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 序[1]

費正清 巴巴拉·W·塔奇曼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是一部傑作，這是出於許多很不相同的理由，每一條理由都足以讓它流傳下去。首先，它富於戲劇性。這是一部生動的傳記，講的是一位古怪但卻真實的英雄，美國最偉大的戰區指揮官之一。當美國陸軍1940年在路易斯安那舉行軍事演習以物色有才幹的指揮官時，喬·史迪威（Joe Stilwell）[2]表現得極為敏銳、富有想像力而又不墨守成規，當時他就已經是閃電戰的高手。在陸軍的九個軍級指揮官中他得到了最高評價，並受命率軍進攻北非。他本可以成為像歐洲戰區的布萊德雷或者巴頓那樣的人物。可是，由於他的中國經歷，他被派去處理那裡的危機。 不過，美國在中國的戰時努力基本上是白費了——即便我們承認了這樣的事實，那就是：戰爭本身不過是一種高度組織化的對人的耗費而已。史迪威將軍恪盡職守，這使他能屢屢創造奇蹟。他這次冒險本來就凶多吉少，當時在蔣介石委員長統治下的「自由中國」已經瀕於崩潰，而史迪威名義上是蔣介石的「總參謀長」。這是多麼鮮明的對比！一個是美國的頑強的理想主義者，決心訓練出理想的中國軍隊並「打垮小日本」；另一個則是狡詐的軍事政治家，同樣很有決心，那就是不想讓中國繼續打下去，從而保住自己的位子。史迪威與蔣介石的對峙濃縮了美國在中國的戰時目標所遭遇的種種挫折。 然而本書並非只是快節奏地敘述籠罩在悲劇陰影下的紛繁事件。隱藏在這個關於戰爭的故事後面的是長期以來美國試圖使中國跟自己更相似的努力——這是個堂吉訶德式的努力，但是屢敗屢試，現在這種努力又再度興起了。讀者會發現本書的結語恰如其分（直到1971年前都是如此）：「最後，中國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國人從來沒有去過那裡似的。」但在將近十五年後，另一輪的接觸、旅遊、交流、投資和外交活動又在開展了。現在是美國公眾好好回顧從前的時候了，用中國人的話說即所謂「前車之鑑」。特別是當我們發現，幫助盟友國民黨使我們成了共產黨所發動的中國革命的敵人，對我們來說最糟的是，這場革命最後成功了。 總之，正如我們說過的，我們開始是想幫助中國，而之後在冷戰的強權政治中，出於我們的「國家利益」，我們又跟中國人對立起來。這樣做真的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嗎？尤其在考慮到那就是我們的朝鮮和越南戰爭的序曲時？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直至今天仍然很重要的問題。 但這本書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是部一流的歷史著作，作者是一位自信而又熟悉這種藝術的大家。一開始巴巴拉·沃特海姆·塔奇曼（Barbara Wertheim Tuchman）就很自然地躋身於美國知識精英階層中。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紐約從事實務的人中的自由派領袖。她的外祖父是老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Sr.），老亨利的兒子，也就是她的舅舅，後來成了羅斯福的財政部長。她還是哈佛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學院的學生時，就曾陪祖父參加在倫敦舉行的世界經濟會議。對她來說，眼界高遠和公眾人物的品性都是遺傳的一部分。 在拉德克利夫的時候，她專注於既相關又各有專攻的歷史和文學。1933年她畢業後不久，這個世界就不得不為反對法西斯和軍國主義而動員起來。她積極主動、思路清晰而又無所畏懼，這些素質使得她成為太平洋關係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研究人員。1934年她在紐約，1935年則在東京。該研究所是一個富有開創性的「智囊團」和會議組織，20世紀20年代由基督教青年會的一些前幹事在檀香山創辦。它由十幾個國家級研究所組成，分布於主要的環太平洋國家，還包括歐洲在那裡的殖民地。它獨自在太平洋地區開創了當代研究和定期國際討論的模式，而現在的中心和協會幾乎每天都在採用這種研究模式。1935年巴巴拉·沃特海姆從軍國主義的東京去了共產黨掌握政權前的中國。 回到紐約後她開始為《國家》（The Nation）雜誌工作，她父親曾經是該雜誌的受託人。然後她在1937年至1938年間去馬德里報道西班牙內戰。她作為倫敦《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雜誌的駐美國記者回到紐約，並於1940年與萊斯特·塔奇曼（Lester Tuchman）博士結婚，之後生下三個女兒。1943—1945年，她在紐約戰時新聞處遠東新聞部工作。 對一個家道殷實又忙忙碌碌的母親來說，這樣的早期職業經歷足以讓她參加外國關係委員會的會議，從而為紐約的當權者們增光，但也就僅此而已。然而對巴巴拉·塔奇曼來說，她才剛剛走上軌道。1956年，她重拾早年的興趣，出版了《聖經與劍：從青銅時代到貝爾福宣言時期的英國和巴勒斯坦》（Bible and Sword: Britain and Palestin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Balfour），一本從古代一直講到1918年的歷史著作。那以後她避免了那些牽扯她個人情感的題目，並作為面向大眾寫作歷史的作家找到了自己的風格。 某個把巴巴拉的這些書稱為「通俗歷史」的批評家與其說是在評論這些書，倒不如說是在評論他自己。確實，它們是「非學術性的」，因為它們主要不是為了討論那些歷史「問題」——太多這類問題來源於社會科學對歷史學的滲透。在大學裡，那些尋求科學一致性的人入侵歷史學後強調的是概括、事件的模式和比較研究的先驗圖式。這些很可能加速了學生對歷史的興趣的減弱。總而言之，巴巴拉·塔奇曼主張把歷史看作具有可讀性的故事，在這一點上她可以暢所欲言、深刻，並有廣泛的說服力。對她來說，關鍵的是人們的感受和言行；相比這些，像社會流動性、合法性、投資比率和工作觀念之類的問題則是次要的。她反覆強調了事件、人物以及地域的獨特性。 當然，多年來在歷史學領域裡個別性和普遍性一直在爭鬥，各方都期望獲得更多的關注。這裡我們很難用隻言片語——不管我們怎樣斟詞酌句——來解決這個古老的哲學問題。其實這也用不著我們解決：巴巴拉·塔奇曼的歷史是自立的，根本用不著任何理論支持。它就是讓讀者著迷了，它讓他們得以如此接近過去的歷史，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她的秘密首先在於她驚人的勤奮。她在研究時發掘了所有的記錄，哪怕是最小的紙片也不放過。醞釀《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花了四年，這個時間跟《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花的時間一樣多；後者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第一個月，是本暢銷書，並獲得普利茲獎。1967年，當她開始創作《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的時候，當時已經存在的一些深入研究已經揭示了「二戰」時美國對華政策在外交和官僚政治上的盤根錯節之處。兩個很有才幹的軍事歷史學家寫了三厚本有關史迪威在中緬印戰區的著作。事件的框架已經有了。尤為可貴的是，史迪威將軍的家人公開了他內容廣泛的日記和私人記錄。 要關注史迪威，塔奇曼夫人就得避開那些雷區，即那些自美國宣告「失去中國」之後所積累的單方面證據、指責，以及那些各懷心思的回憶錄。另外，聚焦史迪威使得她可以探求美國與其盟友中國國民政府之間的利益衝突——這才是關鍵所在。這樣就避免了把注意力分散到蔣介石所率領的國民黨和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那場殊死搏鬥。1946年史迪威突然死於癌症後，國共之間的搏鬥掙脫了美國的影響爆發了，美國國內政壇因此充滿了抱怨。 另一個也跟勤奮有關的秘密則很容易被察覺到，那就是巴巴拉·塔奇曼通過掌握並運用這些記錄而提煉出了她所謂的「確證的細節」。即便她已經感知了某些事件的相關性，她仍然必須通過現場證據——不言自明的一條引語、一個事實或者另一個事件——才可以將這一點傳達給讀者。這些細節使得不同事件聯繫起來了。因為她是在講一個故事，並不是想證明什麼，所以巴巴拉·塔奇曼瞧不起計算機列印出來的那些玩意兒，也不喜歡引用其他歷史學家的話。「我從來不覺得引用某人在旁邊大學工作的鄰居的話有什麼意義。在我看來這根本就不是什麼來源；我想知道某個事實的原出處，而不是最近誰引用了它。」[3]幸運的是，她除了有一種咄咄逼人的獨立精神（雖然她不是位教授），對眾多學者所關注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的制度或「因素」也具有敏銳觀察力。例如，她對蔣介石在中國所達成的脆弱又耗神費力的權力平衡的分析，便是本書闡發的最為清晰的地方之一。她回顧的史迪威的早期經歷——他的語言天分和海外遊歷，他對體育運動的熱愛，以及他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對中國的探索——既是他本人的傳記，又是他那個時代的社會歷史。塔奇曼夫人善於發掘和運用各種記錄，這使得她可以把故事貫穿起來。 從20世紀80年代的視角來看，史迪威以及美國人在中國的經歷是怎樣的？ 歷史地看，1911—1945年是中國摸索建立新政體的時期。直到1928年國民黨一黨專政終於取代了君主專制。不過，自1931年起，由於日本入侵，中國的政治生活重又陷入混亂。 在這個時期，政治上的分裂和虛弱使得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難得地有了參與中國生活的機會。在很多中國愛國人士看來，美國那些用條約維持的各種特權不過是19世紀歐洲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延續。羅斯福總統在1944年竟然提議由史迪威將軍指揮全部中國對日作戰部隊，這無疑是整個帝國主義歷史中一個登峰造極的時刻。自1949年以來，中國共產革命改變了這一切。然而…… 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政體是獨立自主的，但它的經濟看起來仍然需要外國的貿易、技術和投資。自1949年後中國人口增加了一倍多，這消耗了革命成果。中國的貧窮是顯而易見的，美國人，包括那些闊綽的美國遊客，又一次成了貧窮中國的特殊人群。我們再次跟處於統治地位的中國人密切交往起來，跟他們談生意、交朋友。 我們在20世紀80年代所看到的中國改革是史迪威未能看到的——這是個社會和工業革命的富於活力的交替變化，是鄉村和城市人民渴望的此消彼長。仿佛有一個內置的鐘擺，引導中國就像一個盲人一樣走了一條迂迴曲折的路線，先在農民中間開展平均主義的社會改革，然後轉而在現代技術領域培養出新的統治階層。過去三十多年的歷史所展現的可不是一種單調的穩定。 自巴巴拉·塔奇曼完成此書後，其他歷史學家又有什麼新見解？有關贏得了未來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新見解有很多，但有關20世紀40年代美國戰時努力的卻很少。也許最有價值的研究是邁克爾·沙勒（Michael Schaller）的《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年》（The U.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4]，此書利用了根據《自由信息法案》剛剛解禁的秘密政府檔案。沙勒的研究僅僅加深了美國對戰時中國的意圖和所作所為的幻滅感，而塔奇曼在她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里早已明確傳達了這種幻滅感。 舉例來說，她記載了統率美國駐華海軍的米爾頓·邁爾斯（Milton Miles）中校的工作。邁爾斯走在了美國陸軍的前面。通過1943年4月羅斯福總統所簽署的一個秘密協議，邁爾斯讓美國海軍利用中國自己的飛機向中國運輸軍火，並幫助蔣介石的秘密警察頭目戴笠對其人員進行培訓，從而更好地打擊蔣介石的對手——中國共產黨。邁爾斯好像有童子軍的素質，看上去也很像。他還在海軍軍官學校（U. S.Naval Academy）的時候，朋友們就叫他「瑪麗」，因為他也有酒窩，長得挺像舞台明星瑪麗·邁爾斯·敏特（Mary Miles Minter）。在「自由中國」，邁爾斯統率著2500—3000名美國人。有些幫助戴笠進行反共活動，從事暗殺、投毒、抓捕和鎮壓工作。由於有美國海軍上層的支持，邁爾斯屢次挫敗了史迪威試圖控制他的努力。邁爾斯感到戴笠有種「磁石般的吸引力」，因為他「本身是個自由、民主人士……建立的集中營都是完全合法的……而且他愛自己的母親並支持婦女教育」[5]。據邁爾斯的批評者說，他參加了戴笠主持的集體審判，審判後那些政治犯就被活埋了。這位浪漫而可怕的海軍軍官提前在中國揭開了冷戰的序幕，後來他得了誇大妄想症並於1945年9月被送回美國。中國共產黨對邁爾斯的活動進行抗議是完全正當的。 邁爾斯一事說明，史迪威在中國的戰時努力是怎樣被限制在國民黨的冷漠和中美反革命行為之間的。喬·史迪威這個帶兵高手很想教中國那些被徵募來服兵役的農家子弟們怎樣保衛自己的祖國。他身上體現了我們引以為榮的美國人的優點，如民主和主動盡職。他的經歷說明了一個有天賦又有超人毅力的人能夠取得什麼，以及不能夠取得什麼。 毫無疑問，史迪威很幸運沒有成為中國抗日軍隊的統帥——在史迪威1944年被召回前羅斯福總統曾經這樣建議過。那將使他置身於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中國的愛國情緒正在高漲，而國共戰爭已經開始。這個曾被蔣介石拒絕的（由史迪威統率中國軍隊的）任命將使美國捲入「二戰」後的中國，從而招致一個致命的「超級越南」。即便如此，直到30年後美國才承認了中國革命。 [1] 本序寫作於1985年。——編者注 [2] 全名Joseph Warren Stilwell, Joe為Joseph的簡稱。——編者注 [3] 這句話引自《歷史泛濫》一文（「History by the Ounce」），載於《哈潑斯》（Harpers』Magazine），1965年7月，第74頁。 [4] 該書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於1979年出版。 [5] 這段話引自沙勒著《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年》，第241頁。引用邁爾斯在1945年8月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