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例話全編 · 忌執著

一 杜牧之作《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1) 。」意謂赤壁不能縱火，為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台上也。孫氏霸業，系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2) 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3) 不識好惡。（許 《彥周詩話》） 彥周(4) 誚杜牧之《赤壁》詩，社稷存亡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是措大不識好惡。夫詩人之詞微以婉，不同論言直遂也。牧之之意，正謂幸而成功，幾乎家國不保，彥周未免錯會。（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 【注釋】 (1) 銅雀：台名，曹操所築，在鄴城（今河南臨漳縣）。二喬：江南喬公二女，都極美。孫策娶大喬，周瑜娶小喬。 (2) 生靈：百姓。塗炭：泥塗炭火中，喻苦難。 (3) 措大：指士人。 (4) 彥周：宋時詩話作者許 字。 杜牧的詩說，要是東風不給周郎幫忙，他無法用火攻，那就會被曹操打敗，弄到國破家亡，連二喬也保不住，就是說周瑜的打勝仗是僥倖成功。但許 認為這次戰爭有關吳國存亡，百姓遭難，杜牧什麼都不說，卻只怕捉了二喬，顯得不知輕重，不識好歹。 這裡接觸到怎樣讀詩的問題，如對於懷古的詩，要不要用讀史的眼光來評價呢？就讀史說，國家的存亡，人民的命運，自然遠遠比兩個女子重要。用讀史的眼光來評詩，那麼，詩人只關心兩個女子，而不關心國家和人民，自然也大成問題。 但詩和史論不同，詩是文學，文學的特點是通過個別來反映一般，所謂「言近指遠」，不像史論那樣可以作全面論述。言近，講的是切近的事；指遠，反映出一般的較深遠的意義。這詩詠赤壁，赤壁之戰的主將是周瑜，對於周瑜來說，倘二喬被擄，正說明周瑜的國破家亡。詩人就是這樣用個別的事來說明這一戰關係到國家的存亡、人民的命運，這也就是詩的表達法不同於史論的地方。許 執著史論的見解來評詩，沒有注意到詩同史論的不同，所以「未免錯會」了。 二 唐詩絕句，今本多誤字(1) ，試舉一二。如杜牧之《江南春》雲「十里鶯啼綠映紅」，今本誤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得？若作十里，則鶯啼綠紅之景，村郭、樓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楊慎《升庵詩話》卷八）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2) ，多少樓台煙雨中。」此杜牧《江南春》詩也。升庵謂「千」應作「十」，蓋千里已聽不著看不見矣，何所云「鶯啼綠映紅」耶？余謂即作十里，亦未必盡聽得著看得見。題雲《江南春》，江南方廣千里，千里之中鶯啼而綠映焉，水村山郭無處無酒旗，四百八十寺樓台多在煙雨中也。此詩之意，意既廣不得專指一處，故總而命曰《江南春》，詩家善立題者也。（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 【注釋】 (1) 楊慎要改杜牧詩，不說他自己要改，說是俗本錯了。明朝人往往喜歡這樣說。 (2) 南朝帝王貴族多好佛，興建的寺廟很多，所以有四百八十寺的說法。 楊慎執著「千里」兩字提出批評，認為千里之遠，既看不見，又聽不到，不合適，主張改作「十里」。實際上詩人寫的不是他站在一處看到的景象，是指整個江南春色說的，「千里」正指江南範圍的廣闊。 三 又問：「詩與文之辨？」答曰：「二者意豈有異？惟是體制辭語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飯不變米形，酒形質盡變；啖飯則飽，可以養生，可以盡年，為人事之正道；飲酒則醉，憂者以樂，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凱風》《小弁》之意，斷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詩真可已於世乎？」（吳喬《答萬季野詩問》） 世謂王右丞畫雪中芭蕉，其詩亦然。如「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下連用蘭陵鎮、富春郭、石頭城諸地名，皆寥遠不相屬。大抵古人詩畫，只取興會神到，若刻舟緣木求之，失其旨矣。（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三） 《衛風·河廣》言河之不廣，《周南·漢廣》言漢之廣而「不可泳思」。雖曰河漢廣狹之異乎，無乃示願欲強弱之殊耶？蓋情思深切，則視河水清淺，企以望宋，覺洋洋者若不能容刀、可以葦杭。此如《鄭風·褰裳》中「子惠思我」，則溱、洧可「褰裳」而「涉」。苟有人焉，據詩語以為漢廣於河之證，則痴人耳，不可向之說夢者也。不可與說夢者，亦不足與言詩，惜乎不能勸其毋讀詩也！唐詩中示豪而撒漫揮金則曰「斗酒十千」，示貧而悉索傾囊則曰「斗酒三百」，說者聚辯，一若從而能考價之漲落、酒之美惡。吟風弄月之語，盡供捕風撈月之用。楊慎以還，學者習聞數有虛實之辨（楊有仁編《太史升庵全集》卷四三論《公羊傳》記葵丘之會），而未觸類圓覽。夫此特修詞之一端爾；述事抒情，是處皆有「實可稽」與「虛不可執」者，豈止數乎？竊謂始發厥旨，當推孟子。《萬章》說《詩》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蓋文詞有虛而非偽，誠而不實者。語之虛實與語之誠偽，相連而不相等，一而二焉。是以文而無害，夸而非誣。《禮記·表記》：「子曰：『情慾信，詞欲巧』」，亦見「巧」不妨「信」。誠偽系乎旨，征夫言者之心意，孟子所謂「志」也；驗夫所言之事，墨經所謂「合」也。所指失真，故不「信」，其旨非欺，故無「害」。言者初無誣罔之「志」，而造作不可「信」之「辭」；吾聞而「盡信」焉，入言者於誣罔之罪，抑吾聞而有疑焉，斤斤辯焉，責言者蓄誣罔之心，皆「以辭害志」也。高文何綺，好句如珠，現夢裡之悲歡，幻空中之樓閣，鏡內映花，燈邊生影，言之虛者也，非言之偽者也，叩之物而不實者也，非本之心而不誠者也。《紅樓夢》第一回大書特書曰「假語村言」，豈可同之於「誑語村言」哉？以辭害意，或出於不學，而多出於不思。《顏氏家訓·勉學》記《三輔決錄》載殿柱題詞用成語，有人誤以為真有一張姓京兆，又《漢書·王莽傳贊》用成語，有人誤以為莽面紫而發聲如蛙。視運典為紀事，認虛成實，蓋不學之失也。若夫辨河漢廣狹，考李杜酒價，諸如此類，無關腹笥，以不可執為可稽，又不思之過焉。（錢鍾書《管錐編·毛詩正義·河廣》） 這裡提到詩和文的不同，也是詩和史的不同，就是不能用讀歷史的眼光讀詩，也就是破除執著，避免一些對詩的不正確看法，更深地體會詩的特點。歷史要注意時、地、人所構成的事件，要如實記載，所以這裡比作炊而為飯，但不變米形。寫詩也接觸到時、地、人或事，但與歷史不同，好比釀而為酒，酒的形質盡變。現以《詩經》里的《凱風》和《小弁》這二首的序及詩為例，來看文和詩的不同。《凱風》的「序」：「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詩」：「母氏聖善，我無令（善）人」，「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序」好比飯，可以看到事實，是說有七個兒子的母親要再嫁。「詩」好比酒，看不出事實，只看到讚美母親的善良勞苦，七子自責不能安慰母心。因為寫詩的目的只想感動母親，讓她得到安慰，但究竟為的什麼，詩里根本不講。再看《小弁》的「序」：「刺幽王也。」「疏」：「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太子）宜咎，其傅親訓太子，知其無罪，憫其見逐，故作詩以刺王。」「詩」：「靡（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離於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序」和「疏」講明周幽王寵信褒姒，廢太子宜咎。「詩」里不講事實，只是說仰望的莫非父親，依靠的莫非母親，難道我不是父母的骨肉嗎？為什麼要拋棄我呢？這就說明文（或史）與詩不同，好比飯與酒的不同。即詩里不講事實，而與史不同。 也有詩里講事實，講到時、地、人，但講得跟史不同。如王維《同崔傅答賢弟》： 洛陽才子姑蘇客，桂苑殊非故鄉陌。 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 揚州時有下江兵，蘭陵鎮前吹笛聲。 夜火人歸富春郭，秋風鶴唳石頭城。 周郎陸弟為儔侶，對舞前溪歌白紵。 曲幾書留小史家，草堂棋賭山陰墅。 衣冠若話外台臣，先數夫君席上珍。 更聞台閣求三語，遙想風流第一人。 這詩是寫給崔傅和賢弟兩個人的。說他們是洛陽才子，到蘇州來作客，而桂苑在蘇州，並不是他們的家鄉。蘇州和九江在漢朝屬揚州，因而從蘇州又聯想到九江和揚州。楓樹幾回青，是說他們在蘇州住了幾年。這時期揚州有軍事；蘭陵在常州，富春在浙江，石頭城在南京（這些地方，漢代也都屬揚州），是指這次軍事所涉及的範圍。在這時期，他們兩人照樣對舞、寫字（王羲之曾在曲几上寫字）、下棋（謝安與謝玄下圍棋，用別墅作賭注），非常從容。倘講在地方上做官，先推崔傅；到朝廷上去當屬員（晉代謝瞻因三語說得好，被聘去做掾屬），要推薦賢弟。 這首詩里講到時間，不說兩人在蘇州住了幾年，卻說「九江楓樹幾回青」，幾回青就是幾年，因為要說得形象，所以說「楓樹幾回青」。為什麼不說「蘇州楓樹」卻說「九江楓樹」呢？他們兩人是住在蘇州。因為《楚辭·招魂》里有「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九江在古揚州，又聯繫到江水，所以用「九江楓樹」。這樣又同「目極千里」聯繫，所以說「一片揚州五湖白」，從蘇州聯繫到太湖、九江，加上下江（長江下游）的戰事，風聲鶴唳，就同招魂聯繫起來。這樣，「九江楓樹幾回青」有幾層意思，一是住了幾年，二是「目極千里傷春心」，三是在下江兵事中驚魂初定。歷史上寫時間就沒有這些花樣。這詩里也寫人，不說姓甚名誰，卻說周郎陸弟，說周郎指前一個有周瑜的本事，說陸弟，指後一個有陸機弟弟陸雲的文才，這同歷史也寫得不同。再看寫下江兵事，詩里不講戰事怎樣起來，怎樣影響到常州、南京和富春，只說蘭陵吹笛，常州在吹軍號；鶴唳石頭，南京嚇得風聲鶴唳；人歸富春，不知是不是有人逃到浙江去。歷史上講戰事也不能這樣講的。當然，這首詩主要不在寫下江兵事，主要是借下江兵事來做陪襯，寫出兩個人在這次戰事中的態度鎮靜，依舊歌舞、下棋、寫字，一點不驚憂，顯出兩人的能耐。但從中也可以看出，詩里寫時間、人物和事件，寫得同歷史有多麼不同。真像飯同酒的區別。 弄清楚詩的特點，有利於破除一些執著之見。《詩·河廣》： 誰謂河廣，一葦杭（同航）之！ 誰謂宋遠，跂余望之。 衛女嫁在宋國，被離婚後回衛，想念她的兒子，卻不能渡過黃河去看他，所以說，誰說黃河寬，一葉葦草也可渡過去！誰說宋國遠，踮起腳來也可望到它。是反映她迫切想渡河探子的心情。《漢廣》：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漢水上有游女，不可追求，來比漢水的廣闊，不可游過去。這兩首詩都說到水面寬廣，但不能據此認為漢水比黃河難渡。《詩·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你想念我，我可拎起下裳渡過溱水來找你。這表示對對方的熱誠，並不是說溱水可以隨便渡過去。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其尤酸迂不通者，既於詩求出處，抑以詩為出處，考證事理。杜詩『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銅錢』，遂據以為唐時酒價。崔國輔詩『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就杜陵沽處販酒，向崔國輔賣，豈不三十倍獲息錢耶？求出處者，其可笑類如此。」詩里的酒價，有時夸富，有時示貧，不能作為考證的依據，這正是詩和史的不同。歷史裡記的要求切實可靠，應該是可以根據的；詩里往往有誇張，不能作為根據。說西周滅亡後，沒有老百姓剩下來，是一種誇張的說法。「靡有」這個「靡」（無）字，並非真無，倘認為真無，那就會因這個字而影響對這句話的理解，並因這句話的關係，影響對作者用意的理解，所以說「不以文（字）害辭（句），不以辭害志（用意）」。誇張的說法是虛的，不確實的，但不是說假話，而是表達了作者的真感情，所以讀詩不能以詞害意。 以詞害意，有的是由於知識不夠。像《三輔決錄》里講：漢靈帝在殿柱上寫：「堂堂乎張，京兆田郎。」「堂堂乎張」是《論語·子張》里稱子張的話，這裡是說京兆人田鳳像子張那樣堂堂。有一才士卻說：這是指張京兆和田郎兩人。《漢書·王莽傳贊》：「紫色蛙聲，余分閏位。」是說王莽的政權像紫色蛙聲和閏位，即是偽政權，因為古以赤是正色，紫不是正色；蛙聲比作靡靡之音，不是正音；陰曆每年多餘的日子積成閏月，不是正式的月。有一才士卻說：王莽的皮膚是紫的，聲音像蛙鳴。那也是「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了。 四 山陰閻百詩，學者也。《唐賢三昧集》初出，百詩謂余曰：「是多舛錯，或校者之失，然亦足為選者累。如王右丞詩：『東南御亭(1) 上，莫使有風塵。』『御』誤『卸』，江淮無卸亭也。孟襄陽詩：『行侶時相問，涔陽(2) 何處邊。』『涔』誤『潯』，涔陽近湘水，潯陽(3) 則遼絕矣。祖詠詩：『西還不遑宿，中夜渡京水(4) 。』『京』誤『涇』，京水正當圃田(5) 之西，涇水(6) 則已入關矣。」余深韙其言，寓書阮翁。阮翁後著《池北偶談》，內一條云：詩家惟論興會，道里遠近，不必盡合。如孟詩：「暝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落星灣在南康(7) 云云。蓋潛解前語也。噫，受言實難！夫遙指雲者，不必此夕果泊也，豈可為潯陽解乎？（趙執信《談龍錄》） 李太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按《史記》言：「匈奴左方王將直上谷(8) 以東，右方王將直上郡(9) 以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10) 。」《漢書》言：「呼韓邪單于自請留居光祿塞(11) 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12) 。後單于竟北歸庭。」乃知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抵從雲中、五原、朔方(13) ，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賦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雁門(14) 。」而玉關(15) 與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烏孫所經。太白誤矣。《顏氏家訓》謂：「文章地理，必須愜當。」其論梁簡文《雁門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16) ，大宛月氏(17) 」，蕭子顯《隴頭水》而雲「北注黃龍(18) ，東流白馬(19) 」。沈存中論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謂峨眉在嘉州(20) ，非幸蜀路。文人之病，蓋有同者。（顧炎武《日知錄·李太白詩誤》） 【注釋】 (1) 御亭：在蘇州西。 (2) 涔陽：涔水的北岸，在湖南。 (3) 潯陽：江西九江。 (4) 京水：即河南賈魯河，自鄭縣以上稱京水。 (5) 圃田：在河南中牟東。 (6) 涇水：從甘肅流到陝西入渭水。 (7) 南康：在江西。 (8) 上谷：漢郡名，治所在河北懷來。 (9) 上郡：漢郡名，治所在陝西綏德東南。 (10) 代、雲中：漢郡名。代郡治所在河北蔚縣東北，雲中郡治所在內蒙古托克托。 (11) 光祿塞：在陰山北。 (12) 雞鹿塞：在內蒙古黃河西北岸。 (13) 五原、朔方：漢郡名，五原郡治所在內蒙古五原，朔方郡治所在內蒙古鄂爾多斯。 (14) 雁門：漢郡名，治所在山西右玉南。 (15) 玉關：玉門關，在甘肅敦煌西。 (16) 日逐：匈奴日逐王，統領西域諸國。康居：漢時西域國名。 (17) 大宛、月氏：漢時西域國名。 (18) 黃龍：在河北承德一帶。 (19) 白馬：白馬河，在河北饒陽南。 (20) 嘉州：今四川樂山。 這裡討論詩中的地名問題。上一節里談到詩與史不同，詩中的地名跟歷史上記的地名有時不一樣，如「一片揚州五湖白」，五湖即太湖，唐時的揚州在江都縣，那裡和太湖不相接，所以詩里的揚州指漢朝的揚州，用古地名，所以不能據這句詩說唐朝的揚州接近太湖。這句話里用古揚州，它的用意，是因為詩里談到當時發生戰爭，戰事牽涉到常州、南京和浙江的富陽，都屬於古揚州範圍，所以用古揚州這個地名。可見詩里用的地名，雖說和當時的地名不一樣，也有它的道理，不是可以亂來的。上一節里引王士禛的話，說詩里用地名，只取「興會神到」，也有他的道理。像上引的詩句「九江楓樹幾回青」，忽然用個九江，九江原屬楚地，《楚辭·招魂》里「湛湛江水兮上有楓」，因為想到楓樹，就從《楚辭》聯繫到九江，而九江又正在古揚州，所以一起聯上，這就是詩人的「興會」。但王士禛說這話，還有他的用意，像趙執信指出的，那就不對了。 王士禛選了《唐賢三昧集》，當時的漢學家即精於考證的閻若璩看到詩里的地名有錯字，就告訴趙執信，趙告訴王，王不以為然，後在《池北偶談》里講了，說詩里的地名「道理遠近，不必盡合」。再看看閻提出的三個地名。王維《送元中丞轉運江淮》：「東南御亭上，莫使有風塵。」題目是「轉運江淮」，御亭在蘇州西，正是江淮都運官管理稅務所管轄的範圍，寫成卸亭，沒有這個地方，是錯的。孟浩然《夜渡湘水》：「行侶時相問，涔陽何處邊。」孟浩然在渡湘江時，想到屈原的《九歌·湘君》「望涔陽兮極浦」，就問道不知涔陽在哪裡，這是很自然。倘作潯陽，在九江，那跟渡湘水就毫無關涉，不能拿詩里的地名可以不管遠近來自解了。祖詠《夕次圃田店》：「西還不遑宿，中夜渡京水。」他停在河南的圃田，半夜裡渡過京水西去，倘作涇水，一下到陝西，顯然不對。 顧炎武批評李白《王昭君》「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認為昭君嫁給北方的匈奴，不走玉門關的路，弄錯了。光看這兩句，還不能斷定李白是否真的錯了。因為唐朝人喜歡借漢指唐，如白居易《長恨歌》「漢皇重色思傾國」，借漢皇來指唐明皇。要是這兩句是借王昭君來比唐朝公主出嫁，那麼說「一上玉關道」還是對的。但詩里有「死留青冢使人嗟」，青冢只能指昭君，不能指別人；可見顧的批評是對的。江淹《恨賦》寫得比李白正確。《顏氏家訓·文章》里說：「梁簡文《雁門太守行》，乃雲『鵝軍攻日逐，燕騎盪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暉《隴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類，美玉之瑕，宜慎之。」這話是對的，因為雁門太守在山西，管不到西域各地，即管不到日逐王，更管不到康居、大宛、月氏；隴水在甘肅，流不到河北的黃龍、白馬。但批評「峨眉山下少人行」，卻不恰當。因為峨眉山是代四川，只是說在四川的山路上本是少行人罷了。「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這個峨眉山，就是四川的代稱，所以完全可以的，倘說「太行山下少人行」就不行，因為太行山不代表四川。這說明詩里用地名與歷史不同，但不論用古地名或借用，都有一定的範圍，不能亂來的。 五 苕溪漁隱(1) 曰，「揀盡寒枝不肯棲」，或雲鴻雁未嘗棲宿樹枝，唯在田野葦叢間，此亦語病也。此詞本詠夜景，至換頭(2) 但只說鴻。正如《賀新郎》詞，「乳燕飛華屋」本詠夏景，至換頭但只說榴花。蓋其文章之妙，語意到處即為之，不可限以繩墨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九） 東坡雁詞雲，「揀盡寒枝不肯棲」，以其不肯棲，故云爾。蓋激詭之致，詞人正貴其如此。而或者以為語病，是尚可以言哉！近日張吉甫復以「鴻漸於木」(3) 為辯，而怪昔人之寡聞，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當援引為證也，其實雁何嘗棲木哉？（王若虛《滹南詩話》） 【注釋】 (1) 苕溪漁隱：宋朝胡仔住在湖州，因號苕溪漁隱。 (2) 換頭：詞分上半闋和下半闋，下半闋的開頭稱換頭。 (3) 《易·漸卦》：「鴻漸於木。」說鴻從水邊上升，升到岸上，升到樹上，比喻官位逐步上升。這是比喻，並不說明鴻是棲在樹上的。 胡仔提到有人執著鴻雁的生活習性是不停息在樹上的，便認為蘇軾《卜算子》講孤鴻「揀盡寒枝不肯棲」的話有語病：鴻既然不會棲息在樹上，那就沒有肯不肯棲的問題。這裡接觸到另一理解詩的問題，就是詩的說法不同於科學的記載。詩人抒情，運用比喻誇張等手法，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倘作為科學記載，那就不行。同理，詩人借孤鴻來自比，借鴻雁的不棲息在樹上來比喻自己不肯去投靠人，用的是比喻和擬人手法，所以說「揀盡寒枝不肯棲」，我們正當從中體會詩人自喻的用意，不該把詩同科學記載混同起來。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詩人體物不該違反生活的真實。像「黃河之水天上來」，是由於詩人向黃河上游望去，看到水天相接，寫出他的真實感受；並不在說明黃河的源流，不會引起誤解。像「揀盡寒枝不肯棲」，和雁不棲在樹上的說法是符合的，也就是詩的語言並不是可以違反生活真實而隨便說的。這是又一方面。因此《易經》里說「鴻漸於木」，即大雁從水邊上升，漸漸升到樹上，是不符合真實生活的，是不恰當的。但「黃河之水天上來」，符合我們的感覺，是可以容許的，這就是詩要求生活真實而不同於科學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