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憶錄 · 問題交不清，黃逸公閉嘴 搞垮共產黨，張國燾吹牛

「話少心事多」，這是一些審訊人員對軍統大特務黃逸公加上的一句不完全正確的評語。黃逸公青年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被送往蘇聯學習，他是去蘇留學較早的一批共產黨員。當時，莫斯科中山大學還沒有設立，他在東方大學學習了三年回國，在上海擔任過共產黨上海互濟會的負責工作。不久，被英租界巡捕房抓去判刑三年。刑滿釋放後，因與黨組織失去聯絡，便在馬路上溜達想找熟人恢復關係；正遇上叛徒王克全，將其秘密從租界逮捕解送南京。王克全原為共產黨江蘇省省委，並代理過江蘇省委組織部長，被軍統逮捕後叛變。戴笠特意把他派到上海工作，擔任軍統（開始為復興社特務處）上海特區行動副組長，專門在上海綁架和逮捕他所認識的共產黨員。先後經他手抓到的達上百人之多。 黃逸公與張國燾辦訓練班 黃逸公被送到南京後，不久即叛變投向國民黨，戴笠派他為武漢禁菸督察處科員。這是一個名義上禁菸，實際上販賣鴉片煙，以所得的巨大收入作為三省「剿共」經費的特務控制的機關。 共產黨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張國燾隻身在祭黃陵時逃出陝北後，蔣老先生便把他派到軍統局工作。戴笠認為黃逸公一向表現不錯，就派他去任張國燾的秘書。張為了想大量派遣軍統人員去陝甘寧邊區工作和打入共產黨內部，建議戴笠在重慶磁器口洗布塘辦了一個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由戴兼主任，張國燾兼副主任，負實際訓練責任（張在軍統局的本職是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少將主任，對外的公職則是軍事委員會中將委員）。黃逸公則被派任訓練班教務組長。這個訓練班共辦過兩期，訓練半年，每期由軍統其他特務訓練班挑選優等生一百五六十人，進行特種政治訓練，主要是由張國燾主講如何打入共產黨及陝甘寧邊區，以及共產黨內部和紅軍的情況等。 第一期訓練完畢後，張又建議，在榆林、漢中、耀縣等對陝甘寧邊區成立許多機構，一面搜集情報，一面通過這些據點派遣受過特種訓練的學生分批打入邊區。從1940年開始，直到抗日戰爭結束，這些學生能打入邊區和共產黨內的，聽說只有百分之幾。黃逸公為了執行張國燾的「搞垮共產黨」的政策，一度去榆林當過軍統局的站長。結果，搞了好幾年，共產黨不但沒有被張國燾搞垮，連在延安建立的延安組也屢建屢敗，一部電台都派不進去，只好在洛川縣設立一個延安組，架上一部名為延安，實際在洛川的無線電台。張國燾由於紙上談兵，在軍統越來越不吃香，黃逸公也常遭到戴笠的責罵。 受毛人鳳賞識，與葉翔之合作 抗戰勝利，戴笠死後，軍統局改為國防部保密局，毛人鳳認為黃逸公不但在共產黨內是老資格，而且跟張國燾合作多年，對反共有一套，所以，把他派在保密局第二處任副處長，主管對共產黨的宣傳和心理作戰以及收買拉攏共產黨的策反業務。黃對這兩科的工作既熟悉，又十分賣力，不但二處處長葉翔之不討厭他，毛人鳳也器重他。葉翔之這個人在軍統局的資歷不深，是抗日期間由他老婆的哥哥李崇詩推薦給戴笠的。 戴對浙江人一向有好感，加上李崇詩的關係，所以給他當了軍統局黨政情報處的一個副科長。他比我大一歲，初進軍統局時，我已當了處長，但他官運亨通，很快由副科長升科長，不久就升為副處長。保密局成立，葉已當上了處長。黃逸公的資格比葉老得多，但對葉一直表示服從，所以才相安無事。等到1949年1月間，蔣介石宣告「退休」，李宗仁代理總統，蔣老先生乃指示毛人鳳，保密局全部工作不能讓李宗仁過問，仍由他直接領導；但為了應付代總統，由保密局副局長徐志道另成立個保密局，徐志道任局長，調一向與桂系有交往的林超為副局長，把黃逸公調去任業務處長，由徐志道推薦他的親信鈕殿臣為總務處長，全局只設這樣兩個處，共三四十人，沒有外勤組織。 兩個保密局終於生摩擦 當時，一般人對這兩個保密局，一個叫毛記，一個叫徐記。開始一兩個月，彼此相安無事，徐志道向國防部領到的全部經費也如數交給毛人鳳，再由毛人鳳發給徐主持的那個有名無實的保密局人員的薪餉，只不過多發一點特別費給徐志道，讓他安心當傀儡罷了。 人的欲望總是無窮的，過了不久，徐志道便藉口沒有外勤組織，代總統交他辦的事無法辦，想從毛人鳳手下再分一些外勤單位給他，領到的經費也扣下一部分不交出來，毛徐之間便產生了摩擦。毛人鳳卻錯怪在黃逸公身上，認為黃逸公沒有遵照他的命令，不想當空頭業務處長，所以製造糾紛。等到國防部從廣州逃到重慶後，黃逸公眼看大勢已去，重慶再不能起到抗日戰爭時長期安全的作用，便向毛人鳳懇求讓他去台灣。毛人鳳堅決不答應。所以當重慶、成都相繼解放後，黃只好帶著老婆孩子隨同一大批無法飛台的中下級軍政官員向西康逃去。還沒有到達西昌，便在川康交界的地方遇到一大群土匪，這是專門攔劫逃難的官員和老百姓的。他們搶劫的手段非常徹底，對所有的男女老少，連抱在懷裡的嬰兒都要將全部衣、褲、鞋、帽統統剝光，一絲不掛，才肯罷手。 土匪洗劫，手段極為殘酷 這些被洗劫一空的人，四散分逃時，男人光著身子跑還不在乎，女人能拾到一隻破草鞋遮擋一下下身，就算是走運了。有些十幾歲的女孩，嚇得赤裸身體隨著大人們跑了兩三天，才遇到一些婦女的施捨，能得到一塊破布或麻袋，都感激涕零。就在那一次被洗劫中，黃逸公也和其他許多國民黨的軍政人員一樣，弄得妻離子散，人財兩空。因為那些慣匪對洗劫逃難的人有一套辦法。他們往往集結幾十或上百的人，埋伏在四面環山的地方，當難民們進入他的圈套內，便一齊吶喊，四面鳴槍。等這些喪家之犬驚駭得不知所措時，才先從山上走下一批人來，把男人和女人小孩分開，先從男的下手，稍有反抗，便用殺雞儆猴的辦法，殺掉一兩個，再一個一個地叫把手上提的、肩上背的東西放下，將衣褲等全部剝下。一絲不留地剝完一個，趕走一個，附近幾十里都荒無人煙，不走的便用竹板抽打。由於土匪怕這些人留下後等他們全部下來搬運東西時和他們拚命，所以剝完一個趕走一個。等男人全部剝完才對付女人和小孩。 他們怕女的看到剝男人衣褲時，趁機把貴重細軟物品塞入陰道或頭髮內，所以在剝女人衣褲時，連陰道內都要伸指頭進去探索，並盡情輕薄一番之後，才一個個趕走。小孩在剝光後，准其母親抱走。據說這種搶劫辦法最徹底，當然也最殘酷。 赤身跑到四川被收容管訓 黃逸公是最先被剝的幾個中的一個，他朝四川方向跑了兩天多，才遇上解放軍先頭部隊。在盤查時，他自報身份，立刻受到了優待，發給了衣服鞋帽等，不久，就被送到重慶西南軍管會的嘉陵大隊。 這是一個專門收容國民黨的黨、政、軍、特官員的，地點就在軍統局的繅絲廠辦事處。原來軍統重慶特訓班的一批房屋內，先後收容了1000名左右。初期管理很鬆，有家在重慶的，還可以請假回去住一兩天；沒有家的，也可以請假去城內看朋友買東西。後來，因跑掉了幾個高級軍官，才一步一步地嚴格起來。等到抗美援朝戰爭發生、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便更加嚴格了。除對一些下級軍官，經過審訊查明證實其身份交地方政府去監督管理勞動外，職位高的，分別送到一些監獄，黃逸公便被送到白公館原軍統局重慶看守所，和我與徐遠舉、周養浩等一起交代過去的問題。 交代問題的兩種態度 最初，我們一聽到要我們交代過去所幹的事，都認為這一輩子也交不清、交不完，以我和徐遠舉、周養浩來說，都記不清楚這十多年中，究竟抓過、殺過多少共產黨員和民主進步人士，慢慢地才知道，只要不故意隱瞞，記得多少便交代多少。我和徐遠舉的態度和想法都是一樣，認為要是根據我們過去的行為來辦我們，殺一個也是死罪，殺一百一千也是只能死一次，不如痛痛快快地記得多少全部交出。 一些審訊我們兩人的法官，都稱讚我們是「竹筒倒豆子」，全部倒出來。當然，我們記不起的事也不少，如徐遠舉在重慶解放前夕，把關在白公館和渣滓洞內所有共產黨員、民主人士、愛國青年，甚至連因違反紀律關在裡面的軍統特務，都一個不留地殺掉了。我在昆明一次抓過400多人，秘密殺掉幾個我認為是企圖打進雲南省站的參訓班的學生。這麼多人，我們能記得姓名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十，數目也不準確，但只要肯承認，別人提出來自己回憶，認為對的便承認，不對的也可以不承認，反正審訊時不用刑、不打罵，頂多批評一句「不老實」，所以我和徐遠舉都沒有遇到什麼麻煩。 周養浩 周養浩是學法律的，他交代問題便字斟句酌，能推卸責任的儘量推。如他最後在重慶擔任保防處長時，把該處逮捕囚禁在新世界飯店的幾十名共產黨員和嫌疑犯都殺了。在擔任軍統局息烽監獄主任時，殺過共產黨四川省委羅世文、軍委車耀先，以及打進軍統的共產黨員張蔚林等上百人。他總是「我奉命怎樣怎樣……」好像自己沒有什麼責任，都是奉命而行。這樣一來倒反給自己添了不少麻煩。 雖無血債，但問題嚴重 黃逸公的問題和我們不同，他沒有什麼「血債」，但他問題的嚴重性不比我們小，主要是他和共產黨的大叛徒張國燾在一起工作多年，對共產黨搞「打進去，拉出來」那一套，雖然蔣老先生和戴笠對張國燾的工作大大不滿，戴笠到最後甚至當面斥責張：「專說大話，成績毫無！」張自吹可以拉垮共產黨，他過去曾經自立中央與毛澤東對抗過，又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三國際中的代表，不論資歷、聲望，自信有辦法把共產黨拉垮，或把共產黨內部弄得四分五裂等等。 結果，幾年時間中，除了從紅軍中拉出曾任過紅軍團長的朱春榮等少數中下級幹部外，重要的幹部一個也沒有拉出來。但究竟「打進去」了多少呢？這是共產黨急欲了解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張國燾跑了，黃逸公與他工作多年，便只好找他來交代。黃除了把自己知道的都交出了之外，對張搞的陰謀知道得並不多，所以交不出來。審訊人員問到時，他總是不回答，因為答不出來又不能亂說，說出的話馬上就會去查對，編造的東西立即會拆穿。與其說假話，還不如不說話。他不但是老共產黨員，還去蘇聯學習過，懂得的比我們多，所以他便採取「寧可不說，不能亂說」的對付辦法。雖然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許多審訊員認為他「話少心事多」，怕說或不敢多說，但時間久了，還是弄清楚了，不是他不老實，實在是有些事他不可能知道。因為軍統特務任務多半只有縱的關係。 軍統一大堆人被俘改造 1949年和1950年，被捕的軍統局將官一級的高幹有不少，相互一對證，便漸漸知道軍統局在工作中有一套辦法保密。就我在戰犯管理所和監獄見到過的熟人便有不少，如軍統局軍事情報處正副處長鮑志鴻、胡屏翰、張柏山，訓練處正副處長鄭錫麟、李修凱，電訊處副處長董益三，經理處長郭旭，總務處長成希超，人事處人事行政科長黃康永及孫文忠等不下幾十人；外勤區站長等就更多了，如文強、章微寒、董士立、徐宗堯、邢森洲、岳燭遠、黃毅夫、饒林、沈覲康、王樂坡、程浚、馬策、毛宗亮、王一心、劉非、李俊才、陳旭東、劉茂欣、陳達、李人士、徐夢秋、袁曉軒、薛仁安、徐晉元、郭宗堯、曾堅、蔡慎初、李漢元、廖宗澤、何際元、東方白等數以百計的軍統骨幹分子，彼此參證一下，便不難把問題弄清楚。 我記得當戰犯管理所剛一成立，黃逸公也被挑選了的時候，他如釋重負一樣，很高興地對我說：「我總以為我這一輩子也講不清楚，想不到還會有此機會。」可從那以後，黃逸公的話就多了。他是安徽桐城人，桐城出文人，而且自成一派；黃逸公是深度近視眼，他寫牆報時，往往寫掉了字，有時在抄寫時，甚至抄漏一行，念起來便不通順，他又不校對一下，便貼了出去。一些愛開玩笑的，便說：「桐城派的文章便是這樣，有時叫人看不懂，黃逸公是得了這一派的真傳。多少年以後，好讓人去琢磨研究，那時才是一字千金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