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憶錄 · 官大罪大先特赦 將心比心求自安

「走馬換將」「輪流坐莊」 戰犯最普遍的思想是認為，官越大、罪越重的人可以先得到特赦。這當然是指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這幾個人，不但官大而且罪大。杜聿明在徐蚌會戰（即淮海戰役）時，堅決不投降，連毛主席親自寫的勸他投降書，他當時連看也不看，他的副官送給他時，他一腳踢得遠遠的，連拿這文件給他看的人也被他大罵一頓，最後逃走時還下令施放毒氣等。宋希濂也是與解放軍頑抗到底而被俘，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瞿秋白就是由他派人執行槍決的。王耀武也是頑抗到全軍覆沒化裝潛逃時盤查出來的，紅軍的重要指揮員方誌敏就是被他活捉而處死的。我真有點納悶，怎麼這幾個人的許多事，他們記得那麼清楚而且越說越多。看樣子，似乎應當取消對他們的特赦，再把他們抓回來才能算是公平合理。不過，他們沒有好意思說出一個真正的目的，把這幾個人再關起來，把他們特赦出去，這才能心滿意足。因為「走馬換將」「輪流坐莊」古已有之。 當學習組長的，我看也多少有些同情這種言論，也可以說基本上很贊成，但他們是得到指示，要求大家把所有的思想都抖出來，但又要求自己提問題自己去解決，即做到無師自通，這的確是難為了這些學習組長了。不過我有一個想法，不論你鬧到什麼程度也不論你想得通想不通，反正是重門深鎖，插翅難飛，除了准許你的嘴巴亂說亂講一頓外，是沒有別的辦法的，再鬧得凶，即使全體絕食也絕不會再把特赦了的人再弄回來，收回特赦命令。這已經是向全國全世界公布了的事，全國幾億人民也都改變不了的事，又何況囚禁在監獄的幾十個犯人。 當我把這些並不高明的想法悄悄告訴幾位平日和我要好的同學之後，他們也感到這麼輕輕點一下之後，這些比我聰明得多的同學們便一改原來的態度，表示想通了，自己提出的問題自己來解決。他們這些話剛一出口，坐在旁邊靜聽了好久而不開口的管理員，馬上對這種轉變大大表揚了一番。 像這樣一個普遍都有的、關係到自己的切身問題，提出來容易，解決卻不那麼簡單，不過既然說出了已想通了，那就得說得有點使人們聽起來像那麼回事，小組才能通過。這些人並不是被某些電影描寫的那種大傻瓜，都有一套，尤其是說出來要管理人員研究之後，認為真解決了才能算數，所以也得費一番腦筋，不是隨便地胡亂說一通就可以結束的。 費煞思量，搞通思想 正當大家還在冥思苦想找出一條理由說明真正解決了這種被認為是錯誤思想時，倒是急性子王陵基在自言自語地說了幾句「啥子官大罪大，還是需要不需要……」他的話還沒說完，便有那些一向以和人民站在一邊而自居的人制止他再講下去。這一下真如蘇小妹三難新郎中胡謅的秦觀對不上蘇小妹提出的對聯「舉手推出窗前月」，正在為難時，蘇東坡便以一小石投入水中，秦少游馬上想到「投石沖開水底天」一個樣。他們靈機一動，計上心頭，便指著王陵基說：「如果官越大罪越大的便可以先得到特赦，那為什麼十九號（王陵基的代號）同學沒有第一個特赦呢？」接著便立刻爭先恐後地有人作補充說明：十九號是我們當中唯一的上將，杜聿明等才是中將，論官十九號是最大的。也有人說論罪誰也比不過他，他是老牌子軍閥，他在重慶當衛戍司令（北伐戰爭勝利以後的那段年代）的時候，有名的「三三一慘案」就是他一手製造的，大人死的且不說，僅僅小學生就死了幾百。還有人翻老賬說，幾個女學生牽一條小狗，在小狗頭上掛了一塊牌子——王靈官，這是四川人恨他時為他取的這一兇狠的外號，靈官一氣之下，命令手下的衛士們，當街把這幾個女生的褲子扒開，用駁殼槍插入這些女生的下部……正當他們越說越多，而十九號照例橫眉怒目而視的時候，管理員便提出這些足夠說明問題，不必再舉例子了，這樣才避免一場節外生枝。王陵基的脾氣按他自己謙虛的口吻說，只是有點「毛焦火辣」，實際卻可以稱得上暴跳如雷，那次總算是有管理員在場，一場特級糾紛才算幸而免去。否則都是正在氣憤不平的時候，借題發揮是勢在必然。平日管理員不很輕易駕臨我們學習室來旁聽，這回卻是幾乎每場都有人來。 戰犯們大都懂得什麼叫舉一反三吧，所以舉了一個王陵基還不夠，便又舉了官大罪大的康澤。因為康澤雖然只是官拜中將，但他是和戴笠齊名的大特務頭子，在江西「圍剿」紅軍時他的別動隊員被紅軍抓去幾個，他就把抓到的幾個紅軍胸膛剖開，取出心肝等去祭奠他的部下。康澤便結結巴巴地解釋，那是他的部下事後才向他報告，不是事先由他指示那樣辦的。其實這都是些多餘的廢話，再說多些也沒關係，為了說明「真正」解決了官大罪大便先特赦的所謂糊塗思想，又把孫楚、孫渡舉了出來。這兩人雖同姓但並不同宗，是一北一南，孫楚是閻錫山的副將，自然夠得上官大罪也大了。孫渡不僅當過兵團司令和熱河省主席，而且是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在滇軍圍追從江西脫圍的紅軍時，他就擔任過圍追總指揮，自然也是官大罪大的了。 經過這樣一再舉例，這個嚴重的錯誤思想問題算是基本上澄清了，本來就此可以鳴金收兵，學習組長們還要問上一句：還有別的什麼思想？這一問不打緊，新的，也許是和第一個思想就同時產生了的另一個嚴重錯誤思想又冒了出來。 「這次特赦，是為了對台灣工作，特別是對陳誠工作。」具體的人是指特赦了陳誠的舊部十八軍軍長楊伯濤和洛陽警備司令兼青年軍二〇六師師長邱行湘。這兩人都是少將，相比之下官既不大，又不是赫赫有名，不過都是陳誠的老部下。 既是錯誤思想，又得自己提出自己解決，可能是由於有了第一次的經驗，所以第二次就快得多。中國人有句老話，這時也用得上了：「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一比之後，這個思想很快也得到澄清。因為如果說第一批特赦是為了對台灣的陳誠做工作，那為什麼又不把黃維放在第一批特赦出去，黃維真可以稱得上是陳誠手下的得力助手了吧。陳誠當了國防部長，黃維便任後勤副總司令，而且在最後把自己的嫡系部隊都交給黃維，這種關係比起楊伯濤、邱行湘真不知要密切多少。何況陳誠手下的中將軍長還有方靖、覃道善、宋瑞珂等，和陳誠的關係都比楊、邱兩人要深得多。如為了對陳誠做工作，為什麼不先特赦這些人？ 以上兩個問題表面上算是解決了，實際上只是做到了不再公開提出來，私下討論卻是很久都沒有停止過，而每一個小組，對同組的個別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認為不夠條件，不應該得到特赦，只差一句不好意思說：「我比他要強得多，為什麼不特赦我？」 改惡從善，不甘後人 由於提問題要自己來解決，有些人便採取一種變相抵制辦法，有問題也不公開提出來，悶在心裡自己慢慢琢磨，自己求解決，解決不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反正不影響吃飯、睡覺、拉屎。 我一向有點靠「阿Q精神」在支持我度過許多困難，我也自信改造得差不多，如果改惡從善是一把尺子的話，我蠻有把握一量就足夠了，因為我過去是隨便抓人、打人、囚禁人，發展到雲南解放前夕，便以情況緊急而隨意殺人，過去殺人要報請核准才能殺，而在緊急的情況下，便可先斬後奏，或斬而不奏。這十年中，我這些完全改掉了，連打人罵人都沒有過，難道不能說我「確實改惡從善」了嗎？為什麼會沒有我？我有兩個想法，一是論時間，我還沒有滿十年，自1949年12月9日我被扣在雲南省政府主席辦公室，直到19日才送到昆明陸軍監獄囚禁，嚴格說，時間還差半個月；我的第二個想法，我過去樹敵太多，如周恩來、宋慶齡、廖承志等高層領導人。周、宋是我長期派人監視他們。廖在軍統囚禁期間，我去看他也沒有對他有半句客氣話，特別是戴笠派我把他送出去交給邵力子的時候，我那天有事很忙，他胖乎乎的，上車動作慢，還捨不得他貼在牆上的一些畫，我大聲責罵過他。至於在報上經常露面的一些其他共產黨員和民主人士，抗戰期間在重慶我對他們都找過麻煩。還有些像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劉蘆隱，是我奉令去上海逮捕他的，新中國成立後，他是全國政協委員，當時任人民政府典禮局長（以後任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副秘書長）。余心清被軍統逮捕囚禁在南京監獄時，我去監獄視察，知道他過去當過牧師，我當面諷刺他這個基督徒跟無神論的共產黨走，死了之後，上帝不會讓他進天堂，使他聽了非常氣憤。還有一個大和尚巨贊法師也是全國政協委員，抗戰時，他從杭州靈隱寺逃出經過常德，我在常德擔任稽查處長，有人說他罵國民黨不抗日，使他無廟可住，我派人抓去狠狠抽過他兩耳光，還踢他一腳……這許許多多的往事，使我一想起來，能求得不受侮辱性的報復就算不錯了，特赦肯定輪不到我，所以，我比較能處之泰然，說不想出去那是假的，但一想到這麼多的仇人今天都在當權，過去我交代罪行時，這些也都交代過了。因為我被扣押以後，認為反正是一死，免得零零星星交代添麻煩，不如用竹筒倒豆子辦法，過去干過的全部一一交代出來，反正該有一百個死罪時，也只能殺我一次。不過這些思想我不說出來，這點小聰明我還是有的，說出來解決不了問題，自己給自己添不少麻煩，又何苦來！ 官小罪大，思想複雜 我的那位親愛的學習組長發現我這個平日最肯暴露思想的人，在這場大風大浪中居然沒有爭取發言，也沒有發牢騷講怪話。不知他是出於關心我，想幫助我解決什麼糊塗思想，還是漏掉了我這條官小罪大、思想複雜的怪魚，不好向上面交代，便在我午睡起床後，坐在我身邊輕聲細語地問我為什麼這次學習很少發言？我聽後微微一笑：「我早知道這次肯定沒有我。」他十分奇怪地望了我一眼，我不等他開口，便把我床上墊的東西掀開，指著我床頭上用墨筆編寫的一個號碼5-13。他可能真不理解，便用手拍了拍他那半禿的腦門：「這能說明什麼？」我看他的表情的確是不懂，因為他出身於農村，在部隊里近20年，對外少接觸，他自己也常說他是「見不多、識不廣的大老粗」。實際上他並不粗，否則怎麼能當上學習組長呢。我也許有點愛賣弄自己，便把5和13連在一起、被視為大不利的聖經故事說給他聽。他真沒有聽過，便反駁我一通，說每年都有星期五和13日的時候，飛機、汽車、輪船照樣在走，沒有出什麼事，還說如果猶大出賣耶穌那天是星期日而不是星期五，那天大家就會不敢休息了，還認為猶大出賣耶穌時是13個人，他帶兵當排長時因營長、連長吃缺，他那一排三個班，每班常不足額，總是十三四個一班，他卻常打勝仗。我自然不服氣，便說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飛機上剛好坐了13個人所以被摔死了。他更認為這完全是偶合。我又舉出1946年4月8日，共產黨領導人葉挺、王若飛、秦邦憲、鄧發等坐的飛機也是13個人，結果撞在山西省興縣黑茶山，全機殉難。這樣一連發生兩起13人乘機摔死的事，總不會又是偶合吧！他一聽便站了起來，大有不屑一駁的氣概，並用加重了的語氣，乾脆利落吐出了兩個字的結論：「迷信。」坐在我對面床上還在揉眼睛的一位同學，馬上接一句：「犯人不能語怪力亂神，你這天生挨批的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