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 第五章 「能幹」團和蔣介石的崛起

1926—1929年 回到美國後，年過40的史迪威重新回到學校。在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四年後的1923年，在美國的陸軍部隊里實在沒有什麼好乾的。戰敗往往激勵軍隊的發展，但沒有什麼比完全的勝利更能促進軍隊的頹廢了。美國現在又退回到海洋屏障之內，眼前再也看不到威脅，而日本人似乎也受到了《華盛頓公約》的約束，這樣美國又沉浸在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總統的陽光中了。股市上揚，到處是裝束大膽的少女和私酒販子，而軍務則廢弛了。1922年的裁軍使得晉升幾乎停滯下來，美國部隊沒有在任何地方作戰的，唯一晉升的希望是參加進修。 還在中國的時候史迪威就請求參加喬治亞州本寧堡（Fort Benning）的步兵進修課程，這裡招收250名步兵軍官，分別參加連級培訓課程和高級培訓課程。史迪威提出申請，於是被分配參加高級課程培訓。參加過這類培訓的頂尖畢業生往往會繼續到堪薩斯州利文沃思堡的陸軍指揮參謀學院參加培訓。如果一名軍官沒有參加過利文沃思的培訓，那他是不大可能擔任高級指揮官的。1923—1924年，史迪威在本寧堡參加步兵課程培訓，此後又待了一年，身份是該校校長、史迪威在「一戰」中的朋友和欽佩者威爾斯將軍的助理執行官。 他去利文沃思堡參加1925—1926學年的培訓。利文沃思堡所灌輸的是根據既定使命、對敵情的分析、行動選擇、解決、決定和計劃來找到「問題解決方案」。在授課、地圖解題以及地形練習中，課程涉及了動員、部隊調遣、行軍、救援、供給、偵察與安全、阻滯作戰、撤退、改變方向、追擊以及其他人們在把戰爭變成一門科學時所孜孜不倦地設計的各種謀略。課程非常難，要取得優異成績的壓力也很大，結果在20世紀20年代引發了一系列自殺事件，以至於後來學校被關閉了。 天津美國領事館 軍官為了學習熬夜到凌晨2點，這讓軍官的妻子們都感到無聊和躁動不安，不過儘管史迪威稱這是「地獄般的一年」，但是他並沒有怎麼拚命。他在這裡年紀偏大，而在西點時年紀偏小。他離開軍校已有二十年，覺得一定要爭得最好成績的意義不大。他知道自己能過，這足夠了，其餘的都是「瞎鬧」。他只是學完必須學的東西，然後10點鐘就上床睡覺，這讓他的同學們感覺幾乎受到了侮辱。他班裡學習最刻苦的人之一、1915年畢業於西點軍校的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是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的。史迪威畢業時，校長對他的評語是：「有常識和幽默感。」 史迪威周期性地有離開美國的衝動，因此他申請到法國參謀學院（Ecole de Guerre）學習。這項派遣已經得到批准，但是他得知又有一個去中國的機會。現在陸軍部任職的西點時的同學威利·惠普爾（Willie Whipple）告訴他有個在第十五步兵團擔任營長的空缺，這個團是根據庚子協定駐紮天津的。惠普爾問他是否想去。史迪威放棄了去法國的機會，竭力想去中國。自他回家以來他第一次變得很急切，他在利文沃思的整個學習期間不斷急切地向惠普爾打聽此事。他的朋友向他保證說事情很有把握，在2月的信中說：「你被認為是從事該項任務的最有資格的作戰軍官，簡直是個出色的中國人。」但是史迪威還是不住地煩他。惠普爾在3月的信中又安慰史迪威說：「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得到這個……毫不畏懼那些有參議員撐腰的人……我支持你。事情已經定下了。」可是到了4月任命還沒有下來，這次史迪威發了電報。惠普爾答覆說，「別著急」，任命就會下來。的確，在學期結束前任命下來了。史迪威一家在卡梅爾度過了暑假，然後在1926年8月20日再次乘陸軍運輸船去中國。史迪威夫人寫道：「我們都覺得這是在回家。」 然而天津使他們的美好憧憬幻滅了。天津在義和團運動之後城牆沒有了，變成了有外國部隊駐紮的外國在華北的根據地。租界被剷平，又用厚重而醜陋的後維多利亞西式風格重建。那裡的生活不像北京生活那樣有魅力，而中國也不再是史迪威一家三年前離開時的中國。南方經歷著巨變，即將產生一位領袖，使鬥爭達到高潮並終於締造一個全國性的政府。 事情的起因是：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的一個紗廠里，當一些中國學生和工人在舉行罷工遊行時，英國巡警命令「開火」。12個中國人被打死，17人被打傷。這個後來稱為「五卅運動」的事件只是眾多歷史事件之一，但是就像在波士頓大屠殺事件中英國步槍隊開槍射擊一樣，這一事件助長了動亂，最終使中國收回了全部主權。 此時的國民黨由於跟共產國際結盟而汲取了新的力量，正處在上升時期。孫中山從蘇聯所得到的最大幫助便是兩名外國顧問，這就是民事顧問鮑羅廷（Michael Borodin）和軍事顧問加侖（Galen），後者就是後來擔任蘇聯遠東軍司令的瓦西里·布留赫爾（Vassili Bluecher）元帥。鮑羅廷是個性情溫和並有深謀遠慮的人，對中國的影響很大，直到後來被稱為廣東的皇帝。蘇聯顧問，再加上蘇聯的軍火以及其他物質支持，標誌著國民黨命運的一個轉折點。他們告訴孫博士說，革命不可能通過與那些沒有共同目標的人結成機會主義的聯盟而取勝。首先要有一支經過思想教育的武裝力量。因此，1923年成立了黃埔軍校，在加侖的指導下由30個蘇聯教官擔任學校教員。為了接受蘇聯的思想教育和軍事訓練，孫博士向莫斯科派遣了一個軍事使團，帶隊的就是卓然出眾的37歲的蔣介石。 1924年孫博士宣布了他的民族、民權和民生的三民主義綱領，這激勵了中國人民。但他還是跟過去一樣希望通過權力安排而獲得權力，因此他接受了張作霖和馮玉祥在北京發出的邀請，去參加為了實現全國統一的「改組」會議。1925年3月12日他在北京死於癌症，留下了他的三民主義、一場運動，還有一個已經沉迷於中國權力政治現實之中的繼承者。 蔣介石不屬於在西方留過學的人，也沒有成為親蘇派，相反，去莫斯科最後讓他成了反蘇派。1886年他出生在浙江的一個小資產階級家庭，說話時那種粗俗的口音始終沒有改掉。他曾在保定軍校和日本東京振武學校學習軍事。在日本時他加入了孫中山的政黨，並在後來參加了革命。此後的十年里他時隱時現，有時候參與孫中山試圖發動的政變，有時混跡於上海青幫這樣的黑幫里。青幫是「tang」的前身，控制了各種非法生意，同時也支配了中國式的職業政治活動。蔣介石跟浙江的一位商界領袖陳其美建立了聯繫，陳後來成了孫博士主要的財政上的支持者。蔣介石還一度成為福建軍閥的幕僚，他們時而是孫中山的盟友，時而是孫中山的敵人。 1924年蔣介石從莫斯科回來後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他開始享有教師的威望，而學生對教師的忠誠度在中國是最高的。由於黃埔軍校的任職，他得以控制革命軍，因此成了國民黨的主導人物。根據加侖的建議，他率領黃埔第一期學員接受對新軍的首次考驗，結果在對南部各省軍閥的戰役中取得了勝利。在這個時期里還形成了黃埔系的各種聯盟，這使蔣介石有了一批親信。他贏得忠誠和尊重的方法不像孫中山那樣是通過政治上的啟迪，而是通過其富於磁性的人格魅力。他身材修長，言辭簡潔，面無表情，只是兩隻黑眼睛炯炯有神，警覺的目光仿佛從隱藏在面具後的內心直射出來。他的主要才幹不是軍事方面的，而是政治上的，是他在各個派系和集團之間掌握平衡的過程中磨礪出來的，結果他被稱為不倒翁。 由於孫中山去世，約束沒有了，國民黨內部的左右兩派之間的分歧開始表面化，而蔣介石則成了右派的領袖。他和他的追隨者想恢復全國的主權，而共產黨及左派聯盟則致力於社會革命。爭奪黨的控制權的內部鬥爭開始了，手段是小宗派、陰謀、逮捕和暗殺。 在紗廠和碼頭工作的中國無產階級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對他們進行的革命努力導致了1925年的上海事件（即「五卅慘案」）。經過各種鼓動，對外國人的仇恨情緒傳遍了華南華北，其程度超過了義和團運動以來的任何一次爆發。6月11日在漢口發生騷亂，騷亂遭到了更大規模的鎮壓，有更多的人死亡。在廣州，由黃埔軍校學員率領的工人、學生和士兵順著沿江馬路舉行大規模示威。由於發生了一些挑釁舉動，對面的英國和法國海軍陸戰隊開火了。這一次有50人被打死，100人受傷。 蔣介石 之後在香港發生了對英國人的抵制運動，歷時十五個月。一切都處於癱瘓，英國人損失數百萬英鎊，僕從逃走，貨運和服務受到妨礙，這向每個在中國的外國人昭示了他根本性的脆弱。跟義和團運動時期一樣，內地的傳教士受到騷擾和攻擊，有些不得不停止活動或者逃走。這些傳教士都居住在他們帶有圍牆的西式房屋裡，在中國人看來他們跟那些領事、美孚石油公司及怡和洋行的買辦一樣，都是不平等條約的倡導者。儘管傳教士從事了醫療和教育事業，但是他們的存在更多是種對中國人的侮辱，因為其基礎是這麼一種假設，即中國的信仰是低劣的，應當丟棄，轉而接受西方的信仰。 國民黨在這種民眾排外的怒火中看到了機會，並在1925年7月宣布自己成立國民政府。爭奪成為孫中山繼承人的鬥爭並未結束。現在的領導權由兩個結成脆弱聯盟的人共同掌握，這就是軍事首領蔣介石，以及英俊的、口才甚好並曾在法國學習過的政治首領、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1910年，年輕的汪精衛曾因為企圖刺殺攝政王而遭到囚禁。蔣介石不久趕走了他的盟友，並在1926年3月試圖清除共產黨，結果打了個平手。這個時期的活動仍然是革命性的。共產黨在香港的抵制活動和組織農會、工會的活動中都很積極。以周恩來為首的政委式的政治顧問們屬於黃埔軍校的教員，他們的口號經常出現在牆上：「打倒帝國主義！」「中國勞工站起來！」「世界革命將拯救你們！」「打倒外國文化侵略！」「廢除不平等條約！」黃埔軍校禮堂里掛著三幅反映外國壓迫的巨幅油畫：1842年焚燒鴉片的場面；八國聯軍1900年進入北京時槍殺或者用刺刀刺殺義和團拳民的場景，背景是燃燒的城門；還有就是1925年「五卅慘案」時外國人用機槍（實際用的是步槍）射殺學生、婦女和兒童時的情形。雖然這是宣傳，但是反映了中國人內心對白種人的仇視，但是西方卻很少意識到這點，或者不願承認。 到了1926年春天，兩廣地區的兩位進步領袖李宗仁和白崇禧依附了國民黨，這使得國民黨有了基地，也有了北伐並奪取全國權力的實力。在此後的二十年里，李宗仁和白崇禧跟蔣介石一直聯繫在一起，其關係是中國那種特有的時而敵視、時而聯盟的關係。孫中山曾多次試圖發動北伐但未獲成功，現在這個時機來到了。作為北伐第一階段的目標，戰鬥首先於1926年7月在長江江畔的三個大城市進行，這就是漢口、南京和上海。國民黨人的軍隊人數不足10萬人，總司令是蔣介石，但是他對部隊的控制並不穩固。他們的對手是各種督軍的部隊，人數超過100萬。這些人從前都是對手，曾經在過去的某個時間裡互相打過仗，現在由於遭遇危機而勉強結盟。這個聯盟包括張作霖、吳佩孚和張宗昌。張宗昌是臭名昭著的山東軍閥，據說他有「大象的體格、豬的腦子和老虎的脾氣」，是「連望一望都很危險的」；此外還有孫傳芳，他是江浙滬地區五省聯軍的總司令。在西北的是史迪威曾經服務過的模範督軍閻錫山和基督將軍馮玉祥，他們都在觀望和等待時機。對其他督軍來說，閻錫山是個非常靠不住的盟友，而馮玉祥據稱有意成為國民黨人的盟友。 國民黨士兵遵照革命的教導不騷擾或壓榨人民，他們在最初幾個月里順利挺進，取得節節勝利。很多北方部隊歸附他們或者不戰而退。他們在9月份攻克漢口，這正是史迪威到達中國的那個月，10月份他們打垮了吳佩孚的部隊。蔣介石的第一軍在江西遭到挫敗，但在其他地方他們像滾滾洪流，繼續向北面前進，直指南京和上海。道路暢通無阻，因為已經厭倦了壓迫的人民對國民革命軍抱有希望，對他們熱情接待。國民黨能夠輕易取勝並非由於其軍事力量，而是由於他們允諾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當國民革命軍進入距離上海100英里（約160千米）的杭州的時候，成千的人帶著笑臉夾道歡迎這支裝備很好的部隊列隊入城。過去還從來沒有士兵受到過百姓的歡迎。後來成為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當時就站在歡迎的人群中：「我的心臟劇烈挑動，欣喜若狂……中國現代部隊又有了好名聲。」他的感覺證實了蔣介石的斷言：「我認為贏得這場戰爭三分靠打，七分靠宣傳。」 1927年1月，國民政府遷移到漢口，那裡由左派把持。在蔣介石正在向六朝古都南京和經濟中心上海集中的時候，漢口正籠罩在熱烈的、有外國人插手的反叛氣氛中。鮑羅廷在後台操縱，是真正的領袖，實際主持的領袖是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新的外交部長則是陳友仁，號稱是國民黨最聰明的人。陳友仁個子不高，聰明而刻薄，出生於西印度群島，有部分黑人血統，受過西方教育，戴金邊眼鏡，穿白色鞋罩。他不會寫漢字，幾乎不會講漢語，讓他出名的是他一口文縐縐的英語並極端仇視外國人，而這一點不久就得到了應驗。 在中國的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中，國民黨的崛起引起了通商口岸社區和傳教士之間的激烈爭執：前者仍然把中國視為殖民地，而後者為了他們自己的生存，主張捍衛中國的權利。傳教士組織此時處於鼎盛時期，在1149個布道場所中有8000名新教傳教士，這是天主教傳教士數目的一倍半。如果這些傳教士想消解中國的敵視，就必須跟外國的條約體系劃清界限，然而這正是保護他們在中國地位的東西。傳教士們受到國外自由主義雜誌的支持，竭力為中國爭取自主權，並認為自己的事業所涉及的「正是我們自己從大英帝國分離出來時所面臨的那些問題」。他們讓自己相信，由基督徒孫中山所締造的國民黨是個真正進步的力量，它將最終結束中國的內亂並給中國帶來秩序。他們抨擊商人和大使們所持的冷嘲的看法，通過給各種機構和自己的教會寫信，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巡迴講演以及召開公開會議等形式為中國的權益吶喊。 這些傳教士對中國的看法自然得到支持他們的美國信眾的響應。當有2000萬會員的基督教會聯邦理事會呼籲美國政府放棄不平等條約的時候，這代表了規模空前的為中國進行院外遊說的組織。1925年，一些在中國有利益的團體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聚會。代表之一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是燕京大學校長，後來是美國駐華大使。他呼籲美國帶頭「積極行善」，廢除不平等條約。他爭辯說，只有通過美國的行動才能改變各國同中國的關係。 這些活動激怒了那些維護通商口岸的人，因為通商口岸所依靠的就是不平等條約。他們認為傳教士們正在惡毒地使用他們「巨大的影響力」。憤憤不平的通商口岸報刊指責教會團體在談及中國的權利和願望方面「粗暴無禮」，「多管閒事」，是在「喋喋不休」。 那些代表商業社區的「俱樂部人士」無疑認為，西方當然有權利竭力為任何地方的西方人的福祉和商業利益創造各種有利條件。中國人努力限制西方人的特權，這被視為「侵害了外國的權利」，同時傳教士所展開的西方教育也遭到指責，認為這瓦解了儒家道德體系，並產生了一些不適合中國的思想。 通商口岸的吹鼓手布蘭德（J. O. P. Bland）曾撰文說：「選舉議會制和民主體制完全行不通，因為亞洲人的頭腦無法理解這些東西。」這是實情，但是布蘭德之流進而認為：因為民主是政府管理的恰當方式，而中國人認為民主體制不適合他們，所以，他們「顯然是無法自理的」。 這種觀點顯然不能引起美國公眾的共鳴。美國人認為中國人民正在為自由而進行正義的鬥爭，而且想當然地認為，因為他們在爭取主權，所以他們必然也是在爭取民主。這只是西方的錯覺而已。中國爭取的東西有很多——權力、國家，有時甚至包括人民的福利——但選舉和代表制，這些對西方人來說與生俱來的神聖權利，卻並非中國人的目標。 美國政府與其人民一樣傾向於支持中國的權利，至少理論上如此。但是美國並沒有任何作為，因為根據它所奉行的政策，只有中國出現了穩固和負責任的政府時美國才能放棄治外法權。1926年，當根據華盛頓會議承諾而成立的兩個委員會在北京和上海開會審查關稅自主和治外法權問題的時候，中國幾乎沒有什麼政府。國民黨仍然有名無實，那些北洋軍閥在最後一年跟不同舞伴表演完方舞之後，北京督軍們的傀儡政府實際上已經解體。張作霖和吳佩孚組建的攝政內閣沒有得到各通商口岸簽約國的承認。這些國家因此可以宣稱，放棄通商口岸特權的時機尚未成熟。 1926年是「積極行善」也就是主動放棄的最後機會。通商口岸各締約國並不蠢，它們做出了一些姿態。上海工部局中增添了一些中國成員。關稅委員會同意應當在1929年的一個確定日期前將關稅自主權歸還中國。然而治外法權委員會得出了意料之中的結論：要放棄治外法權，中國必須在建立合理的司法和行政程序方面有所進步。報告在1926年9月公布，當時國民革命軍正在挺進漢口。這之後不可能再有自願放棄的選擇了，中國開始不經商量就收回主權了。 10月份陳友仁宣布準備對外國人徵稅。各公使館都感到恐慌，認為除非對此極力抵制，否則這將是在中國通商口岸特權的終結。他們的看法是正確的，但是他們的政府無法就聯合行動達成一致。無論英國還是美國都不願意對一個正在邁向主權的人民使用武力。儘管過去他們沒有準備放棄自己的特權，但他們也並不準備為了維護特權而使用武力。 1926年7月9日，廣東國民政府出師北伐，蔣介石在誓師大會上講話 這一次領先的是英國而不是美國：在一份申明政策的聖誕節備忘錄中，英國表明了其結論。該備忘錄號召各國認識到中國要求更改條約的「基本公正性」，並滿足「中國人民的合法訴求」。隨後美國眾議院通過了一項決議，敦促美國終止不平等條約，並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與中國訂立新的條約。美國把中國革命等同於他們自己的獨立革命。根據《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 Sun）的報道，國民黨所代表的「精神不亞於激勵喬治·華盛頓部隊的精神」。總體上，美國報刊［《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總是個例外］並不認為赤色威脅是個值得擔心的問題。「蔣介石的部隊跟在福奇山谷（Valley Forge）的華盛頓的部隊一樣是赤色的。」紐約的《世界》（World）雜誌這樣認為。考慮到共產黨的出現，這顯然有些輕描淡寫。受到有利於中國傾向的影響，美國公眾輿論歷史上第一次轉向對赤色威脅採取了輕描淡寫而非誇大的態度。 駐紮在天津的美國第十五步兵團感到了這些事件帶來的震動，但對此並沒有過分擔心，因為美國的政策禁止其部隊捲入中國內政。第十五步兵團駐紮在租借區，營房是三層樓的磚房，對面便是操場。其軍官照管團隊事務，喝茶，晚餐舞會，或者參加賽馬俱樂部打馬球；這裡的士兵患性病的比率是美國陸軍平均水平的3倍。該團周報《崗哨報》（Sentinel）的「國內」欄目是發布有關美國消息的。這份報紙如果在駐美國某個團隊發行，其內容也無須改變。 天津位於河流入海口上游60英里（約96千米）的地方，是華北的主要港口和商業中心。跟上海一樣，這裡的租界也是由英國人提供的錫克人負責維持秩序的。租界對中國人並非沒有好處，在軍閥混戰時期，曾經有兩位總統、一位總理以及26位省長在不同時候到這裡避難。租界的主街道在不同地段被命名為威廉德皇路（後重新命名為伍德羅·威爾遜路）、維多利亞道、法蘭西路和義大利道。美國過去在這裡並沒有租界，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接收了原德國租界的一部分，大約有一個街區的大小，現在稱為美國區。除了兵營，這裡還有駐軍醫院、服務俱樂部，以及娛樂廳。娛樂廳反映美國的潮流，每周要放三四部不同的美國電影。史迪威上次在中國時有意不去天津，他指明要一幢中式房子，結果卻氣惱地發現這裡只有西式房屋。他只能接受一幢「可怕的三層樓房」，裡面有各種繁複的陳設，位於英國租界馬場道242號。 第十五步兵團的一個營曾經在1900年鎮壓過義和團，但這個團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才在中國駐防的。這個團的常規編制是三個營，其中一個營留在了菲律賓。在中國的兩個營總計有50名軍官和800名士兵，這要略少於英國和法國派往天津的部隊，大約跟當時日本派遣的部隊相當。第十五步兵團的團訓是「能幹」（Can Do），這取自洋涇浜英語[1]，根據團手冊，其意思是「完成使命之能力」。在完成一年的訓練之後會舉辦一個「能幹周」比賽，包括田徑、射擊、騎馬及運輸表演，並頒發很多獎盃和獎章。日常勤務主要是軍士負責的步槍和機槍練習，通常時間很短，一般中午就能結束，野戰訓練也很少，因為可供操練的場地很有限。這個團在天津東南85英里（約136千米）處還有一個分隊，是為了守衛北京——奉天鐵路線上的鐵路修理站；在海濱靠近山海關的地方有一個夏季訓練營；還有一些當過騎兵的軍人乘坐東北矮種馬巡邏。整個團由中國苦力照看，每個連都有個身穿著藍長衫、頭戴黑色瓜皮帽的雜役。中國苦力在野外訓練時幫助軍官支帳篷，照顧他們的膳食，並干各種雜活，有時甚至幫助士兵擦槍。士兵延長服役的比率很高，以至於陸軍部對此甚為不滿，因為據說這表明了「跟當地低級婦女同居」的情況，此話是脾氣很大的（美國駐華陸軍）總司令卡斯特納（Joseph C. Castner）將軍說的。他曾經憤怒地報告說：「只用幾分錢就能買到各種女人、酒和毒品。」為了減少性病發病率，還專門配置了免費人力車以便在酒吧關門的時候把士兵拉回來。 團長是伊薩克·紐厄爾（Isaac Newell）上校，原來是駐北京的武官。他個頭很高，頭髮花白，威風凜凜，具有典型武官的風度，在團里很受敬佩。他有個端莊的富家太太，這倒是符合第十五步兵團傳統的。這些傳統有些並不能讓史迪威接受。按照規定的習俗，穿制服但未攜帶武器的軍官「要佩帶第十五步兵團標準制式的馬鞭或者文明棍」。所有的軍官和上士在值勤時都要佩劍。鼓勵進行「經常的」禮節性拜訪，以增進「團隊精神和團結」。每逢紀念日要祭掃義和團陣亡軍人墓。每個軍官在任職期間都有一個月的隊外勤務，以便在華北旅行。 1924年開始執行一項教授軍官和士兵基本的漢語口語的計劃。課程每周四次，每次一個小時。這個課程對軍官是必修的，但對士兵是自願選修的。所有通過考試的人都可以在袖子上別上一個綠色袖箍，上面用紅色寫著一個「中」字。因為「中」是「中國」的第一個字，在美軍制服上別個「中」字有時讓中國人大惑不解。這種語言教學的效果顯然不佳，因為後來史迪威覺得有必要說服一個比較年輕的語言教官，讓他給一些軍士教授一些可以問路的漢語。這個軍官就是能夠說些漢語的廷伯曼（Thomas Timberman）中尉。 出於級別和聲譽的考慮能幹團設立了總司令一職，這要由一位由美國駐華陸軍指派的准將擔任。現在擔任這個職位的是卡斯特納將軍。他時年60歲，是個精神緊張、有些不太穩定的人。他穿著邋遢，這在以著裝講究出名的第十五步兵團很不協調，而且他也不是西點軍校畢業的。1926年，第十五步兵團的團部和美國駐華陸軍總部合併，自這時起這個團開始直接由他負責。卡斯特納很為自己的體格和善於步行而自豪，因此對體格鍛煉充滿熱情，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史迪威能夠理解他的一個原因。此外，史迪威也是卡斯特納從未與之吵過架的少數幾個軍官之一。卡斯特納曾經在阿拉斯加廣袤的荒野中擔任過指揮官，因此他打算讓這些只會喝茶的狗娘養的真正嘗嘗當兵的滋味，而且還要「把團里的胖子數量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共產黨發動了排外攻勢，在卡斯特納和很多其他軍官看來，北京的情況已經甚囂塵上，跟義和團運動時差不多了；為了應付可能出現的最糟情況，他決心對團隊進行充分訓練，這樣，一旦北京公使館再遭到圍困，他們就可以通過三天的急行軍趕去解圍。他向陸軍部解釋說，將來這可能是「至關重要」的。他自己為了做好應付這種情況的準備，每天都堅持在天津跑馬場步行鍛煉。 1927年3月10—17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召開，部分與會代表合影，前排左五到左七分別是孫科、宋慶齡、宋子文，中排右三是毛澤東 在第十五步兵團服役跟在美國本土服役有顯著的不同。按照美國陸軍的傳統，在舉行野戰訓練後營地都要進行清理，甚至不會遺留一塊馬糞、一片土豆皮、一根麥草、一個罐頭盒或者一根繩子，而廁所也會被填埋好。然而有一次鄰近村莊的一群長者過來，他們禮貌地詢問指揮官今後是不是可以不清理營地，這樣他們就可以利用那裡的垃圾。自那以後廁所就不再填埋了，垃圾也不清理了。部隊離開幾分鐘後，這個地方就已經跟廚房的地板一樣整潔了。 沒有多少機會實踐那些在利文沃思教授的練兵原則。因為這個團最初的使命是保護北京的公使團，因此它被視為公使團的一個組織，1922年開始歸國務院管轄。這個團所接受的命令頗為矛盾，那就是避免衝突。這不僅是為了避免麻煩，也是為了不妨礙中國國家的發展。這樣一來，遇到危機時這個團在軍事上是不能完成其使命的。一旦受到挑戰，這個團只能虛張聲勢。在最近與北方督軍對抗時它曾經成功使用了這種戰略。1924年，吳佩孚那些一無所有和亂糟糟的部隊開始湧向天津，從而引起了可能發生劫掠的恐慌。市政當局請求第十五步兵團幫助，於是這個團對敵人進行偵察，結果發現這個營多為傷兵，纏著繃帶，年齡多在14到18歲之間，其全部供給是一驢車的罐子和毯子，還有一名騎在小馬上的軍官。第十五步兵團設立了五個崗哨，準備了大米、白菜和茶，用這些東西來換取這些絕望士兵的武器。就這樣分散了這支部隊的注意，並部分解除了他們的武裝。為表示感激，市民給步兵團送來了一個白色的大理石牌坊。這個牌坊從此樹立在美國租界裡，成了「能幹」團驕人業績的明證。 第十五步兵團所面臨的限度很好地體現在1925年到1926年給一名軍官發布的命令中。當時報告說張作霖的部隊正在向城外的限制區挺進。後來成了四星上將的馬修·李奇微（Matthew Bunker Ridgway）上尉受命帶領儘可能多的士兵出去「引開」張作霖的一支1.2萬人的部隊。他可以使用「嚇唬、勸誡或者懇求」，但絕不許開火。考慮到這些限制，他只帶了兩個士兵去。他們騎著東北矮種馬成天尾隨行進的中國隊列，然後回家，而他們的任務就這樣完成了。 這種駐防本身充滿了矛盾。1926年初卡斯特納的前任威廉·康納（William Duncan Connor）將軍回國就任西點軍校校長，當時他就建議撤回部隊。康納曾是工兵部隊的智囊之一，並曾是西點軍校的頂尖學生。在中國時，他通過對自己周圍的觀察發現中國有種「民族主義精神」正在發展。在談及最近跟軍閥部隊的摩擦時，他指出：「我們已經竭盡全力極為勉強地避免了衝突。」他敦促同時撤出所有外國駐軍，如果這不可能的話，就單獨撤出美國部隊，「因為我認為，總體看來我們的繼續存在損害了美國利益」。陸軍部認同「最終從天津撤軍是明智之舉」，並周期性地跟國務院和公使館討論此事。但是從來沒有對此做出任何決定，因此這個團又繼續駐紮達十二年之久，直到新的事態發展使得這個團變得完全無濟於事。 在史迪威1926年來到天津擔任營長期間，他跟一位對他的未來舉足輕重的人再次相遇並建立了聯繫。這個人就是史迪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認識的、現任第十五步兵團執行官的喬治·馬歇爾中校。他們在中國的任職時間上只有八個月的重合，但彼此的關係已經從認識發展到了相互尊重。放在任何其他兩個人身上，這種關係都可以稱作友誼了，但是這兩個個性封閉的人在這個時期卻沒有留下多少提到對方的文字，而且馬歇爾並不是一個可以隨便稱為朋友的人。馬歇爾畢業於弗吉尼亞軍事學院（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態度文雅而冷淡，跟所有人談完話後都是冷冷的一句「十分感謝」，而且從不稱呼他人的名字，也很少能正確叫出別人的姓。據第十五步兵團的一位士兵說，他是「整個陸軍中最具軍人氣質」的人，難怪他受到潘興的青睞。 史迪威一家到達天津兩天後到馬歇爾家喝茶，接著在那個星期又去參加「專門晚宴」。史迪威這時已經可以輕鬆地借用主人的大衣穿了。另有一次馬歇爾夫婦舉辦晚餐舞會，其中一對受到邀請的夫婦遲到了。稍微等了一會兒後主人宣布他們開始吃飯。剛剛上完湯的時候門鈴響了。男僕剛要去開門，馬歇爾攔住了他。他親自去開門，客人們聽到他說：「真是很抱歉，不過晚飯都快吃完了。」然後門被重重地關上了。因為馬歇爾自己沒有孩子，他很喜歡史迪威的孩子，對他們很好，但是他對大多數成年人仍然很矜持，這讓有些人覺得他「高高在上」。 在馬歇爾看來（不知何故，這段時間史迪威的日記僅僅簡單地提到手球），國民黨人的北伐部隊似乎可能「隨時在某個月突然控制華北」（他在寫給潘興的信中這樣說），而公使館「可能要遭殃了」。就在他這樣寫的時候，在漢口以及位於長江更下游的九江，民眾受到激進分子挑唆，奪取了那裡的英租界。英國沒有渲染此事，只是撤出其僑民，並準備增援上海的駐軍。英國跟陳友仁商談放棄漢口和九江租界，這是鴉片戰爭以來英國第一次放棄租界。與此同時，那些強硬派卻在他們的俱樂部里漲紅臉咆哮著，大英帝國也為之震動。在其他地方，儘管傳教士竭力表明自己的不同立場，他們跟其他外國人一樣受到了攻擊，並不得不放棄了很多邊遠地區的傳教點。 張作霖與美國第十五步兵團康納將軍，1926年 正當蔣介石的部隊向關鍵城市上海挺進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在那裡組織了10萬工人進行罷工和遊行。儘管軍閥孫傳芳的守軍竭盡全力並殺了100人，但仍然未能成功鎮壓。這些罷工和遊行幫助國民革命黨開闢道路並贏得戰爭。租界裡的人又看到了革命的幽靈。通商口岸締約國開始緊急商量對策。英國宣布派遣3個旅。美國不想再看到對中國進行武裝干涉，因此只是很小心地把250名海軍陸戰隊士兵從關島轉移到馬尼拉，又經過了三個星期的猶豫才把部隊派到上海。當蔣介石的部隊到達郊區的時候，上海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另外又有1500名美軍和1500名日軍登陸，以補充9000名英軍和上海義勇隊。外國居民已經做好了被圍困的準備，雇用了成百名中國人挖戰壕，布設鐵絲網，並澆注混凝土碉堡。 在危機最嚴重的時候，共有50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到來。指揮這支部隊的是獲得過國會勳章（Congressional Medal）的英雄史沫特萊·巴特勒（Smedley Butler）將軍。他經歷過從美西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海軍陸戰隊的每一次行動，其中包括義和團圍困公使館的事件。他向報界宣稱，他的使命僅僅是為了保護美國人的性命，而不是保護通商特權。這種顯得怯懦的聲明立即招致其他指揮官的不滿。在1925年到1928年中國處於動盪的時候，柯立芝總統任職時的國務卿弗蘭克·凱洛格（Frank Kellogg）堅決奉行這個原則。凱洛格是個自學成才的律師，曾是明尼蘇達的參議員。他堅持認為，派往中國的美軍不是為了保護國際租界區或者任何別的通商口岸特權，而僅僅是為了保護受到直接威脅的美國僑民。巴特勒將軍拒絕讓上海抱有任何別的希望。有記者問他，要派兵進入中國並鎮壓國民黨人需要多少部隊，他的回答體現了他強烈的現實感：「50萬，在第一年結束前可能還需要增派100萬。」 3月24日，即海軍陸戰隊登陸的前一天，國民革命軍進入南京並對外國人展開了一天的恐怖活動，在中西歷史上這成了載入史冊的清算日。這次行動是有意的，受到了暗中挑唆。士兵們在城裡橫衝直撞，一邊大喊大叫一邊四處射擊，襲擊外國人，搶劫並焚燒外國人的住所，殺了6名外國人，其中包括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懷恩（John E. Williams）。其他外國人則到美孚石油公司所在的美孚山（Socony H ill，即棲霞山）避難。英美指揮官痛苦地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猶豫，然後決定開火驅趕襲擊者，這樣，這些外國人才得以從那裡翻過城牆並逃到停泊在長江的軍艦上。一位叫賽珍珠（Pearl Buck）的傳教士太太跟家人蜷縮在一間棚屋裡，這是她曾經幫助過的一個貧窮中國婦女的家。她一邊聽著外面殘暴的聲音一邊想：「旋風起來了……我正在享受苦果，儘管這不是自己種的……我們為了活命四處躲藏，因為我們是白人。」 經歷了南京事件之後，傳教士不可能繼續偽裝下去了。跟其他外國人一樣，他們正在享受自己種下的苦果——這就是沒有平等對待中國人。南京「大屠殺」的消息通過電報迅速傳遍中國，於是發生了更多的事件，外國人只能逃往江河的軍艦上或者尋求通商口岸的保護。最終有2500人在上海和其他租界避難，另有5000人離開了中國。學校、大學、醫院和基督教青年會被國民革命軍關閉或者接收。後來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時候，傳教士又開始返回中國，但其數量從來沒有達到南京事件之前的水平。 與此同時，通商口岸卻為南京暴行而鬧得不可開交，堅持要求採取「強硬」政策。公使館敦促要懲辦罪犯，賠償損失，發出最後通牒和實行制裁，而且，如果這些要求不能執行的話，就計劃採取懲罰性措施。問題是：不管是在那時還是之後，誰都不知道誰該為此負責，是那些據說跟蔣介石不和的地方軍閥，還是國民黨指揮官，抑或漢口的激進分子？據說是這些激進分子挑撥蔣介石襲擊外國人的，目的是想讓他捲入糾紛。日本人相信最後那種說法。他們擔心蘇聯人通過激進分子對中國滲透，並認為蔣介石所代表的集團是日本可能與之打交道的。美國公使約翰·麥克默里（John V. A. MacMurray）報告說：「日本人正在對蔣介石採取公關，這似乎證實了他們之間的關係。」 麥克默里一貫主張採取強硬路線，堅持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不「堅決應對，則西方在東方的影響和利益將面臨崩潰」。凱洛格則不想倉促行事，特別是現在上海的事態發展出人意料地表明蔣介石作為領袖應當受到外界鼓勵，而非限制。他最終不但為中國帶來了「秩序」，同時也帶來了跟何人結盟的正確順序。 在進入上海之前，國民革命軍的挺進在通商口岸通常被認為是「長江的赤潮」。當時，外國人還不知道國民黨左派和右派之間的嚴重分歧。完全受鮑羅廷和布爾什維克影響的漢口政府似乎處於主導地位。而蔣介石及其支持者如果自己也想發展勢力，那就要有財政收入和貸款，而這只能通過跟資本家結盟才可能。工潮、農民暴動以及排外騷亂使屬於他們自己陣營的有產者以及他們需要其支持的有產者都感到恐慌。那些跟國民黨共事的共產黨人，如毛澤東，正在湖南的兩百萬農民中開展減租減息和鬥地主的運動，而且毛澤東還說，不久在中國的大地上「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朝著解放的路上飛追」。蔣介石需要地主的支持。共產黨組織者在上海的無產階級群體和工會中也同樣活躍。蔣介石已經下定決心，認為這個商業、銀行和對外貿易中心的大都市絕不能像漢口那樣落入左派之手。必須在上海進行決裂。 馬歇爾 約有3000人的國民革命軍在3月22日進城。這主要不是靠軍事行動，而是因為城裡進行了罷工，另外還因為已經沒有士氣的孫傳芳部隊四處逃散了。蔣介石乘坐軍艦到達後，通過他的老關係跟商人和銀行家進行了接觸，並憑著他的承諾得到了一筆貸款。作為總司令，蔣介石已經把北洋軍閥中的很多叛離的軍官吸收進自己的部隊，並讓他們擔任指揮官，其中很多人是他在保定軍校的校友，他們無疑增加了他對付左派的砝碼。通過特務他得知革命黨人正在夜間收集軍火，準備發動政變以奪取控制權。正在此時，4月6日張作霖的憲兵搜查了遠在北京的蘇聯大使館，所披露的文件表明蘇聯在鮑羅廷的指導下對中國事務的滲透程度。除了繳獲文件，在使館還抓到了19名中國共產黨員，其中包括他們黨的領袖李大釗。李大釗後來以叛國罪被絞死。 蔣介石進行了更加猛烈的一擊。在4月12日到13日，他在青幫特務和法租界巡捕的幫助下，對左派展開了血腥鎮壓，對他們進行繳械並抓到了所有可能抓到的人，還殺了300多人。蔣介石的政變是個轉折點，同時也是個再也無法回頭的歷史事件。他現在開始統一全國，但也埋下了分裂的伏筆，這後來導致了對他進行的報復。漢口把他作為叛徒開除了，但他倚仗自己掌握軍權，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府。 現在，外國觀察者發現蔣介石原來並不是紅色的。正如凱洛格國務卿所驚喜地發現的，他「顯然是個溫和派的領袖」。因此美國的政策又後退了一步，轉而不讓蔣介石為南京的暴行負責。凱洛格拒絕了麥克默里堅決要求懲罰的主張，並提出了一個合情合理的原則，認為「領袖的特質在於溫和和決斷」。柯立芝總統也同樣平和。在合眾社的一次晚宴上他對記者們說，在革命的時候，要保護外國人的生命和財產並非總是可能的，並說他「堅信」一旦中國出現了真正的政府，那麼這個政府「將對我們所承受的任何不公做出適當補償」。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通情達理的情況，是因為當時的輿論並沒有要求懲罰。美國副國務卿約瑟夫·格魯（Joseph Grew）曾對法國大使說：「我們相信，這個國家總體上說完全反對採取任何制裁行動。」沒有人出來進行煽動，把捍衛西方通商口岸特權變成一個政治事件。情況恰恰相反。博拉參議員宣揚說：「4億被獨立和國家完整的精神所激勵的人民最終是不可戰勝的。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控制它或使之處於從屬地位。」 史迪威以及其他住在中國的外國人卻不能保持那麼冷靜。國民革命軍已經過了長江，現在正在繼續向北挺進。這時華北的外國人擔心發生在南京的「大屠殺」也會在濟南、天津和北京發生。史迪威是個總是喜歡把事情往壞處想的人。他在日記中提到了他的僕人是不是可靠，談到了計劃準備一旦出事立即逃往天津的租界，還談到「因為冒險在這時候把妻子和孩子置於這種國家……而感到懊喪」。 北洋軍閥的部隊讓人難以信任。吳佩孚沒有跟已經被任命為北方大元帥的張作霖合作，而其他聯合起來的軍閥也常常鬧翻，不肯彼此支持。美國第十五步兵團和其他外國駐軍緊急商討如何保護他們在北京的僑民，並建議把各國的兵力增加一倍。卡斯特納向陸軍部報告說，為了保證鐵路能夠暢通，最好能使總兵力達到2.5萬人。他提議說，預計5月抵達的下一班陸軍運輸船應當把馬尼拉的部隊運來，並把華北的美國婦女和兒童帶回美國。日本把一個旅從大連調到山東青島。巴特勒認為北方的局勢比上海更為緊急，因此把一個整旅的4000名海軍陸戰隊士兵從上海調到天津。 海軍陸戰隊配備有20架飛機和一定數目的輕型坦克，這是其他駐軍都沒有的，因此這在天津引起不小的震動，也讓第十五步兵團很惱火。陸戰隊員們開始十分麻利地卸下野戰炮、迫擊炮、榴彈炮、機槍、築壘沙袋、卡車、坦克、飛機以及成堆的補給。這時步兵們只能站著圍觀，儘管他們表面上滿不在乎，其實怒火中燒。巴特勒警告說他不能容忍跟中國人發生衝突，還說「如果哪個海軍陸戰隊隊員膽敢動一個黃包車夫一根指頭，這個人就要上軍事法庭」。然而他做了最充分的準備，隨時準備去北京解圍。他的卡車都加滿了燃料，上面放好了機槍、彈藥和十天的補給，隨時可以出發。公路橋已經加固過，可以通行坦克。在白河河口修建了一個機場，巴特勒在天津和大沽之間飛來飛去反覆觀察。冬天的時候，他要求晝夜不熄火，以保證發動機的燃料隨時可以用。有了這種種安排之後，一旦接到警報，一個營的兵力就可以十四分鐘內乘卡車奔赴北京，而飛機則可以五分鐘內出動。跟公使館商量的計劃是，一旦外國人遭到襲擊，那麼陸戰隊首先立即占領天壇公園，把那裡作為外國人的集結點，然後再用卡車和飛機把他們疏散到沿海地區。 5月，形勢更加緊張，這時國民革命軍已經逼近徐州。徐州位於山東省界以南，是南北和東西鐵路幹線連接的樞紐。自古以來，徐州之戰往往就是改朝換代的關鍵之戰。中國有句老話說：「得徐州者得天下。」現在駐守這裡的是山東的魔頭張宗昌，就是那個「看一眼都危險」的人。但是張宗昌在戰事上還沒有站穩腳跟。如果徐州失守，那麼國民革命軍就會進入山東，如果山東失守，那麼這些南方的軍隊就到了天津的大門口。要不要現在撤出外國婦女和孩子？應該怎麼計劃？南方軍會打到哪裡？正如後來史迪威所寫的，如果「他們（南方軍）勢頭已過，把我們的僑民匯集起來送到海邊未免有些不像樣。但是如果不撤，我們在通商口岸遭到入侵，那麼接著該怎麼辦？如果南京事件重演，誰會為此負責？」 美國公使館需要首先對南方部隊的實力做出可靠的估計，當然對北方軍也要估計。那些記者、領事館人員以及傳教士的說法多不可靠，無法據之對形勢做出判斷。考慮到仇外情緒甚囂塵上，這個使命很危險，但必須要一個美國軍人親自去。這個人選不是美國武官約翰·馬格魯德或者他的同事，而是第十五步兵團的史迪威上校。史迪威了解中國並通曉漢語，以前曾經做過冒險性的旅行，精神頑強，除此之外他還具備一個極為重要的條件——願意去，儘管這樣就要丟下四個孩子和即將為他生下第五個孩子的妻子。 到達徐州後，他必須親自把自己的證件交給那出了名的惡魔張宗昌。張宗昌年輕時是碼頭工人，身高將近7英尺（約2.13米），他的綽號叫「三不知」，指他不知道有多少錢、多少兵，以及多少小老婆。據說，他經常性維持的女人數目是42人，其中有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21名白俄人，還有一名邋遢的美國人，就是打仗他也要用兩節車廂把這些女人拉上。另外他還有個綽號叫「老八十六」，即如果把86枚銀幣摞起來，其高度據說正好是他那個最寶貴的器官勃起時的長度。他有個奢華的衙門，裡面有很多軍官，吃飯時極盡鋪張，佐餐的是香檳和白蘭地，用的是一套比利時雕花玻璃餐具，共有40件，他吹噓說光這套餐具就花了5萬美元。他私人專列上還裝上雕刻精美的上了漆的柚木棺材。他吹牛說如果他不能取勝，他就會躺在棺材裡從戰場上下來。不過他從上海撤出時確實是坐在棺材上，還喝得有點醉醺醺的。在他的統治下山東在1927年發生了大饑荒，不是因為發生了旱災或者水澇，而是因為這個將軍的掠奪。 史迪威在5月26日乘夜間火車趕往徐州。跟他一起去的是他的趙姓僕人，史迪威後來寫道，如果沒有這個人他可能就回不來了。「當趙的同胞都在叫嚷著要殺掉『老毛子』的時候，他為什麼要自找麻煩，甘願冒生命危險，忠心耿耿地陪著這個外國人呢？」史迪威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不過他承認自己敬重這個「勇敢忠誠的人」。在當時局勢惡化的情況下，趙本可以自己輕易逃脫，但是他沒有這樣做。 當火車隆隆地駛進山東的時候，史迪威看到了一些顯示局勢動盪的跡象。火車站停著一些插有安全通行旗子的馬車供人租用，這表明當地已經沒有安全可言了。這些車子實際上是流氓控制的，他們從車夫那裡收取保護費。那些神情憂慮的村民正在加固自己的土圍牆。「本來這裡應該為了雞毛蒜皮的事爭執不休，可是這時卻是不祥的安靜。」隨著火車繼續前進，他開始看到北方的士兵，「無所謂的樣子，沒有表情……編制混亂……看不出有任何組建陣地的跡象」。鐵路機車「狀況很糟……每個車庫裡都有幾輛完全報廢的機車」。 第二天天黑之後他們到達徐州，發現這裡到處都是士兵；他們的武器各式各樣，軍階也什麼都有。醉醺醺的士兵以及這個軍閥的騎兵隊里那些愁眉苦臉的白俄士兵在街上搖搖晃晃地走著。旅行者問路只會得到很無禮的回答，客棧里也都沒有了房間。趙建議去當地的基督教青年會，最終他們睡在了會長唐（音譯）先生的家裡。第二天早晨，他們發現徐州屢次經受戰亂，已是「一片廢墟」。被饑荒或者戰火趕出家園的無家可歸者四處露宿，食物供給已經快斷絕了，街上到處是倒斃的人的屍體。「跟其他行人一樣，我們從屍體上跨過去，然後繼續趕路。」史迪威看到有15個盲人婦女排成一排走路，街上看不到別的婦女，只剩下幾個老太太，女人因為害怕士兵都躲在家裡。難民只剩下身上的破衣服和幾個做飯用的罐子——他們「並不乞討，只是坐在那裡絕望地看著這個無法理解的世界」。這些難民只能分到一點點豆餅餬口，這是用豆子榨完油之後的豆渣壓成的，史迪威注意到在中國東北這種豆餅是被打碎後做飼料或者用來餵豬的。這些難民過去也是辛勤勞作的農民，可是現在「他們的馬車和牲畜被士兵徵用，他們的家被拆掉當木柴燒，他們的妻女遭到欺負，他們的孩子可能已經走散了——這是中國戰爭最為可悲的一面」。面對中國這由來久遠而又無窮無盡的苦難，史迪威帶著理解真實地記錄下了這些情況，這跟他在美國時就社會問題所發表的那些陳腐的見解是大不一樣的。 他未能見到張宗昌，於是便在城裡到處轉悠。「俄國騎兵」在街上奔馳；這些騎兵是這個軍閥所珍視的輔助部隊，很有威懾力。他們的軍服是深綠色的，幾乎接近黑色，黃色馬靴幾乎沒過他們的膝蓋。他們還帶著各種武器：他們馬鞍的槽子上插著頂端掛著小三角旗的長矛，木質槍套里放著長管毛瑟槍，此外還有大刀，樣子像個大號斧子，捆在肩上一個帆布刀鞘里。這些士兵沒有自己的國家，性情殘忍暴烈，是「我看到的最兇惡的人」。除了約100名騎兵外，為這個軍閥服務的還有涅查耶夫（Netchaeff）將軍所率領的約3000人的一支俄國步兵旅，這支部隊有4列裝甲火車。 在火車站停車場上，史迪威看見了200節車廂、20輛機車和3輛由俄國機組人員開的裝甲機車。他努力想辨別士兵的番號並估計他們的數目，同時推測出每100人中大約30人配有步槍。在訓練的隊伍中一半有槍，還有一半沒有。有個「嚇唬人」的連隊有200到250名士兵，其中20%的人不到4英尺6英寸（約1.36米），很多還不滿14歲，都很髒，有的還光著腳，總共有50條步槍。「如果這些烏合之眾上了戰場，即使再富於想像力，除了想像他們逃跑之外別無可能。」一個人向他透露說北洋軍閥的兵是不肯打仗的，他們都害怕「紅槍會」。這些小股的抵抗力量是農民自己組建的，農民們實在無法忍受士兵的騷擾，因此成立了紅槍會，襲擊他們能夠對付的小股士兵。紅槍會殺人毫不留情，留下的傷口往往會讓受害者死前還要受三四個小時的罪。 食物越來越少。趙四處尋找才弄到一些罐頭食品。正在準備進行大規模調遣的跡象越來越明顯。史迪威繼續在兩個火車站和停車場觀察，清點槍炮數和口徑大小，記下運兵火車的情況，並想從這些混亂的情況中「揣度」出張宗昌想幹什麼。他從士兵那裡了解到，有些部隊已經五個月沒發餉了，有的甚至一年沒發了。他們的補給就是饅頭、大米和水。他聽說馮玉祥已經占了鄭州，這是東西鐵路線西邊的大站。這個消息是真的，而且很重要。 在去莫斯科待了一年之後，馮玉祥再次統率「國民軍」——這是一支裝備精良、紀律嚴明的部隊，有20萬人，是馮玉祥在陝西創建的。在共產國際制定的戰略中，這支部隊屬於中國革命軍的北翼。跟這支部隊會合是國民黨的重要目標，但是馮玉祥是會選擇漢口的共產黨和左派聯合政府還是選擇蔣介石，這還是個未知數。史迪威竭力想了解變化不定的馮玉祥，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他可以背叛任何人——他完全是為自己的。」但是，他同時承認馮玉祥是個「真正的戰士」，他「從來不許他的部隊擾民」，並說如果中國能有10個像馮玉祥那樣的指揮官，中國的問題就解決了。漢口方面和蔣介石都在協商與馮結盟，這時馮玉祥由於北洋軍閥幾次不能履行承諾便攻占了鄭州，這使得那裡的北洋軍撤退到黃河以北，從而使得徐州失去了屏障。這種情況迫使張宗昌撤退。 史迪威趕緊奔向電報局想把這個消息告訴公使館，可是太晚了。電報局已經關閉，發報員也逃跑了。第二天，也就是他在徐州的第四天，情況已經毫無疑問了：北洋軍正在撤退。根據他的計數，在半小時裡共有六列火車離開。一旦他們走了，南方軍就會湧進來，那時也許他們會用私刑處罰一個外國人。史迪威現在的目標是跟趙儘快離開這裡。部隊的火車停在站台上，但是不讓他們上去，他們又試圖擠上一輛塞得滿滿的運兵車，但是被趕了下來。他們想用錢活動，可是沒用，因為這些兵都急於離開，不肯讓出自己的位子。當火車離開的時候，史迪威感到周圍士兵的恐慌情緒正在增長。「他們的軍官何時能把他們從這裡弄出去？……現在已經很難控制了……每個人都兇巴巴的。」這些士兵擠上了其餘的車，「來晚的拚命爬上去，隨便什麼地方都行——有的在上下車的梯子上，有的在火車連接處。很多人後來被甩下去……」正在他看著的時候，一個人掉在了開動的火車輪下，只能等死了，「沒有醫生，沒有任何救助，只有一群苦力好奇地擠在他旁邊看」。 現在要跟北方軍離開已經太晚了。他怎麼辦？走路？能不能走到在西面約50英里（約80千米）的馮玉祥那裡去？但是在這中間有紅槍會，而「他們是不會優待我們的」。往東是更多的紅槍會，「還有俄國人，而我怕俄國人」。唯一的辦法是坐等南方軍來到這裡，「而他們跟俄國人一樣讓我恐懼」。基督教青年會會長唐先生聲稱自己同情南方軍，並建議他們留下，說這樣比離開安全。 在火車離開後的兩天裡，「這個城市在等待著，屏住呼吸等著下一波劫難的到來。……一個禍患走了，只是為了讓位給另一個禍患？」北洋軍的後衛部隊經過了，他們到處開槍搶掠並大喊大叫，這更增加了夜間的混亂。他們之後是「一支殘餘的退卻部隊，狀況很是可憐：傷病士兵掙扎著勉強跟著部隊走，前面遇到紅槍會必死無疑」。店鋪都關門了，騾子賣到300美元一頭，而食物根本就沒有人肯賣。到了晚上「一片喧鬧，一個警報器發出刺耳的聲音，那些士兵一邊喊叫著一邊開始用野戰炮、步槍和手槍射擊。有幾顆子彈嗖嗖從我們這邊飛過」。一架飛機飛過上空並扔下幾個炸彈。那些在後面躲在裝甲火車中的俄國人是最可惡的。他們開著架設機槍並在尾部架設艦用火炮的火車來回走，「通過射擊嚇唬人，然後把能搬動的東西全都偷走了」。有些農民拆掉鐵軌試圖阻止這輛火車，這些俄國人就把最靠近破壞點的「全村人都殺死」。史迪威每天都在停車場觀察，他看到另有一個孩子兵被火車碾過，躺在一張蓆子上等死。他心中充滿了對中國麻木不仁的憤怒和同情，並為了發泄狠狠地說：「在這裡過上一個來月，你就恨不得想用繡花針刺他們的睪丸了。」 馮玉祥和蔣介石在北伐戰爭南口戰役陣亡將士周年紀念儀式上，1928年7月9日 6月2日早上唐先生進來說，國民黨部隊到了。這支部隊軍紀良好，不打人，也不搶劫，但是趙還是堅持要史迪威隱藏起來。周圍的人都知道唐先生家住著一個外國人，因此史迪威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有人把他在這裡的消息報告給士兵。他想像會有一支小部隊破門而入，大聲叫嚷著要這個外國人出來，因此史迪威竭力想別的事情。他躲在這裡除了畫畫無事可做，過了四天便受不了了。「必須做點什麼，唯一可行的看來是步行到南面去。」次日「為了不讓自己發瘋」，他花了半個小時在一隻木馬上跳來跳去，最後他認定「無論如何要離開這裡」。唐先生的態度現在已經變得冷淡了，也許他已經後悔自己留下了這個外國人。躲到第六天的時候，趙最後同意做一次冒險。他們走出去想跟南方軍的士兵認識認識。這些人「都樂呵呵的，多數是不到16歲的孩子，都是些肩頭窄窄的小矮個兒，體重很輕……所有的士兵都接受了親美宣傳的灌輸。他們認為美國會積極幫助他們」。城裡到處都掛著國民黨的旗幟和歡迎的標誌，商店重新開業，婦女又開始在街上露面，木匠忙著修理各種破損，但是已死的和垂死的人仍然躺在弄堂里，而難民居住的臨時性棚屋裡仍然充斥著飢餓、骯髒和疾病。「這個城市的現狀讓人觸目驚心。」 國民黨部隊不像史迪威他們想像的那樣兇殘。史迪威決定南下去上海。北洋軍隊把所有的機車都開走了，不過有消息說次日又要開出南下的火車了。跟那些瘋狂擁擠著要登上火車的人群一道，他和趙通過一番拼搏，忍受著重重的大蒜味，總算上了車。接著他們在焦急中過了三個小時，旅程中又經過了讓人焦心的各種停車和延遲，他們終於在凌晨3點到達蚌埠，這裡距離可能有外國軍艦的長江還有很長一段距離。乘客都被清下車，顯然火車不會繼續南下，他們就在黑暗中被撂下，只能站在站台上。 接著的一天半陪伴史迪威的是一種讓他感到噁心的恐怖。他和趙又餓又渴，被困在這個陌生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還會有南下的火車從這裡經過。他們不敢去問，因為擔心引起別人的注意。他們也不敢去尋找食物或者水，因為擔心會錯過火車。他們擔心要一直等到天亮，那時會有更多的人到來，而且那時史迪威會更顯眼，但是他們別無他法。在早晨6點的時候有些火車被拉到南去的岔道上。他們跟新來的一批人一起擠上去，同時還要竭力不引人注意。他們在一輛舊的運煤車上找到了位子。史迪威感到其他旅客的目光都在投向他，覺得隨時都會有人叫喊「老毛子！」，或者會有一個衛兵或者官員過來帶他出去檢查。車廂里非常熱，裡面堆滿了「雞蛋殼、鼻涕、葵花子、茶葉、水、痰、瓜皮以及其他各種中國佬喜歡扔的髒東西」。混跡於這些「不住地吐痰、咳嗽、打嗝、摳鼻子、咂嘴和哼哼唧唧」的人當中本來已經夠糟的了，更糟的是他們還竊竊私語或者不斷打量史迪威。他和趙越來越感到饑渴難當，但又不敢到站時下去，因為害怕下去就上不來了。 終於來了一個可怕的警官，「是個惡狠狠的苦力，大約暫時得到了點權力」。他搜查史迪威時發現了手槍，於是得意揚揚，拿走手槍向乘客們展示，好像他抓住了一個企圖刺殺蔣介石的罪犯、叛徒和刺客。其他人開始小聲議論起來。「我們該拿他怎麼辦？把他帶出去槍斃。」被繳了械的史迪威感到，除了趙之外，四周一片敵意朝他襲來。到了下一站這個警官下去報告去了，這時敵意開始變得更加明顯。有人用傘戳他，有人把茶水倒在他腿上，還有人往他背上吐唾沫。他突然恍然大悟：「他們想讓我做出反應。他們想讓我反抗。」這樣他們就有了進攻的藉口。最後他可能被謀殺。「趙警告的眼神證實了這一點，他慢慢地搖頭暗示我『不要反抗』。他嚇得要命，不過不是為他自己，而是為我。」戳人以及別的侮辱人的花招仍在繼續。史迪威怒火中燒，但是他竭力控制住了自己。在停車的時候這群人開始爭論是「把我們拉出去槍斃呢，還是到浦口把我們交上去」，浦口是最後一站。趙仿佛看到了一線希望，趙說：「對，把我們逮捕，把我們交給浦口當局。我們要求這樣做。這個外國人很有勢力，任何傷害他的人都會有大麻煩的。」他們罵趙是外國人的走狗，但是還沒等他們採取行動，火車又開動了。趙想到一個辦法。他要求把他們送到蔣介石那裡。「我們要向他告狀，我們會把一切都向他報告的。」各種侮辱和戳弄史迪威的動作停止了，但是他們還是威脅要在浦口將他逮捕。 史迪威不想讓他們有機會實施他們的想法。當火車駛入與南京隔江相望的浦口的時候，他和趙在車還沒有停穩時就跳下了車，推開那些吃驚的人們朝江邊跑去。他們感到後面有人緊緊追著他們，但是不敢回頭看。他們爬上一條渡船，渡過江之後他們放慢腳步，開始找住處，到處都有人向他們投來懷疑的目光。錢終於打動了一個開旅館的人，儘管害怕，他還是同意給他們一間屋子。他們又累又渴，開始一壺又一壺地喝著茶水。史迪威伸手還想要茶水，結果難為情地發現自己的手在顫抖。緊張的氣氛並沒有緩解，因為聽說有個洋鬼子來了，有一群人正聚集在街上。史迪威又開始擔心可能被抓住或者會被施以私刑。由於擔心，加上有臭蟲和跳蚤，結果他沒睡多少覺。早晨他們又冒險在街上走，不過順利到達火車站，並登上了去上海的火車。這段行程燥熱而緊張。到達後，他們看到牆上有幅巨大的宣傳畫，畫的是一個肥胖而又可惡的外國人趴在地上，中國士兵把刺刀刺進他的身體，鮮血四濺。畫的解說詞鼓動所有的愛國者都來殺死那些外國豬玀。 通過出口以後又經過了一個崗哨，史迪威終於看到廣場對面象徵著安全的公共租界鐵絲網，距離只有100英尺（約30米），只要走半分鐘。「我們穿過廣場時腳上仿佛綁著50磅（約22千克）的東西，接著走過了鐵絲網……終於站在我們自己人這邊了。」一個舢板把他們送到停泊的「匹茨堡」（Pittsburgh）號巡洋艦上。船頭有個海軍陸戰隊員站崗，「我，一名陸軍軍官，真想張開雙臂好好跟他擁抱一下！」 在史迪威回去後提交的報告裡對南方軍給予了好評，這充分說明了史迪威在軍事上能夠保持其客觀性。他說南方軍的士氣高，紀律性和信心也很強，他們很樂意服從命令，不搶劫東西，受到民眾歡迎，其證據就是婦女又開始出現了。連級軍官都是18歲到22歲的學生，他們很有決心和信心，與軍閥部隊里的那些「廢物」大不相同。軍閥部隊的那些連級和營級指揮官都是些沒有受過教育的苦力。儘管跟北洋軍相比南方軍裝備較差，但是，如果打仗南方軍肯定能夠擊潰那些督軍的「烏合之眾」。不過史迪威預計，由於缺少機車，南方軍難以在徐州以北作戰。他們沒有把機車帶出長江以北，物資運輸只能依靠人力車和牲畜，但是，一旦他們可以使用鐵路了，他們就會向北挺進，不大可能遇到頑強的抵抗。張宗昌的部隊除了那些俄國人外都沒有什麼戰鬥力。「我認為，如果南方軍進行一次堅決的進攻，那張宗昌必然潰敗。」 在美國公使館裡，麥克默里對這有關局勢的第一份權威報告表示歡迎。他聽著史迪威的敘述並讀了他的報告，對他「勇敢無畏的個人品質」表示「極為欽佩」。卡斯特納將軍正式表彰他「極高的效率、軍事智慧、超群的決心和勇敢的舉止」——但還不止這些。這個頭腦有些混亂的人倒很能夠欣賞史迪威真正的過人之處：「跟戰友一道時表現勇氣往往可以被人看見，但任何人要完成像史迪威那樣的使命都需要一種更高的勇氣——要孤立無援地近距離接觸兩支相互敵對的中國部隊的幾百名無知的、對外國人充滿敵意的中國人。」史迪威也許是唯一可以完成徐州使命並能安全回來的人，因為他兼備了必需的軍事知識、對中國的了解和「更高的勇氣」。 史迪威的第二個兒子，也就是他的第五個孩子班傑明（Benjamin，暱稱「本」）是在他回來一個月後的7月出生的；他後來一直對這個孩子疼愛有加。9月份的時候他到韓國和日本度過了三周的休假。他在韓國爬山，經過一個又一個清澈的湖泊，「跳進水裡……光著身子坐在石頭上吃午餐」。在日本他很喜歡在京都轉悠，吃飯，聊天，四處看，購物並收集東西。回到中國後他得知，正像他預計的，北伐軍在徐州停下了。除了缺少機車，這支部隊還受到其他問題的困擾，結果在1927年沒有繼續北進，而且在這一年裡差點兒因為派系鬥爭而崩潰。6月份，馮玉祥的依附使得蔣介石占了上風。飽受教條之爭困擾的漢口政府又因為共產國際的不適當的命令而分裂，結果國民黨左派跟共產黨分道揚鑣。當漢口的軍事組織、號稱「鐵軍」的張發奎轉而繼續獨立並回到其家鄉廣東的時候，到處是廢墟和恐懼的漢口政府解體了，而革命統一戰線也就此結束了。共產黨不肯放棄，在江西省首府南昌建立了一個短暫的政權，發動了一次軍事行動，失敗後便退向更南面的廣東，在建立廣州公社時做了最後的努力——進行了三天流血鬥爭。由於受到蔣介石部隊的追擊和打擊，其殘部退至江西和湖南的農村，試圖尋求最後的落腳點以生存下去。 蔣介石已經不像開始那樣受到公眾的普遍歡迎了。由於他跟資本家結成了聯盟，他不得不發動攻勢展開對共產黨的鎮壓，而鎮壓越來越帶有白色恐怖的意味。搜查、沒收、出版審查、隨意逮捕和處決，很多人開始時相信國民黨會帶來好日子的承諾，但他們現在感到恐懼和失望。賦稅很重，軍隊跟過去一樣無處不在。國民運動也受到妥協和爭權奪利的污染，已經跟袁世凱當權時期以來的任何勢力都沒有多大差別了。 由於再次受到汪精衛及其左派的挑戰，同時由於8月在軍事上遭受了挫折，蔣介石解決問題的方法是辭職並前往日本等待召回，以顯示他是不可缺少的。各種分裂和混亂開始填補這個權力真空。汪精衛和宋慶齡的弟弟宋子文在廣東另立政府。但是由於時局所迫，11月他們向蔣介石發出邀請希望他回來。12月，當各方正在協商統一事宜和條件的時候，蔣介石通過跟宋美齡結婚而增強了自己的地位。宋美齡是宋子文和孫夫人宋慶齡的妹妹，其自身也是一位非常出眾的人物。 宋氏兄妹出身於富裕的上海基督徒家庭，受過西式教育並對孫中山博士十分崇敬。他們母親一方信奉基督教已有三百多年，屬於耶穌會最早感化的一批人。他們的父親宋耀如（查理宋）是孫中山的朋友和支持者，在美國長大並接受教育。他回到中國原是為了傳教，但卻積累了大量家產，在法租界建造了帶有規整的花園和一個網球場的漂亮洋房，並生了六個孩子，所有孩子都在教會學校和美國大學接受教育。大女兒宋靄齡嫁給了孔祥熙——孔祥熙是個銀行家，畢業於奧伯林學院（Oberlin College），出身於山西一個殷實的世家，據說是孔子的嫡傳。第二個女兒宋慶齡成了孫中山的第二任妻子和遺孀。最小的女兒宋美齡畢業於衛斯理大學，但像慈禧太后一樣渴望權力。三個女兒都聰明漂亮，而且跟日本婦女適成對照的是，她們與很多中國婦女一樣意志堅強。 蔣介石對這些資產興趣頗大，據說在孫夫人守寡後蔣曾經通過中間人向她求婚，遭到拒絕後他把注意力轉向宋美齡。為了贏得她，蔣介石安排好了兩任前妻並在宋母的堅持下皈依基督教，這樣做的一個附帶結果是他從此永久性地獲得了傳教士方面的支持。1927年12月1日，他們先在宋家舉行了一個基督教家庭婚禮，然後又在大華飯店舞廳舉行了公開的西式婚禮，來賓有1300人之多，包括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布里斯托爾（Bristol）上將和外國領事。婚禮現場掛著巨幅孫中山畫像，兩邊是國民黨黨旗。那裡布置了幾十名偵探和保鏢，上面是鐘形的玫瑰花天棚，儀式由南京政府的教育總長主持。陪侍的是四位穿著桃紅色軟緞的女儐相和兩個穿著黑天鵝絨外套與白色緞子馬甲的男童和女童（孔祥熙的兒子和女兒），由宋子文把妹妹交給蔣介石。此時一位男高音唱起了《啊，答應我》，而攝像機將這一切都記錄了下來。蔣介石現在的地位已經堅不可摧。1928年1月，他重新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因此也就成了在重組並統一的南京國民政府的首腦。由於宋子文通過其各種經濟關係重新得到了各種財政支持，4月北伐又重新展開。 在北方，吳佩孚已經退出聯盟，現在張作霖成了通稱為安國軍的軍閥部隊的大元帥。張作霖在12月宣布自己為執政官，他也傳染了袁世凱的病，有做皇帝的野心。他的椅子像皇帝的寶座，兩邊是兩隻栩栩如生的用虎皮填制而成的老虎。他任命了一個禮部負責有關宮廷禮儀，召來工匠製作了皇家專用瓷器，還仿效皇室的規矩，一到某個城市便封閉街道，商鋪窗戶放下，人行道上還灑上「金沙」。有一陣子滿清貴族和遺老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可是儘管張作霖對中國影響甚大，但他並沒有登上王位。 1928年1月，由於美國第十五步兵團司令部出現糾紛，根據卡斯特納將軍的要求，史迪威被調往總參謀部擔任總司令的代理總參謀長。當年7月任命正式通過。卡斯特納將軍與紐厄爾上校以及其他軍官，包括他的總參謀長的爭執愈加激烈，根據史迪威日記的記載，有陣子卡斯特納出現了幻覺，面臨「精神崩潰」。奇怪的是，史迪威在這裡成了一名調和者，他是這個精神混亂而難以相處的指揮官所唯一信賴的人。他古怪的專製做法導致了更多不滿，而且由於他堅持練兵時的行軍速度要超過常規的每小時2.5英里（約4千米），結果又爆發危機。每年兩次他自己在前面帶隊確定速率，帶領整個團的部隊急行軍，連軍官也要下馬參加。雖然他從來沒有達到他三天走100英里（約160千米）的目標，但卻曾成功達到10小時裡走35英里（約56千米）——當然代價沉重。精疲力竭的士兵踉踉蹌蹌地走到終點，有些拽著或者背著自己的戰友，他們不想讓一個士兵掉隊，以免讓卡斯特納看笑話。團里的很多人認為，卡斯特納行軍的用意是想讓性情平和的紐厄爾掉隊，但是他從來沒有掉隊。自然史迪威也毫無問題地通過了。 宋耀如一家全家福，1917年 當紐厄爾上校以及其他人想通過指控卡斯特納精神有問題而使他離職的時候，卡斯特納請求史迪威為自己作證。在史迪威後來任職期間，美軍駐華陸軍司令部的混亂並不亞於中國的混亂。馬歇爾已經走了，他於1927年5月回國擔任本寧堡步兵學校（Infantry School at Fort Benning）的副校長和教學主任——他在那裡對課程和教員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馬歇爾想讓史迪威擔任戰術科主任，其重要性僅次於他自己的職位。馬歇爾一直保留著這個位子，直到史迪威可以回國接受此職位。 1928年5月，史迪威晉升為中校，《崗哨報》表彰他是「整個駐華美軍最受歡迎的軍官之一」。他被視為步兵團的中國問題專家，並已經開始擔任教師的職位。除了擔任語言學校校長的職位外，他還每月在娛樂廳介紹中國局勢。有位聽眾印象深刻，說他是個「聰明犀利的」演講者，對中國的紛爭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他對《崗哨報》的影響。這份報紙在一個陷入痛苦的國家出版，最終它終於意識到了自己身處的環境，在頭版開設了一個每周一次的專欄，這就是史迪威的「中國局勢中的重要人物」。這個系列所反映的事件是通過當時一位駐華美國軍官的視野來看的，這個軍官自己就得應付這些事件。儘管由於當時距離太近而未免對歷史有些曲解，但是同時也避免了事後觀察所造成的曲解。 史迪威的專欄系列在1928年1月開始，開篇是談張作霖的。史迪威認為張作霖的前途並不光明。在1928年1月到6月這局勢變化不定且影響深遠的半年裡，史迪威每周都要寫文章，其觀點更接近公使館那種對國民黨採取的冷眼旁觀的態度，而不像國內某些美國人那樣採取「情緒化」的態度，史迪威認為國內那些人不了解中國，也誤解了革命。 史迪威對「老百姓」本來就關注，在文章中他談到人民要繳納各種苛捐雜稅，生命和財產沒有保障，鐵路被損毀，商業凋敝，土匪猖獗，經常發生饑荒，「沒有一個省份……能尊重人的權利」。在國家面臨危機時被認為會出現的「英雄」尚未出現。兩個月後，在1928年4月有關蔣介石的文章里，史迪威認為他是個派系首腦而不是黨的領袖，不過他可能會在中國重整乾坤。他敬佩蔣介石的「決心和精力」，並認為如果蔣介石勝了，「那主要歸功於他自己的計謀」。然而蔣的北伐「更像一次示威，而不像一次戰爭」。北伐進展順利，因為沒有領到軍餉的北洋軍已經「聞風而逃」。 史迪威通過自己的觀察總結了中國戰爭的基本原則。他說山東軍閥張宗昌將名垂青史，因為他是最擅長「戰略退卻」的人。戰略退卻後來也讓史迪威經受了很多挫折。這跟西點軍校由馬漢和潘興所建立的進攻作戰原則相反，反映了根本的文化衝突。 1928年5月，突然爆發了嚴重的外國干預事件，而史迪威很快意識到了這件事對未來的意義。國民革命軍現在繼續向北挺進。當他們沿鐵路線從徐州向山東省會濟南前進的時候，日本人指責他們襲擊日本僑民，並從先前登陸青島的5000名日軍中調派2000人前來「救援」。雙方發生了幾次衝突，互有死傷。在此過程中，日本人為了挑起報復並製造公開對抗「事件」，殺害了國民黨駐山東外事專員及其妻子以及其他14名軍官。這場衝突之後日本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國民革命軍撤出濟南。 中國可能統一併將民族主義情緒蔓延至東北的前景讓日本感到擔心。田中義一（Tanaka Giichi）男爵當時是日本的內閣首相兼外交大臣；「田中奏摺」即便不是他起草的，肯定也是受到他影響的。這個用他名字命名的著名計劃闡述了關於日本前途的軍事構想，這就是通過逐漸滲透「滿洲」、蒙古、華北、全中國以及東南亞而控制整個亞洲。蔣介石無意對此進行試探。當時日本有6艘軍艦、8艘運兵船和11艘裝滿軍火和補給的船正停靠在青島。蔣介石儘管自視為了不起的將領，但是他還不至於以為自己的部隊可以跟日本的現代化部隊抗衡。他緊盯自己的目標，這就是北京和全國統一。他謹慎地繞過山東從而得以保全自己的部隊，渡過黃河，然後從西邊向北京挺進。但是中國人民可不會那麼容易就對日本的行為忍氣吞聲。日本對中國國民自尊「不可忍受的侮辱」再次激發了早期山東事件所導致的反日情緒，加上各種宣傳畫和口號的鼓動，又開始了長達一年的抵制日貨行動。 史迪威在5月11日《崗哨報》的專欄文章中認為，濟南局勢「可能是多年來最為危急的」。他對那些煽動反日情緒的做法毫不同情，因為他認為這無助於最終解決問題。他認為，即使所有的中國派系都團結一致，「他們也無法對付日本這樣高度組織化的大國」。他寫道，中國人「對中國人自己施加的再嚴重的不公正和殘酷做法都會處之泰然」，但是一旦出現涉及外國人的糾紛，「每個街頭就都會出現一個雄辯的愛國者慷慨激昂，大聲叫囂，談及外國人的壓迫和中國人的權利」。他指出，日本一旦被激怒，那麼他們可以不費什麼事就占領天津到上海的戰略要地，並控制鐵路線和長江——十年後日本的確這樣做了。史迪威認為，濟南事件將會導致「後果更為嚴重的事件」。 沒出一個月就發生了第一個事件。北洋軍的抵抗被瓦解後，張作霖覺得自己的皇帝夢破滅了，他必須捍衛自己的地盤——即便他在北京待的時間並沒有太長。他乘坐自己由20節車廂組成的私人列車退回到東北，車上裝滿了他的私人財物，私人專列後面是京奉鐵路上的大部分車輛。連續三天各種機車、客車、公務車、豪華臥鋪車以及裝滿士兵的貨車源源不斷地駛出天津站。他的撤離留下了權力真空，於是美國第十五步兵團和其他駐軍只能承擔防衛任務。6月4日，當走在最前面的火車已經接近奉天的時候，火車被一顆炸彈炸毀，張作霖被炸死。毫無疑問是日本人除掉了他，這或者是因為日本人擔心張作霖會跟蔣介石合作，或者是因為張作霖拒絕按日本人的要求跟日本合作。不管出於何種原因，在當時，日本人的盤算落空了，因為張作霖的兒子、少帥張學良在幾個月後刺殺了兩個有名的親日派官員，並在東北舉起了國民革命軍的大旗。 北伐軍終於到達北京，實現了目標。在與守軍交接後，國民黨在7月3日正式接收了首都。向公使館區挺進時，四周都是漠無表情的旁觀者。按照一位觀察家的說法，是種「可怕的沉寂」。跟高大的北洋軍相比，蔣介石的部隊「顯得身材矮小而且飽受戰爭的煎熬」。他們同時奪取了天津，當時天氣酷熱，在樹蔭處的溫度都高達111華氏度（約43.8攝氏度）。美國領事報告說，之後幾天是各種談話，大喊大叫，各種奇怪又複雜的政治委員會和政府機關的干涉，「而我們也開始陷入新的混亂之中」。蔣介石到西山對孫中山的陵墓進行憑弔，告慰他統一中國的夢想終於在國民黨率領下實現了——至少名義上如此。 廢除不平等條約仍然是首要目標，而各國列強也願意做出一些讓步，因為他們認為這樣會增加新政府的聲譽並有助於穩定。作為商談修改條約的第一個國家，美國在7月25日簽訂條約，同意就美國而言將關稅自主權交還中國。在10月10日，也就是辛亥革命十八周年紀念日，國民政府正式接受了全國性政府的權力和稱號，其基礎是一黨制和「訓政時期」。根據孫中山的計劃，軍事統一之後是訓政時期。主權掌握在國民黨手中，行政權掌握在由36名委員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手中，而真正的權力則掌握在常務委員會手中，該委員會的委員長是武裝部隊總司令蔣介石。儘管這跟中國那些西方朋友所設想的民主還不完全一致，但他們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中國由於受到西方的影響，採用了民主的稱呼。可是這種觀念本身仍在原來的地方，始終沒有進入中國的理論範疇。 北京改名為北平，意思是「北方的和平」，因為這裡不再是新政府的首都。政府仍然在南京，這一方面是因為政府感到遠離自己部隊的家鄉沒有安全感，而且無法在北方維持以大米為主食的南方軍，另一方面是因為北京的公使館區是個「丟臉」的存在。 為了保護勝利果實，蔣介石採取迅速行動化解一個很大的危險，那就是各種私人部隊。這些部隊數目很大，對國家是一種嚴重的威脅，同時也使得中央政府不可能穩定地掌握國家權力。7月，他召集馮玉祥、閻錫山和白崇禧到北京參加遣散會議。這三人每人掌控著約有23萬人的部隊。最後他們達成協議，國民革命軍總數不超過60個師，每個師1.5萬人，即總數為90萬人，而現有武裝力量為222.5萬人。劃定了6個遣散區，但在這次試行的遣散中各個將軍都不願意裁減。1929年1月在南京召開的第二次遣散會議也不了了之。這些首領回到自己的領地各行其是，有時是獨立而不可靠的盟友，有時是對手，但並不是下屬。在未來的歲月里跟過去一樣，還是不斷地結盟、分歧和反叛。在南方有兩廣地區李宗仁、白崇禧和張發奎的部隊，在北方有馮玉祥和閻錫山的部隊；這些武裝部隊時而同意時而反對，時而跟這個結盟對付那個，時而跟那個結盟對付這個，時而擁蔣時而反蔣，但從來沒有一心一意過。1931年，已經不知道是第幾次了，廣州再次支持建立一個在頑固的汪精衛領導下的分裂政府。蔣介石的政府從來沒有擺脫過這種異己發出的挑戰，從來沒有真正地穩固地享有權威。蔣介石要繼續統治下去，便要不斷討價還價和施展計謀，從而使挑戰者失去平衡，而自己則能維持平衡。 1928年底史迪威意識到遣散私人武裝是「真正的問題」。他在《崗哨報》中指出，那些宣布的協議不過是一紙空文，那些私人武裝不但沒有裁減，反而在擴充自己的部隊。在對新政府進行總結時他寫道，現在流行的看法是對國民政府理想化，相信中國現在已經統一，政府高效而負責，重建階段已經來到。然而，對那些「冷酷的事實」還需要細細檢驗。那些邊遠省份仍在私自開戰，他們並不效忠南京政府。國民黨內部激進派和保守派之間的分歧並未解決。除非軍隊置於文官政府之下，否則遣散的目標就不可能達成。80%的稅收本來應該用於工業化，但實際上用到支持武裝力量上了。儘管國民黨現在在國外得到正面宣傳，但史迪威對國民黨能否真正取得進步仍表懷疑。 汪精衛 濟南事件和遣散問題——或者無法遣散的問題——是史迪威認定的兩個關鍵因素。這兩個因素的發展對中國至關重要，最終不但影響了中國，同時也影響了史迪威自己的生涯。這倒不是說史迪威先覺先知，史迪威只是有興趣、有意識並隨時準備在中國現代史上最關鍵的兩年半中對中國的現實進行第一手的觀察。 1929年4月史迪威開始返回美國，作為一件小的紀念品，他帶回了東方手球錦標賽冠軍的獎盃。 [1] 洋涇浜英語指一種語法不標準，帶有中國音的中國化英語。——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