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例話全編 · 格調說
詩以聲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氣按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響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
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亂雜而無章，非詩也。然所謂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於其中。若泥定此處應如何，彼處應如何，不聽意運法，轉以意從法則死法矣。試看天地間，水流雲在，月到風來，何處著得死法。（同上）
《鴟鴞》詩連下十「予」字，《蓼莪》詩連下九「我」字，《北山》詩連下十二「或」字，情至不覺音之繁、詞之復也。後昌黎《南山》用《北山》之體而張大之（下五十餘「或」字），然情不深而侈其詞，只是漢賦體段。（同上）
《九歌》哀而艷，《九章》哀而切；《九歌》託事神以喻君，猶望君之感悟也；《九章》感悟無由，沉淵已決，不覺其激烈而悲愴也。（同上）
《風》《騷》既息，漢人代興，五言為標準矣。就五言中，較然兩體：蘇李贈答，無名氏十九首，是古詩體；廬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是樂府體。（同上）
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朴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閒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同上）
提倡格調說的沈德潛，他不同意錢謙益對明朝前後七子的批評，認為「弘正之間，獻吉（李夢陽）、仲默（何景明），力追雅音」，「於鱗（李攀龍）、元美（王世貞）」，「取其菁英，彬彬乎大雅之章也」。他認為「宋詩近腐，元詩近纖」，獨推明前後七子的詩為「大雅」（《明詩別裁序》），這可以看出他的格調說是繼承明前後七子模仿盛唐格調來的。王士禛看到明前後七子模仿盛唐的流弊，用神韻來救格調，沈德潛看到神韻的空疏，又用格調來補救，因此他講的格調，跟前後七子的模仿稍稍不同，不像神韻的偏重一種風格，不像前後七子的認為詩必盛唐，是想通觀歷代的詩，探索各種風格的流變。因此，他的《說詩晬語》，從《詩經》講起，講《楚辭》、《樂府》、五言詩，一直到唐宋元明的詩，他選了《古詩源》《唐詩別裁》《明詩別裁》《清詩別裁》。他不選宋詩，認為「宋詩近腐」，推前後七子為大雅，說明他對詩的看法，還是繼承明人的推崇盛唐，不過再吸取中晚唐罷了。他初選《唐詩別裁》，對於初唐的王、楊、盧、駱，白居易的諷喻詩，張籍、王建的樂府詩，李賀的楚騷苗裔，都不選，經過大家提意見後才補選，但對李商隱的《無題》詩還是不選，根據他的原選來看，那麼，他的格調說實際上還是跟著明代前後七子走。他對宋詩獨推重蘇軾、陸游，也顯得偏，足見他對於詩論的見解不高。不過從他的選本看，《唐詩別裁》是比較好的，這不決定於他選得好，是他接受了大家的意見，補選了他原來沒有選的詩，才成為較好的選本。他的詩論也是這樣，倘只是推崇明代的前後七子詩，根據明代前後七子的模仿來立論，那就毫無可取了。但他的詩論也像他的《唐詩別裁》那樣，吸取了別人各種較好的意見，雖其中推崇明代李、何、李、王的說法不夠正確，但其中也包括了可取的議論。
他講格調，提出「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不過在這方面只是裝門面，他沒有什麼發明。他注意的還是講格調，講韻律，講抑揚抗墜，講節拍，要從中體會聲中難寫、響外別傳之妙，這就不局限於韻律節拍，要透過韻律節拍來體會情思，接觸到風格，還是講到格調。他講詩法，講起伏照應、承接轉換，但又講神明變化，既反對無法，又不要被法所拘束，還是講格調。從格調歸結到風格上去，要像水流雲在，月到風來，根據各種情意形成各種風格，或動或靜，或彼或此，唯意所適，這樣講格調，就不同於神韻派的側重於一種風格。他講《詩·豳風·鴟鴞》里運用十個「予」字，像「予羽譙譙（狀零落），予尾翛翛（狀壞）」等，用鳥來比自己在風雨飄搖中的處境。《詩·小雅·蓼莪》連用九個「我」字，像「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等，來表達對父母的深厚感情。《詩·小雅·北山》連用十二個「或」字，像「或燕燕（安息貌）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止）於行」等寫勞逸的不平均。韓愈的《南山》詩，用了五十多個「或」字，像「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鬥，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鴝（雉鳴）」等，寫南山各種石頭的形狀。這裡講用字，連用許多個「予」、「我」、「或」，表達情詞的迫切，有了這種迫切的感情，才需要連用重複的字來表達，這是內容決定形式。倘沒有這種感情，只是賣弄知識廣博而連用「或」字，像韓愈的《南山》詩，就只是鋪敘罷了。
他又講到《九歌》和《九章》的風格，有哀艷和哀切的分別，是把風格的差別聯繫到內容來講。又把漢樂府和五言詩分別，就是指敘事詩與抒情詩的不同，聯繫內容來講體制。又就陶詩的影響說，講到王維詩的清腴，孟浩然詩的閒適，儲光羲詩的樸實，韋應物詩的沖和，柳宗元詩的峻潔，注意各家詩的不同風格，這也是格調說與神韻說、性靈說不同的地方。神韻說偏重於講一種風格，性靈說偏重於講表達性靈的詩，不像格調說比較注重各家各派的特色，更有利於多方借鑑，是注意到各種風格的。
聯繫詩的演變、詩的內容、體制、風格來講，所以講得比較平實，可以糾正有些詩論的偏頗。像講孟郊，他認為「孟東野詩，亦從《風》《騷》中出。特意象孤峻，元氣不無斲削耳。以郊島並稱，銖兩未敵也。」認為賈島不如孟郊。元好問《論詩絕句》說：「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認為「揚韓抑孟毋乃太過」。又指出「太白想落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濤浪自涌，白雲卷舒，從風變滅」；「少陵歌行，如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如鉅鹿之戰，諸侯皆從壁上觀，膝行而前，不敢仰視，如大海之水，長風鼓浪，揚泥沙而舞怪物，靈蠢畢集，與太白各不相似，而各造其極。」（同上）像這樣，結合孟郊詩的思想感情和他獨具的風格來評價，看得自然比元好問要全面些。對李白、杜甫的評價，也能夠看到兩人在風格上形成的特點。杜甫比起李白來，更著意於「語不驚人死不休」，所以說李白是「大江無風」而「濤浪自涌」，杜甫是「長風鼓浪」。但注意格調的，對於思想內容方面，也都從格調的角度來看，所以還有注意得不夠的地方，像李白的樂府詩，襲用樂府舊題而要別出新意，也似「長風鼓浪」而異於無風自涌，即有意為之；不如杜甫的新樂府，因事命篇而不與古人爭勝，而自勝於李白，這是講格調的對於詩歌反映生活之廣度與思想之深度的認識有所不足。
另一方面，他的論詩有時不免有些迂腐氣，如論張籍的《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說：「『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系在紅羅襦。』贈珠者知有夫而故近之，更褻於羅敷之使君也，猶感其意之纏綿耶？雖雲寓言贈人，何妨圓融其辭。然君子立言，故自有則。」他明知這詩是寓言，一切比喻都是只能取其某一點來相比，而不能用比喻的全體來相比，這詩只借寓言來表示不能接受李司空之聘，不能因而把李司空看作勾引有夫之婦。《文心雕龍·比興》說：「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用鳥來比淑女，只取其有貞一的德性，並不是罵這個淑女是禽獸。在這方面後起的袁枚就比他超脫多了。沈的《說詩晬語》寫於1731年辛亥，那時袁枚只有十六歲，沈還沒有接觸到袁的性靈說。
格調說雖有它的缺點，但就它借鑑前人的作品，注意廣泛地吸收歷代作品的成就，探討它們的不同風格和內容說，還是有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