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 第四章 派駐北京

軍閥年代，1920—1923年 從法國回到美國十天後，史迪威的職業生涯出現了重大轉變，並讓他此後一直跟中國聯繫到了一起。他回國後立即發現，一支龐大的軍隊，再加上美國的厭戰情緒，這一切使得通過軍職獲得晉升的希望變得渺茫了。他生性不是坐等命運賜予的人，於是7月25日他前往華盛頓去為自己的下一個任命進行活動。他拜訪了現在是陸軍部人事局軍官的老同學強西·芬敦（Chauncey Fenton）。史迪威開門見山地問道：「把我派到離家儘可能遠的地方怎麼樣？」 芬敦回答說：「真有意思。我們今天上午正在談論要派人去日本和中國呢。」他告訴史迪威，軍事情報處（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正準備派軍官到這些國家去接受語言培訓。史迪威精通好幾門語言，而且之前從事過情報工作，是擔任這項任命的當然人選。他要求去日本。芬敦說：「日本的名額都用完了。中國怎麼樣？」 「好吧，就中國吧。」史迪威同意了，事情也就這麼定下來了。1919年8月6日，他被任命為代表美國陸軍的駐華首任語言教官。 由於戰爭，軍事情報處的規模擴大了很多，因此參謀部決定，把過去由武官零星搜集情報的方法改為系統搜集。軍事情報處希望通過精選和系統訓練造就一批武官，並希望這些人能「詳細了解外國的語言、軍事設施、政治情況以及風俗習慣」，並「真正揣摩……他們在和平和戰爭時期的可能反應」。後來的實際情況是，由於至少在一些較大的武官處，武官職位需要有額外的收入，因此這類令人渴慕的職位大多給了那些「武官幫」了。但是除了武官之外，擴大的軍事情報處還需要語言方面的畢業生，特別是遠東部門。 北京西直門 20世紀30年代的前門和正陽門 對該項任命要求有總體「軍事效率」——這是指一個軍官在效率報告上的總的評分，該效率包括語言能力，能否抽身赴任和主動性。年齡限制是35歲，同時要求擔任此項任命的人只能來自作戰部隊，也就是從步兵、騎兵和炮兵中選拔。36歲的史迪威已經超過了年齡限制，但是因為他在其他方面都非常符合要求，對於他的任命出人意料地沒有耽擱，順利得到批准。 當時中國問題正是報紙關注的焦點。報紙的大標題經常出現諸如「山東浩劫」、「山東之罪」、「山東之恥」以及其他各種刺眼的貶義詞。山東問題導致了國聯的失敗，也毀掉了威爾遜，之後還成了1920年總統大選的話題。共和黨人把對中國的不公正當成了抨擊當局的有力工具。哈丁（Warren G. Harding）在門廊演講[1]里把中國描述為美國的被監護國，現在卻遭到了背棄。他說，由於美國返還了庚子賠款，中國人相信了「美國的榜樣、民主和公正」，結果卻發現在巴黎它好幾百萬同胞被轉交給了一個敵國。哈丁繼續說：但是在參議院，一些堅定不移的美國人卻對此說「不」，並「堅決維護我們約二十年前給中國人的信念」。 中國人所看到的同時也是五四運動的領袖們所不斷宣揚的是，美國在1919年（即使不算上1900年）給了中國人一個教訓，那就是協約國是背信棄義的，依靠外國朋友是愚蠢的。然而在史迪威開始他中國生涯的時候，哈丁的這種說法卻是美國人對美中關係的主流觀念。 1919年8月，史迪威帶著妻子和孩子去加利福尼亞，他第一年的語言學習將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進行。不到一個月他就得出結論認為，這裡的課程不適合他並妨礙了他進步，因為課後沒有可以一起說漢語的人。他向軍事情報處報告說，他以及參加培訓的另一個軍官勞埃德·豪斯福（Lloyd P. Horsfall）如果立即被轉往中國學校的話，效果會更好，因為他們可以在那裡聽到並練習口語。儘管其他語言軍官也贊成他的提議，但他的建議並沒有帶來變化。 在各種語言中，漢語由於有獨特的聲調變化，必須在日常生活中通過聽說才能學會。漢語的意思在官話中取決於四種聲調，在廣東話中則有八種聲調[2]。書面語之所以難，主要不在於要認識幾千個單字，而在於要學會這些字的不同組合以及它們非常複雜的含義。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可能認識六千個字，一個學者約認識八千到九千字，但日常使用三千字就足夠了。只要通過掌握約一千個基本字，就可以間接達到這些量。 中國字由筆畫組成，像「一」（如「一個」「統一」「一切」「一律」等）只有一畫，而「灣」（如「海灣」、「河灣」）則有二十五畫。雖然西方人看到這些字仿佛進入了密林，莫辨東西，但是這些字都是有特定規則可尋的。在字典中這些字分成了214個意符，如「男」「女」「口」「山」「工」（「工作」或「工人」的意思，原指木工尺）、「宀」（「屋頂」）、「車」（從上面俯視一種兩輪車的樣子）。這些意符原是象形的，後來有了固定的指代意思。其他文字通過給意符加上所謂的「聲符」而來；例如「論」（lun）是「討論」「探討」的意思，由意符「言」和聲部「侖」（意為「整理」、「排序」）組成，這個字兼顧了聲音和意思：「將字排序」，即「討論」之意。但是聲符並不總是很有幫助的，也並不都合乎邏輯。有些字既不表聲也不表意。 漢語共有約880個聲符，這些聲符跟意符（有些同時還是聲符）組成了一個學生要會讀寫中國字所必須掌握的1000個基本單字。要掌握這些單字，必須持之以恆，花大量時間練習並反覆複習，顯然這不但限制了樂意並最終能夠學會讀說中國字的外國人的數目，而且在採用白話文之前，中國人會識字的人的數量也是很有限的。 官話是長江以北（此外還有些長江以南地區）的通用語言，也是全國的政府用語。所有的官員都要會說官話。說官話與說廣東話以及其他各種方言的人雖然彼此無法相互了解，但是全國統一的書面語卻使得文人之間可以交流。 史迪威在加利福尼亞時是在卡梅爾度過1920年的暑假的。他在門多西諾岬角處購買了五塊土地，準備把這個可以俯視海洋的地方作為將來的安家之地。他在7月被提升為少校之後，帶著全家與豪斯福一家一道於1920年8月5日乘船去往中國。 9月18日，他們乘坐的陸軍運輸船在黃昏時繞過山東半島，玫瑰色的斜陽映襯著曲折的海岸線和中國帆船的棕色的、像蝙蝠翅膀一樣的帆。兩天後船進入秦皇島，這是中國本土靠近北方邊境的一個開放口岸，也是長城跟大海相接的地方，這裡的漁民伴著悲涼的號子一天兩次收起他們的漁網。這些旅行者往南經天津再坐火車走250英里（約402千米）就到達了目的地——華北平原上的著名城市北京。 史迪威用開始的十天時間找到了安家之所，還走遍了北京——這個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都城之一。在這裡，老式的達官顯貴與貪婪的冒險家混雜一處，各種改革的謀劃和希望讓當時新共和的中國興奮不已；外國人養尊處優，過著安逸享樂的生活；精美的大理石製成的天壇則靜靜地仰望著天空。護城河內是紫禁城，屋頂是代表著帝王的黃色琉璃瓦，皇城裡面有三個人工湖（北海、中海和南海），湖內有很多小島。島上有寶塔和雕樑畫棟的涼亭，還有最後一個皇帝被他姑母囚禁的宮殿。湖岸邊長滿了枝條拳曲的柳樹和柏樹。此外，這裡還有鏤空的岩石造的假山，其景象是中國畫家所喜愛的。據說在其中一個湖裡捕到的一條大鯉魚還帶著一塊金牌，上面刻著15世紀明朝永樂皇帝的名字。 上層人士的住宅都有圍牆圍著。每個都有庭院，裡面有荷花池和茶室，盆栽的牡丹，經幾百年流水不斷侵蝕的鏤空的岩石，牆上還開有一個月洞窗。那些沒有彈簧的、有頂篷的馬車在石子路上顛簸著，來自西北的駱駝帶著沙漠的傲慢慢慢行進，而穿著深黃色袈裟的和尚則站在喇嘛廟的紅色圓柱旁。橫掃平原的沙塵暴時不時地折磨著這座都城和這裡的居民。在城牆以外，北京平原還一直延伸到頤和園和西山腳下，碧雲寺和其他寺廟就掩映在西山的蒼松之中。玉泉山的泉水流下山後一直流入紫禁城的湖裡和護城河裡。 在使館區有外國人的住宅和賓館、馬球場，街西頭有威嚴的美國公使館、高大的銀行和辦公樓，但是這裡並沒有上海那種喧鬧的商業氣氛。北京跟通商口岸的情況不同，這裡的外國人甚至跟有教養的中國人有交往。北京是政治中心，同時也是文化中心。這裡有國立北京大學、洛克菲勒家族創立的協和醫學院，用庚子賠款創辦的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以及很多其他教會大學。這裡是新文化運動的前沿陣地，其倡導者認為改造中國使之現代化的最重要的方式便是推行白話文。推行白話文可以提高識字率並使民眾可以閱讀現代報紙；報紙是新近從西方引進的東西，保守派對之深惡痛絕。 除了外交使團、記者、教育家和傳教士外，北京還吸引了藝術收藏家和漢學家、那些來了之後再也不走了的旅行者，還有一些退休後自願留在這裡的外國人，因為這裡的生活優雅安逸而且錢很經花。他們僕從成群，在西山有避暑地，有專對公使們開放的高爾夫球俱樂部和賽馬俱樂部，夏天有野餐，冬天可以打野雞。對外國人來說，北京代表著——正如一個十分懷舊的曾經在此居住的人所說的——「那美好的歲月」。 1912年的北京 史迪威一家和豪斯福一家在使館區外靠近東皇城根的北總布胡同三號合租了一幢中式房子。跟所有的中國房屋一樣，這所房屋是平房，是多進的套院，每個院落都是個小四合院，窗戶是用紙糊的，沒有玻璃。當時租用這樣一座有四個臥室、用餐室、起居室、書房、辦公室以及下人房組成的院落每月需15美元，此外，還有相應的雇用僕人的費用。通常一個軍官家雇用五到六個僕人，需要約35美元，此外還要給回扣。在中國，回扣在任何交易中都是少不了的。在1921年2月史迪威的第四個孩子、女兒艾莉森（Alison，中文名史文森）出生的時候，他們一家雇用了一個男僕做管事，管家並負責雜事，另外還有一個男僕、兩個廚師、一個洗衣服的女僕、一個帶孩子的保姆和一個苦力。 語言教官在華北協和華語學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學習。這所學校成立於1910年，最初是為了教授傳教士漢語，後來擴大後也招收在中國服役的很多外國顧問、商人以及其他想學習語言的人。這裡為300名學生雇用了100名教師，採用的是適於速成的直接聽說教學法。第一年的課程每周上五個小時的課，首先是半年的聽說以及發音和字意練習。之後是半年的閱讀、翻譯和跟導師對話。一年結束時學生應當認得約七百個漢字並基本能夠對話。此外，語言教官還要參加有關中國歷史、宗教、經濟和時事的討論會和演講。語言教官在學習一年後還要學習技術和軍事詞彙。旅行是其職責範圍內的事情，這一方面是為了更好地了解這個國家，另一方面作為武官也是為了收集情報。每年年末都要考試，在完成三到四年的學習後，作為語言教官應當能夠認識三千個漢字並能夠流暢地說漢語。 這所學校的創辦人和校長威廉·佩特斯（William B. Pettus）博士抱怨說，史迪威和豪斯福在加利福尼亞把口音學壞了，這可能會導致麻煩，因為即使說最流利漢語的外國人也可能遇到困難。愛德華·休姆（Edward Hume）博士是個能說標準漢語的老派人。他告訴史迪威說，有次在鄉下他問兩個農民到長沙的路怎麼走。他們一臉茫然，又重複了幾次問話後他只能放棄。當他走開時偶爾聽到一個農民對另一個說：「好像這個洋人剛才在問『這是去長沙的路嗎？』」 史迪威跟其他外國人一樣，根據自己名字的發音「SHIH TI-WEI」起了中文名字「史迪威」。他的姓是「歷史」的「史」，名字中的第一個字「迪」是「啟發」「引導」的意思，而第二個字「威」則是「威風」之意——這可是個具有挑動性的名字組合。課餘時間他喜歡到集市、市場和商業街去逛游。他第一次買的是牙雕，然後開始收集鑲嵌扇柄，並為他將來在卡梅爾的家收購家具。 他看到中國的魅力和殘酷是並存的。放風箏是中國人喜愛的運動，這些風箏被製成龍、樓閣或者蝴蝶，其翅膀用染色的薄紗做成。風箏上掛有哨子、鈴鐺或者木鐘，它們讓空中充滿了色彩和動感。正如一個人所觀察到的，這仿佛是「東方的小天使……發出柔和、非塵世的音樂」。處決犯人的情景同樣很受民眾歡迎，往往有大群人急切圍觀，劊子手把雙手捆著的犯人踢跪下，然後刀起頭落，博得一陣叫好聲：「好！」當鮮血噴涌而出的時候，婦女和兒童會衝上前，用一串串銅錢蘸在血里，據說這種錢掛在孩子的脖子上可以驅邪。在附近涼棚下往往可以看到一個身穿長袍頭戴瓜皮帽的說書人，周圍也許蹲坐著成百的苦力和工人，他們鴉雀無聲，聽得津津有味，講的故事往往是古代的英雄事跡或者傳說。說書人往往會隨著節奏輕輕敲擊竹板，有寓意的段落會唱出來，而講到打仗的地方則會敲起鼓點。 中國的魅力已經起作用了。史迪威到北京還不滿一個月時，陸軍部對他進行了問卷調查，問他最喜歡的職位是什麼；對此他只劃了「武官，中國」，而包括「西點軍校」在內的其他選擇他都寫了「否」。 就在史迪威到達兩個月前的時候，三個聲名顯赫的軍閥聯手趕走了安福系政府，但隨後馬上彼此開戰，以爭奪對首都的控制權，因為有了這個控制權便會處於主導地位。現在成功控制了北京的是吳佩孚大帥，一個科舉考試出身的溫文爾雅的官員；失敗者是張作霖大帥，他從前是個土匪，現在稱霸東北；能夠在中間維持力量均衡的人是農民出身的「基督將軍」馮玉祥。 吳佩孚真誠地把自己視為公僕，非常關心公共秩序並希望在中國恢復統一的國民政府，他的這種期望甚至比個人野心還強烈。他體格瘦長、勻稱，窄長的腦袋，琥珀色的眼睛，尖尖的鼻子表明他出身世家，說一口用詞考究的官話，外交使團認為他正是中國迫切需要的鐵腕式人物的最佳人選。為了做給一個美國記者看，他在自己的衙門裡掛了一幅喬治·華盛頓的像，同時告訴來客說，他要像華盛頓統一美國13個殖民地那樣統一中國。他帶兵紀律嚴明，經常給士兵發放全餉，這招致了其他軍閥對他的不滿，但這也使他的部隊不會隨意棄他而去，同時他也得到了農村民眾的擁戴，因為他們免受了亂軍的騷擾。為了重建代議制政府，吳佩孚恢復了1913年成立的議會，並讓召之即來的黎元洪官復原職。但是，儘管吳佩孚在打仗時像頭雄獅，在政治上卻不夠堅決，他的對策看來是不穩定的；此時「奉天虎」張作霖已經躍躍欲試。 閻錫山 張作霖 馮玉祥 吳佩孚 張作霖體格矮小瘦弱，1895年中日戰爭時，這個後來很有名的東北大帥作為一名普通士兵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後來成了土匪。他接受了招安，作為對他帶兵歸順的回報，他受命駐守在奉天（瀋陽）城外。通過這個基地，他在日俄戰爭中先是給俄國人提供補給，然後又給日軍提供補給，從而積累了大量財富。他的黑色緞制瓜皮帽上帶著一顆著名的珍珠，據說是世界上最大的。他在東北的大房子裡擺滿了雕花的柚木家具、絲質地毯、銅器、玉器、字畫和珍貴瓷器。他在自己的領地里跟日軍保持著微弱的平衡，日軍把奉天視為東北飛速發展的工業基地的總部。 在這兩個爭奪華北控制權的軍閥大帥的周圍還有些分分合合的其他派系。這其中最有實力的是馮玉祥，這倒不是因為他身材魁梧，而是因為跟吳佩孚一樣，他也精心建立起了一支對他忠心耿耿又勇敢善戰的部隊。還在袁世凱的部隊里當兵的時候，年輕的馮玉祥就皈依了基督教，而且接受了孫中山所宣揚的革命理論，並認為要造就好的士兵，除了要有吃的、穿的和軍餉之外，還要在道德方面進行教育。在紛繁混亂的共和時期，他跟吳佩孚的軍隊聯手並在1920年被任命為西北陝西省的督軍。他在北京同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幹事結了婚。他用水龍頭為自己的士兵施洗禮，教他們唱福音讚歌和進行曲，歌詞是「我們不喝酒不抽菸」和「我們不賭也不嫖」。他不贊成吳佩孚喝酒，為了暗示這一點，有一次在宴席上他送給吳佩孚一個精美的瓷瓶，吳佩孚打開瓶子從裡面倒滿一杯子向贈給他禮物的馮玉祥敬酒，結果剛喝了一口他就吐了出來，原來裡面裝的是水。儘管馮玉祥並不完全贊同吳佩孚的做法，然而他認為吳佩孚的最終目標跟自己是一致的，那就是建立一個不受外國控制的中國，因此他更傾向於跟張作霖對抗，而不是聯合。 在1920年到1923年間，當時史迪威正在北京，馮玉祥聯合吳佩孚對抗了多名督軍的聯軍。1922年，當奉天虎張作霖再次企圖控制華北的時候，馮玉祥又開始打張作霖。有時戰鬥就發生在離首都不到10英里（約16千米）的地方，結果城門有時會因此關閉一個星期。到了晚上，住在北京飯店的客人們站在屋頂上就可以看到炮彈划過。大炮轟擊時賓館也開始顫抖，仿佛遇到了一場輕微地震。有一次史迪威不在家的時候子彈在街上亂飛，有些飛進了他家裡。史迪威夫人讓所有的孩子趴在桌子底下，自己冒險跑到隔壁的一個傳教士家裡打電話給公使館報告遭到了射擊。公使館對此漫不經心，讓她回家去，說過一會兒就沒事了。 武官及其同事要學習的內容之一是考察其所在國的士兵的情況。正是在督軍混戰的背景下，史迪威開始了解這些他後來指揮過的士兵。他看到吳佩孚的士兵穿著灰色軍服列隊開赴前線，旁邊是騾子拉的攜帶軍火、行李和供給的兩輪車。這都是上等的裝備，普通的軍閥運送補給的只能用咯吱咯吱的人力獨輪車。跟別的士兵一樣，吳佩孚的兵往往不到14歲，不過他們裝備不錯，有背包、挖戰壕的鎬頭、鐵杴、馬燈、茶鍋、油紙傘、鬧鐘和熱水瓶。跟在他們後面的是用扁擔抬著棺材的苦力，這是為了向他們保證，即使他們戰死也不會曝屍荒野。跟中國所有的部隊一樣，吳佩孚的士兵也穿著灰色的制服（冬天加入棉花則為棉襖），但他們都戴著紅色的袖箍以示忠誠。通常這些袖箍不是縫上去的，而是用別針別上的，這樣當軍隊倒戈的時候就可以很方便地取下。 普通部隊的戰鬥力不強。當士兵抵達戰場的時候，他們先站一會兒四處看看，然後取下步槍，也不瞄準就隨便放幾槍，然後坐下。炮兵胡亂開火，打的地方往往距離目標達四五百米。如果天下雨了，那麼士兵就會都打起油紙傘，就像突然冒出了很多蘑菇，戰鬥也戛然而止。吳佩孚的軍隊比大多數其他部隊要好，並在1922年跟馮玉祥一起把張作霖趕回了東北。 為了組建國民政府，吳佩孚請孫中山給予支持，但被殘缺的國民議會授予中華民國大總統職位的孫中山拒絕了。他想用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綱領統一全國，即民族、民權、民生。但孫中山的謀劃和聯盟都失敗了，他的夥伴也都轉而對抗他。他不斷向美國公使說明他的宏偉計劃，希望西方民主國家支持他的新政府，但是沒有人對此感興趣。這種謀劃跟孫中山一如既往的民族主義精神並不相容，但是在辛亥革命後讓人痛苦的十年中，孫中山開始覺得中國無法僅靠自己的力量挺立起來。為了取得華北，他一度甚至與張作霖勉強結盟，自然這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由於西方拒絕幫助，同時也沒有得到同胞的支持，孫中山轉向主動提出幫助他的蘇俄，並在1923年1月與共產國際結盟。1919年蘇俄宣布廢除所有沙俄簽訂的條約和特權，作為第一個自願這樣做的西方大國，這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等到要兌現的時候蘇聯又反悔了，不願意放棄在東北的中東鐵路或者在蒙古的特權。然而，在那些對自己革命的進展感到失望的中國人看來，莫斯科具有很大的誘惑力，於是他們開始轉向共產主義。就蘇聯而言，它正在尋求朋友和另一個基地，以便最終推動世界範圍的革命。儘管蘇聯承認在當時情況下中國還不具備推行共產主義的條件，但同意幫助國民黨實現國家統一和獨立。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同意跟孫中山結盟，因此為了讓國家獲得新生，共產黨作為盟友加入國民黨，並暫時同意由國民黨領導中國革命。 孫中山跟其他軍閥一樣，也無法讓自己成為一個全國的領袖。他有政治哲理但是沒有實力，軍閥有實力但是沒有綱領。孫中山締造了革命，並且制定了革命方略，但缺乏統領和組織的才能。當時有人說他兼有聖保羅和威廉·詹寧斯·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素質，不過即使他能兼有喬治·華盛頓和列寧的素質，恐怕也難以駕馭這個古老而執拗的國家。由於取消了帝制，各種地方割據勢力占了上風，難以實現有效的全國統一。 史迪威到北京才半年就設法找到了一個機會，這使他可以擺脫公使的生活並真正了解中國。在前一年即1920年經歷了嚴重饑荒之後，紅十字會國際賑濟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把他從陸軍部借出去，到山西擔任築路工程的總工程師。1921年4月到7月這四個月里他都待在工地現場，每天跟中國官員、村長、承包商、工頭以及勞工一道工作，按照中國的方式吃住，每天步行或者騎馬督工，不斷發號施令、哄騙、討價還價，玩弄保住「面子」的把戲，了解中國人的習慣、特點和人際關係。他除了在西點軍校做學生時學過的一點東西之外，在工程方面並沒有受過訓練，也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但是他很有自信，跟尤利西斯一樣從來不願意長期待在一個地方。他急切地想找機會出去，並在現實生活中使用他剛剛掌握的漢語，因此他聽說了這個築路工程之後便要求去工作。參與山西築路工程加深了史迪威生涯中的中國印記，並在一年後促成了他另一項意義更重大的使命。 為山西設計這條道路部分是為了使災民有工作的機會，但更重要的是一項防止災荒的長期措施。通過改善交通，將來就可以把從未經歷饑荒的西北各省的剩餘糧食送到災區來。除了鐵路和河流外，中國幾乎沒有供車輛通行的公路。當時的中國政府沒有修建賑災工程的習慣。即使開倉賑災往往也不及時，無法避免發生大饑荒。中國人常常發現西方人有「做點事」的衝動，因此他們讓那些外國積極分子去做那些他們自己也能做的事情，但是東方人的處事態度一定程度上不主張人定勝天。幾百年來的災難讓中國人習慣了天災人禍，人口大量死亡，但是又會有大量的人出生。在1920年發生了據說是四十年來最嚴重的大災荒，「一些極為骯髒、衣衫襤褸的人骨瘦如柴，瞪著眼睛搖搖晃晃，幾乎已經沒有人形」，他們連綿不斷地湧向城裡，擠滿了小小的火車站。農村一片荒涼，看不到有春季作物播種；褐色的土地上引人注目的只有一座座墳丘，同時大風裹挾著黃色的沙土刮向廢棄的家園。 國際賑濟委員會在北京開會，會議上有報告說食物的運輸情況很糟糕，官吏腐敗無能，並有人通過糧食牟利。但委員會還是「看法樂觀」，認為中國政府終於覺悟，「會讓外國委員會和美國紅十字會負責這方面工作，並不再信任省縣級官吏了」。這就是西方積極進取和中國人被動接受的典型方式。在呼籲美國公眾捐款給中國賑災時，威爾遜總統經典地表明了美國的觀點，他說：「中國人民在極大程度上依賴我們給出建議並進行有效的領導。」其實就中國人自己而言，他們指望從美國那裡得到物質援助，但他們從不把援助跟美國的建議或者領導混為一談。在傳教士的鼓動下，美國的募捐活動徵集了大量款項，結果出現了結餘，這使得築路工程可以進行。 史迪威自己認為那些傳教士有意誇大了饑荒的情況，他們這樣做的理由是，通過在危難時給中國提供錢和糧食，他們是在推進基督教的事業。史迪威寫道，他「必須頂著官員們的消極抵制」完成工作，因此他和他的同事們有機會「為人民做一些政府不能或者不願意做的事情」。 在施工的時候，由於直接關係到山西省的利益，他發現當地的官員更願意幫助而不是阻礙築路工作。這要歸功于山西督軍閻錫山的影響，閻錫山是個進步的重實務的物質主義者，人稱「模範督軍」。他聰明地意識到，通過改善本省的狀況，他能夠比通過盤剝百姓積累更多的實力和財富。道路必須從一些人的土地上通過，閻錫山把修路的好處講給那些人聽後，他們順從地允許築路者從平掉的老墳中通過，對於那些新近死去的人的墳墓，他們甚至也同意遷走。 規劃的道路共計82英里（約131千米），起自汾州[3]，終於黃河邊上的軍渡。史迪威指示要讓路寬達到22英尺（約6米），石子鋪面，坡度不得超過六度，並要求8月1日前完工。他有12名外國助手，包括美孚石油公司的土木工程師、一名瑞典籍的採礦工程師、兩名挪威傳教士以及一名英印籍的預備役軍官。這裡石頭多、山多，有農產豐富的山谷，這裡從來沒有糧食歉收的問題。到處都可以看到中國農民「帶著溫順的牛和原始的犁」在山坡上耕種。山坡極為陡峭，「每天光是到達田地的路程就足以讓一個白人生畏」。 道路沿著河谷走，穿過一個關口又進入一個河谷，「之後的路線尚待確定」。史迪威每天要步行或者騎馬走好幾英里，每天晚上都睡在不同的地方，經常為了躲避臭蟲和虱子要睡在外面。他指揮著6000人工作，教中國的測量人員該怎麼測量，幫助工段工程師，指定施工隊的位置，確定坡度、交叉路口，什麼地方要削掉山，什麼地方要填土，並努力想聽懂當地方言。所幸很多人會說官話。 這裡的人大多住在建在山坡上的窯洞裡，裡面用石頭砌成弧形襯裡，正面是石頭牆。這裡石匠很多。史迪威經常跟一些小的承包商打交道，讓他們承包砸石頭、提供石灰、做記號的木樁、騾子、水桶等工作，但他有意躲開那些態度圓滑，穿著絲綢衣服，想獨攬整個工程的城裡的商人。他更願意跟穿著補丁褲子和髒襯衫的李茂林交往，而不喜歡跟那些肥胖的紳士打交道：「這些人文質彬彬，走不上六步便氣喘吁吁。」 大多數使用鎬頭和鐵杴幹活的人都是為了掙點錢的農民。他們每30人被編成一個組，每組有一個監工和一兩個廚師。段長（監工）拿著一根棍子，頭戴草帽，身著乾淨衣服，常常躺在蔭涼地呼呼睡大覺。他們派人放哨，一旦史迪威來了就通風報信。如果活沒有干好，有關「面子」的爭鬥就開始了。史迪威會批評監工，而監工又會對幹活的人大喊大叫。幹活的人「也挺喜歡這種把戲——他們知道監工不過是做做樣子，如果這個洋人在監工的背後對他們眨眨眼的話，他們還會咧嘴笑起來」。當「總工程師看到一個又一個人都看穿了這種玩笑，雖然玩笑可能是針對這些人自己的，他們也跟旁觀者一樣開懷大笑，這時他對這個種族的好感也就油然而生」。 在永寧州[4]，史迪威受到當地一名軍官和長官的歡迎和款待。席間上了五十七道菜，有些史迪威連名字也叫不出來，吃飯時還不斷用小酒盅喝當地的一種高度酒。他們還邀請史迪威去檢閱當地一所軍校的學員。這些學員伴隨著響亮的軍號聲表演隊列，「小號走了調，但是毫不在乎」。早晨他們很客氣地把他送到城門口，穿著嶄新軍裝的軍官和穿著綢緞長衫、身材魁梧的長官都「低頭作揖，並目送這個穿著舊衣服、騎著一匹瘦馬的洋鬼子離開。他很想早晨喝杯咖啡，但還是感到很榮耀」。 史迪威在工作，修築黃河公路，1921年 由於沒有北京那種安逸的生活的蒙蔽，史迪威在山西看到了中國所匱乏的東西：中國缺少什麼，需要什麼，以及當地的一個鐵腕人物是在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的。閻錫山能夠攫取大權，靠的是一種值得效仿的、成功的機會主義。袁世凱在1912年任命他為同武將軍，督理山西軍務[5]。他相機跟安福系協商，結果在1917年把省長的位子也得到了。通常一個省將軍和省長的職位是相互牽制的，但正如後來史迪威在為《步兵雜誌》（Infantry Journal）所寫的閻錫山傳記中寫道的：「當一個人占據了這兩個職位的時候，他就完全掌控了政府的運作，完全可以為所欲為了。」在此後的十年里，閻錫山使自己和山西省都避開了為統治中國而展開的各種爭鬥，而致力於使他由自己的轄區里獲取可觀的收入。 他開始修路建橋，開挖了很長的灌渠，鼓勵種植樹木、棉花和制絲，採用了在加利福尼亞試驗過的拓荒方法，從不同國家引進美利奴羊、穀物和草類，推動讀書識字和公共健康，建立小學和職業學校，開展運動反對留辮子、纏足和吸食鴉片，還出版發行了一本公民手冊，山西的1000萬人都必須閱讀或研習。物質上的福祉是新共和的中國才有的觀念。中國傳統的改革只關心品行和道德。閻錫山並沒有忽略這些方面，他建立了「淨心院」並自任院長。不過他儘管關心人民的福祉，但並沒有減少地租和稅賦。 正當大家都急切地想為中國找一個可能的領袖人物的時候，閻錫山引起了眾多關注。一個美國雜誌載文以「中國是否找到了摩西？」為題發問道：「他會帶領自己的人民走出荒野嗎？」很多外國人來到這裡參觀，並受到「模範督軍」的招待。閻錫山身材高大，臉龐肥大，兩隻眼睛炯炯有神，顯得很有教養。晚飯時他坐在主座上，旁邊是他的在牛津受過教育的秘書，餐桌的擺設都是西式的，有緞子桌布、銀器、石榴色水晶葡萄酒杯，以及疊成玫瑰花、小鳥與塔形的餐巾。晚飯後僕人用長竹竿挑著罩在塗有彩畫的薄紗中的燈籠，陪著客人們到月光下的花園。閻錫山說他希望山西對整個中國來說能夠起到一種類似酵母的作用，但是他又很有自知之明地說：「中國是塊很大的麵團。」 然而史迪威可享用不到這種種優待，他頂著塵土和酷暑在築路工地上，帶著野戰背包，裡面裝著筷子、汗衫、罐頭食品和換洗的襪子。他來到傳教士家庭鍾愛的避暑地，那就是泉水匯集而成的玉濤河谷地，他發現這是個帶家人避暑的好地方——一個盛夏在這裡租下一間廟或者一間老磨房需40美元。 他6月份回北京把家人接來。他們先乘火車到達晉中，然後駕著一輛只剩下空殼的老福特車繼續走。他的妻子、孩子包括裝在籃子裡的嬰兒都小心翼翼地坐在木板上，而史迪威則駕車仔細避開各種車轍和坑坑窪窪。僕人和行李都在後面的大車上。很多農民穿過莊稼已經成熟的田地，為了看史迪威他們的「火車」不惜踐踏麥子。史迪威夫人寫道，路上每到停下的地方「我們都被一些驚奇的目瞪口呆的人團團圍住。孩子老哭，因此我經常要給她餵奶，這時他們就會圍上來，看看洋人是不是也是那樣餵奶的」。卡車有時陷住了，這些鄉下人就會幫著把車推上高高的陡坡或者從溝里拖出來，並對車子遭遇這種意外大笑。「他們幫忙的時候喬會散發一些銅錢，而他們總是不願接受。」經常看到的是笑臉、骯髒和疾病，一個樂呵呵的婦人的下巴下面長了一個甲狀腺瘤，足有一個橘子那麼大。 史迪威一家住進了一間磨坊。這裡房間大，通風好，牆壁經過粉刷，屋樑都是粗製的，外牆上爬滿了牽牛花。屋外有小鳥在叢林中鳴叫著，有一口清泉可供飲用，成片的草地，上面點綴著金鳳花，此外還有成群的綿羊和山羊。7月底的時候史迪威把剩下的築路工作交給自己的一個助手負責，自己則在這個磨坊里打發剩下的夏日。除了野餐和跟其他外國人打網球之外，他還繼續從事自己的愛好——寫作，根據自己的見聞創作短篇小說以及異域生活特寫。他把一篇有關築路的文章投寄給《亞洲》（Asia）雜誌發表，結果得了100美元的稿費。但是第二篇題為「中國生活一瞥」的文章遭到退稿。這可能挫傷了他的積極性，結果他沒有再試圖投稿。不過他還是繼續寫作，其有關中國生活的特寫生動地刻畫了他自己在中國旅行時的情形：在一個火車站，下車和上車乘客這兩股人流交織在一起，他們「大聲尖叫，拚命掙扎」，扯著嗓子叫苦力，有些人把箱子、籃子和行李從火車窗戶上往下扔，而其他人則把這些東西往上扔並竭力想擠上去。等到混戰結束了，乘客們「把自己和行李安頓好，並開始很有禮貌地打聽彼此的名字，老家在哪兒，以及是做什麼事的」。 在一個小客棧「院子裡到處是騾子，馱子和馱鞍，雞和豬……顧客都圍坐在一個大屋子的木桌旁低頭吃麵，他們藉助筷子和嘴的吸力把麵條吃下去……廚師把麵湯從一個有1碼（約91厘米）見方的大鐵鍋里盛出來，所用的碗就是剛剛被用過的，他只不過用一片像車間抹布一樣的東西抹了一下。接著廚師把一雙筷子在自己的褲腿上擦一下後放在碗上，交給跑堂的，再由跑堂的擺著架勢吆喝著端給客人」。這個洋人喜歡用開水洗洗自己的碗，「還假裝要把開水倒在廚師的頭上。開了這樣一個大玩笑之後，在座的人都認為他是個很有幽默感的好漢，之後他就可以隨心所欲了，甚至在用筷子前還用小刀把筷子削了一下……因為到處是臭蟲，他不住在炕上，而是把自己的小床放在院子裡。在一群人好奇的注視下，他慢慢地睡著了，周圍是豬的嗷叫聲、騾子的號叫聲、苦力的吆喝聲，時不時還有駝鈴聲，那是夜行的駝隊經過」。 他描寫中國民眾不是從社會學和分析的角度，而是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情節質樸，對話生動，就跟契訶夫筆下的農民一樣栩栩如生，充滿了人性。[6]磧口的父母官希望公路通過磧口，而不是隔壁的縣，因為如果經過隔壁縣的話，那麼磧口這個黃河港口的名氣就會被蓋住。有個老太婆在高昌開一家客棧，她把這個洋人帶到一個滿是蒼蠅和好奇的圍觀者的屋子裡，因為她堅信這個洋人能治好一個小孩的病。還有些鄉下人：當史迪威問路時，山西那些沉靜又講求禮節的農民很有禮貌地回答了他的問題，之後還邀請他停下來喝點開水再繼續趕路。路上有些拾糞的孩子拿著籃子跟在馱隊後面拚命跑，「並會準確找到這些牲畜可能掉下的任何東西。路上的糞被撿起，輕輕擦去灰塵，然後放進籃子裡。等到這個路面都檢查完了，這些寶貝糞蛋被交給老太婆們，由她們把糞攤開曬乾」。 北京的社交生活，就史迪威的脾氣來說還是令人愉悅的。在北京的武官和助理武官自西點軍校時就是他的好友，直到助理武官的職位被約翰·馬格魯德（John Magruder）少校所接替，後來馬格魯德有關中國事務的工作經常跟史迪威的工作交織在一起。新來的語言教官、他們的妻子以及美國社區的其他人，包括美國公使雅各布·古爾德·舒爾曼（Jacob Gould Schurman）的女兒們以及她們的朋友和追求者——這些人組成了一個圈子，他們經常互相請吃飯和見面。但是溫妮不會打橋牌，而她的丈夫也不會玩馬球，他們倆在那些公使圈內的人看來有些「不一樣」。史迪威喜歡在東交民巷（Legation Street，即使館街）的兩個飯店裡跟妻子跳舞，有一晚甚至在六國飯店（Hotel Wagons-Lits）被薄荷酒給醉倒。有一天晚上打麻將，看來「不像想像的那麼糟」，而在舒爾曼家舉辦的有25人參加的晚宴實際上「很讓人愉快」。跟過去一樣，他對那些無聊或裝腔作勢的人很快就感到厭倦。他曾經這樣寫到一對夫妻：「男的是個裝腔作勢的蠢驢，女的是個沾沾自喜的傻瓜。」 他喜歡跟家人在一起。隨著孩子們的長大，他作為一個父親的責任感和樂趣也增加了。他在家裡親自教最大的兩個孩子喬和南斯（Nance，南希的暱稱），為他們的病擔心，帶他們到城牆那裡散步，參觀明陵，用詩體編了一本帶插圖的動物寓言集，還指導孩子們自己排演節目。 11月時，史迪威帶著一群記者和賑濟委員會的人第一次乘汽車通過他主持修築的這條道路。十一年後，當時曾經是參觀團成員之一的國際新聞社記者約翰·格特（John Goette）寄給他一張《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也稱《華北日報》）的剪報，其中談到了中國經常疏忽對公路進行維護的事。那篇報道說，史迪威修的那條從汾州到黃河的公路從來沒有進行任何維護，「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 在1922年的時候，這條公路的總工程師引起了鄰省陝西省的基督將軍馮玉祥的興趣。這個省是中國文明最早的中心，這裡是山區，有窯洞和梯田，十幾年後經過「長征」的共產黨就駐紮在該省的延安。陝西出產棉花、羊毛和小麥，而且山上富於礦藏，本來這裡應該是富庶的地方，但現實不是這樣，這是由於當地人吸食鴉片，並且土匪猖獗，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交通太差。這個省沒有鐵路，唯一一條「所謂的路」有約90英里（約144千米）長，是從黃河轉彎的潼關到西安的。這不過是用鐵杴挖出的一條小道而已，沒有做過任何測量。馮玉祥跟賑濟委員會的人經過協商，委員會同意修一條從潼關到西安的公路，仍由史迪威任總工程師。 他先儘可能乘火車前往，但是在河南距離陝西約100英里（約160千米）的地方火車沒有了。到了這裡他跟一支馱隊走，隊伍由50輛騾車組成，此外還有各類駱駝、馱載的牲畜、獨輪車、行人，外加20個士兵護送這支隊伍通過有匪患的地區。「我們在飛揚的塵土、各種吆喝聲和噼里啪啦的鞭子聲中出發……就像是遷移的卡爾馬可人[7]或者是1849年淘金熱時一群奔赴加利福尼亞的人。」由於道路很糟，隊伍行進很慢，並不斷跟對面來的獨輪車糾纏在了一起。這些獨輪車裝著棉花，嬰兒被包裹好放在一邊，嬰兒的母親坐在另一邊，前面還有一兩個男孩用繩子拉車。由於路邊躺著一些要飯的人以及拿著四齒糞叉和糞籃揀拾人畜糞便的小男孩，交通變得更加擁擠。行進變成了「不斷努力、渾身冒汗的中國人和他們笨拙的車子以及怠工的牲口之間的持續鬥爭」。當兩個獨輪車在尖叫和詛咒聲中陷入衝突的時候，剩餘的隊伍「只是停下來，等著他們解決問題。若不是親眼看他們是怎麼過去的，有人能夠通過這條路真是個奇蹟。這只是因為每個人都願意等一等，或者讓別人先走過去」。 這支隊伍用了四天到達陝西邊界，又用了四天到達省會。為了避開車子的擁堵，史迪威每天要通過各種溝溝坎坎和泥坑，冒著塵土步行8英里、10英里或者12英里（約12—19千米）。他晚上就住在「骯髒、到處是跳蚤的小鎮」或者「污穢的客棧」，有一次還待在一個供吸食鴉片的煙館裡。辛勤勞作的苦力「不斷成群結隊地進來，花上10個、15個或者20個銅板過過癮：他們掏出錢，拿出煙鍋，並得到一些鴉片」。史迪威還寫道，10個銅板就相當於他們一天工錢的30%，這是「對他們財物的巨大消耗，更不用說對他們健康的消耗了」。中國的這些窮苦人吸食毒品，因為這能麻痹他們因飢餓帶來的痛苦。開始是偶爾為之，後來上了癮，如果癮大的話這種毒品能耗盡他們的能量，並使他們變得冷漠。「為什麼馮玉祥不制止呢？」史迪威憤怒地寫道，「收繳並焚燒鴉片，並把那些賣鴉片的人拉出去槍斃。」史迪威對此做出了自己的解釋：馮玉祥如果想這樣做，就會觸發一場暴動，此外，他通過徵收鴉片稅還能有可觀的收入，這些收入一部分給了吳佩孚，還有一部分用來給他的士兵發餉。 穿過陝西的時候，史迪威立即感受到了「基督將軍」統治的痕跡。士兵們在街上行進的時候唱著讚美詩。在有關「節約你的軍火」為主題的歌曲中還唱「聽啊天使在高唱」，而榮耀頌則成了使國家免於墮落的呼籲。用藍字在粉刷的牆壁上書寫的標語勸誡公民「不抽菸，不喝酒」，「誠信經商」，「孝敬父母」，「耕地，織布，讀書」。店鋪的招牌上引用了各種富於教育意義的格言。然而史迪威有些疑問：「要對這個至少算得上頑固的民族移風易俗就這麼簡單嗎？」 美國國務卿休斯和後來成為羅斯福總統外交政策顧問的薩姆納·威爾斯 馮玉祥的努力並不只限於勸誡。為了讓士兵們成為現代國家的合格公民，他開展了識字運動，並要求每個士兵在飯前都要學會兩個字。軍官，甚至軍官的妻子和女兒也上課學習讀寫。馮玉祥除了像閻錫山在山西那樣開展水利和改良土地方面的公共工程之外，還為文職官員、地方官、警察以及公共衛生官員安排了課程。史迪威冒著塵土前往西安時幾乎沒有看到有什麼變化，不過他還是寫道，士兵們「都精神飽滿，槍也擦得很乾淨」。 有很多讓人氣餒的事：糟糕的道路和瘸腿的騾子，懶惰的趕車人「還在打呼嚕不肯走」，客棧院子裡到處都是糞便，煩人的乞丐，一次持續兩三天的塵暴，接著好幾天雨，然後雨轉為雪。路上也有紫羅蘭和有明代特徵的標誌性建築。從黃河的一個關口上看，景色很是壯觀，太陽照在下面的平原上，而遠處則是綠油油的剛種下不久的農作物。再往西則是山脈，在天氣晴朗時可以看到皚皚白雪。 進入匪患地區後，車隊在一個地方看到一顆人頭懸掛在樹上——就在那天晚上，土匪穿著軍服殺了一個中尉和士兵。繼續前行，在城外他們看到一具不久前被槍決的土匪的屍體，屍體丟在那裡示眾。在中國，死亡就跟風颳起的沙塵一樣平凡，隨處可見的墳丘提示著這種死亡；這些墳丘在幾百年中慢慢銷蝕，直到重新耕作變成田地；但是死亡也是可以直接看到的：一個剛出生就被殺死的女嬰的屍體沒有掩埋就扔在墳丘之間，等著被狗吃掉。 在距離西安還有一天行程的一個溫泉處，史迪威聽說督軍已經吩咐讓他使用督軍自己的專用浴池。這是他離開北京後第一次洗澡。 4月3日他進入西安，這是漢代和唐代的古都。西安的城牆在中國是最高的，也是最厚的，不過城牆內有很多地方已經廢棄，包括滿城，那裡現在只是種著一片片油菜，這是一種像芥子一樣的作物。主要的商業街是用巨大的石塊鋪成的，但是少量的磚結構的學校和政府辦公樓卻是讓建築師不忍目睹的建築。這些「建築的正面仿佛是西班牙教會式建築、鄉間修理廠以及消防公司的混合體」。在街角的一個市場裡按斤賣煤——煤是這個城市的主要燃料，是由獨輪車從90英里（約144千米）外的潼關運過來的。獸皮在戶外的木架上曬著。主街道擁擠繁忙，到處都是拿著傘的士兵。史迪威很難想像這從前是個了不起的都城，但是儘管西安已經衰落，當地的人民仍然可以找出樂子來。他們把不同調子的竹哨綁在鴿子的尾巴上，這樣當成百隻鴿子在空中盤旋的時候，它們的聲音就好像是從飛翔的風琴中發出的。 史迪威被人帶到督軍府見督軍，這原是舊的皇城，馮玉祥讓士兵利用廢墟的磚頭把這裡改建成了整齊乾淨的兵營和訓練場。馮玉祥41歲，他沒有一般軍閥的那種排場，住在「整齊的小磚房裡，說話慢吞吞的……身材魁梧，沒有架子，很容易交朋友」。開始討論築路計劃，但是馮玉祥好像對此並不感興趣。史迪威在後來的談話中知道了原因：「他對我修不修路並不在乎，他只是想了解軍事方面的情況。」馮玉祥邀請史迪威次日再來參觀軍工廠，同時還帶他參觀兵營和作坊。 兵營里每個士兵的房間裡都掛著一張中國地圖，上面用醒目的紅色畫出了在過去50年里所失去的土地——印度支那、朝鮮、台灣，以及旅順。陝西地圖、中國地圖以及世界地圖則畫在屋子牆壁的下部。這裡的士兵比一般的中國士兵要更加整潔，他們在單槓上練習大輪轉，其熟練程度讓人驚奇：「我還沒有見過世界上哪個組織里每個人都能做大輪轉。」另一個讓人驚奇的是看到士兵在閒暇時閱讀《聖經》。在課堂里他們學習讀書寫字，在作坊里他們學習一門技藝，如織布、木工、做家具、製鞋、裁縫及打鐵等。一個製鞋的作坊由一個軍官負責，他跟士兵一道做活。「這也讓人吃驚。看一個上尉粘鞋面，這跟我們通常理解的軍務可是格格不入的。」史迪威發現那些有才幹的普通兵不須考核便被提拔為尉官。晉升到上尉時他們要接受半年的學習，這是他們所接受的唯一的理論方面的訓練。 第二天，馮玉祥的總參謀長過來，問了「很多有關飛機、坦克、槍榴彈等的問題」，然後督軍親自過來跟史迪威就有關武器問題談了一個小時。「他們對新發明的用途毫無概念，說要用一輛坦克守衛橋樑。」史迪威為馮玉祥「講了斯多克迫擊炮」，並「竭力解釋飛機、坦克和槍榴彈是為什麼而設計的，以及能夠發揮什麼作用，還告訴他別浪費錢買這些東西。只要有了步兵和機關槍，他省里的任何地方出了問題用不著多大工夫都能解決掉」。這不是馮玉祥想聽到的，但是史迪威堅持己見：「希望這位真正讓人欽佩的人不要浪費錢財在那些對戰爭無關緊要的裝飾品上。」 他那天晚上跟馮玉祥一同吃晚飯，讓他意外的是飯菜非常好。由於有很多有關他信奉基督教和農民英雄本色的報道，馮玉祥成了外國媒體所喜歡報道的人物，他們喜歡把他描寫成穿粗布棉襖並跟士兵一同吃飯的人。但是史迪威發現，這頓飯「根本不是『跟士兵一同』吃的東西，有肉圓湯、鮮菜、雞肉、烤羊肉、蓮子、荷包蛋以及饅頭」。 史迪威在西安待了四天時間，跟承包商、中外工程師及其助手商談。最後，馮玉祥分配給史迪威40名士兵，這些人是從馮玉祥部隊中抽出來做監工的。他們一同奔赴城北20英里（約32千米）的工地上。史迪威讓工頭在黃河支流渭河以東建造了一段樣板路，結果竟然令他十分滿意。這些人看來非常聰明，史迪威覺得他們稍經培訓就能派上用場。河上的渡口一片混亂，有六到八條平底船上擠滿了騾子、大車和乘客，船夫從船尾用力推，結果騾子掉下河去，船夫時而大喊大叫，時而大笑，通過的時候終於掉進了窟窿里。史迪威由一名苦力用肩扛到了對岸。 築路工作開始了，這800名勞力拿著的是「唐代的鎬頭」和木杴，此外還有很少的筐子，但沒有打夯的。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著手進行築路工作；工人幹得不好，工頭也讓人失望。過了一個星期「還是沒有進展。沒法讓這些人幹活……給他們講了二十遍，可是還是弄錯……工作一團糟」。但是逐漸地「混亂變成了有序」，史迪威覺得工程正在取得進展。可是正在這時北洋軍閥重新開戰了。 謠傳張作霖要「起事」，因此馮玉祥的部隊奉命去幫助吳佩孚。馮玉祥的部隊開始往東開拔，史迪威的各種大車被徵用，他的工頭不見了，顯然這個工程只能放棄。馮玉祥的總參謀長邀請史迪威隨軍開拔。儘管這個使者極力請求史迪威再等等，但是這種請求的用意無法被理解，於是史迪威在4月21日又往東返回了。走了2英里（約3千米）之後，一個筋疲力盡的使者騎自行車追上了史迪威，他的背上有一塊地毯，這是督軍送的禮物。這個騎自行車的人剛送上禮物便累倒在地。史迪威繼續前行，遇見了馮玉祥的一隊參謀，他們「都悶悶不樂，為中國的命運而感傷」。他跟他們一樣鬱悶。史迪威想，如果馮玉祥能夠在幾年裡不受干擾，那麼他就可以增強控制力，掃除土匪，並可能成功地禁止鴉片貿易。但是現在「這個唯一可能維護法律、秩序和體面統治的人」重新捲入派系紛爭，陝西只能故態復萌了。 潼關是黃河拐彎處的一個邊境要塞，有石頭鋪成的引路通向大門口；在這裡，史迪威跟馮玉祥在一個老廟裡吃了一頓告別飯。馮玉祥召集了一個團的兵力供客人檢閱，他向士兵介紹史迪威時說他是「歐洲的史營長」。在邊遠地區的中國人看來，外國人就是外國人，至於國籍，那是很少區分的。 史迪威回去時沿著往黃河北部東北部支流汾河的河谷抵達山西省城太原；這一路花了十八天。他們這群人跟來時一樣穿過荒地以及種植作物、樹木和葡萄的農田，仍然要冒著塵土和雨水，忍受各種臭味和骯髒，所不同的是炎熱的天氣讓他們更加不適。在一家客棧里史迪威被一隻蠍子蟄了一口，「一夜躺著沒睡著，渾身冒汗，覺得滿身都是蠍子」。路上，他吃驚地發現石拱橋極多，可往往拱橋的一半已經損毀。「修一修？天哪，不，為什麼修？」他的結論是，今天的中國人是「過去修建了這些橋的中國人的不肖子孫」，不過這並不是全部原因。缺少公共服務設施是由於下級官吏沒有薪俸，只能通過收稅和盤剝過活，結果無法進行修路建橋或者建立衛生體系。 不過中國人的毅力和好脾氣還是令人欽佩的。一個趕車人老是把車子趕進溝里，其他人「一等他陷進去就樂呵呵地幫著把車弄出來」。為了把車子拉出來，「他們把三頭騾子架在一起，一個人牽著挽繩」，然後開始拉，「喊著號子，一邊笑一邊滑倒在泥水裡」。為了臨時搭個橋，他們「把車輪去掉，把車子翻過來，然後架在溝上。這樣橋就搭好了」。儘管有次發火時史迪威認為「按智力排序應該是大車、騾子和趕車人」，史迪威還是慢慢喜歡上「兩個愛開玩笑的人，老郭和老匡。他們都不到40歲，都對自己的職業很有自豪感」。他為他們每人買了一雙鞋子，有一次還請六個趕車人一起吃早飯。 史迪威經過多日的顛簸和跋涉，冒著塵土和炎熱的天氣，克服了種種不適。接近目的地時下起了大雨，他不得不摸黑在一尺深的水裡步行了兩個鐘頭，到達時發現城門已經關閉了。不過史迪威終於抵達太原，並從那裡乘火車去北京。這次他沒有築成路，但是他跟中國士兵和老百姓共同生活和工作過了，並結識了一位出色的領袖。在回北京的途中，史迪威看到運送張作霖部隊的火車正從東北南下，為了跟馮玉祥和吳佩孚的部隊作戰。結果張作霖失敗了。兩年後馮玉祥轉而對抗吳佩孚，並成為北方的領袖。史迪威在20年代後期再次來到中國時，馮玉祥已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那一次以及後來不管什麼時候，只要史迪威來到中國，他們都會相見。很久之後，史迪威夫人在丈夫去世幾天後的一天正在卡梅爾她家裡的樓上。她聽說有客人來，是「那個基督徒」，這讓她感到迷惑不解。她下樓在客廳里看到的是身材魁梧、腦袋很大的馮玉祥。他對她說：「我是來同你一起悼念我的朋友史迪威的。」[8] 在1921年過渡到1922年的冬天，也就是史迪威進行兩次築路工程之間的時間裡，遠東正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其受關注程度是義和團圍攻各國公使館之後所沒有過的。那年冬天舉行了華盛頓會議，從時間上說這正是義和團運動和珍珠港事件中間的一個時期：這次會議促成了後來的很多事件。這次會議是美國在與英國協商後倡議的，他們試圖想不在海軍軍備競賽方面花費太多而又在太平洋保持一種可靠的均衡。因為美國公眾顯然不願意為了超過日本而花巨資加強海軍，要想保持有利的海軍實力比例並保證菲律賓的安全，只能通過相互協商進行軍備限制。這次會議還想通過締結國際公約在這個地區對相關利益做出安排。這種和約取代了已經到期而尚未續約的英日聯盟，因此這給英國提供了一條體面的退路，可以讓它擺脫這種它並不想要的聯盟，而美國和加拿大也跟英國一樣不想跟日本結盟。 美國還想促成中日紛爭的解決，並希望這能夠加強中國的地位。此事的主要推動者是國務卿查爾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以及前國務卿伊萊休·魯特。他們這樣做還有另外一個動機，那就是試圖倡導這種國際努力而展示美國在國際事務方面的責任感，並庶幾減輕自己由於拒絕國聯而產生的不安。 山東問題讓美國感到良心不安。共和黨通過在競選時對此事大事渲染，最終使得哈丁當選總統。一個民主黨官員認為這是「最能夠幫助共和黨拉選票的事情」。也許因此共和黨覺得自己有義務改變這種他們大聲譴責的不公正，但是僅靠良心往往並不能召開國際會議。休斯國務卿之所以想把中國的事情提到議事日程上，原因在於日本的擴張使得這個地區有被它控制的危險，這最終會消除美國以及別國的利益，因此休斯試圖通過在國際上支持中國「獨立」並重申門戶開放政策而限制日本的擴張。 關注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主要是美國的政策。英國人對此並不相信，也沒有熱情，但是它附和了美國的政策，因為英國想從會議上得到其他東西。英國在中國的利益遠比美國的要大，其基礎是一種通商口岸時代的看法，那就是中國永久不能自治。很多美國人也有這種看法，但是美國公眾的意見總體上體現了傳教士和教育家們的看法，那就是認為西方的教育和方法可以改變一切。受過西式教育的孫中山及其信徒傳播了西方的觀念，而且如果有機會的話還能夠建立一個穩定的政府，從而證實傳教士的努力沒有白費。 中國想要的——同時也是它在會議上所極力主張的——其獨立的真正證明便是廢除不平等條約。雖然美國公眾輿論支持這個目標，但最終要為此負責的國務卿休斯以及其他政策制定者卻不想走這麼遠。因此，中國收回山東便更加有理由了。休斯堅持收回山東。「我已經是個老人了，」據說他這樣說（他當時60歲），「我想在死之前看到山東問題的解決。」 儘管美國不斷敦促，日本還沒有像它承諾的那樣將租借地的主權歸還中國。不過它既沒有一意孤行地想繼續擴大其利益，同時在1921年時也不想成心跟西方作對。實際上有兩個日本，一個是好戰的，一個是人文的。正像那個胖子肚子裡的一個瘦子叫喊著想出來一樣[9]，那個瘦小的、人文化的日本在20世紀20年代雖然受到圍攻，卻曾經短暫地輝煌過，但很快又被吞噬。「一戰」中民主國家的勝利讓日本印象深刻，這增加了其議會團體和溫和派領袖的聲譽。這些人無意展開海軍實力競賽或者鼓動侵略性的軍國主義，而是推動跟中國取得善意的解決方式。他們渴望跟英國結盟，同時也希望美國能夠認可日本對太平洋諸島的控制權。日本就是出於這些原因而參加華盛頓會議的。 會議持續了不到三個月，從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只有巴黎和會一半長的時間。九個國家參加了會議，包括法國、義大利、比利時、荷蘭以及葡萄牙。它們參加會議的動機各異，或為民族自豪感，或為海軍實力，或為遠東利益。蘇聯跟中國接壤而且也一直主張自己的利益，但儘管它憤怒地抗議，還是沒有被邀請參加會議，因為蘇聯政府未被承認。中國代表與會的想法很堅決，那就是修改條約、關稅自主以及收回山東。休斯國務卿費盡口舌，好不容易說服中國代表直接跟日本接觸，商談那些相當隱晦的跟山東有關的權利、貸款和租借事宜，從而避免了公開在會議上談論。中國代表最終同意了，條件是休斯和英國首席代表阿瑟·貝爾福（Arthur Balfour）以觀察員的身份列席會談。第一次約定的會談時間到了，但中國代表卻未能出現，經打聽才發現這些代表被一些反對直接與日本談判的憤怒的中國學生堵在了公使館的廁所里。之後，經過了36次會談才達成了解決方案，據此日本首次通過條約而不是口頭保證，在保留一些經濟權利的同時把租借地區歸還中國。 會議總體上的成果體現在下述公約和協定里：《四國公約》，該公約規定美英日在太平洋地區的海軍實力保持在5∶5∶3的比例；《五國公約》，規定不在太平洋的領地設防；有關中國的《九國公約》，此外還有分別簽訂的協議，涉及山東問題，日本從西伯利亞撤軍問題，有關那個麻煩不斷的雅浦（Yap）島問題，還有那個最後還讓美國一直良心不安的問題，那就是《藍辛——石井協定》。限制海軍實力最引人注意。會談一開始休斯的提議振奮人心，在這個出色的開場白里，休斯提議三個主要的海軍大國取消總計66艘主力艦和其他艦隻的建造計劃。但是更加命運攸關的是不設防協定；根據這個協定日本不在其託管島嶼設防，美國不在菲律賓島、關島和阿留申島設防，而英國則不在香港設防。 會議最大的成就是《九國公約》。該公約的四項原則用恢宏的語言規定了要達到共同——或者幾乎共同——願望所必須做的：一個強大的、獨立的、統一的中國。根據公約，各簽約國保證：1.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2.給中國最充分的、不加阻礙的機會，以使之建立並保持一個有效而穩固的政府。3.維護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4.不得利用中國現狀謀取會削弱友邦公民的權益的特別權利和特惠。 這個公約實質上是各簽約國保證尊重中國的完整，但並沒有保證在這種完整被侵犯的情況下要給予保護。通過用公約的效力體現了美國的門戶開放信條，這在美國人的心目中加強了美國是中國在道義上的保護者的印象。它驅除了在山東問題上的負罪感，同時又不必承諾採取任何行動。這個公約看上去具有很高的原則性，完全無害，而且顯然是傾向中國的，結果通常對公約沒有什麼好感的美國參議院以66票對1票通過了這個公約。由於中國還沒有可靠的政府，締約國並沒有放棄不平等條約，但是它們已經做出了一些改變的姿態。它們答應成立一個委員會「檢查」治外法權問題，同時成立另外一個委員會「審查」關稅問題，並且同意如果無法歸還中國所要求的關稅自主權，那麼可以先增加它的海關收入。兩個委員會後來在1925年和1926年召開會議並做出決議，但由於當時中國爆發了內亂以及中外衝突，結果這些決議沒有得到施行。英國在會議上承諾歸還威海衛，這後來在1930年得到了實現。 總體看來，《華盛頓公約》好像是一種了不起的自我克制的訓令，就尊重國際秩序這一點上說，可以算得上是個奇蹟。任何相信和平和集體力量的人都會相信，這些公約的確達到了裁軍、國際平等和捍衛中國的目的。公約結構基本上是普遍放棄侵略性的意圖，但由於沒有制裁和保證，因此一旦團體利益不復存在，這些條約也就失去了效力。當時日本當政的溫和派和其他締約國一樣有理由對公約感到滿意，而日本陸軍和海軍的民族主義分子只會對《華盛頓公約》恨之入骨。他們認為由於公約限制了日本在中國的行動自由，日本處於劣勢。不到一年，他們更有理由感到敵意了。1922年11月美國高等法院再次通過了之前國會通過的法案，規定取得公民權僅限於「自由白人」，這實際上宣告了日本人不可能通過歸化成為美國公民。1924年，由於西部各州的極力倡導，國會通過了法案，規定日本人不受上面那種限制的約束。但是這種做法並未增加好感，對《華盛頓公約》的未來也不是什麼好兆頭。 作為武官的特派員，史迪威受命就《華盛頓公約》的一項條款的執行情況做出報告，即日本定於在1922年9月撤出西伯利亞的條款。在這個月裡他開始了北部的旅行，去了東北、西伯利亞、朝鮮和日本。 東北是當時各種野心和後來衝突的焦點，這是中國長城以北寬廣的邊疆地帶。其面積比法國和德國加在一起還大，有肥沃的草場和豐富的煤炭、鐵、農業和水資源。這是俄國和日本這兩個敵對的殖民主義者爭奪的核心。俄國的領土像塊馬蹄鐵一樣環繞著，東至日本海沿岸的濱海省。俄國控制的中東鐵路由西向東穿過東北，而日本控制的南滿鐵路則由南向北縱貫東北。日本在東北的利益掌握在關東軍手裡，關東軍跟英印軍一樣實際上是一支獨立的部隊。史迪威的第一個目的地便是東北的首府奉天，這也是關東軍和南滿鐵路的總部。 他立即感到自己不喜歡這裡。「在這個破地方，中國的郵件無法送出去，只有日本的郵政。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中國郵箱，謝天謝地。」作為南滿鐵路的煤炭和鋼鐵中心，這個城市「非常繁忙……充滿了做大生意的機會。每個人都有發財的計劃，但是總有些阻礙」。他接著去了哈爾濱，這是10萬俄國僑民匯聚的地方，史迪威又從這裡乘火車往東去海參崴。根據他一路上在城鎮的觀察，日本似乎並不忙著撤退。實際上日本部隊好像「在從東面撤到西面。誰也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兩架飛機嗡嗡地飛來飛去。並沒有撤軍的船隻」。這裡仍然是經歷了戰爭和革命後的樣子。史迪威通過探索、交談和四處溜達，發現「小日本正在城西的一個山上挖什麼」。「那裡正好可以俯瞰阿穆爾（Amur）灣。這些不可一世的小雜種……今天上午滿城都是，他們坐著美國的汽車，布置憲兵崗，挺著肚子……真想狠命朝他們胸前踢上一腳……他們有計劃地就護照問題找美國人的麻煩，跟美國人過不去……好像有意讓別人瞧不起他們，憎惡他們。」 在去了日本一周並在回來的途中去了日本殖民統治的朝鮮一周後，史迪威的這種印象加深了。他發現日本有種侵略性的沙文主義，而這在中國是沒有的。日本是東方國家中唯一在自己的領土上完全擁有主權的，同時按照現代標準看又是富於效率的，因此他們在自己的血液中感到了一種統治其他民族的衝動。這除了要求被奴役人民對此加以認同之外，日本還利用一切可能的官方接觸的機會，對那些很久以來在東方趾高氣揚的外國人進行騷擾並頤指氣使。史迪威寫道：「叫我在船上等著吃飯。小日本卻已經在吃了。」「先招呼日本人，他們不用排隊，比如在買票窗口等地方。對證件檢查很嚴。必須要進行冗長的問話。到處都有人訕笑。」他認為這些只是「小煩惱」，也沒有妨礙他遊覽日本名勝時的快樂。他在宮島周圍的山上享受著松林的幽靜和香氣，而且可以看到遠處的海峽。史迪威覺得「我可以在這裡躺上好幾個月」。他喜歡這個國家，但是不喜歡這裡的人，他們讓他想起了德國人。他在旅行結束時得出結論認為，日本人「是德國人拙劣的模仿者，沒有德國人的頭腦和能力。愛國，很有組織性，勇敢，富於藝術性，自高自大和愚蠢」。 東北成為日俄利益爭奪的核心。出自《哈潑斯周報》（Harper's Weekly） 1923年，史迪威在他的語言教官任期就要結束的時候，又提出去兩個彼此相隔甚遠的地區。4月時，他通過乘船和步行，在沒有翻譯或者夥伴陪同的情況下，對長江南岸的三個省進行了一個月的遊覽。這包括地處沿海的浙江以及在內地的江西和湖南。這裡沒有築路的機會，因為這裡的人除了獨輪車外沒有帶輪子的交通工具。貨物通過水運，或者由人用扁擔挑。這些運貨的人沿著水稻田埂走，或者直接爬過山。透過雲霧，群山突然出現在眼前，仿佛是一幅幅中國山水畫變成了現實。這裡的農村要比北方的更加吸引人，到處栗樹花盛開，帆板船沿著運河行駛，各處是一片片觀賞性的竹林、風鈴叮噹做響的塔，此外還有豌豆花在春天發出的陣陣清香。孩子們懶洋洋地躺在水牛背上，趕著它們轉圈拉水車，不斷汲滿一排排水桶來灌溉農田。 史迪威報告說這裡鴉片買賣盛行，這受到當地督軍部隊的保護。與此適成對照的是，毒品從來沒有在日本成為社會問題。在湖南，為了給受命稽查鴉片的官員提供保護費，一百多家煙館每家每天要繳納40個銅板。史迪威的船夫是個菸鬼，結果史迪威不得不給他買些大煙「以免他喊叫。每天要花50個銅板，要吸兩三次，否則他就會難受」。 他跟各類中國人都有交往，包括他隔壁船艙的富商，「排場應有盡有，包括奴僕……以及有四層之多的飯盒」，也包括「樂呵呵的船工，他們不管衣服是濕的還是乾的，不管冷熱、饑飽，總是蹦蹦跳跳的，互相開著玩笑」。船上到處都是「得了梅毒的和拉二胡的人」。離開這條河之後，他有好幾天在鄉間徒步旅行，有時一天能走二三十英里（約30—50千米）。這些百姓受到當地部隊的欺負，「多為強姦和搶劫」。所謂的道路不過是獨輪車道而已，狀況極糟。只有中國人才有耐心和力氣把裝得滿滿的獨輪車從這種道上推過去。這些人好像對外國人挺友好，史迪威還報告說，他們「都認為美國是中國最好的朋友。他們對本國的政治毫無興趣，只希望不受干擾地好好過日子」。 到了馬可·波羅宣稱是中國最美麗的城市杭州，史迪威卻感到失望。西湖以寺廟和塔而聞名。史迪威覺得西湖是美，但是有些被誇大了：「有很多房屋是中西結合的怪物……像是二流的美國海邊避暑地」。他旅行的最後一站所去的城市，阿諾德·湯因比幾年後是這樣描述的： 你這個流著倫敦眼淚的士麥那[10]， 你這個受到士麥那淚水折磨的倫敦， 繁忙，令人厭惡的上海， 我們起錨了，感謝上帝。再見。 史迪威的看法跟湯因比的差不多，只是原因不同而已：「這個城市很快就會把任何人都毀掉。那些遺棄在旅館周圍的嬰兒抽搐著，亟須得到照料，以至於很難不注意他們。」 一個月後的1923年6月，他去了外蒙古。這裡跟燈紅酒綠的上海的差別之大，就跟從此處到上海的距離一樣。從長城腳下的鐵路線終點萬全[11]到外蒙首都庫倫[12]有650英里（約1000千米），乘汽車要走三天。路上史迪威睡在蒙古氈房裡，實在受不了的時候就睡在外面。中國、蘇聯以及「獨立」的外蒙古的主權之爭仍然懸而未決。好像誰都不知道誰是國家元首，這裡的政府只是個鬧劇而已。史迪威報告說蒙古人決心不讓中國再取得控制，並相信這個國家將會永久分離出去。蘇聯干預的痕跡處處可見。裝備有一些機槍的包括步兵和騎兵在內的500名蘇聯紅軍控制著這裡的局勢。他們的彈藥不足。由於沒有鐵路以及其他運輸方式，在此地作戰將會困難重重。庫倫的喇嘛數量達1.5萬人。史迪威觀看了這些喇嘛拜佛，覺得他們「骯髒、墮落和頹廢」。梅毒很常見，很多婦女因此失去了生育能力，對此他未免簡單化地報告說：「幾乎完全沒有小孩，可能五十年後蒙古人就會絕種。」 自1919年史迪威接受中國任命以來已經過了四年，他作為語言教官的任命結束了。在陝西和山西的路基上，在他獨自旅行時去過的村莊和齷齪的旅館裡，他逐漸了解了外國人經常出沒的通商口岸、公使館區與傳教士區之外的人和地方。他在中國的條件下知道了怎麼跟中國人打交道。 1923年7月9日，在過完40歲生日四個月後，他跟家人一同乘船返回家鄉。在那天的日記里他寫道：「我現在已經是個中年人了。」 [1] 美國總統競選的一種方式，指候選人在其居住地發表政治演講，而不是到各地進行競選。——譯者注 [2] 另一說法為九聲，分別是陰平、陰上、陰去、陽平、陽上、陽去、陰入、中入、陽入。八調的說法將陽上等於陽去或陰上。——編者注 [3] 汾州，1912年改名為汾陽。——譯者注 [4] 永寧州1912年改名為離石。——譯者注 [5] 一省軍務最高負責人，此職位1916年改稱督軍，1922年又稱督理。 [6] 史迪威寫的三篇「談話錄」，見本書附錄。 [7] 卡爾馬克人（Kalmucks），居於蒙古西南等地的遊牧民族，經常遷移。——譯者注 [8] 這是馮玉祥第一次到美國。他在前往蘇聯訪問的途中，因乘坐的蘇聯輪船失火而死於黑海。 [9] 弗洛伊德曾說，每個超重的中年男女體內都有一個穿得很少的青年竭力想掙扎著出來。——譯者注 [10] 士麥那（Smyrna），希臘語名，愛琴海地區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今稱伊茲密爾（Izmir），土耳其港口城市。——譯者注 [11] 萬全（Kalgan），即今張家口。民國時為萬全縣，1928年後曾為察哈爾省會，1939年設張家口市。——譯者注 [12] 庫倫（Urga），即今烏蘭巴托。——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