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 前言

本書的主題是美國跟中國的關係，廣義上說是美國跟亞洲的關係。這個主題的載體便是史迪威將軍的職業生涯。為什麼一定要選取史迪威呢？因為他在工作上專注於中國問題，但其背景和個性又是典型美國式的；因為他與中國的聯繫所跨越的那段時間影響了今天的中國，從1911年辛亥革命這個戲劇化的開場，一直到1944年國民政府走向衰敗的關鍵一年；因為他在這兩個時間之間的歲月里的工作也折射了當時時代的情況—1920年至1923年的軍閥時代他是語言教官，1926年至1929年蔣介石逐漸得勢上台時他是美國駐天津第十五步兵團軍官，1935年至1939年日本入侵時他是美國駐華武官，最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是中緬印戰區司令；還因為在這個時期的最後也是最關鍵的幾年裡，他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人物。這位不耐煩的、尖酸無禮的「酸醋喬」並不是擔當這個角色的理想人選。但是，由於他對中國語言和這個國家的了解，對中國人民的友好，對自己任務的自信和執著，再加上他的官方地位和權力，這使他代表了他的國家在亞洲所做的最大努力，並正如後來所證明的，也體現了這種努力悲劇的局限性。 我完全意識到了涉足美國對華政策領域的危險性。自從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被共產黨打敗、美國所做的巨大努力都付之東流後，美國對華政策這個話題近來在公眾生活領域激起了最令人憤慨的和極具破壞力的詆毀浪潮。不過，因為中國是我們捲入東南亞的根本原因，所以儘管有風險，這個題目還是值得探討的。還應該加上一句：雖然本書的敘述結束於1946年，但著重於探討本源，並非簡單地局限於昨天。史迪威將軍在1945年寫給西點軍校畢業班的信里說：「你們會聽到這樣那樣的說法，說這一代或者那一代人怎麼把事情弄得一團糟，並把我們拖入戰爭。這純粹是胡說八道。所有還活著的人和那些死去的人一樣，都需要為我們的所作所為負責。」 我還想補充說明一下史迪威將軍的日記，因為很自然地，這是他傳記作者的主要材料來源。但我因此冒犯了他，因為這些日記原本只是供他自己閱讀的。「這個小日記本，」他在1906年那本便攜式日記的扉頁上明確警告說，「跟你他媽的毫無關係！」我認為個人有隱私權，因此我不同意這樣的看法——後代有「權利」違背某個公共人物的意願去了解他的私人生活。不過就史迪威而言，歷史的需要已經超越了隱私權。在戰爭之後，讓史迪威用自己的聲音去說話，去解釋在他引起很多爭議的指揮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這不但重要而且必需。經他家人許可，他在1942—1944年間的戰時日記和信件經過前駐華記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編輯，以《史迪威文件》（Stilwell Papers）之名於1948年出版。這些文件的原件以及其他戰時文件還提供給了查爾斯·羅曼努斯（Charles Romanus）和萊利·桑德蘭（Riley Sunderland），他們都是中緬印戰區官方陸軍史的撰寫者。這些文件後來捐獻給了位於加利福尼亞州斯坦福市的胡佛圖書館，以供公眾使用。既然做出了上面這樣的決定，那麼向他的傳記作者開放其他有關他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經歷的檔案材料也就順理成章了。史迪威太太給我看了那些她所保存的迄今尚未出版的日記、信件、文件、剪貼本和家庭相冊等。這些材料在參考文獻中有進一步說明。 《史迪威文件》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藉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是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