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產業革命 · 第三章 產業革命和工人

我們尚須指出產業革命對勞動條件和工人階級命運所起的最初作用是什麼。僅把描繪工廠無產階級的圖畫和描繪工廠主貴族的圖畫兩相對比是絕不足以做到這一點的。因為，我們的注意力應當不僅集中在工廠上面，而且還要注意工廠的側面及其四周。雖然大多數體力勞動者長期處在大工業之外，但他們自始就受到大工業的極大的影響。 （一） 工人對機器的敵視。1779年蘭開夏的騷亂。約克郡中的動亂（1796年），西南地區中的動亂（1802年）；拉德黨的騷動（1811—1812年）。為請求禁止使用機器而向議會交涉；紡紗工人和梳羊毛工人的請願。這些請願都被拒絕受理。 起初，這種影響是令人可怕的。我們知道機械化的出現，在工人中引起了怎樣的疑懼和憤怒的情緒。工人反對機器以及一般地反對各種技術革新乃是這一整段歷史上最著名的插曲。可是，這並不是某一時期、某一國家所特有的事件。需要提到那些屢經引用的，帕平輪船被富爾達船夫所毀壞以及雅居阿爾織機被裡昂絲綢工人所搗碎的事例嗎？甚至今天，雖有一連串的發明和改進所養成的新習慣，但工業設備的改革還碰到工人方面的某些抵抗，這是不足為奇的。 1 他們的態度被人以進步的名義和以合理的政治經濟學的名義譴責過幾多次啊！這種態度被人稱為無知和野蠻又有多少次數啊！然而，這種態度是極其自然的。因為工人的唯一資本就是勞動力和職業上的技能，凡旨在降低這個或那個價值的東西就是剝奪他的一部分所有。機器的最大好處及其存在理由就是它能在勞動力方面實現節約。但是，工人可以很有理由地認為這種節約是因損害他的利益而獲得的。對這種通俗非難的傳統答辯是，機器通過降低價格就刺激消費：需求的增加就加速工業的發展，歸根到底，勞動力不但不被淘汰，反而在擴大了的或增多了的工廠里又找到向所未有的眾多的位置。然而，這種推論即使已被長期經歷證明為正確的，但也不是工人們所能理解的，如果他們第一次碰到機器的話。他們的唯一想法就是：他們必須和占優勢的競爭作鬥爭，他們中間大多數人就要沒有工做，至少他們的工資會降低。如果我們不考慮得到機械化的直接後果，而考慮它在一個多世紀以後的全盤結果，那麼，這種驚慌未必會如同人們所相信的那樣沒有根據。即使工人們用暴力反對的方法來阻礙進步，並違反公共利益，而對於他們自己卻無任何好處，難道就應該唯一地責怪他們愚笨和蠻橫嗎？難道不應該責怪社會制度嗎？在這種制度下，生產的增加會跟著發生——即使時間不久——生產者貧困的增加，而那些旨在減輕人類勞動重負的發明物反使勞動者的生活困難更加沉重。 工人們還未學會認識自己痛苦的真正原因。他們只懂得一樁事：機器有剝奪他們生計的危險。他們從而認定必須破壞機器。我們不打算再談發明家的不得人心以及他們所遭受的迫害。他們之中有些人已經想要贊成工人的見解或偏見，如果人們喜歡「偏見」這一用語的話。勞倫斯·厄恩肖在哈格里夫斯之前十年就製造了一架紡紗機，但一造好他就把它毀壞了。他說他不願意剝奪窮人的謀生手段。 2 但這種無私，而且是被誤解了的無私，即使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少見的。對發明家們所加的暴行，一般是損害他們的人身比較損害他們的計劃為大。機械設備適應著實際的和迫切的經濟需要。此外，它對擁有必要的資本創辦企業的人們還提供無可比擬的賺錢的乃至發財的機會。工人們在無益地打擊發明家時，觸及到關心維護和擴大機械化的工廠主階級的利益。工人們的直覺行動仍然是一樣的，這就是攻打工廠和粉碎機器。 在機械化出現很久以前，破壞工具已經是無秩序罷工中慣常的事件。可是，在織襪工人們起來反抗工廠主、打碎編織機的時候，並不是為了禁止使用它。他們並不恨編織機本身，而是恨擁有編織機的人。他們把編織機當作是貪婪的資本家的財產來破壞的，因為資本家向他們抽取極不公道的費用，織機租費。此外，工人們也破壞貨物，這種情形清楚地顯示出他們的意圖。有些織布工人曾因在其受僱的工場裡或者強行進入他人的家裡撕毀或焚燒織物而屢次被定罪。 3 但從十八世紀後半葉起，反對機器的騷亂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 為了制止這種騷亂而特別頒行的第一個法律是在1769年。此前不久，一個坐落在萊姆豪斯的、按照荷蘭當時所有的鋸木廠模樣建造的機器鋸木廠被群眾沖入而打毀了。 4 這項法律正是在發生於倫敦大門口的這件事的影響下通過的。幾乎與此同時，布萊克本工人把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多軸紡紗機打爛並迫使他逃到諾丁漢去。無論單獨一個人或者一夥「不法的、叛亂的」人群把安裝著機器的建築物故意毀掉，都按重罪論處，犯罪人被判以縱火罪——死刑。 5 這種嚴峻的措施並沒有阻止騷亂的再發生，隨著使用機器的推廣，騷亂就越來越頻繁和越來越嚴重。1779年，在機械化發展最快的地方，亦即是說在蘭開夏，這種騷動達到令人驚慌的程度。 6 當時韋奇伍德正在動亂爆發的地區，他在他的通信中為我們留下了一個具有直接證明價值的記述：「我們在來這裡（博爾頓）時，走過肖本特以後，在路上遇到一群人。我想他們約有五百人。我們向其中一人打聽他們逢到什麼時節聚集那麼多人，他對我們說，他們剛剛毀壞了幾架機器，並且打算在全國這樣做。因此，這裡人們得到通知，必須預計他們明天來訪。鄰近的工人們已把能夠找到的一切武器都聚集起來，並且正在鑄造子彈和準備火藥以便明晨進攻。理察·克萊頓爵士 7 剛帶來一則消息說，他此刻在城裡，目的是和居民商量有關採取保護居民的辦法。我想他們已經決定立即派人到利物浦去請求駐紮在那裡一部分隊伍到這裡來。」 8 韋奇伍德所遇到的只是鬧事者的前鋒。「同一天的下午，一個坐落在喬利附近的、按照阿克賴特方式組織起來的大工廠（阿克賴特是該工廠的所有者之一）遭到他們的攻擊。廠房的位置只容許他們從一條狹路進來；多虧這樣的位置，該廠廠長才能通過幾個鄰居的幫助，打退攻勢，暫時救下了工廠。進攻者中有兩個當場被打死，一個溺死了，好幾個受了傷。這群人沒有火器而且也沒有預料到這樣一種猛烈的遭遇。他們惱火了，發誓要報仇。因此，他們把星期日的一整天和星期一的上半天用來搜集槍械和子彈……。那時，布利奇沃特公爵的礦工們，還有其他工人，都同他們結合起來，有人對我們說他們的數目達到八千人之多。這八千人擂著鼓，舉著旗幟向他們星期六曾被打退的那個工廠開去。他們在那裡碰到理察·克萊頓爵士率領一批由五十個殘廢軍人所組成的警衛隊。一小撮人在這幾千狂人面前好幹什麼呢？在暴徒徹底破壞一個價值一萬鎊以上的工廠設備時，他們——殘廢軍人們——不得不撤退了，不得不充當觀眾的角色 9 。星期一的那一天就是這樣過去了。星期二早晨，在離開博爾頓前不久，我們聽到他們的鼓聲是在離此兩英里左右的地方。他們公開的意圖是，奪取博爾頓城市，以後再奪取曼徹斯特和斯托克波特，並從那裡開向克羅姆福德，不僅要在這些地方而且要在全英格蘭打壞機器。」 10 阿克賴特在克羅姆福德已經做了防禦準備。 11 同樣的騷動在好幾處同時發生；羅伯特·皮爾在阿爾薩姆開設的印花織品廠遭到了猛攻，機器被打碎並被扔到河裡。 12 鎮壓是迅速而有力的：從利物浦派來的隊伍毫無困難地驅散了鬧事者。有幾個被捉住、解到該郡大陪審團去審理、被判處絞刑。 13 但大多數人均免於任何懲罰。輿論對於他們雖然不能說是同情，但也是寬大的。中產階級或者由於思想守舊，或者由於害怕工資降低而要以救貧稅的相應增加來彌補， 14 所以對於機器幾乎和工人階級表示同樣的敵視。在梅洛爾村里，當牧師在講道台上影射到新近的動亂並因感化其教區居民而譴責動亂的時候，有位老自耕農起來向這位倒霉的布道者說道：「先生，您最好專心於您的經文講說而不要迷失在這些世俗事務之中。」 15 另一方面，該郡保安審判官在普雷斯頓舉行季度會議時，通過一項與民眾偏見顯然相反的決議：「機器的發明是國家的幸福。在一個郡里消滅機器僅僅是使機器轉移到另一個郡里去。如在大不列顛全境內頒布一項反對機器的一般禁令，那就只會有利於加速它在外國被人採用，而大大損害英國的工業。」 16 事實上，1779年的騷亂之後，跟著發生了一些企圖通過合法方法來獲得禁止紡紗機的活動。以前是有過先例的。1552年有一項法律禁止使用gig mill（刺果起絨）， 17 1623年有一道國王諭示禁止採用造針的機器。 18 這些措施雖然符合舊工業立法的專斷精神，但其目的，與其說是保護勞工，倒不如說是保證產品的優良品質，因為傳統製造方法上的任何改變都被認為會使產品質量受到危害。紡紗工人在1780年向下議院提出的請願書中援用過這種陳舊的論據。 19 但它並未產生大的效果。他們的有關失業和工資降低的訴願是較為正當的。 20 但這種訴願可以從商業因美洲戰爭所造成的一般蕭條方面得到解釋。 21 負責審查這項請願的委員會把它批駁了，其所依據的理由，與蘭開夏長官們的理由相同。 22 同時，在曼徹斯特出版了一本由這些長官之一，多爾寧·拉姆斯博瑟姆所寫的小冊子，他用「貧民之友」的名義署名。 23 他試圖向工人們解說他們遭受危機痛苦的真實性質。他向他們指出這種危機基本上是暫時的。「工業上因機器所造成的任何進步，對於某些人起初都有一些令人不快的後果……。大約十年前，在多軸紡紗機出現時，老年人、兒童、所有不易學會操縱新設備的人們，在一段時間內都感到痛苦。」印刷機的發明，其最初的結果難道不是破壞抄寫者的職業嗎？「我們新近看到的這種動亂，這種叛亂性的騷動意味著什麼呢？這些向議會請求取消機器或者請求對機器課稅的請願又意味著什麼呢？這無疑是請人把我們的手砍掉，把我們的咽喉割斷。」 24 棉紡工業的迅速發展及其人員的相應增加，大大促進了這種新思想的傳播。這項工業的工人中對機器的敵視，不久就讓位給完全相反的感情。 25 這種敵視在毛紡工業中保持較久，因為毛紡工業的改變較不容易。類似蘭開夏所發生的那種暴行，在西區和西南區也發生過不止一次。1796年，約克郡中某些紗廠里不得不駐上軍隊；1802年，起毛機的使用，在威爾特郡和薩默塞特郡中引起了嚴重的動亂。 26 這些騷動之後總是跟著殘酷的報復，但在同拿破崙作戰的危急年頭中，尤其是在宣布大陸封鎖之後，常常又發生這種騷動。《射利》（Shirley ）的著名記錄中有攻打一個紗廠的敘述並記有對於這些動盪年頭的回憶。 27 但是，在這有許多錯綜複雜力量相互作用的時期中，事實就隨著變得非常錯雜，以致一項專門而深入的研究就成為正確解釋這些事實所必需的。在1811年和1812年中，拉德黨的騷動使中部工業區陷入恐怖狀態並使利物浦勳爵政府感到重大的不安。拉德黨的騷動是一種與反對機械化的叛亂完全不同的東西。同時，英格蘭北部的剪羊毛工人常常破壞機器，因為他們指責機器使他們的工資降低了。英格蘭中部地區的織襪工人 28 搗碎織機，是僅僅使用慣常的對抗工廠主的鬥爭方法。 29 這兩種工人主要都是由於下述事情而受到損害的：因對法國戰爭的延長而造成的非常情況，因1810年起大陸封鎖嚴格執行而使英國貿易的自由擴張受到阻礙，以及因糧食供應困難和食品價格不斷上漲所造成的饑饉。這些地方性的暴動，雖然幾乎匯合起來發展成為一種工人起義，但並不專門屬於大工業的歷史。 30 在反對機器的騷亂又開始時，人們卻看到向議會請願的手段又被人採用了，雖然棉紡工業工人已經認識到請願沒有用處。1794年，梳羊毛工人們提出了反對使用卡特賴特梳毛機的請願書。他們的請願書提出很巧妙，起初得到相當順利的受理；但老闆們馬上便提出工業最高利益與國家利益本身是同一的不可反駁的理由。當然，老闆們又一次地獲得了勝利。 31 幾個月以後，亦即在威爾特郡的騷動時，議會收到許多反對使用剪毛機，尤其是反對使用gig mill的訴願。這種機器與1552年法律所禁止的機器是否是同一個東西呢？它們之間大概只是名字相同而已。 32 這並未阻止工人們堅持請求執行這項已不適用的法律。 33 雖然第一次被駁回了，但當議會對毛紡工業進行大調查時，他們又再來請求。調查記錄是和1806年的寶貴報告書一道公布的。但是，委員會的結論是和他們的請求相反的。「正式的證據證明，並且有幾個請願人自己也承認：過去有過一些恐懼，與今天使用起毛機所形成的恐懼相似，它出現在人們第一次使用一些機器的時候，這些機器今天被人公認為在紡織工業中是很有利的，它們所做的各種工序以前是用手完成的。這些恐懼在不久之後就消失了，使用機器也逐漸固定下來了，似乎並沒有改變工人們的狀況，也沒有減少他們的人數。」 34 這種樂觀主義是否充分地考慮到那些被機器剝奪了位置的工人們的痛苦呢？這種痛苦雖然是暫時的，但仍然是殘酷的。然而，他們試圖對機械化的發展進行反對並不是補救的辦法。這種反對無論是基於直覺的抑或經過思考的，或者是和平的抑或是強暴的，顯然沒有任何成功的機會，因為它違反事物的必然性。它有時能夠產生唯一的結果就是迫使工廠主們關心那些被失業所激怒的工人，並致力於為他們尋找工作，以防再發生那些會威脅自己的生命財產的騷亂。 35 （二） 工廠的人員。工人憎惡工廠勞動。雇用婦女和兒童。大工業以前的兒童勞動。紗廠中的教區學徒；學徒的痛苦：羅伯特·布林科的例子。車間的不衛生；工廠的熱病。工廠主的無限制的權力。 對機器的不滿也混雜著對工廠的怨恨。怨恨所引起的憎惡是易於理解的。對習慣於家庭勞動的或者習慣於小作坊工作的工人來說，工廠的紀律是不能忍受的。在自己家裡工作，雖然工資微薄使他不得不付出整天長時間的勞動，但他可以隨意地開始工作或停止工作， 36 沒有一定的時間限制，他可以任意地安排工作，來來去去，停下來休息一會兒，甚至在他喜歡時可以好幾天不工作。 37 在作坊老闆家裡工作，他的自由雖然較小，但還是大的。 38 他不覺得他同老闆的關係被一道深淵隔開，所以這種關係保有著人與人間私人關係的性質。他並不受一種嚴格不變的規則的束縛，也不像一個機輪那樣被捲入無靈魂的機械裝置的不停運轉之中。參加工廠工作，那就正如進入兵營或監獄一樣。因此，第一代工廠主常常感到很難招僱到人員。 39 如果他們沒有這種被大地主的侵占而從農業趕到工業、從鄉村趕到城市的移動人口，那麼，他們就會感到困難更大。還有一些工人被高額工資所吸引，也從王國的最窮地方，從愛爾蘭的沼澤地區和從蘇格蘭或威爾斯的山區里出來了。 40 所以，起初工業勞動力是從那些被殘酷剝奪了生計的人口中，或者是從那些因工業對其提供優於其原有地位的人中招雇得來的。 在紡織工業中，工廠主對於這種令其為難的問題找到了另一個解決辦法。這個辦法就是大批雇用婦女，尤其是兒童。 41 紗廠工作容易學會，而且只需要很少的體力。對於某些工序來說，兒童的矮小身材及其手指的纖細卻成為機器的最好助手。 42 人們喜歡兒童還有其他的理由，更有決定性的理由。兒童的軟弱是溫順的保證。人們可以毫無困難地使他們處在一種為成年人所不願輕易屈從的，即被動服從的狀態。他們的工錢非常低，有時給他們極少的工資，這種工資是成年工人所賺工資的三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不等； 43 有時，僅僅給他們食宿就算是唯一的報酬。最後，他們還受到學徒合同的約束，合同使他們要留在工廠里至少七年，通常是到他們成年時為止。儘可能地雇用兒童和相應地減少工人人數就是紗廠主的明顯的利益。蘭開夏的最初一批工廠滿是兒童。羅伯特·皮爾爵士的工廠里同時有一千以上的兒童。 44 這些可憐兒童中的大多數是孤兒院的貧窮兒童，是那些負責養育他們的教區所供給的，可以說是出賣的。特別是在機械化的最初時期，當時工廠還建在城市之外，往往離城很遠的地方，工廠主們在其鄰近地方很難找到其所需要的勞動力。在教區方面，它們只希望擺脫其孤兒院的貧窮兒童。 45 真正的買賣合同就在紗廠主和救貧稅管理人之間簽訂了，這種合同對雙方當事人都是有利的，但不對兒童有利，兒童被當作商品 46 處理的。 47 五十、八十或一百兒童整批地被出讓了，並像牲畜一樣被裝運到工廠去，在那裡，他們要被關上好多年。這樣的教區為了把交易做得更好，就規定買主必須按二十分之一的比例接受白痴兒童。 48 這些「教區學徒」起初是工廠中使用的唯一兒童。工人們不願意把自己兒童送到工廠去，是很有理由的。 49 不幸得很，他們的抵抗無法持久，被饑寒所驅，只好順從那使他們起初很害怕的做法了。 我們必須簡要追述這種可惡行為方面的唯一值得為之開脫的情節，就是對兒童的強制勞動並不是一件新的罪惡。在家庭作坊里，對兒童進行剝削不啻是件十分自然的事。在伯明罕鐵器商家裡，學徒從七歲起就開始； 50 在北部和西南部的織工家裡，兒童在五歲甚至在四歲時就從事勞動，如果人們認為他們能夠用心和順從的話。 51 那時人們對於這種事情不但不表示氣憤，反而認為那是值得讚美的。亞蘭湯推薦設立一些像他在德國所看到的那種工業學校 ，在這種學校里，有二百個小女孩子在一個女教師的嚴格控制之下不停地紡績，她們必須保持絕對的沉默，而且，如果紡得不很好或不很快，還要受到鞭打。他補充說道：「在那個國家裡，凡有最多孩子的人就是生活得最好的人，可是在這兒，孩子越多就愈窮；那裡，孩子使父親發財，這兒，孩子則使父親陷入乞丐狀態。」 52 笛福在訪問哈利法克斯時，因看到四歲兒童像大人一樣地謀生而感到驚嘆。 53 威廉·皮特關於兒童勞動的言論，雖被米舍勒用其慣常洋溢的感情和語言當作犯罪來譴責，完全是公認見解上的一種通俗說法。 54 是不是可以說在舊工業中，兒童總是固有意義上的學徒呢？換句話說，他是在學手藝而不是像在工廠里那樣做苦工呢？但是，真正的學徒身份只在兒童達到享受這種身份的年齡時才能開始。在好幾年裡，「學徒」在工人旁邊只起著無報酬的或者報酬很少的助手作用。是不是可以說，他是在對他身體發育不太不利的條件下生活著的呢？但是，我們必須想想家庭作坊在衛生方面的情形。是不是可以說，學徒受到仁慈的對待，而沒有做超過力量的工作呢？但是，父母自己在需要的刺激下，有時也顯得極端的苛求，即使沒有顯出最苛刻的老闆的樣子。 55 即使帶有一些保留條件，也必須承認最初的那些紗廠中「教區學徒」們的命運是特別悲慘的。他們在老闆（老闆把他們關在與任何可以感到他們痛苦的見證人隔得很遠的孤立的廠房裡）的任意擺布之下忍受著無情的奴役。他們的工作日，除去完全耗盡他們的力量以外，是沒有別的限制的：工作日持續到十四、十六乃至十八小時之多， 56 而且，工頭的工資是隨著各個車間裡所做出的活計來升降的， 57 所以工頭不允許他們緩慢一點時間。大多數工廠給與四十分鐘來吃主餐或僅有的一餐，其中約有二十分鐘是被用來擦機器的。 58 為了不使機器的運轉停頓下來，工作往往夜以繼日地、毫不間斷地連續下去。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被組成一些輪班小組：「床鋪從未冷過。」 59 事故極其尋常，特別是在接近過長工作日的終了時，這時，兒童由於疲勞而半睡了，但還未離開工作，於是手指軋斷了，四肢被齒輪碾碎了，事故層出不窮。 紀律很殘酷，如果可以把發揮無名的粗野辦法以及隨意加在無防衛的人身上的殘酷行為稱為紀律的話。一個名叫羅伯特·布林科的工廠學徒，關於他所受的痛苦有一個著名敘述，這個敘述令人不寒而慄。 60 他是在1799年同一群約有八十個男女兒童一道被送往諾丁漢附近洛達姆這個地方的，那裡的人們只願意使用鞭子。真是，從早到晚，不但為了糾正學徒們的極其輕微的錯誤，而且還為了刺激他們勞動、為了使他們在疲勞過度時保持醒覺，都用鞭子。 61 在利頓工廠里，事情卻是另一種樣子：一個名叫埃利斯·尼達姆的老闆，用拳頭、腳踢、馬鞭來打兒童；他的惡行之一在於用指甲掐他們的耳朵，掐得相當厲害，以致把耳朵掐穿了。 62 工頭們更壞。他們中有一個名叫羅伯特·伍德沃德的，發明一些巧妙的折磨辦法。他想出，把布林科的兩隻手腕吊在一個動作著的機器上，機器的來回擺動使他不得不把腿彎下去；使他在冬天幾乎光著身子勞動並且肩上背著很重的負擔；銼去他的牙齒。這個可憐的孩子挨了那麼多的打，他的頭上儘是創傷。為了醫治他，人們就先用一個瀝青帽子把他的頭髮粘下來。 63 如果那些因這種殘酷行為而受害的人企圖逃跑，人們就把他們腳上釘上腳鐐。好多人想自殺。一個少女乘監視鬆懈時跑去投水，因而獲得了自由，老闆把她辭退了，「因為害怕這種事例會傳染開來」。 64 毫無疑問，並不是所有的工廠都是這樣的情況，但是，這樣情況並不像想像的恐怖的情形一樣少， 65 而且在十分嚴格的監督制度尚未設立時，這種情況常常發生。 66 即使沒有惡劣的待遇，但勞動過度、睡眠缺乏，以及強加在發育期中兒童身上的那種工作，就足以損害他們的健康並使他們的身體變形。再加上食品壞而不足，黑麵包、燕麥粥以及變味的豬油。 67 在利頓密爾，學徒們常常為了同工廠院子裡所養的肥豬爭搶豬槽內的食物而進行搏鬥。 68 工廠一般是不衛生的，工廠的建築師對於衛生和對於美觀同樣是不關心的。天花板很低，以期儘可能地少占空間，窗戶狹小並且幾乎經常關閉著。 69 在紗廠里，那些細碎的飛花像雲彩似地飄蕩著並鑽到肺里去，久而久之就造成最嚴重的病害。 70 在紡麻廠里，人們使用濕紡法，那裡，水汽滲透了空氣並浸濕了衣服。 71 擁擠在不流通的、夜間被燭煙污染的空氣里，往往發生一種類似斑疹傷寒的傳染性的熱病。這種「工廠的熱病」的最初病例是1784年在曼徹斯特近郊被人發現的。 72 它在很短時間內就在大多數工業中心流行起來並造成許多死亡。最後，車間和寢室的混雜，引起了道德腐敗的危險發展，尤其是在童年時期， 73 而且不幸的是，一些老闆和工頭的不端品行助長了道德敗壞，他們往往乘機去肆意滿足其卑鄙的本能上的欲望。 74 通過這種腐敗和痛苦、野蠻和卑鄙的混合，工廠就把地獄的全景擺在清教徒式的良心面前了。 75 在對這些可怕的學徒歲月的折磨進行反抗的人中，許多人保留著折磨的傷痕：脊柱歪斜了，四肢被佝僂病弄彎了或者被機器事故弄斷了。「面孔灰白而虛腫，身材發育不充分，腹部膨脹」， 76 這些全是被稱為傳染病的受害人，他們以後的身體很容易遭到傳染病的感染。他們的精神道德狀況並不好，他們在離開工廠時是無知和腐敗的。在悲慘的奴役期間，他們不僅沒有受到任何種類的教育，而且，甚至於沒有獲得謀生所必需的職業知識，雖然學徒合同上有明文規定的條款。他們除去長年累月被束縛在機械上的這種工作以外，什麼也不會。 77 因此，他們被斷定始終仍是普通工人，像農奴固著在領地上那樣固著在工廠里。 不應以紗廠中學徒的狀況來判斷大工業中全體工人的狀況。然而，即使對成年人所加的壓迫沒有同樣令人憤慨的殘酷性質，但成年人也過著非常難受的生活。對於他們來說，勞動時間也太長，車間裡人太多且又不衛生，也受暴虐的監督。老闆的專斷如不用暴力手段就往往使用欺詐手段。工人最常抱怨的弊病之一就是：為了延長工作日（工作日的每一分秒對於廠主來說都是每日贏利的一部分），廠主就一點一滴地掠奪他們一部分的休息時間。在午飯時，工廠的時鐘突然奇蹟般地快起來，以致必須在規定時間真正到來之前五分鐘或十分鐘又開始勞動。 78 有時，辦法比較簡單和不虛偽：吃飯時間和下班時間由老闆隨意決定；而且不許工人攜帶鐘錶。 79 這裡，人們發現了那些歸咎於機械化的禍害的真正原因，即資本家的無限制的絕對權力。這種權力是在大企業剛開始的時代被人承認和容許，並同赤裸裸的粗暴一道顯露出來的。老闆像在自己家裡一樣，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不允許辯解。他有酬付其工人工資的義務，這種工資一經給付，工人就再也沒有什麼可以要求了。簡而言之，老闆對自己權利和義務的見解就是這樣。有人詢問一個紗廠主是否為其害病的學徒進行治療，他回答道：「我們車間雇用孩子，是得到他的父母的同意的，我們答應對一定的工作支付一定的工資。如果這項工作沒有完成，孩子就由其父母負擔扶養。因此，學徒在害病時就沒有享受救助的保證，難道不對嗎？如果老闆照料他，那就是老闆的純粹的恩惠。」其實，不依靠這種純粹的恩惠，倒是聰明的。有人又問他，什麼原因使他夜間停開機器，他說是為了讓水蓄積在貯水池裡，因為鄰近的河裡沒有足夠的水流。「假如河裡有比較充足的水量，您會接著開夜工嗎？——開，只要生意很賺錢。——如果不是沒有水，也不是生意滯銷，那就沒有什麼東西會阻止您日夜開工，是嗎？——我知道並沒有會被人用來阻止我這樣做的法律。」 80 只要法律沒有變更，這是無須回答的。 （三） 工人的生活狀況：工人的收入。——統計資料的不充分及其解釋上的困難：我們的結論只是近似值。1770年和1795年的工資：普遍的上升，農業工資和工業工資間的差距日益增大。工業的吸引作用。但這種上升因勞動力的過多而連續下降：織工的例子。婦女和兒童的低工資。 亞當·斯密的一個門人在1797年以下列的言辭闡明體力勞動者的地位：「只能提供自己的勞動，亦即非物質的財產來換得土地的實在而可見的產物的人，只能通過每日的努力來供給自己每日需要的人，是被自然斷定要幾乎完全處在其僱主的自由支配之下的。」 81 在產業革命開始以前，情形也是如此。我們已經看到西南部的織工們、倫敦的裁縫們、諾丁漢的織襪工人們不得不聽任那些把家庭勞動分配給他們的製造商們的任意擺布。同樣地，農村短工的命運則是掌握在農場主和地主的手中，農工同時以依靠每日工資為生的工人資格又以基於寬容而住在他人土地上的僱農資格從屬於他們。工人和資本家的對立（我們不能過於強調這一點）的存在比產業革命早了好幾百年。但是這種對立還未顯得那麼清楚。一方面，工廠主亦即工廠和機器的所有人擁有的勢力比其一切前輩所擁有的勢力更可怕：他有資本，而且通過人類勞動的積累又迅速增加起來；他的機械設備好像一大群奴隸為他效勞，而且任何反對機械設備的鬥爭都是悲慘而無益的。另一方面，工人在這種不可抵抗的勢力面前覺得自己比歷來更加軟弱。他通常不能爭論人們所出的工資多少，他和老闆之間至少有一種單個地、不是自由磋商合同的外貌。在大工業制度下，個體勞動合同只是達到奴役個人的手段，因為他成為消失在人群中的一員，或者如人們喜歡說的成為參加軍隊的一個士兵，他必須服從共同的條件，不管他是否願意。 這些條件是怎樣呢？這些條件和那些加在大工業以前的或工廠以外的工人身上的條件是否有所不同？這些條件怎樣影響著那還雇用好多工人的小工業的工資呢？這些都是最重要的問題，人們希望能對這些問題提供確切而圓滿的解答。不幸得很，不僅我們從事研究的這個時期的統計資料，就連所有先於十九世紀大調查和定期普查之前的時期的統計資料，也都極不充分，因而使用是有困難的也是靠不住的。索羅爾德·羅傑斯的《物價史》的最後一卷 82 沒有任何有關工業工資的情報， 83 對於這一著作，人們可以提出不止一個批評。 84 一些值得信賴的觀察家如阿瑟·揚和農業部的通信員的現場記載的數字，伊登為其《貧民狀況》這一不朽著作而從1790至1797年所搜集的數字， 85 那些很大部分分散在議會公文中的數字，最後，我們直接在那些奇蹟般地逃脫廢紙命運的、現今供歷史學家系統研究的 86 幾個古廠家的賬簿里所發現的數字，這些卻提供著顯然準確的保證。不過，那是不夠的，因為一當人們將其分門別類時，很大的缺陷就出現了：有些整個地區和整個時期仍不清楚。基於這些不完全的材料所得出的結論必然會引起我們的懷疑，特別是因為我們知道工資和價格在地區與地區間有那樣的懸殊， 87 一當人們想從這些最可靠的數字得出平均數和一般統計資料時，這些數字就變成近似的數字了。然而，我們只好滿足於這種粗糙的近似值，但不誤解它的價值，也不忘記這種真實性只是部分的和局部的。 資料的不充分增加了解釋資料的困難，即使資料比較豐富和可靠，這種困難仍然是很大的。如果我們想要知道的，不是名義工資，亦即不是對於某一期間或某一工作所付給的錢數，而是帶有代表購買力的實際工資，我們就會碰到一個困難而複雜的問題。問題的解決只有通過許多材料的比較才能得到。首先必須知道一個月的、一個季度的、一整年的工資總數是多少，以及工資因自願不工作或被迫失業而減少到怎樣程度。一個工人的報酬可能是很好的，但如果他不每天工作，就會賺得很少。必須知道他的職業以外是否有些資財，這是鄉村工人的情形。或者，他比較寬裕，耕種一塊土地或在公有土地上放牧一頭乳牛；或者，他很窮而得到教區的救濟。必須知道丈夫、妻子和子女對於家庭年度預算各自提供的份額。假定問題的這一部分解決了，可是另一部分仍然同樣困難的。必須針對工人家庭的收入表作出種種支出的項目表。要做到這一點，僅僅只知道食品和住房的價格就夠了嗎？如果我們不知道什麼是消費者在習慣上和需要上實際消費的食品及其有關情況， 88 那麼，這個價格表就會使我們了解不到多少東西。總而言之，要能夠得出結論，就必須擁有大量的調查材料，可是除去現代的以外，我們幾乎總是缺乏材料。的確，我們只能了解現象間的粗糙的外部關係。例如，我們可以找出行業與行業之間名義工資的不同，及其在某一期間內的變化，以及這一或那一食品價格有無關聯性的變化。有時碰到這些現象跟著一條相當明顯表示出來的路線前進，因此可以得出一個直接的結果，例如，在物價高漲而工資還未增加的時候，或者在情形相反的時候。但是通常，解釋現象是困難的，而且，不管人們作了怎樣努力來克服困難，還是有點武斷的。若不藉助於記事性的文件，解釋就不可能了，這種文件也許不大精確，但比起不完全的統計資料往往較為準確。 現在讓我們來努力陳述一下那些主要事實吧。在大工業出現以前和以後，最明顯的事實之一就是工業工資比較農業工資優越。 89 1770年，一個農工在冬天每星期賺得五至六先令，在夏天每星期七至九先令，在收穫時期可以賺到十二先令， 90 但是在必然有限的時期之內和幾個地區之中。在這同一時期，一個曼徹斯特的棉布織工每星期賺得七至十先令， 91 一個利茲的呢絨織工每星期賺得八先令左右， 92 一個埃塞克斯郡里布倫特里的粗毛呢織工每星期賺得九先令， 93 一個威特尼的毛毯織工或者一個威爾頓的地毯工人每星期賺得十一先令或者更多一些。 94 梳羊毛工人由於人數少，有專門技能，無疑地也由於早有組織，所以在紡織工業的工人中享有得天獨厚的地位，每星期很容易賺得十三先令。這種工資在全英國幾乎是一樣的，因為梳羊毛工人有流浪的習慣，到一個個城市去找活計做，並且他們之間到處互相支援。 95 霍爾斯黑的高爐的司爐每星期約賺十二先令，羅瑟勒姆的鐵匠每星期賺十三先令，謝菲爾德的刀匠每星期賺十三先令半， 96 紐卡斯爾的礦工每星期賺十五先令， 97 斯塔福德郡的陶器工人根據各人的專長每星期賺得八至十二先令。 98 在工資最少的工人中，應當提到那些被製造商殘酷剝削的機器編織工人。萊斯特郡的機器編織工人在1778年每日勞動十五小時每星期只能賺五先令六便士；諾丁漢的機器編織工人們訴苦說，他們從計件工資中扣除了一切歸由他們自己負擔的車間費用之後，勉強剩下四先令半作為一整個星期的勞動報酬。 99 但是，即使在這種被暫時危機所加重的極端情況之下， 100 這種名義工資也幾乎未降到大多數農業工人在一年的三分之二時間內正常賺得的工資之下。 在十八世紀末，這種懸殊不但被保持著，而且還顯著地增加了。在社會經濟方面發生了那麼大的變化的這二十五年或三十年之內，農工的工資增加了很多：冬天每星期七至八先令、夏天八至十先令，這已成為通常的價格了。 101 但是，工業工資增加得更快。1795年，曼徹斯特、博爾頓、伯里和卡萊爾等地紗廠中所用的工人，雖然常常整天失業，還平均賺得十六先令一星期。 102 那些技術工人如花布印染工人每星期賺得二十五先令。 103 伯明罕、沃爾弗漢普頓和謝菲爾德的冶金工人每星期賺得十五至二十先令。這就是博爾頓和瓦特付給他們工人的工資。 104 這些高工資可以通過紡織工業和冶金工業的繁榮狀況以及這些工業設備和方法等改變後的迅速發展來獲得解釋。人們不難了解這種工資對農村人口所起的吸引作用，同時，許多其他原因已在促進農村人口脫離土地了。 不應當從我們剛才所提到的數字中急於得出結論說，大工業降臨的結果就是工資的普遍上升。這種上升像我們不久就要看到的那樣，不是實際的而是表面的，而且，在大多數工業中，上升之後跟著就是悲慘的下降，特別是因為一些好年頭勞動力的流入量比較大。英國織工們的悲慘的苦難就是這樣開始的。在紡紗機剛一發明之後，全英國還沒有足夠的織梭來把多軸紡紗機和水力紡紗機所紡出的紗變成布， 105 那時，他們處在有利的地位，可是這種有利地位為時並不久。1792年這一年對於織布工人來說，標誌著這一暫時繁榮的最高峰。織粗棉布和斜紋布的工人每星期賺得十五至二十先令，織天鵝絨和細棉布的工人每星期賺得二十五至三十先令。 106 但是下一年，棉紡工業的危機對於他們的工資起了直接的影響。在博爾頓，製造商們為了限制可怕的失業擴大，就對在家勞動的工人一致規定一個最大的工作量，即相當於每星期十先令的工資。 107 從那時起，下降便繼續下去。1792年，一個工人織一匹天鵝絨得到四鎊的報酬，至1794年只得到兩鎊十五先令，1796年只得到兩鎊，1800年是一鎊十六先令。同時，布匹的長度卻增加了，不是織四十碼而要織五十碼。一個熟練工人每天勞動十四小時，一個星期好容易才能賺得五六個先令。 108 怎樣說明這種下降呢？1793年的危機，顯然只是偶然的原因。在這個時期，工業的這一部門不會有機器同手工勞動競爭的問題。機械織機的使用還未普及，所以工人在向議會提出訴願時一點也沒提到這種事情。造成勞動力價格下降的東西，僅僅是勞動力的過多。織工人數起初是不夠的，但後來增加過分了，而且那些新來的人中有很多是農民，這些人慣於滿足低工資並且準備毫無怨言地聽從製造商的苛求。 109 他們被前一時期的高工資吸引到工業中來，工資下降就加速了，這是競爭決定的，不久又被機械化加重了。 在各方面都比棉紡工業落後的毛紡工業中，同樣的原因也產生了同樣的結果，但較為緩慢。除去幾個得天獨厚的地區中以及一些完全出於地方性的原因之外，從不曾有過能夠比得上棉紡工業的發達所帶來的那種工資的上升。1796年，利茲織工每星期的工資升到十八先令， 110 威爾特郡的某些地方的工資達到二十一先令， 111 但其他各處幾乎都沒有超過十一或十二先令。 112 下降也較不顯著，即使在法國大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時期也是一樣。但統計所未提到的事情，就是在工業已經停止發展而活力似乎正在慢慢減退著的若干工業中心中，例如諾里奇，長期地方性的失業已經成為一般的禍害了。最熟練的工人得到計件工資制度的贊助，還能夠謀生，但卻損害了大多數的平庸工人，後者再也找不到工作了。製造商們從中得到好處。有一個證人在1806年的特別委員會上陳述：「在約克郡中，製造商們保持著多於其能雇用的工人人數的三分之一，他們把這一點作為規章制度，因此，我們不得不在一年之中有些時期沒有工做。」 113 這樣，從十九世紀的最初年代起，人們就聽到織工們的悲慘的怨聲。他們的不滿已經通過暗中鼓動和經常向當局呼籲表示出來了。 114 然而，他們還遠未達到可怕的貧困狀態，這種狀態在三十年後才使他們成為身受產業革命之害的工匠的典型事例。 機械化對織工的影響僅僅是間接的，但對其他工人的影響卻是直接的。這些工人中有梳羊毛工人，雖然梳羊毛工人在紡織工業工人中老早就形成為一種高傲的得天獨厚者。 115 卡特賴特的發明物降低了他們職業技能上的公認價值，同時也結束了他們的自命不凡。他們的工資不久以前還高出於織工工資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現在差不多降到相同的水平。 116 梳毛機的使用只在很久以後才普及。 117 僅僅威嚇要使用這種機器，就成為老闆手中的一種阻止要求和粉碎反抗的武器。剪毛機的發明，對於另一類技術工人，即剪呢絨上長毛的工人，產生同樣的結果。他們在有落到普通工人——機器的奴隸和助手——的等級的危險時，參加了1811至1812年的流血暴動，這就表明他們的焦慮和憤怒。 最低的工資照例總是婦女和兒童的工資。所以工廠中使用女工和童工總是優先於男工。通常，教區兒童是得不到現金工資的。只要給他們吃住就行了。其原因，我們是知道的。至於那些不住在工廠里的學徒，當然要給他們工資。在紗廠里，他們擔當落紗工和接線工 118 的任務，按照年齡每星期得到一至四先令。 119 用多軸紡紗機或走錠精紡機紡紗的女工所賺的工資並不很多：每星期五先令似乎已經是最高額了。 120 不管我們覺得這些工資怎樣微薄，但可以肯定這樣工資至少是和前一時期的工資相等的。 121 婦女和兒童的勞動以前從未成為那樣需求的對象。但是，這種廉價的劣等勞動力的逐漸普遍使用構成了成年男工的真正危險。這種危險是機械化的發達所引起的，以後，機械化又把這種危險排除了。隨著機械設備的發展，設備的使用也逐漸變得更加不易。不久之後就得廢棄車間裡滿是學徒的制度。這裡和一切大變革中的情形一樣，尤其是過渡時期對於個人來說，滿是困難和痛苦的。然而，過渡時期延續了好幾年，這個時期是痛苦的同樣也是富有生產力的，雖然它有其可靠的好處，但也應該受到群眾的本能上的詛咒。 （四） 工人的生活狀況：工人的支出。戰爭所引起的物價高漲：1795至1802年的饑饉。工人和農民的食物。住房：工業城市的貧民區。工人收支表上的長期赤字。 特別加重禍害的東西，就是1793至1815年英國所經歷的危急時機。我們看到大多數工業中的名義工資的增加，仍然與戰爭所引起的物價高漲不相稱。英國諸島已從國外輸入一部分為其居民所消費的食品，特別是糧食。食物的輸入從1770年以來就大大地增加了。 122 從此以後，海商正常行程上的些微阻礙就足使英國人民處在饑饉的威脅之下。十八世紀頭兩個三分之一的時期，是一個糧食比較豐富和生活低廉的時期。 123 正是這個時期，「舒適」這一新詞彙、新事物，同皮鞋和白麵包一道，不僅出現於中層社會而且也出現於下層社會。1765至1775年這幾年，在普遍幸福的進展上標誌著一個停頓時期。國家遭到連年歉收，遍地響起了對食物騰貴的怨言： 124 小麥價格，自1710年以來很少超過四十五先令一夸脫，並且好幾次降到二十五先令以下，可是，到1773年夏天，在倫敦市場上竟漲到六十六先令。 125 好多地方發生了騷動，磨坊、店鋪、市場遭到群眾的侵占和搶劫。 126 不久之後，物價雖然下跌，但從未回復到前一時期的水平。中等收成往往足以造成局部性的饑饉。1783年人們看到一個事例：斯塔福德郡中爆發了騷亂， 127 韋奇伍德的《對陶器出產地年輕居民的演說詞》正是在這騷亂的時候寫的。當1793年英法大戰開始時，工人階級的狀況已因這種情況而相當不穩定了。 在這次戰爭的頭兩年中，外部事件對於食品的行市並無很重要的影響。1792年，小麥每夸脫價值四十七先令，1793年只漲到五十先令，1794年到五十四先令。但在1795年和1796年中，年成不好造成了空前的高漲。平均價格超過了八十先令。在1795年8月，達到一百零八先令。 128 在這個可怕的危機之後，跟著就是一個暫時平靜的時期：特別好的收成比對鼓勵穀物進口所採取的措施 129 更能恢復富饒。1797年，一夸脫小麥值六十二先令，1798年是五十四先令；有一時候，行市甚至降到五十先令以下。可是在1798—1799年嚴冬時期，價格又高起來了，比以往更加厲害：1799年漲到七十五先令八便士，1800年到一百二十七先令，1801年到一百二十八先令半。 130 這簡直是饑荒價格：四磅麵包賣到一先令十便士，亦即五便士半一磅。議會受到無數請願者的質問，它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調查， 131 並設法謀求糾正禍害的辦法。為了食用而把全部可以動用的穀物儲備起來，人們關閉了酒坊和澱粉廠； 132 懇求個人將麵包消費量縮減到最必要的程度；建議用獎金來鼓勵馬鈴薯的種植。 133 那使圈地的必要手續更加簡便和花費更少的1801年法令也是基於同一的意圖通過的。人們希望通過農業的發達來避免饑饉的再發生。唯一可以結束這種情況的辦法就是大多數英國人民所極力要求的締結和約。倫敦的初步談判的第二天（談判的消息受到狂喜的歡迎），小麥價格跌到七十二先令，以後跌到六十六先令。 134 但是，和平帶來的好轉，正如和平本身一樣，也是暫時性的。而且，這種好轉也是完全相對的：1802年的價格似乎是公道的，這種價格的再度出現被視為是一種恩澤，可是，它正是三十年前引起騷亂的價格。 不僅穀物價格，而且一切必不可少的食品價格都漲到窮人不能負擔的程度。在1770至1775年這幾年中，肉類每磅價格是三至四便士，乾酪每磅是三便士半，啤酒每加侖是八便士，馬鈴薯每蒲式耳是一先令至一先令四便士； 135 在1795至1800年這幾年中，肉類每磅價格按照各地區是五便士、六便士和八便士；乾酪每磅是七至八便士；啤酒每加侖是十至十二便士；馬鈴薯每蒲式耳是二至三先令，而且，這是壞年頭開始時的價格，那時小麥還只八十先令一夸脫。 136 但是，按照我們的意見，想要藉助於這些近似的數據來作成一個物價的曲線總圖表，那會是一種魯莽的企圖，只有損害科學的誠實性才能實現這種企圖；況且，在物價的變動和工資的變動之間作出數學上的比較，很可能有僅僅成為一種騙局的危險。我們必須求助於直接的證據、具體的記述，這才能使我們了解英國工人在十八世紀末的生活狀況。 阿瑟·揚在法國大革命前夕訪問法國時能夠畫出一幅完全有利於他的國家的人民的貧困和痛苦的圖畫：他的著作的每一頁上都顯出英國那時高出於法國和大陸各國的這種值得羨慕的優越性的驕傲感情。差別肯定是大的，但不可把它誇大了。在英國農村中，農工們住的和穿的都比法國好，沒飯吃的時候也比較少；但是他們的通常飯食絕不是美好的。在南部諸郡中，他們往往一年到頭只吃麵包和乾酪。在北部，他們都吃一樣澆上脫脂牛奶的大麥粥或燕麥粥。 137 馬鈴薯種植的推廣，在英國雖比法國早得多， 138 但它在人民食用上所占的位置還是不定的，在這個地方很重要，可是在那個地方卻幾乎沒有。 139 另一方面，我們驚奇地看到茶的消費量在十八世紀的增加， 140 這時，茶已成為一切感到啤酒太貴的人的慣常飲料。最窮的人寧喝不加糖的茶也不喝啤酒。但是，肉類僅在稀有的時候才出現在餐桌上。 141 漢普郡的長官們在1795年希望農業勞動者能夠每星期至少吃三次肉，這是在表達一種距離實現似乎很遠的願望。 142 城市工人們在這方面的享受比較好一點。對他們來說，肉類已經不是奢侈的肴饌。 143 如果他們能夠縮減啤酒和杜松子酒的消費，就一定可以更常常地買肉吃。但是，不應忘記酒精中毒（英國老早就受到酒精中毒的損害）既是貧困的結果又是貧困的原因。在稿薦酒店（straw-houses）里，幾個便士就可以喝得爛醉，而且那裡，店老闆還對不能轉回家去的顧客 144 免費供應一張新稿薦作臥榻，這種酒店的存在不能被視為工人階級的一種幸福的徵兆。在饑饉年頭中，狂飲並未按照公共災難的增加程度減少著，工人們繼續喝著杜松子酒，可是他們家裡只有麵包和發霉的馬鈴薯來養活子女。 145 產業革命並不是這些痛苦的原因，1800年工業的英國比起1789年鄉村的法國所感到的痛苦是較不殘酷的。在使用機器導致縮減或不用勞動力的範圍內，產業革命可能加重了痛苦。但是，它的影響比較直接和比較悲慘的地方卻是有關住房的問題。工業中心的迅速增大，其直接結果就是人口過多及其引起的最壞的後果。1800年以前，曼徹斯特已經有了一些帶著狹窄、污穢小巷和破爛房屋的工人區，而且房間不夠容納那些擠在一堆的、虛弱而憔悴的人口。許多人住在不透空氣、沒有光線的地下室里。我們在1793年的一份醫療報告書里看到：「在本城的某些地方，地下室非常潮濕，以致必須將其視為絕對不宜於居住的……。我看到不止一個工人家庭由於住在這些有水從牆上流出來的地下室里一個短時期就有人病死了……。貧苦人民對於窗戶不足，特別感到痛苦。熱病就是窗戶不足的慣常結果，而且，我常常看到一些沒有別的起因的肺癆病例。」那些為新來旅客宿夜的下等客店是同樣有害健康的：「這些店家所呈現的可怕景象是難以形容的：晚間從鄉村來到的住客往往睡在一張前一住客留下的寄生蟲會帶來傳染病的床上，或者睡在一張僅止幾小時以前還躺著一個因熱病致死的屍體的床上。」 146 博愛主義者和改革家在五十年後擺在吃驚的公眾面前的那幅圖畫，比起這個情景更慘。 147 隨著工業城市的增大，禍害愈加擴展，即使不是更加嚴重，但其性質和原因仍然是一樣的。 不管住的和吃的怎樣不好，英國工人還未達到按照物價上升的比例來縮減其支出的地步。最常見的是支出超過收入。在危機時期，一個稍微多點人口的工人家庭的收支表幾乎經常有赤字。 148 為了彌補這種虧空，他們就不得不求助於賑濟：因此，關於英國工人階級生活狀況的研究，若不談到救貧院（workhouse）和恤貧法，那就不完全了。 （五） 公共救濟。伊麗莎白時代的恤貧法，實施上時而放寬時而嚴格。十八世紀末博愛思想的影響。住所和強制居住法，這項法令所引起的流弊。這項法令的廢除（1795年）。現金救濟：吉爾伯特法（1782年）。基於公共災難和害怕人民造反的理由而採取的特別措施：斯皮納姆蘭法（1795年）。教區津貼保證最低限度的收入。這種制度造成工資的減少和貧困的加重。 恤貧法始於伊麗莎白時代，是英國立法上最獨特 149 的項目之一。 150 它的最初目的同那些成為其繼續和結果的措施的目的一樣，似乎是制止討飯和流浪，同樣也是減輕貧困。它是基督教的仁愛感情的標記，同時又是強烈的社會成見的標記。施捨就是行善和贖罪的觀念，它導致了不分青紅皂白地廣施救濟，但它並不排斥對於接受施捨的人的懷疑和恐懼。因此，在實施這項法律方面就時而寬大時而嚴格。最常見的是嚴格占優勢。其目的在於消滅危險的職業討飯階級，因為在十六世紀中葉，這個階級已經發展到了可怕的程度。 151 強加在所有受救濟的人（但因殘廢而成為絕對無能力的人不在其內）身上的勞動義務是由嚴厲的處罰所確保的：第一次犯懶惰罪就是鞭打或送入感化院；如果再犯，就是鞭打和烙火印。 152 後來，收容貧民的救貧院 與其說像救濟院，不如說像監獄。人們依靠它所引起的恐怖，使那些尚未降到最貧程度的人不敢接近。 把這種不人道的苛刻性賦予這種慈善機構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的組織上狹隘地方性。各個教區都想只救濟本區的貧民而排斥那些新來的人，因為它把他們視為僭越的人。無疑地，有些教區力求損害其他比較富庶或較不吝嗇的教區而擺脫自己身上的負擔。 153 正是為了糾正這種流弊才在1662年頒布住所法。 154 凡變更居所的人都得依職權而被送回其法定住所所在地的教區。驅逐令是根據救貧稅管理人的請求、由兩個保安審判官宣布的。採取這種措施，並不因為被驅逐的人已經陷於赤貧狀態而提出立即給予救助，並不因為他的來臨成為遷住地的教區的負擔，只要這種或然性被認為有可能時就夠了。 155 這項法令固然保護著教區的利益，可是，花了怎樣的代價啊！整個工人階級被剝奪了最基本的自由之一，遷徙自由。如果一個農工因為沒有工作而想離開自己的村莊，那麼，當他到了另一個地方時，他就有被當作「可能成為負擔」 156 而遭受驅逐的危險。這樣他的唯一謀生機會便被剝奪了，而且，人們為了擔心要救濟他而迫使他陷入無可挽救的赤貧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公共救濟或私人救濟就成為他的唯一的解救辦法。這項法令大概未必被實施，但常常受到應用，在某些情況下還被應用得非常殘忍：「上星期天，我來到城裡時，看到一個駭人聽聞的事例：一個垂死的可憐人被人放在一個二輪車上把他運走，免得教區要負擔埋葬他的大筆費用。另一個天天可以碰到的事例就是一個即將分娩的婦人的事例，人們冒著兩條性命的危險去驅逐她，以免小孩生在教區境內。」 157 含有這種憤怒抗議的演說是1773年的事。差不多與此同時，亞當·斯密猛烈地攻擊一個被他認為是極端荒謬的制度。 158 可是，在人們決心改革這種制度之前，二十年已經過去了。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有產業革命的不可抵抗的推動力。勞動力的自由流通是大工業的根本的需要。大工業只有破除住所法，只有通過人口向城市移動才能得到發展。這種移動太普遍，太強大，以致不能用個人手段予以阻止。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大工業愈益不耐煩地感到那些障礙還在對抗它的進展。純粹人道的理由所未能獲得的東西，最終同那以放任主義為基礎的功利理由相協調了。威廉·皮特在下議院裡說道：「住所法阻礙了工人到他可以根據最有利的條件出賣其勞動力的市場上去，同時也阻礙了資本家雇用那能為他所投的資本帶來最高報酬的能幹人。」 159 1795年法令把地方當局預防性的驅逐權撤銷了，只有沒有生計的、確實成為公共救濟養活的人，才應被送回他的原籍去；如他生病或患有殘疾，他有延期的權利。 160 這樣就結束了企業所受的束縛以及工人階級所受的難忍的壓迫。從此以後，勞動力的流動就充分了，就人來說，比起資本和商品雖然不是呆滯的因素，但人也得受供求法則的支配。 與這一改革的同時還有另一項改革，後者的結果較不美好，雖然有好的意圖指使它。這就是發給現金救濟（補助金）用來彌補工資之不足。其實這個辦法並不是新辦法，可是，法令不但不鼓勵它，反而老早就力圖禁止它。1723年，地方當局甚至受命建築救貧院並且不准對不願入院的貧民給予任何救濟。 161 雖有這項法令，教區在某些情況下仍然繼續發給院外救助。這樣，教區就避免了全部擔負那些雖然不是任何辦法都沒有的，但還不夠生活下去的家庭。但是，這只是一種寬容而已，在許多人看來，這是一種流弊，是對懶惰和放蕩的鼓勵。 162 十八世紀後半期，對貧民的嚴酷放鬆了好多。這裡，人們認出這種偉大感傷思潮的作用對於歐洲人的思想起了多麼深遠的影響。貧困不再被人認為僅是無遠見和墮落的通常後果，而且，社會人士一想到那麼多的不應該受的痛苦就感動起來了。 163 這種新思想在1782年法令即通稱為「吉爾伯特法」里得到了表現。 164 這項法令在改善公共救濟行政管理的同時，採用一些較不嚴格、更加寬仁的規定。它准許教區救濟壯健的貧民而不強迫其進入救貧院，因為救貧院應該留給兒童、老人和殘廢人。救貧稅管理人應為貧民在農場裡找工作，如工資不夠維生，就該從救貧稅里提出補貼。 165 這樣，國家似乎不僅承認了勞動權而且還承認了生存權。 166 這些規定在全英國並不是同時發生效力的，因為吉爾伯特法承認地方選擇權的原則，教區可以自由遵從這項法令，也可以堅持先前的法規。形勢導致這已開始了的運動的完成。在十八世紀末，饑饉造成了可怕的貧困的再發作。要減輕禍害和危險，應該怎樣辦呢？這就是1795年5月擺在那些在斯皮納姆蘭村 167 佩利坎酒店裡集會的伯克郡長官們面前的問題。食物漲價所引起的普遍窮困在英格蘭的西南部已被毛紡工業的危機所加重了。這一危機雖被認為是暫時性的，但實際上已經顯出無可挽救的衰落的開始，永遠剝奪了鄉村居民的慣常收入之一。騷亂已在市場上爆發了；人們到處搶劫貨棧和商店。 168 為了研究情況和設法補救而召開的會議 169 同意「貧民階級狀況需要比其以前一般所得的救濟還要更多的救濟」。這些救濟要成為公平的，就應當同食品價格一道變動。人們製作一個一覽表，根據小麥價格的高低來估計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收入：「當一加侖（重八磅十一盎司）用二等麵粉做成的麵包值一先令的時候，凡能勞動的貧民每星期應有三先令來供其自己的需要，不管他是以自己的勞動或其家屬的勞動得來這筆錢，還是他從教區方面領到津貼。另外，為了養活妻子和家庭的成員，每人還應有一先令六便士。當一加侖麵包值一先令六便士的時候，他自己每星期應有四先令，他的家屬每人應有一先令十便士。以後就按此比例這樣繼續下去，但每當麵包價格漲一便士時，對他自己就增加三便士，對他各個家庭成員就增加一便士。」 170 這就是被稱為斯皮納姆蘭法的有名的決定。它事實上具有法律的效力，首先在其本郡，不久之後就推行到全王國。 171 斯皮納姆蘭法在其建議人的思想上，只是一種應變的辦法。這個辦法很可能主要由於害怕人民造反而制定的，因為法國大革命的景況使得紳士階級要加以考慮了。不管怎樣，所定的原則卻是非常大膽的。伯克郡的長官們宣布每人都有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的權利：如以自己的勞動只能賺得一部分生活資料，其餘的應由社會付給他。 172 1782年法令中已經暗含有這一原則，這次被明白地表示出來了。它幾乎馬上就獲得了法律上的認可，因為1723年法令被廢除了，並且准許在一切教區內發給院外救助。 173 公共救濟上的這項改革對於工人階級的狀況一定會起著最顯著的，雖然不是最美好的影響。 這一改革的深得人心並沒有什麼可以令人驚奇的。英國那時所經歷的危機可以說已把貧窮與赤貧的分界線磨滅掉了。窮困不僅在受到圈地法和鄉村小工業衰敗之害的農民中間是大的，而且在作坊的和工廠的工人中間也是大的。請求救濟的數目很大。人們可以從救貧稅的迅速增加上看出來。救貧稅在1785年是二百萬鎊，到1801年增到四百萬鎊，1812年到六百五十萬鎊。 174 對於許多以前靠自己努力設法為生的家庭來說，教區的錢現已成為它們正常的而且必不可少的收入了。阿瑟·揚寫道：「對於請求教區救濟，從前在人民中間有著一種遏止不住的憎惡。人們看到有些人為養育大家庭而奮鬥，從不請求救助，這種精神現已完全消失了……。」 175 這種表面上寬仁的政策，其首先的悲慘的結果就是，英國工人變成了乞丐，遭受了布施的墮落的影響：「這就是受救濟者與教區之間的永續的鬥爭，一個力求領得最多、勞動最少，另一個則僅在保安法庭的判決強制支付的時候才決定付錢。從此產生的禍害是不可勝數的：一切勞動觀念和節約觀念都被從根底上切斷了，在貧民知道，如果自己不能養活自己，教區就應該養活他；另一方面，無論他能怎樣勤勉和節約，他也沒有達到自立的最遠大的希望。」 176 這樣，給予貧困人的救濟就變成了一種對懶惰的獎勵和對未來置之不顧。 177 毫無疑問，這種制度雖有基本的缺點，但是也許多虧它，才達到了追求的目的。對人民痛苦帶來了立即的緩和就避開了對騷亂的恐懼。英國順利地在相對安定的狀態下渡過了拿破崙戰爭的危急年頭。同時，在歐洲革命和戰爭中間繼續開展著的那一偉大的經濟運動，多虧新的恤貧法才把若干使其進展延遲的障礙搬開了。在某些地區中，教區發給救濟金使得反機械化幾乎完全消失了，因為救濟金部分地補償了工業前此所提供的家庭勞動的工資的損失，而且比工資又有不費任何努力的好處。人們看到鄉下紡紗女人自己粉碎了自己的紡車。 178 事實上，這種制度是靠損害其想要加以救濟的人而發生作用的。有產階級在抱怨救貧稅的負擔越來越重的時候，忘記了自己是在那裡支付一種防止革命的保險費。工人階級在滿意於人們給它的那點微薄津貼的時候，並未覺察到這筆錢是從自己正當所得的總數中預先提取出來的。因為現金救濟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把工資保持在最低的比率上，甚至把它降到工資勞動者最基本的需要以下。 179 農場主或工廠主依靠教區來補足他們給予工人的那筆錢和工人用以維持生活的費用之間的差額。他們把可以很容易推到大多數納稅人身上的費用加在自己身上，原因何在呢？在受教區救濟的人那方面也滿意於低工資就業，這種廉價勞動力對沒有津貼的勞動力進行著一種令人支持不住的競爭。 180 人們得出這樣的似非而是的結論：所謂救貧稅，對老闆來說就是一種節約，對不向救濟機關請求任何救助的勤勞工人來說就是一種損失。利己心的殘酷作用使得慈善的法律變為無情的法律。 這種制度對農村人口起了最不幸的影響。 181 它把圈地法已經著手的事情加以完成了：貧困和閒散終把那將農人固著於土地上的最後紐帶破壞了，並把漠視自己、完全喪失獨立性的、氣餒的農民推入城市無產階級的行列了。工業人口受到地方性貧困的禍害似乎不深，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得到工業的發展和較高的工資率所保護。但它仍然常有失業的危險，失業立即引起求助於教區的救濟及其最壞的後果。因此，教區救濟就使自己的影響普及於整個工人階級並在各處都產生同樣的結果，造成比其緩和的還要更多的不幸，好像奴役和屈辱器械那樣壓在英國人民的身上。有產階級在危機時期中的安寧以及英國的海外光榮、納爾遜和韋林頓的勝利，都是以這一代價換得的。工業資本主義的巨大財富正是建築在恤貧法的、一半是從公眾方面勒索來的、一半是從貧民自己身上榨取來的錢財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