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 第六章 「酸醋喬」

1929—1935年 1929年7月史迪威回到本寧堡步兵學校擔任戰術科主任時，馬歇爾發動的「本寧變革」正方興未艾。這場變革的目標是通過實踐進行教學，而不是通過野戰條例和課堂上紙上談兵。處於軍事核心位置的戰術學是關鍵科目，因為它教人怎麼獨立思考。 本寧堡步兵學校是陸軍的基本戰術學校。在舊體制下軍官接受的訓練是解決一個書面問題，所給予的敵情信息要遠比實戰完全。馬歇爾在中國時，在第十五步兵團的一次訓練時發現，一名軍官受命包抄敵人的側翼，卻由於無法向70名士兵起草一份書面指令而不知所措，原因只是給這名軍官的有關地形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後來馬歇爾得知這名軍官在本寧堡步兵學校是名列前茅的學生，這讓馬歇爾有了「好好整頓本寧堡步兵學校的強烈願望」。在開始負責本寧堡步兵學校後，他拋開書本，開始通過實際訓練培養主動性和判斷力，而不是僅僅培養解題能力。 馬歇爾希望能有志同道合的人跟他一道進行試驗，接受新的解決方案，欣賞非常規的方式，只要這能表明學員在戰場上是在獨立思考的。馬歇爾知道史迪威符合這些要求，因此把第一科即戰術科主任這個關鍵職位保留給他。史迪威跟馬歇爾一樣都是潘興的信徒，主張發布簡短的命令，只關注所要達成的目標，但對具體步驟並不詳細說明。在真正的戰場上敵人可不會等你，連級和營級指揮官必須當機立斷。馬歇爾變革的意圖就是解放這種能力，並造就一批真正能帶兵打仗的戰地指揮官。 史迪威在本寧堡，1932年；前排左二史迪威，前排正中馬歇爾，後排左二布萊德雷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讓史迪威意識到，指揮的方法和原則必須要能夠被快速培訓，這樣一旦再次爆發戰爭，那麼應徵的民眾就可以很快接受培訓成為軍官。正如他說的，必須找出「某種可以指導一支大規模應急部隊的方法」。他的解決方式便是簡單。贏得戰爭靠的不是「花哨的戰術……只有簡單、直接的方式才可行」。他把戰術戰場層面上的軍事力量濃縮為「移動、射擊和通訊」。 馬歇爾主持本寧堡步兵學校校務的那段時間是激奮人心的，因為在軍事發展方面學校對新的想法、爭論和積極思考都能兼收並蓄。由於有了馬歇爾這麼一位後來成為戰時總參謀長的人物，這裡成了一個無可比擬的高級指揮官的搖籃。用馬歇爾自己的話來說，他自己的「記性邪好」。儘管平庸不會給馬歇爾留下多大印象，充其量不過是「短暫的不快」，但他永遠不會忘記一次出色的表現或者一個倒霉的笨蛋。這段時間跟他一同執教高級課程的軍官有以後的將軍奧馬爾·布萊德雷（Omar Bradley，時任武器科主任）、馬修·李奇微、考特尼·霍奇斯（Courtney Hodges）、勞頓·科林斯（Joseph Lawton Collins）和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等，他們後來都成為軍級或集團軍級指揮官。 史迪威讓下屬承擔主要的課堂教學工作，但是他自己對所有的戰術訓練事必躬親。他習慣於提出一個「怪想法」，徵求不同人的反應，然後進行驗證。那些學員軍官發現，他提出的戰術問題都很有挑戰性，要解決它們必須要用獨特的方式。他通過實際應用戰術原則進行教學，而且「會拋棄那些不符合常識的東西」。在真正的訓練過程中他展現了課堂中無法顯現的問題——戰場電話出現故障，通訊員迷路了，命令被誤解，地圖經常是錯誤的，複雜的調動「總是出錯」。 本寧堡步兵學校培養的軍官是連級和營級的，不是司令部一級的。正如史迪威寫到的，從一個營級指揮官的崗位上看問題的視角跟一個師級或者軍級指揮官的視角是不同的。在高級指揮官看來地圖上的一條線到了一個作戰軍官那裡就是一個地區，其特定的地形特徵限制了他的行動。一個連隊在地圖上從來不會迷路，但是在地面上就不是這樣了，尤其是在本寧堡這樣地形像叢林一樣的地方。史迪威總是強調估測地形是一切決定的基礎。本寧堡周圍的松樹林使得炮火支持方面的原則難以實行，妨礙了野戰炮的應用，這就要求依靠迫擊炮「在叢林密布地區的前線迅速使用」——這正是他後來在緬甸所遇到的情況。 機械化戰爭及其帶來的巨大的戰術變化在軍事思想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史迪威研究了諸如聯合機動性、滲透以及後來應用於德軍閃電戰的突襲等理論，此外他還偶爾向《步兵雜誌》投稿，但是他的思想從根本上說還是實用性的而不是思辨性的。1932年他充當軍事演習的裁判，他寫評語時是這樣歸納他的信條的：「不要做任何假設——去看看！」 一年後，馬歇爾說史迪威是「天才教員」。有一次馬歇爾寫鑑定報告，有個常規性問題是讓他評價該軍官可以擔任的最高指揮職務是什麼。關於史迪威，他寫道：「無論是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均可勝任任何指揮職務。」他感覺到史迪威是個不會或者不肯談論自己的人，對此他評價說：「由於謙虛和不事張揚的個性，該軍官未能被公認為陸軍中絕頂聰明和最有修養的人。」他評價說，史迪威「有遠見。極端聰明……一個領袖……」，甚至還不無唐突地說史迪威「為人含蓄」，儘管這顯然不是史迪威待在本寧堡的此後四年里最為持久的品質。 當史迪威遇見無能或者愚蠢的人的時候，他可能變得很尖刻。在本寧堡，正是這種情況使得他有了那個著名的綽號。有一次，史迪威對野戰訓練的表現給予了非常嚴厲的批評。一名軍官學員回到營地後就畫了一幅史迪威的漫畫，畫裡表情兇巴巴的史迪威正從一隻醋瓶子裡冒出來，瓶子的標籤是三個X[1]。人們，甚至是主人公自己，都對這幅漫畫頗為喜愛。史迪威問漫畫作者他是否能夠保留原稿，並拍了照片分送給自己的朋友。 多年後，他的老朋友威爾斯將軍來信談及一幅史迪威「酸酸的」報紙照片，信中對史迪威性格中「酸醋性」做了很好的理解和闡釋：「不管什麼時候你露出那種表情，那必然是因為某事或者某人造成了一種本質上荒誕的局面——有時甚至是很臭的局面。」威爾斯繼續寫道，在史迪威其他的特有表情中還包括「一種完全絕望和完全感到厭惡的表情……這就是在決定或者行動顯然乖張，但又不得不忍受時，你靈魂中的某些痛苦會在你的面容中顯露出來……喬，這不是酸醋——這是其他什麼跟它有點像的東西」。威爾斯的結論也許過於寬容了，因為史迪威的個性中毫無疑問地有些酸醋的成分，儘管也有隨和、人性的因素對此有所中和，這是史迪威自己也承認的。他很喜歡講一個有關他自己的故事。有一次他心情鬱悶，獨自一人在中國一個城鎮裡散步。一個中國商人向他走來，作了個揖，然後說：「你好，牧師。」 「你為什麼管我叫『牧師』？」史迪威狠狠皺起眉頭問道。 「因為你看上去像牧師。」這個中國人回答道。 「我怎麼像一個牧師？」 「因為你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先生。」 「因此不要以為中國人沒有幽默感。」史迪威講完故事後總要再加上一句。 有一次他給家人寫了一篇文章，談了他自己和他對家人的願望。他承認自己有時「不講理，沒耐性，脾氣不好，陰鬱，光火，頑固，說髒話，庸俗……」。讓一個人承認這麼一大串東西並非易事，而且都是真的。儘管他願意的時候可以做謙謙君子，比如在凡爾登跟那些他喜歡的人在一起的時候，也完全可以彬彬有禮，但是跟有些人在一起的時候他有意做出一番粗魯的樣子。他用這種方式表示自己的厭惡，也許無意中還表示了自己的不自在。他使用髒話也是口頭上對各種虛偽表示不滿。如果有適當場合，他的用語可以很粗俗，日記里也經常出現髒話。這些髒話污穢但不下流，只讓人覺得他有深深的敵意。 史迪威自己似乎也喜歡這種憎惡的感覺，在日記中常常會讓自己激奮起來，先是來一句尖刻話，然後好像意猶未盡似的，開始變本加厲地說更多的髒話。他的靈感往往來自那些他認為裝腔作勢的人，比如那些硬要用英國口音說話的「噁心的」美國人。 他對富人和勢利眼尤其毫不留情，有時甚至讓人覺得他太不遺餘力了。或者因為天性，或者因為他過去的經歷，他對富人一向沒有好感。他自己一直家境優裕，但由於他父親的某些古板做法，成年之後史迪威再沒從家裡拿過錢。1933年他父親去世並沒有讓他的境況有大的改變，因為老史迪威博士除了給自己的兒子留下一點股票之外，把大部分產業都留給了自己的妻子，而史迪威的母親一直活到1942年。僅靠一個陸軍軍官的一份收入，有五個孩子的史迪威在一片繁榮景象的20世紀20年代顯然過得有點緊巴巴的，但是在大蕭條的時候軍官的日子就要比其他很多人好過多了，因為至少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 史迪威一家人沒有什麼要花很多錢的嗜好。史迪威不像其他軍官那樣參加狩獵或者打馬球，他妻子不騎馬。他們不玩橋牌，在中國時也沒有參加那種外國殖民地的俱樂部活動。他們在家裡請客，上的是勃艮第葡萄汽酒，這讓那些喜歡喝酒的朋友很不滿意。馬一直讓史迪威深惡痛絕，也許因為傳統上馬是富貴人家的擺設。有次一位軍官同事沒完沒了地談馬，感到無聊透頂的史迪威在給妻子的信中好好發泄了一番：「如果有什麼讓我窩火的東西，那就是那些白痴般喜歡馬的人……如果地球上還有比長著個錘子般腦袋的馬更木更傻的動物，那你指給我看看。這畜生只知道跳和放屁，卻毫無頭腦。」這樣發泄一番之後，他馬上抱歉自己用了一個「粗」字。 他還喜歡用一些不太粗的字，不過似乎並無惡意：英國人是limeys（英國佬），法國人是frogs（青蛙）（「在船上遇見一個青蛙和他老婆」），德國人是huns（蠻子）或者squareheads（方頭），義大利人是wops（南歐佬），中國人是chink或者chino（中國佬），菲律賓人是googs（菲律賓鬼子），黑人是niggers（黑鬼）或者coons（黑傢伙）。這些詞本不是像史迪威這種受過教育或者有身份的人所用的，不過就跟他罵人一樣，這些用詞反映了他總體上說對自己的同胞沒有太多好感。用他一位軍官同事的話說，實際上他「頗接近於厭惡人類者」。不過，這種對人類憎惡的源泉不知從何而來，因此史迪威的這位同事在跟史迪威相識多年後承認說，最終史迪威總有些讓人捉摸不定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完全理解史迪威。 史迪威喜歡的是家庭或者自己促成的快樂。他不知疲倦地組織業餘戲劇表演或者古裝表演，隨便打網球玩，為保持身體健康還經常越野長跑或者打手球——這兩種運動是所有鍛煉中最耗費體力的。每周有兩三次，人們總會看到他身著咔嘰短褲和T恤衫在本寧堡的松林中輕鬆地慢跑。在一次5英里（約8千米）賽跑中，他最後被第一名落下了有1英里（約1.6千米）之多，但是他對自己的孩子們說，他覺得很少有人在48歲時還能達到他這個水平。 他的家庭便是他的城堡，他在這裡有安全感，可以避開那看來充滿敵意的世界，他愛家人，自己也被愛，在這裡他無須防衛。這裡有笑話和笑聲，有夥伴，有相互間的娛樂，大家都無拘無束。離開家人時他總是有些不自在，但是，如果在家裡待的時間太長的話，比如如果連續待了幾個月的話，他又會坐臥不安，渴望離開。他和妻子是婚姻美滿的一對。由於他個性很強，他妻子接受了他的很多看法，這往往反射或者加強了——而不是化解了——他對周圍人的敵意。 他的筆記本中充滿了他對他五個孩子的持續而深切的關註：他們每年甚至每月身高體重增加了多少，他們的零花錢和賬目，學校和旅行，他們說的第一個詞以及說過什麼特別妙的話，說某句話時的年齡以及當時的場景他都會記下來。小喬在5歲時曾說過的一句話是「你舊了，我們還新著呢」。不在家的時候，他也總是在日記中記下他們的生日。甚至在徐州的混亂形勢下，6月1日這個日子也沒有遺漏掉，他記道：「南斯的生日。」有時學校不能令人滿意，在中國時，有一次他最小的兒子和女兒因為挨老師的訓哭著回家。他發誓說誰也不能這樣對待他的孩子，於是他有一年沒讓他們上學，在家裡自己教他們。在練習寫字時，他自己先寫出漂亮的大字，然後讓大女兒南斯抄寫，這印證了馬歇爾所說的：他是個天才教員，他很懂得怎樣通過幽默和不恭讓自己的學生著迷： 先從Cat這樣的短詞開始， 不久你就會寫hippopotamus了 它高高跳在我們頭上坐下……[2] 緊靠桌子坐得筆直， 把吃的東西吐到空中； 等落下來時再用嘴接住。 你的朋友們都會開心。 他們以為自己是在看馬戲…… 用刀子插住土豆，然後—— 整個吞下。刀子除外。 他可以一連幾個小時陪著小兒子本畫畫。他們畫一些稀奇古怪的動物，用一種剪紙法把一條鯊魚變成一架飛機，或者讓一條有三個腦袋的龍變成各種東西。在本寧堡時，家裡人為史迪威起了奧爾老爸（Ol』Pappy）的綽號。當時孩子們正模仿當地的喬治亞人的「窮困白人」，並「推測奧爾老爸怎麼會出去抓住一條響尾蛇並活剝它的皮」。他們很喜歡這個形象，開始用這個名字叫他們的父親，結果這個名字就流傳下來了。 史迪威老是喜歡記些東西。除了寫日記、信、散文和特寫之外，他還在單頁紙或者紙片上寫下「隨想」或者「雜想」，內容涉及他的想法、夢、奇思怪想、玩笑、逸事、備註、引語或者他那永遠不停思考的大腦中想到的別的什麼東西。下邊全文照錄一個頗具代表性的紙片： 亨利·法布爾的昆蟲研究 鰻魚史 圓頂硬禮帽的歷史 拿滑鐵盧怎麼辦 高個子和大房子上面都沒有什麼東西。——培根 威爾斯的「藝術簡論」 「上刺刀」 另一片紙記錄了他思考民主這個基本問題時所經歷的思想上的衝突；這個問題至今沒有解決。這個標題為「普遍選舉權＝及≠」： 贊成——每人一票。但有些人要更多—— 無知者的力量應該小於受教育者 聰明人應當能夠克服大眾在數量上的優勢 反對——難以找出分配額外選票的標準 財產？（常常是個偶然事件。跟民主精神不容。） （上院議員） 教育。（未必真實。未受教育者有時更有見地。） 另一張題為「罷免、動議權和全民公決」的紙條表明，他除了在考察昆蟲、鰻魚和藝術之外，還在考慮憲法程序。他抄錄了莎士比亞作品中的一些段落，其中不可避免地並不出所料地包括了霍茨波[3]的慨嘆：「他簡直使我發瘋……講起話來活像一個使女的腔調，偏要高談什麼槍炮戰鼓、殺人流血……」 史迪威聰明但不深沉，他思維敏捷，跟任何人談話往往都能趕在別人前面，於是他不停地、不耐煩地用「不錯不錯……不錯，不錯」打斷別人。除了時不時地產生一些疑問之外，他的社會和政治思想總體上是合乎傳統的。儘管史迪威反對父親對宗教的虔誠，但他保持了家裡的共和主義傳統，自然也欣然參與了敵視羅斯福的運動。儘管陸軍傳統上沒有黨派偏見，但正如史迪威的一位軍官同事所說的，當陸軍「咕噥什麼的時候」，他們也跟普通人一樣充滿政治激情，而史迪威也不例外。實際上，正因為他是史迪威，所以他的看法更加犀利。 他的記錄中還包括夢境，往往帶著十足的熱忱和信任寫信向夢見的人清晰而連貫地敘述自己的夢境。結婚前他曾寫信給溫妮講述夢中與她溫存的事。儘管信寫得很委婉、很文雅，但是在1910年給自己的未婚妻寫這些東西，這還是讓人吃驚，因為當時的大眾在這些方面是主張緘默的。給他父親的信中他寫到做夢跟自己的弟弟打架，之後他父親開始追他，他認為父親想「把我打成肉醬……當你追上我之後……並沒有打我，卻掏出一枚硬幣遞給我。我站著呆呆地望著這枚硬幣，問這是什麼。你神情悲哀地說『這個世界的一枚硬幣』（a coin of this realm）。我聽了『這個世界的一枚硬幣』後很受震動，結果男孩醒來了，久久不能入睡」。他做的夢經常是跟爭鬥或者用勁有關，比如：「爬一座高山去某個國家。這是唯一的路。山的一邊不斷塌陷，變得越來越陡。」或者跟他母親看一個男孩帶著一個石制加農炮竭力想爬上科洛敦大壩，結果卻被一點一點地推向邊上，最後這個男孩掉了下去。「我說：『不要看。』我慢慢爬下去到石頭那裡。男孩被擊打了之後再也沒動。他身下有紅色的痕跡。我說『他當場死去』。」其他的夢還有從一個汽艇上通過梯子下去，或者在水下爭鬥，或者在中國遇到一群野獸相互廝打，「最後這些野獸整個從山坡上滾下去，結果是亂七八糟，到處是斷腿、扭斷的脖子和擠爛的軀幹。唉，我醒來嚇得身體都僵了」。 在本寧堡他身處熟悉或者同級別的人中，沒有像大使或者英國人那樣的讓他不舒服或者怨恨的集團，但是他仍然可以變得充滿敵意，難以相處。馬歇爾後來承認說，校長坎貝爾·金（Campbell King）將軍曾經三次要求他解除史迪威的職務。史迪威在很多軍官中引起怨恨的一個原因是他的標準極其嚴格，除非他認為學員真的非常優異，否則他不會在鑑定報告上打「優」。結果，他負責管理的軍官很少能進陸軍軍事學院，而在按常規辦事的武器科「優」可以隨便給，這就方便了學員在職業生涯中的晉升。史迪威後來成為戰鬥指揮官或者戰區司令時對晉升和獎勵的這種嚴格態度繼續招致不滿。毫不奇怪，在本寧堡的第二個學年，馬歇爾對史迪威「為人含蓄」的評價已經降了一級了。他接下去的評語中透出一點兒對他已經忍了又忍的意味：「原則性強。工作太努力。脾氣有些無常……」不過馬歇爾繼續留用這個刺兒頭同事，在對他的評價中還說他「在戰術和技術方面走在了時代前面」。 史迪威把他在中國的經歷作為例證幫助他講解，並喚起軍官們對這個國家的認識。他強調說：「我們在將來某一天可能都會與之打交道。」1929年他在題為「東方人的心理」的演講中探討了西方和東方之間的一個基本的障礙，這個障礙太顯而易見，因此常常被忽視，他說，西方人常常動不動就說中國人「不可捉摸」，其實他們只是發現中國人「跟我們不同」。為什麼中國人不同？史迪威說，這是因為他們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都跟我們的文明是「分割開的」，因此在不同條件下他們發展了自己的文明。「那麼怎麼可以指望一個中國人做出像一個西方人那樣的反應？……回答是，不可能。」這其實是個很重要的原則。他還指出，由於中國社會非常古老，而且固守成規，因此中國人有種「保守的心態……惰性極大」。談到東方對「面子」的看法時，他闡述的東西足以表明，日後他未能跟蔣介石處好並非由於無知：「因此尊嚴是最受珍重的東西，誰剝奪了別人的尊嚴他就會樹立大敵……跟中國人打交道不要掃他們的面子，除非你想侮辱他們，或者你不在乎與他們為敵。」 在跟同事聊天時他強調了中國的巨大需要，特別是從道路到電台的各種聯絡方式。據一位朋友說，史迪威的興趣是在於「中國會發展成的樣子」。他認為現在所進行的政府改革將會「把治外法權這根刺從它的身上拔掉」，而且他還時不時地讓自己相信，中國這個新政府可能真正使中國成功地實現現代化並調動其潛力。他常說：「只要方向對了，這四億人民憑藉他們的勤勞和智慧必然屹立起來，而我們最好跟他們站在一起。」 在本寧堡時他的筆記表明，他讀過了標誌著中國新磨難開始的一個歷史性文件，可惜他沒有就此寫出評語。這就是國聯的李頓委員會關於「滿洲危機」的報告，這個危機後來導致的種種事件把整個世界都卷進去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藉口中國炸毀南滿鐵路，為了「自衛」奪取了奉天，並迅速對東北進行了軍事占領。這是自謀害張作霖之後的一個更大舉動，但這次達到了目的。導致這次事件的是1929年蔣介石所做出的努力，他試圖聯合愛國少帥張學良恢復對東北的主權。他們的第一個目標是蘇聯的中東鐵路。中國的挑戰立即遭到蘇聯部隊的報復，結果中國軍隊屈辱地遭到失敗——這也讓日本人震驚。中國和蘇聯再次蠢蠢欲動，讓在日本國內代表擴張派的日本軍界下了決心，準備加強日本在東北的「特殊地位」。軍界行事一向直達天皇，這樣可以避免文官政府的牽制。軍界通過關東軍導演了「九一八事變」。這次事變在日本國內和中國都引起了巨大爭議，此外，由於華盛頓會議和國聯條約，也在西方導致了種種影響深遠的問題。 當日本人襲擊的時候，蔣介石的軍隊正在進行第三次圍剿共產黨的戰役。此外，當時中國長江發生大洪水，結果幾千英里（1000英里約合1600千米）的土地被淹，200萬人死亡，還有無數人變得一無所有。東北沒有做出任何試圖組織軍事抵抗的努力。蔣介石反倒命令在長城內外坐擁40萬軍隊的張學良「堅決」執行「不抵抗」政策。儘管蔣介石的部隊在數量上占有優勢，但是他知道無論在訓練上還是裝備上都不是日本人的對手，因此他不想跟日本進行決戰，而是希望進行戰略退卻。他的主導原則是不要任何事情妨礙他清除內亂的主要目標。 蔣介石已經下了決心，認為「戡亂」是壓倒一切的，社會和政治變革，或者對入侵者的抵抗都是次要的。如果蔣介石可以稱為偉人的話，那就是他一旦有了某種信念，就會緊緊抓住這個信念，毫不動搖。對付日本人他可以利用中國那種總是存在的優勢，那就是可以退卻到廣大腹地，與此同時，他可以致力於將中國統一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一旦達成了這個目標，中國就可以開始對付日本人了，在這之前估計東北就能夠滿足日本人。 張學良在渭河渡船上，身後是蔣介石、宋美齡等，1943年10月21日 歷史總是出現各種落空的盤算，而蔣介石就犯了好幾個錯誤。成功的入侵很少會自行終結，而且人民抵禦入侵者的願望也不那麼容易違背。然而蔣介石沒有多少選擇，他在長城以內的任務已經夠艱巨的了。他執政第一年就遇到了各個領袖的反抗，這些人幫助他上台，接著又拒絕遣散。在1929年到1930年間，廣西將領李宗仁、白崇禧和張發奎以及北方的馮玉祥都曾先後武裝對抗政府，結果蔣介石只能去進攻或者收買他們。邊遠省份如雲南、四川和新疆由於在政府控制之外，仍然可能進行反抗。廣州仍然時不時地支持成立另一個政府，這個政府由仍然具有活力的左派領袖汪精衛、陳友仁和孫中山的兒子孫科維持著。北平曾有一段時間再次建立了由汪精衛、馮玉祥和閻錫山控制的分裂政權，但在張學良的幫助下，中央政府恢復了對北平的控制。這種種爭鬥牽制著國民黨的注意力，使它無暇考慮社會變革，而剛剛出現安穩的跡象，蔣介石又開始鎮壓另一波國內敵人，這就是深深紮根於江西農村的共產黨。在日本進攻的前一年，國民黨連續三次所謂的「剿匪」攻勢占用了其全部軍事力量，而且由於共產黨的游擊戰術，圍剿遭到了挫敗。 在一個亟須改革的國家裡，在八十年中有三次革命高潮被挫敗。蔣介石關心的是把零散的政治力量統一起來，而不是建立新的社會基礎。對於一個又轉而跟舊官僚和土地所有者結盟的政府來說，減少地租已經不可行。在浙江，有人真正嘗試了減少地租的計劃，但是其領袖人物和倡導者遭到了暗殺，計劃隨之放棄。在「訓政」階段的政府仍然是一黨專政，而且變得日益專制和具有壓迫性，這埋下了反抗的種子。共產黨由於已經不可能在政府框架內部進行改革，而且被作為匪徒清剿，因而，按照駐漢口的美國副領事埃德蒙·克拉布（Edmund Clubb）的說法，共產運動「被迫……成為一種反叛，帶著對中國現政權的強烈仇恨，這種反叛傳遍受壓迫者——自由派學生等」。與此同時，現政權仍然緊緊抓住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把它當作一種符咒，這樣就無須付諸實踐了。為了填補由於廢除王位而出現的真空，對孫中山進行了神化。他的畫像無處不在，他的包括三民主義的遺囑也在各種場合誦讀，無論是每周的紀念活動、公共集會、政治會議、愛國節假日，或者是每周一早晨學校的儀式上。他的遺體也被從北平重新遷到南京紫金山側的一座造價600萬美元的陵墓中。 即便沒有進行社會革命，現代化還是在通過各種方式推進，例如修建道路，發展航空和電氣化，修建新鐵路，改進農業，制定法規，開辦採用新科目的現代學校，還有各種現代組織方式的最基本的要求——一種邏輯的信息處理方式以建立檔案系統。中國缺少字母也許跟缺少公路一樣造成很大的阻力。某些省份的一些方案有了一些進展，但另外的省份則沒有進展。中國的需要極多，但這個時代給它的時間太少。 日本軍隊占據奉天后不顧國內的意見分歧，繼續進攻錦州，這是位於長城以北的張學良控制的重要據點。他們在1932年1月奪取了這個城市並將少帥趕出東北。2月份，宣布成立「獨立」的「滿洲國」，3月份，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被立為皇帝。日本政府由於受到陸軍和海軍大臣的鉗制，在既成事實和激進民族主義的要挾下只能妥協。由於日本不想讓國聯或者《九國公約》簽約國有理由宣布日本和中國之間已經進入戰爭狀態，於是東京試圖使在中國大陸的每一步都合法化，被看成是「自衛」或者東北人民的「自決」。但是當時一場激烈的鬥爭正在東京造成震動。1931年12月政府辭職。天皇任命了溫和派的犬養毅（Ki Inukai）為新任首相，試圖扭轉迅速發展的局勢。犬養得知天皇希望他能夠阻止陸軍「插手內政和外交事務」——這是一個危險的任命，等於簽署了這位首相的死亡書。這位不被西方所知的首相上任一個月便派遣秘密特使去見蔣介石，試圖解決「滿洲問題」，但是日本政策其實已經不再掌握在文官政府手中了。 西方大國在從「九一八事變」到接受《李頓報告》這十七個月期間試圖控制局勢，它們做出的努力對20世紀具有關鍵影響。這時的姑息做法使國聯受到了嚴重損害，是對進一步侵略的鼓勵，開啟了此後十年通向戰爭的道路。政治家並非先知，他們根據當時的情形行事，並無長遠想法。危機往往是分階段發生的，不像看歷史的人可以看到事件的全貌及其後果。很難說「滿洲危機」的某個階段是否可能是另外的樣子，因為在整個事件過程中人們不可能抓住機會改變局面，或者有與機會擦肩而過的情況。有的時期醞釀偉大，有的時期醞釀軟弱。「滿洲危機」是歷史上產生重大後果的事件，造成這個事件的不是各種悲劇性的「如果」，而是人和國家的內在局限。 中國所賴以防禦的基礎是這個世界為了應付這種局面而設置的保障：《九國公約》《國聯條約》以及新近簽訂的《凱洛格—白里安公約》（Kellogg-Briand Pact）；1928年這個公約在巴黎由包括日本在內的15個國家簽訂，公約宣布放棄把戰爭作為國家政策，並同意解決所有爭端「只能通過和平方式」——當然例外情況是涉及「自衛」和「重大國家利益」的時候。日本發起進攻後五天中國就正式向國聯提起控訴。這時侵略還從來沒有對集體意志進行過試探，這是第一個主要的案例。儘管在日內瓦有人急切地想為世界和平做出一些「美妙的」事情，但是誰又都不想做點具體的事情。1931年的世界在經濟風暴下畏縮了。在遠東的主要西方大國英國當時正經歷著政治和財政危機，準備放棄金本位制；歐洲的股票交易所顫抖不已，面臨恐慌；魏瑪共和國已經垂死，而美國正深陷於經濟蕭條之中。考慮到各種為了防止侵略而設置的機制，日本的行為的確讓人難堪；但是正如法國總理安德烈·塔迪厄（André Tardieu）說的，當時還「來日方長」。 史汀生 在美國國務卿亨利·史汀生看來事情卻已經非常急迫，史汀生極力倡導通過裁軍和集體努力消除戰爭。史汀生在1927年到1929年任菲律賓總督，在1930年倫敦海軍會議時是美國代表團團長，因此曾經密切接觸過太平洋問題。他看到自己的工作成果——《倫敦海軍條約》在日本國內引發了極大的怨恨，因為這個條約使得海軍擴建的停頓時間和廣受憎恨的《華盛頓公約》的5∶5∶3比例又延長了五年。日本的極端愛國者怒火中燒，終於刺殺了對該條約表示強烈支持並建議天皇批准條約的濱口雄幸首相。 通過史汀生的影響，進攻滿洲的行動重新使美國涉及國際事務，結果卻令人失望，美國重新陷入孤立。史汀生在這次危機中有兩個目標：首先是避免日本在亞洲大陸上進一步擴張，這跟1917年後美國所做出的努力是一致的；此外，還要維護集體安全的體制。但是，當國聯為了讓美國分擔責任或者承擔責任而希望美國特別支持國聯理事會的時候，史汀生卻退卻了。他在不同時期的日記中抱怨說不想把這個嬰兒「扔掉」「託付」或者「丟」在自己的懷裡或者門口。他希望通過世界輿論的「富於活力的判斷」，而不是美國自己來遏制日本。 日本意圖何在，是暫時占領還是另有所圖，是日本政府的一致政策，還是軍國主義者通過關東軍而邁出的冒險一步——這都是西方所不清楚的。在1931年剩下的幾個月里，史汀生所抱的希望是通過「調動反日輿論」，再加上經濟制裁的威懾，這可能加強議會各黨並最終遏制住日本軍界。在20世紀的前四十年里，日本政體中總有個瘦弱的自由派人士的身影，他一直在招手，仿佛呼之欲出，正是他誘惑了美國的政策。在1931年的時候，國際上對「滿洲冒險」的譴責再加上制裁的威脅，當時誰知道這是會加強日本溫和派的力量，還是會把日本團結在激進愛國者周圍呢？ 由於英國並未採取強硬立場，因而史汀生所期冀的大國的「富於活力的判斷」並未形成。當時主宰英國外交政策的是綏靖主義之父約翰·西蒙（John Simon）爵士。他是英國有名的律師，既冷淡又殷勤，想法謹慎，臉上總是掛著假笑，腦袋相對他的身軀顯得太小。作為外交大臣，他使得英國自布爾戰爭後最不得人心。後來的記錄顯示他也希望遏制日本，但是他在日內瓦卻給出了相反的印象，結果史汀生得出結論說，英國更喜歡看到日本吞併東北，而不希望日本在長江流域威脅英國的主導地位，或者插足大洋洲或者印度。 史汀生所代表的這個國家本不想用大棒來增加自己話語的分量。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總統對經濟制裁的想法很是擔心，他不無道理地認為，除非最後以武力制裁，否則經濟制裁無異於「用針刺老虎」。史汀生認為，儘管這麼做有風險，但必須考慮到如果日本的行動不受約束的話，則將對和平事業造成「極大危害」。此外還要考慮的危險是，「日本可能對中國發動一場可能會波及全球的戰爭」。隨著日本越來越深地涉入東北，他越來越擔心這對世界和平和美國在遠東利益所造成的威脅。他認為，如果美國在同中國有過這樣長時間的交往後卻「冷漠地讓中國聽天由命」的話，那麼這會對美國在中國的信譽造成「無可挽回的傷害」。 由於未能讓《九國公約》《國聯條約》或者《凱洛格—白里安公約》發出一致的聲音，史汀生決心採取某種形式的單方面行動。但是他所能做到的不過是在案卷中翻出在1921年簽訂《二十一條》時當時的國務卿威廉·詹寧斯·布賴恩的一項聲明。這項在1932年1月7日重申的聲明後被稱為「史汀生不承認原則」。這個原則向日本和中國表明，美國對任何中日兩國之間簽訂的危害門戶開放政策或「中華民國主權、獨立或者領土或行政完整」並可能通過違背中、日、美為締約國的《凱洛格—白里安公約》方式的任何安排，均「不承認其合法性，也不會承認」。該聲明聲名遠播，態度毫不含糊，但作為一種限制工具來說卻沒有什麼實際效果。由於這是很明顯的事，因此兩個月之後國聯採納了約翰·西蒙爵士的提議，一致認可了這項原則。 在中國，全國性的抵制日貨行動非常有效，結果日本試圖通過在抵制運動的中心上海採取懲罰性的行動來結束抵制活動。跟往常一樣，他們以「事件」為藉口，這次是一個被殺的日本和尚。日軍開始用飛機和從軍艦上運來的部隊進攻上海閘北。1932年1月29日對閘北的空襲是第一次對平民發動恐怖轟炸[4]，此後這種轟炸開始變得司空見慣。上海的外國人親眼看到炸彈紛紛落下，死亡者數以千計，房屋變成廢墟，到處是受傷者和難民；西方人在感情上對此感到震驚和厭惡。史汀生想起1914年德國入侵比利時的事情，決心不能像威爾遜那樣「無所作為，不顯示我們對比利時的同情」。閘北事件，再加上日本宣稱《九國公約》的條款中有關中國完整的部分已經過時，讓史汀生相信已經無法通過姑息的方式約束日本。但是採取懲罰性措施超出了他的權力範圍，也不是這個世界所願意看到的，因此他要麼敷衍一下，要麼無所作為，結果他選擇了前者。 《日本：公約粉碎機》，漫畫，1931年 他想再次試圖得到英國的合作，這次引用了《九國公約》，但他發現約翰爵士「柔弱無力」而且「很膽怯」。史汀生只能再次單方面發出警告。他在2月發表公開聲明，宣稱美國人民「堅決相信」中國的未來，並重申了《九國公約》的原則——必須給中國機會，以使之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和開明的國家」。他告訴日本，《華盛頓公約》是相互關聯的，廢除有關中國的條款則意味著廢除有關海軍和不設防方面的條款。但是這種威懾是空洞的，因為美國無意採取強硬立場展開軍備競賽。後來當史汀生忙於裁軍會議的時候，胡佛總統通知日本說美國不會採取經濟制裁。 這場危機開始暴露出美國承諾的軟肋：美國支持中國的完整，但是由於這不涉及美國的核心利益，因而美國並不想為支持這項政策而大動干戈。所謂門戶開放只是紙面上的罷了。這些詞句讀起來朗朗上口，聽上去也委婉動人，而且給人以勇敢、自由、機會之門洞開的印象，這觸動了美國的兩種基本概念，即領土和自由事業。正像海約翰在說到他創建的另外一種說法時所說的，這「有一種出人意料的成功」。最終這使美國陷入了那種最糾纏不清的結盟之中——不是跟一個國家，而是跟一種信條結盟。這使得美國有義務對一件並不危及美國安全的事情——中國的完整——進行干預。 在未滿足中國訴求的情況下，國聯只能勉為其難地兌現盟約的承諾。如何限制日本，在限制無效時又該怎樣在譴責日本的同時又不使它退出這個國際社區，這讓大國們擔憂和困惑。日本提出的各種藉口和合法化的理由，總是造成一些對此爭論的機會。為了調查事實真相，李頓委員會被派往東北。與此同時，戰爭正在擴大。東北的一個領袖馬占山將軍開始給日本造成麻煩。在上海，幾乎是在違背蔣介石命令的情況下，中國第十九路軍展開了英勇的抵抗，而且出人意料地成功，他們使日本人不得不打一場他們意料之外的仗。因此，在東北還有很多麻煩的日本人樂得找個藉口，通過當地外國勢力安排的合約撤出了閘北。 奉天事件的後果正在不斷加強。在2月到5月間，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先後暗殺了大藏省大臣、三井工業集團首腦以及首相犬養毅（Ki Inukai）。暗殺他們的都是穿軍服的陸軍軍官。犬養毅曾多次向國民政府讓步，他的死標誌著政治黨團制度宣告結束。在日本輿論看來，史汀生是罪魁禍首，要為世界對日本的誤解和美國對日本的反感負責。日本的政論家開始大談「亞洲門羅宣言」，並指出，美國對日本在亞洲「命運」的任何干涉都會導致戰爭。由於預計到李頓委員會會提交對自己不利的報告，於是日本先發制人，9月份率先對「滿洲國」給予法律承認。 《李頓報告》在10月提交。報告的措辭儘可能委婉，這是因為還心存一線希望，指望能儘可能顧及日本的臉面，從而使它能夠接受報告。報告不可避免地指出，日本違反了公約，而它的「自衛」和「自決」的兩大理由也得不到事實的支持。報告意識到回到原先的狀態已經不現實，因此建議恢復中國主權，成立自治政府，但對日本的經濟利益做出特別安排。在就是否採納報告進行的長時間爭論中，國聯竭力想避免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如果譴責侵略則可能使日本與西方鬧翻，重新實行回歸亞洲的政策。如果通過某種合法化的方式對此事粉飾一下，則能夠保證國聯結構的完整，但無法保持其宗旨的完整。 當《李頓報告》公布後，國聯已經沒有什麼退路了。1933年2月報告獲得通過，自以為是的日本代表團為自己進行了激烈的辯解並發出警告，並於次日退出國聯。為了說明日本的不在乎和沒有實質性舉動的國際公約的徒勞，日本部隊又占領了長城以北的察哈爾省，並派兵進入河北，在北平和天津之間建立了30英里到40英里（約48—64千米）寬的非軍事化區，規定未經日本同意中國部隊不能進入非軍事化區。此時，日本的行動暫時告一段落，最終通過跟中國政府簽訂的，或者說強加於中國政府的《塘沽停戰協定》對自己的侵略合法化。蔣介石接受了這個協定；就在日本入侵河北的當月，蔣介石還調集25萬精銳部隊對南方的共產黨展開第四次「剿匪」行動。他跟太平天國起義時的攝政王恭親王一樣，認為內亂乃是中國命門之疾，外夷不過是肢體之痛。 自「滿洲危機」之後，中國的完整就只能取決於日本胃口的好壞了。這彰顯了日本軍方的優勢地位，但是這是個內在的發展過程，即使日本的其他盟國沒有對此譴責，也不會有什麼不同。這使得精心構造的《華盛頓公約》成了一具空殼，暴露了集體意志的弱點。國聯、《九國公約》以及《凱洛格—白里安公約》無論是單獨還是結合在一起，都是不夠的。渴望集體安全與施行該公約之間的鴻溝已經非常明顯。人們開始懷疑，對於一個決心要侵略的國家，除了武力，是否還有別的方法可以阻止它。「滿洲危機」之後，各國都覺得——正如史汀生所承認的——「困惑和悲觀」。 1933年5月，也就是簽訂《塘沽停戰協定》的那一年，史迪威在本寧堡步校的任職結束了，但這期間一件反映官僚作風的事情讓史迪威很惱火；正如威爾斯將軍談及這類事情所說的，它們讓「你靈魂受苦」。還有不到兩周就是小喬從西點軍校畢業的典禮，但由於羅斯福總統緊急創建的國民預備隊急需軍官，轉換工作之間的例行休假全部取消了。每個軍官都必須立即到新崗位報到，不得以任何理由休假。史迪威為了能晚點兒報到提出各種請求，甚至最後向陸軍參謀長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請求，但均被拒絕。由於未能參加長子從自己母校畢業的典禮，這位父親的怒火是可想而知的。他很自然地遷怒於白宮裡那個人。史迪威夫人和他們的二女兒「杜特」[5]代表全家參加了西點軍校的典禮，而史迪威則帶著兩個最小的孩子、南斯和一隻狗開車奔赴他加利福尼亞的新崗位。他開了一個星期的車終於趕到，結果發現他的前任仍然在那裡。他在那裡沒有接到任何指令，無事可做。溫妮在喬畢業典禮當天發給他的一封電報，更加重了他對缺席典禮的感受；他寫道：「嗨，這讓我對官僚機器的憎惡無以復加了。」 史迪威在本寧堡待了四年，其間馬歇爾在1932年離開；但史迪威已經變得不安分，以至於他稱自己的離開是「擺脫奴役」。他並沒有申請上陸軍軍事學院的高級參謀課程，儘管這是最高級別的；當他的同事、同為步兵軍官的奧馬爾·布萊德雷申請這種課程的時候，喬告訴他說：「布萊德，你為什麼要去陸軍軍事學院去做那些自己本不想做的事情？」他想再次申請駐外服務，但是沒有成功。不過陸軍部滿足了他的第二個願望，即「任何西海岸的任命」，分配他去聖迭戈訓練第九軍區的預備隊。儘管這個任職讓他失望，但是有個好處是那裡離卡梅爾比較近，他們早就決定把家安在那裡並已經買下了房產。 在聖迭戈的兩年里，史迪威竭盡全力試圖把實戰訓練的教學原則轉而應用於預備隊。在孤立主義盛行的時期，人們對參加軍事訓練的熱情並不是很高。那些參加兩周訓練的辦公室和銷售人員對史迪威來說，並非最好的專業教學材料，但是他知道這些人在戰時都是國家的資源；一個學員說：「他拿我們挺當真的。他很可能是我們所有教員中最好的。」他結合陸軍實戰中的很多要素組織教學，在真正指揮時只給出通情達理的指令，這使學員們興趣盎然。一個一致對他表示讚賞的小組說：「我們從來沒有接受過像現在這樣好的指教。」 然而史迪威私下裡卻覺得無聊和氣餒。他感到，如果陸軍部只是讓他從事這類工作的話，他現在已經51歲但還不是上校，那他也就別指望會有怎樣輝煌的軍事生涯了。「我不可能做出什麼歷史性的工作了。」他在一份個人小結中寫道。有很多次，對「官僚機器」的厭惡差點兒讓他退休，而他現在則已經跟家人認真談論這種可能性了。在卡梅爾的房子是1934年造的，用了2.7萬美元，這錢來自他父親留給他的股票和溫妮母親留下的錢；現在房子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史迪威打算依靠儲蓄、退休金和發揮他的才能去教書來維持生計。然而當時正籠罩在大蕭條的陰影中，史迪威感到前景黯淡，沒有貿然退休。這時馬歇爾上校跟他一樣也很苦惱，當時馬歇爾正在伊利諾伊國民警衛隊任職。馬歇爾對升遷緩慢憤憤不平，1934年在給朋友的信中，他說「看不慣平庸之輩占據高位，而有才之士則因為官階低而默默無聞」。 美國使館 在史迪威正處於低潮的時候，機會來了。之前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能做武官，因為這個職位過去一直需要自己有額外的收入才行。但是1934年為了能選錄更多的有資歷的軍官，陸軍部決定為這個職位增加一筆額外的補貼。他在陸軍部的朋友馬上問他願不願意被派駐北平（公使館仍然在那裡）。由於史迪威的資歷，朋友很容易地為他謀到了這個位子。儘管武官職務是由軍事情報處任命的，他卻是作為外交使團的一員任職的。1935年1月，史迪威從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那裡接受委任，發現自己竟然成了一名外交官，但是為了回到中國，這種不幸還是可以忍受的。他的一名軍官同事在寫給他的賀信中說：「此時東方的國際形勢是多麼引人注意啊。誰也說不準什麼時候我們可能捲入其中。」 顯然，當時出現了各種麻煩的徵兆。1934年，日本在一項宣布其控制中國之意圖的聲明中，把開放門戶砰然關上。宣布聲明的是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天羽英二（Eiji Amau），他說日本的意圖是要「充當和平和東亞秩序的維護者」。因此日本有權利反對其他國家對中國提供貸款或者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並否認中國有權「利用任何其他國家的影響對抗日本」。天羽聲明震驚了世界，但是美國的反應卻很低調。當時羅斯福政府的精力正集中於極端耗費精力的國內改革上，因此政府不願意在外交方面出現爭執。赫爾國務卿的政策是想消除史汀生所招致的反感。他回答時儘管不得不在書面上表明美國反對天羽聲明，但是正如他自己說的，發布這項聲明是本著「恭敬和友好精神」的。 實際上，日本通過與傀儡政府的各種政治安排，以及通過有組織地走私鴉片和日本商品而進行的經濟上的傾銷等手段，繼續加強對內蒙古和華北的滲透。在華北正在被蠶食的時候，蔣介石仍然消極抗日，同時在德國顧問的幫助下對他的部隊進行重組和重新訓練，準備用來對付共產黨。1934年，他調集70萬人以上的部隊對約16萬的共產黨部隊發起第五次「圍剿」。這次由於有大炮、飛機和德國顧問的幫助，蔣介石終於戰勝了敵人的游擊戰術。他們不斷用碉堡進行封鎖並不斷縮小包圍圈，旨在迫使共產黨轉入陣地戰，或者通過包圍和飢餓而殲滅之。國民黨的政策是徹底清除跟共產黨結為一體的當地農民並將該地區變成荒野，使之無法支持游擊隊。房屋被燒毀，牲畜和人被趕走，農田撂荒，村子裡有成堆的屍體在慢慢腐爛。國民黨通過處決或者飢餓的方式清除了無數中國同胞。1934年10月，共產黨餘下的9萬至10萬人向西突圍，他們分散開來以躲避敵機的轟炸，開始了通過中國後方的戰略轉移。經過長5000英里（約8000千米）、歷時一年的長征，他們終於到達了陝北革命根據地。他們被趕走了，但是並沒有被消滅，因此問題仍然存在。 1934年12月，日本照會準備不再遵守兩年後才到期的《華盛頓海軍條約》。由於軍國主義者不斷施加壓力，要求取得海軍實力的均衡，並擺脫5∶5∶3比例的束縛，日本與西方的最後一個條約關係也斷絕了。 1935年6月，在去中國的船上，史迪威在題為「中國未來發展」的文章中對局勢進行了評估。這個分析在戰略上和政治上的判斷都很精到，反映了他對局勢有過透徹的研究。他認識到日本的目標是成為「遠東大國」，要控制東西伯利亞、朝鮮、中國大陸、中國台灣、菲律賓和荷屬東印度群島。由於空中力量的發展，為了竭力使本土不受蘇聯的進犯，日本要「把邊疆推到戈壁的沙漠中，並迫使俄國在沙漠另一邊作戰」。這就必須逐漸蠶食並控制內蒙古和華北。這種意圖已經清楚地體現在在北平和天津設立「非軍事區」，即用日本軍隊代替中國駐軍上。這種做法還會繼續向北部省份延伸，直到日本完全掌握長江以北地區並掌控華北的貿易，而把上海留給「所謂的國民黨」。 「這種蠶食有沒有可能被制止？不，中國人不可能制止。」史迪威寫道。現在是抵抗的至關重要的時期，否則就太晚了。但是蔣介石並沒有顯示願意跟日軍正式開戰的跡象。「他知道自己將被擊敗，而這意味著接下來將會爆發反叛。因此他會按兵不動，抓住可能抓住的一切，緊緊依靠外國力量控制住上海；這是很多外國商業的中心。」 史迪威認為，日本在中國的所有舉動都是為了對俄國建立一個「堅固的西部邊疆」。他認為，中國人將失去華北，外國將束手旁觀，最多「哼唧哼唧」，美國「最多發發照會」，而且「既成事實將會再次被承認」；日本將不會受到中國和整個世界的認真抵抗。 史迪威最後一句話顯示了他非凡的才幹——能夠在歷史過程發展的時候就理解它。他寫道：「非常矛盾的是，蠶食會越來越被視為不可避免，而那些大國會越來越不願意呼籲停止侵略。」這是綏靖時代的一個經典定義，儘管當時還沒有這樣的稱呼。 [1] X表示醋的濃度，XXX表示醋的濃度很高。——譯者注 [2] 原文Hip up on top of the whole lot of us，快速讀起來和hippopotamus（河馬）有些接近。——譯者注 [3] 霍茨波（Hotspur），莎士比亞戲劇《亨利四世》中的人物。——譯者注 [4] 這次轟炸事件即「一·二八事變」，事件發生的時間一說1月28日深夜，一說1月29日凌晨。——譯者注 [5] 杜特（Doot），諧音Daughter（女兒），史迪威夫婦對二女兒邁爾德里德（Mildred）的暱稱。——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