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 致謝

很多人對本書都有貢獻，在這裡我對他們的幫助、建議和批評表示誠摯的謝意。首先要感謝約瑟夫·史迪威夫人（Mrs.Joseph W.Stilwell），她准許我使用並引用所有她保存的有關她丈夫的文件和家書，並在我研究這些材料時給予我熱情接待；感謝貝蒂夫人［Mrs.Bettye，前班傑明·史迪威夫人（Mrs. Benjamin Stilwell）］一絲不苟地謄抄日記，並整理好文件；感謝將軍的長女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魯克夫人（Mrs. Nancy Stilwell Easterbrook）以及她的丈夫歐內斯特·伊斯特布魯克（Ernest Easterbrook）將軍，在本書寫作期間他們一直有很多真知灼見並提供了很多信息；要感謝史迪威將軍的妹妹斯圖爾特·瓦爾德夫人（Mrs. Stuart Wilder）提供的回憶情況。 我要特別感謝哈佛大學東亞問題研究中心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在知識上給予指導，抽時間閱讀了原稿並提出了意見；感謝史迪威的高級助手、多年來在很多場合中與其共事的弗蘭克·多恩（Frank Dorn）准將，他提供了跟費教授一樣的幫助，並接連不斷地提供了大量信息；感謝大衛·包瑞德（David D. Barret）上校，1927—1945年他曾在中國服役，大多數時間是與史迪威一起，他給予我的指導十分生動，並真誠地說服我要「淡化個人魅力」；感謝馬歇爾將軍的傳記作者弗里斯特·珀格（Forrest Pogue）博士對我的疑問總是給予及時回答；感謝前中緬印戰區物資供應處主任雷蒙·威勒（Raymond A.Wheeler）中將給予我熱情的關注並幫助安排採訪和引見。 我還要感謝很多曾經經歷了這段歷史中的事件的人，他們親自回答我的問題、給予解釋、回憶那段歷史並提供了各種其他幫助。其中包括：特萊弗·杜普伊（Trevor Dupuy）上校和塞繆爾·格里菲斯（Samuel B. Griffith）將軍，他們不約而同地分別給予這個計劃以最初推動力，那時這個計劃還只是我頭腦中一個隱約的想法；感謝前總參謀部對外聯絡局局長商震、前軍械署長俞大維、前交通部長張嘉璈、原中緬印戰區司令部的霍拉斯·殷（Horace Eng）；感謝原中國遠征軍第三十八師的四位軍官，他們曾參加緬甸戰役，給我提供了作為親歷者的看法和信息；我還要對前駐華外交官們表示感謝，其中負責中國事務的有埃德蒙·克拉布（Edmund Clubb）、約翰·塞爾維斯（John Service，中文名謝偉思）、約翰·培頓·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約翰·愛默森（John Emmerson）、菲利普·斯普拉斯（Philip Sprouse）和約翰·卡特·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感謝他們提供了他們非常了解的事件的情況以及人物情況；此外還要感謝克拉布夫人（Mrs. Clubb）、謝偉思夫人（Mrs. Service），以及文森特夫人（Mrs.Vincent），是她們提供了補充材料；還要感謝羅斯福總統的同事們，這包括艾弗萊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大使、塞繆爾·羅森曼（Samuel Rosenman）法官、班傑明·科恩（Benjamin V. Cohen）以及總統的女兒詹姆斯·哈爾斯台德夫人（Mrs. James Halsted）；感謝緬甸的蒙巴頓伯爵（Earl Mountbatten of Burma），他在百忙之中抽出一個上午並生動地回憶了當時的很多情況；感謝約翰·凱斯威克（John Keswick）和彼得·弗萊明（Peter Fleming）進一步從英國的角度提出了看法，並且熱情地招待了我；感謝曾在中國或者中緬印戰區工作過的記者們，這其中包括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白修德，提爾曼·德定（Tillman Durdin）、布魯克斯·埃金森（Brooks Atkinson）、埃瑞克·塞瓦雷德（Eric Sevareid）；還要感謝下面這些跟史迪威共事過的軍官、朋友，或者有其他關係的人：陸軍五星上將奧馬爾·布萊德雷（Omar Bradley），雅克布·德弗斯（Jacob Devers）上將，馬修·里奇維（Matthew B. Ridgway）上將，邁克斯維爾·泰勒（Maxwell Taylor）上將，阿爾伯特·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上將，弗蘭克·羅伯茨（Frank Roberts）少將，托馬斯·廷伯曼（Thomas Timberman）少將，波特納（H. L. Boatner）少將，托馬斯·阿爾姆斯（Thomas Arms）准將，托馬斯·貝茨（Thomas Betts）准將，克里斯特（W. E. Crist）准將，麥克納里（E. J. McNally）准將，弗里德里克·蒙森（Frederick Munson）准將，亨利·拜羅德（Henry A. Byroade）大使，喬治·德莫特里亞迪（George Demetriadi）上校，小托馬斯·阿爾姆斯（Thomas Arms, Jr.）上校，約翰·馬格魯德夫人（Mrs. John Magruder），西蒙·玻利瓦爾·巴克納夫人（Mrs. Simon Bolivar Buckner），詹姆斯·麥克休夫人（Mrs. James McHugh），保羅·瓊斯（Paul Jones）夫婦，迪恩·拉斯克（Dean Rusk）夫婦，約瑟夫·艾爾索普（Joseph Alsop）夫婦，迪侖·雷普利（Dillon Ripley），理察·揚（Richard M. T. Young），羅傑·希爾斯曼（Roger Hilsman），還有將軍的家庭成員埃利斯·考科斯（Ellis Cox）上校及其夫人、班傑明·史迪威（Benjamin Stilwell）博士以及已故的查爾斯·迪尤爾（Charles Duell）先生。 我要特別感謝切斯特·波爾斯（Chester Bowles）大使使我可以去阿薩姆邦（Assam），感謝瓦特（J. T. Watt）夫婦在那裡給予我熱情招待，還要感謝福坎（J. Phookan）先生的陪護。在台灣所得到的協助要感謝哈里·科里爾（Harry Collier）上校和福克斯·巴特菲爾德（Fox Butterfield）先生，在香港所得到的協助則要感謝美國領事館的阿蘭·懷廷（Alan Whiting）先生和威廉·維特森（William Whitson）上校。 在研究過程中我也得到了幫助，這主要要感謝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軍事部的約翰·泰勒（John E. Taylor）先生和斯坦福市胡佛圖書館的肯尼斯·格萊奇爾（Kenneth Glazier）博士；我還要感謝在史迪威研究方面比我做得更早的查爾斯·羅曼努斯先生，他是三部內容翔實、極具參考價值的中緬印戰區史著作的作者之一，感謝他的熱情接待和闡釋；還要感謝他在軍事史處主任辦公室的那些同事，包括斯戴森·康（Stetson Conn）博士、查爾斯·麥克唐納（Charles MacDonald）先生以及漢娜·齊德里克夫人（Mrs. Hannah Zeidlik）；還要感謝西點軍校戰術與工程學教授托馬斯·格里斯（Thomas Griess）上校；要感謝美國陸軍軍官學校（U. S. Military Academy，即西點軍校）圖書館檔案和歷史部的約瑟夫·奧多奈爾（Joseph O』Donnell）先生；要感謝國家檔案館電影部的里昂·威廉斯（Leon Williams）先生；要感謝國防部副官署辦公室的西摩·龐雷澤（Seymour Pomrenze）先生和他的同事；感謝國防部書刊部（還有其他各種名稱）的凡特（Fant）上校、韋布（Webb）上校、額爾班（Urban）小姐和斯布里格（Sprigg）小姐；感謝海德公園（Hyde Park）羅斯福圖書館前館長伊麗莎白·德魯里（Elizabeth Drewry）小姐、她的繼任者詹姆斯·奧尼爾（James O』Neill）博士，以及其他同事；感謝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口述歷史項目的朱莉·豪（Julie How）小姐和伊麗莎白·梅森夫人（Mrs.Elizabeth B. Mason）；感謝耶魯大學圖書館手稿及檔案部主任赫曼·卡恩（Herman Kahn）博士以及他的助手朱迪斯·希弗（Judith Schiff）小姐，感謝他們幫助我查閱史汀生文件（Stimson Papers）；感謝國務院歷史部主任威廉·富蘭克林（William Franklin）；感謝紐約公共圖書館參考部的工作人員；感謝杜克大學的多拉茜·博格（Dorothy Borg）小姐以及西奧多·羅普(Theodore Ropp）教授，哥倫比亞大學的多克·巴尼特(Doak Barnett，中文名鮑大可）教授，威廉斯學院的詹姆斯·麥克瑞格·波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教授以及斯坦福大學的萊曼·凡·斯萊克（Lyman Van Slyke）教授。 寫作過程中有人閱讀書稿並提出寶貴意見是不可缺少的，否則任何作家包括我的靈感都會枯竭。為此我要衷心感謝我的女兒們以及一位女婿：露西以及戴維·艾森伯格夫婦（Lucy and David Eisenberg），傑西卡·塔奇曼（Jessica Tuchman）以及阿爾瑪·塔奇曼（Alma Tuchman）；還要感謝我的丈夫萊斯特·塔奇曼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