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憶錄 · 覃道善亂抓棉被當大衣

殺威 國民黨中央軍第十軍軍長覃道善和我是第二組的同鄉同學。我剛從重慶到北京，我們那位「好心」的組長便照顧我，把我睡的位置安排在這位全體戰犯中的第二號大胖子身邊。我一看就馬上想到這位肥頭大耳的胖同學，一定是在夜間打呼嚕的。組長這種「照顧」和舊社會監獄中老犯人欺負新犯人幾乎差不了多少。幸好房內沒有便桶，解大小便可以自己上廁所去，否則，完全可以肯定，會把我安排在緊靠便桶的地方。不過這一「殺威棒」，也不遜於睡在便桶旁邊了。 覃道善 在聽到「休息」的叫喊之後，大家脫衣上床，不！是上大通鋪。這位胖同學便用那帶著幾分歉意的口吻向我表示：他上床就打鼾，如果聲音太大而影響到我睡覺時，請我把他推醒，他翻一個身，鼾聲就會小一點。他的態度是誠懇的，一邊說話，一邊用衣袖去擦他厚厚的嘴唇邊上流出的一串串口水。我一看就為他而難過，我想這位將軍過去總不會節省到連手帕都不用，而把口水像小孩一樣擦在袖子上吧！ 睡到可以容十來個人的大通鋪上，冬天是很暖和的，他的鼾聲沒有響起，我看已經有幾位做好防禦準備，用棉被將頭蒙上了。睡這種通鋪，都是一律腳朝牆壁、頭朝外沿，否則掉一個頭可以減少一點聲震屋瓦的雷鳴聲，那樣不符合監獄的規定，所以只好硬著頭皮去享受這種風雷交響曲了！ 第一天夜晚，因心裡有事不痛快，被這位同學的鼾聲一再吵醒。我沒有去推他，我想他睡得正好，何必為了自己去驚動別人，那和他驚醒我一樣會感到不痛快的，二者必居其一，總得有個睡不好，那就不如讓他睡好，自己少睡點。 第二天一叫「起床」，他看到我還在揉眼睛，又用抱歉的口吻問我：「沒有睡好吧？怎麼不把我推醒？」我卻滿不在乎地回答他：「不要緊，什麼事習慣了就好了！」 我對這位胖同學很快就產生了好感，他人很忠厚，說起話來雖然略顯得結巴，而且不斷流口水，但非常誠實。 一開始和他交談，他就問我：判了刑沒有？這一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也很詫異，他為什麼問這樣一個問題？我便告訴他，我們在重慶集中時，公安局局長向我們講話時，就明白地告訴過我們，對我們這些人是不審不判。所以我沒有判刑。我還補充一句：如果要判刑，我可以判幾十個死罪！其實這是一句形容話，他一聽就連連搖頭：「判死罪只判一個就夠受的了！還能判那麼多！」 經過交談，我才知道他被判了「死刑」，是「緩期二年，以觀後效」。不過他很高興，說不但兩年早過了，而且在集中到北京後，領導也明白地告訴他，只要好好改造是可以爭取到免刑的，並說像他這樣的，全體戰犯中只有他和另外三個人，其餘都沒判過。 我一向好奇，便向他尋根問底，他也很坦白地告訴我，為什麼他和另外三個人會被判刑的主要原因。 命大 覃道善是陳誠軍事集團中的骨幹，從下級幹部一直提升到第十軍軍長。據他說，他從小就命大福大，多次在戰場上幾乎死去，都能化險為夷。這次判了死刑又有這個轉機，所以他相信他以後還會過上好日子。 我對他從小就「命大福大」有點懷疑，但一經他說出之後，我又相信了。 他是在湘西石門山區長大的，十來歲時，母親叫他送點東西給外婆。一個小孩走山路，白天一般是沒有多大危險，但那天他正走著，剛一拐彎，迎面看到了一隻大老虎。這種華南虎，吃掉一個小孩是很平常的事。所以他一看到老虎出現在面前，便大叫一聲哭了起來，同時把手中的小竹籃向前一扔，正好籃子裡裝的東西是用紅紙包的。老虎聽見一聲大叫已有點驚慌，又看到扔出一團紅色的東西，便掉頭就跑。他愣了一下之後，也邊哭邊向家中跑。從那以後，全村子裡的人都認為，白天出來找東西吃的必定是餓虎，小孩遇到餓虎而沒被吃掉，肯定是這小孩命大福大，所以後來他長大果真當了將軍。 既是命大福大之人為什麼會被判死刑，差一點就被綁赴刑場？我非問個明白不可！ 困獸 原來在有名的「徐蚌會戰」（解放軍稱為淮海戰役）中，他所在的十二兵團從1948年11月23日開始與解放軍接觸，經過20多天激戰，到12月10日以後，原來歸十二兵團指揮的四個軍只剩下十八軍和十軍了。而十軍所屬的一一四師因傷亡慘重，奉命將所守的村莊放棄，整頓了一下殘存兵力，便在安徽蒙城、宿縣之間的雙堆集東側的開闊地建立了一個野堡陣地，以掩護北面的兵團司令部。兩天後，這個師的五十四團在解放軍強大炮火猛轟和精銳部隊突擊下，全團被殲滅。該軍所屬七十五師，一個團長陣亡，另一個團長則放棄陣地，被宣判當場槍決了。這樣士氣才被迫略有振作，雖然被打得疲憊不堪，但還是與解放軍逐屋爭奪。最後在雙堆集東南的尖谷堆制高點，他們使用了毒瓦斯彈，因解放軍沒有防毒面具，死傷相當多。但解放軍的包圍圈卻越來越縮小，幾萬人的糧食全靠空投，彈藥也要空投。有時降落傘壞了，投下的東西砸死砸傷不少人。最後空投的大米、麵粉因沒有燃料不能煮熟，便請求空投燒餅、饅頭等熟食。一包東西投下來，餓慌了的士兵便去搶，怎麼下令也制止不住。結果，空投變成了內部鬥爭。有時為了一袋食品，相互開槍打起來，死傷不少。士兵和下級軍官天天在為吃飽肚皮而你爭我奪，哪裡還有什麼心思去打仗，特別是他們看到那些高級指揮官照常有吃有喝，更加怨恨。有些士兵便把馬殺了用白開水煮了吃，沒有燃料便拆門窗，最後連棺材都挖出來劈了當柴燒。 解放軍對被包圍的部隊一面用擴音器喊話，一面用門板等寫上很大的「優待俘虜」等標語豎在前沿戰地上。士兵和下級軍官看了更不想再拚命，不少人暗地裡去向包圍的解放軍要東西吃，要到之後又跑回自己的戰壕來。特別是被俘的士兵和下級軍官不少被釋放回來，大談解放軍如何優待俘虜，這樣更加使士氣動搖。連許多高級指揮官，對邯鄲共產黨廣播電台播出的洪亮聲音，都存在既想聽又怕聽的矛盾心理。 被俘 被圍困的許多師長、軍長，以及兵團司令都收到被俘釋放的士兵和下級軍官悄悄帶回給他們的勸降信。有的是起義、投誠的熟人寫的，有的是解放軍政治部門印發的。這更使這些將領們相互之間增加了猜忌，互不信任。最後便下令不准被俘的人員通過前沿陣地回來，凡是硬要進來的便開槍射擊。 當包圍圈越縮越小，幾次企圖突圍都沒有成功，解放軍的喊話筒便一再警告，不准破壞武器，破壞武器者被俘後要受到嚴厲處罰。所以黃維、胡璉再三命令，要在準備最後拚命突圍時，一定要把帶不動的重武器、彈藥全部破壞，但下面執行都有顧慮，怕被俘後解放軍要追查，因為都估計突不出去的成分占多半。能突出去的希望很少，所以在破壞武器時，都是敷衍了事，更有些人是有意保留下來準備能完整地保存至被俘後繳出立功，至少不會受罰。所以，到最後一次集中全力突圍時，除了胡璉和幾名將領沖了出去外，黃維、覃道善、十八軍軍長楊伯濤等十二兵團的軍、師長，基本上都成了俘虜。 好險 據說黃維在被俘後，從雙堆集移解到澮河以北一個村莊小住時，有個解放軍青年幹部質問黃維：為什麼不服從解放軍命令老早投降？黃維大發脾氣，衝著那個幹部罵了一通。那個幹部氣憤地走了。還有幾個戰地隨軍記者要給他們照相，多次都沒有能照好，因為都不願讓他們照。這幾個記者也很惱火。這時，覃道善有點擔心，害怕馬上會引起嚴重後果，甚至有被殺害的可能。他睡上床，鼾也打不起來，因心裡有事睡不著。結果幾天過去了，也沒有人找他們的麻煩，照樣是四菜一湯的小灶飯。 到第二次起解，在徐州北面的韓莊車站，押送俘虜的車停下上水、上煤時，附近一個解放軍的野戰醫院中大批傷殘人員，一聽說這一列車廂中有十二兵團被俘的高級將領，憤怒異常的傷殘人員一下集中了兩三百人，包圍著車廂，大聲鼓譟叫喊，要就地處決他們。覃道善嚇得站都站不起來，押送的幹部一再說服這些傷員，他們就是不走，火車也無法開走。最後經醫院負責人和押送幹部向這些人交代了政策，並答應把這些人押出來給他們看一下，條件是不准當面辱罵和投擲石塊等，負傷的指戰員們才勉強同意了。覃道善不敢出去，最後是由黃維、楊伯濤兩人站在車廂門口，讓這些人看了一下，火車才慢慢離開車站。押送他們的那位解放軍幹部，是黃埔四期畢業的，對黃維等黃埔同志態度很好，等到車開出韓莊，他才掏出手帕，把額上急出來的汗珠輕輕擦掉，並情不自禁地說了一聲：「好險！」 當然，覃道善又認為這是因為他命大福大的關係。 死緩 淮海戰役結束之後，追究戰場上施放毒氣的責任時，只有覃道善和幾個人因負了下令放毒氣和執行的責任，被判處了「死緩」。他當時並不知道，等到了北京戰犯管理所之後，他才知道黃維和楊伯濤他們都沒有判過刑，這時他有點難過。當負責人告訴他，只要好好接受改造，過去判過的刑可以改判，直到免刑，他才放心了，而且也很認真地爭取學習和勞動，力求有良好的表現。 第一批特赦時，他就被宣布由「死緩」改為無期徒刑。第二批特赦時，又由無期改為有期徒刑十五年，即使不認真爭取，他也能在兩三年內刑滿釋放，所以他又一次認為這是他命大福大的關係。 在農場勞動中，他一直是揀重活、累活和髒活乾的。雖然他身體的肥胖只比一號大胖子劉嘉樹差十多公斤，但80多公斤的重量本身就夠累贅的了。所以他挑抬的東西比他的體重雖然輕得多，還是比別人的汗流得多。許多人笑他：這隻大船的載重量，任何時候都不會超過他本身的重量，這一點他是完全承認的。 出浴 我們初到農場，正是秋高氣爽、北京最好的時節。每次勞動回來，我們便在附近一條水溝內洗個澡。這水是從不遠的山腳下龍泉流出來的，不但乾淨而且很清涼。有些不願去的便在住房後面臨時搭起來的蘆席棚內去沖沖涼。但好景不長，轉眼秋去冬來，到水溝去洗澡的人只剩下幾個了。在蘆席棚沖涼的也沒有多少人，大都是到廚房要點熱水，在房內擦一下就算了。 有一次，已經是到了冬至後數九寒天了，上午較冷沒有出工而準備在家學文件，下午較暖和再出工。忽然聽到管理員在院子裡大聲喊：「準備洗澡，到院子裡集合！」許多人都趕忙把毛巾、肥皂和換洗衣服帶上去集合，都估計可能農場有什麼浴室，過去沒有去過，今後又會恢復和在功德林一樣，每星期洗一次熱水澡了。 當大家都集合站好隊，各隊一清人數，少了一個覃道善。小隊長以為他不去了，便向管理員報告，覃在房內休息，可能不去。管理員便叫大家出發，他走在前面。剛剛出了院子向農場辦公室那條路上走去時，只見覃道善穿一套襯衣褲，拿條毛巾追了出來，他以為是在隔壁什麼地方洗澡，因自己動作慢，便先把棉衣褲都脫掉可以省事一些。管理員回頭一看，連忙說：穿單衣褲不行，得回去穿上棉衣褲，不然會凍出毛病來，因要走十來里路去小湯山溫泉洗澡。大家一聽要走十來里路去溫泉洗澡，怕他回去穿衣耽誤太久，便有幾個人提出，我們帶的換洗衣褲可以給他穿上，就不必再回去穿了。他自己也知道動作慢，回去穿怕久了大夥走了，他不能去，便急急忙忙把晌午晾在院中鐵絲上的一床棉被取下來向身上一披就跟著走了。 從我們住地去小湯山溫泉，如果走公路要繞遠幾里路，而從小路去就近多了。小路是從地里穿行，沒有什麼人走，所以他披上一條棉被也不會有人注意。在快要到小湯山鎮時，管理員才回頭告訴他，快到鎮子了，這樣披著棉被會惹得群眾看新奇，得趕快把別人勻出的衣服穿上，這樣總算沒有出洋相。所以，後來每次去小湯山洗澡，大家都要取笑他幾句：不要再把棉被當作過去的斗篷披在身上，讓別人看笑話，也連累到我們被人當作怪物看待。其實當時小湯山鎮的居民，要知道每次排隊去洗澡的是這樣一批人，可能全鎮的男女老少會傾家出動來瞧這麼多怪物的。 李以劻大叫沒一點空氣 笑話 去小湯山洗溫泉浴，除了覃道善鬧過那次笑話外，還有一位也鬧過一次笑話，後來一直被人譏笑很久，他便是廣東同學李以劻。 在舊社會，聽人講國民黨山東省主席韓復榘鬧過的不少笑話中，有那麼一條，說這位主席去某學校視察，聞到校室內氣味很大，便鄭重其事地吩咐那個學校的校長：「快把窗子打開，放一點衛生進來！」我過去一直認為這是別人編的，不可能連「衛生」兩字都弄不清楚。 在農場勞動中，有次我們乘公共汽車去小湯山溫泉洗澡，要比走路遠一點但快得多。60來人擠上兩輛公共汽車後，因天冷，車窗都是關了的。車門一關，車子剛啟動馬達，開出不到半里，突然聽到有人在喊：「快把窗子打開，放一點空氣進來，我快憋死了，車內沒有一點空氣了！」這句話立即引得全車的人都哈哈大笑：「車內沒有一點空氣，我們還能活得了嗎？」如果不是自己親耳聽見，我編也編不出這樣一個和韓復榘鬧出的笑話能如此異曲同工的笑話！ 壯舉 李以劻雖然曾鬧過「車內沒有一點空氣」的笑話，但不久卻被人視為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了。因為他敢於生吃馬蜂崽子。這在許多北方人看來，真是驚人之舉，而且是不可想像的怪事。當他第一次在葡萄地里發現了一隻馬蜂窩的時候，別人都嚇得躲開，他有本領很快將一群馬蜂（也叫黃蜂）用廢報紙點著。火一燒居然把許多馬蜂的翅膀燒掉落了下來，其餘的都嚇跑了，他便很沉著地把馬蜂窩摘下來，用右手輕輕地搖晃，左手把掉出的馬蜂蛹接住。這時，許多北方同學和附近的農民都圍過來看他表演這種少見的「壯舉」。居然敢去摘馬蜂窩！這可能是人們習慣了把別人不敢惹的惡霸故意去惹一下，叫作「敢捅馬蜂窩」之故。當人們正聚精會神地看著他把馬蜂蛹全部都搖出之後，便像小孩子吃花生米一樣將一隻一隻還在蠕動的小東西拈起來向嘴裡送，許多人都大吃一驚。有的人驚得叫了起來：「他怎麼啦？」 懷疑他可能是精神失常了吧！ 前排左起：黃淑、黃維、林偉儔 後排左起：文強、羅歷戎、李以劻 這真是少見而多怪的關係吧！廣東人吃龍蚤、禾蟲一類東西，是習以為常的事，而沒有見過的人便大驚小怪。那天圍著他看的人，不少人便問他：這些小馬蜂是什麼滋味？他一邊吃一邊連連點頭：「好吃得很！」打從那次以後，便有不少人到處尋找馬蜂窩送給他，看著他美餐一頓。從此，有些人對他便另眼相看，「另眼」 看到什麼程度，估計有點像阿Q進了一趟城，再回到未莊時差不多吧！ 李以劻是廣東電白縣人氏，也有點像覃道善一樣，是一個命大福大的人。此人是少年得志，20多歲便當上了校級軍官，在十九路軍中當到了營長。「福建事變」，十九路軍被中央軍打垮之後，十九路軍的將領大都逃往香港等地，少數投降到國民黨做官去了。而被國民黨俘虜的校級軍官則挑選了一批送到中央軍校高教班去受訓，當時等於是賞穿黃馬褂差不多的美事。李以劻由於命大福大，當了俘虜後反而有機會當了蔣介石的學生，並且能和國民黨一期畢業的杜聿明同期同隊，這是他完全沒有想到的。由於他年輕，能從十九路軍投向中央，這是時來運轉的難得機會。高教班畢業後，他又考上了陸軍大學，從此，便青雲直上了。 監軍 1948年，他已當了中華民國總統府參軍處高級參謀，以後又升任為總統府參軍。淮海戰役中，他被蔣特派為戰地視察官，這差不多等於過去皇帝派出去的「監軍」。主要是去視察戰場紀律和徐州「剿總」指揮情況與部隊戰力、戰果及士氣，等等。 他雖然參與了舉世聞名的淮海戰役，踏遍了杜聿明所指揮的幾個兵團的防地，由於和杜聿明是高教班的同學，所以杜對他的工作多方面支持。但到最後連杜聿明和黃維等都被活捉去了，他卻能安然無恙地回到了南京，這不能不說他是命大福大了。 1949年1月20日，「蔣下李上」（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他也離開了總統府而隨同朱紹良去福州，改任第五軍中將副軍長兼五十師師長。福州解放時，朱紹良早已「腳底板抹油」——溜走了。他便收拾福州綏靖公署一些直屬部隊，加上自己率領的殘部，在走投無路時，向解放軍投誠。由於當時情況很亂，他投誠也沒有什麼經驗，平生是破題兒第一遭。加上一些人反對他投誠，而投誠後的部隊又有一小部分反水。他經過一段時期的優待，便被送到華東解放軍官訓練團去「受訓」了。這個團的名稱看起來似乎是訓練解放軍軍官的，但其中是少了一個軍字。這一字之差，性質就大不相同了。它之被稱為「解放軍官」而不稱為「解放軍軍官」，就是專收容被俘的國民黨軍官，這是第三野與其他一、二、四野戰軍對待被俘國民黨軍官不同的地方。三野對被俘的國民黨軍官不但生活待遇好，每月和解放軍士兵一樣有五元零花錢，而且按時按季發給和解放軍一個樣的衣服、鞋襪、被褥及日用品等，只是帽上沒有紅五星。所以連名稱也只有一字之差。據說當時四野最差，許多被俘的高級軍政人員都長期受手銬腳鐐之苦，四野司令員林彪雖是黃埔四期畢業的，但他從來沒有接見過被俘的黃埔同學。如果說他是「做賊心虛」未免說得太早，他有野心當主席那是以後的發展，在爭奪天下時，他之所以從不接見被俘的黃埔同學，據說他是為了表示與過去早已一刀兩斷，不拉舊關係，也不搞什麼統戰工作，其實是臭架子擺得太大的緣故。 二野的陳賡大將不但肯接見被俘的黃埔軍校畢業的軍官，還邀請他同期同學的在押戰俘到監獄外邊去吃飯，也沒有人扣他什麼「敵我不分」的大帽子。連周總理也和特赦的黃埔畢業學生講師生關係嘛！ 李以劻在解放軍官訓練團（以後從蘇州遷到濟南，改為解放軍官管訓處，也比叫「監獄」好聽得多）一直是受到優待的。我曾問過他，為什麼你這個投誠人員沒有按政策作為投誠人員處理而和戰俘在一起改造呢？ 受誣 他在回答我這一問題時，總是有點感到憤慨，主要是說福州綏靖公署一個警衛團長不贊成他去投誠，等到他投誠以後，那個團長又說他投誠是假，乘機想反抗是真，加上有幾家報刊刊出他投誠的消息，又有的報刊說他是被俘的。特別使他不愉快的，是有一份畫報上刊出被俘的國民黨將領中也刊了他的照片。等到野戰軍改組為軍區，許多檔案不易查出來，所以他一直拖到特赦之後好久，才被查明是投誠的，才把他的特赦令收回，給他換了一張投誠將領的證明書。 由於長期使他不愉快，所以他神經上受到不少刺激。在戰犯管理所中，真正犯過神經分裂症的只有他一個人。別的戰犯也有的胡言亂語過，那是裝瘋賣傻，因為說話不當心犯了錯誤，怕人批鬥，更怕被人檢舉，無限上綱上線，扣大帽子，不如先發制人，故意裝成精神失常。因為神經不正常的人，說的錯話或干過什麼壞事，是可以不受法律處分或減輕處分的。遇到這種情況，往往是管理所的負責人在聽完匯報，只幾句話就能使這種假裝神經病而企圖逃避責任的人，一下子就神經正常了。 裝瘋 幾句什麼話呢？這倒有記一記的必要。 每當有人發過牢騷，罵過人，而涉及對共產黨不滿或懷念過去的時候，一經別人指出這是原則性問題，就會有人出現精神失常。這也可能是按照中醫的說法叫「痰迷心竅」導致精神失常或是叫「急火攻心」。總之，是一種因受刺激或恐懼而發生的現象，用戰犯們扣帽子的說法，則叫作「有嚴重思想問題，企圖裝病過關」。 遇到了這種情況而出現有戰犯精神失常時，管理所的負責人總是這樣說：「某某有思想問題說出的那些話，即使是真的，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沒有一點那種思想，那才是怪事！」想裝病的人一聽，心裡馬上得到一種安慰，首先是不肯定是真的，因為有些人愛加油添醋，把一句不太關緊要的話說得很嚴重，這往往給說錯了話的人增添了包袱，尤其是認為有這種壞思想並不怪，是舊社會來的嘛，過去反共反了那麼多年，所以說沒有才怪，那就是等於說，沒有說出的人思想上不會一點都沒有，只是自己不說而專門抓別人的辮子。所以聽了之後，有些人便不想再假裝精神失常而慢慢好了，作一次或幾次思想檢查就可以過關。 李以劻犯神經分裂症，與一般人說錯話不同，他是憋了一肚子氣。因有些人諷刺他，說他是冒充投誠人員想當官而不想接受思想改造等許多難聽的話。他越想越氣，後來發展到有點語無倫次，有時甚至白天見鬼，一會說床鋪下面有什麼人在叫他，一會又是門背後有人向他招手。管理所的領導和他談過幾次話，也不能和那些假裝神經病的人一樣，很快恢復正常。 傳染 經過一番了解和研究之後，管理所決定送他去北京市的復興醫院住院治療。這是一所中型醫院，設備相當好，原來叫公安醫院，因為衛生部決定把所有部、委的醫院都對外開放，附近居民都可以去就醫，這樣才以地為名改為復興醫院，因院部在復興門外。 這所醫院三樓有一部分是專門為犯人住院治病的房間，它與一般病房是分開的。有一個小門單獨出入，門上掛了一塊「傳染病隔離病房」的黑底白字門帘，所以別的病人不會走進去。即使好奇走進去，門帘一掀，正對面就有一位便衣警衛馬上制止進入。我那次因割痔瘡，和李以劻、二十五軍軍長陳士章一同去住過那些病房，我一看到那塊門帘布，立刻感到我們這些有思想病的人，比那些皮膚病人、霍亂病人更能使人害怕。這種隔離是完全必要的，但說我們這種病是屬於傳染病一類的，我就感到有點刺激了。我們自己時時刻刻都在想醫治自己思想上的毛病，直率點說，就是反共反人民的思想，希望早日清除，哪還會想去傳染給別人呢！我住過一星期醫院後，曾把我這一思想向管理人員說出過，以後不知道是否把「傳染病」三個字省掉，因我此後再沒有去住過這家醫院了。 晚晴 李以劻經過一個多月的住院治療，神經分裂症居然好了，管理所為了鞏固他治療的效果，出了一手令人欽佩的高招，讓他當學習組組長，使他的腦子集中到學習方面去，同時也說明這是對他的一種信任的表示。這一招真靈，李以劻除了在戰犯所當學習組長外，特赦後，在京特赦戰犯去紅星公社勞動鍛煉一年，他還是當學習組長。 過了幾年後，他才告訴我，他犯病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是受刺激，明明是投誠的，政府不承認，犯人更是冷言冷語刺激他，思想上想不通而牴觸；另一方面是思家成病，他和他夫人邱文升感情很好，他到福州去不久，便把夫人和小孩送去香港，如果作為投誠人員早就可以和家人團聚，至少可以通信。當成戰犯後，就與家人音信隔絕，所以愈想愈苦悶，兩個原因一加起來，病就來了。 不過現在李以劻將軍不但平反作為投誠將領，而且已當上全國政協委員了。更使他感到高興的是家人團聚，他的夫人一直在守著他，而且兩個孩子都很不錯，目前他和夫人正在歡度幸福的晚年，再也不會犯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