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憶錄 · 人生百態自我暴露 做廣播操洋相迭出

我剛從重慶戰犯管理所被送到北京戰犯管理所的時候，有一天早上，正和杜聿明等幾個熟人在談重慶的情況時，杜聿明看到有一個人匆匆忙忙從門口走過，他便喊了那人一聲：「九百九，幹什麼這麼忙？」那人理也不理便走過去了。不一會兒，又有一個人來問他要八分郵票。這人剛把郵票拿走，杜聿明又叫他「九百九」。我正感到奇怪，怎麼會有兩個人同一個編號？只見那人一面向外面走，一面衝著杜聿明：「你才是九百九！」說完一笑就跑了。我忍不住問杜聿明：「你的編號不是二〇一嗎？怎麼也叫九百九呢？」他忍不住大笑了一陣之後，才告訴我，這不是什麼人的代號，而是指那些有錢不捨得花、老是去揩別人的油的那些吝嗇鬼的代名稱。 改造所里也有「財主」 他指出剛才來向他要郵票的那個人，被俘時身上帶了不少黃金美鈔，是北京戰犯管理所的第二號「財主」，但他什麼都不肯自己掏錢買，專門向同學和管理員伸手要。本來，戰犯們對外寫信一向用管理所的郵票，後來有人寫牆報建議應當自己買，一呼百應，管理所也同意了自己買。可是有些人就捨不得買，不能向管理所要，就向同學「借」，這種借是從不歸還的。 當時，在改造中的戰犯大都有不少的錢帶在身邊，因為按照「不搜俘虜腰包」的規定，帶在身上的錢是不繳公的。但如屬於公款則應沒收交公。王陵基在新中國成立前，行政院長閻錫山遵照蔣老先生指示，一次撥給了他8萬兩黃金。宋希濂等許多人，都帶有幾千兩黃金。這一類公款都沒收了。而帶在身邊的黃金美鈔便歸自己。不過，拿出來的都得換成人民幣。 杜聿明介紹了這麼多，我還有點弄不清，為什麼把有錢捨不得花的人要叫成「九百九」，杜聿明便把這一綽號的來歷告訴了我。 他說，從前有個土財主，專門重利盤剝別人。有一天，他收賬回家，天快黑了，過河時，河邊只有一條船了。他正想上船，駕船的人便故意說，今天過河不給一千文不給渡。他一聽大怒，說平日只十文錢，今天怎麼要這許多？駕船的說，少一文也不讓上船，他一聽便捲起褲子，把鞋襪脫下提在手中，準備涉水過去。因為他背上扛了幾千文錢，走起來很吃力，走了幾步，就軟了下來，自願加一倍。駕船的理也不理，他一邊走一邊加，船夫還是堅持非一千文不可。後來，快到河心，水淹到胸部了，他已加到九百文，船夫還是一動不動。他氣極了，再走時，水已到頸部，他十文一加加到九百八十，船夫仍不理。最後，他一腳踩進了沒頂的深水中，還用力猛向上一躥，大叫了一聲：「九百九。」臨到要淹死時，他還捨不得多出十文錢。所以，後來一些人把吝嗇鬼就叫作「九百九」。說完他已笑得倒在床上了。 衣領中暗藏美鈔 我便告訴他，我衣領裡面還藏有不少美鈔，可不可拿出來換？他連連說行，又問我為什麼藏這麼多年不拿出來？我說，這些美鈔是在監獄裡發的洋財，怕人追問。他便半開玩笑地故意板著面孔說：「今天我非追究追究不可，你坐牢還敢發洋財！」我也笑著把這些美鈔的來歷告訴他。 那是剛解放時，我和保密局經理處長郭旭、總務處長成希超被當成要犯，移送到昆明看守所大圈之內一個小圈圈裡。有過多次坐牢經驗的成希超，估計要大搜查，並向我們提出應當做好些什麼樣的準備。我過去只有抓人坐牢的經驗，自己卻不懂得坐牢要準備些什麼。我最後在雲南的「九九整肅」事件中，一次便準備抓四五百人，事先我只叫看守所騰出十幾間房間。當天晚上剛抓到100多人時，看守所長便跑來向我報告，說快關滿了，再不騰房子，便無法睡下去了。我聽後大發脾氣，桌子一拍：「我抓他們是來坐牢，坐牢就是讓他們坐在裡面，誰叫你來做好人讓他們都睡得舒舒服服！」看守所長不敢再說，只好鞠躬而退。 到半夜時，又有人來報告我說，已抓了200多人，再抓來就連坐也坐不下了，我才允許再騰出十多間房子，這才把400人擠了進去。對於擠在裡面的人是怎樣睡和坐，我躺在席夢思床上時從來沒有去考慮過。所以，我對坐進牢房後應當做什麼思想準備一點也不注意。經成希超一提醒，我才想起這次叫我們搬進這小圈圈時，許多日用品都沒有帶來，只把被褥提在手中，幸好第二天一早有人給我送來了，否則起床連洗臉漱口的東西都沒有。過去過慣了有人照顧得周周到到生活的人，只有進了監獄才能體會到，一條毛巾、一支牙刷都成了寶貝。 美鈔進洞避免檢查 成希超是什麼都帶在身邊，最後趁看守人員走開時，他又匆匆忙忙從襪子、鞋子內掏出幾疊美鈔，向牆壁的老鼠進出的洞口塞了進去。果不出他所料，我們剛鋪好被子脫衣入睡後，便進來一大批人，把我們從頭到腳全身搜遍，連被子、枕頭都細細檢查了才讓我們入睡。 第二天起床後，成希超就說：「現在不會再檢查了，除非再搬動，才會搜一次。」說完他就去掏藏的美鈔，結果竟摸不到，他急得滿頭大汗。 郭旭便半開玩笑地說：「我會念咒，求神保佑找到，不過找到後要大家都得點好處才行。」 成希超連連點頭說：「只要找到，在場的人都見財有份。」 郭旭便裝模作樣地念了起來：「希超美金兩千一，老鼠拖到洞隔壁，請求菩薩來保佑，找到大家都得益。」 果然，在隔壁的幾個洞內找了出來。我連聲稱讚郭旭：「真神人也！才子也！」 郭旭很謙虛地說：「這不過是借用別人的東西，是狗戴帽子——碰上了。」我便問他借用了什麼人的？他就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 一個葷的笑話 從前有個教書先生，專門愛代人寫咒求神治病和找東西，他說韓愈一篇文章可以把鱷魚都趕走，他的文章也一樣有神相助。 有一天，他的兒媳去舂米，用力太猛，不慎把陰戶撞得腫起來。他一向和這兒媳有曖昧關係，兒媳便如實地告訴他，請他寫咒求神。他想了半天，提著筆寫不下去，因為打傷的地方太那個點，怎麼能形之於文字；後來，他聽到隔壁房內有人講話，靈機一動，居然一揮而就。他舉著咒文在神前高聲朗誦：「媳婦舂米用力，打壞屁股隔壁，請求菩薩保佑，好了大家有益！」 在一陣笑聲之後，成希超也只好慷慨地把美鈔分了一些給在場的人。 杜聿明聽完，也笑得前仰後合，連聲稱讚，好一個「屁股隔壁」！ 其實，很明顯，這是人生百態的自我暴露，也是人性軟弱一面的自然暴露。 一到休息各搞一套 在重慶戰犯管理所習慣了做廣播操的生活，一到北京，便感到有點奇怪，為什麼每天早上和學習休息時間都是各人搞一套，沒有人喊到操場做操？當時，正是全國大舉推行廣播操的熱烈高潮中，戰犯們一到休息時，便會聽到國防部二廳副廳長沈蘊存，或十七兵團司令劉嘉樹，以及杜聿明等大聲喊人打橋牌。黃維總是挺直腰杆在胡同內一人散步，李仙洲老是打太極拳，王陵基便到床上盤腿打坐…… 有一天，我好奇地問「小海南島」鄭庭笈（鄭介民堂弟、四十九軍軍長，和我過去便相識，他是海南島文昌縣人。還有一個比他年紀大的軍統大特務、兩廣監察使邢森洲，也是海南島人，一般人叫他「老海南島」）：「為什麼不做做廣播操而各搞一套？」他說：「雖有不少人看到報上介紹廣播操有種種好處，希望也每天做做，但找不到教操的人。」我聽了便大笑起來，我掰著指頭數了一下，僅黃埔一期畢業的，就有杜聿明、宋希濂、黃維、李仙洲、范漢傑、曾擴情、劉嘉樹、馬勵武、周振強、郭一予等十多人，而統率過幾萬、十幾萬乃至幾十萬大軍的軍長、兵團司令、總司令等，竟過百餘人之多，怎麼會連教廣播操的人都找不出來？ 鄭庭笈便問我，重慶戰犯管理所做不做廣播操，我說，每天都做三次。他又問誰教，我說是我在教。他有點懷疑，因我既不是黃埔軍校也不是其他什麼軍校畢業的，怎麼能教操。我就把過去在軍統局任總務處長時練就了一套喊口令的本領的經過講了出來。 練就發號施令本領 有一次，戴笠發現有一個總值日官是共產黨的叛徒。那天正值日本飛機轟炸重慶，那位總值日官忙於指揮內勤特務進防空洞和指揮警衛連與勤雜兵搬運公文箱等。他便把我拉到一邊，悄悄地責備我，為什麼把發號施令與調動衛兵的權力都交給這些叛徒？我告訴他，這是局本部的規矩，處級幹部當總值日時，就有這種權力。他在第二天便宣布，各處處長與各室主任不再當總值日，由我兼任總值日。我開始想不通，總務處長已夠忙的了，還天天當總值日，豈不是忙上加忙？戴笠便找我到他家裡去，邊吃飯邊談，軍統局這份家業是他的事業的基礎本錢，如果讓叛徒利用當總值日時的權力，搞一次暴動，便一切都完了。 他與蔣老先生一樣，總認為叛徒能叛共產黨，也能叛他。他再三告誡我，要十分警惕，並強迫我一定要長期兼任總值日，不准換人。所以，我每天都得在吃飯時到飯廳去喊「立正！」「坐下！」「開動！」等口令；逢到開「四一大會」蔣老先生來時，除喊「立正」外，還得向他報告人數；每星期做紀念周，也由我喊口令和整頓隊伍。所以，我雖不是什麼軍校畢業的，幾年中慢慢也就練習熟了。 鄭庭笈也告訴我，這一百多位將軍中，除絕大部分是黃埔畢業的外，還有東北講武堂、雲南講武堂，以及留學日本、美國、德國、法國等國家學軍事的，為什麼找不出個人來教操，主要是這些將軍們官越做越大，對過去連長、排長等喊口令那一套早已拋在一邊了。加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過去管理所一再徵求，沒有一個人願意擔任這項工作。他問我可不可以擔任？我說，讓我考慮一下再說。 奉命教廣播操 沒有想到，鄭庭笈當時就向管理所的領導人去反映，說我能教廣播操，當然立刻得到了同意，並要他馬上把我找去。幾位幹部都說，早就該做廣播操了，就是沒有人願意教；你能教的話，明天就開始。我很謙虛地說教不好，不敢教。他們認為只要慢慢來，一定會做得好。但卻再三叮囑我，對這些人切不可操之過急，更不可要求過嚴，開始只要他們比畫比畫，動作不準確，要慢慢糾正，不要疾言厲色，要把他們的興趣提高起來，一定要耐心，等等。 叮嚀一番之後，第二天，由管理所的領導親自集合全體戰犯到場內，也是平日大家室外活動的最大的那塊空地上，鄭重宣布：政府為了關心大家身體健康，能更好地學習，從當天起，由我輔助大家先學會第一套廣播體操。在出操時，除有病的可以不參加外，希望都要去。玩牌、下棋等文娛活動，可以在晚上進行。 宣布完了以後，由我先做示範動作，我從小學國術，身段柔軟，做踢腿運動時，腳可以踢過頭頂；做彎腰運動時，不但頭可以碰到膝蓋，而且可以把兩手的肘部碰到地上。我做完後，他們一看很有趣，我又編出一套鼓勵他們的話，說我沒有做廣播操以前，飯也吃得少，覺也睡不好，特別討厭的是經常腰酸腿痛等許多老年人常犯的毛病，做操不到一月，飯能每餐吃七八兩，再也不失眠、不腰痛等。我是針對他們的心理胡謅一頓，其實我一向體健如牛，做操與沒有做操基本一樣。因為我沒有做廣播操之前，在監獄的幾年當中，一直堅持早上洗冷水澡和打一套拳。我這個活標本，對他們來說是比較有吸引力的。 笨相畢露笑話百出 從開始教廣播操起，直到今天，我一想起那些將軍們所鬧出的笑話和大半數人的那種笨相，便禁不住笑起來。說來真是使人不能相信，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有些可笑的事連想也想不出來。因為我教操是面對著這一百多位將軍們，要教會他們實在不容易。有時弄得我滿身大汗，說得舌敝唇焦，才能教會一節動作。我有時累得想不再教，但又一想，如果在過去，要集合這麼多將軍在一起來讓我教操，恐怕是絕不可能的事。 我是一個最愛笑的人，看到可笑的事，很不容易克制住自己不笑出聲來，有好幾次，我實在忍不住笑，只好轉過身子，用手帕捂住嘴鼻，假裝咳嗽，才避免了當著他們的面來發笑。 我記得有幾次在集合之後，我要他們取好間隔、距離，免得彼此妨礙，這一點他們都會做，雖然是慢吞吞的，但都懂得。而在做踢腿運動時，竟多次發生這種可笑的事。本來做各種動作，都在原地不能移，腿踢出去，收回之後，仍應站在原地上。有幾位大腹便便的將軍，不但只能踢到一兩尺高，而且一踢出去，便像新兵學正步走一樣，不是把踢出去的腳收回原地，而是把踢出去的腳朝前面邁進一步，等到再踢另一隻腳時，往往踢到前面的人屁股上或腿上。被踢的人一定會回過頭去質問，這樣就得停下來，先去勸架，讓踢人的退回去。有時剛調解完，再繼續做的時候，他還是向前邁一步，被踢過的怕再被踢，立刻回過頭去吵起來。我記不起，總不下十多次，為踢腿而發生爭吵。雖然我總是在開始前先做示範，並一再提醒不能朝前邁去踢前面的人，但有幾位不知是故意還是笨，老是記不住。 有一件更使人發笑而且我還因此受到管理人員批評的事。一次做彎腰運動，我看有些人的動作實在太滑稽了，彎腰動作，起碼得把腰向前彎一點點，有些人卻只把背向前略微彎曲一下，兩隻手伸下去還不到膝蓋，實在不合要求，我便大聲叫：「這是彎腰運動，要把腰部彎下去！」有幾個還是無動於衷，我有點氣了，便喊：「把腰彎一點！再彎一點！」 結果，最後一個人一個趔趄，撞在前面的人身上，前面一個又撞在更前面的人身上，一行人便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接一個倒了下去。我急得滿身大汗，趕忙叫旁邊的人快把倒下去的扶起來，我自己也跑過去看，幸好都是穿著厚厚的棉衣，倒下去有的只是兩手著地把手掌擦傷，最嚴重的是把鼻尖碰出了血。 這一嚴重的「操傷事故」，立刻引來了幾位管理人員，把倒下的一行八九個人都帶到醫務室去檢查。幸好沒有人折斷骨頭，都只是輕傷，我只挨了幾句批評：「早就告訴你，不要對他們要求太嚴，隨便動作一下就行了！你看，今天這麼多人跌傷，要是皮破血流，損筋斷骨，不用說你，我們都擔不起責任！」 從那次教訓以後，我便閉著眼喊上一頓，隨他們怎樣做，都不再去糾正了。直到1958年春天，從德勝門外功德林到公安部郊外的農場去體驗農業勞動時止，我小心又小心地結束了這一教廣播操的任務。因為去農場勞動，體力勞動較多，不像在功德林時坐著學習的時間長，就不用再做廣播操。我也如釋重負。多年以後，許多同學們見到我還誇我在戰犯管理所時「有兩套」。不了解的人便問我：「有兩套什麼本領？」我總是笑著說：「有兩套廣播體操！」 張學良一語結心交 張嚴佛寬解感落淚 「鼻歪人品正」、「話少心事多」這兩句話是指戰犯管理所中的兩個軍統大特務的。 老資格大特務張嚴佛 在軍統系統當中，地位僅次於毛人鳳、而資格卻比毛人鳳老得多的張嚴佛（又名張毅夫）為人一向正直。可惜他在年輕時得過一場怪病，病好之後，鼻子歪在一邊，雖經過中外名醫治療，鼻子一直正不過來。所以，第一次和他見面的人都會對他產生一種不明確的看法：「鼻歪心不正」，此人肯定不可和他打交道。 我和他第一次見面，也曾產生過這種想法。可是在十多年中，我對他越來越尊敬。他在被俘的軍統特務中，地位最高、資格最老，他原來是屬於鄧文儀特務系統的重要骨幹，鄧文儀任南昌行營調查科科長時，他任副科長，戴笠任「復興社」特務處處長。據說，鄧搞特務比戴笠還早，因為他是黃埔一期生，戴是六期生。不過後來他搞不過戴笠。1932年，戴笠當了特務處長之後，那時蔣老先生經常坐鎮南昌，指揮對紅軍的「圍剿」，鄧文儀領導的調查科特務還不如戴笠派在江西的特務搜集到紅軍和江西蘇維埃政府的情報多。1933年間，蔣介石便把鄧文儀的調查科長職務撤掉，命令戴笠兼任該科科長，並接收該科全部特務。張嚴佛和現任台灣「立法」委員的王新衡等100餘人，便全部由戴笠接收過來併入特務處。 調任南京特務處書記長 戴笠為了讓鄧的這些舊部安心替他工作，對他們特別表示信任和重用，曾把張嚴佛調升到南京特務處擔任書記長這一要職。由於特務處的一些老人，特別是曾經和戴笠混了多年的軍統「十人團」的元老們，看不起這個「外來人」，而過去一向忠於鄧文儀、並能替鄧當家做主慣了的張嚴佛，還以為把他過去敢於負責的精神照樣使出來，不但可以討得戴笠的信任也能使特務處的人滿意。 結果出他意料，處處碰壁，常常受到身邊許多人的閒言冷嘲，戴笠表面上是支持他，實際上是別有用心，只不過做給鄧文儀的人看看，他不分彼此，一視同仁，暗地裡他對那些使張難堪過的人從不責備。張起初還看不出來，還一個勁地認真負責執行他那個書記長的職務，後來才發覺越來越棘手，便自動請求調換工作。沒有好久，他就外放了。當然給他的職務不會低，我只記得他曾經擔任過川康區區長和西北區區長等外勤單位中的重要職務。 1943年後，又把他調回軍統局任副主任秘書，當時毛人鳳是代主任秘書，因主任鄭介民兼任了軍令部二廳廳長，戴笠便把他的親戚小同鄉毛人鳳調來代替鄭介民，實際上等於替他在軍統局來負責。 那時戴笠已成為紅極一時的人物，身兼中美合作所主任、財政部緝私署署長、戰時貨物運輸局局長、軍委會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處長等要職。而毛人鳳在軍統中的資歷遠不如張，他過去只是在陝西一個縣政府當秘書，抗戰期間才經他的弟弟毛萬里介紹到戴笠身邊當秘書，對軍統的業務不及張熟悉，所以才又把張調為內勤，以輔助毛人鳳。 與張學良傾心相談 這回張學乖了些，處處以毛的意志行事，也從不去直接找戴笠出主意提建議。戴笠離開重慶時，蔣老先生找毛人鳳去問話，他從不要求同去，有時毛人鳳不在家，蔣要找軍統的負責人，他也從不前往，而是到處去尋毛人鳳。實際上，他過去代替鄧文儀是經常和蔣見面的。因此，他和毛的關係處得很好，漸漸地戴也對他真正信任了。過去調離他的特務處書記長時，是為了好直接去掌握鄧的那批人，免得他在中間作梗。十來年後，鄧系人物已全部被同化了，所以才讓他再回來幫助毛人鳳。 由於張嚴佛鼻子歪，還鬧過一次這樣的誤會。有一次，由軍統負責看守的張學良將軍大發脾氣，戴笠平日遇到這種情況總是自己趕去勸慰一番，那次實在抽不出身，便派張嚴佛代表他去一趟。當負責看守張將軍的特務隊長劉乙光把張嚴佛領著去見張將軍時，他一看到來的是這樣一個身材不高、鼻子歪在一邊的客人，心裡更不愉快，但因是拿著戴的親筆信來的，又不能不敷衍一番。可是一經交談，便立刻發覺對方是一位不平凡的人，不但很識大體，而且說出的話非常誠懇，都能打進張的內心深處，使張感到十分安慰，便一再要求他多住上幾天，才讓他回去。後來，他們便像要好的朋友一樣了。 張嚴佛在軍統局擔任副主任秘書期間，對毛人鳳做到盡力幫助。當時毛對外勤單位的情況完全不了解，張任過兩次區長，所以許多事毛都先找他商量，才向戴笠建議或對外勤以戴的名義發出指示。可是等到戴笠一死，毛當上了副局長，便大權一手抓，局長鄭介民的兼職多，也不願多過問軍統局的事。照理，張嚴佛該得到毛的重用了，結果出張意料，當抗戰勝利，一些軍統大員都紛紛去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搞「五子登科」時（即接收房子、車子、金子、票子及女子），毛人鳳卻任命他為重慶結束辦事處處長，主持軍統局的結束工作。 1946年7月1日後，軍統局改為國防部保密局，編制縮小，原在重慶的一個破爛攤子和一大批裁汰下來的人員都交給張去處理。對張最大的安慰，僅是讓他住進戴笠在曾家岩的豪華公館和給他調撥了一輛漂亮的小轎車。張對此不但無怨言，而且認真負責工作，特別是安置幾千名裁汰的中小特務，費盡心思。雖然這樣，後來還是和毛人鳳發生了摩擦。 因抗戰勝利後，都想著搶先去淪陷區搞接收，由重慶去各地的交通工具最快的是飛機。當時中央、中國兩航空公司的飛機不但數量少得可憐，一共不過20來架，而且搭乘飛機都得經由軍統控制的航空檢查所批准才能買到機票。最後一任航空檢查所長，是由我推薦的。我推薦他的目的也是想控制機票。毛人鳳的老婆向影心便通過此人的關係，大搞走私活動。當時許多大城市的黃金、美鈔等價格相差很大，如果通過飛機運送，舉手之間便可一本萬利。 此人以為有毛和我的後台，對張嚴佛不放在眼裡，張也從不想通過他去搞這些活動。當此人有恃無恐地大搞特搞、弄得聲名狼藉時，張對他當面斥責，他滿不在乎地和他頂起嘴來。張一怒之下，將其扣押，並把他的罪行詳細向毛匯報。毛表面不得不同意，暗地裡卻懷恨在心。按照軍統局的紀律，像這種罪行是足夠處死刑的，可是毛人鳳卻只把他關押幾個月便釋放了。而在1947年冬，毛取代鄭介民當上了保密局局長後，張在重慶的結束辦事處也結束了。按情理就當給張一個相當重要的職位，即使不保舉他當副局長，局長辦公室主任（相當於軍統局的主任秘書）也應該輪到張了；可是，毛卻給他安排一個有名無實的設計委員會主任的閒職，使張很失望。 脫離軍統投奔程潛 張對毛敷衍了一個時期，便脫離軍統而去湖南投奔程潛，在湖南省政府當了一個辦公廳副主任。程和他是小同鄉，對他的能力很賞識，湖南起義，他也跟著算是起義了。不料，毛人鳳派特務焦玉印等將隨同程潛起義的長沙省會警察局局長的軍統特務劉人爵暗殺於瀏正街劉的寓所後，有人對張已有些懷疑，再加上有幾個從香港去長沙搞秘密活動的軍統分子去找張的時候，他念過去舊情，沒有揭發檢舉，最後便被捉將起來。 宣俠父之死引來震動 張原來不是在北京戰犯管理所改造。早在1937年他任西北區區長時，從延安派到西安、擔任八路軍辦事處處長的宣俠父將軍，一到職便成為西北區的重要工作對象。宣是黃埔一期畢業的，認識的黃埔學生不少，加上他和許多反蔣人士如杜斌丞、張壽山及青年學生等往來，而被軍統秘密殺害後，屍體被丟在西安城內東南角城牆邊下馬陵（又叫蝦蟆陵）一口很深的枯井裡。隔了兩天，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人員不見宣回去，便到處打聽，當時十六軍軍長兼西安警備司令董釗是和宣在黃埔一期的同隊同學，西安警察局局長杭毅是黃埔一期的隊長，也幫助尋找，一直沒有消息。後來，辦事處的人員忽然想起宣失蹤的那天晚上，軍委會委員長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曾打過電話，約宣俠父去後宰門他的公館談話，便到行營找蔣鼎文要人，延安方面也向重慶要人。這時，蔣鼎文和特務們都急起來了，怕宣的屍體被找出來無法抵賴，就連夜又把宣的屍體從枯井內拖出來，從軍統局西北區辦公處的玄楓橋仁壽里附近城牆根的防空洞，運往城外深埋。 但是，延安共產黨中央還是一個勁地向重慶要人，最後鬧到實在無法交代時，只好由蔣老先生出面承擔責任，不了了之。當然，戴笠、蔣鼎文、張嚴佛等都分別挨了蔣老先生的一頓臭罵。 張嚴佛以為非死不可 事隔20多年後，宣俠父的夫人已成為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了，她為了要詳細弄清她丈夫被殺害的經過情形，便親自來到北京，叫人到北京戰犯管理所查問幾個軍統大特務，有人便介紹當時張嚴佛是西北區長，只有他清楚。很快，張便從別處移送到北京，成了戰犯管理所的「同學」。 當宣的夫人親自向張嚴佛查詢宣遇害經過時，張嚴佛以為這回非死不可了，可是，他看到宣夫人對這個殺害丈夫的仇人並不怎麼兇狠，便仔仔細細地將全部經過說了出來。宣夫人最後叮囑他要用書面按講述的寫出來，沒有講到的想起了也要寫上去。他想可能是等他寫完了才處決他，回去後把心一橫，便趕快寫好送了上去，等待處決。當然，他睡不好也吃不好，因為螻蟻尚且貪生，為人豈不惜命？ 1963年11月10日，正當他整天心神不寧的時候，在北京的特赦人員連同家屬由周恩來、陳毅等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在晚宴招待會上宣布要這些人連同眷屬在第二年春暖花開時去南方參觀遊覽。我和杜聿明、宋希濂三人，這時剛參觀遊覽回來，就由戰犯管理所的領導人邀請去向尚在戰犯所的同學報告參觀情況。上午，我們三人各講了一些心得體會後，下午，便到他們各個小組與他們去交談。張嚴佛看到我之後，便把我從學習室拉到他們的寢室內，告訴我，宣俠父的夫人前不久找他詢問了宣被殺的經過，他也寫了書面材料，估計不久會被處決，希望我照顧一下他在湖南的家屬。 沈醉寬解，張嚴佛落淚 我急忙安慰他，不會因歷史罪行再來處決他。他開始不相信，我便反問他，前幾批特赦的戰犯中，杜聿明、范漢傑、廖耀湘等在東北和淮海戰役中打死過那麼多解放軍，還不是沒有人和他們算舊賬。 他一聽連連搖頭：「兩軍相對，打死人是可以不追究的。」我又告訴他：康澤在江西領導別動總隊時，他的隊員被打死了兩個，他抓到一批共產黨後，挖出這些人的心肝去祭奠他死去的兩個隊員；這件事你在南昌行營時都知道的。康澤不是一樣得到了特赦！還有我過去殺害的共產黨總比你多得多，我不是也沒有被處決嗎？他又搖了搖頭說：「你們殺的，都沒有宣俠父那麼重要，所以不追究。」我便說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的瞿秋白是被宋希濂殺掉的；紅軍的傑出領導人之一方誌敏是王耀武殺掉的。這兩人的地位總比宣俠父高得多，不一樣也沒有遭處決。這才使他的滿面愁雲慢慢散開了些。 為了進一步鞏固他的寬慰心情，我緊緊地抓住他的兩手，十分誠懇地說：「你一向是我所尊敬的人，我的個性你是知道的，我絕不會在自己尊敬的人面前說不負責的話；何況這是你認為生死攸關的大事！我沒有根據，絕不會用欺騙的言語來寬你的心的……」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他仰面凝視著我，兩行熱淚徐徐地從他歪鼻子中間滾了下來。