提出這種觀點的是前國務卿史汀生；他大聲抨擊「不道德的放任」並竭力勸說總統，認為有必要對公眾輿論進行更加直接的指引。 輪椅上的羅斯福 羅斯福總統最初支持史汀生的遠東政策，但就美國退出中國以免捲入其中而言，儘管羅斯福並非這種政策的積極倡導者，但是他後來卻採取了默認的態度。在1936年海軍限制不復存在後，他對遠東最為關注的便是加強那裡的海軍力量。1936年3月在倫敦召開海軍會議是為了續簽《華盛頓公約》。由於美國和英國反對讓日本具有同等的海軍力量，結果日本退出會議，這個已經垂死的公約也就壽終正寢了。鑒於日本的狂熱情緒，在格魯大使的敦促下，羅斯福和赫爾都認為有必要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以使任何國家都不敢貿然向我們發起進攻」。但是達成這個目標進展緩慢，為主要建造計劃的撥款直到1938年才投票通過。與此同時，盧溝橋事變後幾個月里美國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避免捲入與日本人的紛爭。 然而在表面上的這種官方情形之下，歷史的聲音激勵著總統，讓他產生了一些在此後八年中影響了美國政策的想法。儘管羅斯福熱衷於談論德拉諾家族與中國的貿易關係，並喜歡講他們跟中國商人和達官貴人結交的事情，但是羅斯福更關注的是日本的威脅，而不是中國的完整。他的外祖父華倫·德拉諾（Warren Delano）曾經是美國重要的貿易公司拉塞爾公司的一個合伙人；這個公司成立於1824年，不久就跟東印度公司一樣富裕和有影響力，在各個口岸開辦有分支機構，其合伙人同時兼任美國領事。他們駕駛著最快的飛艇，有的時候趕在英國人之前將新茶運到倫敦，在中國敷設了第一條電報線，在長江開設了第一條定期班輪，從事茶葉和絲綢貿易的同時也經營鴉片生意。羅斯福的母親薩拉·德拉諾（Sara Delano）做姑娘時曾數次住在香港玫瑰崗（Rose Hill）的家裡。她的兩個大姐姐在那裡出生，後來她們跟拉塞爾公司的合伙人結婚；其中福布斯夫人（Mrs. W. H. Forbes）繼續把家安在玫瑰崗達三十五年之久。 在海德公園長大的羅斯福的周圍到處都是中國的裝飾品，其中在圖書室有個藍白色的瓷盆，按照家裡的習慣，這個東西在玫瑰崗是用來為孩子洗澡的。通知開飯用的是一個青銅鐘，這是羅斯福的外公從兩個逃避蘇州1863年的劫難的苦力那裡收購的。羅斯福收集郵票的愛好是從收集中國和香港郵票開始的，這些郵票是他母親在他10歲時送給他的。1933年羅斯福在為他支持史汀生信條進行辯解時對雷蒙·莫萊（Raymond Moley）說，由於他的祖先曾經跟中國人做過生意，他一直對中國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他無法理解怎麼會指望他會不支持中國抗日。這種想法很天真；羅斯福支持史汀生是因為他們想法一致，而不是因為羅斯福前輩的緣故。1932年羅斯福當選總統後跟史汀生討論了遠東政策，在就任後宣布他將繼續堅持不承認政策。 他私下裡曾告訴史汀生說，他對日本奪取東北印象很深。他回憶說，1902年他的一位哈佛同學曾告訴他，日本在1889年擬就了一個共有12個步驟的百年擴張計劃。這個計劃一開始是對中國發動戰爭和吞併朝鮮，然後是跟俄國開戰，兼併東北，然後是熱河，再然後在從長城到長江之間的華北建立自治領，最終占領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包括夏威夷在內的太平洋島嶼，頂峰是在所有黃種人中間建立自治領。總統在這些已經實施的步驟中嗅出了不祥的意味。 據總統最親密的外交政策顧問薩姆納·威爾斯（Sumner Welles）說，「滿洲事變」之後羅斯福對日本的所作所為「更加惱怒」，而到了1937年他「越來越關注」日本的威脅，其程度甚至超過了德國的威脅。他一直想找出辦法阻止日本的前進。在盧溝橋事變後他向海軍要了一張大比例尺的太平洋地圖掛在辦公室中，並同威爾斯討論過對日本實施禁運的可能性；禁運可以由美國和英國艦隊施行。在無法獲得原材料後，日本只能被迫撤出，而且他認為這樣不會挑起日本對中國開戰，因為日本已經過多地捲入了中國。但是當時公眾輿論完全傾向於孤立主義，這使總統意識到，一項可能導致戰爭的措施不可能得到國會的批准。 羅斯福喜歡從私人那裡得到情報，他有關中國的消息來自助理海軍武官埃文斯·卡爾森（Evans F. Carlson）上尉；這恐怕是曾經報告中國情況的美國觀察家中最富於浪漫色彩的人了。他後來以領導卡爾森突擊隊而出名，這是他借鑑中國共產黨的方法和「工合」信條創立的一個營；卡爾森是個具有強烈信仰和勇氣的人。他是個美國的「坎戴德」[1]，相信「委員長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之間會取得相互信任」，因為「他們都關心中國的福祉」。他喜歡用自己成長中所接受的理想解釋所有他遇到的事情，認為蔣介石和共產黨「都致力於代議制政府」。他對任何人物都喜歡加以美化。蔣介石夫人不僅浸透著「知天命之意識」，而且「內心平靜，成熟優雅」。 卡爾森是公理會牧師的兒子，最初作為應徵士兵開始其軍事生涯，1927年到1929年曾在斯邁里·巴特勒將軍手下的海軍陸戰隊服役，1933年到1935年在學習語言時又在上海和北平服役。1935年卡爾森曾經在總統度假的溫泉指揮一支海軍陸戰隊衛隊，羅斯福就是在那裡跟他結識並結成了親密的關係。卡爾森在溫泉的圈子裡被看成是密友，在他1937年6月去中國時總統敦促他給白宮寫信。他在8月中旬到達上海。在戰時照顧那裡的美國利益的是三個人，即亞洲艦隊司令海軍上將哈里·雅奈爾（Harry E. Yarnell），總領事克萊倫斯·高思（Clarence Gauss）以及海軍陸戰隊的普萊斯（F. B. Price）上校。他們每天上午都在高思的辦公室會面。卡爾森每周寫信描述這段富於戲劇性和悲劇性的日子，並生動描寫了他在前線親眼看到的中國士兵的情況。他覺得這是史無前例的時刻：「所有傑出的中國人都在為共同的事業而奮鬥」，這甚至包括了「所謂的共產黨人」。總統對這些信興趣很大，以至於在10月份通信停頓了一個月後他專門詢問卡爾森的下落。米西·勒翰德（Missy Le Hand）為此寫信對他說「我的上司喜歡讀你的信」，還「讓我轉告你務必繼續寫下去」。 1937年11月底，卡爾森去陝西延安，想看看有關共產黨採用游擊戰術打擊日本人的傳言是否屬實。作為證據，他把繳獲的日本文件，一個日記本和一套毛皮軍裝寄給了羅斯福。後來在他不得不寫一本書的時候，有關延安那一章節的標題透出了他的觀點：「中國自由主義的源泉」。他在書中闡述的觀點比在給羅斯福的信中的觀點更為花哨，代表了一類美國人的看法。他告訴陝西省長說，他這次出行「發自內心……是以自由的名義」。在他自己的國家，人民視自由和平等為「不可剝奪的權利」，而他在中國也看到了「同樣對自由和平等的熱愛」，「這種精神跟激勵列克星敦、特倫頓和瓦利福奇[2]我們那些祖先的精神並無二致」。這就是經過美國夢的華麗辭藻過濾後的中國，對亞洲政策來說未必提供了最為合適的依據。 儘管在西班牙內戰時羅斯福曾經引用《中立法案》禁止與交戰方貿易，但是羅斯福在中日戰爭中未採用這個法案，因為這對侵略者有利，而對受害者不利。禁止用懸掛美國國旗的船隻向中國或者日本運送軍火，但是並不禁止出售軍火。藉助於自己的自由裁量權，羅斯福超越了國內大行其道的孤立主義情緒。在1937年9月一周內白宮和國務院所收到的兩千封信中，大多數是在各種和平社團的倡導下寫的，這些信中有95%要求美國繼續保持和平，80%傾向於不惜一切代價地維持和平，70%敦促立即採取中立方案，只有15%反對，理由是這會有利於日本而損害中國。 對這種傾向甚為擔心的總統發表了強調國際合作的談話。10月5日羅斯福在芝加哥提議對那些製造「國際混亂」的勢力進行集體「隔離」，他把這種勢力比喻成疾病的攜帶者。結果這招致了前所未有的反對。六個主張和解的組織指責總統在把人民「引向」戰爭的道路，他們聯合發起了有2500萬人簽名的活動，旨在「讓美國遠離戰爭」。美國勞工聯合會不同意總統的這番講話，眾議員費西（Fish）建議對總統彈劾，而國會的一次投票以2∶1的結果拒絕美國參加國聯在遠東採取的一致行動。總統對他的一個朋友說：「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你想在前面領隊，可是回過頭去卻發現後面一個人也沒有。」 因此，10月6日在布魯塞爾召開九國會議試圖解決中日紛爭時，美國沒有扮演領導角色。因為日本之前已經拒絕第三方調停，而經濟制裁又有賴於九國的共同行動和相互擔保，但是美國和某些國家又不願參與其中，結果這個會議毫無結果。對於那些感到急需抵制侵略的人來說，這段時間似乎是一片黑暗。史汀生在一封公開信中敦促對日本實施禁運。他在信中寫道，儘管美國採取了《中立法案》，但美國不必「被動而羞恥地默許那些正在實施的不公正行為」。這個時代的關鍵問題又出現了：什麼時候抵制不公正成了關係國家利益的事了？ 在中國，政府以及隨後的外交使團從南京撤到溯江而上400英里（約643千米）的漢口，史迪威是1937年12月的第一周去到那裡的。由於從北平過來的鐵路被阻斷，現在這段行程需要八天，先要通過海路繞過山東半島，然後經隴海線到達鄭州，再南下去漢口。正如溫妮寫信給女兒時說的，史迪威「對所有的人和事都感到厭倦」，他在徐州登上了一輛裝滿難民的列車：「八個座位上坐了十三個人，不敢起來去上廁所。很冷……沒有食物，沒有水。」兩天兩夜後，趁著一位旅客睡著的時候，他偷偷喝了他茶壺裡的涼茶，這是他四十四個小時裡第一次濕潤一下喉嚨。 隴海鐵路上的中國軍隊，1938年 在後來的八個月中，漢口（或者是包括武漢三鎮）是未被占領的中國的首都。委員長把總部設在江南岸的武昌。外國使團紛紛擠進漢口租界區臨江的洋房裡，不遠的江面上停靠著屬於長江巡邏艦隊的美國軍艦「呂宋」（Luzon）號。城裡一片混亂，數以千計的人，用史迪威的話說，「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四處亂跑：官員，寄生蟲，記者，發國難財的人，難民，福利委員會以及各種戰時層出不窮的事物，既有盡職盡責和精神抖擻的，也有懶散和冷漠的。跟往常一樣，看到對普通士兵的治療馬馬虎虎，史迪威又感到了惱火：「北站到處都是傷員。他們沒人管，而且他們自己也意識和預料到了，現在只能用死來償付生的代價……為什麼蔣介石不組織一個醫療隊，或者至少弄個擔架隊？」 史迪威到達漢口一周後的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了，其情形即使對中國人來說也是極為慘烈的。在上海壕溝中的抵抗贏得了時間，但是南京並沒有做好防禦或者撤退的準備，結果這個首都陷落後人員和物資的損失極大。兵工廠完好無損，紅十字會醫院也是如此，連同各種珍貴物資和傷員均落入敵手，此外還有火車站的機車以及其他各種車輛和倉庫。由於沒有設立防線掩護士兵和平民的撤退，人員損失極大。 日本人為了儘快結束戰爭，想好好教訓一下這個首都，因此把在長江三角洲已經展開的殺戮又推向登峰造極的地步。5萬名日軍姦淫燒殺，據當時傳教士以及國際救濟委員會看到和收集的部分證據，日軍親手在南京殺死了數萬平民。一群群男女老少被排成排，之後或被機槍掃射，或被用作活靶練習刺刀，或者被捆住，在身上澆上煤油後點燃，而軍官們則在四周看著。美國教會的出版物中充斥著那些由於恐懼和無助而嚇呆了的傳教士醫生等的報告。很多後來在國外發表的照片都是日本人自己照的快照——他們把照片送到上海的普通照相館沖洗，結果被洗了備份並送交到了記者手中。 在長江三角洲，有的城鎮整個被毀，大片房屋由於轟炸而燃燒或者變成廢墟。街道上空蕩蕩的，唯一的活物是狗，由於飽餐了屍體，這些狗變得異常肥大；偶爾有活人，那也已經餓得半死，仿佛幽靈般在瓦礫中走動。那些生存下來的人都大規模逃離了這個地區。水稻已經在地里腐爛。日本部隊在道路上行進。他們繞過黑黑的廢墟和燒掉的農舍，趕著偷來的驢子和水牛，炮車上綁滿了豬和雞，而裝滿贓物的小車則由農民挽著車把上的繩索推著。 包括政府官員在內的不少中國人都認為停戰要比這樣的浩劫好，但是大多數人不願意投降或者和平解決。史迪威寫道：「蔣介石無法退出。他號召全國，現在有了回應。現在他只能繼續下去。」日本也只能繼續下去，儘管其戰線拉得太長，很危險，而且他們也沒有什麼特定的目標。南京大屠殺之後，蔣介石在12月17日公開宣布將要誓死抵抗，其戰略是典型中國式的。他解釋說：「總有一天日本將會耗盡其軍事實力，因此中國將取得最後勝利。」 作為回應，日本人斷絕了跟中國的關係（這之前還一直保持著關係），無限陷入戰爭的日本人氣急敗壞，只能硬著頭皮派遣更多的師團去中國，最終在中國大陸的日軍數量超過了100萬。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還屢次向蔣介石發出和平的呼籲，先是通過德國大使，接著經過美國人、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博士，但是這些和平條件都會使日本控制中國。不知是不願意還是不可能，蔣介石並沒有屈服。正如約翰遜大使所報告的：「目前的中國政府無法媾和，但同時也無法進行毅然決然的戰爭。」 12月12日，讓美國政府最擔心的事情，即涉及美國人流血的事件發生了。當時正值南京陷落之時，傲慢至極的日本人向停泊在長江上距離南京僅幾英里的美國軍艦「帕奈」（Panay）號開火併將其擊沉，造成兩人死亡，48人受傷。在第一輪進攻後，「帕奈」號艦長已經受傷，艦炮也已經無法使用，但是低空飛行的飛機第二次對正在沉沒的軍艦進行襲擊，還殃及兩條美孚油船和旁邊一條較小的船。所有這些船隻跟「帕奈」號一樣在甲板和遮篷上均繪有美國國旗。英國長江巡邏艦中的「瓢蟲」（Ladybird）號和「蜜蜂」（Bee）號也被炸傷。日本岸上的火炮在飛機飛離後朝軍艦開炮，而日本的快艇也追趕逃跑的船員並用機槍掃射。由於華盛頓不想捲入事端，這些在長江巡邏的艦船在對南京空襲期間僅作為使館人員躲避之用，而且也已經向日本陸軍和海軍提供了地圖，準確標明了這些艦隻的位置和行走路線。這次進攻顯然是蓄意的，只能是一次直接的挑釁。 就像在其他命運攸關的時刻一樣，史迪威對此反應極少：「昨天『帕奈』號受到攻擊被擊沉。麻煩極多。」幾乎可能發生任何事，包括戰爭。當時史迪威正在為他的助理武官羅伯茨上尉擔驚受怕；羅伯茨當時在「帕奈」號上，後來才知道，在船隻被損壞後他開始擔負責任並帶領船員逃到岸上。到了下午時史迪威得知羅伯茨安全無恙，結果他對大使非常惱火，因為大使上午就知道此事卻沒有告訴他。 第二天，緊張氣氛有所緩解，按照史迪威的說法，「日本佬道歉說：『很為你們難過。』沒有看到標記。這些雜種」。他沒有再提到這件事，但毫無疑問，他的國家在這件事上只能忍氣吞聲，這無疑讓他的脾氣更加不好。 這個事件沒有引起什麼後果，因為在不想打仗的時候是不會發生戰爭的，無論日本還是美國當時都不想對抗。東京政府對這種冒險舉動大為震驚，立即道歉，而且不到十天就完全接受了美國提出的賠償要求。東京有很多日本人到美國使館去表示歉意。羅斯福考慮罰沒日本的一些資產作為一種預防性的制裁，以避免再發生挑釁行為，但是由於日本充分表示了道歉，他未能這樣做。在其他方面，美國的官方反應是有節制的。軍界意識到美國的海軍力量不足以對日本人產生威懾，美國國內普遍覺得應當儘量阻止那些可能導致對峙的舉動。就國會所代表的公眾輿論來說，他們的反應是畏縮而不是怒吼。眾議院立即通過了《拉德羅決議》（Ludlow Resolution），要求如果使宣戰生效，則必須先進行全民公決。之前主張這項決議的人無法收集到足夠的簽名讓這個決議可以在參眾兩院委員會討論，可是在「帕奈」號被炸沉兩天後簽名數一下子就夠了。後來，只是由於政府施加了強大壓力，這個決議表決由於少於21票而未被通過。 這次事件的一個重要結果是，美國為了避免再次與日本發生摩擦，兩個月後從中國撤出了第十五步兵團。由於該團受到多種限制，華盛頓很長時間以來就在討論撤退之事，而陸軍部也一直在敦促這樣做，因此據一份美國報紙說，這件事可以算是「在錯誤的時間幹了一件正確的事」。當「能幹」團撤出的時候，當地的婦女流著眼淚送別，而天津的其他外國駐軍的樂隊則在街上奏樂，甚至日本的號手也吹起了小夜曲。 史迪威在漢口這個「造物主所不屑的地方」酸醋性越來越厲害。讓他感到壓抑的事情包括天氣，「陰冷，灰暗，小雨綿綿」，此外還有中國的局勢，完成他本職工作所遭遇的種種挫折，以及華盛頓那邊的茫然無知。中國軍政部不允許他視察前線，因此史迪威無從得到有關漢口軍事形勢的可靠情報，而他那些在戰場上的助手也沒法搞到；羅伯茨上尉提醒說，這可能是由於中國人根本就無戰場可言。史迪威認為中國人「對未來日本的作戰計劃一無所知」，因此不願意讓外國觀察員到前線去，因為這樣他們會看到並報告指揮官和士兵的糟糕狀態。由於史迪威正式向外交部提出申請要求到前線參觀，因此他不能私自「溜到前線」去查看，而多恩上尉發現這才是最好的方法。多恩在任職期間曾經六七次往返於日軍和中國軍隊之間，第一次帶回了有關中國部隊調遣情況的準確報告。而他的上司只能在漢口發火，「我只能在這裡咬指甲」。再把漢口的環境跟他在北平的住所相比，「我只能怒火中燒」。 尤其是軍事情報處讓他不勝其煩。負責這個部的是一個迂腐的有學究氣的小暴君麥克凱布（E. R. W. McCabe）上校。此人成天纏著他要作戰報告，對每項開支都要問個究竟，往往不經過史迪威就給他的部下下命令，提出的一些要求根本不考慮戰鬥局面，甚至不顧及中國的地理常識，他不斷告訴史迪威說從他那裡「收到那麼少的情報讓人難堪」。「華盛頓的雜種不喜歡我。」史迪威得出了這個結論。這有一定的真實性，因為麥克凱布這樣對他，顯然有報復的意思，儘管他也威逼其他武官。史迪威有一本叫「狗娘養的」黑色小本專門記錄那些他厭惡的東西。[3] 史迪威住在嘉維斯領事的公寓裡。他在那裡感到舒適——「他（嘉維斯）跟我說同一種語言」——而且他們的辦公室也在一起，「我們經常在一起說『上帝啊』。」但是跟「使館幫」的其他人在一起「空氣總是有些緊張……我覺得自己在這裡格格不入」。史迪威原諒了約翰遜大使。大使人很不錯，隨和，喜歡說話，有要人來訪時總是讓史迪威參加會見。現在中國政府準備遷往重慶，約翰遜受命要一道遷去，但是他讓史迪威自行決定自己的去留，因此大使跟嘉維斯一道被史迪威列入「好人」（good egg）之列。史迪威對約翰遜大使的稱呼現在成了奈爾斯[4]，大使私下告訴史迪威說，自己跟中國人打交道也遇到過史迪威說的那些困難。約翰遜寫了一篇「傑作」向陸軍部解釋這種情況，這甚至讓史迪威有些後悔，因為他曾經為「大屎」寫了首很不友好的詩並寄給自己的妻子。他忍不住想出了一個具有雙關意義的綽號，是「在火車上想起了這個綽號，我現在的問題是怎麼才能不說它——因為說習慣後它將脫口而出」。的確如此。溫妮回信說她沒有收到這首詩，這讓史迪威嚇了一跳，因為這可能落入不該看到此信的人之手——他馬上又重寫了一封信給她寄去，這未免是在挑逗命運女神。 他也有朋友，生活中也有歡快的時候。一些中國人，特別是漢口市市長，「非常討人喜歡」，此外他很高興再次遇見馮玉祥。史迪威十五年前曾經為馮玉祥築路，現在馮玉祥在武漢「耽擱」，是有關重組政府吸收共產黨的事情。「這個老兵看上去不錯，很有信心。說他們能夠支撐六個月。」此外，史迪威的偏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他令人吃驚地報告說：「整個城市中最讓人開心的是英國海軍人員。」有次他受邀到克萊布那裡吃午餐，他很開心，說他的主人是「好人」，「……法國人也很好」，甚至「英國佬領事」也是個好人。他發現同自己最投緣的人是一些記者，通常是那些同情中國革命並富有冒險精神的自由撰稿人——他們跟卡爾森一樣，「發自內心」喜歡在這個國家晃悠。這些人中包括阿格尼斯·史沫特萊和傑克·貝爾登（Jack Belden）。尤其是貝爾登，他是個28歲的了不起的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者，陰鬱，有衝勁，時而歡快時而鬱悶，按一個朋友的說法是個「憂傷、衣衫襤褸、憔悴和不可思議的人」。貝爾登後來成了史迪威一個親密的夥伴和很有價值的消息來源。貝爾登畢業時正值大蕭條最為嚴重的時期，因此他無法找到工作，於是他上船做了水手，並在1933年在上海棄職離船。自那以後他一直探究中國問題並學習漢語，靠寫各種小報道為生，直到日本侵華後他被合眾社雇作記者。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消失，去探求中國那些糾纏不清的人事關係，也會給史迪威帶來大量有關中國部隊調遣和意圖的報告，此外還會帶來有關各指揮官聲譽以及內在關係的材料。 史迪威經常跟阿格尼斯·史沫特萊談共產黨；史沫特萊覺得他「強硬，脾氣大，飽受戰鬥鍛煉……直截了當，而且很誠實」，他對傷員的同情也讓她感動。她當時為援華委員會工作，有一天正把一些物資搬到卡車上，這時史迪威正好走過，於是他問：「你在幹什麼？」 「把藥裝到卡車上。你在幹什麼？」 「我站在這裡看你幹活，」他悶悶不樂地說，「我還要告訴你，國際紅十字會的倉庫里裝滿了新運來的藥品，包括一些新的磺胺藥。」他讓她到那裡去要一些給部隊。 1938年1月，由於不斷施加壓力，史迪威終於衝破阻礙，開始了在後來的一年半中到中國很多作戰地區的旅行。在一個很冷的季節他經過江西和湖南時，發現前線已經不再積極開展作戰了，但是當地也並沒有任何和談的言論。省長們都談到三年抗戰，並且已經開始開展游擊戰術的訓練項目。史迪威發現中國人熱衷游擊戰，但是軍火和裝備是個嚴重的問題。一個中國軍官問他中國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戰略，史迪威回答說：「利用人力上的優勢進攻。」不過這種回答並不被欣賞。 由於結識了河南第二十軍的商震將軍，史迪威又一次離開了漢口，這次是去位於隴海鐵路的東西兩端開封和徐州。離開烏煙瘴氣的漢口讓他很是欣喜。在他上路的最後一刻陸軍部來電，建議他從開封「回來」時順便去一趟蘭州；但他太高興了，對此只不過聳聳肩，並沒有大發雷霆。他只是評論說：「我不知道他們是否知道那是在什麼地方。」蘭州是蘇聯物資經由中亞到中國的入口，靠近內蒙古邊界，在開封西北600英里（約965千米）。 周恩來與史沫特萊等在武漢 在河南的時候他恢復了對中國人的信心。他們在積累經驗，正在對補給的流程加以組織和改進；他開始相信，如果他們能夠到達採取主動積極進攻的程度（也許這可以在一年內達到），「那麼轉折點就會到來了」。旅行時天氣很冷，他有一個星期沒有脫下衣服或鞋子，因為擔心脫下就穿不上了。凍壞的腳有好幾天讓他很難受，但是後來「我再走30到40英里（約48—64千米）也完全沒有問題了」。史迪威在商震的陪同下來到徐州，史迪威認為商震是中國最可靠的將軍之一。史迪威終於看到了前線的中國部隊，這時他又變得悲觀了。他認定「他們並沒有進攻精神」。如果他們晚上發起攻擊，他們可以「在白天抵達陣地從而使日本人失去炮火上的優勢」。「蔣介石不是打仗的。商震不錯，還有白崇禧——但只有這麼多。」 史迪威跟國民黨的劉將軍進行交談，史迪威的談話記錄顯示，他有通過對話抓住說話者個性的非凡才能；通過這番談話，他提煉了中國統治階層的態度。劉將軍承認損失嚴重，大約有60萬人，但那「其實是好事……中國士兵都是些盜匪和流氓無賴。我們把他們送到前線去送死，這樣就可以清除我們當中的壞分子」。問到士兵的軍餉是多少，劉回答說是每月8元，並說「如果給他們更多錢，他們就不會打仗了」。至於戰爭的持續時間，劉將軍認為至少要一兩年。到那個時候日本的財政將會破產，他們的士兵開始想家，而外國列強也會參戰。實際上日本占領的土地越多越好，因為那樣的話就更容易同化他們。「長遠來看日本人將會消失，他們會像蒙古人和滿族人一樣被漢族人同化。」當問到如果中國受到封鎖，那麼怎麼解決食鹽和機車燃油問題，劉回答說，日本占領的地方越多，則留給中國的地方越少，「那樣我們就無須在大面積上運轉」，也就用不了那麼多汽油了。 史迪威在一節中國運兵列車上，開封，1938年 史迪威問劉將軍為什麼不把受過教育的人吸收進來做軍官，劉回答說：「大學生和大學畢業生都是些膽小鬼。他們會逃跑的。我了解這一點，因為我自己就是上過大學的。」另外，「中國人很早以前就知道怎麼讓下層人打仗。最初貴族自己打仗，但是不久他們就不這樣了，開始讓人民為他們打仗」。劉指出，英國人利用印度人為他們打仗，法國利用摩洛哥人和安南人為他們打仗，現在日本人在利用蒙古人和「滿洲人」。 通過跟中國劉將軍的結識並交談，史迪威並不傾向於認為中國是在為民主而戰，而這是諸如卡爾森那樣的思想家所津津樂道的。他在漢口結識了卡爾森，史迪威對他的看法還是不錯的。他是個「好的觀察員，沒有受到太多教育……但是個實實在在的公民和一個戰士」，而且儘管他在晚宴上穿的衣服不對，他「還是一位紳士」。私下裡他叫卡爾森「勇氣上尉」，並對卡爾森有關八路軍訓練方法充滿溢美之詞的報告不以為然。史迪威告訴他，十五年前自己就親眼看到過馮玉祥部隊用這種方法進行訓練了。 儘管當時流行說「八路軍不是很棒嗎」，史迪威對此仍存有疑慮，但是出於職業需要還是對此很感興趣。通過阿格尼斯·史沫特萊的介紹他認識了周恩來。周在共產黨的等級制度中是僅次於毛澤東的二號人物，同時也是駐漢口代表，此外他還結識了共產黨軍隊的總參謀長葉劍英。他認為共產黨提出的「軍事上獨立自主」和「動員群眾」的政治主張「非常含糊——都是些老一套的口號」，不過從他自己來說，在跟周恩來及其一行見面並一道吃飯之後，他發現他們都「同樣坦率、彬彬有禮、友好而直接。他們同國民黨那些穿毛皮領子、腳蹬帶馬刺靴子的新式拿破崙人物適成對照——那些人都很做作和傲慢」。周恩來英俊、有教養且溫文爾雅，很受外國人歡迎。葉劍英「像大多數共產黨人一樣屬於好人」這種範疇之內。跟這些壯懷激烈、精力充沛、追尋中國革命未竟之業且尚未被權力污染的人交談，史迪威意識到了他們跟劉將軍那樣的人之間的「鴻溝」。他確信，如果中國戰勝了日本，「那麼內部將會再出問題」。 對此很少有人懷疑，因為在那個冬天，漢口的政府和統治階層中正瀰漫著一種衰敗的氛圍。南京陷落後史迪威曾經表達過這個意思，提到過「對目前的大潰敗要負主要責任的腐朽敗落的政府」。與此類似的是，卡爾森此時在給總統的信中說，他「對知識分子甚至是中產階級的態度都感到厭倦。城市裡充滿了對戰爭沒有明顯興趣的男男女女。他們對自己國家的未來並無任何責任感」。卡爾森在漢口參加一個中國人的晚宴時提議為抗戰的中堅力量「老百姓」乾杯，可是據當時在場的約翰遜大使說，當時應者寥寥。約翰遜也覺得通常人的態度是「讓我們戰鬥到底，直到流干苦力最後一滴血」，而「與此同時宋家仍然不斷施展陰謀詭計，這有時讓我深惡痛絕」。 抗戰時期懸掛於重慶的蔣介石夫婦巨像 國民黨青年時代的那種熱情都轉到共產黨那裡去了，結果重慶正在演繹歷史上最悲慘的故事：每一場革命最終都會承接被罷黜的暴君的衣缽。蔣介石夫人有一次很難得，簡明扼要地承認了這一點。一些從延安回來的記者做了熱情洋溢的報告。她請他們去喝茶，儘管她自己並不相信，但是還是想親自聽聽他們是怎麼說的。他們熱情讚揚共產黨的正直、理想精神和為事業的獻身精神，聽到這些後說她無法相信他們的話。她走到窗戶旁邊，默默朝江對岸凝視了幾分鐘，然後回到屋子裡，說出了她平生最憂傷的詞句：「如果你們告訴我的有關他們的事是真的，那麼我只能說，他們還沒有嘗到權力的真正滋味。」 正當史迪威準備動身前往安徽前線視察湯恩伯將軍的第十三軍時，陸軍部卻阻撓了他的計劃，命令他去蘭州收集抵達中國的蘇聯援助物資的情況。史迪威費了很多周折才得以安排去安徽的行程，這是戰爭開始八個月來第一個外國軍官被派遣到作戰部隊，因此取消這次行程讓史迪威極為惱怒。他尋找各種理由不想去蘭州，幾乎已經到了違抗軍令的程度。但是陸軍部還是命令他服從。陸軍部似乎是在奉總統之命行事，因為總統要求報告通過各種途徑進入中國大陸的軍火的性質和數量，這些途徑包括香港、印度支那、緬甸，同時也包括通過陸路來自蘇聯的。情報處並沒有對史迪威交代這些情況；實際上，這個讓他的惱怒達到極致的蘭州事件完全是可以化解的，這跟他與情報處遇到的其他麻煩一樣，只要對他進行簡短的交代即可。「他帶著對華盛頓那些指手畫腳的雜種恨之入骨」的情緒離開了，還寫信給溫妮說，他打算現在或者下一年就退休，「完全聽從家裡的決定」。他在去蘭州的路上過了55歲生日，考慮到自己跟陸軍部的關係，他覺得今後的職業生涯不會有太大前途。 史迪威是第一個參觀蘭州蘇聯空軍基地的外國人，他帶回的證據說明了蘇聯對援助中國的關切程度。他先乘火車到西安，在那裡訪問了八路軍總部，然後乘公共汽車和卡車去蘭州。他到處尋找線索，賄賂蘇聯人所住賓館的工作人員以了解蘇聯來客的人數，詢問哨兵、警察、客車司機、客棧老闆、僕人、甘肅省長及其秘書、西安的傳教士、一個藏語翻譯、一個經營汽車的商人、中國軍官、飛行學員以及當地的蒙古人等。這些蒙古人「結實、骯髒、頑強、飽經風霜，他們的臉就像印第安勇士『公牛』[5]」。他請他們在客棧喝茶，後來他在街上又遇到他們時，他們「都滿臉笑容，向我問好」。儘管史迪威的舉動受到監視，談話也被監聽，他還是得以視察機場並確定蘇聯共提供了300架蘇聯飛機，其中有30架還在基地培訓中國飛行員。這些蘇聯飛行人員體格都很魁梧，食慾很大，每天要吃四頓飯，但是他們「都表情陰鬱……我沒有看到他們中有任何人笑過」。他搜集了運送補給和燃料的蘇聯卡車車隊的數量，根據運輸距離和裝卸貨時間等估計出了運量，此外還確定了供給的類型，「儘管未能找到箱子的標號或者破裂的箱子」。運輸總量跟從香港通過海運的運輸量相比數目很小。他的結論是，建立這條路線主要是為了運送航空燃料，並是在廣州淪陷後用作緊急運輸線的。 他在4月15日回到漢口的時候，由於4月6日到7日中國在山東台兒莊經歷了第一場真正的勝利，中國人的情緒獲得了巨大的改變。整個國家都「欣喜若狂」。日本人畢竟不是不可戰勝的，對抵抗產生的新希望把悲觀情緒一掃而光。這是戰爭開始後第一樁值得慶賀的事。 台兒莊是日軍通往徐州路上的城鎮，如果徐州失守則日軍就會占領隴海線，從而打開通往內地的門戶。在廣西將軍李宗仁的指揮下，根據德國參謀的計劃，由防禦轉入反攻，並有一個軍的增援部隊截斷敵人後路。擔任增援任務的是湯恩伯的部隊，如果史迪威沒有被派往蘭州的話，他本來是要陪同這支部隊的。看到援軍到來，大受鼓舞的防禦部隊也「發出驚天動地的吶喊」，一起衝上去向敵人發起進攻。他們消滅了這個日本步兵旅團，這個旅團彈藥補給和坦克燃料都被截斷，看來日本步兵在沒有機械化力量支持下無法抵禦果敢的進攻。為期十七天的戰鬥結束後，日軍傷亡1.6萬人，損失了40輛坦克、70輛裝甲車和100輛車輛，此外還有槍炮等其他軍火物資。這是日軍自組建現代化軍隊以來第一次遭受大敗。中國的傷亡人數也大致相當。 像所有支持中國的人一樣，史迪威很想探究樂觀的原因。他的朋友們在台兒莊大捷後說，他們認為中國會取勝後，史迪威寫道：「我也這樣認為。」與此同時他知道，從軍事上說，由於中國未能乘勝追擊而失去了他們的優勢。軍事參謀長、德國人福爾肯豪森將軍氣得「亂揪自己的頭髮」，因為沒有按照他的計劃行動。「我讓委員長前進，去進攻，去擴大戰果。可是他什麼都沒有做。很快日本人就會在徐州布置8到10個師團。那時候就太晚了。」白崇禧跟史迪威和德國參謀們分析了這場戰役，但是他對進攻的戰術不感興趣。他再次轉向通過消耗取勝的理論：「如果日本人損失一個人，我們經得起損失四個人。」他這樣說；同時他還指出，中國除非損失人數達到5000萬，否則是「微不足道」的。史迪威對此評論說，中國人的「頭腦無法接受進攻的想法」。 史迪威參觀台兒莊戰場時跟李宗仁進行了交談。李宗仁對有關這次交談的記錄代表了為數不多的中國人對史迪威的看法之一：李宗仁說史迪威態度「直率」，同情中國的事業，但是「對中國未來的抵抗非常悲觀」。李宗仁把這種悲觀歸咎於這位美國上校是在「物質化文明」情況下接受的教育。他敦促史迪威建議美國政府向中國提供大量貸款以購買戰爭物資，還爭辯說美國幫助中國實際上是在捍衛自己的安全。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台兒莊大捷的結果便是堅定了蔣介石總體上的防禦政策，因為這次勝利似乎表明，日本人已經沒有了銳氣。幾周之後日軍再次發起進攻，攻破防線後向徐州挺進。徐州在5月底陷落。由於另外一支日軍部隊正從北部準備在開封以北跨越黃河，因而包括漢口在內的長江和黃河之間的地區都處在危險之中。窮急之中的蔣介石不是訴諸中國的部隊，而是轉向中國的憂患之河黃河。他命令商震將軍在日軍先頭部隊過河之後炸開鄭州的黃河大堤。蔣介石屢次打電話給商震問自己的命令是否得到執行，而商震一直在拖延，直到他自己的部隊安全撤出。然後他們引爆了炸藥。在現場的傑克·貝爾登的報告描述了整個經過。旁觀者在痛苦的煎熬中看到，充滿泥沙的河水一往無前地沿著舊河道涌下，不住地向炸毀的河堤翻滾，然後伴隨「可怕的咆哮」大堤被撕破，河水向低處傾瀉下去，開始向東邊的大海奔騰而去。一共淹沒了11個城市和4000個村莊，3個省的作物和農田被毀，200萬人流離失所，而在這廣大的、被浸泡的荒野中又積蓄了另外一種對政府的怨恨。日軍陷入泥濘之中，這大概為中國贏得了3個月的時間。 中方的戰鬥給美國留下了印象。出於對中國抗戰的同情或者因為跟中國有某種聯繫，記者、傳教士和其他觀察家都專注於那些值得敬佩的方面，但是對各種缺陷和不足則避而不談。因此美國人民心中開始產生了一種理想化的中國形象。蔣介石夫婦成了1937年《時代》（Time）的封面人物，他們憂鬱而高貴地望著美國人民，冷靜，堅決，勇敢，真實。《時代》的出版者亨利·盧斯（Henry Luce）出生於中國，其父母是傳教士，因此在美國人民心中，中國對蔣介石夫婦產生這種崇敬看法並非偶然。傳教士以及支持他們的北美外國布道團大會、美國基督教聯合委員會、基督教青年會以及中國救濟委員會都飽含熱情和幹勁，熱心於他們幫助對象的事業，而且很有影響力。由於美國在長達一個世紀裡在中國的傳教工作，美國人對中國有種責任感，這在其他國家是沒有的。一位歐洲評論家說，不管傳教士是否在中國產生了影響，「他們顯然在美國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們對蔣介石夫婦積極支持，他們的忠誠是有私心的，因為作為中國領袖的蔣介石夫婦信奉基督教，這證明了傳教士的努力產生了令人滿意的效果。他們對蔣介石充滿溢美之辭，而一旦認定他是完美無瑕的，那麼所有認為他有不足的說法都是不可接受的。《世界傳教評論》（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宣稱：「中國現在有了歷史上最開明、最愛國和最能幹的統治者。」 同樣，這本雜誌對共產黨的評價也不錯，稱這個組織旨在促成「跟所有進步人民訴求一致的社會變革」。這種表現「一心一意」的畫面對忙於為中國募集善款的教會團體很有必要，對國民政府的那些特使和宣傳家又何嘗不是如此，他們正施加壓力要求美國提供貸款並進行干預。承認中國社會的巨大裂痕是會引起負面影響的。因此美國輿論並沒有把共產黨看成異己，而是認為他們是陣營內的體面的社會變革者。國民黨要求記者們不要管中國共產黨叫共產黨。蔣介石在1939年對一個德國記者說：「中國已經沒有共產黨了。」美國人都在加強這種幻覺，包括共產黨本身，因為這符合共產黨統一戰線的路線。儘管他們並不否認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但他們也開始談及「新民主主義」，說這是實現最終目標的一個階段。 國際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在根本上塑造了美國對中國的看法以及狂熱的三段論：民主國家正在受到侵略國的威脅；中國正在受到一個侵略國的攻擊；因此中國是個民主國家，他們的戰鬥是在為世界民主而戰。對所有那些認為世界鬥爭具有不可分割性的充滿善意的人們來說，這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幫助中國顯然符合美國的自身利益。儘管從意識形態上說這未必有效，可在戰略上顯然是有效的。但是經過意識形態包裝過的戰略更具吸引力，因此凡是「我們一邊」的人，不管他們的政治經歷是怎樣的，都會被視為民主主義者。美國人不大容易記起來這個事實，那就是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並沒有到亞洲活動過。 民主成了中國支持者的主題。民間救濟中國委員會是個曾經容納了各種委員會的組織，有一大批卓有聲望的理事。他們發起了美國承認中華民國二十五周年的紀念活動（美國是在1913年予以承認的），在這個「民主日」舉行了宴會，並通過網絡向全國播放發言。同樣闡釋這種主題的還有紛紛成立的各種委員會，它們是為倡導支持中國和反對繼續向日本提供戰爭物資而建立的。有同樣想法的還有教會團體［這些團體團結在主席哈潑·西布里（Harper Sibley）周圍——西布里是美國前商務部部長］、世俗團體，如美國反對參與日本侵略委員會（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以及聯合陣線左翼團體，如中國人民美國之友（American Frie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等。熱情的代言人形形色色，其中包括周以德（Walter Judd）博士，他是曾在山西傳教的醫生，回到美國後成了蔣介石最虔誠的支持者；另外也包括卡爾森上尉，他回國後也開始在公開場合宣傳自己的觀點。 由於卡爾森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讚揚了八路軍的戰鬥力，海軍新聞檢查人員要求他不要再公開發表言論，他藉機於1938年辭去軍職，回國後開始對公眾進行宣傳，認為如果美國停止向日本出售戰爭物資，那麼中國就能贏得勝利。他堅持認為，中日戰爭的結果將會決定「東亞是會受到一個軍事獨裁國的統治，還是中國幼嫩的民主之芽會長成參天大樹」。這是濫用意識形態，是不符合實際的。因為不論是在國民黨內部還是在延安，都還沒有出現民主的萌芽。國民黨實行一黨執政，進行新聞審查，組織藍衣社和秘密警察。延安則依據教條辦事，一心追求革命的社會主義。 儘管中國的美國友人們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美國的孤立主義仍然要比同情來得強大。民意調查顯示，2%的公眾支持日本，74%的人支持中國，但是這種情緒並不表明他們願意捲入其中。在政府層面上危機感正在加重。總統急切地希望中國能夠獨立發展。一方面他受到財政部長摩根索的鼓勵，摩根索對抵製法西斯侵略有很深的危機感，認為支持中國至關重要；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受到赫爾國務卿的牽制，赫爾認為應當對任何「不中立」的姿態（包括經濟援助）毫不猶豫地進行抵制，認為這將會使美國捲入中日糾紛。他非常謹慎，甚至拒絕接受宋子文作為經濟特使，因為他是個著名的反日人士。 當財政部駐華特派員羅興·巴克（J. Lossing Buck）1938年8月30日去見史迪威以了解軍事形勢的時候，史迪威提出了李宗仁的觀點，認為應當通過幫助中國購買軍火而幫助美國自身。根據巴克給財政部長摩根索的報告，「史迪威上校感到……在目前情況下我國政府的政策應當更加積極，並通過提供財政貸款和軍事設備的方式幫助中國，因為這比只是加強我們自己的防禦設備是要好得多的防禦。哪怕是這種防禦開銷的很小部分，一旦提供給中國，那麼結果就會有效得多。」 摩根索同意這種觀點。他對大局有強烈的認識，但是有關中國的知識有限，他認為「我們要在太平洋保存一種民主形式的政府的機會已經很小」，因此極力敦促總統向中國提供貸款。1938年12月通過進出口銀行向中國提供了2500萬美元的貸款。 儘管日本取得了一系列勝利，但是他們未能結束戰爭；1938年8月他們決定向一個新的目標挺進，這就是漢口。史迪威在8月從北平回到漢口，在那之前，他自行決定跟家人在北平一起度過了那個夏天。這個決定讓軍事情報處感到異乎尋常的惱火，本來史迪威為了他五個助手的任職問題已經跟軍事情報處爭吵不斷了。麥克凱布上校告訴他說，史迪威在6月回到北平與家人團聚，「在主要軍事發展仍然進行的情況下……是種嚴重的判斷錯誤」，並命令他未經許可不得再擅自到外地去，外出旅行要提請批准，詳述「每次旅行的理由、路線、目的地和預計開銷」。這種訓斥的語氣更適合一個士官生而不是一個上校。史迪威還被告知，陸軍部準備直接指導他和他助手的調遣，因為「所收到的情報的覆蓋面、質量和數量均不能（重複一遍：是不能）令人滿意」。在距離現場7000英里（約11265千米）的地方，麥克凱布表明情報處有權力「調派你或者任何在中國的軍官從事任何情報處認為適當的使命」。在進一步的通訊中史迪威還被告知，他提供的情報跟卡爾森給海軍提供的報告相比相形見絀，提供的情報無法合理說明他所花費的情報處秘密資金的數量，並敦促他解釋通過這些花費所獲得情報的「明確性質和價值」。顯然麥克凱布企圖刺激史迪威辭職，這樣他就可以在這個職位上安插「武官幫」那些跟他關係好的人；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他幾乎成功了。史迪威一度決心請求解職，還用鉛筆怒氣沖沖地起草了一封信要求派檢察官來，以「查明在自1937年6月以來的條件下我履行職責的狀況」。然而，中國挽留了他。 當北平武官辦公室秘書蒂莉·霍夫曼（Tilly Hoffman）回國休假的時候，她聽說了軍事情報處的各種抱怨，主要涉及史迪威認為無須加以解釋的各種行動和決定。雖然同僚都認為史迪威是他們情報處里最好的觀察員和報告者之一，甚至就軍事行動來說是個「完美的觀察員」，但他們對他擅自行事頗為不滿。蒂莉問為什麼沒有人拿起鋼筆直接向上校說明，回答是「有嚴格命令禁止任何軍官通過非官方渠道跟任何人交流」。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史迪威任職結束為止。 當時漢口與北平的陸上交通已經斷絕，從北平過來只能先從北部乘船經上海到香港，再從那裡乘飛機到達漢口。當史迪威在8月26日到達的時候，政府已經遷走，圍困的感覺正在加重。共產黨想起了在1925年到1926年時漢口那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想模仿馬德里對城市進行「人民保衛戰」。馬德里曾經在被圍困兩年後仍然堅持下去。共產黨敦促政府成立一支15萬人的由工人、學生和市民組成的隊伍，隊伍由具有「最高革命覺悟」的青年精英團領導。蔣介石對這個計劃沒有什麼興趣，他不想看到在共產黨控制下確立的工人幹部，也不相信武漢能夠抵禦日本人的進攻。在這之前，在長江上有兩個被認為是堅不可摧的陣地，一個未經戰鬥便失去，還有一個被敵人採用計謀從後部攻下，因此他這樣想並非沒有道理。但是中國防禦不利的本質原因卻是深層的文化偏好，這也是總司令自己所贊同的，這就是傾向於拖下去，而不是作戰。 史迪威跟一群人開始去前線，其中包括英國和法國武官以及新聞攝影記者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卡帕曾經在西班牙工作過一年，是個「不錯的傢伙」。英國人「發了火，退出了」，法國人得了痢疾也回去了，但是史迪威仍然留下來了。他的日記中留下了他的行蹤：「晚上走，步履艱難，衛兵迷路了。馬幫，苦力，筋疲力盡的人蜷縮著等死……日本飛機在200英尺（約60米）遠的地方用機槍掃射公路。我估計可能他們有幾個人受傷了。野鷹戰機！……莊表示歡迎。繼續往前，沒說的。越靠近前線接待越熱情。談話並吃東西。他們給了我鋪蓋……早餐吃麵包奶酪，卡帕找來的，發霉了，不過還能吃。坐到9點，然後去前線。熱得要死，很難走。爬上一座山，沿著長江可以看到九江。到處都是山丘和灌木叢。可以一直堅守下去……從湖的北邊過來了各種炮。為什麼？匡和張說這些炮不能用了，但是現在拖到陣地後面還能用。」 回到漢口，「到處是路障和鐵絲」。法國武官羅塞勒（Rousselle）上校死於痢疾。這是奉天事件七周年之際，歐洲列強正因為慕尼黑危機而戰戰兢兢。「天哪什麼世界！如果歐洲再次發生戰爭我們會在哪裡？……卡梅爾的家鄉突然顯得很遙遠。」日本飛機每天在城裡轟炸，沒有受到抵抗。蔣介石曾經寄予厚望的中國空軍毫無成效，只剩下很少的飛機或者飛行員來保衛漢口。流行的中國做法是囤積物資以備將來之用，這使得燃料不足更加嚴重。史迪威看到有些75毫米炮在經過了之前在上海和徐州的戰役後甚至沒有使用過，於是他寫道：「中國人捨不得使用他們的物資。如果他們用了這些東西，他們就可能丟掉這些東西，那沒有了物資，戰爭後他們怎麼辦？」 空軍人員是個更大的困難。中國機械師不像美國人那樣對內燃機有親和感，他們對待機器漫不經心，也沒有什麼敬意。由於缺乏專業維護，他們的飛機很快就不能飛了。飛行員和導航員都來自受教育階層，他們這類人總體上沒有尚武精神，也無意在與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日本人的這場實力懸殊的戰爭中失去性命。那些成為飛行員的人倒是勇敢的，但是魯莽張揚，義大利軍官對他們的訓練也不能令人滿意。蔣介石在20世紀30年代從墨索里尼那裡接收了這些人訓練其空軍。由於他們與日本人的友誼日漸深厚，義大利最後撤出了所有軍官，這些軍官把他們為中國人準備的航空地圖也拿走了，這讓依靠別人做事的中國人一籌莫展。 陳納德與蔣介石夫婦 為了建立空軍，蔣介石在1937年雇用了一位出色的美國飛行員，這就是陳納德上尉。陳納德由於耳聾和爭執已經從美國空軍退役。到1938年時，陳納德已經在中國空軍系統中晉升為上校，他開始了大規模機場重建計劃並組建了有效的電台預警系統；但是他的飛行員訓練計劃不太成功，後來他開始招募一些美國的僱傭兵組織了一支志願軍來保衛中國領空。當時日軍飛機未受任何抵抗地飛來襲擊漢口，警報聲不住地尖嘯，而街道上是成千上萬的人逃難時鼓點般的腳步聲；他們想逃往外國租界區躲避危險。 當一隊隊衣衫襤褸、渾身血跡的傷員零散進入城裡的時候，市內的平民卻開始向外地疏散了。在最後幾周里，共有4萬人通過輪船、舢板或者在陸上通過卡車以及手推車撤往湖南省會長沙。蔣介石夫人組建的婦女委員會在戰區收容了很多餓得半死、衣衫襤褸的戰爭孤兒，足足裝滿好幾列火車，他們吃飽飯，洗好澡，穿著整潔的藍外套乘船疏散出去。企業合作組織已經開始拆卸工廠和設備，準備長途運往內地。傷員來到某些醫院，結果發現醫院已經拆掉了，於是他們只能坐在或者躺在人行道上，精疲力竭，無法繼續走下去。 在漢口做「最後抵抗」的人包括蔣介石夫人。史迪威在9月份見到了她，認為她「很有魅力，非常聰明和真誠」。儘管他認識到她「在政府事事為百姓打算這方面不乏宣傳之辭」，不過「她人不錯，很會做事」。蔣介石夫人施展魅力時從來沒有辦不成的事，而對一個武官下一番功夫是值得的。史迪威在會面後還給她送去了一束鮮花。 10月，史迪威又去南方前線，在一個營長的指揮部觀察一次為期五天的爭奪德安的戰鬥——德安位於日本從長江向南進攻江西省會南昌的路上。「步行去王亮峙（Wang Lia-chi）指揮部，15里（約7500米）。橋都被燒毀了，路每隔200碼（約180米）左右就會中斷。見到王。熱情歡迎。他正在挨訓——損失50%……沒有重機槍。有一些小炮彈箱。沒有炮。每支槍200發子彈。4挺輕機槍。橋斷了。沒有車。沒有電話，等等。睡在草里。」王上校開始守住了山上的一個陣地，但是後來被迫撤到城裡。戰鬥在城牆內繼續。在最後一個小時裡，王上校親自率隊在夜間通過狹窄的街道發起襲擊。史迪威後來是這樣描述的：「分隊衝進一個日本人的機槍據點……中國人匍匐在街道右邊。日本人開始開火，但是沒有出來，要是出來的話他們就可以對街道掃射。子彈從對面牆上彈回來，沒有打到任何人。這時需要採取迅速行動，中國人證明是可以做到的。一個班從建築物後邊悄悄過去，從後面用手榴彈結果了機槍手……當時一片喧鬧，在黑暗中跟這個班失去了聯繫……」在那個晚上的剩餘時間以及第二天，戰鬥仍然繼續，雙方之間僅間隔幾米遠，直至日軍對已經虛弱的陣地發起猛攻，此時守住陣地已經無望。師長派的一個傳令兵在下午6點趕到，下令撤退，這是派出的六名傳令兵中唯一送達命令的。王上校趁著夜幕帶著65人跟營里其他人會合，帶著不到400人離開戰場，原來他們有1500人。他們已經連續打了五天，很少睡覺，也沒有食物和水。在1100名傷亡者中有600人是戰死的。 通過這些戰鬥史迪威形成了自己的判斷，這些判斷在他四年後來到中國戰區時伴隨著他。他認為王上校很勇敢，但是欠缺判斷力。王不應該進城，因為城裡已是一片廢墟，根本提供不了掩護，而且，只要占領城外的小山頭，就完全可以控制住這座城。在依據親自觀察為情報處提交的戰爭分析報告中，史迪威描述了中國防禦戰術的內在缺陷。在開闊地區，面對日本的飛機、坦克和大炮，缺少這類武器的中國人只是敷衍地進行一些防禦，然後很快放棄陣地。然而在山丘隱蔽良好的情況下，他們能更好地守住陣地，僅憑步槍、手榴彈和機槍就能阻滯日軍前進。敵人繼續向側面推進，往往插入一個突起地帶，這原是反攻的好機會，但是中國人「總是要保護後方」，結果沒有抓住機會。他們將預備隊藏而不用，沒有竭盡全力，否則本來是有可能成功的，結果人數上倒是相當了，但是日本的主動性和先進裝備很快就改變了平衡。「中國的補給體系是有問題的。」史迪威在私人筆記中這樣寫道。他還認為「未能利用中國最大的財富——人力——這是最為失策的」。 報告的結論還是他一直保持的看法：「中國的士兵都是很好的材料，可惜被愚蠢的將領們浪費和出賣了。」這還引出了另外一種假設：「假如中國士兵吃得好，有好的武器裝備，能得到關心，並且有好的將領……那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在10月21日到25日這五天裡，中日戰爭再次出現高潮。日本人不但攻克漢口，而且占領了廣州，這是中國跟外界唯一的海上聯繫通道。這個南方重鎮的陷落仿佛瓜熟蒂落，原是意料之中的。中國人原來指望在海灣那邊的香港有英國人在，因此沒有對廣州進行防禦，因為他們不相信日本會在太平山的陰影下輕舉妄動，也不相信如果發生了這種事英國不會採取報復行動。但是警覺的日本人從慕尼黑事件中得到了啟示。在丘吉爾所謂「不戰而敗」那天兩周後的10月12日，日軍在距離香港30英里（約48千米）的廣東大亞灣登陸。為他們開路的是失職、腐敗和一些叛變，因此日軍沒有遭到認真抵抗便占領了廣州。 英國沒有做出反應，因為如果他們做出反應而捲入戰爭的話，他們就無法保證得到美國支持。據約翰遜大使說，中國人感到「非常失望」。在日本登陸大亞灣後，蔣介石在給羅斯福總統的信中敦促他給予英國在遠東「合作性干預」方面必要的鼓勵。他闡述自己的論點時並不畏縮。他教導總統說，亞洲的問題只能通過集體行動才能解決，而「美國必須扮演領袖角色」。那正是美國的問題。美國既不想做領袖，也不想默認日本對中國的控制，但是，不扮演領袖角色則日本必然會控制中國。 日本原以為拿下漢口和廣州後會最終贏得勝利。現在日本已經在中國大陸投入了100萬人，他們急於結束戰爭，因此竭力想迫使中國接受某種解決方式。他們宣布成立日本、中國和「滿洲國」組成的反共集團，並基於此建立東亞新秩序。他們還邀請中國政府參加，條件是中國放棄過去的抗日態度並「對其人事進行改組」。日本現在已經控制了中國的港口、鐵路、主要城市、華北、山東半島、長江谷地以及南部海岸，因此日本認為國民黨現在只能投降了。為了談判解決辦法，他們竟然成功贏得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成為特使。汪精衛跟其他一些人都認為國民黨大勢已去。汪精衛部分是因為對蔣介石懷有舊恨，部分是因為他想通過跟日本合作而對蔣介石取而代之，總之，汪精衛認為日本統治時代已經不可避免地到來了。 對於蔣介石來說，如果他妥協，那麼他不會有好下場。他一如既往，經受了事態發展對他的衝擊。什麼都沒能改變他。他堅信中國將會比日本更加持久，而且從歷史上看，他必然會有外國盟友。由於結構鬆散而且是農業社會，中國即使被隔離也可以在大西部存活下去——至於物資會匱乏到何等程度或者要經受何等痛苦，這都無關緊要。用人力在山中開出的通往緬甸的狹小道路剛剛通行。蔣介石會在敵人無法到達的重慶堅持下去，直到日本最終跟蘇聯或者西方大國發生衝突。他拒絕日方的任何和談條件。 由於1938年12月汪精衛的和談使命失敗，局勢僵持下來。日本重申其新秩序中包括被占領的中國，並決心「徹底消滅」「僅僅作為地方政權存在的」國民黨政府。蔣介石在12月公開重申了保持中國獨立的決心。日本除了發動懲罰性攻勢外，軍事進攻已經停止了，日軍無意繼續前進了。沒有完成的戰爭就這樣停下了，100萬日軍也在這裡留下來了。1940年日本在南京扶持成立了汪精衛傀儡政府，但是只要獨立中國仍然存在並在抵抗，占領軍就無法撤出。 新秩序是與美國的對抗，違背了中國的完整和機會均等這兩個美國四十年來對華政策的基本原則。再次出現了一種可怕的情形：一個國家從良心上說無法接受這種狀況，但是又不願意用武力反對。華盛頓採取了折中的方式，那就是抗議。它宣布新秩序違背了門戶開放原則和《九國公約》。日本對此表示吃驚，說美國「未能認識到由於日本在中國發動的成功軍事攻勢而在遠東造成的新狀態」。由於在美國再次有人鼓動實施對日本的經濟制裁，據一個有經驗的記者報道，日本因此「開始感覺到，當日本與中國商討解決辦法的時候，美國將成為它的大敵」。 史迪威並沒有等到日本進入漢口。他前往商震在長沙的司令部，長沙是新防線的關鍵地方。在其後的兩個月中，當局勢充滿變數的時候，他一直待在南方前線，跟隨各個單位轉移，其中包括軍隊、醫務人員、未及撤出的官員、外國同僚、記者，此外還有戰敗後出現的各種各樣的流離失所的人。 另外一種大遷移，一種緩慢進行的大變動，正在把自由中國的生產力量向西轉移。人們源源不斷地將物品、設備還有他們自己經過長途艱難跋涉，從占領區轉移到獨立區。冒著連續轟炸參與這種遷移的有船隻、火車、馬車、牲畜和苦力，從廣州、南京、徐州以及其他城市向內地遷移。工廠機器、政府文件、大學圖書館館藏、醫院設備、軍工廠以及辦公室的設備都裝箱用扁擔挑走，或者裝在舢板上逆流而上，由那些縴夫一步一步通過翻山越嶺，從沒有路的江岸拉過去。這是一種古老的將船隻拉過激流的方法，一條船往往需要幾百名肌肉發達的苦力，他們彎腰拉著縴繩，慢慢將重物拉到長江三峽那邊的自由地區。一整座紡織廠被裝入380條舢板，其中三分之一在急流中沉沒，然後再被打撈，重新包裝後繼續趕路。有些工廠設備在路上運了一年多，然後才得以復工。大學教師和學生組織了由糧秣隊、警察和馱東西的馱畜組成的行軍隊伍，步行到西部和西南的新校址。史迪威曾經在漢口和長沙看到了一些這樣的行軍隊伍。「一個苦力肩上挽著一條長管子快步走過。一個拉滿零件的馬車吱吱呀呀地經過。一個鍋爐放在滾軸上拉過。有些機器放在木製滾軸上通過人力拉著走過500英里（約800千米）。等他們走得夠遠的時候，他們就在長江邊的石崖上鑿出洞穴，這樣半年前還在廣州運轉的軍工廠就在這裡被複製了。」這場跟共產黨的長征相比毫不遜色的大遷移，再次證明了史迪威在那百足蟲推動貨車時看到的東西——中國那不可征服的勞動力。 史迪威慢慢經由衡陽抵達廣西桂林，與此同時，他繼續關注中國各個師，跟指揮官回顧事件經過，竭力尋找交通工具，並試圖透過混亂和謠言的迷霧了解真相。他發現必須等到2月才有空位乘飛機去重慶，於是設法在汽車中找到一個位子，沿著唯一的一條汽車公路，經過貴州，穿過崇山峻岭，駛向重慶。有天晚上他在一個只有一條街的小鎮上停下過夜。他在當地的小客棧吃飯，還請了「許（Hsu）、田（Ti）、朱（Chu）和唐（T'ang）……都是好人」。晚上他住的房間裡跑進一隻有趣的老鼠，他管它叫「工程師」，因為它非常擅長解決問題。 12月28日，在中國此後七年里的戰時首都重慶，史迪威跟蔣介石會面了。這時他得到允許可以在5月份任職結束前待在北平，因此他在重慶待的時間很短，只是在12月19日到31日這段時間。不過史迪威已經有足夠的時間得出結論，這是個「糟糕的地方」；在這個有五百年歷史的邊遠城市，要從江邊進城必須爬上很陡的街道和台階，下水道是露天的，冬天則瀰漫著大霧。跟蔣介石夫婦的會面只持續了似乎很愉快的十五分鐘。史迪威的記錄認為：「非常熱情。兩人看上去都極好。他們都很坦率。給了我一張照片並向我祝福。」有他們簽名的照片後來在史迪威北平家裡的客廳里占據了顯著位置，這也許更多是為了表示對日本人的蔑視，而不是出於對委員長的崇敬。 史迪威在與蔣介石夫婦會面後不到一個月，在有關這個中國領袖的報告中總結了自己的判斷：「蔣介石對在他指揮下經常出現的混亂負有直接責任。」史迪威認為，其原因是由於他對潛在對手的猜忌。蔣介石不敢下放權力或者相信自己的下屬，試圖儘量多地牽制他們。蔣介石「首先考慮的是維持自己對精銳部隊和物資的控制，這樣他的地位就不會受到威脅了」。 史迪威在私人筆記中還寫道：「他（蔣介石）想讓自己的下屬都對情況不了解，因為他不信任他們……如果他們什麼都不知道，就不可能很好相處和共謀。」在談及那些日後讓自己深受其苦的因素時，史迪威寫道，委員長「從來不把好的槍炮分到各師中去，因為他不想把炮分給他們——各師只有機槍和迫擊炮。這種由來已久的不信任使他無法造就一支有效的部隊。他總是考慮保存實力，也許是為了在他的地位受到威脅的時候使用」。另外，蔣介石從來沒有一種可靠的消息來源：「他周圍有一些一知半解的人，他們向他提供的一切看法都是扭曲的。他從來不去親自看看……始終缺乏真正的監督。」 不管史迪威對這位總司令是什麼看法，他是把中國作為未來的盟友來看的。他相信美國和日本之間的戰爭將不可避免。很久以來他就在搜集各個師和指揮官的材料並對之加以判斷，以找出將來一致作戰時可以利用的部隊和指揮官。他通常不大看重中國軍隊的領導才幹，但對某些個人的能力有很好的評價。他還吩咐自己的副官多恩上尉留意發現能幹和強有力的指揮官。史迪威相信，如果美國在組織、訓練、設備和供給、計劃、指導——甚至可能的話——在指揮方面給予大規模幫助，中國人就可以有效地對抗日本。他在頭腦中已經開始勾畫未來的輪廓了。他特別看重的將軍包括顧祝同；他寫道，如果美國將來跟中國一樣對抗日本，這個人可以成為一位很好的中國軍隊的總指揮，「在美國軍官和參謀指揮下作戰」。他認為自己最喜歡的商震將軍若「在美國參謀中擔任顧問必將愉快勝任」。 1938年的最後一天，史迪威乘飛機離開重慶去雲南的省會昆明。昆明現在是自由中國的主要空軍基地，也是滇緬公路的起點。這天晚上他在賓館中與陳納德共進晚餐並長談至深夜，沒有任何徵兆預示他們之間後來將出現爭端。 由於日軍的占領，史迪威在北平的最後幾個月過得很不舒服。他會說日語的新副官弗雷得里克·蒙森（Frederick Munsen）費了很大勁才說服他去正式拜訪岡村（Okamura）將軍，認為這對武官辦公室的正常運作很有必要。史迪威勉強同意了，但是宣稱他不穿制服。蒙森又好不容易說服他改變了立場，史迪威再提出不佩劍。在說服史迪威這是禮節上的必需後，他毫不通融地堅決拒絕穿馬褲和皮靴，因為這是日本軍官的一貫裝束。史迪威悶悶不樂地穿著軍便服去跟中國的征服者喝茶，並在奈良的宮廷麋鹿這樣一個無關痛癢的問題上同他們展開了一番爭論。 為了私下緩解情緒，他對日本人品性的優劣進行了羅列。史迪威認為他們有六種優點：勤勞、勇敢、持之以恆、有條理、紀律嚴明、愛國；他們的弱點有二十六種，包括傲慢、玩世不恭、殘酷、無所顧忌、野蠻、愚蠢、狡詐、說謊、不擇手段、不道德、神經兮兮以及歇斯底里等。在那段時間裡，必須遷就日本人的任何外國人大概都會同意史迪威的感受，只是他們未必像他這樣善於表達罷了。為了保持正常關係，只能忍受日本人旨在挑釁的傲慢無禮，更糟的是還要忍受各種黑白顛倒、歪曲事實的做法，這無疑是對靈魂的折磨。羅伯特·克瑞基（Robert Craigie）爵士是英國駐東京的大使，就連他也在出訪上海期間說「對姑息日本的政策感到厭惡」，而且「由於要對這些混蛋彬彬有禮而感到噁心」，以至於經常有屈辱感，「在情感甚至精神上都出現了混亂」。爵士老是做夢，夢見自己穿著帶金色鑲邊的將軍服率領一支登陸部隊在東京登陸，後來的一道命令讓他歡欣鼓舞——「全力對這些骯髒的雜種實施報復」。 真正折磨克瑞基、史迪威還有其他很多人的，是他們自己國家在面臨日本入侵時表現出的消極被動。當暴政大步挺進的時候，民主國家為了換取虛假的安全感，不斷施行綏靖政策，這時人們的挫敗感非常強。此外，史迪威個人的職業生涯也前景黯淡。准將這個在軍事生涯中舉足輕重的一顆星離他越來越遠。再過一年他就已經五年沒有升遷過了。由於已經在陸軍服役三十年，他只能被強制退休了。他的朋友哈尼卡特，還有他同班的九個同學都已經是將軍了，其中還包括兩個比他年紀小的同學。儘管有朋友和提攜他的人為他說話，為他向陸軍部寫信，儘管由於他們的努力，他的名字已經被成功列入有資格的人的名單上，但是麥克凱布在他鑑定中的詆毀是個無法逾越的障礙。他新接到的命令是擔任一個沒有前途的職位，他認為「他們是想把我晾起來」，感覺自己將會跟其他退休的上校一樣，黯淡平庸地結束自己的職業生涯。 1939年5月1日，離開的日子到了。周圍的氣氛很是讓人泄氣。遠在重慶，由於冬季的大霧散去，日本對這個城市的恐怖轟炸又繼續了。美國仍然在向日本出售廢鋼鐵。抗日初期沒有任何幫助中國的跡象。在盧溝橋事變近兩年後，史迪威原先希望軍事抵抗會更加協調有效，但是這並未出現。 在中國的最後一天史迪威一家乘河船由天津去塘沽，此時他們遇見了一個朋友，這就是一個使館官員的妻子埃德蒙·克拉布夫人。她也準備回國。他們拿著午餐籃準備到甲板上野餐，這時河上漂來一具溺死的男人屍體，他還抓著一個已經淹死的孩子，孩子還繫著一條繩子，繩子綁在一塊木頭上，這是船家用來救生的方法。看來這沒能救他的命。仿佛這象徵著中國的一切都是令人悲傷和不公正的，在這一刻他們在河上看見死屍簡直不可忍受。他們默默無言地收起午餐回到甲板下面去了。 在美國，三天前史迪威的命運由於一個意料之外的發展而完全改變了：馬歇爾越過了軍銜比他高的34位高級軍官脫穎而出，成了代理參謀長，並在9月1日擔任正職。由於衝突在即，馬歇爾的當務之急是用積極主動、富於實幹的人代替那些平庸之輩。他提名晉升准將的頭兩人之一就是史迪威。 8月3日，史迪威一行經過了三個月經由暹羅、印度支那、馬來亞和爪哇之後，在他們乘坐的船進入火努魯魯的時候，史迪威接到電報得知了他晉升的消息。他對溫妮說：「這讓人難以置信。先不要跟人說。我到甲板上轉一轉，好好消化一下這個消息。」可是在這艘陸軍運輸船上這個消息已經傳開了，人們紛紛涌過來向他表示祝賀。所有的人都很興奮，只有一家人例外，這家人因為職位比史迪威高，已經搶先占據了最好的艙房。史迪威現在有資格使用這個房間了，但是他無意行使自己的權利。在火努魯魯逗留期間他對溫妮說：「讓他們以為我們會堅持要使用那個房間而感到不自在吧。」 在紛紛而來的賀信中，他所取得的所有成績和他所宣稱擁有的所有品質都得到了承認。「自從二十多年前我領教了你那該死的奶酪玩笑以來，我就相信你配這個。」舍爾曼·邁爾斯說。很多信都表露出一種驚喜，因為一個明顯具有「獨立思考力」和「勇於實踐」（正如一位步兵少校說的）的軍官竟然得以在逆境中脫穎而出。這些信都認為，這個消息恢復了人們對當局的信心，司令部終於頂住壓力做出了一項好的任命：「我們知道馬歇爾在陸軍會妥善行事，看來的確如此。」這些信都由衷感到高興。一個朋友寫道：「這好比把闊邊帽直接從屋頂扔出去。」威利·惠普爾寫道：「好極了——你早就該得到這個了。我一直這樣說。我們1904級的同學也都這樣認為。」一位炮兵上校宣稱：「從昨天開始將官的平均素質提高了很多。」 埃文斯·卡爾森寫道：「我在中國形成的一種看法就是，陸軍需要一位像你這樣的人做將官……毫無疑問，我會為能在你手下作戰而感到自豪。」其他曾長期在中國服役的人都感到高興，覺得「該死的中國幫」終於得到了相應的承認。儘管軍事情報處長期以來對史迪威很是不滿，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海軍情報處的一位軍官認為，史迪威的報告使得這個部門「得以了解中國戰爭」。「多年來沒有誰比你更值得成為將軍了。」這位崇拜者還說。他知道，「如果在不久的將來爆發了戰爭——看起來有這種可能」，那麼史迪威會在戰場上證明這個任命是正確的。 一個月後，戰爭在歐洲爆發了。 [1] 坎戴德（Candide），伏爾泰同名書中人物，此人遭受種種不幸而能保持樂觀。——譯者注 [2] 列克星敦（Lexington）：馬塞諸塞州城鎮，1775年4月19日美國獨立戰爭在此爆發；特倫頓（Trenton）：新澤西州城市，華盛頓1776年在此打敗僱傭軍；瓦利福奇（Valley Forge）：賓夕法尼亞州的村子，1777年到1778年冬季華盛頓部隊在此宿營。——譯者注 [3] 麥克凱布的前任，如1935年任情報局局長的耐特（H. E. Knight）准將以及1936年的林肯（F. H. Lincoln）上校，都覺得史迪威「極其適合」他的任命，「極端聰明」，「喜愛而且勝任自己的職務」。 [4] 奈爾斯（Nelse），納爾遜的暱稱。——譯者注 [5] 勇士「公牛」（Sitting Bull），美國印第安人武士以及部落首領。——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