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憶錄 · 有人不服終須服 無師自通果然通

從容就義，談何容易 自1959年12月4日，對戰爭罪犯實行了第一次特赦之後，這在新中國可以說是一件政治上的大事，在世界上也曾引起了廣泛注意。因為被特赦的第一批戰犯，過去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除北京戰犯所特赦的戰犯中，有曾統率過近百萬大軍與解放軍作戰的甲級戰犯杜聿明外，宋希濂、王耀武、陳長捷等也是統率過十多萬大軍的國民黨名將，所以全國各報都是以頭版頭條消息報道出，國外許多報紙也有不少刊登這一消息。不過外國報紙，特別是日本一些報刊，對從撫順戰犯所特赦出來的中國末代皇帝溥儀更感興趣，國內一般人對中國還有一個末代皇帝活在人間也很覺得新鮮。因為這個人在新中國成立後已無人注意，不像其他的人在《毛澤東選集》上都是作為被俘的重要敵人而出現。對杜聿明更是有一篇文章刊登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全國人民都學《毛澤東選集》，所以杜聿明已是家喻戶曉的人了。 特赦了不到十分之一的戰犯，那在押的百分之九十幾的戰犯卻引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波動。 新中國成立後，我與不少被俘被捕的國民黨黨、政、軍、特的大中小頭頭們接觸過，開始時一般人總認為落入共產黨人之手，是必死無疑，個別盲目樂觀的，也認為不是囚禁終生也是勞改一輩子完事。所以，不少人在打了敗仗之後一再自殺。如杜聿明兩次企圖自殺被救後還希望自己早點病死。第三軍副軍長、黃埔一期畢業的老大哥楊光裕用火自焚，被救後還希望得到感染而早死，結果變成無腳將軍。還有些上吊遇救，也有上吊吊死了的，當初的確沒有抱生存的希望，也不想再在共產黨統治下活下去。所以，認為遲早是一死，不如早死了算了。 過去我遇到過不少驚險的事，也多次死裡逃生，特別是抗戰前我在上海專門搞逮捕、綁架和暗殺，經常是與對手進行生死搏鬥。我從腳到頭，滿身傷痕累累，一個不注意便一命嗚呼，所以，我後來越干越膽小，能指揮別人去拼搏時，便儘可能讓別人去，自己是嘗到過不少苦頭，能不親自出馬時便不強出頭了。古人說：「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我是有切身體會的。一個衝鋒，一場廝殺，一回肉搏，稀里糊塗死去了，的確不難，幸而不死，一舉成英雄，也就夠有意思了。如果自己知道什麼時候綁赴刑場、執行槍決，那在沒有死去之前，或者槍舉起來，還沒有「決」的前幾分鐘，那就會思緒萬千，甚至希望突然有人高喊一聲：「刀下留人！」 殺人眨眼，人之常情 不知是哪一位古人有過這種親身體會後，得出了一個那樣的結論：「螻蟻尚且貪生，為人豈不惜命！」且慢點罵他是怕死的膽小鬼，我這個被人稱為「亡命之徒」的，專干行動（即殺人、綁票、破壞等特務工作的專用名詞）工作的特務，也有過一次切身感受。 那是在1950年，我被囚禁在昆明陸軍監獄時，有天被叫出去照相，聽帶我去照相的看守說，頭天照相第二天便送回老家去見祖宗了。當時正在「鎮反」（即鎮壓反革命分子的簡稱，鎮者，殺頭或槍決的專用術語也）的高潮期間，所以，我也深信不疑，認為頭天照好相第二天被「鎮」，合乎情理，因為畢竟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別人一說我便信以為真。可惜不是「即照即鎮」而要等第二天，這一晚就不好打發了。正如李清照的詞「聲聲慢」的名句「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一樣，這時的情緒，比愁就不同得多了。所以，我在那天等死的晚上寫下十首絕命七律，第一首前兩句便單刀直入：「終宵坐立待更殘，今日方知一死難！」這一首是懷念已去台灣的老母，所以末尾有：「含淚臨窗遙拜母，唯憐老幼未能安。」可是到第二首就不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而是其言也惡了。不信的話，有詩為證，第二首前四句便是在破口大罵，還要在臨死之前，大喊三聲什麼什麼的：「傷心欲哭淚光枯，怒斥蒼天有眼無！萬念俱灰拼一死，滿腔悲憤欲三呼！」現在想來，這一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要被殺的心情，真太不好受。我是曾經被人指責為「殺人不眨眼的惡魔」，我過去對此雖不願反駁，因為越反駁會越麻煩，對此卻很不服氣。我的確殺過人，而且親自動手殺過人，但我第一次奉命去殺掉我領導的一個投到日本特務機關去當漢奸的組員時，我不但緊張萬分而且想辭職不幹了，可是，對近200個袁大頭銀圓一月的薪金和幾百個袁大頭的獎金來說，又驅使我不得不干。一個20歲不到的青年，第一次去幹這種事，心情不會是那麼輕鬆，更不會到連眼也不眨一下，那不是太脫離現實，誇大到一腳可以踢倒喜馬拉雅山，能令人心服嗎？ 說實在的，一個人去殺另一個人而不是去殺一隻雞鴨，會不緊張而眼都不眨嗎？第一次趁我那個組員的老婆早上出去買菜，家中無人時我溜了進去；他還沒起床，假裝生病，他可能是做賊心虛，以為我是去逮捕他，他絕沒有想到我是奉命去除掉他。我一看到他那副向我求憐的眼神和結結巴巴地向我解釋他沒有犯錯誤的時候，我的心也軟了下來，因為人心畢竟是血肉製成而不是鐵鑄的，但想到自己的前途，眼看幾百銀圓白白丟掉，為了替自己找一個靈魂的避難所，一想到他已投敵當了漢奸等之後，我的殺心又起。我假意為他的腰疼給他推拿按摩，說時遲，那時快，一把塗抹有劇烈毒藥的小刀一下刺進了他的腰穴。估計他那一聲「哎喲」叫得並不太大，可是在我耳邊卻像一聲霹靂一樣，我一刀插入，便急忙轉身一口氣跑了。當我驚魂甫定，正在小組組部進早餐時，兩個守在門外巡風和看動靜的組員興沖沖地回來向我報告，那個組員的妻子回去一看便大哭大叫沖了出來，說她的丈夫被人殺死了。因為那些塗在刀上的毒藥，一進入血液便立即置人於死命。我一聽說之後，右手拿的抹黃油的西餐刀和左手拿的一塊烤麵包，便一齊掉進我前面的牛奶麥片盆中，整個身子都呆了。當他們繼續向我報告時，我什麼也聽不進去，只趕快去洗滌間洗手。雖然我手上並沒有染上血跡，可是我一連用香皂洗了七八遍，還是感到手上像有什麼不乾淨的東西附在上面一樣，一連幾晚都睡不好。真是談何容易，殺人能那麼不在乎？ 特赦無份，戰犯不服 話說回來，戰犯們頭幾年是等死階段。記得宋希濂告訴過我，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人的瞿秋白在被捕後，先也是好飯好菜招待他，他住在宋希濂的師司令部。當時宋是國軍三十六師師長，他經常陪瞿秋白吃飯聊天。可是等到蔣介石派人去問瞿秋白投不投降？瞿表示不投降時，蔣便下令要宋把瞿槍斃了。還有紅軍指揮官方誌敏，被俘後表示不願投降也是被槍決了。這些例子在許多人記憶中便產生了一個這樣的想法，共產黨到一定時候，也會來問我們投不投降？據我了解，初期階段，絕大多數的戰犯都決心表示「不投降」，而準備慷慨捐上一個軀。奇怪的是從來就沒有問這句話，直到特赦那一天，也沒有人問過。那人比螻蟻總要聰明一些，知道不會死而且能較好地活下去，誰也不願再去尋短見，用一句時髦而且可以自寬自解的話叫做「看看社會主義社會究竟是什麼樣子」？既然要看，就得活下去才能看，活命哲學也就為人所歡迎。所以，第一次只特赦十個人，在戰犯們的思想上就像燒得滾開的油鍋滴進了水一樣炸開了。 當十位新公民每人領到一床新的被褥、一套新棉衣褲和棉帽、棉鞋等登上汽車興高采烈與同學們告別時，在押的戰犯們都是十分勉強地擠出一絲笑容，一轉身回到寢室就再也不裝模作樣了，那難受的面容和心情，即使是擅長描寫人們心理的魯迅先生也只好擱筆長嘆了！ 別的是唯心的，「子非魚，焉知魚之不樂」。但我有一個唯物的證據，那天中午開飯，我去挑飯菜回來，分的菜是照例得吃完或自己保存下頓吃，主食是可以少拿，多了也可以退回。那頓午飯我仔細檢查了一下，兩大桶白面饅頭吃去不到三分之一，還剩下一桶多退回去。當我向管理員報告要他開鐵門送還饅頭去廚房時，他也奇怪地問了一聲，怎麼會剩這麼多？我回答得也很幽默：「因為走了十個人。」他立刻意識到這是一語雙關，便只似笑非笑地「啊」了一聲便再不說什麼了。 走了十個人，便得重新調整編組，新的組編好之後，就進行座談，主要是對特赦十人的感想和看法。管理員先召集各學習組長講清楚一定要做到暢所欲言，不要阻止任何人，講什麼話都可以。這一下就熱鬧了，萬語千言歸結到一句話，三個字「不服氣」！中國有句古語，也是至理名言：「人比人，氣死人。」不比則已，越比就越氣，越比越不服。每一個組，每個人幾乎都差不多是一個口徑放出同樣的炮彈：「我哪一點不如他們？」「他們改惡從善了，誰又在繼續作惡而不從善呢？」 一天、兩天、三天，還是越談越比，越比越氣憤，學習組長自己也差不多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過比較控制一點點。三天過去之後，管理所的幾個領導便召集學習組長去匯報，幾乎是異口同聲，談不下去，唯一的辦法是希望領導去講一次話，穩定穩定情緒。可能是事先經過了仔細研究吧，得到的指示是要戰犯們自己提問題自己解決，也就是要求無師自通。據說這樣才能鞏固，如果僅僅由什麼首長去講一次話，表面上可能暫時通一下，實際上還是通不了。這一著棋可以說是相當高的一招，聽聽這些不同的思想和針對不同的人所產生的不滿是怎樣得到解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