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 第七章 出任武官：中國最後的機會

1935—1937年 史迪威晉升為上校並於1935年7月7日重返北平時，作為軍事觀察員，擺在他面前供他研究的是中國的未來、日本的擴張以及對美國的影響。駐在國的能力和意圖是武官的主要觀察任務。他的職務是情報官員，任務是讓陸軍部了解那些具有軍事意義的因素和發展。他的消息來源既有官方的也有非官方的：視察部隊，觀看野戰演習，跟重要人物接觸並結交外國同事，研究報刊、秘密特務的報告，還有耳聞目睹的各種傳聞。通常武官最認真對待的那部分工作是社交方面的，其理論依據是參加晚會便是工作。但社交並非史迪威的強項；他避開了北京俱樂部，那些常去俱樂部的人覺得他「不是我們這類人」。但是他和一個叫丹夫人（Mme. Dan）的滿族貴族關係很好；她是個滿族公主，原是慈禧太后的侍女，是老式貴族中最出眾和最有教養的婦女之一，經常受到史迪威夫婦的款待。他還結交了各種各樣的中國人，其中包括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和一個史迪威稱之為「玉喬」的古玩商人。作為武官，他住在一座有一百多年歷史的老房子中，那原是為廣州總督建造的，有很多院落和油漆過的柱子。他在休息室的一面牆上掛了一張定製的國畫，增加了他收藏的象牙扇子柄，購買了一些蒙古馬鞍墊子，搜集了慈禧太后的一件華麗的袍子，此外還有其他珍品。 對很多西方人來說，在中國生活的魅力是它的人民品質，這抵消了骯髒、殘酷、對痛苦的漠然和對人生命的輕視。此外還有一個事實，那就是包括傳教士在內的外國人之所以喜歡中國，是因為他們在這裡生活得更好，更有地位，僕人更多，而且比在自己的國家更舒適。但是對史迪威這樣的人來說，一個更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在這裡可以接觸到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中國人有內在的自尊，富於幽默感和毅力，思維敏捷，中國婦女身段優美、非常可愛。史迪威的助理武官戴維·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上尉是美國軍界最有才能的語言學家；他認為中國人「最聰明，在很多方面最文明，通常是最有魅力的（特別是他們想這樣的時候），而且平均看來肯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民族」。 史迪威夫人和丹夫人，1938年 也許中國人有時似乎缺少西方人所說的忠誠，把官場的貪污視為理所當然，不太把誠實看作優點，有時傲慢，有時過於敏感；但作為讓人肅然起敬的一種古老而發達的文明的繼承者，他們彌補了自己的缺陷。孫子是公元前5世紀有關軍事理論和實踐的作家，他的一些論述比克勞塞維茨（更不用說拿破崙了）超前很多。史迪威和他那些同事們讀起孫子的書仍然頗有教益。 面對日本的壓力，華北的完整正在崩塌，正像海岸上沙質的峭壁受到海浪不斷的拍打。兩年前簽訂《塘沽停戰協定》後日本人停止了軍事占領，之後他們不斷發起旨在威脅的攻勢，試圖分割華北，使之成為像「滿洲國」那樣的「自治國家」。在史迪威到達的前一天，中國又喪失了部分主權，這次事件史稱「何梅協定」。關東軍藉口中國對取締反日活動「缺乏誠意」，因此違反了《塘沽停戰協定》，提出了一系列條件，要求解除所有反日官員的職務，代之以傀儡官員，並撤出河北剩下的國民黨部隊。國民黨在北平的代表何應欽將軍簽字接受了這些條件。對蔣介石不滿的人越來越多。桀驁不馴的山東軍閥韓復榘對日本人和國民黨一樣仇視。他拒絕從河北撤出的國民黨部隊經過山東地界。河北那位不幸的省長宋哲元雖然忠於自己的國家，但是不得不跟侵略者合作；他每天忍受日本的侮辱，只能表面上行使中國的主權。 過去兩年中，日本在政治和經濟上施加了各種壓力，試圖迫使南京「和好」，意思其實就是順從日本的滲透和控制。它要求中國退出國聯，並阻止中國各種試圖從西方取得貸款和幫助的努力。日本想使中國完全得不到外部援助。蔣介石深信，中國跟日本相比，在軍事上和工業上均處於劣勢，因此認為除了採取順從合作的政策別無他法，只能希望時間能夠帶來轉機。但是時間對日本更有利。歐洲法西斯正在興起，而美國正在流行的是孤立主義，美英兩國都不願意公開支持中國而跟日本惹上麻煩。1935年，已經使德國退出國聯的希特勒（Adolf Hitler）宣布廢除《凡爾賽條約》，並宣稱德國準備再次裝備自己。同年5月，義大利入侵衣索比亞。在美國，奈委員會[1]透露了出售軍火和捲入戰爭的關係後輿論一片譁然；接著國會準備起草中立法案，禁止向交戰國提供援助。 日軍正在加強對華北的滲透，他們在街上橫衝直撞，用槍托敲打那些擋住他們路的中國人，對那些傀儡省長和官員發號施令，不斷召開記者招待會發布一些情緒激昂的聲明，表明日本有領導亞洲人民的「神聖使命」；此時在北平比在南京能夠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國受奴役的生活現實。雖然外國使團在南京開設了領事或者代辦等的辦事機構，但是大使們並不想完全搬到長江邊上那個泥濘不堪的城市去；那裡常年下雨，新的館舍不易找到，而且政府能夠存在多久也是個未知數。這些外交官在北平的使館區擁有館舍，有俱樂部去逍遙自在，夏天可以到西山的別墅避暑，他們當然喜歡在這個皇城過那種安逸的生活，儘管這種生活的結束已經為時不遠了。 南京已經有幾百年沒有作為都城了，而且那裡住的是——正如史迪威說的——「那些討厭的長江河谷的人」，他們比不上那些為人隨和的北方人。北平的居民都認為，越往南去那裡的人越壞。但是國民黨強烈要求把公使館遷到南京，以示對政府穩定的承認；在經過了八年後，這一點面子上的事總不能老是拖著。儘管不情願，但是正式遷移還是要在1936年完成。北平的美國公使館將變成領事館，有些大使館員會留下，讓史迪威高興的是，他這個武官也在留下之列。考慮到事件發展的趨勢，顯然有必要對華北軍事情況繼續觀察。 1935年，英國和美國帶給南京的唯一的鼓勵是把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這樣就跟已經這樣做了的日本平起平坐了。9月份，也就是史迪威抵達中國不久，美國公使納爾遜·約翰遜（Nelson Trusler Johnson）在其他館員陪同下，在南京舉行的正式儀式上遞交了國書。有張集體照記錄了這一時刻，裡面的史迪威穿著掛著勳章的白色制服，看上去是個十足的態度平和的武官。 10月，他很高興能一起去訪問暹羅；這裡跟中國一樣也屬於他工作的範圍。他之前的那些武官都沒有訪問過這個小小的富於異國情調的王國；暹羅在東南亞是唯一的獨立國，其獨立是由於各自從相反方向挺進的英國和法國帝國主義者在那裡相遇，之後他們根據自己的需要分別奪取了一些邊境省份，然後同意讓這個王國作為一個方便的緩衝國存在。史迪威旅行時乘坐的是美國海軍的「奧古斯都」號，這是正在進行正式訪問的美國亞洲艦隊的旗艦。讓他吃驚的是，他覺得很樂意跟海軍打交道。他在寫給溫妮的信中說：「每個人都把我當作來訪的王室成員，而不是一個混賬的陸軍乘客。」曼谷是外交人員難得到來的地方，為此這個首都殷勤接待了「奧古斯都」上的這群人。在參加宴會、晚會和皇家接見之餘，史迪威還設法視察了步兵、騎兵和空防部隊，並寫出了詳細的報告，介紹了有關暹羅陸軍的訓練、構成和防禦等問題。 他11月回到北平時，日軍所採取的一個新的舉動使得華北的局勢再次陷入危機。日本竭力想讓華北五省（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和山東）獨立，因此在非軍事區屯兵，其意圖是恫嚇並對宋哲元將軍施加壓力，迫使他宣布將這個地區從南京獨立。身材高大的宋哲元出身山東農民家庭，他像如來佛一樣面容平和但又讓人過目不忘，手裡老是夾著一支大雪茄。日本人批准任命宋哲元為冀察政務委員會主席，因為他們認為可以控制住他。其實他是個特立獨行的人，日本人對他威逼利誘讓他不勝其煩，於是他打算回到自己老家的村子給祖宗守墓去。名義上他統率第二十九軍，共計4個師6萬餘人，但根據日本要求，他只能在河北北部駐紮1萬人。11月，面對新的壓力他委曲求全，但是從來沒有屈服過，一直希望南京能夠痛下決心奮起抵抗。蔣介石有理由認為日本在何種程度上支持陸軍這個問題上又出現了分歧，因此蔣再次按兵不動。 對蔣介石意圖的擔心在增加。有人認為他不會冒險跟日本人對抗，另有一些人認為到了一定時候他就會轉變態度，不再退卻，即便是迫於公眾壓力也可能這樣。宋子文曾對《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記者哈利特·阿本德（Hallett Abend）說：「現在是戰鬥的時候了。如果我們現在還不抵抗，那麼我們就可能會永遠失去機會。畢竟哪怕是失敗也會有所收穫。與其不戰而退，不如戰而失利。」這是一種浪漫的西方觀念，對蔣介石是毫無吸引力的。儘管據約翰遜大使說，蔣介石和宋子文代表了其政府中「唯一的脊柱」，但是他們的意圖有所不同，而美國的政策將取決於誰的意圖占據上風。 華盛頓從使領館那些觀察員那裡所接收到的有關中國的觀點是悲觀的。自1934年以來，他們一直對國民黨作為統一和改革中國的力量感到失望。有個熱忱的中國人也同意這種看法。胡適曾對一位美國朋友說，國民黨「已經死亡，但是還沒有掩埋，所有沒有掩埋的東西都會對那些活著的人造成麻煩」。國民黨從來沒有像皇室那樣發揮過統一的作用。現在失去的不僅是王位，而且還有它的政府工具，即帝國文官制度，但是卻沒有合適的替代物。與此同時，國民黨領導層已經退化，政府在專制和軍事階段變得強硬，但並沒有像許諾的那樣進入有關國民福祉和民主的第二和第三階段。中國還是這樣一個國家，那裡的人民有一半在30歲之前死去，75%的人死於可以預防的、由於骯髒而引起的疾病，那裡的農民要繳納44種稅——這些稅有時是提前幾十年就徵收的。這些稅五花八門，從土地到床到鍋子都要繳稅，為軍隊繳納的稅有11種，與公共開支有關的有9種。如果這些還不夠，那還可以隨時增加「臨時經費稅」或者「非常稅」。跟過去一樣，「老百姓」支付政府的費用，不管當政的是皇帝、軍閥還是國民黨，情況都是這樣。蔣介石將80%的稅收都用於軍事上。 大學教員、合作團體和改革者試圖邁向現代化，廢除各種非法稅賦並幫助農民買回失去的土地，但是，這種努力儘管勇敢卻受到舊勢力強大惰性的阻撓。政府依然腐敗低效。自1927年後湖北省更換了五任最高軍政長官，而安徽則換了六任，與此同時更換的還有各局長、區長和各種地方領導，因為這涉及任命親信的問題，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把這些職位給予那些對自己忠誠的人。華盛頓駐華機構經常會報告一些有關高官貪污的傳言。據說在孔祥熙出任財政部長的時候，宋靄齡「對所購買的軍事飛機都要拿回扣，數目雖然不大，但是一筆不少」。還有傳言說宋靄齡和宋美齡還操縱政府債券，並在孔祥熙博士推行幣制改革時通過投機白銀而聚斂了大量財富。約翰遜大使認為，孔祥熙博士及其小舅子宋子文不可能對中國的問題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因為這涉及他們個人的各種財務利益。 約翰遜大使（作為使團的首腦，他也是史迪威的上司）雖然對國民黨已經沒有了先前那種信心，不過他還是認為蔣介石是可以把中國統一的唯一的領袖。約翰遜是個48歲的中產階級人士，臉龐又大又圓，頭髮正在變少，看上去面容和善，儘管有些日耳曼人的氣質。他1907年作為語言學員開始來到中國，之後在從漢口到重慶的一些城市中擔任過領事。1925年到1929年，他從領事升至國務院遠東司司長，在職期間他反對麥克默里敦促在1927年對國民党進行干預。在遠東司繼任他職位的是斯坦利·霍恩貝克（Stanley Hornbeck），此人在此後十五年里成了遠東司的霸主，而約翰遜則於1929年回到中國擔任公使，他是多年來擔任這個職位的人中第一個能說漢語的使館人員。他對中國的了解不算深入，但是很廣；他不裝腔作勢，不喜歡舉行正式晚會，也不喜歡跟北平的社交界來往。約翰遜接受了道家「無為而無不為」的信條。不管他的辦公室搬到哪裡，牆上總是懸掛著寫著這句話的精美書法作品；這是很適合他個性的。 約翰遜報告說，由於關東軍在中國的領袖們心目中造成的「恐慌和畏懼」，「華北所有敵視日本的領導力量均被清除」，而且根據各種情況看來，「南京政府已經是驚弓之鳥」。為了摧毀中國的經濟並切斷它的稅收，日本對中國的走私正在日益猖獗。整船的包紮好的棉製品、人造纖維、食糖、煤油、香菸和各種其他工業品都運到後，再由武裝卡車從東北和各海港偷運進來。當地官員對此都默許，他們或者被收買或者受到威脅。日本在天津的租界裡從事大規模的海洛因和嗎啡的交易。約翰遜在1936年寫道，對中國海關的進攻「是我所知道的一國對另一國最為殘酷的做法，我毫不懷疑這種做法會成功」。1907年就來到中國的駐南京使館參贊威利斯·佩克（Willys Peck）所提交的報告也同樣悲觀。在就中國重建的困難所進行的常規報告中他突然爆發了，寫道：「太晚了，太晚了，這個船長喊道。」華盛頓對此大多不予理睬，不想鼓勵積極支持中國的政策。 外國武官（自左到右：義大利、英國、日本、法國、美國）在北平，1935年7月，右一為史迪威 1935年11月，日本就分割華北發出最後通牒，這時約翰遜就預計日本人可能得逞，除非中國人通過加強抵抗「迫使他們使用武力」，因為這就將給整個世界——特別是國聯和美國——造成一種非常「棘手的」局面。 羅斯福政府竭盡全力避免遇到這種棘手的局面。總統在第一任任期里主要專注於國內事務，無意招致美國公眾對捲入別國麻煩的極端反感。當時對外交事務尚能有一點關注的是拉丁美洲的睦鄰政策。史汀生的努力只產生了負面的結果；他未能幫助中國，卻招致了日本的敵意，而史汀生的繼任者無意再重複這個過程。新政府的政策主要不是要遏制日本，而是要避免與它對抗。英國也希望採取慎重態度。它們在歐洲的麻煩已經夠多了，不想在遠東地區陷入爭端。 但是日本人還握有王牌：菲律賓、香港、貿易利益——此外還有道義上的問題，這既有關對中國傳統的支持，也有關對抗入侵的集體安全問題。西方大國並不想被趕出遠東，也不打算放棄中國。那時的政策是，中國的獨立對門戶開放政策是至關重要的。然而，這些大國試圖通過提供貸款和共同提供其他援助的方式支持中國獨立的做法，招致了日本的強烈反應，結果只能作罷。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一直想對中國進行財政支持，但卻不了了之。美國有些負罪感，因為參議院所採取的白銀購買政策不幸擾亂了中國的銀本位幣制，但是摩根索的努力卻因為中國亂糟糟的財政狀況而終於擱淺。 美國要想讓中國獨立已經變得困難，更不要說使它強大了，而且鑒於美國的這種行為所引起的日本的敵意，這樣做也是很危險的。由於對中國是否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運日漸悲觀，受到這種情緒的影響，一些決策者開始產生疑慮，不知道這種努力是否值得，不知道中國的完整是否對外國在大陸上進行貿易是必需的，不知道最終是不是就不能跟日本人打交道。既然中國不能或者不願意幫助它自己，那麼為什麼要冒挑起日本敵意的危險去幫助中國呢？否定的回答顯然更加可取，這時發現門戶開放的基本原理，即認為美國貿易機會巨大，不過是幻覺而已。無論是遠東作為一個整體也好，還是特別就中國而言，它們均與1900年那些帝國主義者的樂觀估計相去甚遠。在美國1935年的海外投資中，遠東占6%，中國占1%。在美國1931年到1935年的外貿總額中，中國在總體份額中的比重不到4%。中國儘管有四億人口，但是所占美國貿易和投資的份額僅相當於具有7000萬人口的日本的三分之一到一半。 在遠東真正有很大利益的英國開始發出這樣的疑問，那就是，跟日本的擴張相比，中國的虛弱是不是威脅更大。由於中國未能強大到能夠捍衛自己的主權，為了遠東的和平，必須要有某種權威來填補這種真空。考慮到目前局勢的危險，英國大使亞歷山大·卡多根（Alexander Cadogan）爵士對約翰遜大使提議說：「也許唯一的辦法就是讓日本在亞洲為所欲為。」但是他同時承認，「要在日本進攻前做好撤出的準備」很難。 在華盛頓，決定政策的主導因素便是對日本在受到挑釁後發起戰爭的擔心；約瑟夫·格魯大使曾經多次警告說，考慮到日本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這是完全可能發生的。無為成了主導方針。日本人在沒有採取公開軍事行動的情況下繼續對華北進行滲透，而由於受到日本溫和派不斷的薰陶，美國仍然對此保持沉默，希望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狂熱在不遭到對抗的情況下會自行消退。赫爾國務卿寫道，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日本外交官總是竭力向我們說明在日本有兩種面目：一種是人文的、和平的和民眾性的，另外一種是軍事的和擴張主義的……如果我們不阻止軍方在遠東擴張的權力，那麼政府中的和平因素就會最終占上風並維持和平。因此不使日本出現最糟情況的決定權其實在我們自己」。 中國對美國的緘默感到震驚，開始焦急地詢問，並暗示說中國可能被迫與日本結盟。它的暗示沒有引起任何反應。赫爾國務卿決心把與日本的關係維持在不太危險的水平上。在1935年12月就遠東政策對媒體的聲明中，他對待這些問題如履薄冰，戰戰兢兢，毫無干涉的意味，幾乎是向日本保證美國不會幹涉。 最終扭轉事態的是中國人民，或者說是一些慷慨激昂的北平市民。日本在華北的存在導致了一種可能挫敗日本計劃的局面，這就是中國高漲的民族主義。南京政府竭力想通過新聞審查和鎮壓來阻止這種情緒的公開表達，但是這只能造成壓制下更強烈的情緒沸騰。有些絕望的中國軍官公布了日本要求中國在12月10日前宣布華北「自治」的最後通牒，於是民眾開始公開要求抵抗，而12月7日北平的大規模學生請願就是公開對此表示支持的。在一旁觀看的民眾拍手歡迎，然後無視警察的阻攔也加入到遊行隊伍中，甚至人力車夫也喊起了被禁止的愛國口號。示威活動擴展到其他城市；在北平和天津，有成千上萬的人參加了第二次和第三次遊行。請願書紛紛湧向南京。學生們徵用了京滬鐵路的列車並鼓動沿線人民迫使政府對日本採取強硬立場。全國救亡聯盟成立了，而且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又成立了三十個愛國陣線集團和協會以及抗日「統一戰線」。 共產黨的地下黨人和宣傳機關推動了這種運動。共產國際現在的官方政策就是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這是在1935年7月到8月間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正式宣布的。對蘇聯來說，在西線出現一個軍事化的德國，而在背後的亞洲大陸上又出現一個軍事化的日本，這成了其命運的主導現實。當時普遍預計會發生日俄衝突。 在關東軍在中國北部大陸上的各種冒險活動中，自「滿洲事件」開始，觀察家們就一直不清楚，日本是想同蘇聯發起衝突還是想繼續吞併中國。因為關東軍和東京的軍國主義者本身就沒有拿定主意，因此這兩種均有可能。對蘇聯來說，如能將日本引向南方，從而陷入跟中國戰爭的泥潭之中，這是符合蘇聯利益的。因此共產黨感到重要的是喚起反日情緒並激發中國人民的抵抗意志。中國共產黨宣傳抗戰，不但因為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工具，而且也符合共產黨自己的利益。因為如果蔣介石不得不抗擊日本的話，那蔣介石就不可能繼續對共產党進行追擊了。此外，他們還意識到，儘管這也許不是馬克思的信條，但是確實是經過歷史檢驗的；他們認為民族戰爭比階級戰爭更能打動人，而這種愛國事業給了他們與北方民眾連接的渠道。 正如約翰遜所預計的，全國抵抗運動的發展是迫使日本使用武力的一個因素，這再次讓世界「難堪」。在經過了12月的示威之後各種吶喊聲已經無法再忽視了，而日本炮製的華北「獨立」看上去也根本不像什麼自決。這種獨立被取消，而日本暫時只能滿足於建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此作為他們的控制基地。自此之後，所有的反日活動都被指責為是共產黨鼓動的；日本成了亞洲反共的先驅，並竭力想迫使蔣介石加入反共聯盟。正像跟希特勒結盟對英國和法國的右翼有吸引力一樣，這對很多中國人也很有吸引力。但是蔣介石很清楚，跟日本結盟就可能使他失去全國領袖的地位。他那樣做就會給共產黨和他的很多對手一種對他群起而反之的藉口。南方李宗仁和白崇禧那一伙人已經在以要求對日抗戰為藉口準備驅逐他了。 蔣介石仍然保持了平衡，繼續私下談及武裝抵抗，但並沒有真正採取行動，除非是針對共產黨的。他不想轉移自己殲滅共產黨的力量，因此他逮捕並囚禁了煽動抗日情緒的領袖，並取締了全國救亡聯盟。跟入侵者的方針不同的是，他想儘可能長地延長這個問題。儘管他和中國人民害怕日本人，但是他們一直認為這種禍患只是暫時的，憑藉中國人的無比智慧——更不用說人數了——中國人必將能夠堅持到最後。蔣介石無意妥協，相反，他已經開始促進四川的發展，準備一旦事情緊急就將政府遷至邊遠的四川重慶。 蔣介石仍然指望美國早晚會進行援助，因此他告訴約翰遜大使說，他的政策是「繼續」武裝抵抗日本。對美國來說，重要的是要弄清這種意圖有多大的真實性，中國的積極抵抗在多大程度上會使美國「難堪」。軍事準備情況可以提供某種答案，而找到答案正是武官的任務。 跟過去一樣，史迪威開始了從華南到東北的一系列旅行。第一次旅行是1936年4月去廣州和兩廣地區；那裡李宗仁和白崇禧正在醞釀反叛，但是這次旅行並未了解情況。他沒有直接乘火車去，而是通過從內地乘坐客車、汽車、江輪、渡船以及步行去的。在去桂林的路上，他曾經從一個邊遠小鎮步行30英里（約48千米）到達下一個小鎮。事後一個認識他的人寫道：「你恐怕是美國大使館中唯一到過這些地方的人了。」並不令人奇怪的是，在一節可以容納125人的三等車廂里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南方人太可怕，而且太多了。」在廣州他視察了軍官學校，乘江船到達梧州，又從那裡乘當地的客車到達南寧。他在那裡遇到了正在鬧分裂的領袖之一李宗仁。北上經過漢口時他認識了美國領事羅伯特·嘉維斯（Robert Jarvis）；史迪威覺得他「看上去很有頭腦，因此在漢口顯得頗為與眾不同」。 他從漢口乘火車回到北平。在餐車中吃早餐時，咖啡的味道就仿佛普魯斯特筆下的「小瑪德萊娜」（madeleine），又使他想起1920年時初到北京的時候——「正是秋高氣爽的日子，樹梢在風中晃動，太陽還是相當強烈，空氣清新，什麼都是嶄新的。孩子們還小，我們前面還有很多東西。現在沒有那麼好了……是什麼造成了那種感覺？東西是新的？……那時沒有煩惱，期望未來還有奇異和有趣的事情，孩子們還小，前面還有很多時間……」當史迪威沉痛地寫下「現在沒有那麼好了」並奇怪地預感到時間不多了的時候，他53歲，生命只剩下十年了。 史迪威在中國南方步行調查，1936年 只是在6月他第二次去的時候，他才得到了問題的答案，知道了政府是否在認真準備軍事抵抗。答案是「否」。史迪威準備沿東西向的隴海線從徐州出發，查看蔣介石在長江以北的軍力部署情況。跟1927年大不一樣的是，徐州已經很「繁榮」。史迪威通過河南北部去開封和洛陽——「平坦，骯髒，到處是塵土和沙子」。回到徐州，然後乘貨船經大運河。在確定了部隊的布防和番號之後他報告說：「沒有跡象表明對日本進一步蠶食計劃抵抗。沒有增加兵力，甚至連這種想法都沒有。沒有訓練和演習。」要麼是中國已經做好了軍事上的準備，而且「以當今其他軍事大國還未曾掌握的方式對之進行了隱藏，要麼就是中國沒有進行任何準備」。他報告的副本除了按常規送交情報處外，還被約翰遜送交國務卿。 從部隊的布置來看，史迪威對蔣介石的軍事才能評價甚低（他在私下的筆記中表達了這種想法）：「他（蔣介石）也許無意做任何事情，也許根本就沒有意識到跟一個世界強國作戰意味著什麼……如果他準備沿隴海線作戰，那麼，要麼他是個大傻瓜，因此沒有做準備，要麼還是個傻瓜，以為戰爭一旦展開他就可以奮起戰勝敵人。」從蔣介石這種毫無行動的情況判斷，「似乎日本人告訴他，他們現在不會再繼續進攻了」。但是就未來而言，如果蔣介石想守住隴海線的話，那麼他就應當改善交通情況：「要改善鐵路。往南敷設支線。在鐵路後面建造公路網。可是現在什麼都沒有做。」 相反，他不無厭惡地寫道：「蔣介石到處指手畫腳。『不要隨地吐痰。不要擠。』」跟大多數西方人一樣，史迪威對蔣介石在1934年發起的、旨在讓人們暫時忘卻日本入侵的「新生活運動」中提出的種種口號十分反感。這種運動旨在端正品行、態度，改進社會服務，保持清潔、誠實並消除吸食鴉片和貪污的行為。這代表了儒家對「禮教」的追求，對某些中國人還是有意義的。但是，對不了解情況的西方人來說，在國難當頭、百廢待興的時候勸告人們不要吐痰、吃飯不要出聲、要「準時」、要「坐端正」和「消滅蒼蠅老鼠」，這未免顯得輕佻。 史迪威對中國部隊做了估計。他按照各省進行登記，並分解到各軍和各師，列出指揮官名字、指揮部位置和各部隊不同的兵力規模。據此，在1936年8月，不算非正規軍的話，中央政府部隊共有130萬人，另有36萬受各省控制。在取代了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將軍的馮·福爾肯豪森（von Falkenhausen）將軍的指導下，蔣介石正竭力組建一支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部隊。黃埔軍校原來是蘇聯教官，現在他們被30名德國教官所取代，並通過這些教官的關係開始購買德國武器。然而，如果不對中國政治體制進行改革的話，那麼中國軍隊不可能被鑄成一支全國性的軍隊。就像歐洲中世紀的國王一樣，蔣介石的權威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各省的軍閥們願不願意對他效忠。至於進行基本的改革，也就是改變普通士兵原先的生活，或者是他們要為之用戰鬥去捍衛的生活——在這方面很少有所作為。蔣介石並非一個急於推翻舊體系的積極進取者。他什麼都沒有改變。他是個得過且過的人，沒有什麼打算，過得去就行。 正如史迪威在前一年的情報報告中寫到的：「對中國來說不幸的是，看不到還有別的什麼有影響力的領袖……可以取代他（蔣介石）的位置，並憑藉他那樣的威望繼續做下去。」他指出，缺少替代性的領袖人物是「所有獨裁者」的通病。 為了繼續研究局勢，史迪威在7月和9月兩次去南京，並在那裡視察了步兵和炮兵學校，結識了各類中國官員，其中包括後來他十分憎惡的何應欽。他開始收集有關共產黨紅四方面軍和現在駐紮在西安的張學良的東北軍的情況。據知情人報告，這位少帥已經戒掉了鴉片，但是「沒有對部隊有任何舉動。他只是乘坐他的私人飛機[2]飛來飛去」。 南京對史迪威沒有吸引力。「要是命令我去南京怎麼辦？」史迪威這樣問自己，而他寫下的一個自己比較喜歡的出路是「回家退休」。自從建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之後，在日本的蹂躪下，甚至北平的魅力也在減少。在公使館北面，每天都可以聽到日本步兵和騎兵伴著刺耳的喇叭聲訓練的聲音。插著日本太陽旗的日本軍官乘坐的汽車在街上飛馳而過。日本軍官騎的馬對他們來說總是顯得太高大，結果他們只有在別人幫助下才能騎上去；需要的話有時還有勤務兵在後面跟著跑。賓館到處是日本商人和其他日本人，他們開設自己的咖啡館和妓院，並在高爾夫球場上打球。一群群日本學生集體在「滿洲國」和華北旅遊，參觀天壇和頤和園。不用說，史迪威跟其他熱愛中國的人一樣憎恨日本人，只是他憎恨的程度更深罷了。他在河南時看到有些日本人受到當地警察的折騰，於是史迪威寫道：「我喜歡這個，鼓勵他們繼續這樣干。」 在這種心態下，他在「滿洲國」旅行可需要進行一些自我克制。他採訪這個「自治國」的「外交部副部長」，結果並不意外地發現這是個叫大橋的日本人。「我們是唯一阻止俄國實現亞洲蘇維埃化目標的。」他宣稱道。針對史迪威的提問他回答說：「當然俄國想」在遠東「繼續擴張」，而那種情況「將對日本至為危急」。如果「滿洲國」和日本失敗了，那麼中國將輕易成為犧牲品；因此日本面臨一場「巨大的危機」，在今後的五年里必須想方設法解決這種危機。這次談話是在1936年9月進行的。史迪威提交給情報處的有關這次採訪的報告在政府中廣為流傳。 10月，蔣介石集結部隊準備對共產党進行第六次，也是最後一次「清剿」活動，而且希望通過英國和美國的斡旋能讓日本人在此期間不要有軍事行動。中國人希望美國能敦促日本保持克制，但是美國無意進行干涉。當中國大使詢問如果發生衝突美國會採取什麼態度的時候，赫爾國務卿只能回答說：「我們的國家當然對和平有濃厚的興趣」以及「我們真誠希望不會發生衝突」。 史迪威也被試探過。一個中國上校帶著其上司的提議前來見史迪威，希望美國和中國能就阻止日本達成「默契」，並在華盛頓建立中美聯合總參謀部以制訂作戰計劃。此人告訴史迪威：「如果美國採取行動，那麼它可以阻止日本」，但是如果美國不採取行動，日本就會控制中國的資源，這會妨害美國的利益。史迪威在報告中評論說：「這再次表明中國人希望由別人做他們自己不敢去做的事情。」他還很有見地地說：「可能這說明，如果得不到援助，他們就不打算進行抵抗。」 史迪威也對道家清淨無為的想法印象深刻，並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上抄下了這句話。那裡寫著的只是這句話最前面的兩個字「無為」，而中國人的頭腦中自然會補全這句話後面的部分「而無不為」。史迪威認為，「無為」是中國人性格中典型的東西，因此他得出結論：「他們從個性上說不想影響事態的發展。」儘管這個結論有很多例外，但他覺得這是東方人生活的一種特點，是讓西方人非常不耐煩的特性。這正像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墓志銘上寫的：「躺在這裡的是一個企圖讓東方人動起來的傻瓜。」與此相反，歐洲人及其美國後裔們則受到另外一種衝動的驅使——他們想改變令人不滿的現狀，想行動，想擺脫壓迫，想尋找邊疆，想跨越大海，他們是些相信行動之效力的樂觀派。然而中國人則一直待在原地，被各種牆壁圍困在房屋、村莊或者城市之中。他們被束縛在土地上，生活在家庭的專制之下，在自己祖先的墳地周圍種植糧食，他們永遠延續了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中和諧比爭鬥更加重要。 1936年的世界烏雲密布，法西斯正在變得大膽，而民主國家正在變得虛弱。當年2月，極端主義的日本下級軍官發動政變並謀殺了數位年老政治家；儘管政變失敗，但是對反對軍國主義的人卻有一種威懾作用。3月，希特勒未遇抵抗便進入萊茵河地區。5月，墨索里尼吞併衣索比亞；國聯口頭上說要對義大利制裁，但最後只能取消制裁，而不想挑起爭端的英國艦隊則從東地中海撤出。蔣介石並非唯一未進行抵抗的人。在日內瓦，被流放的海爾·塞拉西[3]，那個形單影隻、身披斗篷的矮小人兒，最後呼籲大國幫助他；他警告說：「……如果他們不來支援，那麼西方將死去。」7月，在獨裁者的幫助下西班牙右翼發動叛亂，這使西班牙陷入內戰。在共產黨的鼓動下抵抗開始了。世界反法西斯的熱情都傾注到了西班牙，結果「統一戰線」變成一股積極的力量；儘管民主國家都躲在「不干涉」這塊幕布的後面，想眼不見為淨，但是最終雙方均捲入了即將到來的鬥爭中。日本對此看得很清楚，它於11月跟德國簽署了《反共產國際協定》。 在中國，共產黨似乎拿起了抵抗的火炬。1936年他們在山西發起的一場攻勢讓人印象深刻。他們的軍事對抗主要是針對閻錫山的地方武裝的，但是由於他們宣傳愛國抗日，加之槍殺了一些地主和收稅人員，這在當地激起了很大熱情。 史迪威在3月初去山西北部的太原和汾州調查此事，得出的結論是，共產黨儘管打著「打倒閻錫山」和「打倒日本人」的口號，但共產黨的行動是由於陝西缺乏糧食造成的，他們「除了尋找新的可以生存下去的地方外並無具體目標」。他在其情報報告中指出，由於閻錫山的部隊戰鬥力弱，因此滲透相當容易。有個旅沒有試圖阻止共產黨部隊進入山西，「因為這不屬於他們的駐防地區」。另外一個旅被紅軍伏擊，「原因是電話通訊出了問題，以至於汾州衛戍司令還以為他是跟自己的部隊通話」。「如果就中國軍隊的表現來對之判斷的話，那麼談抗日純屬無稽之談。」 共產黨加強了抗日的宣傳攻勢。8月，他們向國民黨發出公開信，表示願意積極贊助建立一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All-Chinese Democratic Republic），以共同抵抗入侵者。他們的真實目的是想讓蔣介石跟日本公開對抗。 在一則未標明日期的筆記中，史迪威發出了這樣的疑問：「什麼推動了共產黨？某種道義上的支持。這是什麼？」緊隨這個問題的是一種很有誘惑力的想法：「給賀龍寫封信問問他怎麼樣？」賀龍是紅二軍團總指揮，1928年到1935年11月在湖北、河南兩省交界地區活動，後來在主力紅軍出發一年後的1935年11月也進行長征。史迪威的文件中沒有提到他是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結識了賀龍，也沒有提到他準備怎麼把信交給他。 他在筆記中繼續寫道：「他們有很好的情報工作、很好的組織工作和很好的戰術。他們不想要城市。願意在鄉村艱苦度日。他們的武器和裝備都很差，但卻把政府嚇個半死。」這些因素跟正在衰退的國民黨成了鮮明對比，給外國觀察家造成很深印象。史迪威已經對共產黨的情況了解了很長時間，顯然已經把了解的情況告訴了其他武官。英國大使館在1936年2月感謝他「對中國共產黨形勢的很有意思的簡報」。 熟悉中國農民困苦但不熟悉馬克思主義的史迪威把共產黨看成一種局部現象，認為是壓迫的必然結果。他在寫到農民時說：「他們飽受饑荒和旱災之苦，忍受各種苛捐雜稅和高利貸，受到各種中間人和地主的盤剝，因此他們很自然地想調整土地所有制，因此他們成了共產黨——至少他們被貼上了這樣的標籤。他們的領袖採用了共產主義的方法和口號，但是他們真正追求的是合理的土地所有制。中國人天性並不傾向於共產主義。」 這種分析在當時是很正常的。那些外國人把自己國內的共產黨視為邪惡的威脅，但卻把中國的共產主義視為地方現象，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各種積弊和試圖改變這些情況的改革者作用下在當地的特產；正如嘉維斯領事對史迪威說的：「他們根本不是共產黨。」在上海的美國商業界喉舌《大美晚報》（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通常採取美國商會的見解，但它宣稱中國共產黨有些「很聰明的想法……根本上說不是共產主義的，而是通常人都可以接受的想法」。簡而言之，他們在採取一些改革措施。他們的軍事組織和對待士兵的方式跟中國通常的做法有所不同，這讓喬治·林奇（George A.Lynch）印象深刻；林奇跟史迪威一樣也畢業於西點軍校，在史迪威擔任武官時他擔任第十五步兵團團長。1932年林奇在菲律賓服役時，曾經利用休假的時間來中國旅行，當時他在江西觀察了共產黨；他發現他們不抓壯丁，給他們發餉，不讓他們騷擾民眾。「這種做法跟南京政府控制區的做法恰好成為對照。」他向情報處報告說。結果很多國民黨軍隊的士兵開小差加入了共產黨的隊伍。 兩年後，美國駐雲南府的副領事阿瑟·林沃爾特（Arthur Ringwalt）描述了他看到的長征中經過西南時共產黨士氣高昂而且「幾乎堪稱狂熱的目標一致」。儘管他們裝備簡陋，吃不飽且由於多年爭戰而精疲力竭，但是他們的領袖是飽經磨難的人，作為一個集體，他們顯示了「一種執著奉獻和不謀私利的氣質，這是自太平天國起義後未曾在這樣大規模的人群中顯現出的」。 外國公眾對共產黨幾乎一無所知。因此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作為第一個訪問陝西延安的外國記者，於1936年11月開始在《密勒氏評論報》（China Weekly Review）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內容是他在延安這個「獨立王國」中對共產黨領袖的採訪以及在當地的見聞；文章一發表立即引起轟動——在南京自然是負面的。這些文章以《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結集出版並在國內外大量印刷，第一次讓世人聽說了長征並首次描寫了共產黨人的性格、生活方式、信仰和意圖。他渲染了他們的反日情緒；在20世紀30年代那種人們正旗幟鮮明地反抗法西斯的氛圍中，這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馬克思主義也不那麼顯眼了。 毛澤東，斯諾攝 正如毛澤東在接受斯諾採訪時所解釋的，打敗日本應該在社會變革之前，因為必須先打敗外國帝國主義並贏得獨立；只有那時，向社會主義的奮鬥才可能成功。出於這種原因，他願意同國民黨一道抵抗這個帝國主義敵人。毛澤東的話很有說服力。「對於一個被剝奪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任務不是立即實現社會主義，而是爭取獨立。如果我們被剝奪了一個實踐共產主義的國家，共產主義就無從談起。」他坦率地表示，在中國，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就是摧毀帝國主義最強大的基地之一，會加快世界社會主義的勝利。「如果中國贏得了獨立，世界革命就會非常迅速地發展。」[4] 其他美國記者也緊隨斯諾來到延安，他們都為其採訪對象的簡樸生活所吸引。他們共同參加農活勞動，言語樸素，勇於實驗，相對於衰敗的國民黨無異於一股清風。因為他們將革命置於第二位，外國記者對革命沒有怎麼注意；就像史迪威認為的一樣，「共產主義」看來不過是一紙標籤。 1936年12月，蔣介石去西安準備發動第六次反共「圍剿」，結果遭遇了一個現代國家元首所能夠經歷的最奇特的事情。負責此次戰役的張學良為了迫使蔣介石放棄內戰共同對日，結果扣留了蔣介石。這些被趕出東北的少帥部隊無意跟共產黨作戰。蔣介石已經動員了坦克、轟炸機和十個師的部隊，他本是前來督戰的。之後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綁架行動。 一般認為蔣介石難逃一死。不但蔣介石自己這樣想，而且張學良的一些部下也慫恿他這樣做。最後救蔣介石一命的原因是——當時仍然是需要他的。在西安，在延安，在人心惶惶的南京，尤其是在莫斯科，所有的人們都立即看到了一種前景——如果蔣介石被除掉，那麼中國將陷入混亂，內戰將延長，因此只有日本會是贏家。蔣介石在被綁架前既不受公眾歡迎，也沒有得到其支持者的熱烈敬佩，但是傳統上對家長的服從習慣，以及在家長制下人們所體驗的安全感現在均已轉移到國家元首的身上了。現在沒有任何人有足夠的分量可以替代他，也不會有別的政黨能夠執政時間超過三個月。如果要制止內戰並使國家的資源能統一對日，那麼現在也只有蔣介石能夠辦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參加綁架後的談判的共產黨幫助蔣介石活了下來；這主要是因為莫斯科堅持要這樣做，而不是因為他們自己願意這樣。蘇聯人考慮到他們自己的國家利益，希望蔣介石活下來，而不希望中國出現混亂並使日本人因此受益。 在蔣介石的命運還沒有確定的時候，各國武官紛紛前往最靠近西安的國民黨基地洛陽；洛陽當時已經陷入反叛者之手。雖然西方大國不像蘇聯人那樣感到情況十分危急，但是他們也擔心中國出現混亂，因此希望武官們在那裡可以施加一些壓力並有助於釋放蔣介石。這次旅行後來證明是多餘的。史迪威於聖誕節抵達洛陽，當時蔣介石剛剛乘飛機到達南京，讓世人吃驚的是，扣留他的張學良也隨後到達。聽說了蔣介石被釋放的消息，欣喜的民眾舉行了示威遊行。蔣介石的聲譽增加了，而張學良此後一直被軟禁，從那時直到今天，對他的不同程度的監視一直未斷。[5] 1936年12月7日，蔣介石在臨潼華清池宴請駐陝各軍高級將領。張學良對蔣介石進行了最後一次勸諫，兩人起爭吵，遂有其後的兵諫 西安事變後的第三天，端納帶著宋美齡的信飛到西安面見張學良。端納曾任孫中山、張學良的私人顧問，此時則是蔣介石夫婦的私人顧問 儘管為了顧及臉面儘量避免給出這樣的印象，那就是為了蔣介石的釋放而達成了妥協，不過實際上蔣介石同意取消第六次「圍剿」，並與共產黨在名義上結成一致抗日的統一戰線；與此同時，共產黨同意停止對地主的鬥爭，並將他們的軍隊置於國民黨的統率之下。在此後幾個月中進行了錯綜複雜的談判，雙方都覺得沒有理由相信對方，也都沒有放棄最終摧毀對方的目標。國民黨很無意過深捲入抵抗。蔣介石的意圖仍然是，儘可能避免或者延遲與日本的正面衝突，直到外國進行干涉並向他提供幫助，從而使他能夠將日本和共產黨一同擊敗，這樣他就是最終唯一的、絕對的勝利者了。 西方對西安事變後出現的國共統一對外的跡象印象很深。共產黨的各師團改編成八路軍並由南京政府統轄；他們在南京設有辦事處，甚至還出版了一份報紙。華盛頓通過約翰遜大使以及別的方面的報告感到，中國最終真正開始出現變化，開始對政權民主化，開始進行真正的融合。 日本人同樣也在西安事變的結果中看到了一種信號。他們認識到中國正在出現一種國民團結的精神，正如1937年5月日本陸軍大臣杉山元（Sugiyama Hazime）將軍所說的，這「可能根本阻礙日本的和平挺進」。關東軍和東京的軍國主義者開始要求採取直接行動。 史迪威並沒有被西安事變後所出現的和解假象所迷惑。「中國目前有關民主的言論純屬空談，毫無意義。」他在1937年初一份有關中日局勢評估報告中寫道。他預計政府方面會「繼續實施拖延戰術，堅持說準備應戰，但其實並非如此。他們希望由別人來解決他們的問題」。中國的匱乏極其嚴重，外界援助似乎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史迪威還寫道，相對日本來說，中國唯一的資本便是「人數、仇恨和一個龐大的國家。它沒有領袖、士氣、凝聚力、軍火，也沒有很好的訓練」。此外，一旦發起戰爭，那麼日本就可以封鎖中國的港口。 但是，史迪威也相信中國人的內在品性，這讓他相信中國有潛力。在研究1853年到1855年太平軍進攻北部以及19世紀70年代左宗棠將軍鎮壓新疆叛亂的過程中，史迪威發現，這些征伐「對那些認為中國人已經退化到不可救藥的人來說無疑是一種教訓」。對於任何對中國的軍事能力表示懷疑的人來說，「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戰役之一」的左宗棠戰役無疑提供了反證。「膽大心細」又「進取有恆」的左宗棠顯示了「對局面的徹底把握」，在完成周密計劃後又「立即乘勝追擊」，其解決問題的方式就是當今著名將領也會感到困惑不解。史迪威不但對士兵同時也對將領（軍事史家很少如此）飽加讚賞，覺得中國將士完成了「一個傑作」。他通過這些研究所形成的看法在他後來在中國任職期間起到了作用。 他覺得中國前途黯淡，因此在6月時索性跟朋友、法國武官薩巴迪埃（Sabatier）結伴去了綏遠和蒙古。他給妻子溫妮寫信說，他打算去五台山，然後從那裡步行去鐵路，行程約150英里（約240千米）。 他作為專家的聲譽正在增加。林奇上校從第十五步兵團回到華盛頓時匯報說，「在我看來，史迪威對中國和遠東的了解要超過任何一位現役軍官」。他在中國的探索「使他有了別人無法企及的背景知識」。 [1] 奈委員會（Nye Committee），以其首傑拉德·奈（Gerald Nye）參議員得名。——譯者注 [2] 這是個被稱作「飛行皇宮」的雙引擎單翼飛機。飛機外表銀色，裡面有紅色襯裡，有兩個長沙發、一個精緻的寫字檯、包布的椅子、電台以及冰箱。儘管張學良雇用了一名叫勞埃爾·萊昂納德（Royal Leonard）的美國飛行員，但是張經常自己駕駛飛機，駕機時他的長袍裹住腿，頭上歪戴著紫色穆斯林帽。在自己的轄地上視察時，他跟部隊的聯繫是通過往下扔紙條的方式，而下面作答則通過在地面上鋪上布，無法這樣的話，他們乾脆自己躺在地上排成某種形狀。 [3] 海爾·塞拉西（Haile Selassie），衣索比亞末代皇帝。——譯者注 [4] 此處為斯諾在《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中的記錄。——編者注 [5] 張學良後來一直住在台灣，周日的時候，人們常常可以在蔣介石做禮拜的同一個教堂看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