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 第一章 一個軍官的成長

1911年11月，28歲的史迪威中尉第一次來到中國，當時這個歷史最為悠久的獨立國家剛剛跌跌撞撞地走進20世紀。在他到來之前六個星期革命爆發了。這場部分由於意外而爆發的革命席捲了一個又一個城市，對清政府軍隊發起了猛攻，並最終推翻了沒落的清政府。這場偶然爆發的革命所取得的勝利並不完美，因為它趕走了清王朝，卻未能填補由此產生的真空。這個曾經凝聚了地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帝國沒能找到一個強有力的繼承者。由於群雄爭逐，中國分崩離析，其主權亦遭受外國列強入侵而損害。失去了凝聚力和自信的中國即將進入世界上最為狂暴的歲月。 這個來訪者正在菲律賓服役，是請假去中國的。他從遺傳上說是純粹的美國佬。他是尼古拉斯·史迪威（Nicholas Stilwell）的第八代嫡孫，尼古拉斯1638年從英國來到美洲，在斯達丹島（Staten Island）、長島（Long Island）和曼哈頓擁有房產。他母親的祖先姓福勒（Fowler），也是在17世紀30年代來到美洲的。後面的各代中史迪威家族又吸收了這個美洲殖民地的主流血統：英國人、法國胡格諾派教徒（Huguenot）和荷蘭人。在喬·史迪威出生的時候尼古拉斯·史迪威的後代已有約1600人，其中有兩人曾參加過美國獨立戰爭，這就是理察·史迪威（Richard Stilwell）上校和加萊特·史迪威（Garret Stilwell）將軍。 軍旅生涯與其說是喬自己選擇的倒不如說是他父親一時興起強加給他的。他父親班傑明·W·史迪威（Benjamin W. Stilwell）博士是位聰明英俊的紳士，性格果斷，家境優裕，多才多藝但都不突出。班傑明的父親約翰·史迪威（John Stilwell）是位「很有商業頭腦又生活嚴謹」的綢緞商人，到退休時通過之前的投資房地產已經積累了相當的財富，並在揚克斯（Yonkers）定居。他在那裡造了一座可以看到哈德孫河的漂亮房子，做了揚克斯銀行的董事，而且是衛理會教會的支柱之一。他的家族此後就一直住在揚克斯。 揚克斯市中心 位於揚克斯柵欄街的史迪威家 揚克斯中學 揚克斯中學橄欖球隊，前排左二是史迪威，1898年 班傑明·史迪威21歲時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法律學位，但是並沒有成為開業律師。他1880年跟瑪麗·A·皮恩（Mary A. Peene）結婚並生了一個女兒，後搬到佛羅里達的帕拉塔卡（Palataka）的一個種植園，想經營南方松樹木材生意。1883年3月19日，他的大兒子在這裡降生了，起名約瑟夫·華倫（Joseph Warren），這是為兒子接生的醫生、班傑明朋友的名字，而這個醫生的名字又是隨波士頓的約瑟夫·華倫醫生的：這位波士頓的醫生拒絕了軍醫局局長的職位，為的是能到危險的戰區工作，結果死於邦克山（Bunker Hill）戰役中。 班傑明·史迪威放棄了木材生意並帶著家人回到揚克斯。他在那裡學醫，並取得學位，但是這個職業也沒有足夠的吸引力讓他去開業行醫。到1892年時，這個家庭已經又添了次子約翰和次女瑪麗，就在這年，史迪威醫生把家搬到了靠近伯克夏（Berkshires）的大巴林頓（Great Barrington），並打算過起鄉紳的生活。四年之後他得出結論認為，他未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為社會盡職盡力。於是他又回到揚克斯，接受了一個在公共事業公司即維斯特切斯特照明公司（Westchester Lighting Company）的職位，並最終擔任了副總裁。 按照清教徒的想法，一個人不工作則良心上過不去，因此史迪威醫生終於可以心安理得了，之後他還頗為得意地成了揚克斯的傑出公民，擔任過學校董事會董事長，以及維斯特切斯特多家銀行和公司的董事。班傑明·史迪威醫生自命不凡又性情溫和，相當有魅力，其家人和周圍社區也因為他的風度把他看成天才人物。有個女兒的評語是「父親很了不起」。他有足夠的風度和財力可以經常出頭露面並展現自己的才氣，然而他從來沒有想到去揚克斯之外的嚴酷世界裡好好利用或者試試自己的才氣。1889年，法蘭西共和國建立百年慶典時他帶領全家去了巴黎，遊歷了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德國、奧地利和義大利，同時還為《揚克斯政治家》（Yonkers Statesman）發回了一系列出色的、富有趣味的遊記。他會畫畫，會彈鋼琴，對自己的孩子管教很嚴，家人吃飯時一天三次由他親自帶領進行餐前禱告。此外，他還有無數的故事、俏皮話、建議和指教，總是能讓家人開開心心，而他的子女對他也是崇敬有加，因為他們相信——或者一直來已經習慣相信——父親是了不起的，是永遠正確的。 家裡人都管喬·史迪威叫華倫，這是個活潑、機智又很有衝勁的男孩，爬過屋頂，曾把野兔淹死在馬槽里，還極為厭惡周日的禮拜，可他偏偏每個周日都得參加三次禮拜活動，包括去教堂、參加主日學校和晚禱時的布道。他在60多歲時寫給自己女兒的一封信里回憶道：「由於被強迫去教堂和主日學校，我產生了犯罪的衝動。既然明白了宗教對人沒有多少真正的好處，所以我勸你們姑且對宗教置之不理，而代以常識。」 華倫跟父親一樣能說會道，但是他的心思和精力主要還是投入到體育運動中了。他打網球，在哈德孫河上劃賽艇，還在揚克斯中學橄欖球隊中打四分衛。一個同學回憶說他是球隊的「推動力、靈感和場地指揮」。在他的率領下，1898年的揚克斯橄欖球隊擊敗了紐約市和維斯特切斯特郡的所有預科學校的代表隊，結果讓揚克斯公立中學大為得意，居然給所有隊員都發了錢。在田徑賽場上華倫的特長是400米跑，不過他的興趣還不只限於此。他還是維斯特切斯特校際聯合會田徑賽的組織者。他是這個聯合會的發起者之一，同時還是《揚克斯政治家》的體育記者。組織體育活動成了伴隨他一生的事情，除此之外他還積極鍛煉，使身體保持運動員的水平。 1899年在他中學的最後一年結束時，校長托馬斯·貝克（Thomas O. Baker）在給他的最後評語裡把他說成是一個模範生——不過後來證明這樣說有些為時過早。這個學生「各科學習優異」，而且「精力充沛，有管理能力……並熱心維護學校利益」，「沒有不良習慣」且「完全值得信賴」。 史迪威醫生為自己的兒子們選擇了耶魯大學，不過他覺得16歲的華倫現在進大學年紀還太小。他認為無論哪個孩子，留在家裡才是最好的，因此他決定讓他聰明能幹、精力超群又效率極高的兒子畢業後在揚克斯的一所學校里再待一年。除了短暫的一段時間之外，他從5歲開始就一直在這個學校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這種過於關愛的舉動把喬·史迪威引上了軍旅生涯。不難想像，他在學校里很快就覺得沒勁，成績也下降了。他跟朋友們成立了一個叫「四巨頭」的俱樂部，又用木板搭在閣樓的椽子上隔出一個藏身之處，然後跟這一伙人在那裡打牌，有一次還用繩子把校長的桌子懸掛到天花板上。另外一次，他們把比利時林堡乾酪擺在學生的桌子上。登峰造極的一次搗蛋發生在1900年的高年級舞會上，後來被稱為「冰激凌大戰」。以華倫為首的這四個「突擊隊員」襲擊了點心桌子並與守衛者交火，在此過程中連貝克博士也不小心「掛了彩」，之後他們拿著成桶的冰激凌和一托盤一托盤的糕點撤退。第二天，教育委員會特別召集會議處理這個駭人聽聞的事件，結果這些惹事的孩子有的被停學，有的被開除，有的不得畢業，唯獨華倫是個例外，因為他已經畢業了。 哈德孫河與西點 西點軍校一景 儘管史迪威醫生開始無法相信史迪威家的人會這樣胡作非為，但是經過一番調查他不得不接受這個令人不快的事實。他認為需要立些規矩了：華倫必須入伍。他好像並沒有特別嚴厲或者做出懲罰的樣子，因為他對華倫說：「哈德孫河上游有個不錯的地方，你可以在那裡玩玩網球。」（家人有這樣的說法，儘管這種說法無法被證實。）儘管這樣一來華倫將無緣去耶魯打橄欖球了，但是據說他對此並沒有表示反對。美國當時剛剛在古巴「小有戰果」，在菲律賓還在與叛亂分子作戰，而且美國步兵當時正跟其他外國軍隊一道打打殺殺地去解救在北京被義和團圍困的外國使團。對一個飽受父親束縛又在中學待得膩味的孩子來說，當兵似乎是一個頗為誘人的前景。 西點軍校中高年級生欺辱低年級生現象，出自《萊斯利周刊》（Leslie's Weekly），1902年 總之，他跟做任何別的事情一樣，開始全力以赴爭取進入西點軍校。一個鄰居記得當時他曾經在床上躺了一個星期，因為根據當時一種有趣的說法，這樣可以使身高伸長四分之一英寸（約6毫米），如此他就可以滿足學員的身高要求了。 因為當時申請去西點軍校已經太晚，史迪威醫生就去通了通路子。街道那邊有個鄰居是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總統的朋友，通過他華倫成了一個全州候補生。史迪威醫生先輕輕地用鉛筆填寫申請表的空格，然後讓兒子用鋼筆再抄一遍。參加入學考試讓華倫飽受折磨，他以為數學會不及格。不過當那些考試不及格者的名字被無情地大聲公布的時候，華倫驚奇地發現自己竟然落在剩下的那些成功者中了。 他即將加入的這個群體還不像歐洲那樣已經發展出一個軍事階層。到1900年為止，畢業於西點軍校的4000名軍官中只有139名或者說3.5%是從前西點畢業生的兒子或孫子。國會一向對「軍國主義」很是戒備，因此保留了為軍校錄取學員的權力，而且由於擔心會出現一個軍事階層，便傾向於避開那些軍官的兒子，更喜歡錄取平民的兒子。這種情況下入學的學員從背景來看主要是思想保守、出生於本土並屬於中上階層的。一年級學員的年紀從17歲到22歲，史迪威屬於年紀最小的學員之一。1900年7月的一天，剛剛被錄取的學員奔向最近的電報局向家人報喜，然後，根據史迪威在日記中的說法，新學員們便「回到了地獄」。 對於1900年西點軍校的新學員來說，這樣的說法並不為過。在這個時期折磨新生的做法已經登峰造極，據說兩個學員由於被折磨而退學並在稍後死去，國會因此在1901年2月展開了調查。其中很不情願地為此作證的有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麥克阿瑟比史迪威高一個年級，有一次經過了這樣一番「鍛煉」之後他躺在吊床上抽搐不止。新生往往要蹲在刺刀上；裸奔，與此同時身上被潑上一桶桶冷水；捆住手指被吊起來或者在浴池中倒立；長時間伸長手臂平舉步槍；進行「發汗」（在7月里裹著毯子或者雨衣）；吞食墨西哥塔巴斯哥（Tabasco）辣椒油或者吃下大量的食物，比方說一盤糖漿或者兩百個梅干；互相打架或者蹲在桌子下面吃飯。此外，還有其他很多種侮辱方式。 這種做法並不完全是胡作非為。據說跟官員的刻板的繁文縟節一樣，這可以培養學員自我控制，避免恐慌，更重要的是服從權威。軍人的核心是紀律，而紀律的實質便是服從。由於對於具有獨立意志和思考能力的人來說，服從並非生來就有的，所以他們必須培養出服從的習性，因為有一天這可能是關乎生死和勝負的事情。合情合理的命令服從起來不難；可是恰恰是那些變化無常的、官僚氣息十足的，甚至白痴的命令才能幫助養成服從紀律的習慣。這其中最有代表性、最能說明實質的便是西點軍校的挺身立正——這是一種固定不動的站立姿勢，要求肩膀向後挺，下巴和腹部則要內收。 「立正，立正，立正，」史迪威在日記中寫道，「訓練，訓練，訓練。哦，上帝啊……疲憊不堪，開始訓練，喝水，休息，班操練，吃飯，擦槍，班操練，解散，晚飯前在周圍進行連隊訓練……熄燈號，睡覺，4點30分起床，一直立正，每吃進一口飯就得用腳尖站立一個半小時。」高年級學員總喜歡用立正來折磨人。有時一年級新生一邊幹活一邊在「肩上頂上手紙（滿身是汗時這倒不難）」。夏天在帳篷宿營時他參加了一個折磨人的「晚會」，當時的情況他只是零零碎碎地記錄下來：「抽菸時用菸頭燙人家的下巴。真他媽的刺激。啊，過癮。老鼠的葬禮和臭蟲。收起刺刀看了好幾個鐘頭。」喬（從這以後除了他家人，別人都這樣叫他）想家了，感到難過，便秘，這個毛病將伴隨他終生。「有次睡過了頭，結果聽到了槍響——嚇得半死……收拾床，打掃帳篷，捲起來，喝口水，戴上領口袖筒……一直罵娘。」 他在從圖書館借來的歷險小說中尋求慰藉，其中有《綁架》（Kidnapped）、《呼嘯營地的倖存者》（The Luck of Roaring Camp）、《所羅門國王的寶藏》（King Solomon’s Mines）、《兩面旗幟》（Under Two Flags）、《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而且還有一本他最喜歡的作品，那便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y）的《一個吸食鴉片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Opium Eater）。最後一本書他借的時間最長，達兩個星期，而其他書的借閱時間都在兩天到五天之間。 終於第一年過去了，就仿佛從黑暗的隧道走入陽光之中一樣，他成了一個高年級學生。這個時期軍校的課程主要是為了從頭培養一個軍官，因此著重於士兵所需要的技術知識，但是對一個公民可能更廣泛的必要知識則很不重視。學員最後往往都十分擅長畫地圖以及地貌圖，但是對人類歷史以及社會制度則所知不多。人文課程包括一門歷史和一門綜合英語語言、文學和作文。此外一個學員還要上法語與西班牙語、數學、化學、法律和「自然哲學」（即自然學科概論）課程，再加上一些軍事學科。除了訓練條例之外，還有軍械學和射擊學、測量學、築城學、戰術學以及兩年的繪圖課；繪圖包括地形測量學、繪製測量結果、陰影和投影、直線透視、色彩學和著色法、戰場偵察輪廓繪製、製圖史、工程學和軍械繪圖、景物速寫等，足夠培養出一個達·芬奇了。 學員軍事課程中的核心課程是軍事工程系教授的「戰爭術」。這門課原來叫「戰爭學」，當時軍校認為唯一可以教授的便是防禦工事學。後來軍校最了不起的教官之一丹尼斯·哈特·馬漢（Dennis Hart Mahan）通過研究過去的戰役和優秀指揮官的經驗，把它變成了研究戰術戰略原則的一門課。在馬漢任教的1832年到1871年間，拿破崙發動的戰役被視為典範，重點是在進攻。當時強調的是速度、機動性、出其不意以及其他進攻方面的要素。在史迪威做學員的時候美國南北戰爭已經取代了拿破崙的戰爭。甚至1898年那場戰爭的經驗戰例也進入了課堂，不過提供的多是反面材料。 喬展示了學習語言的能力，第二年法語成績名列第一，其他課程也不錯。不過他缺乏高度嚴肅性和自信，而正是這些品性使得在他之前的羅伯特·李（Robert Edward Lee）、約翰·潘興（John Joseph Pershing）以及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畢業時能夠在軍事潛力評估方面名列前茅。喬曾經兩次因「訓練時發笑」被記過，這可不像是優秀指揮官的樣子。其他幾次記過則是因為「晚飯時在食堂里把食物扔掉」，「棒球隊離開時在浴室大喊大叫製造混亂」，「預先安排好使兩名學員徒手搏鬥」以及「下午點名時躲在宿舍里」，等等。 除了這些事情，他的體育活動量依然驚人。他有早飯前跑幾英里（1英里為約1.6千米）的習慣，做過越野長跑隊的隊長，1903年獲得過一英里賽跑冠軍，在1904年的運動會中贏得了致勝的關鍵分數，次日他還參加了兩場划船比賽。正是他最先在軍校展開籃球運動，在1903年至1904年間，他不但是第一支球隊的隊員，同時也是組織者和教練。儘管他身材瘦小沒有什麼優勢，但是在畢業那一年他還是成了校橄欖球隊的隊員。在進行了這些體育活動之後他還有精力做連隊的社交活動代表，負責組織舞會，而且一做就是兩年。 他成了學員尉官，畢業成績不錯但並不優異，在124人中列第32名。這離前十名還相去甚遠，而只有前十名才可以優先選擇他們想去的部門。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會選擇工兵——這是和平時期工作最有意思的兵種——把那裡還剩下的位置全占據了。喬又不喜歡騎兵——雖然他會騎馬，但他討厭馬。他稱馬是「吃燕麥的傢伙」，並說它們腦袋的形狀表明它們的腦子跟恐龍差不多。他選了步兵，並在1904年6月15日他21歲時得到任命，成為一名少尉。據學校年鑑說他是「填寫祖先是『美國佬』（Yankee）的少數幾個人之一」。他此時身材挺拔，身高5英尺9英寸，重145磅（約1.75米，65千克），面目端莊，頭髮很短，總是目不斜視，黑眼睛透出嚴肅的目光。畢業那天他的日記只說了句「終於拿到這個羊皮證書了」。跟後來一樣，遇到一些有紀念意義的日子他總是變得言語簡潔。 在史迪威準備從西點畢業加入陸軍的時候，陸軍正在經歷有史以來最大的變革。1900年時這還是個散漫的謀生途徑，但是經過清理、重組和改造，到1904年的時候它已經成了一個專業化的職業，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如果說這些改變大多還只是停留在紙上的話，至少專業化的基礎已經確立。促成這種改變的與其說是最近的那場戰爭，倒不如說是陸軍部長伊萊休·魯特（Elihu Root）。 1898年對古巴作戰動員時所出現的混亂情況，顯示了陸軍的管理體制是多麼不可救藥。它沒有總參謀部，而是通過十個幾乎完全獨立的局在運作，這些局包括軍需局、軍餉局、軍糧局、軍械局等。單獨一個命令不能調動陸軍的任何隊伍，因為其軍火、供給、輔助部隊、運輸等都分別需要得到不同局的調遣命令。管理各局的軍官都是長期任職的，這使他們養成了惰性。 魯特於1899年被任命為陸軍部長以改革陸軍體制。他著手改革是基於這樣一種常識和原則：「要陸軍就是為了備戰。」他還認為正規陸軍是一種核心力量，但「絕不是發起戰爭時可以動用的整個機器」。他改革的主要動作是建立總參謀部，這是以二十年前埃默里·厄普頓（Emory Upton）將軍——他是西點最出名的畢業生之一——以及斯賓塞·威爾金森（Spenser Wilkinson）所制訂的藍圖為基礎的。威爾金森寫有一本書叫《陸軍的大腦》（The Brains of an Army, 1890年初版）。正如這個書名所說的，參謀部將是「陸軍的大腦」。它將取代從前各個局行使行政職能，此外它還有個美國陸軍過去從未有過的職能，這便是擬定作戰計劃。 為了培養這種戰略方面的人才，魯特建立了陸軍軍事學院（U.S. Army War College），此外對在炮兵、騎兵和步兵學校以及利文沃思堡（Fort Leavenworth）的陸軍指揮參謀學院（U. 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學習的前線軍官的研究生課程進行了改進。他引進了晉升的考核依據，並建立了作戰學員和參謀學員互換職位的制度。這種體系還不斷接受實戰的檢驗。在1901—1903年的國會召開期間魯特成功地使他的改革在國會通過。雖然各局的控制並不能一下子解除，但是他奠定了統一陸軍組織的基礎。 1898年4月22日，美西戰爭爆發，4月27日，美國亞洲分艦隊從中國香港出發，三天後抵達菲律賓馬尼拉灣並輕易殲滅西班牙艦隊；人頭像即美國亞洲分艦隊的司令喬治·杜威（George Dewey） 從規模上看，陸軍已經從戰前的2.8萬名士兵和2000名軍官上升到在菲律賓戰役最激烈時的總計10萬人。儘管有人驚呼出現了「軍國主義」，國會還是要求之後陸軍人數不能少於6萬人。在史迪威1904年加入陸軍的時候，其規模縮小到了大約5萬名士兵和3000名軍官。名義上，陸軍有31個步兵團和15個騎兵團。這些部隊，加上炮兵兵團和工兵兵團，分駐到美國及海外的45個基地。每個團的編制為三個營，每個營滿員為800人，又分成四個連。在1904年那樣的和平時期，平均每個地方的守衛部隊人數僅為一個團的核心力量，約為700人，或者說不到一個營的兵力。 除了在菲律賓還有零星戰鬥之外，美國本土的守備軍生活並不艱苦。跟印第安人發生的最後一次武裝衝突是在1890年，不過地方各區及其國會代表一直反對廢除本地的「拴馬柱」（hitching post）要塞或者與其他地方的駐軍合併起來。就這樣，這些駐軍被半死不活地保留下來，為了讓這些官兵不至於太過無聊，便不斷進行日常操練，練槍、擦槍、保養槍，記誦條例規定。對準確要求甚高，崇尚槍法，因此在射擊方面美國兵往往比歐洲兵技高一籌。工作日中午以後即可休息了。入伍士兵住處叫「肥皂泡營地」（Soapsuds Row），這是因為早期士兵的妻子往往為那些軍官們洗衣物。在1904年，列兵每月的薪餉是13美元，上士最低45美元，如果射擊合格另加2美元，步槍射擊高手再加5美元。入伍人員往往性情粗野，公眾對他們並無好感。 總體說來，美國人並不羨慕他們的軍人。為軍人設計的服裝有意省去了帶尖鐵的鋼盔和鎧甲，也沒有熊皮帽子和大紅領章，因此也就不像在歐洲那樣能靠這些裝束而博得愛慕和尊重。1900年出現的帝國熱很快消退，國會又一如既往地在撥款方面很是吝嗇。運送士兵的火車的等級排在貨車的後面，因此要等在一旁讓客車和貨車先過去。公眾態度越來越過分，結果國會不得不在1911年通過立法，對任何歧視穿制服者的公共娛樂場合處以500美元的罰款。 在1904年看，世界會經歷長時間的和平，因此史迪威所在的軍官階層可以指望的生活是有保障的、相當舒適的，但是也不會出大的風頭，更不會有什麼實現雄心大志的機會了。薪俸不算很高，從新任命少尉的每年1400美元到上校的每年4000美元。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便是官階，但是在1904年升遷是很慢的。從指揮官往下是指揮官的老婆［commanding office’s wife，簡稱COW（母牛）］，一直往下，無論是正式場合還是社交場合，包括住房方面，官階都是決定一切的。如果官階相同就要看資歷了，也就是任職的日期。如此一來，一個6月份得到任職的軍官可能發現要搬進一幢中意的房子的希望落空了，因為剛剛調來的一個新人的任命時間是5月。在下午的招待會上，職位最高的軍官的太太會倒咖啡而不是茶，因為人們覺得咖啡比茶高級，在美國咖啡比茶更受歡迎，所以會有更多人聚攏在桌子供應咖啡的那一頭。 由於工作和住處都在一起，由於學校就在駐地，由於換防頻繁使軍官無法與當地社區建立聯繫，這樣，軍官們只能彼此結交，他們的生活交叉再交叉，而軍內刊物的社交消息讓大家都知道誰要結婚了，哪裡有牌局以及誰在哪個駐地接待了誰——跟平民生活的緊張關係和政治對抗相比，軍旅生活變成了一種封閉的生活，簡直是一種單純的生活。儘管官階會引發嫉妒和陰謀，但是他們之間也有一種很強的團隊精神，其表現便是相互問候，按照條例的說法這是「軍界同胞間相互致意和問候的信號」。軍校所灌輸的價值觀認為軍官是紳士，把他們結合在一起的是共同的榮譽觀和行為準則，以及對兄弟軍官的個人忠誠。對指揮官的忠誠，不管這指揮官是團級上校還是總司令，這既是公事公辦，但同時也是一種個人之間的關係。 由於總司令是「行政當局的得力助手」，因此陸軍承認自己相對於行政權力來說處於從屬地位。它很清楚自己是服務於國家的。西點軍校的校訓是「職責、榮譽、國家」（Duty, Honor, Country），因此軍官階層的主導概念就是職責。為了能夠無論何時、無論通過何種手段都能響應職責的召喚並有效地完成職責，軍隊應當培養一種超越黨派之別的心態，這樣才能夠不假思索地按命令行事。從理論上說，它認為自己有義務擯棄常人的那種政治激情，這正像一個宗教派別擯棄肉體一樣。西點軍校校友聯合會的一項規章是「莫談國事」。按照《軍務報》（Military Services Journal）的說法，軍人「很少意識到」他們的選舉權，也很少使用這種權利。 史迪威少尉在菲律賓，1905年 因為天性好動，史迪威選擇了菲律賓作為他這個初出茅廬的軍官首次服役的地方。那是唯一有美國軍隊參戰的地方。作為西點軍校的畢業生，而且成績排在前三分之一中，他可以表達他希望做什麼事。他被分到了第十二步兵團，並於1904年10月乘「謝里丹」（Sheridan）號運兵船前往。這是陸軍1898年買下的船，原來是穿越大西洋的運牛船。船要在夏威夷停靠一下，到馬尼拉需要三十到四十天。為了打發時間，喬在甲板上鍛煉身體、讀書、睡覺、吃飯、突擊學習西班牙語、跟朋友發牢騷、跟軍官的太太們聊天，還有寫信——有一天寫了「8封厚信和16封明信片」。他當時寫東西已經是得心應手，而且終身如此。他還顯示了另一個特性：不加入那些「每天晚上灌黃湯的酒鬼」行列，這其中包括H上尉，他「喝酒就像喝牛奶一般」。雖然史迪威並非絕對不喝酒，而且也不喜歡在酒這個問題上小題大作，但是他喝酒喝得很少。 讓美國難堪的是，它發現自己像舊世界那些渴望征池略地的邪惡大國一樣，開始捲入對外征服；更難堪的是，它遭到了積極抵抗。為了讓自己在良心上過得去，美國政府急忙趕來扶植菲律賓的文職統治並宣布暴亂結束，而實際上並沒有結束。雖然阿吉納爾多（Emilio Aguinaldo）1901年被捕後有組織的民族抵抗運動已經支離破碎，但是很多島嶼仍然拒絕投降。他們的彈藥供應越來越少，於是他們就用致命的大砍刀（bolo）作為武器，在占領區進行游擊戰，時不時地進行突襲。史迪威在他的日記中曾經提到，在他到達前三個月，僅在宿霧省（Cebu）一個地方就有803個摩洛人在「衝突」中被殺死。 他很快就投入戰鬥，在向沿海的進軍過程中「擔心大砍刀突襲而嚇得要死」。1905年2月，他所在的第一營D連奉命在薩馬（Samar）境內溯甘多拉（Gandora）河而上去攻打反叛的普拉傑人（Pulajanes）。他長途跋涉，「翻山越嶺趕往聖何塞（San Jose），到處是沼澤、藤草、泥漿、山丘、斷層、瀑布……天黑在林中宿營。士兵站著睡。雨一夜未停。士兵濕透了，還有泥，等等。見鬼！」他們第二天又冒雨挺進一天，沿著一條很難走的小路爬過去，不斷有人掉隊，結果發現聖何塞已經是空城。派菲律賓偵察隊在前面走，結果發現一股普拉傑人，之後是一場小遭遇戰。後來他們又發現50個拿著大砍刀的人跑掉了。在叢林中待了兩周後，喬在日記中寫道：「大喝一場，呵！」在河邊宿營的間隙，他很快開始組織體育活動。「造出一條有座位、槳和槳架的『巴羅達』[1]——有趣極了。是薩馬第一條有八隻槳的賽艇。」 在行軍開始繼續的時候，喬在幾個小時裡學到的有關指揮的東西是任何軍事院校都不可能教給他的。出發第二天連隊沒有水了，上尉急於找到水源便很快地在前面走，並叫喬殿後防止部隊走散。在酷熱中喬押著一個普拉傑俘虜行進，路上發現上士由於酷暑昏倒在地。開始他停下來想喚醒他，可是隊列還在前進，他想叫住隊伍，但是厚厚的叢林擋住了他的聲音，沒有人能聽得到他的聲音。他和俘虜輪流背著不省人事的上士艱難前進，很快就走錯了路，再回頭重新找，渴得要命，只帶著一隻38毫米口徑的柯爾特式手槍，一直擔心會有普拉傑人「從叢林中跳出來把我們砍成碎片」。隊伍那邊一點消息也沒有。他越來越疲憊，急切盼望在天黑前能走到什麼地方，最後終於聽到前面有談笑聲。當他踉踉蹌蹌走進連隊的宿營地時，他們正在吃晚飯，上尉毫不在意，只是問了句：「你們來了？」他沒有派任何人回去找掉隊的這個上士和少尉，喬能挺過來完全是因為他體力好。假如他因為疲憊而倒在了敵對區，那麼他的生命就可能在距離他22歲生日不到兩天的時候在薩馬結束。這個指揮官的責任意識——或者說沒有責任意識——給史迪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一直縈繞在他的心頭。三十年後他寫道：「直到今天我還不知道，如果我沒有挺過來，福爾斯上尉是不是會因此做點什麼。」 駐紮在帕奈（Panay）沿海的一個叫吉馬拉斯（Guimaras）小島的喬斯曼營地（Camp Jossman）時，生活沒有那麼艱苦了。史迪威寥寥數語描寫了在將軍住處的一次晚會：「粉黛佳麗、著制服的軍人、侍者、英國四對舞。」當地的事物他都感興趣，從孩子們用作風箏的蕨葉到當地人偷糧食的方法：將樓上的糧袋鑽個洞，讓糧食通過樓板的板條間漏到在樓下張開等著的口袋裡。戰術練習、訓練、熟習條例、步槍和手槍射擊、網球、帆船以及跟「騎兵蠢貨們」的比賽使他忙個不停。喬還組織徒步旅行和體育比賽，為連隊舞會負責裝飾，為陸軍部翻譯了一本法文的有關當時日俄戰爭中旅順港之圍的小冊子，以及一本西班牙文的有關「智利軍事地理」的論文。作為俱樂部管理委員會的重要成員，他「決定生出點事情來」。事情之一便是跟騎兵團無休止地爭執，為的是證明炮兵的優越性。其中一個插曲是他讓士兵列隊站在戰壕里，給他們一些床單。當騎兵衝擊的時候，他們突然站起來揮舞床單，結果那些馬被嚇得亂了陣腳。這讓喬開心不已。儘管搞了這些名堂，或者說正因為這些事情，D連上尉在他的成績報告中稱他各個方面都「極為優秀」，而且說他「極為聰明、實幹和高效」。 1906年2月，在菲律賓待了十四個月後史迪威接到命令，調往西點軍校任現代語言系教官。「是1904年級里第一個回來的。」他不無自豪地寫道。能反映出他極端敏感的細節是，他還列舉了7個向他表示過祝賀和9個沒有向他表示祝賀的人的名字。 他立即利用擔任語言系教官的機會申請兩個月的休假，並要求准許經歐洲回國。在申請中他說，從西貢搭乘法國輪船到法國，如此可以「每天跟法國人交往和談話」，這樣他就能提高自己的法語水平。這個請求落入那些官僚之手，儘管他連發急電，但是在4月他準備乘運輸船出發時仍然沒有收到回復。在日本長崎時船停下來裝煤，他又嘗試了一下，結果終於收到了答覆。這個答覆說明儘管有魯特的改革，軍界的效率仍然十分低下：這個答覆所使用的密碼竟是在日本沒有人可以譯出的。史迪威不得已只能乘船繼續東行，到了美國下一個軍事駐地夏威夷的時候才得以破解這份電報的內容：「准假，經歐洲回。」可是那時候已經太晚，他當時對此反應之強烈簡直難以訴諸筆端。他只好經舊金山回國。 在軍事這個行業中，通過實踐學習的機會往往不可多得，因此，從事教學和訓練便成了和平時期軍官的主要職業。在史迪威做教員的頭三年里，他教授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在第四年里，他又接受了教授戰術的額外任務，並由教授語言轉向歷史。他對那些頭腦遲鈍、不努力或者任何「不誠實」的人很不耐煩，但對那些真正努力的人總是樂於幫助。在戰術系工作期間他擔任過籃球、棒球和徑賽教練，在第四年還擔任橄欖球助理教練。陸軍體育協會在1908—1909年度的報告中指出：「由於史迪威少尉的不倦努力，（橄欖）球隊才得以如此成功。」將球隊體育項目歸入戰術部是出於方便還是出於哲理方面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是這些運動本身確實也體現了一種戰術，特別是橄欖球。這種運動後來常常出現在史迪威和其他指揮官的計劃和討論中。據1909級的雅各布·德弗斯（Jacob Devers）將軍說，作為一名教練，史迪威「非常尖刻，不過他的尖刻讓你奮進。我樂於為了他做一切」。 然而軍校生活並不能滿足他，因為離家很近，就更是如此了。他不安分，富於探求精神，在1907年、1908年和1909年，每個夏天都要求休假去「海外」，藉口是提高西班牙語水平。跟之前他申請休假以提高法語水平相比，這時候他的運氣要好些，結果他得以三次前往拉丁美洲。第一次是政府負擔費用，是完成一次「秘密使命」——對瓜地馬拉進行地貌勘察。他受命在旅行時使用假名，並不得攜帶任何可能暴露他作為政府特工身份的東西，任務是在一張草圖上詳細標上一些地貌特徵，還要增加其他信息，如橋樑、淺灘、渡口、鐵路、公路、拉貨馬車、軍用馬匹、港口、登陸點、防禦工事、電話和電報線、河流、湖泊、運河、城市、鄉鎮和村莊、駐軍、人口分布和人口密度、食物、燃料、飼料、政治狀況、疾病和氣候等。完成這個使命的期限是六個星期。 史迪威在瓜地馬拉徒步以及乘騾子遊蕩，有不少發現。他發現這個國家到處是跳蚤，枯燥乏味，他得了痢疾並開始發燒，過了幾個星期就想回家了。然而他卻仍然不斷地觀察，把自己看到的事實和想法記在筆記本上，自己也深為後來在中國也常見到的沉悶壓抑局勢所觸動。這種壓抑局勢激起了他對普通人的同情和對統治者的憤慨，而這他在國內是不會感覺到的。他寫道，瓜地馬拉人干起活來總是能怎麼懶散就怎麼懶散，因為他們的勞動成果都將被那些「像賊一樣甚至更壞」的政府官員偷去。史迪威對官員、土地所有者以及專門職業階層「評價很不高」。他寫道，農民不識字，不能接受教育，這對「政府來說正中下懷，因為這就可以隨時把他從農田上拉走，讓他無限期地在部隊服役，而不必關心他的家人是不是會餓死。然而……他什麼也不說，默默忍受這一切」。這些感受後來在中國又重複出現了。正如他的一位好友說的：「史迪威有出於本能的開明豁達和同情心，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他是保守的。」 第二年，也就是1908年，他的暑假是跟自己的同學加朋友、綽號「飢餓」的弗朗西斯·哈尼卡特（Francis Honeycutt）少尉一起在墨西哥旅行度過的。從軍事上說他們可是很好的一對，因為據說哈尼卡特是正規軍中最好的擊劍手，而史迪威槍法極好，曾是陸軍步槍射擊隊成員，當時曾有報紙說他是「美國20名步槍神射手之一」。他們從華盛頓出發，先去了陸軍軍事學院和國會圖書館。「國會圖書館是個桃子[2]。」喬寫道。這是他的最高評價。他最喜歡的東西都是「桃子似的」（peachy）。 在墨西哥時他們或徒步或騎馬旅行了兩周，喬記下了大量有關墨西哥文化、歷史、風俗、農業、宗教以及阿茲特克（Aztec）象形文字的筆記。取道古巴回國後，他和「飢餓」還把墨西哥這個主題帶到了普拉希德湖（Lake Placid）的一個化裝晚會上；當時他們「化裝成兩個光腿袒腹的女人，扮演蒙提祖馬[3]的女兒，引起了轟動」。8月份連續兩周在艾迪隆山區（the Adirondacks）舉行的娛樂活動中，這場晚會是個高潮，之後暑假也就結束了。他們不停地參加野餐會、網球賽、徒步旅行和舞會，跟朋友打趣，跟姑娘們到附近旅遊。這次他的日記總算沒有什麼尖刻的評語了，而是很罕見地承認過得很快活，周圍都是「熱情而友好的正派人」。 就在出發去墨西哥之前，25歲的史迪威遇見了後來成為他妻子的那個女孩。她就是錫拉丘茲（Syracuse）市的威尼弗雷德·A·史密斯（Winifred A.Smith），史迪威妹妹瑪麗在寄宿學校的同學。到目前為止，史迪威除了曾經把一個女孩的相片帶到菲律賓去之外（他父母對此表示同意，認為這「能幫助他走正道」），他還沒有真正經歷過什麼浪漫的事。他在西點軍校畢業晚會上的舞伴並不是照片上這個朦朦朧朧的女孩，而是自己的妹妹，當時只有13歲的瑪麗。現在瑪麗也要表示回報了，邀請他參加自己學校6月的舞會，還要他為她的朋友溫妮[4]把「飢餓」也帶來；溫妮是個很漂亮的19歲女孩，長著一頭鬈髮，眼睛很有神。 哈尼卡特穿著野戰炮兵的帶紅臂章的精美藍色制服，可是溫妮所心儀的是穿著筆挺白色夏裝的瑪麗的哥哥。她覺得自己「從來沒有見過如此英俊、長著如此迷人的深褐色眼睛的人」。他們在一起很快活，於是他問是否能給她寫信。一年後他邀請她參加西點軍校的軍官舞會，可是她母親對軍人懷有戒心，沒有同意。不過他參加了她的畢業舞會。後來她在自己母親的陪同下去了西點軍校，還見了他家人。他寫來的一封信稱她為「甜桃」（Sweet Peach），這讓她很難為情，不過在1910年春，在她參加了那年西點軍校的舞會後，他們訂婚並於同年10月結婚。他在結婚前給她的一封信里寫道：「我對你作為妻子的愛要勝過你作為未婚妻時，勝過很多……我會盡最大努力照顧你，讓你快樂。但是我離完美還差得很多。我還經常需要得到你的幫助——比如我不耐煩了，發脾氣了，不高興了……如果我有時候變得難以忍受，親愛的，請記住，我會擺脫這種情緒的，而且我唯一的希望便是使你幸福。因為我用所有的愛愛你。」 史迪威，西點軍校學員時期 史迪威的未婚妻溫妮，1908年 甚至在戀愛時史迪威也不甘心待在家裡，他一如既往每年還是有到「海外」走走的衝動。1909年的夏天他去了中美洲，1910年他申請利用他訂婚到結婚之間的幾個月時間再次去執行地貌勘察的任務。在給陸軍部的信里他強調了自己的西班牙語水平和上次的經驗，而且有些咄咄逼人又有些含糊地指出，他對工作的性質並不在乎，「只要帶我去那些國家的工作符合美國利益而不符合它們的利益」。儘管信寫得情緒高昂，但是國務院和總參謀長都拒絕了，前者是因為跟尼加拉瓜「近來的摩擦」而想避免進一步的麻煩，後者則有些神秘地反對讓年輕軍官去完成這種任務，這是「考慮到對過去曾經到過那裡的人所產生的影響」。 結婚前夕，史迪威恰好碰上派遣性任務與團隊服務輪換制的新規定開始實行。根據這個規定，在和平時期，上校軍銜以下的戰鬥部隊軍官每六年中要有兩年待在部隊里。這些規定旨在將到華盛頓執行派遣性任務的時間限制在四年以下，它們由國會在1912年批准為法令，稱為《滿族法案》（Manchu Act），這是將把陸軍官僚從華盛頓調出去跟把滿族從北京趕出去相比擬。由於史迪威在第十二步兵團所待的時間未能滿足規定，他再次被派往自己的團里。1911年1月他跟妻子一起乘「謝爾曼」（Sherman）號運輸船前往菲律賓。 他第二次來到這個島國，是在距離馬尼拉不遠的威廉·麥金萊堡（Fort William McKinley）執行常規駐防任務。這期間唯一的大事是他在3月份升為中尉，其他時候無非是閉著眼睛都可以完成的連隊每天的隊列訓練，到衛戍學校學習打發時間一直到下午1點結束，或者為了消耗能量組織「班卡」[5]划船比賽和教士兵在河上用竹子搭橋。他關注著墨西哥正在發生的革命，並提出參加在邊境所發生的「事件」，但是並沒有成功。到9月份他已經積累了三個月的假期，便打算跟妻子更多地了解一些東方，然後再回家等待他們第一個孩子的到來。 他們於9月14日乘船去日本，先抵達長崎，然後他們遊覽了整個內海海岸，一直遊覽到廣島。史迪威逢山必登。在他用一個半小時登上宮島（Miyajima）山頂之後，據他的記錄，「嚮導對我的腿腳羨慕不已」。在之後的六個星期里，憑著無窮的好奇心和精力，他跟溫妮細緻地遊覽了日本。他立即開始學習日語。有一次在火車站買牛奶時引起了竊笑。後來查了字典才知道他是在要「媽媽的奶」。他的記錄極為詳盡，但是限於他此時對日本的了解程度，這些看法主要是描述性的，還算不上是判斷和意見。 報紙上充斥了有關中國發生革命的驚人事件，但是史迪威顯然太專注於其他事情了，根本沒有留意到這件事，因為他的日記里沒有提及。11月中旬他將妻子送回美國，然後自己繼續旅行，前往中國。 [1] 巴羅達（baroda），印度巴羅達人使用的一種小船。——譯者注 [2] 桃子（peach），這個詞在俚語中是「好東西」的意思；下文的「peachy」則意為「極好的」。——譯者注 [3] 蒙提祖馬二世（Montezuma Ⅱ，1466—1520），墨西哥阿茲特克人第九代皇帝，1502—1520年在位，因與西班牙占領者科爾特斯（H. Cortes）之間的戲劇性對抗而聞名。——譯者注 [4] Win，威尼弗雷德的暱稱。——譯者注 [5] 班卡（bancas），菲律賓等國使用的有舷外護木和竹蓬的一種獨木舟。——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