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 第三章 世界大戰

聖米耶爾與山東 從1912年至1917年，也就是史迪威在29歲到34歲之間的時候，對於這個美國陸軍軍官來說，這段時間並沒有多少挑戰性，也沒有給那個年齡的人提供多少機會讓他們消耗旺盛的精力。儘管歐洲的軍人階層在這個時間段的中期遇到了致命的挑戰，但是對於美國陸軍來說，周遭仍然是風平浪靜，幾乎沒有被大西洋那邊的戰火波及到。 史迪威於1912年1月從菲律賓回到美國。他以中尉的身份又在團里幹了一年，在加利福尼亞州蒙特雷（Monterey）郡的普雷西迪奧（Presidio）執行極其平靜的日常勤務。他的第一個兒子小喬那年3月在錫拉丘茲出生，但史迪威六個星期後妻子帶著孩子來加利福尼亞避暑的時候才第一次見到孩子。這個夏天史迪威第一次見到了卡梅爾（Carmel）這個小村莊，這是個蒙特雷南邊濱海的村莊，當時還沒有被開發，也沒有被人為美化。他們在海濱野餐，在海風中踩著被太平洋拍打的石頭散步，當下決定這裡就是他們日後要居住的地方，退休之後便在此安家。 史迪威還是跟從前一樣不安分，想爭取去聖多明各做武官，但是沒有成功。然而西點軍校要他回到英語和歷史系擔任教官，於是1913年8月他再次回到西點軍校重操舊業。儘管在軍校教學不像在步兵團工作那麼枯燥，但是同樣也無法使他的精力完全集中起來。他的上級在向上匯報他的工作時說：「他是個很有才幹的軍官，不過對在歷史系的工作好像並不是很有熱情。」他為籃球隊和橄欖球隊擔任教練，次年6月他的女兒南希（Nancy，中文名史文思）出世了。不過此時他對做父親的至關重要性的認識還不是很強；隨著孩子們的長大，而且有更多孩子降臨之後，他才開始看重父親的角色。據他太太回憶，喬在西點工作還不滿一年就「拚命想離開西點」。 西點軍校教官史迪威，1914年 1914年夏天，他的機會來了。當時他被調到現代語言系去教西班牙語，於是他設法爭取到馬德里進一步學習西班牙語。6月29日他到鄉村玩了一天。他在日記里敘述了遊玩的情況，最後加了這麼一句括號圈起來的話：「波士尼亞暗殺」。此後幾周里，他跟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樣沒有再更多地考慮發生在塞拉耶佛的這件事，直到7月30日他讀到了有關奧地利炮轟塞爾維亞的消息。「很嚴重的戰爭消息。難以置信歐洲即將陷入深淵。」 回到軍校重新執教並不能讓他興奮，而且在此後兩年里這種刻板的日子也沒有什麼改變。史迪威試圖去法國陸軍擔任觀察員，但是沒有成功。陸軍部在1915年12月答覆他的申請時解釋說，當時已經外派了5名軍官去觀察歐洲戰爭（當時這場戰爭已經涉及從英吉利海峽海岸到美索不達米亞的10個國家的部隊），因此「不打算再派人去」。 但是戰備運動加快了。1916年4月通過的陸軍法案准許在五年的時間裡把陸軍常備軍增加一倍，最多可達28.8萬人。史迪威第一次在戰時的工作是1916年夏在紐約的普拉茨堡（Plattsburg）訓練營擔任教官，這是第一個從平民中培養預備役軍官的訓練營。當年9月，在當了十二年的中尉後，他晉升為上尉。 1917年4月，當時擁有13.3萬陸軍的美國參與了這場戰爭，當時交戰各方僅在西線集結的人數就超過了600萬。歐洲各國的部隊都編成集團軍，每個集團軍下轄三到五個軍，每個軍有兩個師。而美國陸軍沒有超過團的軍事單位。儘管名義上有師級組織的存在，但是自內戰之後，美國軍人從來沒有以師為單位，在步兵和炮兵、參謀部和戰場指揮人員、情報部門和作戰部隊進行必要的協調的情況下打過仗。所有這些都必須從頭學起並進行實踐。必須建立一支規模比現有團級構架大10倍的國民軍隊，這意味著要徵兵、配備軍官、訓練、提供裝備、運至海外、集結起來、補給、對其各個分支的工作進行協調，而且在投入實戰前還需要進一步訓練。儘管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總參謀部並沒有做出安排，也沒有什麼動員總計劃。 還是事態的發展促進了這件事，1917年5月頒布的《選徵兵役法》授權招募100萬名新兵。通過考察歐洲的情況所得出的結論是，要實現未來的計劃，這個數目應當增加兩倍。想到這樣一支龐大的新軍隊會需要多大數量的軍官——每20名軍人需要1名軍官或者100萬軍隊需要5萬名軍官——這個景象把正規軍嚇壞了。在戰爭的第一年，訓練營通過一系列為期三個月的課程總共培養了5.7萬名軍官，這是西點軍校自建校以來所有畢業生總數的10倍。 培訓是當時壓倒一切的重任。通過訓練造就一支英勇善戰的部隊，是當時美國的首要目標，過了二十五年後這也成了史迪威在中國的首要目標。一支部隊的第一要素是不會臨陣脫逃，而這只能通過訓練達到。不經過訓練，一名士兵擔不起他被賦予的責任，一名軍官毫無用處，這樣的部隊只是烏合之眾。亨特·萊格特（Hunter Liggett）將軍當時是陸軍軍事學院院長，之後不久開始指揮第一師，最後指揮美國第一集團軍；他曾經毫不客氣地說，一名接受過嚴格訓練並裝備良好的外國軍人可以戰勝10名雖優秀但未經訓練的美國軍人。他還指出，在1812年的戰爭中，一支5400人的未經訓練的美國部隊在遭遇了1500人的英國正規軍後落荒而逃，一直跑到離華盛頓15英里（約24千米）的地方才停下來。在他們花三天時間做重新集結的時候，英軍已經放火把首都給燒了。要想在戰爭中讓美國軍隊扮演獨立作戰的角色，而不是僅僅作為協約國部隊的替補隊伍（這正是協約國所希望的），就要求把美軍訓練成為美國軍官統率下的美國軍隊。職業軍官突然變得十分搶手，不久他們中的很多人便被從自己的部隊中抽調出來，到各個地方參與了各種培訓任務，後來他們中有一半人沒有被派到海外去過。 儘管最初要求史迪威到訓練營擔任教官，但是調派他擔任駐弗吉尼亞李營（Camp Lee）第八十師副旅長的命令得到了優先考慮，因此他擺脫了這個命運。他被晉升為臨時少校，於1917年8月25日到達李營，並與另一個可能改變他命運的提議擦肩而過。他多年來執意想去說西班牙語的國家，現在終於有了結果，這就是任命他為駐西班牙武官。陸軍部給他寫信的人說，這可「不是坐在轉椅上的工作」；相反，「西班牙到處是間諜和德國特務」，而且「為了建立一個間諜體系」需要一個能幹的人過去。當時要求史迪威「立即」通過電報答覆，可是當這封任命信發出的時候他已經到達了李營。 四個月之後，也就是1917年12月，他受命去法國向美國遠征軍總司令報到，從事情報工作。他要成為一名參謀官了。像他這樣體力好又富於衝勁的人被分配去做參謀而不是去作戰，未免有些諷刺意味，但是考慮到他之前的職業經歷，這又合情合理了。雖然他不是陸軍指揮參謀學院或陸軍軍事學院指揮和參謀方面的畢業生（美國遠征軍擔當要職的都是這類畢業生），但是他會法語，而這是當時所急需的。 自美國參戰以來，協約國軍隊就一直不斷地對上至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總統，下至營或者營以下單位的美國軍官的每一個人施加壓力，讓美國軍隊填充到不斷減員且疲憊不堪的協約國的各個師中去。他們堅持認為，雖然美國軍隊缺乏訓練，但是只要跟有經驗的部隊一同作戰，這一弱點就可以得到彌補，這樣還可以節約時間。 「一戰」時美國政府募兵海報 那位意志堅強的騎兵、美國遠征軍司令約翰·潘興將軍對此斷然拒絕。從政治上說他也是奉自己政府的命令行事，因為很顯然，如果將美國士兵融入協約國隊伍中，無異於將美國的前途交付給協約國，美國將無法自行決定政策，在和平談判時也無法發揮主導作用。此外，他這樣做還有軍事方面的考慮。他認為，要打破塹壕戰的僵局並贏得勝利只能通過重新展開運動戰，也就是要放棄已經成為西線常規的、先進行有限目標的進攻然後鞏固陣地的打法，而採取以縱深突破而非鞏固陣地為目的的野戰。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想引入進攻精神以及美國的戰爭原則，即要求士兵和各級軍官必須最大程度地發揮能動性，當然首先要訓練他們學會把握一切機會。潘興希望下命令言簡意賅，他注重的是說明目標，而不是像協約國部隊那樣制訂繁複的、分成各個階段的作戰計劃，並對部隊行動進行死板的控制。由於英軍和法軍已經適應了塹壕戰的方法和武器，潘興要證明他這個方法的有效性，只能先對美軍進行這種訓練，然後在美軍負責地域單獨實施他的戰術。這種作戰精神和戰術也正是史迪威這個潘興式的將軍在下一次戰爭中試圖移植到中國去的。 1917年7月，潘興帶著自己的司令部參謀抵達法國之後，就開始尋找一個可以取得決定性戰果的地方。他選中了凡爾登（Verdun）和梅斯（Metz）以南的三角地帶，自1914年以來那裡就是德軍所占領的聖米耶爾（St. Mihiel）突出帶。這個突出帶控制了富裕的布里埃（Briey）鐵礦盆地以及為駐法德軍提供補給的兩條重要鐵路中的一條。潘興認為這裡是敵人的太陽穴。梅斯是德國防禦體系的核心，任何它的周邊地區被突破，都會使進入德國的道路暢通無阻。潘興認為要在這裡發起戰鬥，只能依靠一支有衝勁的新部隊才能成功。由於德國人意識到了聖米耶爾容易受到進攻，所以對它嚴加防守，而協約國部隊也望而生畏，從來沒有試圖組織部隊發動進攻。 同時潘興必須創建一支新隊伍。在歡迎了倉促中組建並在7月運到法國的第一師的到來之後，此後三個月再沒有新隊伍到達。這種遲緩固然是由於缺少訓練有素的士兵，但缺少船隻和陸軍部的混亂也是原因之一。10月份又有美國三個師到達，但是按照潘興的計劃，要完成對這些部隊的訓練還需要三個半月。到1918年4月，也就是美國宣戰一年後，抵達法國的只有7個師。 當史迪威於1918年1月21日到達法國的時候，協約國軍隊正籠罩在陰鬱的氣氛中，士氣普遍低落，失敗主義情緒正在滋長。俄國退出戰爭的舉動眼看就要導致災難，因為這將使德國把更多的師投入西線。聯軍1917年發動的攻勢是魯莽的冒進，導致了大量傷亡，但並沒有得到什麼戰略上的優勢。由於部隊嚴重減員，指揮官們開始擔心，如果德國再發動攻勢，聯軍將難以抵擋。美國部隊沒能補充進來，同時他們又不能獨立出戰。聯軍原來指望他們可以展開消耗戰，直到美國來改變力量對比；現在這種打算靠不住了。要想通過發動進攻取勝，通常認為必須保持20%的優勢，但是在沒有美軍加入的情況下不可能有這樣的優勢，而美軍在夏季之前又不可能做好準備。因為德國人也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在夏季到來之前就別想指望他們會安靜等候。 另一個參戰國也想趁機占便宜，這就是協約國之一的日本。日本一開始就把白種人陷入戰爭看成它在中國和太平洋擴張的機會。按照1914年擔任首相的大隈重信（Okuma Shigenobu）的話說，日本立志要成為世界的「支配國」之一。中國看來已經衰老而且不可救藥，因此被確定為第一個殖民地。達成這個目的的主要障礙並不是中國，而是其他列強。當這些列強在1914年開始相互廝殺的時候，日本也加入了協約國陣營，奪去了德國在具有戰略意義的山東半島上的租借和鋪設鐵路等特許權，以此作為參戰的貢獻。它還從德國手中奪取了太平洋上的馬紹爾群島（Marshall）、馬里亞納群島（Mariana）和加羅林群島（Caroline），從而橫擋在美國通往菲律賓的路上。 日本的下一步是與中國簽訂《二十一條》，這是為了在行政上和經濟上控制中國。這項於1915年遞交袁世凱的《二十一條》，要求中國確認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並將它從俄國手中奪取的旅順和大連的租借期延長到九十九年，給予日本在東北、內蒙古和長江流域的經商、擁有土地、鐵路築路權和發展工業的特權，沒有日本許可不許與任何其他列強簽訂租借和貸款合約。最後的第五部分則無異於要中國放棄主權，其中要求聘請日本人為軍事、政治和財政「顧問」，並和日本共同合辦兵工廠、警察和學校。 正試圖恢復帝制並由自己做皇帝的袁世凱不得人心，亟需支持。這樣日本就有了好機會，代價便是《二十一條》。袁世凱表示抗議並進行了有限的抵制，但是他不可能得到其他協約國的支持；其他協約國不想觸犯日本是擔心它改變立場跟德國結盟，而這種結盟原本是更合乎邏輯的。美國同樣不想干涉，這時候拋出了不承認原則，就是說它不承認任何強加給中國的、違反門戶開放政策的安排。這跟其他一些表明原則的聲明一樣於事無補。袁世凱又施展謀略，最後拒絕了《二十一條》的第五部分，但是對其他部分都接受了。當條約內容被世人所知後，中國人義憤填膺，釀成了強烈的民族情緒。從那個時候起中國人總體上而言一直是反日的，儘管尋求跟日本妥協的集團也一直存在。 簽訂《二十一條》三個月後袁世凱稱帝。雖然他想建立中央權威的用意並沒有錯，但是這種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到了那種程度，革命就開始動真格了。輿論譁然，有些省開始宣布獨立。袁世凱不得不在1916年宣布取消帝制，並在兩個月後死於「疾病和憤懣」。接替他總統職位的是黎元洪，就是那個被人從床下拖出來推上高位的標統。 但是黎元洪無法控制局面，混亂出現了。中國開始落入那些各懷野心、擁兵自重的督軍（將他們稱為「軍閥」未免抬舉他們了）之手。有些是集能幹的官員和掠奪者於一身，另一些人則不學無術，是一些過去的土匪和膽大妄為的人，在大動盪中被拋向巔峰。北京的名義上的政府任命他們為各省的軍事長官，這無非是因為他們有實際控制權或者是為了得到他們的支持。所以這些督軍自己組建部隊，軍餉也由他們自己籌措——儘管有些並不發餉。中國的士兵不是為國家，而是為封建軍閥效力。這些軍閥不斷變換盟友，為了勢力不斷爭鬥，像老鼠一樣吞噬著殘餘的共和國。列強所承認的中國「政府」仍然在北京，掌控在安福系（因他們來自安徽和福建）北洋軍閥手中。安福系之所以可以控制，是因為有日本的支持和貸款。他們名義上是共和政府，有總統、總理、部長和一個傀儡議會。 孫中山在廣州重新建立的國民政府宣布北京政府為非法。他在1917年回國，將原國民議會的殘餘人員召集到廣州，並自稱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儘管他的政府是按照西方理念創立的，而且是在中國建立新政治秩序的唯一希望（儘管它也許並沒有這個實力），但是這個政府並沒有得到外國的支持。外國列強或者由於政治惰性，或者由於自己固有的偏好，繼續跟北京政權那些當政的軍閥打交道，不管這些軍閥是誰，因為這保證了連貫性，不至於出現令人不快的中斷。已經在中國穩固立足的各國政府往往不喜歡改變，哪怕改變是合乎其利益的。孫中山實際上是通過與南方軍閥的脆弱聯合而獲得軍事支持，從而維持著另外一個政府。此後十年是中國歷史上災難深重的時期，中國陷入分裂，傀儡和軍閥控制著局面，而天命則不見了。 至於山東，日本知道要牢固占有就必須得到列強的確認。1917年3月，通過利用（簡直可以說是鼓勵）別國對它可能在戰爭中改變立場的擔心，日本與英國、法國和義大利秘密締結協議，讓它們在和平談判時支持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和太平洋的權益。美國參戰之後，日本想再得到美國的認可，並在1917年11月成功簽訂了《藍辛——石井協定》（Lansing-Ishii Agreement），這是美國外交史上最為奇特的違背原則的事件之一。這個協議違背了門戶開放政策（雖然口頭上表示尊重這個政策），承認由於「領土相近」，日本「在中國具有特殊利益，特別是在那些跟日本領土相鄰的地方」。除了一個為了讓美國良心平安而簽訂的承認中國主權的秘密議定書之外，文件的其他部分都公開了，因而這個史無前例的協定就表明了美國默許了日本在中國占有特殊地位。石井喜氣洋洋地回到日本，而中國人的沮喪也可想而知。中國政府在簽訂《二十一條》的時候自然已經默許此事，但是美國這麼做無異於背叛。對此的解釋是，在1917年11月那個黑暗的時期里，美國跟協約國其他國家一樣都不敢讓日本成為敵人。 這些事情正在發生的時候，擁有北京和廣州兩個政府的中國在1917年8月站在協約國一邊參戰了。做出這個決定原因很複雜，中國人、日本人以及協約國各懷心思，但是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和平談判。中國人喜歡說名實相副，以為不顧自己的軍事現狀而以協約國成員之名就可以在和會上得平等之實。那時候作為回報和權利，中國可以要求廢除所有的不平等條約，甚至可能重新收回山東。由於協約國需要得到中國的勞工，同時也看出這是消除德國租界和商業競爭的機會，所以各國一開始並沒有點破這一切。 作為第四軍的首席情報官，史迪威在這場戰爭中的任務主要是為美國攻打聖米耶爾做準備。參謀工作主要由總參謀部情報部和作戰部完成。從師到軍、集團軍和總司令部，所有這些較大的單位都有自己的參謀長以及負責各部門工作的副參謀長。情報部負責搜集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以全面了解敵人的部署、意圖和弱點。它必須構建一條穩固的信息流，通過前沿單位、上級指揮部再到總司令部，同時也向友鄰部隊通報。在團營級，戰鬥情況通常由參加各種巡邏和襲擊任務的偵察兵和跟蹤敵人行動的觀察哨獲取。在師一級，監聽站、截獲的文件、俘虜的口供可以提供進一步信息。在軍一級，材料通常由氣球和飛機偵察以及連續攝影匯總而成，這是種新方法，判讀結果需要運用新技術並進行研究。所有這些支離破碎的信息都要經過綜合、評估並在地圖上用圖表示出來，然後分發到相關人員手中。在參戰前，美國陸軍參謀部只在軍事學院處有兩個軍官和下屬工作人員負責情報工作。 「一戰」時的潘興與馬歇爾 為了使部隊可以獨立參戰，潘興將軍必須在法國繼續訓練部隊。除了總司令部的參謀部外，還要為未來的軍一級配備參謀，而每個軍由四個師、一個後備師以及一個新兵訓練站組成。一個軍滿員包括6000名軍官和17萬名士兵，這比戰前整個陸軍的規模還大。當務之急是在師級和軍級配備參謀人員，由於以前沒有這個建制，所以必須重新設立。為此，在巴黎東南靠近美軍總司令部所在地肖蒙（Chaumont）的朗格勒（Langres）建立了一所參謀學院，此外，還有培訓其他軍事人才的學校。 聯軍考慮到美軍開始準備參戰可是還沒有參謀部，感到更有必要敦促美國部隊融入它們的體系中去。一個法國將軍告訴潘興說，按照歐洲的方式組建參謀部，要先制訂動員和戰爭計劃，這要「花三十年」。「美國從來不會花三十年做任何事情。」潘興厲聲說道。 史迪威在去朗格勒的參謀學院學習情報學之前，受命先去英軍第五十八師報到以熟悉前線情況。他在1918年2月10日到達這個師位於努瓦榮（Noyon）的司令部，這個地方也是興登堡防線[1]縱深最遠的地方。周圍一片蒼涼：很多村莊都成了廢墟，有些地方僅僅剩下牆壁的地基和斷壁殘垣；地面上舊壕溝縱橫交錯，到處都是彈坑。第五十八師是他接觸的第一個處於前線的聯軍部隊，對這裡的同仁他既感到討厭又覺得可愛。「這些英國人我實在吃不透——他們大多數很隨和，但是有些人傲慢無禮……他媽的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自視甚高，根本不把一個美國軍官放在眼裡。」他覺得英國人不如法國人。法國人真誠，有禮貌，樂於幫忙，他說「我喜歡他們」。他花了五天時間跟英軍熟悉各種前線工作——戰壕，掩體，觀察哨，夜間巡邏，對道路進行偽裝，研究地圖以及空中攝影偵察。他忙於觀察、學習、交談和做記錄，結果淡忘了對主人的不快，還發電報要求再跟英國部隊多待一天。他後來高興地寫道：「他們同意了！」 史迪威在朗格勒待的時間不長，當時亨利·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上校正好也在那裡。史汀生在塔夫特（William Howard Taft）總統當政時是陸軍部長，當時50歲，是炮兵軍官。他後來第二次出任陸軍部長，並成為決定史迪威前途的重要人物。由於肖蒙的總司令部急需人手，史迪威一周後被調去協助為總司令部組建情報部。三個星期之後，他再次被派往駐紮在凡爾登的法國第十七軍接受直接訓練。在過去的兩年半里，攻守雙方在這裡共有50萬人死亡。法軍正是在這裡提出了「他們無法跨越」的口號，也正是在這裡那條提供補給和增援的「聖路」得以保持暢通。德國人無法從這裡突破了，但是似乎對這裡發生的史無前例的大屠殺仍然不滿意似的，炮火仍在繼續。 3月20日，也就是在史迪威到達的時候，這裡發生了小規模交火，法軍傷亡20人，而在一個很小的地點，德國佬就死了42人。史汀生上校很熱情，飯後邀請史迪威打橋牌，跟英國人不同，史汀生並不迴避個人話題。「你結婚了嗎？」他問道，「你有孩子嗎？他們是你的嗎？」 史迪威在凡爾登的時候，更西邊的前線遭到了大規模進攻。這是1918年德國大規模進攻的開始。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試圖在美軍參戰前奮起一擊，一舉奪取勝利，然後結束戰爭。此時，德國部隊已經得到了從俄國戰線下來的42個師的增援，而美國不過為聯軍增加了8個師的兵力，其中有4個師仍然在接受訓練。魯登道夫的目標是試圖集結全部剩餘力量將英軍和法軍分開，並通過在不同地方發動一系列進攻避免正面交鋒，從而耗盡聯軍的後備力量，並最終突破聯軍的防線。 魯登道夫的進攻時斷時續，從3月一直打到7月，已經勝利在望。德國人突破了聯軍的防線，自塹壕戰開始以來攻占了最大的地盤，俘獲和打死打傷的聯軍數以十萬計，並重新奪回了距巴黎60英里（約96千米）的努瓦榮，從而可以用遠程加農炮轟炸巴黎，將英軍逼回英吉利海峽，並在5月份再次進攻四年前他們未能取得的馬恩省（Marne）。這種危急局面迫使聯軍做了過去即使經歷了很多無謂傷亡也沒能達成的事，那就是統一指揮。3月27日福熙（Ferdinand Foch）在戰火紛飛中被任命為總司令。甚至潘興也做出了讓步，同意美軍暫時接受聯軍指揮。美軍在夏托捷里（Chateau-Thierry）、貝洛林（Belleau Wood）和康蒂尼（Cantigny）投入戰鬥，以阻止德軍繼續前進。 史迪威在凡爾登待了六周，但沒有參與第一階段的戰鬥。他被派遣去第十七軍情報處長阿爾芒·貝洛姆（Armand Belhomme）上校的辦公室工作，但大部分時間是去巡查當時每天仍然遭受炮轟的要塞和指揮哨。在充滿死亡氣息的端蒙堡（Fort Douaumont）下面的一個掩體中，他看到了「半月來的情形……整個地方已經完全改觀，到處是鐵絲、工具、鞋子、炮彈、骨頭、制服、彈藥箱、手榴彈、頭盔、輪子、尖樁、鐵塊……為了掩蓋德國佬的屍體到處撒滿了石灰」。端蒙堡的地下通道潮濕，泥濘，到處是臭味，根本無法保持整潔。在沃堡（Fort Vaux）他藉助大霧走到前線，在那邊看到了「還戴著頭盔的腦袋四處都是，一塊塊屍體，大腿骨，下巴，斷手，上面還掛著破布」，在一個掩體裡他還看見從牆面露出一條人腿，有個士兵還在上面掛過野戰背包。 史迪威（前排中間）與法國第十七軍軍官們合影 有一次，為了偵察，他走到距離德軍前線不到60碼（約54千米）的地方，直到凌晨2點才回去，從晚上9點就一直走個不停。「摔倒在泥窟中，到處都是德國佬的導火索在燃燒，彈藥兵一直在工作，一晚上都在體驗前線生活。」由於遭到炮轟，他一整天都躲在一個僅夠兩人藏身的掩體裡，他估計共有150到200發77毫米的炮彈打過來，所幸這些炮彈不是打得太低就是太靠左。史迪威的評語是：「很有趣的一天。」他這並不是充好漢，因為只要他真是感到害怕的話，他就會毫不猶豫地在日記上寫上「嚇得半死」。這種「嚇」通常是擔心遭襲、被俘或者預感要出事，但是遭到炮火攻擊往往並不讓他擔心。貝洛姆上校曾多次在戰事正酣時同史迪威一道偵察，他後來曾經寫道：「我們開始欣賞他的修養，他的笛卡兒哲學和他的鎮定。」 史迪威的法國東道主讓他熟悉了第十七軍的各類參謀工作、前線的步兵任務以及各級情報工作的運作情況。他是第一個在第十七軍服役的美國人，由於他會法語，他與周圍人結下了良好的關係。在寫給妻子的信中他寫道：「他們待我就像走失多年的兄弟一樣。什麼都給我看，什麼地方都帶我去。」他的感受跟記者海伍德·布龍（Heywood Broun）的頗為接近。他當時寫道：「法國人是理想的士兵。他們不但會打仗，而且善於給你說打仗的事。」法國人還安排史迪威乘偵察機觀察。儘管他在一次旋轉時頭有些暈，但是他還是覺得飛行員的生活是比較舒適的，「乾淨的衣服，沒有風，工作時間少，痛苦很快結束，回去午餐」。 食物一如既往地引起史迪威的興趣，在日記里記載吃飯的情況是伴隨他終身的習慣。在第十七軍的時候，軍官食堂的飯似乎是值得記錄的。有天晚上他跟康托（Cantau）上校一同在食堂吃飯。康托是個60歲的禿頂的胖子，戴著軍帽，掛滿了勳章，不住地折騰僕人，胃口很好，「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恰好這天是無肉禮拜五[2]，這頓飯包括兩種煎蛋卷、魚和米飯、蔬菜沙拉、白葡萄酒和紅葡萄酒、香檳、兩種甜酒和奶酪。勤務兵過來先敬個禮並說：「夫人請用餐。」[3]史迪威問為什麼要說「夫人」（Madame），上校反問道：「你結婚了嗎？」「是的。」「你妻子在哪裡？」「在美國。」「不，她在你的心裡，因此她就在這裡。這就是為什麼我要讓他說『夫人請用餐』的原因。」難怪史迪威對法國人有好感。史迪威的妻子始終在他的心裡，每次收到家信他都要記下來。 史迪威要離開這裡回到肖蒙時，第十七軍為他舉行了排場很大的送別晚會，第十七軍的參謀人員都參加了，由三個處長主持晚餐，所有的桌上都擺上了鮮花。他的桌子中間是一個由法國公雞和美國鷹裝飾的果仁糖。他一晚上喝了很多香檳，各種奉承話讓史迪威都不好意思了。所有人都要他在他們的菜單上簽名。他們還送給他一個墨水盂，是用德國的炮彈殼做的；還送他一張他跟大家的合影照，照片後面寫上了各人的名字。有個軍官動情地寫了一首詩留在了史迪威的桌子上。自己這樣受人喜歡和欣賞，讓史迪威很感自豪，他用地道流利的法語致謝，感謝他們讓他學到了這麼多東西，並保證說儘管肖蒙有那麼多討厭的事在等著他，他還是會帶著「無比的欣喜」記住這些第十七軍的好朋友的。 4月29日他悶悶不樂地回到美國總指揮部，知道等待他的是各種文牘、糟糕的食物和那些裝模作樣的人。他討厭浪費時間，「像個辦事員一樣待在辦公室里……炮製出一些人云亦云的廢話，到處都是辦公桌、打字機和各種文件」。很多比他晚從西點軍校畢業的作戰軍官都已經是中校或者上校了，而他還是個少校，這刺痛了他，不斷提醒他在前線做指揮提升更快。但是，由於更需要參謀官，他想做作戰軍官的想法未能達成。另外讓他惱火的是某些文職出身的軍官卻得到很高的軍階，這其中包括一個「花生米俱樂部的一個眼神遊移不定的笑面虎」。史迪威所說的「花生米俱樂部」，指的是「得到少校以及更高職位，並被派給各種舒適工作的富豪、政客和各種社交明星」。在爭奪馬恩省的橋頭堡戰事正激烈的時候，史迪威對案牘工作更加厭倦了。「情況不妙……傳說要放棄蘭斯（Rheims）……法軍、英軍都吵著要我們的部隊去……辦公室里跟往常一樣死氣沉沉。」 終於等到了一個調動的機會，讓他處在了計劃攻打聖米耶爾突出地帶的美軍的核心位置。在此後的八個星期里，史迪威的任務是為即將進行的戰鬥做好情報準備工作，此外，還負責組織師級情報部門，並建立培訓參謀人員的學校。這些工作讓他在各個師部之間奔波，並往返於肖蒙、朗格勒和位於納夫夏托（Neufchâteau）的第四軍總部之間。 他必須搜集敵人在突出地帶的前線和防禦情況，根據各種跡象估計敵人的兵力，每天和每周都要總結敵人炮火的配置，發布地形勘察報告，繪製並發送各種比例和坐標的地圖——最終他為聖米耶爾準備了十五噸的地圖。 正在準備對魯登道夫的進攻做殊死抵抗的時候，局勢出現了變化；主動權開始轉到聯軍的手裡。聯軍開始全線反攻，收復失地。自3月以來德軍發動的大規模進攻打破了僵局，占領了好幾英里（1英里約為1.6千米）的地方，並造成近100萬人的傷亡，但現在德軍已經耗盡了氣力，正在走向失敗。8月8日魯登道夫對德皇幾乎承認了這一點，然而此時福熙正在計劃發動一系列進攻，希望在1919年能結束戰爭。其中第一個進攻就是9月7日計劃由美國人對聖米耶爾突出地帶所發動的進攻。 為了發動這次進攻，潘興於8月10日組建了第一集團軍，這是他全部計劃中的一個大目標，而史迪威所在的第四軍就是其中一部分。這個集團軍總計50萬人（包括一支法國軍），是美國有史以來組建的最大部隊，而其戰鬥也是美國參謀人員所策劃的第一次大規模戰鬥。計劃工作的主要部分是第一軍情報處副參謀長喬治·馬歇爾中校所承擔的。馬歇爾在史迪威後來的生涯中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需要攻取的是個三角形地帶，兩個邊長25英里（約40千米），一邊長35英里（約56千米）。自1914年起這裡經過了加固，不斷地架設鐵絲網，建立了混凝土地堡和掩體，在山裡挖了隧道，修建了窄軌鐵路，並有選擇地修建了野戰炮和機關槍的交叉火力掩體。為了達成戰術上的突擊性，美國人試圖在夜間把攜帶著供給的14個師集結起來，然而保密方面出現了紕漏，美軍的調動很快就成了巴黎街頭的話題。史迪威寫道：「為了保密拚命工作。這裡神秘兮兮的，可是納夫夏托的理髮師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任何德國飛機要是看不到我們的繁忙準備的樣子那準是瞎了。卡車駛來駛去，行軍的隊列，火車，汽車，摩托車，等等。」他日夜忙個不停，到各個觀察所看地形，為了視野更大，還乘氣球上去看了看。 到各個師團走訪讓史迪威「想當兵打仗」，特別是集團軍總部的那些人並不好相處，「那些雜種騎兵俱樂部把持一切」。跟法國食堂的融洽氣氛和朗格勒那些朋友的嬉戲相比，第四軍的食堂讓他感到無聊和惱火。「跟老B一起吃飯太可怕了。無聊得要死，好像吃飯沒完沒了。」提到他帶客人去吃飯時他的言語更加刻薄，好像為缺少有趣的話題而感到羞恥。之後他在日記中多次發牢騷，提到「鬱悶」或者「無聊之輩」或者「G-D滿口廢話，讓人不快，他媽的混賬食堂」。史迪威一向無法忍受那些無聊的人，對那些傻瓜、勢利眼、裝模作樣的人或者任何他認為是這樣的人始終感到不耐煩。 9月11日，在戰鬥的前一天，史迪威晉升為中校。雨一直下個不停，這使得美國經受考驗的前夜變得更加令人緊張。史迪威一夜未睡，忙著完成最後的零碎事宜。第四軍以前從來沒有以一個軍的建制參加過戰鬥，不過這個軍包括了美國遠征軍中資格最老和經歷戰鬥最多的兩個師，即第一師和第四十二（「彩虹」）師。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是第四十二師的參謀長。部署在其右邊是第一軍，指揮官是亨特·萊格特將軍。 在黑暗中炮兵首先打響戰鬥。「凌晨1點開始，首先對聖米耶爾發起猛烈轟擊。從那時直到5點天上一直亮光不斷……我們的士兵冒著泥濘和雨水向出擊戰壕推進。5點時他們出擊，接著電話和電報不斷。到處都在迅猛前進……一切都很順利。指揮人員幹得不錯……第一師和第四十二師都很成功。第八十九師由於中了某種詭計，結果沒有完成好。」他到第八十九師指揮部去看個究竟，結果發現「一團糟——沒有報告」。與此相反，在第一師指揮部看到「似乎這些人都很能幹……受傷的人躺在外邊，榴彈炮不斷發射，坦克和步兵井然有序地冒著榴霰彈前進，德國佬撤退，炮火跟上去……一個法國軍士很興奮，大叫『打得好！打得好！』[4]」美軍俘獲了大量俘虜，史迪威押解其中的一些軍官去專門的審訊室進行審訊，然後又出去察看據說用於轟炸圖爾的炮彈的規格。「我們的飛機今天有了制空權，沃埃夫勒（Woevre）所有的城鎮都著火了。第一天的所有目標都已達到，開始轉向第二天的……發了脾氣，把地形科訓了一頓，之後深感羞恥……第一師和第四師完全成功。了不起的一天。」實際上第四師比第一師遇到了更頑強的抵抗，但是到第一天中午的時候就達成了所有目標。 史迪威跟在前進部隊的後面也前去檢查敵人的掩體，他穿過燒毀的坦克和卡車、翻倒的炮架、難民、死馬以及其他到處散布的戰爭痕跡，之後，為了寫總吉他又一連兩天沒有睡覺。軍官們聚在一起開始評議戰鬥得失，但是總體上都情緒高漲。儘管聖米耶爾的敵人不算強，正如萊格特將軍說的，「不是最強的，也不是第二強的」，但是攻下了這個歷時很久、非常堅固而且是德國占領的最後一個突出地帶，還是大大鼓舞了聯軍的士氣。德軍大多為換防的二流部隊，跟美軍相比，在人數和士氣方面均處於劣勢。儘管美軍在計劃和實施方面都有不足，但是這場戰鬥還是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這就是向德軍表明美國的一個軍已經出現在戰場上，這表明德軍的失敗已經不可避免。德軍原先還指望能跟疲憊不堪的英軍和法軍僵持下去，並最終取得滿意的和談條件，因為這個新敵人的出現，這個希望破滅了。從這一刻開始，處於絕望之中的德軍開始奮力一搏，企圖退回到可以展開談判並避免投降的陣地中去。 除了在情報部門的工作之外，在這次戰鬥中史迪威還由於他靈機一動炮製的施美爾凱斯（Schmeercase）事件而聲名大噪。在戰鬥早期，報告數量少，第一軍同為情報官的舍爾曼·邁爾斯（Sherman Miles）上校每個小時都打電話給史迪威，問他有沒有最新進展。最後惱火的史迪威突然順著說：「是的，了不起的德國氯氣毒氣專家奧托·施美爾凱斯（Otto Schmiekäse）被俘獲了。」電話那邊的人激動萬分：「告訴我他的名字和氯氣怎麼拼。」史迪威沒有想到自己用德國軟乾酪杜撰的這個名字竟然如此成功，現在也只能假戲真做了。他添油加醋地加了一些細節，沒想到邁爾斯上校通知他，馬上派毒氣方面的軍官前來審訊這個俘虜。史迪威剛想招供這是個鬧劇，沒想到對方已經把電話掛掉了。當這個毒氣方面的軍官來到的時候，史迪威的同事們向他解釋說，就在五分鐘前俘虜已經被押送到第一軍的情報部門去接受審訊了。從那以後這個神出鬼沒的俘虜總是在審訊人員到來前一刻離開。史迪威的玩笑在軍部和師部中傳開，大家聽了這個鬧劇都大笑不止，可是受到捉弄的邁爾斯上校自然對此有些怨恨。路透社捕捉到了這個消息，之後有關施美爾凱斯的報道見諸巴黎、倫敦和紐約的報紙，並作為史實報道說：「據聖米耶爾前線消息，一個德國著名的毒氣專家被美軍俘獲。他是在安裝一個毒氣發射器的時候被俘的。」史迪威在給自己妻子的信中寫道：「奧托是我發明的，我對他甚感自豪，這種感覺與日俱增……現在奧托成了美國遠征軍中人人皆知的人了。」 巴黎和會「四巨頭」：（從左到右）義大利總理奧蘭多（Orlando)、英國首相勞合·喬治（Lloyd George)、法國總理克列孟梭、美國總統威爾遜 在9月底時聯軍展開了全線進攻，打頭陣的是美軍對默茲——阿爾貢（Meuse-Argonne）地帶的進攻。儘管美軍一開始犯了一些戰術錯誤，並為此解除了幾個將領的職務，但由於美軍凌厲的攻勢，魯登道夫企圖有秩序地退守德國前線的堅固陣地的最後希望破滅了。根據史迪威的記錄，10月5日傳出了「特大新聞」：德軍向威爾遜總統請求停火。威爾遜拒絕了，理由是只能由聯軍總司令決定是否停火。在其後的一個月里，隨著戰鬥的進行炮火越來越猛烈，德軍竭盡全力想守住陣地，但最後已是無計可施。德軍派出使者向福熙請求停火。在戰爭進行到第五個11月的一個冬日的早晨，西線的戰火終於平息了。 第四軍受命到德國科布倫茨（Coblenz）地區執行占領任務，指揮部設在摩澤爾（Mosel）河畔的科赫姆（Cochem）市。史迪威是個什麼都看不慣的人，對敵人也不例外。進入德國時，他對農韋勒（Nonnweiler）的市長做了以下描寫：「典型的野蠻人，無情、殘酷、壞脾氣、陰鬱的德國雜種。我們走的時候他站起來鞠躬。」 當政治家們聚集在巴黎開會的時候，史迪威正在科赫姆生氣。他在1月給妻子的信中說：「坐著，一天到晚坐著。但願我們那暈頭暈腦的傻總統不久會對他所接受的掌聲、仰慕和其他那些廢話感到膩味，這樣就可以開始和談，美國部隊也可以回家了。」有很多地位顯赫的人前來參觀，其中包括英國威爾斯親王，而史迪威竟然被指派負責接待親王。所幸史迪威發現他「沉靜，不張揚，很有修養，有禮貌，讓人喜歡」。喬治·馬歇爾也來了，他顯然不大高興，「試探性地問了一下有關施美爾凱斯事件的情況，並知道了是誰幹的」。 巴黎和會日本代表團 根據10月份才到第四軍新任參謀長的布賴恩特·威爾斯（Briant Wells）將軍的推薦，史迪威被晉升為臨時上校並授予卓越服務勳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Medal）——這是一個為獎賞非戰鬥人員新創設的勳章。威爾斯非常喜歡和敬佩史迪威，並報告說他「異常機智」，「是這場戰爭所鍛造出的最能幹的情報官之一」。他還寫道：「凡是曾經跟我軍共同作戰過的師團對你處無不讚揚有加。」 1919年5月7日，《凡爾賽條約》這個歷史上缺陷甚多的文件的草稿完成了。由於預計即將簽訂和約，第四軍被解除現役，因此史迪威的占領任務也告結束了。像很多處於1919年那些令人幻滅的月份的人一樣，和平會議的那些事情並不會對史迪威有怎樣的教誨，他對聯軍之間的合作也不抱奢望。「他們都想貶低我們的部隊和我們所取得的成績……爭吵不休，相互交易……停戰三天後法國和比利時就開始打盧森堡的主意……協約國之間的關係既談不上慷慨大方，也談不上真誠……它們相互提防，老是想搞點小動作。」史迪威發現他回家時的心態跟當時在美國日益滋長的一種情緒是一致的：「完全相信我們要做的只是待在家裡，別管別人的閒事，對任何想礙我們事的人都毫不客氣。什麼國聯！」 1921年11月12日的華盛頓會議的中國三位全權代表，從左至右分別是駐英公使顧維鈞、駐美公使施肇基（首席代表）、大理院院長王寵惠 在那些對和談感到失望的國家中，誰的失望也不像中國的那樣大。和約的問題並不是條款本身有什麼不公正，而是在和約和威爾遜總統讓人產生的期望之間有很大的差距。威爾遜總統承諾的公正的和平、民族自決以及其他十四點原則讓世界深受鼓舞，也像其他那些懷有憧憬的國家一樣，燃起了中國那些熱血青年的民族主義情緒；然而威爾遜的承諾一觸及冷酷的現實便瓦解了。這個現實包括了日本跟協約國就山東問題締結的秘密協議。此外，儘管日本並未參加戰鬥，但它的軍事和海軍實力卻不容忽視。中國唯一的現實情況便是自身的各種需要。中國要求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的提議未被理睬，這更促使中國把全部熱情都傾注在山東問題上。從法理上說中國的理由並不充分，因為它自己曾經為了得到日本貸款而同意將德國的權益轉讓給日本。但基於自然主權和十四點原則的精神，中國在公眾輿論方面卻有很充足的理由。中國那些出席和會的代表都是具有很強民族主義情緒並畢業於美國大學，他們在巴黎充分利用了這種輿論。 日本由於和會拒絕聲明種族平等而惱火，因此他們也在山東問題上施加了他們全部的壓力。這成了和會的主要問題，也讓威爾遜總統甚為尷尬。他自己的原則，他自己代表團的建議，美國駐中國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的極力呼籲，美國傳教組織就山東問題所煽動的公眾輿論——所有這些方面都支持中國的訴求。但是和會已經陷入日本問題而糾纏不清，以至於要不想使和會中斷的話，就不能忽視這個問題。由於還受到其他方面的爭執的干擾，和會已經到了破裂的邊緣。在威爾遜看來，國際聯盟是糾正所有國際間弊端的靈丹妙藥，因此他不惜以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是自己的靈魂做賭注，試圖把簽訂國際聯盟盟約作為和會條約的一部分。日本威脅說，如果它的要求不能得到滿足，它就會退出會議。如此其他國家也有了退出的藉口，這讓威爾遜覺得那個可以拯救世界並使他不朽的大製作將面臨崩潰的危險。儘管國務卿藍辛和其他美國代表認為日本威脅要退出只不過是訛詐而已，但威爾遜還是妥協了。1919年4月30日，五國會議在最後會議上確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所有特權。作為一種妥協的姿態，日本口頭上承諾「最終將主權歸還給」中國。而威爾遜也心安理得了，因為他認為只要有國聯在，它就能補償在組建國聯過程中不幸做出的各種犧牲。 此事在中國引起軒然大波。當時有關巴黎和會的爭執的報道本來已經激發了公眾的熱情。在中國年輕進步人士和知識分子的中心國立北京大學，學生們號召在5月7日的「國恥日」舉行示威遊行，抗議簽訂《二十一條》。有關山東問題的裁定以及安福系政府的親日分子接受裁定的消息傳開後，3000名學生在5月4日舉行了大規模集會。他們一邊高喊著「打倒賣國賊！」「還我山東！」「抵制日貨！」的口號，一邊在街上遊行，並襲擊了那些傀儡部長的住宅。抗議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了上海、南京、漢口和廣州。學生湧向街頭要求抵制日貨，各地商店紛紛關門。中國有尊重文化人的傳統，因此學生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且他們號召抵制日貨很快得到了商人階層和新成立的工會的響應。五四運動發展成了一個有意識地摧毀日本在華市場的運動，持續了一年之久。這個運動為重新激發新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提供了一個平台，其影響是辛亥革命以來最大的。由於無法鎮壓這次運動，政府最終不得不解除那些首當其衝的部長們的職務，並同意在巴黎的中國代表拒絕簽署和約。 不管有多麼濃重的人為色彩，這個位於遙遠的黃海之濱的半島的命運成了美國國內政治激烈鬥爭的焦點。由於威爾遜總統把國聯和和約聯繫到了一起，他在參議院的對手就勢必要否決這個和約，並為此目的而視山東問題為該條約的「顯著罪惡」。各種論爭愈演愈烈。參議院和媒體上充斥著「合謀掠奪」「臭名昭著」「無恥」「該受天譴」和「不可饒恕」之類的字眼。特別是西部的參議員，他們利用這個事情來附和他們那些州的反日情緒；在那些州，排斥東方聯盟（Oriental Exclusion League）正鼓動各方通過決議反對外國人擁有土地。山東問題一箭雙鵰，成了同時可以對付日本和威爾遜總統的武器。 日本已經崛起成為海軍大國，它在墨西哥所從事的或者被認為是它從事的活動以及對巴拿馬運河可能產生的影響，它對太平洋島嶼的搶奪，它過於熱衷於干預西伯利亞——所有這一切綜合來看，總體上傳達了一種侵略性，引起了美國的反感。一個旨在霸占世界的強大的日本被看成是對美國在太平洋和遠東利益的直接威脅，參議院對此事極為重視，而赫斯特（Hearst）報團也對此非常關注。它宣稱中國遭到了「詭計多端、好戰成性的日本」的「肆意掠奪」，並指出在美國與日本關係上「實際上有戰爭的意味」。排斥東方聯盟的發源地加利福尼亞州的參議員海勒姆·約翰遜（Hiram Johnson）每周都以「美國名聲的污點」為題發表演講。但是他們跟義正詞嚴的博拉（William Borah）參議員相比都相形見絀了。博拉譴責有關山東的條款「極為不道德和不公正……以至於我們都不敢面對它。我們被迫要為它進行辯護，這讓我們感到厭惡」。博拉還用誇張的辭藻表達了對威爾遜和國聯的強烈不滿：「……丟人和墮落……戰爭不可避免地隨之而來……令人作嘔的不公正……為體面人所不齒……讓良心感到震驚……赤裸裸的，邪惡的和令人作嘔的……一個惡魔……無與倫比。」 媒體和公眾人物為了山東問題費了這麼大的心思，甚至提到了戰爭，那麼公眾認為此事是攸關美國利益的大事也就不足為怪了。此外，還有些人的聲音不像博拉和其他那些「不共戴天者」那樣富于震撼力，他們認為中國的事情用不著這麼興師動眾的。《當代評論》（Current Opinion）的總編質問道：「中國甚至無意保護它自己，除非這相當程度地涉及我們的利益，難道美國一定要像博拉參議員說的，為了保護中國不惜流血嗎？」這個基本問題在此後好幾十年里都一直在迴響著。 山東問題在美國和中國都留下了歷史性的印記。這除了幫助美國內部一部分人拒絕國聯之外，同時讓美國對中國產生了負罪感，還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注入了新的活力，讓屢受挫折和萎靡不振的國民黨重現生機，使之生存下去並最終掌權。 在這種錯綜複雜的鬥爭正在進行的時候，史迪威於1919年7月回國。到了9月份，由於對臨時官階進行了普遍裁減，他跟戰爭開始時一樣，又成了一名上尉。 北洋政府外交部會議關於《凡爾賽條約》不簽字後辦法之決議，1919年7月4日，台灣近史所檔案館藏 [1] 興登堡防線（Hindenburg Line），「一戰」期間德軍在西線建立的防線，得名於德軍統帥興登堡。1918年被協約國突破。——譯者注 [2] 無肉禮拜五，指復活節前的禮拜五，耶穌受難日。——譯者注 [3] 此句原文為法語「Madame est servie」。——譯者注 [4] 此處原話為法語：Magnifique! Magnifique——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