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例話全編 · 肌理說
儲侍御《張谷田舍詩》：「碓喧春澗滿，梯倚綠桑斜。」雖只小小格致，然此等詩卻是儲詩本色。竊謂一人自有一人之神理，須略存其本相，不必盡以一概論也。阮亭三昧之旨，則以盛唐諸家全入一片空澄淡濘中，而諸家各指其所之之處，轉有不暇深究者。學人固當善會先生之意，而亦要細觀古人之分寸，乃為兩得耳。（翁方綱《石州詩話》卷一）
先生（阮亭）又嘗云：「感興宜阮陳，山水閒適宜王韋，鋪張敘述宜老杜。」若是則格由意生，自當句由格生也。如太白云：「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若以「十二樓五城」之句入韋蘇州詩中，豈不可怪哉！不必至昌黎玉川方為盡變也。（同上）
太白詠古諸作各有奇思，滄溟只取懷張子房一篇，乃僅以「豈曰非智勇，懷古欽英風」等句，得讚嘆之旨乎？此可謂僅拾糟粕者也。入手「虎嘯」二字，空中發越，不知其勢利何等矣。乃卻以「未」字縮住。下三句又皆實事，無一字裝他門面。乃至說破「報韓」，又用「雖」字一勒，真乃逼到無可奈何，然後發泄出「天地皆振動」五個字來，所以其聲大而遠也。不然，而但講虛贊空喝，如「懷古欽英風」之類，使人為之，尚不值錢，而況在太白乎？（同上）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一篇，前雲「蹴踏」、「風沙」，後言「騰驤磊落」，而中間特著「顧視清高氣深穩」一句，此則矜重頓挫，相馬入微；所以苦心莫識，寥寥今古，僅得一支遁一韋諷耳。韋諷只是借作影子，亦非僅僅此人眼力足配道林也。此一段全屬自喻，故不覺因而自慨，想到三大禮獻賦時矣。末段徵引翠華，並非尋路作收，此乃正完得「可憐」二字神理耳。（同上）
杜之魄力聲音，皆萬古所不再有。其魄力既大，故能於正位卓立，鋪寫而愈覺其超出，其聲音既大，故能於尋常言語，皆作金鐘大鏞之響，此皆後人之必不能學，必不可學者。苟不揣分量而妄思扳援，未有不顛躓者也。（同上）
宋人精詣全在刻抉入理，而皆從各自讀書學古中來，所以不蹈襲唐人也，然此外亦更無留與後人再刻抉者，以故元人只剩得一段豐致而已，明人則直從格調為之。然而元人之豐致非復唐人之豐致也，明人之格調依然唐人之格調也，孰是孰非，自有能辨之者，又不消痛貶何、李，始見真際矣。（同上卷四）
漁洋先生則起明人而入唐者也，竹垞先生則由元人而入宋而入唐者也。然則二先生之路，今當奚從？曰：吾敢議其甲乙耶？然而由竹垞之路為穩實耳。（同上）
翁方綱提出「肌理」說，肌理就是肌肉的紋理，杜甫《麗人行》「肌理細膩骨肉勻」，翁對詩歌風格的要求，取譬於肌理，即要細密。為什麼要提出肌理說呢？他認為「盛唐諸公之妙，自在氣體醇厚，興象超遠。然但講格調，則必以臨摹字句為主，無惑乎一為李何、再為王李矣。」他認為盛唐的詩，特色是氣體醇厚，指格調，興象超遠，指神韻。明代前後七子學盛唐詩，學它的格調，變成臨摹字句，不行；王士禛學它的神韻，又不免空疏，也不行。因此他想另開一條路。他認為宋朝人繼承唐朝人，另開一條路，就是刻畫抉剔得深，是從讀書學古中來，跟唐朝不同。宋的刻畫抉剔已不留餘地，所以元朝人學唐朝人的豐度，明朝人學唐朝人的格調，但證明都不行。王士禛的神韻，是變明朝人的學格調而去學豐致，也不行，因此他要學朱彝尊的由元入宋而入唐，即從神韻回到宋人的刻抉入理，從讀書學古中來，糾正格調神韻的流弊，使風格趨於細密，內容比較切實，不像神韻派的說空話，音節要求平正，不學格調派的唱高調，認為杜甫的高調不能學、不可學。什麼叫高調呢？就是音樂中的高音。音樂中的高音一聽就知道，詩歌中的高調有時不容易看出來，大概在用韻用字上顯出來，像杜甫的《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就是高調，像「高」字「哀」字聲音都高。
肌理說提倡一種學人之詩，讚美宋詩，說：「宋人之學全在研理日精，觀書日富，因而論事日密。如熙寧、元祐一切用人行政，往往有史傳所不及載，而於諸公贈答議論之章略具其概。」（同上卷四）由讚美宋詩而推尊蘇黃，認為「詩至宋而益加細密，蓋刻抉入理，實非唐人所能囿也，而其總萃處則黃文節為之提挈，非僅江西派以之為祖，實乃南渡以後，筆虛筆實，俱從此導引而出」（同上）。這裡獨推黃庭堅而不提蘇軾，「正以蘇之大處，不當以南北宋風會論之」（同上）。認為蘇超出於宋，因為蘇詩不是學人之詩所能限，所以轉而宗黃吧。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肌理說的優缺點。優點是糾正空疏，使詩寫得有內容，從這些內容中可以反映當時的政事議論；缺點是重視從讀書學古中來，不注意即事名篇以反映當時的生活鬥爭。
他的「學古」學些什麼呢？不像神韻派的側重神韻，格調派的側重格調，認為「一人有一人之神理，須略存其本相」，要研討各家各派的神理本相。在創作上，認為「格由意生」，「句由格生」，要研討由意到格到句。提出「正本探源」，「窮形盡變」，正本即意，盡變即「大而始終條理，細而一字之虛實單雙，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後接筍乘承轉換開合正變」（《復初齋文集》卷八《詩法論》），都要講求，都要「求諸古人」，構成一種切實而細密的風格。
他這樣講究從意到格到組織結構字句音節，使他贊同元稹的《杜君墓系銘》：「有鋪陳排比，藩翰堂奧之說，蓋以鋪陳終始，排比聲律，此非有兼人之力、萬夫之勇者，弗能當也。……即如白（居易）之《和夢遊春》五言長篇以及《游悟真寺》等作，皆尺土寸木，經營締構而為之，初不學開寶諸公之妙悟也。」（《石洲詩話》卷一）他贊成「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認為這是「尺土寸木，經營締構」，就是肌理說提倡的「始終條理」和接筍承轉到用字論韻，對於白居易《與元九書》提出的「風雅比興」，像杜甫的「三吏」、「三別」等名篇，反而不重視，這說明肌理說的局限。
肌理說的著眼點，可用他講《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這詩看：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為家。
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
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
潛匿游下邳，豈曰非智勇。
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
唯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
嘆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里批道：「為子房生色，智勇二字可補《世家贊》語。」可是翁方綱評語，放在藝術手法上，從突出「虎嘯」起，到怎樣勒住，怎樣蓄勢，怎樣逼出「天地皆震動」來，講修辭用字，講得細緻。
再像講杜甫觀曹將軍畫馬圖一首，先寫畫的九匹馬，是實寫；後寫憶昔的三萬匹，是虛寫。對實寫的九馬，用「顧視清高氣深穩」一句來概括，指出用這句來作頓挫，和它所含有的意義，並說明其中有自喻之意，又指出末段是得「可憐」的神理。這樣，聯繫全篇的結構分清虛實，指出其中作為主幹的句子和它的寓意，這也就是肌理說講的「法之立本」和「法之盡變」，看到縝密的肌理。
肌理說注意始終條理到用字辨音，講得縝密，可以救空疏和模擬字句的毛病，這是它的成就。但它要寫學人的詩，不論「立本之法」與「盡變之法」，都要「求諸古人」，這就產生它的缺點。翁方綱用金石考訂為詩，這就離開了詩的正路了。肌理說提出，從立意到結構、造句、用字、辨音，從分賓主、分虛實到蓄勢、突出重點、前後照應等，都要講究，要能夠反映當時的政治事件，構成一種縝密的風格，這是可取的。不過他受到乾嘉時代考證學派的影響，用考證金石來寫詩，對反映生活注意不夠，這就走入歧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