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 第二章 革命的訪問者
中國，1911年
史迪威首先來到上海，這是中國通商口岸中最大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他首先看到的是各國的戰艦——兩艘日本的，兩艘法國的，一艘英國的，一艘德國的和一艘美國的——這些在港口咖啡色江水中游弋的戰船是占領者，不是來訪問的。經過外國企業的開發，中國的這個大都市和商業中心大部分已是被外國控制的租界。它位於長江的入海口，而長江是這個國家的交通大動脈和亞洲最繁忙的河流；中國的一半工業都集中在上海的範圍之內，一半的貿易都是經過這個港口進行往來的。史迪威在吳淞口第一次看到了黃包車，在黃浦江上看到了舢板和小帆船。來到上海本埠他首先是「吃了一驚」，這是大多數剛到的外國人都免不了的，因為他們下意識地希望看到某種東方風味和異國情調的東西，但實際上看到的是一個西方式城市的高大的賓館和銀行，寬闊的街道與公園。從賓館的窗戶往外看去，史迪威覺得仿佛是在費城。他在公共租界吃驚地看到了頭上裹著頭巾的高個子錫克教信徒，這是從英屬印度雇來做警察的。
這場革命給史迪威增添了一絲興奮，不過並沒有給他帶來什麼不方便，因為跟大多數具有歷史意義的大動盪一樣，這些事件在歷史上固然顯著，但是對親歷者則未必如此。在中國老城，他看到了造反者的徵兵站。在那裡，紅底上有十二個鋸齒的黑太陽的革命者旗幟代替了清王朝的黃龍旗。他跟一些士兵交談，發現他們帶著中國製造的毛瑟槍，而且似乎是些「看上去不錯的小伙子們」。他看到貧民窟里到處都是衣衫襤褸的乞丐，到處倒滿了垃圾，一個苦力為了三毛錢把一大堆行李從碼頭扛到賓館，一個街頭小販一瓣一瓣地賣橘子，廟裡有些穿著白色喪服的奔喪者，「闊太太們排列在門口，在燈光下衣著華麗，披金戴銀，可是目光遲鈍，無精打采」。他去開創自明朝的一個老茶館喝茶，發現通往茶館的橋是彎彎曲曲的。這是為了避邪，因為中國人認為那些鬼怪繞不過去，會在這些拐彎的地方掉到水裡去。他還在其他人家看到很多神像和佛龕，於是得出結論，中國宗教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為了驅除那些要加害於他們的鬼怪」。
上海碼頭，19世紀90年代
或者出於偶然或者因為他的悟性高，他領悟到了中國生活的一個關鍵事實——人們害怕那些會帶來災禍的各種各樣的妖魔鬼怪。外國人被稱為「洋鬼子」，有時還加上「長鼻子」或者「長毛」之類的修飾語，在中國人的心中，外國人是跟鬼怪聯繫在一起的。中國人的本能反應是不要讓自己的地盤受到外來的污染。清政府在1898年之前沒有負責處理與別國關係的外交部，因為他們不希望也不認為有必要建立這樣的部門。那些想從事貿易、傳教或者建立其他關係的外國人是由理藩院處理的。
在整個歷史中，中國一直認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周圍都是野蠻人。它叫中國，是宇宙的中心，其皇帝是天子，是順應天意的。中國人相信自己的價值觀至高無上，並認為中國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其社會秩序的原則是由聖賢制定，再由一些有學問而又仁慈的精英將其應用於融洽和睦的芸芸眾生的。那些不幸生活在他們國家之外的「夷人」只能是低人一等的，只能指望，甚至必須來親近中國。而且，假如他們堅持要來的話，那就要帶上貢品，並且要叩頭表示臣服。
從馬可·波羅的時代到18世紀，那些來訪的驚羨不已的西方人往往都接受了中國人對自身的認識。中國有記載的歷史始於約公元前3000年，它的青銅器跟金字塔一樣久遠，它的古典文化跟希臘的古典文化差不多同時，孔夫子的倫理學經書儘管也許沒有《舊約》早，但要早於《新約》。它發明了紙、瓷器、絲綢、火藥、鍾和活字印刷術，建造了世界幾大奇蹟之一的長城，還創造了精美絕倫的紡織品和陶器以及技法高超、富於表現力的繪畫藝術，而當時歐洲的繪畫還處於原始的平面狀態。
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到處是房脊上有龍雕飾的廟宇、大理石橋、梯田和多層的寶塔，國家由一位聖明的君主和一些卓越的朝臣統治著，他們受到無數辛勤勞作的民眾的支持。中國不像西方那樣受到宗教戰爭的破壞，在基督教的影響之外遺世獨立，熱愛秩序、崇尚學問的同時還蔑視戰爭，無怪乎歐洲旅行者認為它是個烏托邦。事實上也似乎是這樣的，因為它的聖哲們聲稱掌握了合理治國的秘密。與此同時，大眾的貧困則讓人感到矛盾和困惑。同樣讓一些觀察者感到不解的是每個朝代總會走向衰落，其文化仿佛是一個沒有齒牙的輪子，在歷史的車轍中來回不停地轉動。不過，儘管有種種疑惑，西方人為了適合某個時期的理論，還是習慣於把中國理想化。
在18世紀末渴望得到茶葉、絲綢和棉花的西方船隻和商人湧向中國海岸的時候，他們發現對方並沒有表示出相應的熱情。處於封閉中的中國有很強的優越感，根本不想讓那些陌生人進入；這些人來自叫作英國、法國或者荷蘭的那些原始島國，他們無非是垂涎於中國的財富，但是他們帶來的、用來交換的東西都是些無用的東西。他們的鼻子很難看，舉止粗魯，穿的衣服很可笑：袖子和褲腿很窄，領子也很緊，大衣在後面有尾巴，但是前面卻敞開著。這些服裝都不是正常人穿的。
這個視線投向過去的社會只有在封閉中才會感到安全，因此面對糾纏不休的西方它嗅到了威脅的意味。帝國政府設置了無數障礙：拒絕、推諉、拖延、禁止外國人進入或者居留、不許建立正常關係。遠在北京紫禁城「大內」中的朝廷對不停的敲門聲置之不理。那些希望通商的外國使節，只有對天子行三跪九叩之禮後方可進入。英國使節歷盡千辛抵達北京，由於不肯叩頭只好空手而歸。
由於西方商人用銀子購買中國物品，因此朝廷並沒有完全驅逐他們。為此頒布了一些條例，為的是阻止他們進入的同時又可以讓他們的錢進來。他們被限制居住在最南部的港口廣州，以儘可能地遠離都城北京，同時還要求他們通過城外的「商館」做生意；這種商館將住地、辦公室和倉庫合為一體。為了防止他們永久居住下去，還禁止他們將婦女帶來。為了不讓他們學會中國的語言，中國人教他們中國話是非法的。
即便如此，貿易還是在增長，不過這種貿易是用一種改變了歷史的商品來支付的，這就是鴉片。歐洲和美國對茶葉和中國工藝品的需求使得商人的獲利前景很好，但是這種單方面的以錢換貨的方式無法在擴張的同時產生足夠的利潤。將在印度和波斯種植的鴉片帶入中國之前，外國人並沒有給中國人帶來什麼他們所需要的東西。隨著中國人對鴉片的需求不斷增加，這種毒品成了英國東印度公司所許可的運貨人的主要貨物，隨後還成了美國躉船貿易商的主要貨物。財富滾滾而來，貿易量大增，以至於英國在印度的統治開始依靠鴉片的收入了。
儘管清政府宣布鴉片貿易為非法，但是很多人也靠它發了財。經銷商和中間商可以抽取佣金，而各級官員因為對這種貿易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得到了好處。他們虛張聲勢，假裝追擊走私船，追擊躉船時總是保持安全距離再轟隆轟隆放一陣炮，這樣就可以向遠處的皇帝匯報說取得了勝利。對於東方人來說，形式比實質更加重要，因此這種摩擦也算滿足了中國人面子上的需要。由於鴉片帶來了豐厚的獲利機會，清政府日益腐敗。西方人時不時不免有些羞愧，但是看到這麼賺錢也就釋然了。不過對雙方來說，這種自欺欺人的做法實在無助於增進彼此間的尊重。
外國軍隊與太平軍交戰。出自《哈潑斯周報》（Harper's Weekly）
在這種情形下爆發了1839—1842年和1856—1860年的鴉片戰爭，而這兩次戰爭也定下了後來中西方交往的基調。由於關稅方面遭受了損失，吸食鴉片在民眾中造成了日益嚴重的惡果，擔心擋住外國人進入的封鎖正在瓦解，清政府認為必須中止鴉片貿易。此時英國人正急於出售自己的棉紡織品和其他工業品，因此要求開放其他港口並以條約的方式確立通商權。根本問題並不僅僅是鴉片，而是這個事實：中國人想限制而西方人想擴大雙方的交往。結果西方人占了上風。
中國的海岸大炮本來就陳舊，加之清朝政府的無能，這些炮已是銹跡斑斑，面對英國的戰列艦根本就派不上什麼用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締結了《南京條約》，這實際上就把中國向西方開放了，並為後來外國的入侵鋪平了道路。除了割讓香港之外，條約還開放了從廣州到上海的5個沿海城鎮，後來被稱為通商口岸；在這些口岸城市英國人可以安家（帶上妻子），開設領事館，設立法庭，以便根據英國自己的法律審判違法者，並可以在繳納5%的固定關稅後從事貿易活動。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拿著長矛的清兵在北京城外被英法遠征軍所擊敗。這次戰爭確立並擴大了治外法權原則。外國人可以出入的通商口岸又增加了10個，可以在長江上通行，並可以去中國的任何地方。他們還得到了一些不同尋常的權利，如在北京派駐外交代表和居住，傳教士可以在通商口岸之外擁有財產。最終的妥協是鴉片被合法化了。美國和俄國儘管沒有直接參加戰爭，但是也參加了條約談判。在打開中國大門的整個過程中，美國一直是沿著英國開闢的道路進入的，它避免主動出擊，但是得到的好處並不少。
中英鴉片戰爭
俄國垂涎旅順
英俄在中國的貿易競賽
關於義和團的傳聞
中日甲午戰爭
慈禧逃離北京城
中國清政府是憑藉其威信統治的，但由於被夷人打敗，這種威信被嚴重損害了。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的歲月中，災難不斷，農民的稅賦增加，政府官員的腐敗已經體制化，當局的威信降低了，權力分散了，盜匪猖獗，這些從本質上動搖了政權的基礎。1850年，所有這些衰敗和不滿匯集成了一場叫太平天國的大規模民眾起義，歷時十五年，平息時已經奪去了2000萬人的生命。太平軍從受壓迫者那裡汲取力量，並成功地在南京建立了另外一個首都。似乎又到了朝代更迭中上天把天意從一個亂朝收回的時候了。然而外國人為了能繼續享受他們通過條約獲得的特權，開始扶持清政府。在他們的幫助下南京被攻破，同時還殺戮了10萬太平軍。這個中國式的法國大革命就這樣被鎮壓了。
在外國幫助下得以生存下來的中國的「波旁貴族」們開始依賴這些外來入侵者。這種依賴的方式之一是在至關重要的關稅領域。在發生革命的混亂時刻，英國人和美國人開始代替政府徵收關稅。由於他們的效率較高而且較少出現貪污受賄，北京政府在這方面所得到的收入比從前任何時候都多。通過簽訂協議，這種做法推廣到了所有其他通商口岸，並且有了在一個英國人監督下並由外國職員任職的常設機構。
很多中國人開始意識到，要對付來自西方的威脅，中國就必須在堅持自己信念的同時用西方技術武裝自己。不改革必然亡國。似乎外國的方法是可以單獨借鑑過來並且可以部分地應用在某些方面的。這種「自強」運動的領袖們開始設法為陸軍和海軍引進西方培訓項目，建立西式兵工廠，而且不顧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在北京開辦了一所大學堂，在這個大學裡除了要學習體現中國教育本質的經學和禮學之外，還增加了西洋課程。中國當時主要還靠獨輪車做陸上運輸工具，因此這些改革者主張首先建造鐵路，此外還要架設電報線，開工廠，造機器，建立郵政系統，更重要的是，還要創立現代教育制度。然而保守勢力竭力反對，而且由於缺少像當時日本明治天皇那樣有執著信念的推動者，這種現代化運動缺少動力，而且也未能積蓄自己的力量。在朝廷里，心胸狹窄卻又掌握實權的慈禧太后最終顛覆了改革者的努力。
中國的政府所依靠的是一些頭腦還處在中世紀的王公大人們組成的小集團以及正在變得鬆散和低效的官僚體系。變革的動力來自外國人那裡。鐵路是外國資本和影響滲透的途徑。政府將修鐵路的特許權賣給外國，各個國家為此爭得不可開交。雇用的外國顧問越來越多；傳教士大量增加，說明中國多麼需要拯救；外國棉花和其他產品開始輸入，這導致了小作坊工業的衰退。中國對外國的依賴越大，中國的不滿也越大，這種不滿最後釀成各種「事件」，但是每個事件的結果只不過是無奈地簽訂另一個「不平等」條約，又一部分主權被割讓，又增加一塊治外法權的地方，外國人用腳又踢開另一個通商口岸的大門而已。外國人開發了中國的資源，但同時也耗盡了中國使用這些資源所需要的意志和能力。
西方帝國主義在19世紀80年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1885年，雖然清政府打得很辛苦，但是卻不得其法，結果被西方搶去了兩個屬國——法國搶走了東京（Tonkin，越南北部）與安南（Annam），英國奪走了緬甸北部。同一年又向英國開放了10個通商口岸。不到十年，另一個屬國被一個中國人習慣稱作「倭奴」或「倭寇」的近鄰奪去。1895年日本突然崛起，輕而易舉地打敗了中國，迫使它放棄了朝鮮（委婉的說法是「獨立」），又失去了台灣和澎湖列島，並付出一大筆賠款；最為嚴重的損失是割讓具有戰略意義的遼東半島。這是通往東北的門戶，也是進入華北海上通道的控制點。
歐洲列強對這個競爭者的出現感到吃驚，加上想獨占東北的俄國的竭力鼓動，結果它們匆忙聯手迫使日本吐出了遼東半島，然後又分別衝過來向還沒有從戰敗中鎮定下來的中國索要各種租借地、特許和特權。俄國接管了日本原來占領的地方，此外，還在遼東半島的南端租借了地方，在旅順港建立海軍基地，並在大連修建了商港和鐵路。英國占領了旅順對面、位於山東半島的威海衛，並在其北部建立了自己的海軍基地。德國占了山東半島下部面向黃海的青島並建立了海軍基地和鐵路，此外還獲得了採礦權。在南方，英國奪取了香港對面位於中國大陸的九龍，而法國在與印度支那相鄰的廣州灣海岸上建立了海軍基地，同時還得到了修建一條從印度支那到中國南部的雲南的鐵路特許權。
接著它們又開始為給中國提供貸款的份額爭吵不休，這些貸款是用來支付給日本賠款的。貸款是修建鐵路之外最有效的滲透方式。競爭使它們變得更加貪婪，結果各國列強開始劃分自己的「勢力範圍」，在勢力範圍內這些國家有開發資源的特權，並在中國被瓜分的情況下可以用作進一步兼併的據點。它們獸性發作，開始大談特談如何瓜分中國，這不免讓美國苦惱，因為它渴望占有，但又不能完全不顧原則。
在內戰後迅速發展的美國也加入了剝削中國的行列中來，不過在此過程中，它對搶奪別國領土還是有所顧慮的。1898年，海約翰（John Hay）將這種把逐利和原則合為一體的方法上升為一種外交信條。所謂的「門戶開放」（雖然這門不是由它先開）聽上去寬容、高尚，甚至有些保護中國的意味，但其實它的含義——如果有含義的話——不過是滲透之門應該對所有人平等開放而已。
美國在這段時間對中國的滲透是通過生意和福音雙管齊下的。美孚石油公司的代理商為使用煤油燈的中國各個家庭提供煤油，這也許是受到這些顧客歡迎的，但是長久影響兩國關係的是那些傳教士。
地域廣大的中國讓這些傳教士興奮不已。它看上去是一片擁有廣闊未來的土地，一旦其廣大民眾皈依了基督教，那麼基督教，甚至說英語的民族就可能主導這個世界。這些傳教士無視中國人所適應的社會、倫理結構，企圖改變這種結構。他們灌輸的觀念是：個人是神聖的，民主原則至上，他們並不關心這些概念是否能跟中國的生活方式有關聯。這些傳教士看到19世紀的中國處於苦難之中，並認為這證明了中國人不能管理好自己，其問題只有在外國幫助下才能解決。這些無處不在的、狂熱的美國傳教士把「美國援助東方」視為自己的使命，並在給國內教友大會的報告中反覆提及。因為他們自己要依賴國內支持者的財政資助，他們必須讓人信服這是項有價值的事業。美國各地的教友大會都聚精會神地聽那些回國的傳教士用幻燈片講述中國人的品性多麼好，那裡可能潛藏著怎樣多的基督徒。當時在公眾中製造的印象是，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維持了中國的領土完整，而傳教士則竭力把中國描繪成為美國的保護國，這也就意味著他們對受保護者有了某種施恩的義務。
在1898年曾短暫地出現了一絲希望，中國似乎在邁向現代化。被日本打敗之後，看到昔日被自己蔑視的鄰國轉變成了一個軍事強國，在驚詫之餘，中國的維新派也在年輕的光緒皇帝的支持下重新活躍起來，提出了規模龐大的現代化措施，其中包括發展交通和工業，設立學堂和報館，改革政府機構，而最激進的一個措施是廢除了基於書法和儒家經典的科舉制度。皇帝發布了一系列法令，舊中國堅硬的外殼已經被打破，在一百天的時間裡似乎有個新中國在艱難誕生。但是守舊派掌握了強大的軍隊。慈禧太后突然發動政變，逮捕了維新派領袖並處決了其中6人。慈禧將她的外甥囚禁在皇城中南海中一個小島上的宮殿中，自己再次臨朝「訓政」。她是個在太監簇擁下的臉上塗粉、身著綢緞的暴君，在清朝的最後歲月當政，那時這個王朝已是風雨飄搖。
不斷遭受的挫折和屈辱導致了1899年到1900年的義和團叛亂。當時的口號是「滅洋」，儘管這並不是全部原因。其倡導者是一些叫作「義和拳」（Harmonious Fists，外國記者將它譯作「Boxers」）的秘密團體。其狂熱的領袖們將中國所有的弊端都歸於外國人，鼓動民眾參與屠殺，並自稱有蔽彈之術。他們很像19世紀50年代在美國出現的「無知狂」（Know-Nothings）[1]。義和拳其實並不是一場反叛，而是橫掃北部的瘋狂殺戮。他們並不反對清政府，反而打著皇帝和清王朝的旗號。實際上這個運動受到了政府的支持。政府既想借義和團運動把民眾的不滿轉移到一隻替罪羊頭上，又對其寄予一線希望，指望它能徹底趕走外國人。義和團運動在華北各地爆發，共殺死了兩百多名傳教士及其家人，此外還有至少兩萬名的「二鬼子」——皈依了基督教的中國人，直到最後匯聚北京包圍了外國公使館。雖然清廷意見並不統一，但是六十年的仇恨還是讓它憤怒了，最後決定對西方列強宣戰。
由六國派遣部隊組成的外國聯軍從海上攻入[2]，以解救被圍困的公使館。為了報復義和團的進攻，這些前來營救的軍隊開始燒殺搶擄，瘋狂發泄。「軍隊所到之處，無論城鎮、村莊還是農舍，均先被掠奪再被焚燒。」曾目睹了這一切的老記者托馬斯·米勒德（Thomas Millard）這樣寫道。他總結說，外國軍隊所乾的一切「將在世界上給以後好幾代人留下道德上的陰影」。據美國公使說，在北京城內，無論是軍人還是平民，從將軍到普通士兵，從公使到隨員，從主教到傳教士，他們都在「偷竊、搶劫、破壞，都在讓自己蒙羞」。勝利者所強加的條件十分苛刻。十二列強簽署了《辛丑條約》，宣布中國犯了「反文明」罪，而且違反了國際法。位於北京市中心的公使館區劃入治外法權區並由外國駐軍保護。兩年內禁止中國從外國進口軍火。從北京到海岸的要塞均被毀掉，由外國軍隊維持通往北京的道路暢通無阻。中國被迫繳納巨額賠款，並用關稅作為抵押。四名政府官員被處決，其他一些人或被革職或被永久放逐。
外國的做法無論多麼可恨，但同時也把中國帶入了20世紀。中國的經濟得到了發展，民眾的政治覺悟被喚起，封閉狀態已經被打破。由於顯然需要維新，想擺脫清朝統治的情緒在蔓延。第一個致力於推翻滿族統治的秘密社團是興中會，1894年由28歲的受過西方教育的基督徒孫中山博士創立的。孫中山是廣東人，而廣東是受西方影響時間最久的。他在檀香山接受過西式教育，並曾在香港學過西醫。他的追隨者代表了維新運動的一部分。這個運動的形式很多，如一些學生勇敢地剪掉表示效忠清廷的辮子，另外也體現在打破經書中僵硬模式的文學復興運動上。即便官僚統治階層（他們並非都是頑固分子）也開始出現了變化，於1904年建立了最早的一批國立學校。1905年9月，自公元前1世紀就開始存在的科舉考試制度[3]——這個中國文化上的長城——被廢除了。滿族朝廷為了維持王室權力採取了一些改頭換面的措施，答應五年內製定憲法，並在經歷一段時間以便對人民進行教育之後通過選舉組建議會。在學堂的科目中加入了西方課程，而作為新學來源的教會學校也開始擴張了。有進步思想的中國人跟日本人一樣為西方學問所吸引，因為他們在這些學科中看到了對付西方挑戰的辦法。
日本在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取得了驚人的勝利，這進一步激勵了「自強派」。日本看來是值得效仿的。那些想接受順應時代的高等教育的學生開始去東京留學。美國1904年的《排華法案》（Exclusion Act）強烈地刺激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個法案的狂熱鼓動者是一些仇視華工的人，而這些華工被運到美國原是為了鋪設橫貫美國東西的鐵路。這個法案明確規定永久性地排斥華工，但是其他階層的人則例外。1905年，中國的不滿演變成了抵制美貨運動。抵制擴展到從北京到廣州的25個城市，並與反對清廷的革命情緒匯聚到了一起。現在這兩者都變成了敵人：篡位者和外國人將同所有束縛中國的東西一道被掃除。不過被抵制的東西並沒有包括西方的思想，這些具有維新思想的中國人仍然認為西化是實現變化的必要工具。
那些從歐美歸來的留學生往往得到了工程學、農藝學或者政治學方面的學位，他們穿西服戴眼鏡，神情真摯，跟那些穿著綢緞長袍、頭戴顯示官階的瓜皮帽、長髯垂胸的朝中大員，無論在形象還是在精神上都是迥然不同的。
孫中山
剛剛得到了夏威夷和菲律賓的美國此時已把視線投向了亞洲，遠東巨大的創業機會和商品消費潛力讓它頭暈目眩。中國仿佛成了美國未來的保障，地位日益重要。據說海約翰曾說過，誰了解了中國便等於掌握了以後五百年世界政治的關鍵。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在1905年說：「美國的未來將更多取決於我們在面對太平洋彼岸的中國的立場，而不是我們在面對大西洋彼岸的歐洲的立場。」1908年，他免除了庚子賠款中中國應付給美國的部分，並要求將這些免除的賠款用於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這顯然是個姿態，是個天才的自我宣揚，在此後很長時間裡屢被美國人和中國人提及，並被作為兩國之間具有特殊關係的明證。
袁世凱
美國的「美元外交」就沒有那麼為別人著想了，而是跟別國一樣狂熱地以極高的利率迫使中國接受貸款修建鐵路。一個中國人不論身處何處，總是可以看到自己國家的國土、主權或者重要事業設施已經落入外國人之手。根據條約，外國人的輪船可以在中國的內河中自由航行。外國銀行在為中國的工業和貿易提供貸款的同時還控制了中國的關稅收入以及外國貸款利息的支付。同時這些銀行也為中國那些富裕公民提供了一個可靠的存款的地方。外國法庭所依據的是治外法權，外國郵局負責治外法權區的郵政業務。在上海的外國租界裡，中國人要繳稅，但是沒有選舉權，也不得進入某些公園，還可能被外國警察逮捕。
在很多位於內河地帶的通商口岸經常可以看見穿著制服的外國海關官員，而特別劃出的治外法權區是供外國人做生意和居住用的。中國人的居住區擁擠不堪，一片嘈雜，到處散發出難聞的氣味，喊叫聲、爭吵聲和嘻笑聲不絕於耳。碼頭上輪船、各種帆船和舢板擠在一起，船夫扯著嗓子吼叫，而乘客則在一堆堆貨物中間繞行。街上到處都是露天小攤販、黃包車和獨輪車，富人乘坐著轎子，前呼後擁的保鏢吆喝著開路，苦力用竹子扁擔挑著的貨物上下晃動著，瘦狗在人腳下嗅來嗅去找殘渣剩飯吃，還有些人蹲在露天的水溝邊上。
通過一座橋走到河道的那邊，一切都變了。一切突然都變得安靜而整潔。乾淨的街道兩側綠樹成蔭，一個身著白制服的看門人坐在椅子上打盹，一艘船體發亮的炮艇停靠在外灘附近。住宅區外面有個通常叫作維多利亞公園的地方，那裡有各種娛樂設施，如網球場、板球場和俱樂部等。俱樂部大多由英國人開辦，而英國人所經營的俱樂部是禁止中國人進入的。每天下午，租界裡的上等人便乘坐轎子去公園。抬轎子的中國人穿著各個領事館和商號的制服，比如英國領事館的是白底紅邊制服，而英國龐大的貿易公司——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的則是藍底白邊。一旦遇到騷亂、暴徒搶劫或者其他威脅，炮艇上就會有一小隊身著藍色制服的軍人下來在外灘上進行一番演練以示警告。對於外國人來說，中國遼闊又動盪不安，生活在這些隔離的飛地——或者說「外港」，如果沒有那些小炮艇時不時的訪問，生活就會處在危險之中，這些炮艦總是以鳥類命名，比如「鷸」（Snipe）號、「鳧」（Teal）號、「磯鷂」（Sandpiper）號、「丘鷸」（Woodcock）號。
在很多人看來，革命是恢復中國在世界上獨立和平等地位的唯一途徑。雖然外國租界代表著敵國勢力，但是由於孫中山受到過西方教育，因此他不但不排外，反而堅信他的國家對外國的依賴由來已久，沒有外國的貸款和技術幫助，中國要邁入現代化是很難的。他認為，革命首先要反對清朝，因為清朝導致了中國的衰落，只要這個篡權的王朝仍然在統治，中國就無法強大，「且其軟弱勢將引起外族之貪慾，危及世界之和平」。他認為革命會使中國快速邁入現代，這將進一步促進世界和平，而且中國也將歡迎列強提供的外援——這些國家在意識到外援能起到的作用後是一定會提供的。他夫人說：「他不是胸懷一個中國，而是胸懷全世界。」
在20世紀的頭十年里，（孫中山的）非法革命團體首先在日本，然後在海外社區中發展，並開始在中國本土發展追隨者，特別是在廣東和廣西這兩個南方省份。由於廣東的省會廣州控制了與香港的貿易，因而廣東是中國最富裕的省份，而當地的人民也同情革命，因為他們需要一個能夠維護富強的政府。1907年至1909年間，旅居河內的孫中山策劃了六起南方起義，這些起義並沒有明確的目的，只是指望這次或那次起義能夠引起響應。1910年，當孫中山博士正在歐洲和美國籌款時，革命的節奏加快了。革命黨人試圖在廣州、漢口甚至北京發動政變，其中在北京，孫中山的副手汪精衛想炸死攝政王，但由於事情敗露，汪被判處終身監禁。由於軍火未能到達、領導者錯過了約定時間，或者其他方面的偶發事件或錯誤，所有的起義都失敗了，不過起義者宣揚了他們的事業，吸引了更多的人參與，並傳播了反抗精神。
1911年10月，革命黨人又在長江上位置關鍵的武漢三鎮（漢口、漢陽和武昌）策划起義。他們在漢陽設立了一個彈藥庫，並在武昌的清朝軍隊里進行了策反工作。
由於發生了意外爆炸，這次起義提前泄密了，於是決定立即進攻總督府並占領軍隊駐地。10月10日（後來成了「雙十節」）起義奇蹟般地成功了。駐軍叛變，總督和鎮統逃往上海，群龍無首的革命黨人一下子成了這個中國心臟地區的主人。當他們召開會議選舉領袖時，革命委員會選擇了標統黎元洪，並隨即派代表去通知他。聽說有革命黨來了，黎元洪感到大難臨頭，便躲到了床下，可是沒有藏好腳，暴露了。結果他被從床底下拉出來，代表正式請求他擔任革命領袖，否則就要槍斃他。他做出了明智的選擇，並以革命軍都督的身份宣布推翻清王朝。
不出兩天，武漢三鎮就全部落入起義軍之手。廣州的同志也起義響應，這次成功了，他們刺殺了鎮統並建立了革命政府。這些事件在中國其他地方引起了各種叛亂——省會被燒，官員被殺，駐軍反叛。不出一個月，就有九個省宣布從清廷獨立，不過它們未必都忠於一個革命政府——分裂開始了。
丹佛排華慘案，1880年
清政府終於慌了，召來了實力人物袁世凱。個頭不高、身材敦實的袁世凱眼神機警，還留著小鬍子，很像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而且也跟他一樣有才幹、有野心。袁世凱在10月底收復了漢口，隨即屠殺了所有剪掉辮子或者支持過起義的人。革命黨人將基地轉移到上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在處於治外法權區的外國租界找到了庇護。最後上海各方面達成了協議，有資金、工業、兵工廠和造船廠的上海在11月3日接受了共和。順應時勢的袁世凱表示願意就建立君主立憲進行談判，日後事實證明他實際上想自己做皇帝。根基極其薄弱的革命黨人既沒有穩固的基地，也沒有意志堅定的領袖，便同意談判。他們堅持要建立共和國，並答應，如果袁世凱能把中國北部歸於新政府之下，那就讓他當總統。北京方面則請他做內閣總理，這在歷史上也許是獨一無二的：革命和反革命同時尋求他的領導。袁世凱接受了清政府的總理職位並繼續進攻，革命黨人則開始從上海沿長江對南京發起進攻。
在這些重要事件發生的背後，舊體系正在混亂中分崩離析。各省的實力人物拚命擴大勢力，叛軍攻下城市後燒殺搶奪，而清朝軍隊在他們掌控的城市裡也幹著同樣的事情。一無所有的難民們流離失所。農村的苦難更加深重了，因為現在除了土匪，士兵也在四處遊蕩搶奪農民儲藏的糧食和牲畜。土匪日益壯大，因為領不到軍餉的士兵把彈藥賣給土匪，或者乾脆加入到土匪那裡去了。村民用鋤頭、叉子和棍棒進行抵抗，封堵大門，加固圍牆，來訪者只能攀繩而入。政府的崩潰已經指日可待，可是革命黨人並沒有把握機會取而代之。正如一位美國記者所寫的：儘管革命的目標是好的，但是卻「由於缺少凝聚力、資金和領袖而一無所成……這個長期處於休眠狀態中的偉大民族正在激情、恐怖和狂熱中爆發」。
在這種情況下，史迪威於11月23日到達上海，在這個國家總共停留了十七天。他僅僅有限地看到了這場大動亂的表面現象，也就不可能對此有怎樣深刻的判斷。但是他孜孜不倦地進行細緻觀察並做了記錄。他所看到的東西正是歷史學家常常忽視的：不管發生了怎樣可怕的事情，普通人的生活跟過去一樣仍在繼續，也只能繼續。去了上海之後史迪威乘船去了香港，看到這個「仿佛懸在半山腰上」的富於進取的城市俯視著一個壯麗的海港。這裡跟蘇伊士運河以東的其他地方一樣，在地勢最高的地方掛著英國國旗，無非是炫耀大英帝國的威風。史迪威進港時那裡停泊著36艘遠洋輪船。他所乘坐的輪船周圍擁擠著許多舢板，上面有一家老小，甚至雞也在上面。「妻子掌舵，孩子搖槳。每個人都有事做。」在一家美國人開辦的家庭旅館吃了感恩節晚餐後，史迪威乘電車到達太平山頂，從山頂朝港灣望去的景觀是很有名的：「棒極了，記憶中最好的景象。」
他注意到那些剛剛剪去辮子的中國人看上去怪怪的，他對那些訓練中的英國訓練士官（中國人）則是稱羨不已，說他們「就指揮、形象和結果來看勝過我們一般軍官五倍」。然而他對英國軍官的評價則成了一種歷史性偏見的始作俑者，他認為他們「一團糟，至少在香港如此。不整潔，脾氣壞，懶散，拿著手杖遊手好閒。給士兵樹立了很壞的榜樣」。讓他厭惡的是那些手杖。在史迪威的一生中，不管看到哪個國家的軍官拿著手杖敲打靴子，他都會感到深惡痛絕。他的結論是，在香港任何一個應徵者都比他看到的（英國）軍官更像一個軍人。
史迪威在香港的時候，那裡的報紙充斥著有關廣東陷入混亂的報道：巷戰，武裝歹徒搶劫商店，旁觀者被殺，革命政府完全無能為力，廣州幾乎落入匪徒之手，西江海盜肆虐。據說他們已經截斷了去梧州的通道，並殺害了一艘英國江輪的大副。史迪威認為：「所有這些事端都是兇殘的英國人挑起的，因為他們把局面搞得越遭，他們就越可以堂而皇之地進行干涉。」於是他立即去廣州，並從廣州沿江去梧州實地察看。
在廣州的時候史迪威置身於色彩和活力之中，不同的氣味、聲音和身體混雜在一起，古老和各種機巧隨處可見，中國人生活的迷人和可怕之處同時並存。他看到一個貓狗市場，在那裡人們先把貓煮熟，然後切開，再掛起來出售，而狗肉則燉在一個大鍋里，再裝盤出售。一個製造於1325年的水鐘的水滴滴入一串容器而推動浮在水上的一根垂直指針以報時，而且「還挺准」；廟宇的屋頂上是雕樑畫棟，兩個兇猛的紅色大獅子守在大門口。他在迷宮般的用石頭鋪成的街道和弄堂里行走，那裡的中國人摩肩接踵，用大聲嚷嚷、吆喝、鈴聲或者敲打木塊來「罵人，叫人避讓或者叫賣自己的貨物」。所有商品的買賣雙方都在街上進行交易，過秤，講價錢，婦女們圍在籃子旁揀雞骨頭，一個裁縫在做衣服，一名男子往罐子裡塞稻草，另一個在稱魚，還有一個在賣頭髮（「一個中國人剪了頭髮後放在報紙里賣」）。他還提到了吸食鴉片的人，在帆船上養鴨子，歌女，墳墓，在門廊燒香，一些閒人一邊聊天一邊在衣服的縫隙里捉虱子，捉到後放到嘴裡咬，用稻草孵小雞，當鋪，籠子裡養的雲雀，豬和母雞的叫聲，尿味以及公廁的味道，所謂公廁無非是「一排排蹲坑，人蹲在一塊木材上，有些地方小孩當街大便」。中國是個對比鮮明的地方，一方面中國像在搪瓷上的用翠鳥羽毛製作的精緻飾畫，由剪成淡藍和紫紅色的碎片粘貼而成，另一方面則是「水坑，泥巴，污垢，垃圾，破布，還時不時隱隱呈現那神秘的內部」。
他談到了「叛軍，一群烏合之眾」，有些「像不錯的人，但大多數是十足的土匪」。他們也算穿了制服——帶有紅邊的淺藍上裝和褲子，咔嘰色背帶，綁腿，還有土匪常用的裹布。「很多人配有新的子彈帶，彈藥很多，有些人提著手槍站在周圍，手指擱在扳機上……我給他們看我的紅領帶和藍襯衫，說我也是個叛黨，結果他們都被逗笑了。所有的人都鞠躬道別。」他還寫道，廣州炸彈團由300名精幹的士兵組成，他們都誓死戰鬥，所用的武器都是小型自製炸彈，裡面有雷酸貢和凡士林。史迪威去了外國租界區的沙面島，還去了外國人「拼酒量」的俱樂部。他聽說有錢的中國人在沙面島上所藏下的金錠和各種值錢東西的總價在200萬至600萬美元之間。他還收集了中國的一些傳說和迷信說法，此外還有些貶低傳教士的故事。有一天他跟一個鼓吹傳教士如何如何努力的美國人一道旅行，此人大談特談新教基督徒為中國人做了多少事，還說：「當我們進入這裡的時候，我們在一瞬間把跨越一千二百年的歷史聯繫在一起了。」
史迪威在去了廣州之後乘輪船逆西江而上200英里（約320千米），在85噸的英國戰艦「磯鷂」號的護送下去了梧州。有關有強盜出沒的傳聞看來並非聳人聽聞。在一次船靠岸的時候史迪威他們正好看到叛軍在跟江上的強盜遭遇後歸來，叛軍的艦隊包括兩艘炮船、三艘汽艇，還有五六條帆船。他們看到江上有死屍漂下來，得知兩周前曾經跟土匪有過一次大規模交火。當時梧州的部隊襲擊了一群土匪，抓了66個俘虜，第二天砍了土匪們的頭，接著又挖出他們的心烤著吃了。史迪威聽說吃被處決的人的心肝是很平常的事，他甚至有一次聽說還有把整個人都吃掉的：「人們吃掉他之後他就不會再投胎成土匪了」。史迪威的想像力自然也被大大激發了，結果有一次在三水拋錨時他一下子被驚醒了：「我以為我們肯定遭到了襲擊。本來睡得很香，一下子跳起來就要抓槍。」
等他再回到廣州的時候他已經在河上待了一個星期，不斷觀察河兩岸以及河上所發生的生生死死，對路途上的見聞非常留意，把看到的生活習慣以及各種東西的製作方法和價格都記錄下來。因為有人對他說，鴨子見到外國人是要嘎嘎亂叫的，他就得出結論認為，普通中國人儘管也會勃然大怒，但是人可以通過言語化解掉。他看到過無數次的衝突碰撞，但是沒有一次打起來。
還在香港的時候他曾經在日記中記道：「南京一天有400顆人頭落地。」這是11月27日這個南方古都落入叛軍之手的結果。這個事件加快了事情發展的進程。為了使清朝的統治可以維持下去，攝政王讓政於已故皇帝的遺孀，但是南方的革命黨只接受完全退位。大量滿族人開始沿著很久以前他們祖先進關時走的路退回東北。外蒙古宣布獨立。儘管在通商口岸時不時有人感到應當對叛軍進行干預，但是各國列強都沒有介入。各國普遍的感覺是，由於革命是傾向西化的，因此應該不會像舊政府那樣排外，再加上對義和團運動記憶猶新，所以各國列強並不是很想保存舊政權。還有人認為中國正在陷入政治混亂，干預只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在這前途攸關的時刻，有個頭腦依然保持清醒的人[4]是這樣說的：「凡是對此事曾經做過仔細研究的人，對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亞洲跟世界其他地方的關係是20世紀最大的難題。」
其他一些人則更加樂觀，他們由於革命者許諾的自由、西方和議會制而受到鼓舞。有個美國商人寫道：「我們對中國以及嶄露曙光的新時代懷有崇高的想法。」總體來說，這也是當時美國公眾的看法；他們相信那些傳教士不斷給他們允諾的東西，那就是有4億人的中國將轉化成為他們所喜歡並熟悉的國家，即民主國家。至於說4億人中的70%到80%的人都不識字，其飲食中沒有牛奶或肉類，沒有衛生設備，沒有自來水，沒有隱私，沒有電，沒有選舉權，其工業90%仍然是手工業，交通大部分仍然依靠人力——所有這些即使有人考慮到了，也並沒有人覺得這是跟民主不相容的。漢口的一個起義軍領袖以東方人認為的應該講別人愛聽的話的那種禮貌對記者說：「我們起義的目的是要使中國政府跟美國政府一樣。」這種話美國讀者聽到時是再順耳不過了。
史迪威在12月9日離開中國去馬尼拉。革命艱難地進行下去。談判代替了軍事解決，結果袁世凱正式向朝廷說明了接受共和的必要性。孫中山終於在12月25日回到了中國，並被選為建都南京的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由於各方面對清廷的支持已經不多，結果已經不可避免。1912年2月12日，攝政的皇太后代表清廷宣布結束帝制。
中國現在成了共和國。因此美國國會兩院共同發表了聯合決議對此表示歡迎：「鑒於中國人民已經成功地表明主權來自人民」，同時又由於美國人民「本質上、傳統上對採取代議制政府的所有努力都表示同情」，因此美國「祝賀中國人民承擔起了自治的權利、義務和責任」，並希望共和政體「能夠保證中國人民的幸福和國家的進步」。
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袁世凱仍然控制著北方，而且沒有使之歸入民國政府之下。他還在施展詭計並等待時機。由於缺少整體上的支持、有力的權威以及可靠的軍事力量，孫中山難以支撐下去。繼續進行的談判的結果可想而知。1912年3月12日，孫博士辭去總統職務，讓位給了袁世凱。袁在北京重新建立了政府。就這樣，中國在求得了這個不穩固也不徹底的解決結果之後邁入了現代。
[1] 無知狂，一無所知黨（Know-Nothing Party）黨徒。一無所知黨，又名美國黨（American Party），19世紀50年代盛極一時的美國政黨，是當時強大的反移民傾向特別是反對天主教情緒的產物。——譯者注
[2] 此六國為英國、法國、俄國、美國、義大利、日本。六國先自海上攻入，於天津登陸，再乘火車抵達北京。數日後德國、奧匈帝國抵京，八國聯軍初步集結完成。——編者注
[3] 科舉制度始於隋朝，作者此處說法有誤。——譯者注
[4] 頭腦依然保持清醒的人指約翰·福特（John Ford），當時的美國——亞洲協會（American-Asiatic Association）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