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憶錄 · 改造靠「參觀」 社會成學校

誠意改造，非為過關 許多外國人到中國來參觀時，都愛找特赦戰犯杜聿明、溥儀、宋希濂等談談，他們大都是懷著一種好奇和懷疑的心情，希望知道一點中國共產黨是怎樣把國民黨百萬大軍的統帥以及中國末代皇帝和特務頭子等改造過來的。例如英國蒙巴頓勳爵，他在抗日戰爭時期與杜聿明在許多地方見到過，他知道杜是忠心耿耿地擁護校長蔣介石的。他開始聽人說，杜聿明在戰犯所改造時表現很好，第一批得到特赦，他不大相信，非親自見見不可。一見之下，看到杜聿明前後判若兩人，他思考很久之後，承認共產黨的改造政策的確有獨到之處。 一些仍處於封建社會制度的什麼國王、親王之類的人，便希望找溥儀談談，研究一下皇帝如何能心甘情願當平民的。 我不及他們接見的外賓多，總共不過三次，一次是澳大利亞兩個大學教授，他們是研究共產黨的改造政策，找了溥儀、溥傑、杜聿明等談過之後才找我的；另有幾個從日本來的記者，是讀了一本叫《紅岩》的小說之後，想見見這本書中描寫的殺人不眨眼的軍統大特務嚴醉，究竟長得多麼可怕，又是怎樣轉變思想而得到特赦的。 還有幾個是抗戰時在重慶中美合作所工作的美國人。他們過去長期和我打交道，他們到中國旅遊時，聽說我還活著，便抱著好奇心請求見我一面，居然能滿足了他們的要求。他們和我一道拍了許多照片，帶回去給過去在中美所工作過的、與我認識的美國朋友看。 更多的當然是我前年（1981）赴香港時，許多人當面問我，是不是真心誠意認為中共的改造政策的確能使人改變過來，或者只是為了求得自由，裝出一套過了關。他們很坦白地說，在北京你不敢講的話，到香港可以暢所欲言，他們可以絕對保密不告訴別人。我的回答，還是和在北京見到外賓的回答一個樣，一句話，一切都是真的。 新舊對比，改造有成 究竟是什麼力量能使這些人在十年左右的時間來一個180度的轉變，杜聿明等跟隨蔣介石20多年，我也有18年，怎麼只用一半或一半不到的時間就會使人轉變得如此徹底呢？我和杜聿明、宋希濂、溥儀、溥傑等都只是把自己在改造過程中思想是怎樣由一點點的變化到全部變化談出來，而沒有總結出一套東西，更沒有指出在什麼情況下引起的變化最大最為有力。說句老實話，我們都沒有認真去總結過，相反，是和我們接觸過的許多外國人，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得出一條相類似的經驗總結，那就是中共改造戰犯的一個高招是「參觀」。 根據是這樣：僅僅從革命人道主義出發，在生活上給予優待，這些人並不稀罕，因為這些人過去的生活比這好幾倍甚至幾十倍，這一點在他們看來只是小恩小惠，微不足道。 如果從不打不罵不侮辱來看，那也只能使他們能安靜地生活下去，與思想轉變關係不但不大，有時還容易使之停滯不前或滿不在乎依舊我行我素。 如果專門從勞動鍛煉來改造這些人，那只會引起這些人的反感甚至反抗，這些人一半以上是在被俘前後自殺過的，他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如強迫他們去勞動，肯定不會觸動他們那種「不成功便成仁」的傳統頑固思想。這些人是長期充當上層統治者，多年來養成了養尊處優的生活習慣，怎麼會甘心成天去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 如果只是靠學習啃書本，讀報紙，雖然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真理，要這些人能真正去接受，那就不是十年二十年，可能學到最後也聯繫不到內心深處的思想境界，來一個對過去全盤否定的大轉變。 當我得知許多外國朋友總結出，通過參觀而使我們的思想起了重大變化這一情況，我雖然一向認為外國月亮並不比中國月亮圓，但對他們作的這一結論還是持肯定態度的。當然我不認為他們比我們聰明，但中國有句老話：「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相信這是真理，我們是處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 每當我回憶起我們集中改造後，一聽到宣布要讓我們去參觀工廠、學校等的時候，那股高興的勁頭，可以說是當犯人以來所沒有過的。負責人在宣布讓我們參觀時，總要說這樣一句話：社會是學校，現在讓你們進一下這個學校，這對你們加速改造將有所幫助，希望你們去好好學習。 「社會是學校」，這句話我的確是深有體會。因為戰犯改造所改造我們時，每天讀文件、報紙等，都是靠我們去無師自通，改造所只有領導人和管理員，沒有教員，也從來沒有人給我們上馬列主義課。如果靠我們互相來提高，那將是變成扯不完的皮。因為這些人當中，大都自視甚高，「老子天下第二」（校長老先生第一）的思想很濃厚，誰也不佩服誰，憑几本書，肯定越改造會越糊塗。〇〇五三同學那種「一切循環不已，共產主義社會又要回到原始社會」的論調，以及第三兵團司令張淦堅信董仲舒告訴漢武帝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等，在許多人聽來還是認為對的。 進一進社會學校，去看看實實在在的東西，對比對比過去，這比什麼經典著作對這些戰犯能起到的作用都大得多。 記得我在1964年去西北參觀時，我說我在新中國成立前從西安乘汽車去蘭州，看到平涼附近一個村莊許多人在地里勞動，一看到我的汽車經過，不少人趕緊蹲了下去，我還以為這些人要在地上拾磚頭砸我。隨同我一道的一位在甘肅工作的舊部告訴我，這些人蹲下去是因為她們沒有穿褲子。我不相信，停車一看，果真有不少十幾歲的姑娘，全身曬成棕色，都一絲不掛在勞動…… 我剛把這一情況說出一半，馬上有一位青年幹部氣憤地說我是在侮辱西北女孩子，哪會有這種事！幸好同去的杜聿明等馬上證實，的確如此，才免了一場糾紛。而過去舊社會我們所熟悉的一切，現在年輕人都不了解，所以我們在參觀中，只要做一做新舊對比，我們就會很自然地相信「制度不同一切就改變了」這一條規律。如果不參觀，僅僅從報上看到有長江大橋，我們會相信嗎？當然，學習報紙時，我們也會認為這是了不起的偉大建設成就；有幾個人心中不在想：報紙嘛，總歸是報紙，今天是政府辦的報，誰能去戳穿它。這一套咱們玩慣了，甭在我們面前班門弄斧，要講宣傳，咱們能把死人描寫成活人，大災之年描寫成六畜興旺，五穀豐登。可是一旦讓我們親自去看看，我們往往半遮半露地暴露一下過去不相信報紙的種種思想，結論是「耳聞不如目見嘛」！一切就這樣掩護過去了。 身份不同，接待不同 通過參觀而加速戰犯思想改造，這的確是一手高招，想出這一辦法的人，可以說和第一個敢於吃螃蟹的人一樣膽大。說來容易，做起來真是麻而又煩，很不簡單，萬一出了問題，不只是前功盡棄，對政府的威信損失尤其不可估量。我記得當許多老百姓在得知我們這些人都沒有按照「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一千古傳統辦法被處理時，曾氣憤地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黨講寬大！」如果把成百的國民黨戰犯帶到百貨公司去參觀，既不能像什麼展覽會預展一樣，只讓少數人先看看提意見後再公開展覽，又不能因接待戰犯參觀而停止營業，當然也不能讓群眾「肅靜迴避」，這許多三山五嶽之徒，混在擁有上千人的大商店去參觀，萬一有少數逃走，不說全部一鬨而散，那在社會上在群眾中會產生一個什麼樣的影響。所以，這一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參觀是一件極為繁重的工作，沒有這種魄力，沒有東西讓這些人看了產生好感，從思想上起變化，我相信誰也不會輕易做出這樣一個決策。 成百的戰犯去外地參觀，乘車、住宿等安排雖麻煩，但還沒有被指定去參觀的單位感到緊張，因為要讓這些人看出社會制度的優越性，被指定去的單位就具有代表性了。所以一些指定讓參觀的單位，一接到通知，既感到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中央看中了這個單位，這是一項光榮任務，擔心的是事與願違，得出相反的結果負不起責。還多少有點怕和這些老爺打交道，說話重不得，輕不得，太講原則了，達不到要求，太靈活了，又怕挨批。拿我在北京先後三次參觀某一大鋼鐵公司為例，在向戰犯們介紹情況時就煞費苦心。 我以戰犯的身份去參觀時，這個公司的領導人把我們安排在一間大會議室的一端，像對小學生講課一樣，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煙，壯一壯膽似的，才一字一句鏗鏘有力地說：「現在我把本公司的情況，講給你們聽聽……」他停頓一下，看我們每個人都拿起筆記本，低著頭在認真地記錄，誰也沒有顧得上看他緊張的臉孔，這時，他才再輕鬆地抽上一口煙，聲音也不那麼裝腔作勢了。不過說到最後一句時，可能是經過一番討論研究之後才確定下來，非如此說，不足以表明彼此之間是存在著敵我矛盾，否則立場不夠鮮明。所以還和開始一樣，一字一句都那麼有力，也可以說是吃力吧：「你們參觀之後，一定要認真學習工人階級這種忘我的勞動精神，好好改造，將來也能為祖國建設做出貢獻。」（注意：不是現在，是講將來） 我第二次去這家公司參觀時，是特赦後以全國政協文史專員身份去的。同一地方，還是坐在大會議室的桌旁，有清茶一杯，還是那位領導人，語氣就完全不同了，除出現了「歡迎」這一名詞外，還加上「請提寶貴意見」。 我第三次再去這家公司視察，是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去的。接待的地方是有沙發的大會客室，清茶之外還有上等香菸。因事隔多年，介紹情況的人換了，也許是主要負責人親自主持，口氣就大大不同了，什麼「歡迎首長光臨指導」、「向首長們匯報」，以及「敬請批評」等都很順當地滾滾而來，既不緊張也不那麼吃力，自然聽起來非常悅耳。 同時，有人為我們打開汽車門，恭送如儀。車上有位和我一同去過三次的老同學問我：「人家今天還請我們提寶貴意見，你有什麼感想？」「送一副現成的老對聯。」「什麼對聯？」「坐，請坐，請上坐。茶，泡茶，泡好茶。這就是我親身的體會和感想。」 舊時汽車，觸景傷情 戰犯們參觀工廠、學校、商店……的時候，我們是看東西，而別人卻是看我們這一群怪物，有時一個車間的工人全部停止工作，有時連下班的工人也從家中趕來，甚至附近的居民會兩旁站得滿滿的。他們看出了什麼我不清楚，可能認為這些人一定比別人生得不同吧！有一次，我倒聽到一個小姑娘向另一個排開眾人想擠到前面的小姑娘說：「沒有什麼稀奇，和普通人一個樣！」可能這位小姑娘認為這些人不是紅眉毛綠眼睛便是殺氣騰騰或煙容滿面，結果使她大失所望，原來戰犯是和普通人一個樣。 參觀是加速改造戰犯的一條捷徑，雖然在之前戰犯們自己還沒有察覺，可是改造所卻是十分重視的。從集中學習直到1975年全部特赦在押戰犯為止，除「十年浩劫」不算外，幾乎經常要組織參觀，也就是去進進社會學校，而規模最大、行程最遠、時間最長的，當然是去東北和武漢那一次了。 這次集中了山東、四川、西安等幾個戰犯改造所中軍長級以上和少數高級文官，連同北京戰犯所的全部100多名，浩浩蕩蕩從北京出發。行前除舉行多次座談，討論應注意事項外，還由每人寫了一份「參觀保證書」，主要是一切行動聽指揮，不准隨便脫離集體單獨活動，見到親友等熟人不能隨便招呼，如願意與親友等見面，須報請批准等之外，最特別的、也可能是上級領導指示的，要在參觀時不要觸景傷情。這可能是總結了多年經驗，犯人容易觸景傷情。我在雲南時，就發生過這樣一件小小的觸景而傷了情的事。 有一天大雨過後，監獄的下水道不通了，滿地是水，便組織犯人到高牆外挖通一條水溝，我也去了。忽然一輛漂亮的小汽車飛馳而過，它濺起的泥水弄得我和許多犯人滿面滿身。我定睛一看，立即產生一種平生沒有過的激動，因為那正是我幾個月前天天乘坐的車。我一邊擦臉上、身上的泥水，一邊順口念了一句「無可奈何勞動去，似曾相識汽車來」。立刻就有人把這話反映上去了。晚上，昆明軍管會有位負責人找我去談話，問我今天出外去排水遇到什麼沒有？我如實照說了，並告訴他這兩句是把北宋詞人晏殊的詞句改了一下，不是我做的什麼反動詩。他聽了只是笑笑說，這種容易使你觸景傷情的事今後可能還會有，一定要正確對待，不要難過，也不是什麼反不反動的問題，不要小題大做，就這樣不了了之。我以後遇到什麼便若無其事，免惹麻煩。 舊貌新顏，令人激動 這次出去大規模參觀，要經過幾個省市，所到之處，大都是國民黨中這些文臣武將的舊遊之地，觸景傷情之事，將是無日無之、無處無之。若不先規定一下，說不定會產生什麼不可想像的意外事件。因為像我遇到似曾相識的汽車，因它風馳電掣而過，只是一瞬的事，如果遇到似曾相識的洋樓，看到被別人居住，一定會產生「王侯第宅皆新主」的感嘆。 從北京駛出的特快列車到達瀋陽車站後，許多戰犯的眼光都不約而同地集中到曾經在東北顯赫一時的杜聿明、范漢傑、廖耀湘等人身上。杜聿明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乘汽車經過過去作為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部辦公大樓時，一點也不激動，就像天天看改造所的學習室一樣，毫無表情。想從他身上找出頭髮絲那麼細的思想問題也沒有能找出來，真高明！ 戰犯們參觀不是遊山玩水，而是像進學校去學習一樣，所以參觀之後，便抓緊時間談學習心得和感想體會等。杜聿明參觀後第一次發言表示，使他最激動的，並不是看到昔日的辦公大樓而聯繫起來的思想，更不是當年他乘著美國高級林肯牌轎車進出時，必有一排衛兵列隊迎送，遠遠看到他的汽車，兩個號兵便發出「立正」號音，四周立刻寂靜得只聽到汽車引擎發出的輕微響聲，正在行進的官兵都得停下來向他敬禮。那種威風凜凜的派頭，他早不屑去回顧了。當前使他感受最深的，是過去不冒煙的工廠都在冒煙，許多舊工廠擴大了多少倍，許多沒有見過的工廠如雨後春筍一樣矗立了起來。他滔滔不絕地追述著抗戰勝利後，所看到的東北重工業區奄奄一息的慘狀。 在長春參觀汽車製造廠的時候，大夥對這座汽車城的確感到極大興趣，因為過去大家都是坐慣了外國汽車，沒有想到中國自己也能生產汽車了。所以當工廠的領導叫人把一輛剛裝配好的解放牌卡車駛到我們面前時，杜聿明便急不可待地走過去，摘下近視眼鏡仔細去看起來。領導我們去參觀的管理人員，知道杜聿明帶過機械化部隊，對汽車感興趣，便小聲問了工廠的那位領導人後，居然叫杜上車去試試。當杜一坐入駕駛室，許多人便有點不聽指揮，紛紛走過去。他們想：杜聿明能開車，我們當然也可以上車。杜聿明總算沒有丟人，當他很平穩地把汽車啟動後，內行人一看都暗地裡叫起好來。他把車開著在試車場內兜了一圈，引來了工廠不少職工都圍了上來，他跳下車後，一個勁地贊好，所有在場的人都為他這一句話而點頭微笑。當然，工廠的職工們是不便和這位東北過去的統治者直接交談，但從許多人面部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來，這些人都沒有表現出半點惡意，可能是事前關照過了。 參觀工廠好戲連場 壓軸好戲啼笑皆非 公私合營，資本家兼任廠長 我們參觀的許多單位，大都是由單位的黨委一類人給我們作介紹，只有在瀋陽參觀閥門廠時，是這個廠的資方廠長作的介紹。他一開始就先講明白，他原本是獨資經營這家工廠，以後虧本無法繼續下去才公私合營，現在比過去擴大了好幾倍，他作為資方代表，也就是說他還是資本家，現在由他擔任廠長。 在他沒有講話之前，一看到他那肥頭大耳和胖乎乎的身子，我們就估計這不是一位工農出身的幹部，一聽他居然很坦白地承認是資本家。也許是由於我們的立場還沒有轉變過來的關係，大家對他都有一種比較親切而不是像對工農出身的幹部那樣只有尊敬的感情，所以他的話聽起來也動聽得多。特別是他講完之後我們居然有人敢於向他問這問那，這是在別的場合下很少有過的現象，可能有一點點「本是同根生」的關係吧！ 在瀋陽參觀時，也曾發生過一場小小的意外事件。那天我們從鐵西區參觀工廠回來，大家都有點累，便倒在床上等飯吃。我們所到之處，所住的地方大都是一般幹部開會時的普通招待所，每間房有兩三張床，甚至更多的床鋪。這比我們特赦後出去參觀住的高級賓館差得很多。我們在瀋陽住的這座樓房，兩面臨大街，可以憑窗眺望大街景色。不知是大人或小孩，也不知是有意或無意在給我們開玩笑，正當大部分人躺在床上閉目養神的時候，王耀武伸頭向外一看，立刻大驚小怪地叫了一聲：「快來看！」戰犯們雖然連我這個年輕一點的也有40多歲，大的近70歲，但有時還會和小孩一樣，有什麼熱鬧和新鮮事，不但愛看，而且愛問，所以，王耀武一叫，便有不少人擠到窗前，順他的手所指的地方看過去。一霎時，窗口雖擠滿了人頭，卻變得那麼寂靜，幾乎只聽到幾十人的呼吸聲，而沒有人願意先打破這寧靜的氣氛，好讓人多去思索一下一樣。 什麼熱鬧這麼吸引這些身經百戰的將軍們呢？原來王耀武發現的是我們住的樓下一片水泥地上，有人用粉筆畫了許多老虎關在籠子裡。其中一隻最大的，還在張牙舞爪，圍在它身邊的中小老虎，也都是凶相畢露，似在窺察左右想逃出重圍的姿態。畫得雖不好，但可以看得出種種神情來。這是為什麼，可能是每一個人正在思考的問題。 杯弓蛇影，戰犯爭相比老虎 率領我們出去參觀的領導人，立刻動員招待所的勤雜人員把這幅畫擦掉了，而戰犯們在學習座談時卻把它當成了座談的中心內容，幾乎誰都認為可以和自己的過去聯繫得上。 杜聿明在第一組的座談會上，首先承認畫的那隻大老虎是在影射自己，因為他過去是在東北主管軍事大權的九省保安司令長官。范漢傑也聯繫得很巧妙，他說大老虎身邊那隻略小一點、只露面而不露全身的老虎指的是他，因為他被俘後，解放軍的報紙上刊出的是他那張美髯公一樣的頭部照片。全組幾乎人人都能聯繫上自己是什麼大虎、小虎。更有趣的是組長邱行湘，在最後發言時說：「我用不著聯繫，因我在擔任洛陽警備司令時殺人不少，所以洛陽的老百姓早就給我取了一個兇惡的外號，叫我『邱老虎』。」 由於地上畫了幾隻老虎，100多名戰犯都自動或半自動地硬向自己身上來聯繫，我那個組在座談時，自然也以此作為重點，各人生拉硬扯一番，仿佛不和老虎掛上鉤，就有失身份似的。我邊聽邊打瞌睡，所以沒有爭取發言，大半的人都聯繫了，我還在睡意矇矓。有位特赦比我遲十來年的「進步分子」實在看不下去了，便把我一下從半睡中推醒，用堅定的立場和憤怒的口吻指責我：「你這個過去吃人連骨頭都不吐的最兇狠的老虎，為什麼還在裝聾作啞，你忘記自己是特務頭子了嗎？」我揉了揉眼，把半歪的身子端正了一下：「當兵的！你難道忘記我是民國3年生的嗎？」「民……」一個民字剛出口，又馬上來一個緊急剎車，他掐指一算之後，才用糾正我什麼嚴重錯誤的口吻質問我：「你1914年生的又怎麼樣？」「民國3年是甲寅年。」「1914年即使是甲寅年又怎麼樣！」在這一個計算出生年齡的數字上這是兩種多麼鮮明的對比啊！我左一個「民國3年」，右一個「民國3年」，他卻不肯從他嘴裡吐出「民國」兩個字，好像在中國歷史上不曾存在過民國。當然，最後我不得不採用攤牌的方式：「民國3年是甲寅年，寅是屬老虎。仁慈和萬能的上帝，早就看到我會在今天要參加這一場學習，所以早點為我安排好，讓我在屬虎的那年降生。這樣就可以省得我再來聯繫。」我餘興未盡，也像他一樣掐指一算：「你過去不是告訴過我，你是民國元年生的……」我的話還沒說完，他急不可待地糾正：「我是1912年生的！」我好像沒有聽見，繼續說我的：「民國元年麼，是壬子年，屬老鼠，即耗子年生的。」我邊說邊把右手高高舉起，把大拇指和中拇指分開兩寸左右：「嗨！老鼠就這麼長。如果老鼠和比床鋪還大的老虎攀親，要尋宗認祖的話，那就不知道成了第幾十代的什麼什麼了！」 正當他氣得臉色由白轉青，氣呼呼地準備把小時吃奶的力量都使出來和我決鬥時，我們那位足智多謀的可敬小組長馬上採取了當機立斷的方式，制止了這一場眼看就要形成的肉搏戰。 只見他雙手一伸，左手去擋他的嘴巴，右手來擋我：「好了！好了！不能再這樣扯這些與今天學習不相干的小事，耽誤了正常的學習，誰也負不起這個責任，有什麼不同的意見，以後有時間再談，請別的同學繼續發言。」 瞧，沒有這兩下子，能當這些人的學習組長嗎？他把這樣一場糾紛，只用「不同意見」四個字便大事化小，輕輕一帶而過。如果遇到由我來掌握學習，非讓兩人爭得面紅耳赤不可。所以十年來，這一組長寶座總輪不到我這笨頭傻腦的人頭上，能說改造所的領導沒有知人善用之明嗎？ 觸景傷情，黃鶴一去不回頭 在武漢參觀長江大橋時，和我一樣觸景傷情的人真不少。因為修大橋時把黃鶴樓拆掉後還沒有來得及修復，許多人竟情不自禁地背誦起崔顥的詩來：「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似乎都有點感到缺少了什麼。我又有點信口雌黃：「因為不見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回頭。」這種不合時宜的話剛出口，立即有人糾正：「啊！『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這是多麼震撼天地的偉大詩句，此時此地，正是高吟這種詩的時候，那些頹廢的東西也該收起來了。」此言一出，眾皆無言，的確太不會聯繫實際了。 我一看到汽車在橋上飛馳而來，這倒勾引起我一段往事。1936年，如果便有這座可通汽車、火車的大橋，當年蔣老先生手下的政學系頭子、湖北省政府主席楊永泰，就不會被他死對頭的爪牙殺死在渡江的時候，那時只能乘小火輪或木筏子渡江。許多愛幸災樂禍的人站在黃鶴樓上看翻船，認為是人生一大樂事。今天雖無黃鶴樓，也不用擔心翻船了，再也不會因渡江遭飛來橫禍。本來楊永泰之死與我毫無關係，但軍統卻藉此一無法可破的案，硬栽到國民黨另一派系的新國民黨負責人之一的劉蘆隱頭上，使我為此而背過一陣子包袱。 那是1937年1月間，劉蘆隱從廣州經香港到了上海。我那時才23歲，在軍統上海特區搞綁票、暗殺等工作。我奉命去綁劉。在上海三馬路揚子飯店門口，因劉很機警，加上他的夫人華祝三見狀除大喊大叫外，還把一大疊十元一張的鈔票拋在地上，她不知道我們是要人不要錢的「綁匪」，死死揪住劉不放手，結果英租界的英國巡捕趕來，我只好變綁票為公開逮捕。因為他當時還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只是由於反蔣，長期不去南京就職，所以要在上海秘密逮捕他，準備暗中殺害。公開逮捕後，英租界不同意「引渡」，最後才把楊永泰被刺案硬栽在他頭上，才「引渡」到南京。由於是公開逮捕，不便殺掉，只能長期囚禁，抗戰時還送到老遠的西康去軟禁。新中國成立後，他當了全國政協委員。我在報上看到他的名字後便考慮過，他一定不會忘記我，因我逮捕他之後怕他跑掉，更怕有人收買巡捕房的英國人把他放了，我用一副手銬和他銬在一起有20多天，直到他被「引渡」，我才把他單獨銬起來。他不但認識我，而且對我的名字也絕不會忘記，所以，看到這座大鐵橋我就很自然地想起了這一段往事。 這個不算太大的包袱，我一直背到我被特赦之後才解決，雖是後話，也不妨簡單先提。 仇人見面，冤家路寬喜相逢 1960年，我第二批得到特赦。1961年，全國政協開大會時，劉蘆隱果然沒有忘記我，他要領導我們學習的北京市統戰部長廖沫沙通知我到民族飯店去看他。我答應了，並且馬上做好思想準備。我想他要對我責罵等，我只要保持住不動手腳，態度和藹，用唇槍舌劍反擊過去，他也沒奈何我。出我意外地，我一看到他那滿面皺紋和蒼蒼白髮，一副受盡折磨的形態，與我綁架他時那倜儻風流的神情，完全判若天壤，如果不是他面部那顆黑痣，我真認不出是他。一種內疚之心立刻打消了我準備回擊他的念頭，我反而希望他罵我幾句，消消他的多年怨氣。由於過去他是因國民黨內部爭權奪利而遭到我逮捕，這與我逮捕革命人士不能同日而語，但我還是願意他責備我一頓，這是看到他竟憔悴到那副模樣之後，才改變我開始去見他的想法的。 更出我意料的是他一聽見有人告訴他我已到了時，他從房內走出，立即熱情地伸出手來。我趕緊走上去和他握了握手，不知說什麼好。可能是第一次碰到這種尷尬場面，我竟脫口而出：「你比過去老了！」他也許沒有想到，我們在這種時候這種場合下見面，我會說出這樣唐突的話來。儘管他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一聽這話，也只好用同樣的話回答我：「你也不似當年那麼年輕！」話匣子便從這兒打開，談了一個多小時，他請我喝過咖啡，吃了一頓午點我才辭出。取得這次經驗，我才不再擔心與他有相同情況的人會報復打擊我，用我自己總結的話來解釋是：「冤家路寬。」 參觀的最後一站是離北京最近的天津市。一下火車，愛開玩笑的范漢傑一手拉著前天津市長杜建時，一手搭在前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的肩上，說：「今天到了你們轄區的防區，該好好招待招待我了。」 完全出乎這兩位原天津軍政首腦意料的話，使他們不知怎樣回答。這種玩笑是不能開的，被一些愛提意見的人聽到了可以扣上不少大帽子。陳長捷心事太多，他理也不理，還是杜建時穩住了氣，輕聲回答一句：「今天吃和住都安排好了。」這是一句很穩健的話，也不容易被人扣帽子，當然所到之處，吃住一定早有人來準備的。可是范漢傑還是興趣猶濃，又來一句：「是到你公館去享受盛宴，還是去起士林吃西餐？」杜建時也有點不耐煩，便頂了一句：「這比到錦州時你一點招待都沒有要好得多。」可能這句話使當年駐守錦州的最高軍政長官感到有些「往事不堪回首」，笑話才沒有再說下去。 愛看京戲的人，都對最後一出壓軸戲最感興趣，這次參觀也演出了一場使人啼笑皆非，也有些人可能叫「好」的壓軸戲。 在天津，特地去有名的南開大學參觀，因為戰犯中有不少人是這個學校畢業的，共產黨的領導人當中也有不少是這個學校畢業的，最有名的當然是周恩來。在參觀時許多人都很自然地聯繫到當年黃埔軍校也和這一樣，既培養出了許多國民黨將領，也培養出了許多共產黨的將領，這一文一武、一南一北的兩個學校情況如此相似。可能由於這一點，才讓戰犯們去參觀，從中得到啟發，同樣一個學校出身，而走的路卻不相同。 矯枉過正，軍長跪地哭罪由 天津的許多工廠當然更應當去看看。不料，有一個工廠的領導人新中國成立前就在這個廠工作，那時他是共產黨派在這裡領導工人和國民党進行鬥爭的，差點兒被捉去殺了頭。所以他在介紹這個工廠情況時，免不了聯繫到過去一些情況，像最後為了防守天津，拆去和燒毀了許多民房，一大批老百姓弄得無家可歸，工廠停工，工人沒有飯吃等等。 聽到以上情況，按道理說，曾在天津頑抗到底的一些軍政負責人應比別人更能觸景傷情，但由於訂有保證，不能觸景傷情，所以杜建時、陳長捷，以及六十二軍軍長兼天津警備副司令林偉儔和天津市警察局長李漢元等都擠在人群中，默默地聽著介紹和留心參觀。正當介紹完畢，突然從戰犯行列中跑出一人，竟雙膝向地下一跪，管理員眼明手快，一下把他提了起來才沒有跪下去。但他還是放聲痛哭起來。他的這一驚人之舉真大大出人意料，大夥定睛一看，原來是淮海戰役中一位被俘的雜牌軍軍長。他生於南方，打內戰時也沒到天津，說不定他還是第一次光臨這個城市，怎麼會使他這麼觸景傷情而至痛哭流涕，真是百思不解。由於他這一精彩表演，參觀便草草結束，許多地方也只好走過一下不再細看了。 回到住地，領導參觀的首長集合大家講了話：「看到過去與自己有關的事情，估計一定會引起一些人內心的波動，這是不可避免的，為了防止當場有激動表現，所以出發前便要求大家保證不能觸景傷情。承認過去的錯誤，當然是應該的，也是好的表現，可是如果跪下去痛哭一場，這種認錯的舉動是絕對不許可的。回來愛怎樣都可以，在外面卻不能不考慮到在群眾中造成的影響，如果100多人到處去下跪痛哭，那還成什麼體統。凡事過了頭就是錯誤……」 聽到這番話之後，真不知該怎樣來看待那位「過了頭」的軍長。總算在停了一會兒、喝了一口水之後，那位領導又繼續說：「我們不認為這是什麼大的問題，今天在這裡說明一下，我們不提倡這種表現，大家也不要去責怪他，我們是把整個社會當成教育改造你們的學校，十個指頭都有長短，進學校學習後，收穫也自然各有不同，今後還要經常讓你們進這種學校，希望大家總結一下這次學習的心得體會……」 原來擔心因為那位表現過了頭，今後不讓我們再去進這種學校，一聽今後還要經常去，大家都活躍起來，也把那位的表現丟到一邊去了。 從集中加速改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戰犯幾乎年年要參觀一次或幾次。「十年浩劫」過去之後，在押的戰犯們全部特赦之前，又進行過一次參觀；全部特赦後，又挑選一部分人進行了一次參觀，還有不少人被從別的戰犯改造所送到北京來參觀。這對許多人的確起到過不小的作用，難怪外國人認為這一著棋很高明，否則怎麼能使這些國民黨的高級軍政人員在思想上起這麼大的變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